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说明你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地方公安不许你出境的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他们如何向你解释他们的决定?

答:近两个月,我曾3次与管理我的警察谈判,强调这是一次商业和文化活动,可他们仍然明确表态,我不能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及相关活动。本地警方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因为我的名字还没有从一张很老很老的名单上拿下来。并且我的近期作品也不符合他们的胃口,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2.这已不是你初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同类事件发生过多少次?你出过国吗?1989年逮捕你的人是不是至今仍在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工作?

答:我曾经9次申请护照,被拒;第10次,成功了,但没有警方特许,还不能出国。这次是第12次被拒出境。20年前逮捕我的专案组中的书记员,叫卓树民,眼下是出入境管理局的科长,我每次与他打交道,都有屈辱感,我们的关系还是警察与囚犯的关系。

3.中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为了进一步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新形象。但与去年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整个事件反而暴露出当代中国的诸多矛盾:中国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但却不让一个作家出国。你如何认识这些矛盾,你认为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答:中国有句成语: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共产党是这样,共产党圈养的那些去法兰克福露脸的作家们也这样。这就是铁蹄下的中国国情。不幸的是,这个党太有钱了,许多西方人看在钱的份上,也加入了“文化奥运”的合唱。这些矛盾,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中国人在这些矛盾中,只会变得更加无耻。

4.在这些矛盾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在书展上赞誉中国,这是正确的吗?

答:商人赞誉中国,可以理解,他们想掏腰包;政客赞誉中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常常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西方的记者和作家如果不想集体堕落,就不能赞誉中国。

5.你写的是普通人,是农民、工人、流浪汉,请谈一谈为什么你的作品会对中共当局造成如此的威胁?

答:我的作品妨碍了他们对老百姓洗脑。我是个体见证者,而他们要么是记忆伪造者,要么是遗忘症患者。可怕的是,众多中国文化人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主动参加了这场辉煌的伪造或遗忘游戏。比如张艺谋,率众导演了北京奥运,比如陈凯歌,率众制作了《建国大业》,比如莫言,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选手。在这场持久的角力中,我和我的地下文学同道们,处于劣势。

6.什么是“黑人黑户”?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你认为你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吗?这一处境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

答:黑人黑户,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和家庭,也包括大量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打工仔。他们经常被查《暂住证》,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派出所,被莫名其妙地遣送回原籍。比如我出狱后住在成都,我从小就生活在成都,可我的户口却在另一个城市涪陵,于是警察常常以此为理由,查户口,抄家,将我带走,命令我几个月就办一次《暂住证》。所以我也属于我作品中的一员。“沉默的大多数”也包括我自己。不过,最近我有发言权了,因为不能去德国,我被采访了几十次。

7.你曾入狱多年,备受折磨与囚禁。你说监狱是你生活中的教师之一。监狱教给你了什么?

答:将中国政客和中国作家写过的历史扔进茅坑。从头开始,见证,见证,见证,然后才是文学。

8.你常说你的敌人都是你的教师。那你的作品也教给你的敌人什么东西了没有?

答: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算教给了他们一点东西。人可能被监禁,思想和文化是不可能被监禁的。所以独立自由的写作比什么都重要。

9.你因写作天安门大屠杀的诗歌而被捕。你是否也参加了那次抗议活动?20十年过去了,中国如何应对六四事件的记忆?20年来,这个国家在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有什么变化?

答:我早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参加任何群众运动。但是那夜开枪了,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法控制我对杀人者的恐惧和愤怒。所以我写诗朗诵坐牢。活该。如今,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我,对待我的朋友刘晓波,对待大量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就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这段记忆了。

至于言论自由,因为互联网,因为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有些变化。

10.如果你被允许出席法兰克福书展,你会发表什么讲述?

答:我会吹箫和朗诵,还会扯开喉咙吼些中国民间的苦调子,这些土味十足的东西,都被绝大多数出席书展的官方作家强数倍。也许他们一见这么个野人来,就会集体退场,那没办法,我们同专制极其奴才的根本差异,是审美上的。

本会网站首发200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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