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给他这最后的一击，终于令他在最后时刻彻底醒悟。作为共产党员居然未经组织批准，就接受了典型“境外媒体”的《纽约时报》采访，他在最后一刻回到了自己的本心。这一点是官方无论如何都要刻意回避和遮蔽的。体制要他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只是夹杂几千万人哀号怒吼的冲天海啸，已扑面而来。
中国举国上下大规模的自发悼念，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仅有三次。一次是1976年周恩来去世，所谓十里长街送总理，随后北京十月政变，毛的政治继承人“四人帮”倒台；1989年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民众自发悼念，最终引爆震惊中外的六四学生运动。
2月7日凌晨猝然爆发的民众自发悼念，则与前两次都完全不同，不仅规模更大，席卷全国各地各阶层；更重要的分别是，这次民众自发悼念的对象，不是政治领袖，不是名人，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此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李文亮，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去世时还不到34岁。他去世的噩耗刚刚确认，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上马上惊涛拍岸，数千万人彻夜哀号怒吼，堪称一场空前规模的网路国葬。亲历了这场网路国葬的一个体制内朋友后来给我说：那时他的微信朋友圈用“刷屏”已经远远不足以概括了，根本就是“满屏”，所有人谈的都只是李文亮之死，所有的帖子谈的都只是李文亮之死，没有任何别的话题，没有任何人关心别的话题。那简直就是海啸，冲决一切，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谈到这一点，他显然心有余悸，感慨幸亏时间是在凌晨，不是白天；而且幸亏是在假期，学生不在校园，否则说不准谁一马当先，人就不是上互联网，而是直接涌上大街了。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以周恩来、胡耀邦的影响力，其去世引发政治震荡不难理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的去世，何以也具备那么巨大的政治能量呢？这一切，必须置入转向这一时代大背景，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转向不是一次性，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而是一个过程，一连串事件组成的，并且先后不同方向。
这点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本文主人公李文亮的转向。
不是反体制英雄，不等于从来就没有异见
李文亮去世后，引发民众巨大悲情的同时，也引发舆论上的激烈争议。争议主要在体制和民间社会之间展开。这时的李文亮已经不再普通，而具备了英雄的光环。体制和民间社会的争议，主要是争夺英雄。比如中国驻法使馆就在其官网上发了一篇短评，义愤填膺地指责民间社会给李文亮贴上政治标籤，“居心不良，目的是分裂中国民意”，而特别突出李文亮政治上正统的一面，尤其强调“李文亮医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换句话说，李文亮绝非反体制英雄，必须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驻法使馆这种说法在体制内无疑极有代表性。
这种官方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它也对，是因为李文亮本来不是反体制英雄，不是斗士，不是政治异议人士。说它不对，则因为本来不是反体制英雄的李文亮，并不等于从来就没有异见。
第一次转向，待在混沌的灰色地带
李文亮去世后，其人生轨迹尤其网路活动轨迹逐渐曝光，这时人们发现，他在2009年就註册了Twitter帐号，是中国最早的Twitter用户之一，并一直翻墙浏览。他关注的有美国前后两任总统，有CNN、BBC等主流外媒，说明他的信息摄取是开放多元的。后来他又成了新浪微博的用户，2011年7月他在新浪微博发出的第一个帖子，就是徵集签名，呼籲让温州动车事件中敢言的主持人王青雷复职。这时的李文亮，即学生时代的李文亮，是一个有价值观的、有公共关怀的、有一定独立思考的成长中的公民。有论者把这时的李文亮定位于泛自由派，大致不差。这一切，显然直接受益于当时以《南方周末》和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轰轰烈烈的普世价值大启蒙。
结束学生时代之后，李文亮进入了体制，成了主流社会的一员。在他进入体制的同时，刚好体制开始了大转向，时代开始了大转向。从此前的一定程度容忍启蒙，转向大规模的反启蒙。全能政府开足马力反弹，民间社会遭到空前压制，几乎再没有任何空间可言。意识形态上的争夺尤其惨烈。极其严密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加上利益收编，加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力的持续增强，所有这一切，对信念谈不到多么坚定的普通人来说，其裹挟力不言而喻。体制的大转向和时代的大转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个人转向，甚至包括部分启蒙时代极其活跃的自由派公知，也向主流意识形态缴械，沦为新时代的颂圣者。年轻的李文亮这点上也不能免俗，其逐渐与青春时代告别尤其与理想主义告别，逐渐主流化体制化，是不难想像的。
但是，即便如此，李文亮与所谓小粉红、与五毛水军仍有本质分别。他可能胆小怕事，他可能随波逐流，但并未失去爱的本能、独立思考的本能。可以说仁心染尘，但仁心仍在，并未沉沦。他的内心，应该并不平静，而是充满了疑惑、困顿和矛盾。即是说，在思想上、价值取向上，他可能处于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属于广阔的灰色的中间社会的一员。无论是原来的泛自由派立场，还是后来的体制化主流化立场，他都有，但都很动摇，都不坚定，处于一个斑驳的混沌状态。
这就是大转向时代，一个普通人的大转向，一个普通人的实实在在的心路历程。如果没有大的冲击发生，这样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许就会永远锚定于斑驳的混沌状态，很难再有改变。但问题是，冲击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这种冲击必然是一连串事件，并由一连串事件构成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第二次转向，因天下人都被当局忽悠
这在最近两年尤其这一年来愈来愈明显。时代的新的大转向应该为主流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始料未及。当新的大冲击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没有直接冲击到自己的人生时，他们还可以只是旁观，还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一旦冲击到他们自己，并不坚定的他们，不可能经得起新的大冲击，其个人不可能不在前一次大转向之后，新的时代冲击之下再来一次大转向。必须经由这样的视角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李文亮去世当晚，中文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上的彻夜海啸，会有几千万人哀号怒吼。那几千万人绝大多数都是李文亮式的主流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从来不曾明确反体制，不是斗士，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他们只是因为始料不及的一连串事件的巨大冲击，而且直接冲击他们自己的人生，才终于从曾有的疑惑、困顿和矛盾的灰色地带走出，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大转向。
在这空前规模的主流族群的大转向中，最先遭遇冲击的李文亮走在了最前列。一开始他并没有要做英雄的念头，并没有跟体制对抗的念头。一开始他还是审慎的、克制的，甚至是服从的。他只是做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即当他最早发现可能有神祕病毒的血盆大口要吞噬掉他身边的亲友的时候，他出于保护自己亲友的本能，在极小的范围内说了出来，向他们报了警讯。如此而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当这种仅仅属于人的本能的举动跟体制发生冲突，被公安局半夜传唤和一纸训诫之后，他也没有反抗，而是选择了默默忍受。到这一步，还不能说他已经开始了人生的新的转向。
他的新转向，发生在这之后体制给他的致命一击，即疫情被当局封锁，天下人被当局忽悠，甚至作为医生的他居然也被忽悠，而在接诊时防范不足，被自己最先预警的病毒击中。不仅自己，更殃及家人。不仅殃及家人，更殃及天下人。疫情因当局怠政最终失控，荼毒无数生灵，惨烈之极，超出所有人的想像，更超出他的想像。
最后他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体制给他这最后的一击，终于令他在最后时刻彻底醒悟。他不再畏惧，毅然决然告别了原来的疑惑、困顿和矛盾，毅然决然告别了原来的灰色地带，一步跨回到早年的青春时代。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终于复活，青春时代的启蒙底色重新闪闪发亮。他不仅坦然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了他知道的真相，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居然未经组织批准，就接受了属于典型“境外媒体”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为天下人留下了“”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的政治遗嘱，用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为言论自由冲刺。
这时的李文亮，已经不再是普通人，他跟体制曾有的暧昧关系，至此一刀两断。他在最后一刻回到了自己的本心，在最后一刻昇华成了英雄。只是，这一点是官方无论如何都要刻意回避和遮蔽的。但无论如何回避和遮蔽，时代新的大转向的冲天海啸，已经扑面而来。李文亮离世当晚网路上几千万人的哀号怒吼，不过是这冲天海啸的第一波而已。
（台湾《报道者》2020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