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突然，人们都在谈论上世纪的80年代。这当然和查建英的一本访谈录有关。在所有谈论80年代的言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崔卫平的一句话，她说，要关注80年代的精神漏洞。请注意“精神漏洞”这四个字。她发觉在这场谈论背后，潜藏着一场关于“成功与否”的叙述，包括由谁、什么东西，以及怎么样来“代表”那个开始显得模糊，但据说充满了“理想”的80年代。针对这样一种语境，崔卫平强调，要关注失败者或不为人知者的思考和命运，因为，那很可能是80年代的常态。
我大概属于那些不为人知者中的一员，也有自己的80年代。在我看来，谈论那个年代，的确和“成功”，甚至和“理想”无关。我们那样生活过来，也是那样重新走回去的。对我来说，那个年代，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充满了惊喜，虽然，用今天的标准看，那是一种粗糙的惊喜，但却很结实，甚至很饱满。
1978
对于我来说，80年代是提前来到的。至少在1978年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踏在80年代的时间轴上了。
那一年年头我还在农村，春节一过，就成为大学生中的一员了。
我下乡的地方叫民乐茶场，在广州郊区从化县。小小的丘陵上长着参差不齐的云南大叶茶。入春采茶，入冬剪枝，平时深耕、施肥、铲草。剪枝后把枝叶收拾起来，送到茶厂加工成茶砖。刚来茶场时就听说了，茶砖专门送少数民族地区，让他们在吃了过多的肥肉以后，用来“消滞”（广东话“去油”的意思）。曾几何时，这茶砖居然变成了“普洱”，在市场上被爆炒起来。当年我们可是谁也不会在意这茶砖的。
单调乏味的知青生活终于完结，最惊喜的事情莫过于走进大学。那一年的惊喜，真是前所未有。
那可是“文革”后全国第一届的大学生。
今天，连博士都几乎满街都是。
现在我们知道，高考是突然恢复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在前一年，也就是1977年，像一阵风刮向全国，也刮向我们这个小小的茶场。1978年，知青们早就没有了革命热情。尤其我们这些在知青运动的中间才下乡的广州知青，下乡的地方又挨着广州，哪有什么“扎根”（“扎根农村干革命”是“文革”期间知青当中的一场运动的目标，动员城市青年不仅下到农村，而且还要在农村成家，一辈子不再回城。当时，只有“先进”的知青才有资格担当此名誉。）的概念。那阵子广州就像避难所，动不动就跑回去，好离开可怜的茶山。就算是一两天，也是令人兴奋的。
惊喜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反应。回忆那个年代，我最为感激的就是居然自己热爱绘画。在农村几年，常常以“画家”自居，虽然和专业画家相比差距甚大，但在众知青中，这种“自居”让我有了与众不同的感觉，有了一种特殊性。当我的同伴对青山绿水一肚子抱怨，说自己是在“修补地球”时，我却沉浸在描绘风景的遐想之中，通过色彩歌颂“千里河山”。我的苦恼不是刺眼的阳光和炎热的气候，而是自己的画笔不好，画不出我所以为的“优美”。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当年的这种喜悦是从事专业绘画的画家所难以理解的，也是他们所无法享受的。当中的惊喜，尽管初级，却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充实感。学习绘画的另一个好处是逃避劳动。当其他人在茶山上铲草修枝时，我躲在阴影下画大幅的宣传画，或者出墙报。反正这活得干上个十天半月的。
此前的惊喜是突然找到一本破旧的小书，叫《回忆列维坦》。列维坦是19世纪俄罗斯巡回画派的风景画家，也是“文革”前被中国油画家们神话了的人物。那本书对我来说，重要性肯定超过了“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我每天都读着它，恨不能从字里行间寻找出能够成为风景大师的秘诀。书里介绍说列维坦热爱自然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树上掉下一片叶子，也不许有人为的移动。这种“一片叶子精神”（姑且名之）至今难忘，虽然在现实中这样做会让人不可理喻。比如，满山的茶树在我心目中就从来没有这样的地位。几乎全体知青都对做不完的茶山活感到愤怒和无奈，因为那是一种修补地球的无望挣扎。
书是别人的，别人也一如我那样，珍视的程度只能有增无减。所以还书是必然结果，而永远占有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整本书抄下来。我想，今天的人听说要抄书，大概会觉得不可理喻。可当年我就真的是一字一画地抄写。可惜抄本已经丢失，否则，今天找出来看看，一定会获得另一次的惊喜。
至今我还记得考美院的情形。人很多，其中有好几个在“文革”期间已经大出其名，他们的神情颇自信，连微笑也让人绝望。色彩自然是桔子，素描则是人像。将近三十年了，今天考美院仍然要画桔子和人像。考生大多都经过多次预考，更有不少人经过“高考班”的突击训练，掌握了一套可以获取高分的画法。可以想见，他们在考试时毫无新鲜的感觉，也不敢有这种感觉，而是按照一种莫名其妙的“考美院”的模式，“拷贝”平时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东西。那时我们可没有这么优越，不管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都在认真地寻找“感觉”，出来还彼此议论，打赌看谁的分高，谁的分低。
结果真是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那些连微笑都让人绝望的高手居然考不上，考上的是我，以及和我那样，紧张得不行的初学者。等到进了美院以后，学了几年绘画，才知道那时的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画得过度熟练的人，他们喜欢生手，说生手的手势还没有学坏，可以调教。
考美院自然有语文。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出的题目是“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要求写一篇记叙文。我写得很顺利，以父亲为对象，用一种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革命修辞法来形容“解放”。这篇作文今天不会有人记得，连我自己都不再翻阅。但我的作文却由此得了满分，“轰动”美院，成为当年考试的一段佳话，足足伴随我度过一年级惶恐的岁月。
我告别了我的知青朋友，他们也羡慕万分地送别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要呆在农场继续修补地球，直到知青大规模回城时才得以重返广州。送别我的小圈子中有知青干部，当中有一个女的，红得不行，是农场党委委员，标准的“扎根派”，却正在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弄得不知所措。她白天开会听报告，或者召集知青开大会讲先进事迹，一派慷慨激昂的样子，到了晚上却和她的手下，一个小队的男队长彻夜“谈心”。那是一个只能用窃语来传布流言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不知羞耻才能谈情说爱的时代。知青干部是榜样，尤其是女干部，怎么也无法把她们和“爱情”混为一谈。所以她的事到处传扬，打听的人多得终于连她都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多次在我眼皮底下卿卿我我，已经到了忘我程度（当然和现在的“开放”不能比，尽管结实，但尚粗糙）。到美院后，一种无法说清的好奇总让我寻找机会去了解她的故事。后来，这故事有了惊人的结果：组织上为了帮助她，把她调离原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做工作队队长，然后，在一个深夜，她潜进一个有妇之夫的家，接着被人当场捉奸。
当我听到这故事时，惊讶得不可思议。
我走进美术界，然后几乎脱离开绝大部分的知青农友，她更是远离我而去。今天，当我想象她的模样时，竟然无法重组绝大部分的细节。
总之，我提前两年走进80年代，在另一个场所，艺术的场所，延续和发展所有可能的、旧的或新的惊喜，直到这惊喜变得精致为止。
写生与争论
美院读书，写生的经历令人难忘，也是学画当中的快乐时光。每年课程一定会有创作课，创作课也就意味着下乡写生。今天，美术学院的创作课早就成了旅游项目，同学们拿着数码相机，东晃西逛，然后回来“自我表现”去了。那个年头我相信所有美院学生都觉得写生很重要，也很快乐，学生们背着沉重的画夹，提着油画箱，四处寻找创作的“灵感”。
一年级时，去汕头南澳岛。三年级时，去长江三峡。四年级因毕业创作需要，全班分成不同小组。我去了珠三角的大沙田，临末还去了趟开平，在一座古老的碉楼里住了两个晚上。此外，二年级暑假时，我和其他系的几个同学去了广东惠州的港口。那是一个渔港，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刚刚开始的海上走私的繁忙景象，至今仍然难忘其中的细节。三年级暑假时，我约上几个同学，沿着黄河，从郑州走到风陵渡，然后进入陕西韩城。中间还匆忙登上了华山。上华山的第二天，黎明时分，五点不到，我身穿一件单衣，夹在一群用军棉袄包裹身体的众人的惊讶眼光下，看华山日出。那是我平生体会最冷的时刻，反倒对日出没有任何印象。接着下山，在风陵渡街头过夜，次日凌晨坐车去山西运城，看永乐宫壁画。到达时浑身散了架，累得一动也不动，坐在门槛上，只想着睡觉。
写生过程充满了故事。
去长江时，为了节省用钱，全体同学除了画具，还带上行李。不仅有衣服，还有被子、席子、枕头等等。一路上我们为了这些讨厌的行李，演出了一幕幕事后好笑当时狼狈的故事。比如，全班同学到达奉节，然后往回走。当时长江水不大，从码头走到船上要经过长长的木板道。一个农民担着挑子一横，任何人也就不可能绕过他前行，所以上得很慢。麻烦就在这里，因为有行李，所以得走两趟才能把东西拿到船上，而又因为停船有时间限制，所以上船就成了打架。往巴东去时，全班同学十七件大行李第一趟送到船上，然后再走第二趟。我走前头，快到船边时，发现船已开始驶离，于是本能地跳上船去，再回过头来看时，才发现后面的同学已经无法上来，只好大眼瞪小眼地互相招手。我顿时陷入困境，不知道如何面对十七件沉重的行李，况且，全体同学的船票还在我身上。当时，长江客船每天一班，同学们要赶过来，天大的本事也只能等第二天。之后我一人在巴东过夜的事就不必讲述了，反正狼狈。
和几个同学一起沿黄河写生，我吸取了长江行的经验，不带行李，只带一床席子，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席子一放，躺下就睡，恰如广州话“搂席”所言。现在回想，恐怕当年我们几个和叫化子差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画具，以及脸上的精神。
汕头南澳岛不大，对开一百多海里是台湾高雄，长期就是个“战备岛”。岛上居民不多，却有一个加强团驻防。美院油画班进岛，算是南澳岛开放的第一件大事。记得我们请老人出来做模特时，老人居然说我们是“朝廷”派来的，让我们不胜惊讶。去画部队战士时，他们在海防炮前做好战斗姿势，一动不动，让我们画他们的“英武形象”，现在想来真令人惊喜。在奉节，码头长长的阶梯吸引了全班人的注意。大概所有同学都画过那阶梯，那么长，那么多人，吵吵嚷嚷，好不热闹。上到顶时，是一门楼。我登时想起读过的《红岩》，说江姐的先生，也是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处死后把头割下来，挂在那里。
在巴东，留下的印象是贫穷，贫穷得不成样子。在半山里画风景时，见到衣不蔽体的女人，彼此惊讶，女的匆忙逃逸而去。住旅馆时，有一小孩，八岁左右，天天给我们倒洗脚水，还弯腰叫“老爷”。码头上多是乞丐，有从安徽过来的，有从河南过来的。反正，贫穷，实在的贫穷。
对巴东还有另一个印象。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挑夫们就开始工作。山城巴东的绝大部分供应，山城巴东的绝大部分输出，全靠这些人的双肩，一五一十地，一步一步地，从船上，再经过长长的阶梯，抬上来，抬下去。有一个人扛的，有几十个人共同抬的，不管是谁，都会一齐唱号子，震天响，全把我们惊醒。那就是原始的川江号子，粗糙，结实，饱满，节奏感强。
其实，写生以及写生当中的故事是次要的。那个年头印象最深的是和老师争论，不断地争论，围绕着创作，从构思到题目再到形象塑造，几乎每一件事都在争论。所有这些争论，说得好听，叫审美争论，说得实在，叫意识形态争论，说得不好听，叫“艺术工具论”和“艺术非工具论”争论。
在南澳岛时，老师不断巡视同学们的创作草图。我记得当年构思的是一幅叫《盼归》的作品，画渔妇和孩子，不无伤感孤独地伫立在沙滩上，翘首以盼远在海洋上捕鱼的老公。这构思受法国小说《冰岛渔夫》影响，也受苏联一些绘画的影响。老师来了，看了草图，说立意不错，但太冷清，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渔港的繁忙景象，要改。说着就动起手来，首先把渔妇画成满脸笑容，然后在身后加上巨大的起重机，以及一筐筐吊起来的鱼。老师还把码头画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今天来看，伤感和孤独也不是什么绝活，就审美层次来说实在粗糙不堪。可当年最受不了的就是“繁忙景象”。结果争论由此而起，全体同学结成统一战线，坚持和老师辩论，竟然把老师弄得哭泣起来。还好，那个年代，同学们的做法没有被看成是“文革”初期“整老师”的翻版。
到了巴东，满眼尽是贫穷，老师一来就拉脸，说全班马上开拔，前往宜昌葛洲坝。那时葛洲坝正准备合龙，工地繁忙，雄伟壮观。老师说那才叫社会主义建设，巴东这地方，他几十年前来过，居然没有任何变化，仍然贫穷，不符合我们的“创作原则”。结果争论再起，一方说“要反映正面形象”，一方说只画眼下“真实”，相持的结果是女同学跟老师而去，男同学大部分留了下来。
没有了老师，有一种自由感，一种暗中的惊喜。第二天我独自一人站在长江边上，想起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还真有点苍茫怅惘的感觉。说来，这也不过是一种小资情调，灰色，不精致，还有点单调。过去它受到抑制，受到批判，受到敌视，然后，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岁月中，便迅速泛滥起来。正所谓“沉渣泛起”，不由人不跟随。
毕业创作争论就更大了，全集中在形式问题上。班上有一个同学风格近似高更，颜色纯度比较高，非议马上起来。另一个女同学画一粗壮农夫，平躺在地上，颇为“性感”，也受批评。想来广州美院油画系的创作过于形式主义，不如四川美院那么“社会化”，也不如中央美院那么“古典化”，是个中间的东西。但这也居然惊动学院当局，高层要开会，讨论在毕业创作中暴露出来的“阴暗思想”，要严肃处理，等等。
所有这些争论都贻笑大方，都无法重新端上台面，都不值得做“理论疏理”，不管正方反方，都粗糙得很。但所有这些争论都形塑了我们，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自己，形塑了80年代，直到今天。
随笔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