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专业人士的评论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家秦耕对记者表示，北京当局先是查禁8本书，又阻止中国独立作家前往香港出席笔会会议，显示出中共和北京政府还是对言论自由、对思想自由的作家不受政府控制感到恐惧。
秦耕说：“我的理解是，这些作家可能是有更多的自由的思想，而这些人坐在一起，会不会作出一个集体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会比一般的言论更加可怕。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谈起压制言论自由，谈起禁书，会不会情绪激动，会不会做出什么行动，因此他们感到更加担心。”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无法出席会议本身也成为这次会议讨论和媒体报道的焦点，笔会会长刘晓波星期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笔会正好碰到了大家最关心的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方面的事情，一是章诒和禁书事件，还有就是国内很多成员无法到香港与会，也是成为笔会大家议论的比较重大的话题。一方面能看到，大陆民间、包括独立笔会会员以及独立笔会组织本身，无论当局怎样打压，捍卫写作自由的决心和行动是不会改变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陆内部这种民间的抗争反抗，这些事情也能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
▲中国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沙叶新参加了这次盛会，他就近日大陆新闻出版总署“封杀”作家著作事件表态，批评当局的行为，他认为，当局作法是给总理温家宝脸上抹黑，“帮倒忙”：“他们说没禁书我也欢迎，因为毕竟知道禁书是不对的。该次的转变除了文化界网民们的积极抗争之外，很可能与温家宝的态度有关。”沙叶新相信，温家宝总理提倡作家要讲真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代表了中共高层健康力量的共识，但这种来自高层的愿望，却被下边的官员所扭曲。他说，大陆“查封”事件遭海内外舆论强烈谴责后，新闻出版总署不得不公开出来响应，虽然所说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当局与民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反映了在当局内部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健康力量。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获奖作家昝爱宗撰文：昝爱宗赴香港受阻亲历记。
文章写道：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我却受到共和国的警察拦阻，未能踏上这片自由的土地。
2月1日，我乘坐上海南开往深圳的L139次列车，终点是深圳罗湖口岸，过了关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由港——香港了。在旅途中，接受香港《明报》记者王争鸣先生的两次电话访问，我告诉他尚不能确定能否顺利出境，如能顺利出境我们就可以在香港丽豪酒店和南国海滨旁的北泉涌度假营碰面了。
2月2日下午4点多，我和另外两名大陆居民走出深圳火车站，在他们的指引下，我跟随着，排队等候深圳边防警察验证通关。前面的人都很顺利，等我接受验证时，一年轻女警察（大致姓李）很迅速地发出一个指令，很快就有一个男警察赶过来，拿走我的中国港澳通行证，把我叫到一个小间里坐着等候。这个时候，与我同行并热情为我引路的夫妇俩还在等着我，我抱歉地对他们说，你们先走吧。不到一分钟，又陆续有警察把我叫到他们警察使用的一个有电视的大房间里继续等候，其间有警察前来取走了我的居民身份证，还有两警察分别在我两边不远不近地坐着，没有人找我谈话。偶尔有警察过来要求我把两包行李放在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问他，（去香港）能否走得成？他说“有可能走不成了吧”。之后继续等，不知道他们是打电话查实，还是等候上面的指令——我也不清楚这个“上面”是谁？大约等候有40多分钟的样子，这个时候有一男一女两警察，印象中有警察的警号是“42447”，通知我“你这次不能去了”，我询问什么原因，他们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在身上”，我继续询问“你们是接受杭州的警察指令吗”，他们说“是的”，我又问“深圳是听中央的，还是听杭州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隶属于杭州，为什么要接受杭州的命令呢？他们还是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所以走不成”。于是，我直接告诉他们，我身上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也没有民事纠纷，只是写写文章而已。但他们还是把我带到当初经过的通道退回大陆去，把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还给我。我告诉他们，我去香港，本来可以看看迪斯尼乐园，逛逛香港的书店，会见友人，可惜都成了空。我又要求他们给予出具书面的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去香港”，他们说“没有书面的说明”。这意味着我打官司起诉他们都不能成立。就这样，我前往香港的自由就被非法剥夺了，他们没有出履行合法的程序和给予合法的“不予出境”的书面说明，更没有告知我如何进一步上诉和依法维权。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海外流亡学者、作家胡平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胡平谈到这个笔会是由作家组成，本身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而且这次的笔会的亚太区会议又和国际笔会有这种隶属的关系，所以中共对独立笔会感到很头疼：共产党本来对任何它控制之外的组织特别忌讳，但它对这个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最体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打压起来就有困难，另外（这个笔会）和国际笔会又是这么一种关系，结果共产党就投鼠忌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个组织存在，但是它对这个（笔会）非常反感，就制造种种障碍。当然它也知道这么一做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笔会对中共这种专制的批评。
胡平说：言论自由对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东西，共产党的专制机器看起来很强大，但只要我们得到言论自由这一点，整个专制机器就瘫痪掉。共产党非常清楚这一点，
共产党现在处于各种压力不得不讲一些民主，但是它总是歪曲民主和法制的本来含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的法制等，实际是偷换概念，讲的另外一套，但言论自由不一样，它太简单，太清楚，没法歪曲，它也不敢公开的否定，但是实际上对这个东西（言论自由）怕的要命，想各种方法去打压。
关于包括章诒和在内的八本书被禁在海内外所引起的轰动和声援，胡平认为：章诒和本人作出了非常坚定的非常强的反应。当然这次出来说话的人有很大的增加，这是很让人鼓舞的事情，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站出来说话，照理说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是人人都知道的，很多人出于习惯，出于多年以来的恐惧不说话。这件事情的好处是让更多的人公开站出来说不，这件事首先给人一个信息，这么多年被禁书的作者都忍气吞声了，没有一点好处，现在站出来说不，那么多人支持你，对方就不得不退步，它毕竟告诉人们只要我们坚持抗争是可以成功的。
▲旅居英国的诗人杨炼会如期来香港参加这次国际笔会年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共权力控制之下，当局对出版、写作审查是一以贯之的。九十年代以来，传统的共产党专制式的审查，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博客出现，那种审查和控制，当局不容易做到了。
在权力和商业的双重夹攻下，作家和编辑的自我审查，是由一种自我放任和金钱诱惑下对现实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完成的，不是作家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作品中如何呈现社会责任感，问题是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不会带来商业上的好处，更有可能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作家放松突破审查的努力。民间草根性的博客和网贴，相对而言表现出突破审查和控制的能量很?。
杨炼说：“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当今个体而独立的作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极为罕见。总体上说，对当局审查的突破，是在不断往前推动着，是自下而上的努力的结果，不仅是网络的网民、博客，出版发行领域的二渠道书商也作出努力，尽管是从商业角度为主，但不可忽视的是政治性的题材，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二渠道书商出於商业性的努力，打政治上的擦边球，直接或间接突破了当局的审查，例如三峡题材、艾滋病题材等。”杨炼的作品自一九九九年来已在中国大陆出版三本，诗和散文没有问题，直接批评社会文化的思想性文论和随笔的出版，就遇到很大困难。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和刘水也曾撰文抗议当局禁止他们参加香港会议
李剑虹在赴港受阻之后，向上海当局申请行政复议，她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说：本人于2006 年11 月下旬和2006 年12 月下旬先后两次向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赴香港旅游签注，其中第二次申请时附有将于2007 年2 月2-5 日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2007 年亚太地区会议”主办方邀请函，但申请均被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驳回不予批准。第一次为口头驳回，第二次在本人坚持要求下，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具了”沪公境No.001150 《不予批准决定书》”的书面答复，同时注销了本人在有效期内的”往来港澳通行证”（证件号码W11588072 ）。但本人未被告知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未被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未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未正在被劳动教养；未被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所以，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不予批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处置严重不公，不但损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且影响到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其后果将严重有损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为此，她提出两项复议请求：一、请求撤销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沪公境No.001150 《不予批准决定书》”，依法补发本人的”往来港澳通行证”；二、请求责令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陆某（全名不详）等人发还本人被非法扣押超过四个月的居民身份证，并向本人公开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对本人正常生活严重妨碍的一切违法侵权行为。
刘水在《愤怒的写作——中国大陆异议作家的个人化书写》一文中说：“非常遗憾！我被中国大陆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办理香港通行证，不能参加“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同时失去与亚太地区作家交流的宝贵机会，现在只能以文会友。请海外诸位会友了解大陆异议作家残酷的生存境遇，和极为艰难的写作状态。我们依然坚守良知和批判立场，不会放弃自由写作。我在遥远的、冰封雪飘的中国西北部预祝此次盛会成功！
▲作家铁流发表文章：笔会归来说民主
一月前，听说囯际笔会要在香港召开为时三天的亚太区域会议，有不少老朋友要参加，我便作为非会员自费申清前去旁听，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当前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与独立自由写作的定义。可没有想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接蹱而来，首先是去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港奥自由行通行证时，那天有十九人办理，其它十八人如期拿到，我却晚了三天。我想这三天是当局在审查我的一切（历史、政治、思想、动机），最后视我这个“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已去”的老人，不是危险分子才把通行证发给了我。其次是在出发前的几天，一位同行的成都朋友李才义先生突然变挂，他不仅不去还劝我也不要去，说第一出不了境，第二回来囯安会找麻烦，第三还说我家里电话已被窃听，可能在边境地方把你抓回来。我是个自来不信邪的人，何况本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囯民党”，行事磊落，为人光明，凭什么抓我？去！
一月三十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直达香港的京九列车，一路上东瞧西瞅是否有人盯哨跟踪，可什么也没有，一路只有旅游者的谈笑风生，和谐平静的安谧环境，无处不透示着国家正从专制走向法治，独裁奔向民主发展的新气象。应该承认这次囯际亚太区域笔会是一次成功的笔会，有近二十个囯家一百二十多名各方代表参加，除囯际笔会主席、秘书长外，还有台湾的名教授、诗人余光中先生和上海艺术剧院前院长、知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等名流也亲临大会。
整个三天会议自始至终在探讨国际自由写作和有关版权等学术问题，显得极其温和与平静，没有反中、反共的言行；当然个别人有一些偏激情绪，倒应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人在过去的岁月里确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有怨、有恨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说此次笔会是反中囯现政权的。
…… ……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要实现民主既需要囯家民主法治的贯彻实施，更需要囯人的勇敢捍卫与维护。就是说，对一切反民主反法律的行为，要敢于反抗和力争，决不要屈于个人的言行。现在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已的权利？此次章诒和女士就做得好，敢用自已生命角邬书林宣战！结果吓得邬副署长不敢承认自己说过的话，据说还四处拿言语想摆平此亊。当前中囯正处在转制时期，一些反对改革、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反动势力，出于利益的需要，正纠集一起向胡温“和谐社会”泼汚水、撒粪便，比如禁书事件、冰点事件等等，妄图拖住历史前进的车轮，让中国人民永远生话在假话的痛苦中。据悉，国际笔会负责人将于今年七月访华，届时与中囯政府有关部门磋啇能否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在中国召开一次全球性的笔会。我希望看到这一盛会，更希望以正式会员的资格参加。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家刘逸明在《议报》发表文章：独立中文笔会成中共眼中钉
独立中文笔会一直秉承国际笔会宪章的宗旨，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文文学，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尤其关注中国大陆写作者的自由写作和出版。独立中文笔会创会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6年，但其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中国官方的任何一个文学组织，首任主席刘宾雁先生曾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现任会长刘晓波先生在进行自由写作方面堪称中国的领军人物。
也许是因为独立中文笔会中诸如刘晓波先生这样有着特殊政治背景的人比较多，……据此前的香港《开放》杂志透露，有关部门已经将独立中文笔会内定为非法组织，从一些会员根据自己的经历所反映的情况看，此说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迄今为止，中共当局还没有任何理由宣布独立中文笔会为非法组织，但对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的打压和骚扰以及各种限制并不亚于对待非法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学组织，现在是，将来也是，很多会员只是以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体现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并无走入政坛和中共分庭抗礼之想法。
然而，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制造出数不胜数的人间惨剧的中共，在意识形态急剧破产的当下，已经表现出了草木皆兵的心态，它们无法挽回已经几乎流失殆尽的民意，只希望广大民众违心地对其表示支持，至少要保持沉默。一句话，只要不公开地揭露和反对它们，私下里随便你怎样骂，它们都无所谓。……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就会有人给自己贴上另类的标签，而且很有可能会招来前所未有的麻烦，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尊严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早就将很多东西置之度外。
胡温登台以来，虽然在有些方面比江泽民时代有所进步，但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并未见丝毫的松动。仍然不断有媒体被封杀、有著作被禁止出版、有异议人士被抓捕。即使是在需要树立良好形象的奥运前期，此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可见，中共当局已经把维护专制制度和控制意识形态放在了首要位置。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大多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看待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自然犯了中共当局的大忌。……笔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势必会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共再进行愚民统治或是为所欲为就将遇到巨大的阻力。这
早在此次国际笔会亚太会议召开前一个多月，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小乔就被上海当局以非正当理由拒绝发放港澳通行证，致使她无法前往香港开会。随后，笔会会员刘水也被以相似的理由拒绝办理相关证件。针对此事，两位会员先后在海外媒体表示了抗议，但结果仍然未能发生转变，紧接着，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会员被剥夺赴港权利，有些会员虽然可以顺利拿到证件，但最终还是因为有关部门的约谈而无法成行。当然，约谈还算是比较人性的手段，海南警方为了阻止会员秦耕先生与会，竟然将他的港澳通行证强行收缴，而笔会理事赵达功先生和会员昝爱宗先生则都在深圳的边检站被中途拦截。最为可悲的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出境的权利早已经被剥夺，就算是其它时候，他也无法踏出国门半步。
此次国际笔会亚太区会议于2007年2月5日结束，笔会年度自由写作奖颁给了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作者丁子霖，而表扬年轻作家追求真理和自由而设的林昭奖则颁给了杭州作家昝爱宗，两位获奖者均因当局的阻挠而未能出席会议领奖仪式。很明显，中共当局的此次行动是全国统一的，所针对的对象就是独立中文笔会。就连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先生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间也被推迟，可见中共当局对此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和恐惧。……
中共当局在喊腻了“三个代表”之后，最近对“和谐社会”的鼓噪更是不遗余力，虽然中共治国的口号一直都是冠冕堂皇，但在现实中所干的很多事情都是与其应有之义背道而驰，此次独立中文笔会作家的遭遇便是对“和谐社会”的最好注脚，即使奥运会的召开日益临近，但中共当局对民众的高压态势并未有根本的转变，独立中文笔会已经成为中共政治环境的试金石。正如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在笔会的纪录片中所言：“我们不会屈从于任何打压，无论这种对于自由写作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出境权也是一般公民应有的权利，即使中共当局将独立中文笔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笔会作家也会继续秉承“自由写作高于一切”的创作理念无畏地进行文学创作。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火撰文：感受笔会 感受香港
此次到会的有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澳洲及台湾等地的多国作家，在这120多名作家中，大陆来的仅有 14、5个人，占整个参会人数的八分之一，但中共还是遗憾地看到，会议不仅如期召开，而且还开得相当成功——作为文人们自己组织这样的国际会议而言。
在大会上，会员们交流十分活跃。会后或会议间隙，也随处可见香港北谭涌那风景如画的山间小路上，水榭花台旁，都留下了作家们笑语声声、开怀畅述的身影。
忽然之间与这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诗人们零距离地接触、欢快地相聚，作为一个来自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写作者来说，实在是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了。其实，笔会里的海内外作家们并不都是清一色的时政评论写手，还有一些致力于不同写作形态且有所成就的作家，如来自广州的十分风趣且富有激情的侦探小说家杨恒均、有来自澳州的、年纪最大擅写游记且取名于一个美国将军名字的作家——巴顿、还有来自南京的、年轻却忧郁的“美女”作家丹羽、还有来自德国的、一头黑发飘逸奔放如贝多芬雄狮般形象的历史学者阿海，还有来自英国的、以一部充满力度和美感的《红尘》令西方作家跌破眼镜的流浪作家马建，还有现在在台湾执教的、一袭五彩拖地长裙于会议间隙颇得少女缘的华裔诗人贝岭，还有一个从美国移居香港有着北岛式样的生活现实却没有北岛式样的生活历史的诗人孟浪，还有早年属于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重要诗人现已移居美国的雪迪……
从笔会的人员构成上不难看出，笔会首先是作家身份的笔会，然后才是谋求写作自由、追求民主理念的作家组织。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阿海（会议组织者之一）就举着话筒当着国际笔会的所有老外高声宣称：“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清晰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并不是一个人权组织，也不是一个维权组织，更不是一个民运组织。我们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唯一一个非政治、非政府的国际作家组织。我们的目标不过是维护作家的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并不谋求与中国政府的对抗，相反，我们致力于谋求与中国政府或官方的作家协会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而促使其加快走向世界文明大潮的进程。”
后来，我与包括阿海在内的部分会员就这段表述所包含的涵义进行了个别质询后，感到他们均理所当然地认可阿海在会上阐述的笔会立场。原来连具有官方色彩的中国作协也曾是国际笔会的一个分支。已故作家巴金曾为首任会长。这也消解了我个人原来对笔会性质的某些误判。在最后一天的晚餐聚会上，副会长余杰的类似发言“我们并不谋求与政府的敌视性对抗……”同样也证实了阿海所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原则上这也体现了中文笔会的宗旨和立场。显然，这比那些谋求脱离于现实的暴力诉求无疑要理性得多！这就好比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在不得不面对一个无赖暴徒的武力胁迫时，仍然可以保持彬彬有礼的微笑一样令人钦佩和尊敬。
接下来在笔会举办的形式轻松的诗歌朗诵会上，我还听到了“大胡子诗人”孟浪痛苦中的欢乐，欢乐中的憧憬。在分组的作品介绍会上，我还听到了盛雪小姐以她富于表情的美丽眼眸和樱桃小嘴上下跳动着向我们讲述她那惊心动魄的《远华案黑幕》成书史；还有生得柔弱无骨一如古典林妹妹般的曾峥小姐声泪俱下地泣血控诉……
独立中文笔会里面原来是聚集了这样一个作家群落：他们是一大批不甘于逃避作家的社会责任之人！他们甘做民族苦痛的触角，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人民的苦难，关注自由的生存。而君不见现实中的许多畅销书的作家，他们得到了钱，却赢不到尊敬。因为，他们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与奴性的根深蒂固间接地纵容着专制统治的延续和巩固，而独立于体制外的作家，为了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前路只有两条可供选择：要么向统治者摇尾乞怜做一个主旋律的歌颂者，要么坦然地面对一切阻遏和厄运，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自由地写作，默默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就像最近遭遇禁书事件的主角章诒和那样 “用生命维护自己的写作和出版自由”。然而，现在独立中文笔会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却无法在自己的故土大陆中国出版，这不啻是中国人的悲剧性现实。
章怡和先生这次在被有关方面“劝谕”而无奈放弃赴港参会后，她托人转来给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的一封信，信中说：“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安’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
寥寥数笔，已写出了我和许多中文写作者的心灵寄托和孤独感受。
这次在被邀请的3、 40多名中国会员中，章诒和、刘晓波、赵达功等20多名会员和受邀作家或因受压或被拒签而未能赴会的严酷事实已经引起国际笔会的关注。国际笔会主席吉利。格鲁沙——这位曾参加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的捷克著名作家表示，由于这次会议所面临到的严重干预，希望能在一年内再举办一次会议，并期望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不受干预地参与。不过，我从几天的互动性发言上，感到国际笔会的负责人对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缺少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这便与大陆作家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或深或浅的隔膜。尽管中国会员在会上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努力陈述中国大陆作家所面临的恶劣现状。
我想，只要大陆的一党专政仍然延续，只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最高当局奉为不可动摇的统治圭臬，那么，独立中文笔会今后的任何公开活动也就不可能不继续受到钳制和打压。
会友相聚的时间太过短促，而离别的愁绪太浓太长。
在大家坐在即将离去的车上，我发现盛雪的眼眶里面充溢着闪闪的泪光，在这种依依难舍的氛围中，我已无力找到合适的词句安慰她内心的感伤……
●独立笔会自由写作奖和林昭奖颁奖仪式在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上进行
丁子霖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四届自由写作奖——独立笔会自由写作奖在国际笔会香港会议上颁发
余杰代第四届自由写作奖得主丁子霖领奖
《寻访六四死难者》一书封面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2007年2月5日电）在昨天晚上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闭幕式上，独立中文笔会正式宣布该笔会2006年暨第四届自由写作奖授予《寻访六四死难者》作者丁子霖教授。由于丁子霖依然在当局严密监控之下，未能来港亲自出席此次大会并领奖，奖牌由独立笔会副主席余杰代领。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为独立笔会颁发奖牌。以下是笔会颁奖词全文及丁子霖的获奖感言全文。
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暨第四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辞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授予丁子霖女士2006年度暨第四届自由写作奖，以表彰她坚守自由写作精神及其著作《寻访六四死难者》。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在恐怖政治的高压下，坚持挖掘真相和见证屠杀。
这是一本正义之书，控诉暴行，抗议独裁，呼唤良知。
这是一本朴素之书，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坚韧赢得尊敬。从痛失爱子的非人间，丁子霖女士抬起头，在专制铁钳下，以遇难者家属的身份第一次说出了真相，也发出了第一声抗议的呐喊。从此，她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百折不挠地追寻六四死难者，让那些冤魂的家属们从绝望的阴影走到阳光下，以母爱为纽带，互相扶持，互相安慰，互相激励，直到17年后的今天，形成了有100多个六四难属参与的“天安门母亲”群体。
以一个柔弱女性为源头，那种水滴石穿的执著，最终成为横在独裁政权面前的无法切断且无法逾越的道义河流，中国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这一名字，只有缅甸的若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个迎着子弹上膛的排枪走过去的柔弱女性昂山素季能够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丁子霖还从爱子倒下去的那一刻，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罪恶历史的记录者之重负。从1994年的《六四受难者名册》、1999年的《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到这本《寻访六四死难者》，是迄今为止出自难属群体的最详尽的记述，不仅记述了亲人之死的悲壮和冤屈、大屠杀的残暴和血腥、寻找亲人的艰难和屈辱……的细节，而且记述了难属们是如何度过了这十七年磨难：在突失亲人的打击下和官方高压下的生不如死；面对独裁政府决不认错的无情无耻，决不次于大屠杀的残忍；面对社会日渐冷漠的麻木，也决不次于鲁迅笔下的阿Q时代；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母亲们渐渐地走出恐惧乃至绝望的阴影，民间的同情和难属之间的温暖，国际支持给予的激励，又是如何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
人类经历过多次大灾难，仅就二十世纪而言，就有二战中的种族灭绝和共产极权下的阶级灭绝。对前者的历史见证，有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清理，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埃利o威赛尔，他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其母亲和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致力于见证“奥斯维辛”式的种族大屠杀，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获得了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对后者的历史见证，有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共产极权的揭露，代表人物是索尔忍尼琴，他的《古拉格群岛》见证了共产极权铁幕后的阶级灭绝罪行，他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这两个名词，已经成为纳粹极权下的种族迫害和共产极权下的阶级迫害的代名词。
见证历史的记录，不仅需要对大事件的宏观复述和解析，更需要细节化具体化个体化的微观挖掘和生动言说。因为，宏观历史叙述，往往会忽略掉普通人的命运和细节化的个体灾难。如果对大灾难的记述仅仅局限于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死亡数字，即便再宏观也是抽象的，无法为悲剧时代和后代留下鲜活记忆。所以，见证历史需要尽可能多的细节积累和个体追寻，将历史罪恶细节化为一个个暴行，把一个个消失于暴政下的鲜活个体凸现在世界面前，才是对生命的敬重，才能激起后人对灾难的认真反省。威赛尔和索尔忍尼琴的见证，之所以引起世界性关注，就在于两人见证的细节化和个体化。美国的9o11周年祭，之所以要花费很长时间一个个地宣读死者的名字，就在于从关注具体个体的角度来表达对生命的敬重和对灾难的记忆。
在共产极权的暴政下，当代中国人所遭遇的灾难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双。在毛泽东实施阶级灭绝的时代，有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反右、三年大饥荒、四清、文革；寡头独裁时代，有邓小平制造的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有江泽民制造的“法轮功大冤案”；如果把这些人权灾难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累积起来，大约已超过上亿。
然而，中共政权非但不认罪不忏悔，反而在严厉压制民间的历史见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罪恶；我们有太多的苦难，却很少对苦难的见证；我们有太多的罪恶，却很少对罪恶的记录；饿死也算了，杀死也算了，拖死也算了，没有人算过细账，没有人讨过公道。中国人总是习惯等待“平反”，等待共产党自己“有错必纠”，以此来证明杀人者的“伟大、光荣、正确”。以至于，由一连串人权灾难构成的历史，竟然是大段的空白。历史是空白。记忆是空白。生命是空白。而填充这空白的，是伪造，是谎言，是恐惧。
只有六四大屠杀后的难属群体，这些平凡的母亲，经过十多年的思念和抗争，将她们的悲愤、哭泣和呐喊变成冷静的见证。她们既具有面对恐怖的勇气、与独裁政府周旋的智慧，更具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与威吓、监控、跟踪、拘留、查扣人道捐款……相抗争。她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从不放过每一点线索，从不畏惧寻访的艰辛，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让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由不断增加的个体记忆汇集成的群体见证，见证八九运动，见证六四大屠杀，见证这个社会的灵魂，见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来说，比泪水、比愤怒、比呐喊，更加有力。正是这群平凡的母亲，戳穿了中共政权编造的谎言，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个死于六四大屠杀的个体，了解到难属群体十七年里所遭遇的迫害和磨难。六四难属的见证之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民间维权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分散的个体记忆走向群体性抗争，由既得利益的诉求走向持之以恒的权利争取，才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丁子霖女士所提供的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与证词，与亿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相比，可谓沧海一粟。但这是唯一的与劫难同步的见证，这份“孤证”，无论与威赛尔、索尔忍尼琴相比，还是与国内民间对历次灾难的分散见证相比，无疑都是更悲壮、也更伟大的事业。
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或许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会说，是丁子霖，以及天安门母亲，使他们记住了独立中文笔会，记住了2006年的自由写作奖。
2006年12月26日丁子霖教授的获奖感言当我获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授予我2006年度自由写作奖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本来应该高兴的事情，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不能不想起在十七年前那场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们，不能不想起十七年来他（她）们的亲属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下所遭受的种种非人道的对待。这些，我都写到了这本获奖的书里了。提起这本书，我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只是压抑，只是犹如坠入深渊似的恐怖与死寂。
我写这本书，从最初的版本，到今天这个版本，前后持续了1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写作并不自由，而是几乎从写第一个字起，我就时刻准备着有人来找我“算账”。所以，我所理解的自由写作，不过是出离恐惧后的一种自我解脱而已。
记得在十三年前，亦即199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被北京市国安局强行“传唤”的时候，他们开列的“罪状”中，第一条就是有关写作的。他们气势汹汹地指控我说：“你从6月份以来，在境外发表了不少文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要找你算账。我们执行任务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接下去就是威胁、警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不是到这里来了（指派出所）……。”他们所说的“发表了不少文章”，即是指从这一年的6月1日起，我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连载了十篇《“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几乎与此同时，国安部门加紧了对我的跟踪和监控，企图截断我与其他难属的联系。他们甚至跑到一些难属家里进行威胁、恐吓，要难属们拒绝接待我。他们用挑拨的口气说：“来找你们的那个丁子霖是’坏人’，她找你们是想利用你们，你们不要上她的当。”他们要挟难属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亲人遇难的情况，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然而，难属们并不相信我丁子霖是“坏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同难人，对我有一种起码的信任。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自从亲人倒下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他们愿意同我来往，盼着我去看望他们，一次，再一次；他们像面对自己的亲人那样向我诉说他们的不幸和苦难，一遍，再一遍。在那些日子里，我不管是醒里还是梦里，满脑子都是他们悲苦的面孔、哀戚的哭嚎。我最初的写作冲动，就是从他们那不可遏制的诉说中萌生的。
那个时候，有不少港台和外国记者冒着风险悄悄来到我的家里，希望我能向他（她）们介绍当时我们已寻找到的死难者的个案及死难亲属的状况，我就把寻访过程中记在心里的一桩桩触目惊心、令人心碎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我一边讲，一边不停地落泪；他们一边作笔记，一边不停地抹泪。后来我想，应该把“六四”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让更多的人知道，应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我把这看作是亡灵们的一种嘱咐，看作是一个丧子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1994年8月，我写完了《寻访实录》最初的25篇。在这个“实录”的序言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擦乾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一个人可以有各种选择，但我作为一个“六四”死难者母亲，没有更多的选择。我不想用仇恨去面对罪恶，不想去找杀害我儿子的人复仇，但我必须去做一件事，那就是记录下这死亡。我不可能记录下“六四”大屠杀中的所有遇难者，也不可能找到所有死者的亲属；我知道做这件事很艰难，但再难也要去做，一个一个去做。我和我的难友们花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至今只是记录下了全部“六四”死难者之中的188位，这个数字比起死难者的总数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所记录的，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他（她）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我当时想，那怕我只是记录下了他（她）之中的一个名字，我所做的事情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因为我醒悟到，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过去的岁月里能直面那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最近的一次死亡。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月里，我在死难者的“尸体”堆里爬行，我在受难亲属的泪海中沉浮。面对那一张张遗体照片上的斑斑血痕和扭曲的身躯，我不能闭上眼睛；面对难属们呼天抢地的哭诉，我不能掉泪。我必须“坚强”，哪怕仅仅是当着他们面的那一刻。我不是新闻记者，不能像旁观者那样冷静地当面把难属们的诉说用笔记录下来，我只能把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一切默默地记在心里，等回到自己家里，再一个片断、一个片断艰难地用文字写下来。那令我窒息、令我失语、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死亡。
“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意味着欢乐、光明；死意味着恐怖、黑暗。然而，在人类的价值天平上，生与死是等值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这段话是我的丈夫蒋培坤先生为我9年前所写《记录死亡》一文加的题词。他是我的第一见证人，理解我所做的一切。我至今不能忘记我当年反复吟咏这段话时的心灵震颤。
一个视人命如蝼蚁、对死亡缺乏敬畏的民族，只能永远在死亡与劫难中踯躅。在一个民族的卷什浩繁的书写中，如果没有了对于死亡的书写，那么这个民族的灵魂必定是空白的。人必须活在真话和真相之中。“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人类的正义和良知。这个道理是我从十七年的亲身经历尤其是我的书写和思考中渐渐懂得的，今天，它已成为我思想和行动的准绳。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在我的身旁已站立起一个有着100多位“六四”死难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我的这本书也是为这个不屈的群体立传的。我要让世人记住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也要让人们记住那些怀着一种伟大的母爱为死者申冤、呐喊的母亲们。这个群体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她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平和、更富有人性，从而远离那残忍的杀戮与暴行。
我也要谢谢独立中文笔会的同仁给我这份崇高的荣誉，我想，我本人，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会永远记住独立中文笔会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
我不能前去香港出席这次颁奖仪式，请允许我在自己的家里向朋友们遥致良好的祝愿！
谢谢大家！
2007年1月4日
独立笔会林昭纪念奖在国际笔会香港会议上颁发
高瑜代第二届林昭纪念奖得主昝爱宗领奖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2007年2月5日电）在昨天晚上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闭幕式上，独立中文笔会正式宣布该笔会2006年暨第二届林昭纪念奖授予该笔会会员、记者昝爱宗。由于昝爱宗在赴港途中被当局阻挠，未能来港亲自出席此次大会并领奖，奖牌由独立笔会会员、记者高瑜代领。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为独立笔会颁发奖牌。以下是笔会颁奖词全文及昝爱宗的获奖感言全文。
致自由战士昝爱宗——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六年度暨第二届林昭纪念奖授奖词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宣布，将二零零六年度林昭纪念奖授予独立笔会会员、自由作家、记者昝爱宗。这是本会颁发的第二届林昭纪念奖。
在昝爱宗十多年的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一直坚持说真话为己任。在今天这个官府以谎言和暴力作为治国原则的时代里，选择说真话作为人生的标竿，也就意味着主动将自己置身于危机四伏、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境地。说真话当然会获得民众的赞美，但民众并没有力量来保护说那些真话的人；说真话当然会招致官府的打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说出六四真相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说出萨斯真相的高级军医蒋彦永，都成了官方的眼中钉、肉中刺，长期受到警方的监禁和骚扰。中国是全球在监狱里关押记者和作家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言论和新闻出版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对于记者和写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不幸是因为真话大部分都被禁锢在铁屋子里，幸运是因为这个黑暗时代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素材。在这个诞生过林昭这样一位在毛泽东时代以身殉道的自由先驱的国度里，恐惧不是最后的征服者，沉默不是所有人必然的选择。十多年来，因为坚持说真话，昝爱宗频繁地更换新闻单位，用一句俗话来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在坚持说真话的过程中，昝爱宗有过这样几次重要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昝爱宗独立编辑完成了《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自己投资出版发行。该书论述了独立的新闻媒体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该书也呼吁《新闻法》早日出台，新闻记者能够依法保障自己的权益。该书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后来，《第四种权力》一书被中宣部下令禁止加印和发行，并将“第四中权力”列为严禁使用的提法。
二零零一年，时任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驻浙江办事处首席代表、特约记者的昝爱宗，参与在《检察日报》“正义网。法律写作社区”上关于“严打”问题的主题讨论，提交了一篇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的帖子。这个帖子也是一篇主题和结构都相对完整的短文。昝爱宗在这篇短文中提出，八十年代由邓小平亲自下令实施的所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本身就是违法之举。“严打”以中共惯有的搞运动的方式主宰公安、司法系统的运作，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甚至将许多本来案情不足以处以死刑的罪犯处死，现在应当是对“严打”进行反思的时刻了。
然而，对于这样一篇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却认定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之第（五）款之规定，乃是“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传播、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因此，对昝爱宗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警告及五千元处罚。昝爱宗提起行政复议和法律诉讼，先后都遭遇了失败。之后，昝爱宗失去了在《方圆》杂志的工作。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中午，时任《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记者的昝爱宗，因独立调查和报道杭州市萧山教区的一起重大教案，而被杭州警方宣布行政拘留七天。昝爱宗的遭遇牵动了中国大陆新闻界、知识界和广大家庭教会信徒的心。这是继《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助理赵岩、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之后，又一位秉持良知、说出真话的记者遭受中共当局野蛮迫害的案件。
昝爱宗调查和揭露的萧山教案，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教案。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杭州市萧山区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强行拆毁萧山独立教会自行兴建的一座教堂。在此过程中，当地数千名教友与警方对峙良久。警方使用暴力手段，数十名教徒遭到残酷殴打，数十人被非法羁押。二零零六年年底，八名基督徒被判处重刑。
昝爱宗是惟一的一名深入现场调查取证，并撰文在海外媒体发表的大陆记者。他为此失去了长达七天的自由，也失去了一份安稳的工作。在案件审理期间，昝爱宗被警方非法拘押在外地，并被禁止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昝爱宗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堪称中国大陆公民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的道路上的“交集”，它显示出了公民的各种不同的自由乃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近年来，昝爱宗受到的打压日益升级，他的大部分文章无法在国内媒体发表，而只能移师海外媒体和网络。每一次受到打压，昝爱宗总是乐观豁达、信心充满。他是一位朴素、谦卑、温和的人，这些品格也体现在他的写作以及参与的维权活动之中。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而发。有谁在谈论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即便受到最为不公平的对待，昝爱宗仍然以一颗寻常心和爱心接受之。在被监禁的日子里，他平静地向囚舍里的人们宣讲法律知识、传播耶稣的福音。即便对那些参与迫害他的警察和法官，他也以微笑面对他们，法庭审理结束后主动伸出手去与他们握手。
昝爱宗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英雄”，而是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基督徒、一个公民、一个记者和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事情。自己做得还太少，而不是太多。自己并不比身边的百姓聪明和高贵，自己有负于他们。同时，他也把中国社会的进步视为每一个公民水滴石穿的努力，包括他自己在内。昝爱宗看重的是常识，是真相。十多年来，他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政治评论、诗歌和散文，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写作者。他的作品的内容通常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必定与这个“严重的时刻”息息相关，近年来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人权事件他都撰文评述；他的作品不事雕琢、朴实无华，却凝民生疾苦于笔端，体现出了“爱人如己”的情怀。这正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的启蒙读物，这样的文字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昝爱宗有一位理解他的妻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他说自己所作的一切无非是让女儿这一代人生活得更加幸福。他所求的是改暴政为良治，而非自己去掌握权力。他现在所言所行，仅仅是以个人力所能及的努力与付出，切实地改良与推进着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状况。
昝爱宗仍然在路上，他和他的朋友们仍然面临着危险和威胁。当年，即将陷入昏迷的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在广袤的古拉格群岛中踏遍垃圾寻找食物，这正是暴政和贬低的意象，注定了要消亡。曼德尔斯塔姆给监禁的难友们朗诵诗歌，命运中注定持续的一个升华的时刻。如今，庞大的苏联帝国果然灰飞烟灭，而自由的精灵却携带着诗人的诗歌在天空中飞翔。让我们纪念昝爱宗在狱中拥抱那些一无所有的苦痛者的时刻，这是中国言论自由史和新闻自由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
在自由之门前面，昝爱宗的叩门声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回响。他贴近大地而写作，在荒漠中寻找泉眼。波兰诗人米沃什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诗的自然力》的文章，这样评价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通过自己的生命和工作不断地提醒我们，跟我们所听到和读到的相反，有一种道德等级。这是绝对的：既没在逻辑中证明，也没有在辩论中证明。可是当我们生活、写作时，我们每一天都确认它。这跟美与丑、真理与谎言、慈悲和残酷、自由和专制的基本区别有关。……布罗茨基的诗歌属于高的范畴。他的生活反映了高度的警觉，正是普希金在密茨凯维奇身上所观察到的：’他从一个能看清事务的有利地点，更高的视角观察生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愿意将这样的评论转赠给作为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昝爱宗先生，并以昝爱宗先生愿意接受这一奖项为荣。我们深信，在这场美与丑、真理与谎言、慈悲和残酷、自由和专制的战斗中，最后的胜利者必然是前者。作为一名自由新闻人，昝爱宗并不在意是否能够畅饮胜利的琼浆，他认为只要参与了这场战斗便是无尚的荣耀。
在此，独立中文笔会愿意与昝爱宗以及一切有志于创建未来自由中国的写作者们同行与共勉。
2007年1月7日让我献上我的感恩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暨第二届林昭纪念奖获得者受奖词）
昝爱宗
首先，感谢感谢国际笔会，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各位会长、秘书长，各位理事，各位会员。
我是昝爱宗，于2004年底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十二年前，我是北京一家报社的普通记者；经过十多年记者生涯之后，我却做不成记者了，反而成为一名独立于中国作家协会之外的自由作家，并因自由写作而获奖。
十二年来，我在前方冲锋陷阵，最后却不幸两次陷于“敌阵”，失去做记者的工作，正如一个冷兵器时代的战士手里丢了长矛，不但丢盔卸甲，还有点“丢人”的味道，意思是指我写文章写到最后却成为“问题报道”，需要政府如临大敌般动用“公安”这样的国家机器，来所谓依法进行严厉处罚。我的违法罪名是“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用有关部门的话讲就是出于“恶意”而非“善意”，所以最近六年来先后两次受罚，平均三年一罚，也算是高比例了。
当了十多年记者，写过不少文章，也揭了不少丑，同时也难免犯了错误，却没有获得过中国官方的所谓“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这次倒获得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的年度“林昭纪念奖”，令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在报纸上写了那么多年的文章，却不能因说真话而获得一次国家的新闻奖，现在反而是作为自由作家，为海外的网站和媒体写稿而获奖，这里面有个评奖标准问题，中国官方的标准是“国家主义至上”，而民间评奖的标准是：回归到自由写作的常识，即我用一句话所总结的那样：自由写作奖的标准是“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就是这样的“一荣一耻”，高于官方的“八荣八耻”标准，所以说，官方的新闻奖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作为一名自由的写作者，虽然为了践行真正的自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我不能逃避这样的自由，这样的责任，这样的代价，别无选择。美国的先贤杰斐逊说过，“上帝在赐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自由。”这样的自由不能随意出让。人之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不是因为人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名望，而是他有多少可以支配的自由，以及他对自由的渴望、实践和珍惜。被列入美国国父群的威廉。潘恩也说，“如果我们不愿受治于上帝，则我们必受治于暴君。”正是中国由于还有暴君的存在，所以我们还不能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这样的自由，对于一个自由作家来说，实在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作家。
在当今政治、社会各领域急剧转型的时代，自由作家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勇气和知识，更多的还是凡事忍耐和对未来有盼望。尤其是面对贪官污吏腐败横行肆无忌惮，面对社会政治道德的沦落，民众的觉悟已经不再是期待有一个“包青天”了，而是渐进地改良这个制度，能够尽快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相互制约的制度，能够实现使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第四种权力”制约的公民社会。作为自由作家，我和身居大陆的多位笔会会员，都是真正的“不自由作家”，有的媒体不敢用我的稿子，有的网站把我的名字屏蔽掉，甚至用个化名，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我想也是不长久的。圣经上说，这光在黑暗中闪耀，黑暗却不能胜过光。一旦光芒照射，黑暗躲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在余杰先生传播福音的优秀小说《香草山》中读到，与其揭露黑暗，不如传播光明。是的，虽然我作为最不自由的自由作家，很欣慰自己干得是“扒粪”的活，这个“扒粪”正如美国作家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言的那样：“手拿粪耙，目不傍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时刻紧紧盯着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但我想，不自由的自由作家不能只顾“扒粪”，重要的工作是看到美好的方向，传播光明，“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然，目前我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继续写作，传播真理，对抗黑暗，追求自由。虽然从2001年到2006年间，我曾有两篇涉及“严打”和“宗教信仰事件的公开呼吁”的文章获得过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关注，一篇受到罚款五千元和警告，一篇受到夏日高温下的七天拘留和解除我的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职务，但我并没有被吓倒。丢了饭碗其实是我的家常便饭，我已经换了很多种工作了，由于采访的需要，我仍固执地坚持以说真话为记者的立身准则，坚决不说害人的假话，比如我曾因反映浙江省新昌县京新药厂和新合成药厂空气和水体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行实地采访，被绍兴市外宣办和浙江省新闻办公室（外宣办）告状到北京，所以我有心理准备，能够时刻顶住种种压力。后来，我又因为报道浙江省海岛县洞头渔民失海维权状告温州市政府和洞头县政府，又多次承受压力，照样挺住。
我知道，在目前光明与黑暗征战的时刻，我更重要的是坚持真理，坚持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次我获得2006年度林昭纪念奖，是笔会对我因为自由写作而忍受责难的安慰和鼓励，我只是付出了一点，那七日拘留比起耶稣为罪人而钉死在十字架，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但是，我知道，笔会对我的奖励非常重要，尤其是国内外作家和正义人士对我的关注和支持，实在让我知道感恩的重要。我明白，对于在至高者面前有所依赖的人——一名基督徒来说，惟有依赖耶和华才不至于让我跌倒，才不至于成为无所依赖的“无赖”，我想现在我有很多很多的人需要感恩，需要报以微笑，但这里不一一罗列他们的名字，而是愿意送上一首歌词《感恩的心》（词陈乐融，曲陈志远），来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来自偶然，象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谢谢大家！
民主中国2007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