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世界性事件
《零八宪章》的公开发表及参与者的签署活动被称为政治运动，是恰如其分的。当局也以政治理由进行了打压，以至于“促成”了《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进而成为一个世界性政治大事件。
这里面，有两点全面更新了中国民间政治思维：
第一，“有政治目的”不是先天性的罪恶，相反，表明一项社会行动的政治目的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
第二，中国社会无法摆脱全球危机，全球危机长期化[1]带给中国的政治考题是——技术官僚统治体系如何结束[2]以及何时结束，它超乎执政党内部的派系利益也超乎传统的庙堂与江湖关系。
一、历史镜像与体用逻辑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民间自由力量告别统治体系革命观念的标志，即传统革命的地下党性质不再具有必然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说，“零八宪章运动”不是地下运动，而是语言清晰、行动坚决的公开运动。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大量的历史镜像来类比，比如中国晚清时期从洋务到立宪的无奈选择，但是，更准确的是波兰历史上的“四年国会”（1788-1792）政治表现。
勉强的基础性的改革来得太晚，以至于波兰在1795年被彻底瓜分，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处于被瓜分边缘的危局。正是如此，“零八宪章运动”才是1840到1860之“二十年觉醒”湮灭后的一个历史逻辑复兴，尽管在绝大程度上它与民族主义无关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禀赋。
关于波兰“四年国会”历史，尚不能在本文中展开来谈。不过，它有三点可以清醒地提示今天人们：
其一，作为一个欧洲重大国际问题也即事件，无法改革的波兰遭到瓜分之历史事实曾被一些启蒙思想家所赞同，被认为是“理性的胜利”[3]；
其二，欧洲现代性进程作为今日全球化的一个逻辑先期版本，更进一步地给出人类政治思想变化的世界性观念，民族国家与人民福利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出一致性；
其三，任何一项重大的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放诸历史平面，它都有逻辑资源。
在看待“零八宪章运动”方面，同样如此。通括地说：中国被动地进入世界的现代性进程，1840年以来有过大量的宪政主义思想产生，如魏源与徐继畲等人对西方宪政的工具性复制的愿望；1860年后，由于与世界的差距太大，尤其全民知识质量之差，中国不得不将现代性这么一个大问题转化为现代化之技术层面的实现，最后自我谅解式地产生了“体用思想”。
体用思想有相当效果，从洋务成绩到中共建立强大国防，它都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当现代化满足了物质、器物、经济层面的需求之后，民族国家必然还要面对现代性问题。
二、和平演变与道统新资源
现代性绝对不是人类思想的“捏造”，更不是哪个民族国家设计出来的阴谋。作为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也不是阴谋，它是一个中国政治话语意义上的“阳谋”。为了这个阳谋的实现，美国的设计者们公开了他们的判断指标，其中最软项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建立[4].自由企业制度在苏联没有实现，相反，在极力防止和平演变的中国却出现了。虽然说，自由企业制度的出现仍然是统治体系之“体用思想”的一个逻辑结果，但是，腐败作为和平演变的期待项目却不是“体用思想”的可控结果。
腐败作为这个思想体系的副产品，是它自己为和平演变提供了另一个要件。正如抛弃传统革命的地下党意义一样，和平演变在民间自由力量的视角下，也是积极促进民族国家政治现代性的成本最节省的路径。中国从现代化往现代性转变，或者回应全球化之现代性本质，是一个革命性的剧变。知识分子作为力量主体，是这场剧变的最主要标志。由此，也产生出了一个道统问题。
道统，这个词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置于现代化往现代性的转变进程，有两点是无疑的：第一，它绝对不是儒家体系的士大夫情节，尽管存在两者某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而是选择经典的自由主义政治还是选择宽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可狭义为法兰克福学派思路）；第二，道统可以是一种社会担当（如资中筠先生所云[5]），也可以是一种个体道德领悟（如胡泳先生所云[6]）。
应当说，社会担当与个体道德领悟并不是相割裂的，并且，个体道德领悟是社会担当的基础。上指资文之表述也是基于个体曾经的思想与个性之迷失历史反思的结果。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公共影响力不如资中筠的人，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做出了有益的反省。比如，撰写“放卫星”第一条新闻的方徨先生对一份史料的回应时，表示“对稿件引起的社会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7]，云云。
三、张祖桦样本：构建体系的努力
纯民间的道统思考与思想体系的建立，一个可考察的逻辑起点是张祖桦先生的自印本[8]《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以下简称“路文本”】。依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论，我认为这个文本是《零八宪章》的雏形，或者说，《零八宪章》是这个文本的精炼与改进。更为专业性的政治史工作还是留给后来的专业学者来做，本小节只扼要涉及两大政治学术问题，以与体用悖论、新道统两大基点形成映射关系：
首先，路文本注意到了1840至1860之间的自发宪政思想资源，尤其引用龚自珍对1840年之前的社会危机累积状况的反省，即所谓乾隆嘉庆两个统治分段时期，中国经济状况与社会道德水平呈现出低迷与崩亡的态势。因此，需要全面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历史逻辑是“自古及今，法无不改”。
洋务运动，也逻辑地被归入这一宪政要求的初期思想范畴。而后，依次简要分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共建政大系要点。换言之，历史镜像与改革逻辑互相映照，也由于这个勾画，使得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纯民间政治阅读的同时，得出体用思想是现代化而无现代性的重要结论。
其次，对中共建政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逻辑关系清晰给定，也即给宪政运动一个最直接的动态勾画。可以说，在路文本的理论逻辑之下，《零八宪章》的出现就是新道统的表现。
在路文本里面没有出现严格的道统表述，但是对知识分子的史记式“点名”实质上等于完成了其内核构建。同时，至徐文立民主党事件为止的简要描述并不意味着民间自由力量政治诉求的终结，相反，正是以后的事件陆续出现直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恰恰是本文界定民间新思维的基本依据。
小结：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不管官方对普世价值进行何样的批判，实际上都陷入了陈词滥调的窘境。就算我们从纯民间立场出发，完全技术性地排除了体制内开明派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或者利用，我们都能从自己这一翼的实质话语权力之构建，来证明自由主义再一次的胜利。
以纯理论来描述：正是民间新思维的产生，中国未来的宪政避免了“自由可能只是权利体系副产品”[9]的不利基因的产生。换言之，为了避免自由成为律治的副产品，所有的权利推进者必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或考量——打破宪法供给不足的境况，是否是《零八宪章》出现的“天命之所在”？是否是半开放社会里和平演变的重点之所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在过来的理论研究中，我将刘晓波因发起《零八宪章》而被判刑界定为社会主义的宪法悖论事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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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关于全球危机长期化，稍微通俗的论述参见本刊上期拙文，“王岐山与我所见略同——全球危机长期化与中国的黄金储备问题”。
[2]在“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一文中，袁剑写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生活方式。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参见《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24期（11.16-11.29），P68-71（在P71）。
[3]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中译本，杨烨等译），P252-252；杨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参见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P358；曹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5]参见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载于经济观察网站（www.eeo.com.cn）2010年7月2日。
[6]胡泳在“为何要做一个政治学者？”一文的结尾，写道：“我们不必太为如何向权力说出真相而焦虑。对我们自己说出真相，就足够了。”参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5月3日，第47版<专栏>。
[7]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6期，钱江，“‘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附：方徨信）”，P56-60（在P60）。
[8]该自印本的后记日期是2000年6月30日。从史料价值上讲，它早于《零八宪章》的公布时间。特别说明：我手头的这个文本不直接来自于张祖桦本人，而是由王德邦先生赠予。时间为2009年夏。
[9]关于律治与自由的纯理论描述，可参见安东尼·德·雅塞《重申自由主义》（中译本，陈茅等译），P51-53；陈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准确表述为“宪法诠释纰漏事件”，参见拙文，“‘刘晓波问题’与中美关系”，载于《民主中国》网站，2010年12月23日。
《零八宪章》月刊201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