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决战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周玉书?”总统脸上混杂着讥笑和愤愤不平的表情,“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长十年前提出的计划,竟然让我们中央情报局大大的局长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总统先生,我们尽力了!”戈斯觉得该说清楚的时候不能一直唯唯诺诺,否则今后别想再在华盛顿混了,“我们对北京的人力情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让人满意?”

“让谁满意?”

“让北京满意吧!”

“哈哈……”

戈斯对于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他神情凝重地说:“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当美国人民嗅出让人振奋的和平气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刮过来血雨腥风。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把和平演变中国作为首要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北京采取两种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封锁,想法设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带进中国,传遍大陆;二是培养扶持已经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民运精英展开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变中国政治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力图在北京成立亲近西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把麦当劳汉堡包店开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中国人也习惯了在披萨薄饼门前安静地排队,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使用白切鸡的调料吃肯塔鸡的中国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于北京连搞几次反精神污染并且多次借机煽动仇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那些年在北京传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把绿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证发给了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暴政中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一党的利益置于台湾利益之上,而把台湾利益又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手里的人力情报。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虽然台湾已经从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王牌特务中共少将刘连昆处获得了中共‘实弹’演习中使用空炮弹的情报——也就是说中共尚算理智,两岸并无擦枪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台湾国安会当时给我们的情报却声称,北京已经准备好利用擦枪走火的机会对台湾实行点穴式的打击。由于我们在北京的情报人员并没有获得高层情报,无法证实台湾情报的真假,于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美国动用了两艘航空母舰,并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战斗群进入戒备,必要时立即驰援太平洋。台海危机虽然和平化解,但却奠定了中美对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后来台湾的王牌特务刘连昆被北京抓获,我们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台湾当局利用和蒙蔽了。”

“这也不叫什么蒙骗,”国防部长打断道,“台湾当局也许只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让我们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质。我们不是在那之后调整了对华战略策略吗?”

“这个我承认,可是那件事情也让北京调整了对美战略策略!”

“哦,是吗?”总统好奇地看着戈斯,“说来听听。”

“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美国把中国提到主要对手的地位加以重视。但在中国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变,这之前他们只是怕美国和平演变,只要防止美国和平演变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台海危机之后,他们从上到下都生出了迟早要和美国打一仗的念头。我们后来获得的确切情报显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接下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国已经暗中调整了核子武器发展计划和策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时在不实行核试爆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囤积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时实行批量生产。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致命武器’也是在那个时候由北京国家安全部一局情报局局长周玉书提出的。”

“局长先生,你的前任特内特在任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情报策略,是否成功?”国家安全顾问这时插进来问。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我们当时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要开展对华人力情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例如我们利用中国军官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发展了中国国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潜逃来美国了?”

“对,他当时几乎把中国国防部涉及到对美的所有绝密文件都带来了……”

“可是没有带出‘致命武器’的计划?”

“很遗憾,那个计划实在太绝密,北京最高当局知道无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改头换面,结果让执行计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行‘致命武器’计划。据我们所知,在‘致命武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全中国知道这计划的总共不到十个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军头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这个计划……”

“原来是这样!”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十人中,每个人配备的常规警卫都超过一个连的正规军,别说从他们那里获得详情,就算是想远远地看他们一眼都困难!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局长周玉书!”

“难怪你们只能从他下手,现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绍你们对中国改变策略后发展情报人员的做法。”

“我们主要对三个层次的中国人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法进行情报工作。”

“说来听听。”

“第一层是针对北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集权统治,人治的色彩很浓,政府决策经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据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恶黑箱操作,所以针对一些高层的工作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层次的工作也最难于展开,大家知道,能够通过一关关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踩着无数共产党员的尸体爬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的几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们早就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刀枪不入,而且我们也无法使用经济手段。”

“为什么,我给你们的拨款和情报经费还不够吗?”总统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统先生,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情报经费完全不够。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通过家属或者子女控制了数十亿的资产,除非总统你还想美国出现赤字,否则休想去收买他们。前些年我们使用绿卡作为诱饵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对于自己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可以红旗不倒抱怀疑态度,都在纷纷暗中转移资产到海外铺后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利用了一些情况。但是总统先生,这招已经不灵了,他们大多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不害怕我们会要挟他们。后来我们开始采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国公司雇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给他们近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情况下自愿成为我们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

“哈哈……”大家都随着总统笑起来,“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好好!”

“他们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团等美国控制的跨国金融公司的中国部或者研究部任职,例如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子女在这类公司任职。总统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也不例外,他们的子女既然在国内不能经商,那就到外资企业去任职吧,年薪都不少于一千万美金。”

“这么多?太过分了!”有好几位摇头表示不可思议。

“不用担心,主要是企业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分析’对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补助他们一点,不过那些企业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并不欠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针对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曲线救国的情报工作,过去我们获得的大量的经济政治情报,就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惑,那就是这些子女大多并不关心北京党政军方面的绝密情报,他们的父辈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些保密知识和原则的。加上最重要的,这些太子党们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和体制下的幸运儿,他们潜意识里都不会作损害那个政府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具有片面性。”

“我们使用第二个层次的情报对象弥补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重点工作对象就是中共党政军中的中高级干部,由于高级干部大多已经掌握实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手中的权力慢慢换成金钱和享受,所以我们工作成功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中级干部。我们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黄金万两两手对他们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些人经过一段在中共体制内艰难的跋涉,大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他们心里一方面羡慕高级干部大权独揽,靠贪污腐败享受金钱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变中国现状,实行清正廉洁公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很愿意与我们合作。问题就在于‘找到机会’,由于做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们本部的间谍经营者(Master)亲自出马,而我们大多为白人,出动到中国大陆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党政军高级干部到美国访问和学习,我们的机会并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这样被发展的。”

“我知道,但你们也有失败,你们以为前国台办主任周明伟是哈佛大学培养的,于是就乘他到美国的机会擅自提高接待规格、开展说服工作,结果这人不买账……”

“对,总统先生,我们原来以为他受到美国教育,会接受我们的……没想到,他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哼,他可是最了解美国的共产党,就因为你们对他的工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隐藏在华盛顿的间谍发现,结果周明伟回国后被调离了国台办,离开了重要的决策部门,这应该算你们的失误吧!”

“是,总统先生,我们会改进,不过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最近有三位部长的公子入籍美国,他们可都是忠实的美国公民啊!”

戈斯神秘兮兮地简单介绍了三位忠实的美国公民如何尽义务的。总统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些笑容。他说:

“听起来还不错,接着讲!”

“谢谢总统,发展这第二种对象的好处是,他们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提供北京党政军的机密和绝密文件,但局限性则是他们只对自己任职的领域熟悉,而且知道的深度有限。另外除非他们直接参与,否则对于一些特别绝密的计划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我们动用了所有的这类关系,每个人都能够向我们呈报一些有用的东西,但到最后,对于‘致命武器’仍然是管中窥豹。”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从第三个层次的情报员获得‘致命武器’情报的?”

“是的,总统先生!第三层次的对华情报对象包含范围很广,包括除开上面两种以外的所有来源。但是这些年我们主要倚重的则是中国那些有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例如学者专家和新闻记者,虽然他们不接触机密和绝密,但是他们的职业就是寻根究底,追求真相。而且能够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相对来讲都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在追求真相,披露事实的时候,勇往直前、穷追不舍。而且由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较全面,最主要的是,当他们报送一份份情报给我们的时候,往往连情报分析都附带上了。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预警性战略情报。”

“包括‘致命武器’计划?”

“是的,总统先生,这个计划就是七十二小时前由我们最优秀的情报关系带回来的!”

“最优秀的情报关系?”总统没好气地说,“他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

“总统先生,不是‘他’,而是‘她’,她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中共国家安全部监狱越狱潜逃出来的!”

戈斯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当过特务,是中央情报局历年唯一一位从事过第一线情报工作的局长。他可以点头哈腰地面对总统对他工作的冷嘲热讽,但却绝对无法容忍任何人对自己手下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情报人员的不敬。何况,诺大个中央情报局,像这样的情报人员也找不出几个!

总统感觉到戈斯内心激动的情绪变化,有些后悔,于是随口道:“那你就安排我在白宫秘密宴请一次这位优秀的情报员吧,我们考虑授予她一枚勋章!”

“她绝对当之无愧!总统先生!”戈斯顺着总统的意思,自豪地说,差一点忍不住站起来行个军礼。

“不过,”阴阳怪气的国防部长不失时机地插了进来,“战争还没有开打,就授予勋章,不是太快了点吗?”

“战争?”总统心事重重地重复这个词。

“是的,总统,除了战争,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击败北京?!”

国防部长说完,傲慢地盯着戈斯。他心里想,戈斯讲了那么多废话,无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毫无用处!北京既然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下面是否该轮到我这个国防部长讲两句?!

第十六章:神秘的传销网

梁科长给杨文峰打电话时,杨文峰正在办公室编稿子。王媛媛也注意到他的神情有异,他听了几句就很紧张的样子,匆匆写下了一个地址,放下电话后就立即站起来。她走过去,关心地轻声问道:

“出了什么事?” (博讯 boxun.com)

“周伯伯在东莞搞调查,走在路上突然昏倒了,梁科长把他送到东莞台商医院,我现在就赶过去。”杨文峰停了一下,“可以把你的车借给我吗?另外这篇稿子还没有编辑好,是否……”

“我会安排小吕去编辑,你不用担心。你不常开车,我还是和你一道去,再说,周伯伯有什么事,我也可以帮上手。”

杨文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王媛媛转身交待小吕几句后,两人匆匆离开。两年多来,杨文峰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感觉到周玉书身体日渐衰弱,最近几次见面后,每次分手他都有不祥的预感。现在突然听到梁科长的电话,证实了他心中的不安。满脑子都是想着周伯伯,杨文峰并没有细想这消息为什么是梁科长通知他的。

东莞台商医院是全国第一家台湾人办的医院,具有极高的医疗水平,设备也是最先进的。但该医院主要是为在大陆经商的台商和台湾人士设立,在保证台湾人充分就医的情况下,才顺便接收当地大陆人,但一般不接收东莞以外的大陆人士。当时周玉书晕倒后,躲藏在暗处跟踪他的好几处人马都跃跃欲试,好在梁科长第一个冲过去,不过他还是有些紧张,因为那两起跟踪周玉书的人看起来并不简单。在没摸清对手是谁,又势单力薄的当口,梁科长急中生智,在弯腰探周玉书的脉搏时,故意露出皮带上的佩枪和手铐,而且顺手把手枪上的保险推开……果然那些人都像乌龟似地缩回了头。梁科长这才放心,他知道,既然有人敢公然跟踪周玉书,那么此人必定消息很灵通,而既然消息很灵通,那么就必然知道他梁科长也在跟踪,既然知道他梁科长,那么也一定不会不清楚,他梁科长半闭着眼睛,挥手一枪绝对可以把跟踪者手里的烟头打掉!

救护车来后,他问司机往哪里送,司机说当然是东莞第一人民医院。梁科长说,这里最好的医院不是台商医院吗?救护人员说,可那医院一般不接收大陆病人,而且就是接收也是放在第二位的。他们优先接待台湾人士。

“可是,他们的医疗水平和急救条件最好,是不是?”

司机和医护人员都承认那医院是国际一流水平。梁科长当即决定,送台商医院。医护人员也觉得最好,因为台商医院离这里最近,而且病人的血压和体温急速下降,病情很严重,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已经没有了主张,到第一医院比到台商医院至少要多花十分钟。

快到台商医院时,梁科长把外套脱掉,露出挂在后边的手铐和左边的佩枪。车到达医院时,医院的急救人员冲出来,把周玉书推进急救室。梁科长则去和医院当局打交道,医院急救部负责人表示了他们的难处,并且顺手把放在桌子上广东地方政府批示医院主治台湾居民和东莞居民的文件拿给他看。双方最后都做了让步,梁科长答应等急救一结束,病人情况适合转院时,就立即安排病人转到广州大医院。

坐在急救室外面,梁科长听着隔壁急救室的忙乱,心情越来越沉重。他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当初接受任务时,李副厅长和花白头发明确交待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与目标直接接触。但当他看到周玉书倒下时,他早就忘记了什么规定。现在他坐在这里,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可以现在离开,但必须通知什么人来照顾。他不敢给国家安全厅和公安厅打电话,再三思量,就拨通了杨文峰的电话。

急救刚刚结束,杨文峰和王媛媛就冲进医院。杨文峰见到梁科长后才突然想起了什么,不过并没有把疑问说出来,只是问:“通知广东省国家安全厅没有?”

梁科长摇摇头,面露难色,示意杨文峰和王媛媛到一旁小声说话。他以自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为由,希望两位为他保密,并把周玉书交给他们。杨文峰和王媛媛也没有心情再问。招招手送梁科长急匆匆地离开。随后,杨文峰拨通了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办公室的电话。

护士表示只能看一眼病人,有事可以去见主治医生。杨文峰和王媛媛被医护人员带领进入急救室。急救床上,周玉书面色苍白地躺在那里,鼻子里还插着管子,氧气瓶呼呼地响着,三瓶输液瓶在上方微微晃动着。

大概是感觉到有人进来,周玉书吃力地撑开眼皮,杨文峰关切地俯过身子。王媛媛心情复杂地站在他身后。

“没事的,我只是累……”

杨文峰点着头,看着周玉书眼皮又重重地合上,直起身子,无声地叹了口气。之后,悄悄离开了观察室,两人被护士带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主治医生桌子上摆满了汽车模型和汽车杂志,看到病人家属进门,马上放下手里的汽车杂志。

“目前我们还没有最后确定导致病人休克的直接原因,但心电图和肺部肝脏检查结果都出来了,单单从这三个器官的检查结果看,都不足以造成病人这种突然接近死亡的休克,可是这三个器官都同时出现严重的病变,加在一起,就严重了。”

“怎么严重?”杨文峰急切地问。

“怎么给你们解释呢,你们是外行,这样说吧,病人像一部老爷车,虽然没有零件完全不能用了,但由于所有的零件都消耗太大,所以……病人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杨文峰鼻子一酸,差一点眼泪都流出来。王媛媛这时插话说:“可是病人才76岁,如果没有什么大病,怎么能说走到人生尽头?”

“按说如果人的身体无病无灾的话,应该都能活到一百岁没有问题,可是使用了76年的器官怎么可能没有一些问题。就拿这个病人来说,虽然他的身体总体看起来没有什么致命的大病,但他有心脏病,肝脏有硬块病变,加上肺部也有一两个穿孔,这些本来都不致命的病加在一起,你们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

“怎么可能会这样,没有办法了吗?”杨文峰声音中带着一丝希望问。

“如果说病人有严重心脏病或者肝脏出现大面积硬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例如病人可以找到置换的器官,并可以付高昂的手术费,我们可以安排器官移植手术,病人获得新器官后可以多活五到十年都说不准。可是就这个病人来说,他是同时有几个器官出现问题,也就是所有器官都老旧了,目前的医疗条件无能为力。”

“病人还有多久时间?”

“这说不准,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但如果奇迹出现,病人甚至可以多活一两年。这同样像一部老旧的汽车,也许可以接着开,也许突然熄火,这已经超过了现代医学可以预测的范围。”

这时一个护士进来通知医生,病人单位的领导过来了,希望和医生谈谈。医生疑惑地看着杨文峰和王媛媛。杨文峰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我们只是病人的朋友。”说完走出去,和几位西装笔挺的中年人擦肩而过。他俩想再进入急救病房探视周玉书时,被门口的一名年轻西装拦住了。年轻西装出示证件,原来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特工,他问了杨文峰和周局长的关系后,让杨文峰等一下,自己过去找正和医生在一起的领导汇报。过了五分钟,一位国家安全厅领导过来和杨文峰客气地握了握手,表达了谢意。杨文峰知道他误会了,以为是自己把周局长送来的。不过记起梁科长的交待,也就没有说什么。领导说完谢谢后,表情也严肃起来,杨文峰感到一丝不快。

“杨先生,我们会尽快把周局长转院到广州市最好的医院,你不要担心。另外我有一个要求,对周局长的病要保密,也就是不要在外面提起。如果没有我们的通知,也请你不要再来探望周局长。我想,这样也许更加有利于他的治疗。这个医院不适合周局长,所以在他留医期间,我们会严格保卫,派人24小时守护的。”

杨文峰和王媛媛都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医院。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杨文峰由于无法找到周玉书而萎靡不振。他第二天打电话到东莞台商医院,院方告知病人已经转院。杨文峰联系了广州几家有名的医院,院方在问清名字查了病人登记后都说查无此人;他又打电话到国家安全厅农林下路招待所,服务员说周局长的行李已经被领走了。杨文峰呆呆地拿着话筒忘记放回座机。王媛媛把把话筒接过来,轻轻放下。王媛媛心情和杨文峰的一样沉重,但自己的心情沉重中夹杂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杨文峰却是真情流露。王媛媛被他流露出的感情而感动,为自己不可告人的心情而益加难受。

“文峰,我想他们既然不想别人探望,就算送进医院也可以使用假名。不如干脆给国安厅打电话吧?”

“没用的,上次告诉我不要主动找周伯伯的人至少是副厅长级别,以他们的保密规定,下面接电话的要就是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会说。”

“可是,总得让我们知道人是死是活吧?”

“你是怎么说话的!”杨文峰不满地瞪了一她眼,“怎么会死?你不要乱说!周伯伯身体很好的,一直很好。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周伯伯的病如此保密,好像没有必要呀。平时他们都不理周伯伯的。”

王媛媛心里“咯噔”一下,表面却不动声色。她心中恨自己,在这个时候无法和心爱的人分担忧愁,她只能用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以表示理解和安慰。

杨文峰默默地流出了眼泪,王媛媛看着晶莹的眼泪嘀嗒滴落在手上,心里突然充塞了一股浓浓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是从杨文峰身上散发出来的,也是让王媛媛当初慢慢爱上他的那股特立独行的气质,只是当时她说不清。现在她突然想起,杨文峰在和他周伯伯在一起时,才没有这种孤独之气。现在周伯伯离开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所以身上突然散出了强烈的孤独感。杨文峰感到孤独的时候,也是王媛媛感到孤独和无奈的时候。杨文峰和他的周伯伯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原来文峰和自己在一起时仍然是孤独的!王媛媛心疼地想着,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那一天快点到来,那一天自己可以和文峰无所不谈,那一天可以让文峰和自己在一起时孤独远远地走开。

* * * * *

半月后的一天,两位西装笔挺的年轻人来到报社,找到杨文峰后,他们出示了国家安全厅工作证,请他走一趟。杨文峰走进王媛媛办公室请假,他平静地说,外面的人是国安厅的,要带自己去问话。说完转身离去,留下王媛媛脸色煞白好像要休克地坐在那里。

上车后,小车向东山区开去。最后车停在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他看到两位国家安全厅的干警年纪比较轻,所以路上也不提问题,免得他们回答不了。到达后,他随两位走进医院住院部,上到三楼内科住院部,进入到左翼的心肺科深切治疗部。杨文峰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他知道进入这个住院部的病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大多不是来治疗而是来等待死亡的。经过一排病房的门口时,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绝望的痛苦呻吟声,杨文峰几乎想捂住耳朵,但偏偏医院的走廊好像都长得没有尽头似的。

三人转了个弯,停在一扇紧闭的门前,两位中的一位轻轻敲了敲门,门从里面打开。站在杨文峰面前的是上次交待自己不要随便接触周局长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领导。那领导点头让杨文峰进去,然后把另外两位同来的国家安全干部留在了门外。

这是一件单人高干病房,里面有沙发和电视,当然急救设备也一应俱全。中间的病床半躺着周玉书,脸色恢复了一些颜色,虽然仍然在输液,但插在身上的管子只有一条了。杨文峰急忙走过去,看到老人脸上带着笑容,伸出双手抓住老人伸出来的一只手。

旁边的国安厅领导坐在一边的沙发上并没有插话,任凭他们两人聊天。过了一会看到他们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于是抬起手臂看了看手表。杨文峰用眼角注意到这个动作后,停下来,看着领导。领导看看周局长,周局长点点头。国安厅领导起身走过来,把一张医院的表格交给他。

“杨先生,今天请你来,是周局长的意思。周局长提出,希望你能够签一下这张委托书。签字后我们会交给律师。”

杨文峰拿起那张表格,明白了是什么意思。这时,周局长用微弱的声音缓缓地说:“我儿子在美国,她妈妈去世后,他一直不肯原谅我,我想,通知他可能也不会回来。我也没有其他亲人,医院说,根据我的情况,会随时需要病人的亲人签字画押的,我希望这个人是你!”停了一下,他又看了看国安厅领导,“我不想事事都麻烦单位。”

国安厅领导点点头补充道:“现在医院也不希望事事由单位做主,紧急情况下找不到人不说,就是找到了,我们单位还得开会,还得请示北京,麻烦得很。周局长有些亲友,但都不在广东,但按照法律,周局长可以在清醒的时候委托任何他信得过的人。周局长第一个想到你,他希望你能够签字。”

杨文峰连连点头,低头签字,心情愈益沉重。国安厅领导收起那张表格,又看了看手表,客气地和周局长告别,对杨文峰说再见时,领导笑着说:今后你随时可以来看望周局长,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房间剩下两人时,杨文峰探手抚摸着老人的额头,老人微微闭上眼睛,感觉着杨文峰的抚摸。杨文峰看到老人的眼角沁出了泪水。

“周伯伯!周伯伯……”

“文峰,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签字吗?”

杨文峰为周伯伯擦干泪水:“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我就可以来看您。”

“对了,因为我想见你,也有事找你。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周玉书停了一下,“这一层都是内科病危病人,有些是得了肝癌肺癌和严重心脏病的,我虽然这三个器官都没有致命病,但却三个都有问题,而且恢复的可能性等于零。我知道,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啦。你刚才走过病房是不是听到呻吟声?在这里十五天,他们抢救了我三次,在这里,当我没有昏迷的清醒时候,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从其它病房传过来的痛苦的呻吟声,现在我已经可以分清不同的声音来自不同的病患,而且我还可以感觉到每一天都有一两个熟悉的呻吟声悄然消失,我知道他们被送到停尸间了。这里是生命结束的地方,也是最让我感觉到生命存在的地方。孩子,我一生都是无神论者,都是唯物主义者,我看得很开,你不用安慰我,更不要为我流泪。这些天我听到看到好多个病人在无望地同死亡搏斗中痛苦不堪,受尽折磨,最后还是被死神带走。这里大多数病人年纪很大,而且绝大多数是被现代医学宣布了死期的。可是出于人道,医生们还是尽心尽力一次次把病人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可是,夺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让病人再次等待另外一次死亡来临时的痛苦和折磨,让亲人们一次次看到病人同死神搏斗时的绝望,让医生经历一次次无奈和无助的叹息。文峰,我让你签字,因为我信任你,你能够理解我,有那么一天当你周伯伯无法战胜死神时或者当你周伯伯累了,想放弃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签字让我走,也让大家解脱,让医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救治那些可以救治的病人,让国家把这种无结果的医疗开支用在别的病人身上,更主要的,让我不要一次次被死神折磨!我不是病人,病人还有康复的可能,我没有了。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想走得平静和有尊严点,我不想他们为了延长我几天的生命而割开我气管插上吸管,让我通过机器呼吸,或者让我的心通过一个机器在那里毫无感情地跳动。如果由单位代表我,只要能多延长一天生命,他们都不会放弃,可是他们却无法理解,靠那样延长的生命,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勉强维持下来的生命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得离去,这样的生命对于我只有痛苦,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文峰,你可以理解我。当那样的时刻到来时,你会为我做决定,告诉我,我是对的?”

杨文峰把头俯在周伯伯身上,无声地哭泣着。“不,周伯伯,不会这样的!”

“唉,孩子,我像你这样的年纪时,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到死亡,我觉得自己是对的,老伴离开后,我开始思考死亡和生命。可是我以为自己都想通了,直到这些天死亡几次来找我,我才知道一个人只有在生命结束时才能真正理解生命,一个人只有在死亡降临时才可以切身体会什么是死亡。正因为只有从生到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生与死,所以生与死千古以来都成为说不清的神秘之事。文峰,我们无法战胜死亡,这些天我一边同死亡搏斗一边思考死亡,当我逐渐认识死亡的时候,我知道我无法战胜它。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难道你忍心让你的周伯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总思考这些痛苦的东西?我想死得平静一些,死得更加有尊严,孩子,如果你无法理解我,我只希望你在那一刻到来时,按我的心愿做就可以了。”

杨文峰抬起头,使劲点点头。两人眼光再次碰上时,两人都挤出了笑意。但随即两人都意识到对方的笑容是为了安慰自己,就又沁出了眼泪。

“文峰,我的时间不多了,可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这才是我找你来的最重要原因!”周玉书把眼角的泪水擦干。杨文峰看到的是一张严肃和充满智慧的熟悉的面孔。他感觉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各种社会调查,每次我开始一个调查时,都觉得时间在追自己,所以我总是集中精力一件件做好。有些调查研究结果我写成报告报到上面被采用了,有些没有被采用,但我都很开心。但两年前我开始调查传销网,后来渐渐转到有关民工和盲流的调查上面,我想,你还记得,我这样做主要是受你之托,你不是让周伯伯多关心盲流吗?”

杨文峰点点头。

“文峰,我知道在你心里,你一直认为自己是盲流,你同情关心盲流,其实,你周伯伯对盲流早有研究……这里就不说了。后来我受你之托,特别关心广东地区的盲流问题,结果,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周伯伯,好好休息吧,我们不要管那些事了,好不好?”

“文峰,这不像你,这不像你。”老人摇着头,直到看到面前的杨文峰慢慢挺起了腰杆,才接着说:“不要因为我的身体就把我们两人的约定搞得虎头蛇尾,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完成我已经搞了两年多的调查和研究。唉,文峰,如果问题没有搞清楚,或者你不愿意接着我没有结束的工作,你周伯伯死不瞑目的!”

看着老人,杨文峰心情很复杂。和周玉书分析问题、把酒聊天被他认为是人生一大乐趣,但面前的老人已经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不过当他抬头看到周玉书盯着自己的眼睛时,心中一震,面前的周玉书已经和刚才谈到生命和死亡时的老人判若两人。杨文峰凛然一惊,心中暗暗思忖:周伯伯一辈子工作从来没有停下来,甚至连陪伴老伴的时间都没有。当老伴离开,周伯伯也退休后,才发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倏然消失。后来周伯伯一直东奔西走,故意让自己亲力亲为去搞调查研究,才使得失去了重要内容的生命又获得了新的意义。现在当死亡缠绕着周伯伯时,难道我狠心剥夺他最后的乐趣?!如果我停止和他一起工作,那么他老人家就得整天躺在那里想着死亡,等待死亡。

杨文峰想到这里,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再次挺了挺腰,脸上也刹那间恢复了镇静和沉着。

“我现在倒是担心,我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和你一起完成我已经开始的调查和研究!”

这句话说完,这间供高级干部等待死亡的病房立即变成了临时办公室。

“小杨,还记得你上次把我从新塘镇西城公安派出所领出来那件事吧,当时我正在对广东地区的非法传销作调查。传销在国外是一种很正常的商业销售行为,也就是建立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利用层层人际关系网络推销产品。这一销售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传到中国,但由于当时商品数量和品种都很有限,这一销售形式并不怎么有效。但这一传销形式在进入中国后,渐渐带有了中国特色。首先,国外传销网络是纯靠经济利益编制在一起的松散销售网络,但到了中国却变了味道,除最早的经济利益外,传销网络愈来愈演变成为一种社团和组织。上下级分明,令行禁止,倒好像是旧社会的会道门;其次,西方主要靠传销技巧和经过培训的传销人员的花言巧语去销售,但在中国传销行业传出越来越多的欺骗和强迫销售,这些年传销网依仗自己人多势大欺负消费者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多;第三,中国特色的销售网不但让消费者成为受害者,而网络中的低级销售人员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西方的所有销售网在发展会员时都先要进行免费培训,然后让会员免费领取物品去推销去发展会员,可是在中国,少数组织传销网的人不但不对招收的会员进行培训,而且还让他们以高价购买推销的产品。有些组织传销网的人就靠这种方式敛财,至于是否可以推销出产品、是否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销路,反而不是他们的目的。结果这些年全国范围内,因为听信神奇的传销神话而陷入骗局的人每年多达百万,其中以年轻人为主,最近几年发展到大学城。”

“国家从开始就禁止的,不是吗?”

“是,从一开始就禁止了,最早的考虑是从国家安全出发的,因为八十年传销术刚刚进入中国时,所有的传销网络的幕后老板都是海外西方的大公司。当时我们接获情报,声称中央情报局正密切关注西方传销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视时机成熟,他们会渗透传销公司,到时把传销的产品换成西方标榜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就可以了。获得这个情报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发出了指示,禁止非法传销。由于我们国家没有合法的传销,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所有传销都是非法的。后来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央情报局大概有了更多的方式渗透中国社会,所以我们并没有获得类似的利用传销网络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情报。但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废除这个禁令,主要的原因就是传销制造越来越多的经济受害者,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杨文峰专心地听着,不时担心地看着讲话越来越吃力的周玉书,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不要阻止老人讲下去。

“可是,小杨,你知道,这些年传销在中国不但没有被禁止住,而且像燎原之火,迅速延烧开来。目前在广东地区就有近六十个传销组织,正式会员就有四十万人。我当初搞这个调查,主要是想搞清楚这些传销网络在如何运作,我认为,光靠禁止不是办法,而且禁止了二十年根本不起作用。我在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解除禁令,加强统一管理。毕竟所有的传销都是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

周玉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杨文峰扶他躺低了一点,然后削了个苹果,切成小块一口口喂给他吃。过了好一会,老人才恢复一点体力,长长叹了口气,断断续续讲下去。

“还记得我们两年前在花园酒店击手为约的事吗?那之后,我在继续研究传销的时候,用很多时间对流动人口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

“周伯伯,都是我不好,让您劳累。”杨文峰想起来那次之后周玉书开始东奔西走,觉得很后悔。周玉书看出来,挥了挥手制止了。

“我其实早就掌握详细的流动人口资料,至于原因我不能告诉你,但是直到退休后我来到广州,我才第一次看到感觉到路边的密密麻麻的流动人口,就是你说的盲流。当然,那只是看到感觉到,真正让我走进他们中间的是你。你想借我的影响力,把自己调查研究盲流的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的重视,我很理解。但是,文峰,你周伯伯没有完成你的托付!

“盲流虽然只有一两亿,但他们牵涉到的是八九亿农民,确实太大了,大的让人不敢想,不敢动。这些年高层领导如果能够不让自己想起那八九亿的话,就尽量不想。久而久之,我们都假装他们不存在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些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大富豪,不过伴随每一个大富豪的出现,社会上就会出现更多的弱势群体,其中城市下岗工人算是比较突出,还有城市的新贫民,他们这些年动不动就罢工堵路,靠这些方式才引起了国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可是,唉,孩子,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是农民是盲流呀,由于他们老实巴交,默默不闹,结果谁会去真正关心他们呢?

“这些年通过深入到盲流之中,我把盲流分成三类,一类是内地小城镇的居民,他们在当地没有工作,就到处流浪,他们有一定的见识,受教育的水平相对较高。这些人在盲流中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都能经过一段时间后找到较为固定的工作,例如城市保安什么的。另外一类是农村中出来,但在城市中受过一定的教育,毕业后自己到大城市自谋生路。这部分人不少,也至少占到百分之十左右,但这部分人大多有一技之长,所以很快就会融入城市生活,而且他们一旦融入当地城市生活后,就再也不认为自己是盲流。剩下的就是第三类,来自农村的教育水平较低的真正盲流。他们数量达到一亿三千万之多。但他们真正是无声无息的,当我们说起盲流的时候,大多指前两类。后面这一类基本上在中国没有任何地位。

“目前的传销人员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大学生,也有在民工中招收会员的,但这种招收民工的主要对象是我上面讲的盲流中的前两种。至于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低教育水平的盲流,他们既没有钱去入会,更没有办法用花言巧语去欺骗别人。所以他们基本上和传销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杨文峰有些紧张,用手在老人胸脯上按摩着。

“两件看起来无法产生关系的事情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我发现了一张奇怪的传销网,而且是最大的。开始我以为他们组织松散,因为他们互相不联系,可是慢慢才发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一个分支机构出事,不至于影响其它的分支机构运作。这个传销网不但大,而且是我至今发现的唯一没有骗钱劣迹的传销网。我说的骗钱是包括骗顾客和骗会员。这个传销公司都是让会员免费拿产品去推销,经过两三个环节后,产品的价格不但没有高,而且仍然低于出厂价!”

“天,那他们赚什么钱?现在的一般传销网络在转两次手后,产品的价格就高出市场百分之五十。”

“不错,这已经成为所有传销公司家喻户晓的劣迹,可是我发现的这个传销公司不包括在内。按照我粗略的估计,他们目前的会员已经达到三十多万人。”

“我的天!”杨文峰这次真是大吃一惊。顾不得眼前的周玉书已经是大汗淋淋。

“而且按照他们如此吸引人的做法,会员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周玉书说着颤巍巍地从枕头下掏出一个小本本,“我虽然不能够确定问题出在哪里,但我可以肯定出了大问题。我了解的所有情况都在本子上,你需要继续去调查。”

杨文峰接过小本子,翻了几页,脸上露出了疑惑。周玉书看在眼里,并不觉意外,接着说:

“最重要的是,这个传销网招收会员的条件很奇特,那就是会员必须是从农村来的真正的盲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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