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你这辈子什么日子记得最牢？”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那一天是星期六。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日子在我脑子里不知盘旋过多少遍。这一天是我的童年伙伴盘良的忌日。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短暂的十个年头。
童年伙伴
我和盘良都出生于1954年，成长在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一个叫北祁头的自然村，祖上同属一个氏族。不知情的人以为我们的名字中都含“良”字，是平辈，其实不然。据盘良祖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论辈份，我要叫你小叔，排辈份，盘良比我小两辈。村上所有的人都称呼我那目不识丁、体弱多病的父亲为“新公公”，称呼我母亲为“新婆婆”。但是从来没人叫过我“小叔”。回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解放后已行“新法”，论资排辈不再那么严谨。具有“小公有”性质的祠堂和“公家屋”，已归生产队和大队所有，做了蚕室和仓库。论资排辈已失去其场所和载体；二也是我这个“小叔”实在太小，年龄要和同辈相差整整五、六十年。
盘良祖上在村上是一家大户。他父辈有兄弟五人，父亲裕根排行老二。五兄弟的子女若聚在一起，要三十多人，真可谓子孙满堂，人丁兴旺。裕根共养了六个子女，三男三女。盘良在男性中排行老二，上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童年时我和他们一起玩耍，就显得“势单力薄”。因我家父亲和爷爷都是单传。懂事后我还知道，我这个王氏后代，还是“假冒产品”，是由丁家（现称姑母家）过继到舅父家的。同一氏族两个家庭的人口情况，印证了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大房出小辈、小房出长辈”的规律。
我和盘良家只相隔六、七米，他在村头第一家，中间隔两家就是我家“厅堂”。会走路后，我们就天天玩在一起。当时农村的父母亲对子女大多顾不上。两家的父亲有时到城里工作，有时失业在家。母亲必须每天参加集体劳动，出工前最多是关照一声“不要闯祸”。我们的童年在“封闭”状态下度过，没有现代人享受的电视、广播，更没有玩具。一群孩子都是东场跑到西场，夏天捉知了、蜻蜓是最大乐趣，冬天边晒太阳、边“虐待”小动物就是最好享受了。偶尔有邻居老太晒了干咸菜，偷偷抓几颗放到嘴里，那是世上最好的食品。那种味道是一生一世很难享受到的。要得到这种享受，风险也很大。一旦被主人家发现，告知父母，一顿皮肉之苦就无法避免。这被视作行窃，而行窃是父母感到最塌台的事情。他们下手很重，一是为教育子女，家中不能出娄阿鼠（昆剧《十五贯》中因偷窃而被斩头的丑角）；二是打给“失窃人家”看，我已下狠手管教。直到对方出来说话，“算了，算了，老小不懂事，难免的（无锡话”老小“是”小孩子“的意思）。”父母才肯停手。风波宣告平息，孩子们又欢天喜地玩在一起。
宁静村庄的新鲜事
日子就这样平淡过去，没有什么新鲜事来刺激我们这个湖边村庄。所以，村上来一个修鞋匠、补碗匠、箍桶匠、换糖佬佬，周围马上围上一群孩子，还要模仿大人口气，对匠人手艺品头论足，宝兴的评论量最高，由此得一“内行”称号。有时我们有意把匠人的工具，如小铁针、小榔头之类偷偷藏起来。待匠人发现，“好说话”的，就与我们商量，甚至求饶；“难说话”的就要大声骂小鬼（无锡话念作“巨”）“。在场的大人于是帮匠人说话，逼我们把东西交出来。只有一次，一个箍桶匠大骂”小鬼“时，下放工人龙瑞帮了我们：”你哪能骂小鬼！这么多鬼围着你，你阿吃得消？“一阵哄堂大笑中，我们再偷偷把工具放到他脚边。最有意思的是，南桥街上有个瞎子算命先生，让矮个子阿土用竹竿”牵“着，”送命下乡“。村上偶有人家请瞎子算命，我们一群孩子就在门外”听命“。这个瞎子是我们眼中本事最大的人。他能说出人家过去的事，还能报出生者的寿限。瞎子预报出的寿命，多数是长寿。算命结束前，瞎子还要手弹三弦，象说苏州评弹一样，把刚才的叙说唱一遍。他边弹边唱，我们一群孩子伸长脖子，静静欣赏。
大约在我们四、五岁的时候，村上突然来了几个城里人。当时的城里人和乡下人有明显区别。他们穿的衣服比较新，一件上装就有四个口袋，来人中有两个还在口袋上别着钢笔，笔帽闪着金光，看得我们小孩子很羡慕。他们皮肤白嫩，说话嗓门不象乡下人那么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眼镜男子，名叫张英，年龄我已记不清。他是从无锡火车站下放到我们生产队的。在大人们的闲谈中，我们得知，这些人下放农村，是因为犯了一种叫“右派”的错误。什么是右派我们就不懂了，好象是因为讲了什么错话。这几个右派就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仓库是没有楼板的二层楼房，它的主人是我的表姐，表姐全家在上海生活，生产队未经商量就拿来做仓库。苏南农村从五十年代起到文革结束，只要是空关房，都可以以“集体”名义无偿占用，若有房屋损坏及财物遗失，“集体”一概不需负责。其神奇之处，还在于大量无偿占用发生过程中，没有半点纠纷。
这几个“右派”生活劳动了几个月，没有发生任何故事，就回到城里去了。七十年代末期，大搞乡镇工业，我当了乡镇企业的厂长，我们的产品，自行车上的衣支架，要托运到昆明自行车厂。产品出来，却托运困难。这时我们想起了那个“眼镜右派”，他已官复原职，很爽气地帮我们办好了托运手续，并要留我们吃饭，我们非常感激，却婉谢了他邀请，这是后话了。
童年记忆中最热闹、最好玩的一天，是在“除四害”运动中围剿麻雀。天刚蒙蒙亮，一阵喧闹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急忙跑到外面，到处是人，田野里，屋顶上，人们手拿畚箕、铜锣、铁皮，敲出声响，喉咙里用最高音发出最简单、最原始的一个音：“祸——祸——”。这一天，只要是能活动的人，都要加入到消灭麻雀的行列中去。我和盘良各自在家里找出一件“响器”，拼命敲打，嘴里也跟着喊“祸——”。可怜的鸟儿们（其实不止是麻雀），从屋顶飞到田野，田里有人，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树上有人，实在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最后筋疲力尽，坠落在地，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放在手上玩一会，再去交给大人，最好交给小队长，还能获得“乖”的表扬。我们只觉得热闹、好玩、开心。后来听大人们说，这样做是毛主席关照的，因为麻雀要偷吃粮食。（“关照”在无锡话中有告知、号召、吩咐的意思）。此后，麻雀是少了，老鼠、苍蝇等多起来。联系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成年后我常常困惑，我们叫喊的原始单音，是不是一种集体咒语：“祸——祸——”，灾难和祸害开始降临。
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的一个雨天，我和盘良各自驮在母亲背上，来到后来成为东绛中心小学的操场上。那里人山人海，人们打着雨伞，穿着蓑衣。只见司令台上，坐着一排干部模样的人，其中一人拿着一张纸在话筒前喊了一声，当时我什么也没听清，更没听懂。后来猜想，可能是“东绛人民公社成立了”之类的话。接着锣鼓喧天，还放了好多炮仗。人群中还出现好多拿箩筐的人，里面装着香喷喷的馒头，按规定每人发两个馒头，带去的小孩也有一个。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馒头。吃完了第一个，我还要吃第二个。母亲在周围人指责的目光下，让我吃下了第二个馒头。
人民公社成立后，所有生产资料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后来据一些老同志说，所有土地入社，当时已没有多少阻力。因为四九年解放后，“斗地主，分田地”，不久就开始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已经为人民公社垫了底，生产形式与一家一户生产早已发生了本质变化。从互助组开始，已开始进入“共产”轨道。我们家在一九五零年六月，由无锡县第一任县长薛永辉、张卓如颁发的“房屋土地所有证”上，有十四亩多土地。土改时我家成份为中农。母亲告诉我，土改干部讨论时，有人提出我家要定“富农”或“富裕中农”，理由是我家土地较多。我祖父王鸿福解放前当过总甲（帮政府收税并负责乡村行政事务的民选小吏），可能得罪过一些人。好在土改小组长王仁根是我家邻居，无锡人称“贴隔壁”，坚持我们家评为“中农”更恰当。这使得我家在关键的岔道口没有出“差错”，在以后几十年里避免了许多灾难和麻烦。盘良家的成份也是“中农”，但他家田地很少，人口要比我家多好几倍，究其原因，是他爷爷有一条能灌溉与帮农民辗米的机船，属大型农具。据说当时有规定，有大型农具就不能评为贫农。另一个原因是，盘良爷爷是一个彪悍倔强的老头，他很要面子，根本不愿意评为“贫农”。他认为贫就是穷，贫农不好听，还是评为中农为好。同样没有想到，贫农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是党的依靠对象，如此吃得开。
这里成立人民公社时，每家每户将土地入社，还有一些东西要上交。比较普遍的是蚕台和蚕匾。上千年来，苏南不仅是鱼米之乡，还是蚕丝之乡。桑田入社，每家的工具也要跟着入社。母亲说，光我们一家，就上交了八十多只蚕匾和六、七张蚕台。老人说，这些东西是无偿上交，没有拿到一分钱，是典型的化私为公。我家另一个邻居，人称“士福老老”（无锡称男性老人为“老老”）。他为人忠厚，善良，非常勤劳，但并不富裕。他额头一直长着鸡蛋大的瘤子，因没钱开刀，一直带进了棺材。士福老老养了一头耕牛，这是我从童年直至青年时代见过的唯一一头牛。周围几个村上比我大几岁的，都以放牧过它、骑过牛背而自豪。随人民公社成立，耕牛入社换了主人。如何处置这头牛成了干部可以决定的事情。当时社干部作了一个让广大群众都拥护的决定：杀牛吃肉。
杀牛那天，我清楚记得，我正在家里“欠劲”（无锡话指幼童对大人吵闹耍赖）。突然，盘良冲到我家里大喊：“快出来，看杀牛。”杀牛，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事，我马上丢开一切烦恼，跟随在大人身后，观赏杀牛全过程。那是个大晴天，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原来养牛的地方就在我家西面七、八米的空基地，它有个专门名称叫“蔡甲里”。当时北祁头村上只有王、沈两个大姓，后来听大人讲，蔡姓是北祁头最早的居民，但只有一户，且人丁不旺，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儿外嫁后，蔡家在本村就绝户了。蔡家老屋年久失修倒塌，留下一块宅基地，成了士福家的牛棚。巧合的是，士福续弦的老婆倒是姓蔡，叫蔡荷娣，活到66岁，在1979年病逝。出殡那天，我为老人写了一篇悼词，其中有一句是对老人最真实的写照：“她一世干了别人三世的活。”
言归正传。只见一个人在木桩上将牛绳解开，就牵牛往外走，士福躲在家里，没敢出来。而他的老伴（其实当时还很年轻）在一旁流眼泪。牛被牵到五里湖边一个叫菱浜口的地方，那里是桑田，有坟群。围观的人足有几百个。对我们小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节日，精彩一幕。牛是大型动物，不象宰只鸡那么简单。为了防止它反抗，发生意外事故，大人就用两根大木杠压在牛背上。那木杠是我们这里扛棺材的专用工具。传说牛在被杀以前是要流眼泪，这时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拿起一块破布，遮在牛的面额上。有人不忍心看到牛流泪，另一个原因是不让牛看到是谁向它举起屠刀，害怕牛到阴间后再来报复。只见十几个壮年男子把手扶在木杠上，前后推搡，没有几下牛就筋疲力尽。一个人手握尖刀，很利索地戳进了牛脖子。牛倒下了。顷刻之间，我和盘良的脸都吓得煞白，我们期待的精彩的场面却以恐怖形式落下了帷幕。
煮牛肉是在阿宏家的浴缸（澡堂）。阿宏家在我村最西面，他家旁边有一条小石路，路边种着苋树。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通到河边，全村各家主妇都要经过这条小路去河边淘米洗菜，各户每天还要到河边挑一、二担水，大户人家要挑三、四担水，倒入水缸，作为全家人的饮用水。村上人都看着，哪家男孩或女孩，能用着两只提桶、一根扁担挑水了，就说明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挑第一担水，大约是在十四、五岁。
阿宏家的浴缸有私产公用性质。所谓浴缸就是在一个单眼灶台上安一个大铁锅，全村人都用它洗澡。因燃料紧缺，水烧热后，谁先洗澡，需要“论资排辈”。先是男劳力，男性长辈次之，然后是参加劳动的妇女，最后轮到我们这些孩子。哪天烧浴汤了，全村人都知道。我们这些孩子一年能洗上二、三次，每次都要耐心地等上几个小时，过年前是肯定能洗上一次的。后来城里来了知青，见了这种洗澡场面，大声惊叫：“人怎么能放在锅里煮啊！”这个澡堂虽然是阿宏家私产，门一直都不上锁，但阿宏家和村民们都不可能仅为一家烧一次浴汤，奢侈地享受一次。因当时农村的燃料极度紧张，其分配原则是“斤粮斤柴”，就是分配一斤谷，同时配一斤柴，且不是煤与硬柴，只是稻草和麦草，有时下了雨，含水量还很高。至于你能否将粮食烧熟，那是你自己的事，干部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在我初中毕业进村办厂当学徒时，为解决家中无薪之急，加了一倍的价钱，从师傅的朋友手里买到一担煤球，从惠山直街挑到家里，一路上还提心吊胆，一旦被有关部门发现，是要没收的。
那天对牛肉分配，第一个规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这些童孩和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就显然不是分配对象。但我们有权“闻”，我们转在澡堂周围，用鼻子来享受美味，我看到土改时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王根法在灶前，炉堂火光映红了他紫红色的脸膛，手里拿着一个烧酒瓶，嘴里在快速咀嚼，两眼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门外动态，警惕地保护这集体财产。最后的结果，还是掌勺者私分了大锅饭。我母亲作为一个基本劳动力，连“闻”的权利都没有享受到。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我仍然相信，假如母亲当时能分到粒肉勺汤，看着我这个重于她生命的独养儿子，她决不会“私自”咽下去的。
事后，我看到士福向牵牛的人讨还那根牛绳，有没有讨到手，我不得而知。几十年以后我才明白，士福已失去了牛，为什么还要那一根牵牛绳。
食堂始末
我和盘良在虚岁五、六岁的时候（1957-1958年间）会唱歌了。我清楚记得，我们跟着大人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社会主义好》，那就是我们的“儿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而且，在我印象中，真的是象歌词那样：“说得到，做得到”，首先是不知哪来那么多粮食，突然允许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一天晚上，社里干部将西面几个人家，象张巧仙家、杏金姐姐等家的墙壁打通，使几家人家的客厅（无锡人称大门间）联起来。早晨，无锡城里来了一帮建筑工人，砌了一付大灶台，按上几个大铁锅，人民公社大食堂成立了。那真是一个幸福的季节。
刚开始的时候，不管男女老幼，人人都可不计数量吃饭，菜很简单，青菜加盐及少量食油，就是大食堂的菜谱。当时的官方说法是要人们“拉开（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但理想口号一到老百姓嘴里，不知怎么就变成“拉开肚皮吃饭，想尽办法偷懒”。当时劳动评议也在食堂，社员们刚端上饭碗，干部就评议（实际上是数落）劳动态度，谁一听哨子就主动出工，谁拖拖拉拉，谁出力，谁偷懒。我母亲与世无争，倒是一次次避过干部的数落。我小时候很讨大人喜欢，记得一次，数落结束，干部想对我这个小孩开一句玩笑，故意板着脸对我大吼一声：“这个老小怎么在这里吃饭！”我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扔了筷子，大哭大叫，无论母亲如何安慰都无效。当然，倒霉的还是我自己，到时候食堂是要关门的，下一顿再说吧。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大人和小伙伴与我开玩笑时只说某某来了，我就躲得远远的。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也学城里人办起了幼儿园，就是在一户“双开间”人家地上铺上稻草，让村上会走路、未上小学的孩子集中起来，让一名脚有残疾、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的中年妇女看管我们。幼儿园老师让我们坐在稻草上，两手放在后边，一本正经的样子，如此要到母亲开夜工结束，才让我们各自回家。“老师”是文盲，不可能教我们识字唱歌，也没有玩具，非常枯燥，许多孩子都是哭闹着进园。老师不让我们出门以免闯祸。办幼儿园前，村里有一名比我们稍大一、二岁的男孩，住在后村，有一天突然失踪，全村大人到处找，有人猜想他淹死了，到河里、粪坑里去捞都没有踪影。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男孩的下落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他父亲叫阿荣，老实本分近于弱智，人称“焐阿荣”。土改时，一些精明的庄稼人怕形势反复，反攻倒算，村上人就一起推荐“焐阿荣”当农会主任。当时也风光了一阵，印证了锡剧《珍珠塔》中方卿的那句著名唱词“砖头瓦片也有翻身日”。失踪孩子的哥哥小名“阿本”，大号王玉明，当过北祁头的生产队长，改革开放后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印刷厂老板，雇用了工人，诚信经营，现在家境殷实，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在这个幸福季节，记忆最深的却是一个恐怖印象。当时社里要求每户上交一定数量的金属品，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记得一天深夜，村里突然响起了“砰砰”声响，这是剧烈的踢门声。事后，乡亲们对如此激烈的高分贝音响还作了研究，结论是，只有脚上穿了皮鞋踢在门上，才会有如此声响，害得我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一见村干部就往他们脚上看，只想弄明白皮鞋与布鞋的不同之处。伴随着踢门声，干部们在门外大声斥责：“怎么还不交出来？”听到这个声音，父母亲马上从床上爬起，将事先准备好的铁钉之类的废铁放在称盘里，称了一下，不够指标。两个大人急得束手无策，双眼在高速扫描，还有什么金属能放进来凑数。从我懂事起，家里很少有值钱东西。听大人们讲，我祖父为地方小吏，家产殷实，但祖父母过世后，作为独子的父亲体弱多病，智力低弱，他的姐姐们都出嫁、帮人家家里发财去了，王家迅速衰败。踢门声和责骂声越来越近，干部们踢门不是挨家挨户踢，而是挑那些能起到威慑作用的人家，采取一些过硬手段，杀鸡儆猴。我猜想，除个别品质极恶劣的干部为了显示威风，大部分干部或许也是要完成指标而出于无奈。再说，大家都是乡邻乡亲，无锡人说“人面对肉面”，有点做不出。对我家这种“弱势”，干部们确实没有采取硬措施。
随着责骂声的逼近，父亲拿着秤盘，分量还是不够。突然，母亲毫不犹豫地拔出灶台上的汤罐往地上一摔，父亲连说：“够了，够了，这样够了。”然后端着秤盘，拉开大门，迅速交到干部手里。只听社里干部接过也说：“够了，够了。”为了这一声“够了”，家里又少了一件生活必需品。汤罐的功能仅次于铁锅，其形状如电视剧里古代武士的头盔，安在灶台的一边，里边只放水，利用煮饭的余热，将水焐热，水温最高在五、六十度，供全家吃水、洗脸、洗脚。贫苦农民大多没有喝茶这样高雅消费。来客了，干活累了，过路的补鞋匠口渴了讨要一碗水，都是靠“汤罐水”，那是最普通的饮料。保温瓶这样的奢侈品只有四属户（即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才有。上学后，我学到，山穷水尽的人要办成一件事，要“砸锅卖铁”，就联想到在“赶超英美”的宏伟目标下，竟让我父母做到了“砸罐献铁”。多少年以后我一直在想，能使一家最底层的老百姓如此做到，中国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砸罐献铁”以后，村上好心的邻居责怪我母亲，你把汤罐都拿出来，以后孩子要吃水怎么办。母亲只会无奈地说：“赫得（无锡话指很害怕），唔办法。”幸亏家中还有水缸，此后全家喝冷水。好在那时河水还没有污染，喝在嘴里还有淡淡甜味，胜过今天的矿泉水。直到几年后，我小姑母（其实是我生母）来看我，才知道她娘家连汤罐都没有了。她从城里买回一个，请人装上，我家才恢复有温水的日子。
那时候，母亲和乡亲们每天开夜工，回到家里总是风尘仆仆，疲惫不堪。一天睡到床上，我问母亲：“姆妈，你们每天开夜工，在做什么？”母亲轻声答道：“砍树。”随即两行眼泪从母亲的面颊上淌下。母亲接着告诉我：“爷爷、亲娘（祖母）坟上的树都砍光了。”并从牙缝里迸出一句“那些杀千刀的唔好日”（“唔好日”无锡话是指将来要遭报应的意思）。祖父母的坟墓葬在一个叫荷叶圩的地方，就是现在金城宾馆和滨湖区委的所在地。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传统妇女，要亲手砍掉公爹、公婆坟上的松柏，内心如何承受得了。可怜的母亲骂完一声“杀千刀”，马上关照我小孩子不要多嘴，让社里干部知道了，食堂要停饭的。
这些大自然赋予的树木砍了以后派什么用途呢？原来，在当时“向科学进军”号召下，为多打粮食，农民们要自制肥料。不知是哪位专家发明了制造肥料的方法：在田野里，坟堆上，用泥土隔起一个个小窑，窑里还是放泥土，放进柴火，没日没夜地烧。据说，经过燃烧的泥土就是很好的肥料，撒到田里，能使粮食丰收。农民们只看到，经过燃烧的泥土，由柔软变硬了。烧掉的柴火就是树。当时的粮食产量虽然在田里没有出奇迹，确实在报纸上出现了奇迹。
几个月以后，敞开肚皮吃饭不行了。大食堂还是硬撑着，没有散伙，但改变了分饭方法，就是定量供应。干饭和稠粥没有了，食堂只供应稀粥，数量是每人每顿两铜勺。一到开饭时，各家就拿着一只缸盆（一种很粗糙的陶瓷器皿），到食堂把粥打回去。为了防止掌勺人私分大锅粥，全村挨家挨户派人到食堂“轮流执勺”。掌勺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分到锅底朝天。每顿吃粥，父母亲总是要省下小半勺，让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可怜父亲拖着病体，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前年母亲去世，在告别仪式上我回顾到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声痛哭。盘良家中兄弟姐妹多，分粥时就没有半点特权。份内粥喝掉后，每人用舌头把留在碗底的粥糊糊舔干净，缸盆里的粥糊糊全家人要轮流用手捞出来，送到嘴里。村上再年轻、漂亮、斯文的姑娘都能在众人面前舔碗。直到今天，仍有老年人尚保留着舔碗的习惯。
一天早晨，我被隔壁的一阵争吵声惊醒。我家东隔壁原是空关房，解放后，社里安排一户杨姓的渔民住进来，渔民随即演变成农民。只听见社里一位很能干的女干部在逼杨姓女主人把米拿出来。原来这天是杨家到食堂掌勺，她乘人不注意，把全村人一顿早饭的米拿到家里，并谎称米失窃了。食堂米失窃，全村人要挨饿，这是大事情。我真佩服这位女干部，全村几十户人家，她都没有作为怀疑对象，唯独吃准米在杨家。一会儿，果然有半淘箩米被女干部搜出来。食堂重新开饭，既没有报案，也没有指责。通过这件事，使我清楚地知道全村人一顿早饭米的总量是十三斤米，全村一百多号人，分摊到每人头上，是五十克左右。
熬了一段，大食堂终于撑不住了，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粮食早就实行了统购统销，粮食和布匹是最严格的计划商品。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一点头（且这十三斤粮食还是未经加工的麦子，不是面粉）。布料每人每年二尺六寸。童年时听到大人念着两句民谣：“十三斤粮食点点饥（当点心），二尺六寸布票遮张X（意为给女人做一条短裤）。”
村上开始死人了，我们村没有孩子和青年人饿死的，死的都为四、五十岁的壮年以及老年人，他们都是无疾而终，突然死亡。他们在临死前都没有经过医疗和抢救措施，事实也是死得很快，来不及抢救。第一家：盘良的曾祖父，老年人，可能寿限到了；第二家：阿仙的父亲，人称瞎子阿龙；第三家：渔民杨姥姥，接着是正炎的父亲沈伯荣，前村上最后一家是阿宏的父亲，连病带饿，死时只有四十多岁。还有单身汉根荣，“焐阿荣”的老婆……等等。一个自然村在短期内就死了十多人，一个行政村死的人就更多。当时还实行土葬，而扛棺材的工具是北祁头的集体财产，经常看到外村人来借这套工具。北祁头一直有一个不大好听的说法，叫“北祁头，吃猪头”。究其原因，就是我村有这一套扛棺材工具，村上的男性壮年人能借此饱餐一顿，再赚几个小钱。
一天，盘良的外婆死了，他父母带着儿女去奔丧。盘良外婆家在东绛镇东边的梁南村。出殡回来，盘良就来找我，对外婆的去世，好象没有哀思之情。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略带满足地说：“今天中午我吃得最饱。”不久，这样的“礼遇”也降临到我头上。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大姑父，一个手艺很好的老铁匠也死了。我和父亲一起去奔丧。但出殡那天，碰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身上穿的一条裤子实在太破了，在家穿穿还可以，若要走亲戚那是绝对不行的。家里没有经济来源，连消化二尺六寸布票的能力都没有。后来盘良母亲出了个主意，由她出面到沈家，从祖刚母亲处借了一条裤子，让我暂穿一天。这次奔丧我的感觉吃得不是很饱。在路上，母亲一再关照：孩子一定要懂规矩，在吃饭时，一个菜端上来，你绝对不能第一个把筷子伸过去。还有一次是我丁家祖母的哥哥死了，按理说跟我已是不搭界了，祖母为了让我能饱餐一顿，带讯叫我一起去奔丧。那天我和小表哥鸿富一起走在路上，祖母看着我这个送给王家的骨瘦如柴的小孙子，怜悯地一路关照我，吃饭时尽量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饥饿的花季
我们迎来了饥饿的冬天，身上穿得很单薄，天上下着细雨。这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我与盘良躲在屋檐下，无所事事。两人年龄太小，视角狭隘，对话也不多。盘良告诉我一个秘密：他家里还养着一只老母鸡，这只鸡还会生蛋。母亲把鸡蛋放在长台上的香炉里，已有五、六个之多。香炉里装着香灰，鸡蛋放在里边，一是不易被外人发现，二是不会碰碎。盘良说家中无人时，他就会扒开香灰，拿一个鸡蛋握在手中，并感觉到鸡蛋有热量。我就马上怂恿他，乘现在没人，拿一个出来取取暖。在我的一再鼓动下，盘良勇敢地爬上长台，在香灰里掏出一个鸡蛋，并在手里握了一会，再递给我，我确实感到有热量，手中有一种微微的惬意感觉。由于实在太冷，全身在哆嗦，一不留神，那个好端端的鸡蛋从我手里滑落在地，打碎了！两人顿时脸吓得煞白，嘴里只会说：“怎么办？”要瞒是肯定瞒不过去的。一会儿，我母亲就知道了我闯的祸，她惊惶得只会说：“我们拿什么赔人家”，但母亲没有碰我一下。直到今天，我想象不出，在现代家庭中有哪一样东西的价值可以跟当时的一个鸡蛋相比拟。那天中午，我吓得不敢回家吃饭，下午父亲才把我拖回去。盘良的母亲很大度，大人之间也没有为此事专门计较，我母亲没有拿出一分钱，此事就过去了。
我一直听到人们把少年儿童比喻为祖国的花朵，称他们为“花季少年”。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和盘良的童年与“花儿、花朵”好象没有什么缘分，各种野草跟我们的关系倒是很密切。从六岁开始，我们的第一项正规劳动就是手拿一把“脚刀”，背一个竹篮，到野外去挑草。割草用的是镰刀，劳作时动作比较大，对各种草可以不加识别，只要是草割回去就可以。这种草主要是喂羊。羊对草类的要求低，还能自我识别。苏南地区田野无毒草，对动物没有生命威胁。羊不喜欢吃的草就踏成“羊灰”，一种优质基肥。猪的要求就高一点，只吃几种草。挑草不一样，用的脚刀类似木工凿子，其实是挖，对草还要严加识别，因为它喂养的是人。从六、七岁开始，我们就能识别许多草名和用途：象荠菜、马兰、九里大蒜（现在还是餐桌上品），带刺的生莉头草，扯开叶子里面带丝的棉筋头草，这些都是人可食用的。酱板草、水花生是喂猪的；车前草、打官司草、灯苔草、象狗尾巴一样“阿汉乐乐草”等等都是兔子和羊能吃的。
这些草类与人类、兽类的关系是上位法：人能吃的，猪也一定能吃；猪能吃的，羊与兔子一定能吃，倒过来就不行。田野里的草越来越少，国家科研人员经过研究，教会老百姓一些度过饥饿的方法。没有粮食，就叫“瓜菜代”，并在中小学进行广泛的科普教育，教会学生如何“瓜菜代”；还有用红花草（学名紫云英）搓烂捏成一个团子状，外面滚上一薄层面粉或麸皮，命名为“解放团子”。人们在饥饿中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例如，家家户户的门前场上种上丝瓜，搭上丝瓜棚。人们发现，不光丝瓜可以吃，连不结瓜的雄花也可以吃。夏天的狂风暴雨吹落丝瓜花，我们都连忙拿篮子在雨中捡花，回家食用。
姑母（生母）又一次从上海来看我，我一人在家。她拎起锅盖察看锅中食物，惊异地不相信这是“人食”。锅里是丝瓜花、绵筋头草、丝瓜、青豆，还有少量的米粒。她望着面黄肌瘦的我，问了一声：“想吃吗？”我知道锅中之物是全家的晚饭，但实在饥饿难熬，忍不住回答：“想吃。”姑母拷起一碗送到我手里，惊诧地看我顷刻就吞进肚中。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嘴里只会说“呒办法，呒办法”。她临走前塞给我养母一些钱和粮票。虽生父（姑父）为资方代表，家中人口很多，并不很富裕，但一个肯定的优势是：在城乡二元政策下，城里人每月定粮是二十八斤，是我们的一倍多。
俗话说“饥饿出盗贼”，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饥饿不仅出盗贼，饥饿还出知识，出智慧，出科学。在那个饥饿年代，人们对草类、藤类的食用领域作了认真研究，立秋以后，人们把丝瓜藤砍断，发现丝瓜根部还有象眼泪一样的汁在流出来。有人就论断，这种汁是高级营养品。于是每家就将各种玻璃瓶拿出来，凑在被砍断的丝瓜根上接汁液。听说榆树皮磨成粉可以充饥，全村人的目光就集中到唯一的一棵榆树身上。这棵树是邦栋家的私产，树径足有一尺多，已经长了几十年。某天中午不知是谁带的头，也没有人跟主人商量，各人拿着刀，活象它是全村人的粮仓。没有多长时间，这棵树就象赤身祼体的光棍，第二年春天就再也不会发芽了。乡亲们象盗贼一样把柚树皮抢回家，我父亲也抢得几块。晒干后，就用石磨碾碎，做成团子。但第一顿父母亲无论如何不让我吃，因当时有许多传说，什么地方有人吃了榆树皮涨死了。父亲把第一个榆树皮团子咽下后，我一直死死地看着他。熬过几个小时，父亲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在那天晚上也咽下了树皮团子。根本没有人们描绘的那么恐怖，感觉粉粒是细细的，非常柔软，可说是美味佳肴，直吞肚中。
榆树皮吃光了，草类越来越难找。我和盘良、阿三（德）等六、七个伙伴商量进行一次集体偷窃活动。偷什么？偷集体田里的红花草（紫云英）。生产队里十多亩田的紫云英即将开花。它既能改良土壤，其叶子人和动物都能食用，长出的籽可到供销社交换化肥，田块腾茬作水稻秧田。等行动方案拟定以后，我们各自回家把镰刀磨快，尽量拿大一点的篮，同时相互关照，篮不能太大，怕行动不方便。割满红花草后背不动。也不能太小，太小就吃亏了。时间定在中午。这个时候场上人最少，饭后也有力气，我们同时冲到红花田里，以风卷残云之势，一眨眼就割满了一篮。正当我们即将达到目的，准备班师回朝时，情况突变，我们村上那个土改干部，就是前两年拿着酒瓶保护牛肉的那个老党员，肩扛铁铳向我们冲过来。我们撇下篮子，手里拿着镰刀，各自狼狈逃窜，他没有继续追赶我们这些“穷寇”，而是把我们的成果作为他的战利品一篮篮背回去。但参与这场盗窃行动的是谁家小孩，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说到这个老党员还要费一点笔墨，他大名叫王根法，在我们小孩眼中，是一个非常精悍的老头。在上辈人口中，此人有点传奇色彩。传说他曾参加过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是孙中山等人于1913年发动的计伐袁世凯的战争，又称癸丑之役），革命失败，逃回家乡。他老伴姓惠，是五里湖北岸惠巷人，与我村正好遥遥相对。不知是两家为了彩礼等无法谈妥，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反正他是通过只有在戏文中才有的抢亲，把妻子娶回家的，让我想起锡剧的《王老虎抢亲》。据说抢亲那天，隔岸相望的两个村子还发生了小规模斗殴。因惠巷上小伙子们可能觉得很失面子。也有人说，抢亲只是一种娶亲形式，其实双方都有默契，这样可以省下好多费用。老人对农活是行家里手，能莳一手笔直的好秧，很多老农对他都很佩服。解放后凭着聪明的脑袋和连贯的口才，参加土改，入了党，就是不愿当农会主席。农会主席反而由他的邻居，老实结巴的“焐阿荣”来担任。王根法还欢喜养鸟，养狗和打猎。那支猎枪严格地说是只火铳，最早用火柴头引爆，后来改进用“八响子”引爆。主要猎物是麻雀、野鸡、野兔之类的小动物。那天我们集体偷盗被他偶然发现，正是他外出打猎，倒霉的我们是撞到了他枪口上，幸亏未成为他的猎物。
王根法有个弟弟叫根荣，早年在军阀部队当过“伙头军”（炊事员），最后演变成解放军。在复员时把证件弄丢了，成为吃救济的单身汉。根荣也死在大饥荒时期。对我们偷窃行为的处理，当时队委会即刻开会作了研究。进入队委会的首要条件是贫农。我们几个“案犯”的家庭成份都是中农，故我们的家长都无权参加队委会。盘良有个姐姐去偷听了一下队委会的情况，也没有听到什么名堂。只见我们的红花草给小队干部分掉，并各自背回家。应了无锡的一句老话：“强盗碰着贼爷爷。”不久，王根法扛着他的猎枪经过我们各家门口，大声宣布：“各家罚款5块。”然后就重赴猎场了。对我们的这次行为，每家父母都没有指责，可以说，大人们的表情都进入了一种麻木的状态。对王根法的叫喊声，他们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嘴里只有一句话：“随便他，反正我们没有钞票。”对我们这些家庭，5块钱是一个大数字，它是小学低年级两个学期的学费。当时上海的基本生活费是每月七元。当日傍晚，有人带信各家把篮子拿回去，实际没有缴纳罚款，此事也就宣告结束。
梦醒前夕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第一天，我与盘良的童年生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上学啦。两人一样高，又来自一个自然村，老师就把我俩安排在一个课桌上。我们小学设在宣家私宅。它座落在利农村的中间：宣家巷。以后我常常在想，我们的小学如果未遭破坏，差不多象现在电视剧里的王家大院、常家大院一样了。它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民国初期“黄金十年”的产物。建国后传到第二代人手中。第二代人的成份显得尤为复杂：有地主，有小商，有高级职员。土改后大院遭到第一次破坏，但不是很严重。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有砖雕、木雕，“耕读传家”就是通过砖雕上的文字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大厅命名为“勤德堂”，楷书刚劲有力。建造时引进了西方建材，象水泥、雕花玻璃等等。第二次破坏是在文革初期，谁也不会想到如此精湛的文化承载物竟会被我们这些幼嫩的双手所破坏。我也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当时我们佩戴的红袖套上写着三个字“红小兵”，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带的袖套只差中间一个字。
“宣家大宅”遭遇的毁灭性破坏却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过拨乱反正，物归原主，大宅子分到宣家第三代手中，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恰遇苏南农村掀起新一轮建房高潮，但物资匮乏，缺砖少瓦，子孙们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折砖取木，各家各户盖起了最普遍的九股二层楼房。这是一次根本上的“破旧立新”。我生母曾回忆（生母如活着正好九十周岁）：童年时曾用竹篮拣了碎砖碎瓦给宣家作大宅的基础材料，换几个铜板。由此推算，大宅建成到第一次破坏，大约二十多年，彻底毁灭，也只有五十多年时间。
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的是王寅仙老师，她已进入古稀之年，当时身份还是民办教师。开学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拼音字母、“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学会的第一句连贯句子是两个“万岁”：整页课文就是印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底下写着一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翻过来的画面，是天安门城楼，中间挂着毛主席像，各族人民在天安门前喜气洋洋，下面写着一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放学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裹腹之虑，还是老模式：背上竹篮，手拿脚刀或镰刀，到田野里割草。那时我们家家户户都养几只兔子，每个月把兔毛拔下来或剪下来卖给供销社，可解决油盐及部分零花钱。苏南农村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养儿子不如养兔子。”至于作业，可以说是微量的。我们是在晚饭后，母亲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接线”（一种能获得微薄酬劳的手工劳动），我们将作业“借光”完成。煤油是定量供应的。一个家庭一个月只有一斤煤油。在这样的灯光下，我们少年时代的课外读物《红岩》、《红日》、《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创业史》等等，都是在这样的灯光下读完。奇怪的是我们的伙伴中很少有近视眼。
在饥荒时期，大人们开始关注一些传闻。有谣言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台湾的飞机也确实飞到无锡县新安、硕放等地，撒下很多牛肉干、糖果之类和传单。各级干部紧急出动，马上把所有东西收起来，同时向老百姓说明食品里有毒，吃了要死人。在极度饥饿之下，没有人偷吃一样东西。据后来成为无锡著名律师的叶景忆回忆，当时作为下派干部，他曾参与过这件“毒品”收集工作。跟随着谣言的是民谣。因民谣琅琅上口，小孩子一学就会。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就会说其中一首，至今不忘。“一张台子四只角，四个老小来埝哭（”来埝“是无锡话”在那里“的意思），老师问我为啥哭，屋里吃的粥。”这样的简单民谣，很快全班同学都在念，这可吓坏了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面对一群顽童，王老师把我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很耐心地说，这是坏儿歌，是坏人造谣。我们要争取做个好学生，以后不许再唱。老师的话在我们心目中是“最高指示”，这样的坏儿歌以后就没再唱。
在称为“困难时期”的三年饥荒即将结束时，从浙江湖州经常有船只靠上岸，向无锡老百姓推销胡萝卜。每斤大约在四、五角钱。当时实在没有食品，大家倾囊抢购。这些湖州人趁机扮演了媒人角色，把他们的家乡湖州说得花好桃好，其最大诱惑就是能用胡萝卜填饱肚皮。其实只是那里政策松动得早一点，可以在自留地、什边地上种上农副产品……许多人家不知道饥饿何时能结束，家中女儿已到婚嫁的年龄，于是答应用几十斤到几百斤不等的胡萝卜作为聘礼，无锡女儿就随着这些船只漂过茫茫太湖，抵达西岸，去当湖州媳妇。这是“孔雀东南飞”的现代版——“孔雀西南飞”。可怜这些苏南村姑为了生存，到素不相识的地方，与素不相识的人结为夫妻。有的勉强度日，生儿育女，有的男人本身就是“下三滥”，很难娶到妻子，这样的婚姻就很可怜。我们村上的姑娘倒是挺过这一关，“饿死不下嫁”，没有一人嫁到湖州去。二十年以后的八十年代初，我担任了无锡县化纤厂厂长，开始和湖州客商做生意。三杯绍兴黄酒下肚，我就半是玩笑半是真地跟湖州老板说：“你们湖州人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在困难时期，你们趁人之危，用胡萝卜来调换我们无锡的大姑娘。”不料湖州老板回答很简单：“那是大家自愿的，自愿的。”就象如今的市场经济，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们的锦纶丝，大家都是自愿的。
盘良之死
一九六二年开始，政策有所松动。桑树田里允许种上山芋。一到夏天，桑树上长满桑葚，这是人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高兴的日子。先用桑葚把肚皮填饱，再采上半篮带回家作为点心。人们的嘴唇象是经过统一化妆，都是紫色的，拉出的大便，也都是紫色的。但这样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天。随着山芋的收获，缓解了人们的饥饿状况。山芋这个外来物种，在中国大地上又立了一次大功。有史书记载，一百多年前，因为山芋的引进和推广，使我国的人口迅速扩大。我和盘良在半饥饿状态下升到小学三年级。
那时十岁的孩子放学后，除了割草，还要负担一些家务劳动。每家都养着猪，盘良就要用一把大号的切菜刀，把山芋藤一根根理顺，然后一刀一刀切细，煮熟后再喂猪。记得有一个下雨天，盘良的父亲检查儿子切的山芋藤不合规格，拿起一根竹竿就对盘良抽打，盘良只能往雨中逃跑。在我母亲等人的劝说下，盘良父亲才“收兵”。冥冥之中不知是否真有安排，那天盘良雨中奔跑的方向，竟与他的生命终点是一个方向。
小学三年级是最糟糕的一个学期，换了三、四个班主任。不是代课教师，就是刚从师专毕业的实习生。有一个年轻的周丽仙老师，教得我们好好的，课余时间还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说相声，过了两个月，说周老师原来是知青，家里是地主，马上要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新疆去了。
还有非常尴尬的事，是老师要我们交清学杂费。虽然学杂费非常便宜，可减免学费的数量非常少，并要通过生产大队评议讨论。象我这种家庭是根本轮不到的。好在家里有一只老母鸡，好心的叶玉珍老师愿意收我的鸡蛋以抵充学杂费。课余的文体活动基本上是没有的。一到夏天，我们就瞒着老师和父母，下水游泳。江南水乡的孩子是必须学会游泳的，而且是先学后教，无师自通。水乡河流交叉。我们大队，占地1.7平方公里，大小桥梁就有十一座。我们在即将学会游泳前，都要进行一场演习，就是由会游泳的带不会游泳的泅渡过河。当时这些河流不宽，但很深。我称它为“旱脚鸭泅渡深水区”。下水前要权衡风险，但无契约。泅渡成功后，双方都会从内心涌出一股自豪感，尤其是那个“旱脚鸭”尝到了深水区的味道，可以在伙伴们中间成为谈笑的资本。这项游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就是死亡。
一九六四年夏天，学业进入了复习阶段，过几天考试通过，就可进入四年级了。七月四日，节气即将进入小暑，当时水稻处在分孽阶段，温饱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盘良家人口多，粮食紧张。那天中午是用少量米粒和南瓜煮成的粥。喝了两碗，一群伙伴就到离村巷一里多路的西码头浜口进行泅渡演习。盘良还不会游泳，负责带他的是老虫（耀良）和小山羊（云瑜）。但刚到深水区，他们俩就力不从心，大声叫喊，盘良只能松手，随即沉入水底，等西码头的大人赶到，连忙跳入水中把盘良捞起，他已咽气了。当时我正在教室午休，没有去参加游泳。等“内行”宝兴进来喊“盘良淹死了”，我们冲出教室，只见所有的田埂都是人，北面几个村上的人都出来了。老虫和小山羊的班主任陈银凤老师急得号啕大哭。只见一个人背上盘良的遗体，向北祁头走去。
我在恐惧中熬过半天，回到村上。只见盘良静静地躺在门板上，他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在大哭。周围都是人，他的爷爷，那个倔强老头，此时也哭了。他父亲和叔叔正在找木板，给盘良做一只小棺材。我蹲在盘良脚边，眼睛死死地看着他，没有眼泪，脑子里一片空白。临近傍晚，黑色时刻到来了，几个大人把盘良的遗体放进棺材，随着“碰、碰”的盖棺声，他母亲向棺材撞去，却被我母亲等人拉开了。就在这一刻，我哭了。
对盘良的死，大人们之间也没有发生纠纷。虽说耀良和云瑜有责任，但他们刚刚12足岁。盘良的父亲和爷爷只是提出，在出殡时，要他们手握一头连着棺材的绳子，一起送到坟上。对此要求，日后有人还略有微词，但大多觉得不算过分，毕竟人家是少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紧紧地跟在棺材后面，直到盘良安息在地下。
就在那一天，我的童年结束了。
后记
去年冬天，盘良嫁在村上的妹妹盘仙告诉我：湖滨路延伸要穿过她家祖坟，她哥哥的遗骨找到了。在挖掘的时候，她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如果盘良活着，也早已成家立业。”我连忙拿着相机赶到盘良坟上，遗骨已经拿走了，没有烂掉的木板散落一地。我再也没有心情去问盘良的新坟在哪里。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有几百年历史的五里湖边的那个村庄——北祁头，还有西码头，……都将在城市化的号角声中消逝。城市化，做城里人，城里是多么热闹，是我们几十年以前梦寐以求的生活。城市又是那么冷漠，多少年相居而安的乡亲们，将要进入一个不识对门为何人的生活。世界在快速改变，盘良，我在另一个世界的伙伴，我想向你打一个招呼，都没有来得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搁笔于芦草棚
（此文在《随笔》刊出时略有删节）
随笔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