15.水碾房之夜
那晚上我有点像着了魔。
白天，几名壮劳力——当然也包括我，把上千斤谷子挑来，晚上我和其中一名就留下来碾那些谷子，碾出米来，煮成稀饭，喂生产队的耕牛。进入冬天，该给牛加料了，以便它们长出膘来，对付来年的春耕春播。这赵家碾只有一盘碾一盘磨，却历尽沧桑而在本地颇为有名，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口、牲口，全靠它碾米磨面。尤其是碾子，得一年到头昼夜不停地转。碾米不算是最苦的差事，一夜碾个四、五槽米，并把它们在风箱里过两遍，将米和糠分开，（至今我不明白，喂牛的稀饭煮好后仍得拌上糠，何以当初又非把米和糠分开不可呢？）用不着不停地干，其中有些间隙，可以看书，可以打盹。只是，得多加小心，别让笨重而隆隆作响的碾砣拉进碾糟去，让自己也成了牛饲料。那晚上磨盘闲着，很敦实憨厚的样子。
我就趴在它上面，就着一盏煤油灯读《边疆晓歌》。读着读着，我来劲了，周身的血液奔涌起来，手痒，想写，却只找到支圆珠笔，想起碾房门外的土墙上贴有一张大红标语，乃奔出碾房，不很费事地就把它揭了下来。土墙上不便于贴纸，这谁都知道，大约贴的人又很马虎，这却便宜我了，揭下它来只撕破了几个小洞。
我拿它回到磨盘前，折成四指宽泡泡的、肉肉的一条，开始在有着斑驳的浅红颜色和糙手的残留着浆糊的背面写字。内容全跟这部小说有关，大约就是人物、情节的评价分析之类，再藉此抒发一些自己的感想，搅和一些无头的思绪。原文却是一句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情绪亢奋，脚抖手抖，一丢下撮箕或风箱摇手就趴在磨盘上，写。所谓奋笔疾书。所谓思如泉涌。只记得磨盘很冷，灼热的手臂按在上面十分舒服。只记得煤油灯的灯焰随我的呼吸软缎般婀娜多姿，前仰后合……写满一层，翻过来，写另一层。又写满了，又翻一层，再翻一层……
不觉东方既白，油尽灯枯。
米碾好了。那泡泡的、肉肉的一长迭纸的各层，也写满了。当然，经过我的杂乱的思想感情的铁蹄的反复蹂躏和碾压，它已经踏实多了，没那么泡了。
走出碾房门来，是两个红眼睛的灰人。因为从头到脚敷了厚厚一层糠粉，连汗毛都变得又白又粗，我们一夜之间老成了“太岁”。
太阳升起来了。公元一九六五年残冬早晨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太阳，照耀着我们……
16.没有厕所
这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没有厕所，没有书读，在我看来，是知青两大痛苦事情，其实才是活路重和吃不饱饭。
知青集体户普遍没有厕所，只好借用社员的。这按本地俚语说，叫做“吃家饭，屙野屎”。这俚语反映出粪便也是有价的，不该屙给别人。
事实也是这样。农村的年终分配，是看你一年来的投工、投肥记录，分粮分钱全靠这个，其中投肥所占比例不小。知青没有自己的厕所攒肥，更没条件如一些社员所做的那样往茅坑里灌水，投肥一块是空白，自然吃亏很大。不过这算不了什么，问题是，男男女女“一大家子人”没个厕所，实在尴尬。
借用社员家的，首先你得保证厕所主人的优先使用权。而所谓保证，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往人家的厕所那儿瞅，以判断里面是否有人。但一遍又一遍地往人家的厕所那儿瞅也不是个事，弄不好还以为你这人心理阴暗，有窥阴癖。只好装作没事人一样，系偶然打那儿经过、并偶然留意一下。然而谁都知道，农村厕所普遍简陋，既不分男女，也没有门，或虽有门却没插销，很多时候，“偶然经过”一次并不能够做出里面有人没人的判断，那么你得反复多次地“偶然”打那儿经过。这就更不正常了，并且，你不仅行为举止异样，你的面部表情也很可能失常——你实际上“有事”况且这事通常被叫做“内急”却硬装作没事，这样的内心分裂和扭曲不可能不反映到面部上来，你可能面红耳赤抓耳挠腮急赤白脸进退失据……
也有判断失误急冲冲往里闯并闹个大红脸的时候，然而，这样的事情只要发一次，就有可能弄得人生理失常并且很长日子抬不起头来。
至于自留地里的菜因缺粪水而长不好，实在说就算不得什么了。知青的那块菜地，原本土质就差，又僵又硬，又地处村子最南头的风口上，没遮没栏，没法保墒，光浇水，土愈铁，除了老白菜帮子，记忆中几乎没种出过像样一点的菜来。
17.日记一则
10月10日 晴
这几天的生活真正是紧张的战斗生活，秋收基本结束了，但“三秋”只完成了一秋，尚有两秋——（秋耕在外）秋种、秋征，季节到了，小春作物要抢种下去，谷子必须抢天气翻晒出来入库，而谷草更要在下雨前挑回来堆好，为耕牛储足饲料，支援工业的5000斤谷草也要保管好，时间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春种和秋收，白天没有了一点休息时间，连写日记的时间也没有了，如果一下雨就不好整了，草，油菜，谷子，都不好整了，7号打完了这季谷子，自留地是晚上打的，今早又完成了公粮任务，草已挑了大半，胡豆如不缺种子明天就可完成。……
此日记不讲文法，几乎一逗到底。这是1966年的10月10日，日记只摘了一小半，后面一大半全是由此生发开来的革命言辞和毛主席语录，诸如“我们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炼就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之类，虽也能反映当年的真实，却只能惹今天的人发笑，故略去。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并没有为生产队操着这么大的心，但这一段有点特殊。当年的生产队干部，由正、副队长加会计、保管构成，我任着生产队副队长兼会计，队长是个老妈妈。此前的9月29日起，队长和保管员到公社去开了几天会，“火”落在我一个人“脚背”上，眼下的操心，不过是惯性作用下尚未退出角色的瞎操心。
另一点是，翻当年的日记，发现那个时候的会实在是多。公社，大队，生产队，大队团支部，知青小组，几乎每天有会，甚至一天开几个会。公社的会少一点，多在农闲的白天开，别的会则放在晚上，煤油灯熏着，不是安排生产，就是学习文件，整顿思想。
18.农闲时节
那时候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活路，即便冬闲时节，也要下田翻土块，或是挑沙改土。
翻土块，也就是将秋后翻耕过来并已被晒干了的土块逐一地翻个身，让太阳晒透另一面，以吸收、储存更多的能量，增加地力，当地人称此为“炕板田”。
翻土块活路单一，场面宏大，全体出工人员在大田里一字儿排开，人手一把板锄，一个一个地勾那些土块翻过身来晒肚皮。这都是些老泥田，土块太大，好些时候翻得人打趔趄。但这毕竟不是重活，只能算是“手上活路”，可以一面说笑一面做。因为是在隆冬，出早工时土块上敷着厚厚一层白头霜，脚僵手僵中，人们便选择由西向东的方向翻土块，这样，太阳一出山就迎面照在身上、手上，人们称这为“烤手”。我的体会是，深冬里刚出山的太阳其实是没有多少热度的，不过有聊胜于无，阳光本身就具一种暖色调，何况在干力气活，身上很快也就暖和起来了。
改土是将沙老埂上的沙挑来，分散倒在大田里进行掺和以改变这里太泥的土质。沙老埂是村子后面一条废弃的地上沟床，有挑不完的沙。改土时全队老幼齐上阵，反正没别的活路做。
我的印象中，翻土块和改土这样的劳作，对提高作物的产量成效并不十分显著。比方说改土，因为是水田，费力拔气加进去的沙，翻耕两年就沉到底上去了，仍旧泥是泥，沙是沙。但那时的人不知道休息，更没有“休闲”的概念，上面则鞭子般抽着你，变着法子叫你不停地做，生怕你闲着，一年做到头还要叫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人们便只知道牛一般地埋下脑壳做、做。有时候别的队忙过一段放两天假，老实巴交的小河边的人也还是在做。
自然也有下不了地的时候，比方说下绵雨。但这也不得闲，你得在晒棚里撕包谷、抹包谷（也就是将包谷棒棒脱粒）。再不然就翻动保管室里的那些谷子，那多是全年的种子和饲料，怕它们因受潮发热而霉烂，由于地势低而潮湿，你得不厌其烦地把它们从楼下盘到楼上，从这边搬到那边。
那时候就是这样，怎么做，也还是个穷，弄不懂一年的汗水都流到哪里去了。
19.一本书
最令人悲愤的，是那些年正值青春年华，却没有书读。
刚插队时，我订过一点杂志，《世界知识》之类，“文革”开始，也停刊了。实在没有读的，就读《农村实用手册》，读《青年修养十二讲》。
有一天，在三大九小刘军那里抓到本长篇小说，是美国作家德莱塞发表于1925年的《美国的悲剧》。而刘军又是从相邻的新和公社一成都知青刘老大那儿借来的——我曾经跟着刘军去见过这位刘老大，见他有一张自制的、小小的、几乎是方形的、可以从上面揭盖的书桌，真是非常地羡慕。那桌盖下藏着十多本书，多是外国小说，都是我想读的，却一本也没借到。
眼下得到这本书，我如获至宝，乃拿回生产队来慢慢消受。
不料，这本书后来竟不见了。多方查找，才知道被裕隆公社一个绰号叫蔡老壳的成都知青偷了去，是藏在吉他里捎走的。
当然得追回来，刘老大逼刘军很紧。河西离裕隆近30里路，我一趟又一趟地跑。起先蔡脑壳不承认，后来承认了，书却已辗转流落到了高草公社“银锄落”手中。
“银锄落”是由插队在高草公社的成都知青自发组成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我们曾一起演过节目，故而相互熟识。他们承认书到了这里，却翻箱倒柜找不着，只好搜罗出几本别的书来，希望刘军和我从中选一本做抵偿。我们担心刘老大不干，但也没办法，便要求选两本。他们自知理亏，让我们选了两本。是两本什么书，已记不得了，好歹搪塞过刘老大。
20.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是一种病毒，通常在打谷子季节，由携此病毒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尿液，经由皮肤传染给人，本地人称“打谷癀”。染病症状为高热，乏力，全身肌肉剧烈疼痛，尤其是腿肚子痛，有的肝脾肿大，黄疸，出血，肾脏损伤。当年，插队高枧公社的一个知青曾因染此病而丧命。
我们小组6个人，先后有5人染上此病。
先是俞秉秀，插队当年谷子没打完，就病倒了。活路又忙，条件又差，又没经验，干着急，直病得头发一绺绺地掉……病愈后才发觉，连袖口内边都生满了虮子。
第二批染病的是刘新民和周光福。俞秉秀没好，刘新民就倒下了。向玲玲在家照顾俞秉秀，吴永康和我用箩篼抬刘新民上医院，周光福精神稍好一点，跟在箩篼后面走。但周光福同时拉着肚子，一路上不断往草堆后面钻……
这是插队以来小组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其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凄凉。
第二年，这病找到了向玲玲……
我染病是大约5年后。高烧，呕吐，一身疼，以为是重感冒，躺在床上几天了。一天晚上我姐夫从黄联来，感觉应送医院。姐夫就是医生。事不宜迟，他和几个男生打着电筒，七手八脚将我往河西街盘，喊开河西卫生院大门。医院一位腿带残疾姓白的女大夫很快诊断为钩端螺旋体病，并立即对症施救，乃捡回来老命一条。
21.治眼疾
这场钩端螺旋体病，人没有死，但却给眼睛留下了损伤，所谓后遗症。到了某一年的春播时节，这叫做后遗症的东西便发作了：右眼剧痛。
患眼疾应力避接触冷水，但栽秧时节却整天泡在水中。终于痛得受不了而进城求治。
接诊的是专区医院一位中年女医生。她说，你这眼在发炎，回去消了炎再来。她这话令人费解，医院不管消炎的事？我说，正因为发炎才来找你的呀。她却已显出来不耐烦，说：给你说了去消完炎来，我们这里不消炎！我问为什么，答说“我们这里没有青霉素！”堂堂专区医院没有青霉素？
我一气之下出了医院，打算让这眼睛瞎掉算了。
在四牌楼碰到同大队的知青张永新。他跺脚说，你跟谁赌气还能跟自己的眼睛赌气？便依他说去了卫校。
卫校一位精瘦的男性医生诊断为结膜炎，随手开了副中药，少而精，才五味，但他这里只捡得齐两味，剩下三味，他让我到街上去捡。我跑遍了西昌的上西街下西街和石码子的草药摊子，也没捡到一样。什么“地胆头”、“一点红”，没人听说过。多年后，我偶然于一份资料上读到这个方子，方知道它不是该医生主观杜撰，而是照搬照抄过来趸我给了我。
经此两番挫折（说被人两次开涮也可以），人反而清醒了：别人不拿你那眼睛当回事，你自己可得拿它当回事。
最后，是我的一位内弟陪我去了远郊的第四十三信箱医院，由一位气质高贵而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张姓女大夫接诊，结论是巩膜炎。
她开了几样药，内服外用，并嘱四天后再来复查。四天后，内弟从他插队的川兴划一只小船，送我过邛海来见张医生。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好了，复查只是一种形式。但医生既然与我有一个事先的约定，我应当来践这个约。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
（待续）
（《西昌文史》总第十七、十八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