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1)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3)
1932年4月20日，肖洛霍夫还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尽管他知道上一次(1931年1月1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还没有回复。然而，有快垒堵在心头不吐不快，作家就是这样的性格！这封信的内容是俄罗斯作家瓦.奥西波夫在《肖洛霍夫传》一书中披露出来的:
开始说得很严厉: “斯大林同志: 党中央《关于将牲畜强制公有化》的决议与1932年肉类收购计划有矛盾。” 他说，党中央已着手把一切——百分之百的——劳役畜甚至全部的羊和猪都公有化了。
揭露的钉子继续往里钉:
“……大牲畜的计划应当全部完成，这也依靠包括怀孕的或者刚生下牛犊的母牛在内。
“……从最初的几天开始，农庄庄员们在农庄各处开始坚决抵制: 他们开始把牛经常反锁在板棚里，拎着棒子同买主偷偷见面，没有任何人不想卖掉最后一头牛(2月1日，全区13629个农户只有18户有一对牛)，当时在农业委员会的会议上，只是简单地让这个或那个庄员承担卖牛的责任。庄员们拒绝自愿交牛，这时，村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就相应地改变了办法。买牛一般按这种程序进行: 七八个十来个‘买主’来找庄员，他们把主人绑了起来，或者把他们看住，这时，其他一些‘买主’就来砸坏锁头，急急忙忙地把牛牵走。村子里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同来牵牛的其他人的战争，遇到什么就拿什么打，作战的主要是婆娘和孩子(少年)。
“……党中央的决议与肉类收购计划之间的矛盾非常明显，区里的党组织已经觉得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如果说，联共(布)维约申斯克区委一言不发，那么，照我看，只是因为去年当边疆区党委提出要交三千头畜役牛的肉，而区党委只能考虑为降低数量而斡旋，结果得到了边疆区党委的训斥。”
这一次，斯大林也没有给肖洛霍夫回信。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从未通过各自的党组织搞什么收购肉类而且是釆取强制措施完成类似的劳什子。我怎么都想不通: 苏共为什么不去美国取经，看看美国政府、执政党是怎么解决美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农业的No1，农产品出口量上百年稳居世界第一，但有谁见过美国的农业是靠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和决议推动的？美国政府为了防止“谷贱伤农”，常常给农户大量资金补贴，让农民减少播种面积和产量。这和苏联拼命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苏共领导自诩真理在手，怎么连这一点都拎不清呢？沙皇老爷子统治时俄国也是欧洲的粮食出口大国，怎么到了英明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执政时，苏联从1921年到1946年竟发生三次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大家看，多么优越的社会制度！多么伟大的执政党！多么英明的领袖！
斯大林不给肖洛霍夫回信显然是装聋作哑，因为严酷的社会现实是: 饥荒席卷了苏联大地。
《肖洛霍夫传》一书以《大饥饿》为题叙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大饥饿……人民群众是这么称呼这次死神凶残地来临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原因不仅仅是旱灾，还有用暴力手段没收粮食。
直到今天也没有统计过墓地的十字架数量。1988年《真理报》是这么披露的: “1932年至1933年的冬天，饿死的人数达到三四百万。” 政治家们真慷慨: 随便一统计——就是上百万死者！
于是大饥饿出现了，斯大林对此是怎么想的呢？肖洛霍夫呢？
想必肖洛霍夫感到了震惊——而领袖恰恰在1933年1月利用中央全会的机会在自己的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成就的主要结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集体农庄的建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农村中消灭了贫困和赤贫现象……”
可肖洛霍夫却知道，笼罩着顿河各集体农庄的贫困有多么可怕。很清楚，他仔细地读过斯大林的讲话。因此，按着作家的眼光透彻地看出的东西，远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因为这些人被公开看到的那些共同困难迷惑住了: 经济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如此等等。而对于人们生活得怎么样，靠什么生活，他们担心什么，关心什么，乃至于穷在哪里，领袖却闭口不谈，似乎在教导他们不要去注意灾难。
是谁提出了——大声疾呼并为了所有人——大饥饿呢？是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肖洛霍夫。这里手法极为有趣——肖洛霍夫委托了波洛夫采夫这个人物告知了灾难的来临: “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布尔什维克中央正在向庄稼人征收粮食，说是为集体农庄准备种子。其实这些粮食将要卖到国外去。因此，庄稼人，包括集体农庄庄员在内，将忍受无情的饥饿之苦。”
斯大林过了三四个月后开始制止——十分坚决——关于饥饿消息的蔓延。而且说到饥饿就应当判刑——这是“反革命宣传鼓动”。这部小说中说: “每个村子都传播着流言，说要把粮食收集起来运到国外去，今年就不播种了。”
因此，作家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其词，没有瞎编。在那挨饿的两年里卖到国外去的粮食达280万吨。天平的一端是抛给了千百万公民致死的命运，而另一端则是国家的工业化获得的外汇。
肖洛霍夫可以满意的是，这部小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毕竟对悲剧提出了警告。应当明白:同当局的政治争论已逐年变得更加危险。
1933年1月，斯大林在《论农村工作》演讲中说: “1932年我国粮食产量比1931年多。” 肖洛霍夫为之一愣: 也许在这样的确信表示之后，就应该指令把余粮交给挨饿的人？可是却有另外的指示: “第一条，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第二条，种子进仓。只有完成这两个条件之后，才可以开始和开展集体农庄的粮食交易。” 而且，毫无例外！
肖洛霍夫读着斯大林的报告，他的心在愤怒地跳动。
……肖洛霍夫最终确信: 领袖的任务就是得到粮食——无论如何也要得到粮食。为了迎头面对迎头冲击的目标——国家工业化——他准备牺牲一切。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关于保护国有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并加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法律》已经执行了几个月了。
法律是严酷的。这项法律首先是用来对付那些因为没有一块面包而要活命的人，因而人民群众伤心地称它为“五穗谷物法”(该法规定凡偷盗五穗谷物以上者即予以惩处)。
这项法律执行的结果是几乎有五万五千人被判刑，为了杀一儆百，判处枪决的人数——说起来可怕——达2110人。肖洛霍夫长久地没有忘记这一法律。
……2月13日，肖洛霍夫从维约申斯克镇给自己的战友和朋友、区委书记卢戈沃伊发出了一封长信。(我摘要引用这封信)
“维约申斯克镇发生的事件具有骇人听闻的性质，彼得.克拉斯诺夫、科列什克和普洛特金被开除出党，并关进了监牢……他们谴责说……我们放纵了盗窃粮食，加速了牲畜的死亡，他们全都用死刑罪过来问罪……
“事情是如此严重，我们所有人好像都是反革命。
“……逮捕了近三千名集体农庄庄员。
“……在顿河右岸，连一个老支部书记也没剩下，所有人都坐了牢，有许多人已经被打死了。
“……你是否同意，我们都在从事反革命活动呢？唉，去他妈的吧！”
当他们给你贴上“反革命”标签时，你就骂吧。
但主要的还是在前面: “需要拿出全部的勇猛精神，毫不妥协地去斗争，以便从自己身上拿掉这不应有的污点。对此，我将在莫斯科说——你知道同谁说。”
污点？谁的污点？以上所说全是布尔什维克的污点！用不着给他们抹黑，他们本来就很黑，如果你再去给他们抹黑，岂不是和他们一样黑了。你只要和肖洛霍夫一样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实陈列出来即可。上面所说的事实都是犯罪行为——随随便便把人抓起来，处分、监禁、枪决，抢夺财产，因为剪几棵麦穗就判刑入狱，受到此类戕害的人达上百万。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人类犯罪分子！统治如此残暴，还想成为人类发展道路上的灯塔，天底下鲜廉寡耻者首推布尔什维克者也。
回顾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有这些卑鄙残暴的污点吗？
肖洛霍夫再次履行了给斯大林写信的承诺，一不做二不休，这是他的性格！4月4日他给莫斯科寄去了一封15页的长信。这是让最高领袖睁开眼睛面对顿河流域承受的可怕状况的又一次尝试。信写得直截了当、大胆、执着，没有温文尔雅的曲笔。摘要如下:
文件三
米.亚.肖洛霍夫致约.维.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维约申斯克镇及北高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种子。这个区也和其他区一样，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由于饥饿正濒临死亡；人们都浮肿了，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总之，99%的劳动居民遭受到可怕的不幸。
……为了扩大播种面积、为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而奋斗，CP员们和集体农庄庄员们用半死不活的牲口耕地，他们揪着疲惫不堪、行将倒地的牲口，不知花费了多少劳动。工作是做了很多，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本区急遽地面临着一场灾难，而要制止这场灾难，没有您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种子，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我努力用维约申斯克区的实例来证明这一点。
去年5月26日全区全面完成了春播计划。但是，应该说，在广阔无际的土地面积上播种，播下种子的定额比应该播的要低得多，因为庄员们在播种时偷盗了种子。他们偷盗种子不是“出于热爱艺术”，也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因为1931年分到的口粮(每人8.5普特，约合140公斤)只够吃个半饱。而且，在1932年春天，当边疆区下达追加小麦播种计划时，还从秋天分的粮食定额中拿出一部分作了种子。
1932年顿河上游地区的年成究竟怎么样？我曾经乘车、骑马和步行，不仅走遍了维约申斯克区各集体农庄的许多地块儿，而且还走遍了一些邻区集体农庄的很多地块儿。庄稼，完全可以称作是“烂布头儿”。它是花花搭搭的，就像碎布拼成的破被子。……相当大数量的耕地，主要是晚播的耕地，彻底颗粒无收。在维约申斯克区各集体农庄163603公顷的播种面积中，有14017公顷的小麦严重受损，另有6866公顷的中耕作物严重受损。
6月底，区党委组织部长利马廖夫和区执委会主席卡尔勃夫斯基根据区产量核定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着手编制粮食饲料平衡表，确定全区的总产量应为8.2万吨。这种推断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仅从下面的一个对比数字即可看出: 大家都知道，1931年全区总产量为43165吨，1932年播种面积比1931年多26656公顷，那么用26656公顷乘5公担(每公顷平均产量，一公担等于100公斤)，我们就会得出粗略的1932年产量增长总数。总共合起来，1932年的总产量仅可提高到5.6至5.7万吨。可是总产量却被“核定”为8.2万吨。多算了150万普特。而且不仅是多算了，区领导还在匆忙地炮制了“核产”数字之后，进一步编制了粮食饲料收支平衡表如下:
征粮上交2.2万吨，牲畜饲料1.7万吨，支付劳动日18696吨，其余的留作种子和其他各项用途。
7月8日，利马廖夫和卡尔勃夫斯基被召到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区委书记舍勃尔达耶夫同志责怪维约申斯克区领导恶意地低估产量，称粮食饲料平衡表是“富农的代表”。他建议把平衡表确定的征粮数由2.2万吨改为5.3万吨，与此相适应，他还要求修改平衡表中的其他各项数字。
舍勃尔达耶夫把利马廖夫当作特殊的“人质”，禁止他回到区里，同时又从边疆区向维约申斯克派了一个调查组，以核定“真实”产量。这个调查组由边疆区党委粮食委员会主任费多罗夫和农业机械制造厂党委书记奥夫钦尼科夫二人组成。
7月14日，奥夫钦尼科夫和费多罗夫抵达维约申斯克镇，并在维约申斯克区执委会土地管理委员会处长柯列什科夫的陪同下，起程到产量最坏的顿河右岸，去亲眼视察“究竟一公顷能产多少”？
从维约申斯克镇出发，汽车走了十公里，费多罗夫指着一块麦田问柯列什科夫: “依你看，这片小麦一公顷能打多少？”柯列什科夫说: “不超过三公担。”费多罗夫说: “依我看，不少于十公担。” 柯列什科夫说: “哪儿来的十公担？你看，庄稼种得晚，地里长满了杂草，麦穗稀稀拉拉的。”
过了五公里，再次估产，结果又发生分歧……这样经过多次，最后来到格拉切夫集体农庄的耕地。这时，费多罗夫问: “这一公顷能产多少？”柯列什科夫回答: “五公担。” “不是五公担，而是九公担或者十公担！” “从这棵麦穗到那棵麦穗连姑娘的喊声都听不见，就能打十公担？”费多罗夫说: “如果从汽车上看，麦穗确实很稀，可是你下车去，哈下腰再看，就全是麦穗！”
柯列什科夫为人有些粗鲁，没有学会礼貌待人，再加上有些神经质(这是作战震伤的后遗症)，他被费多罗夫所说的话激怒了，回答说: “我脱掉裤子弯腰站着，你哈下腰来看一看，你看到的可不是那个！……”
最后好歹达成妥协，他们一同回到维约申斯克镇。这时镇里正在紧急修改粮食饲料平衡计划，奥夫钦尼科夫在区委会上建议，每公顷再平均增加一公担产量，但是被会议否决了。为了“收支平衡”，只好降低发给实物的分配标准，并且不讲情面地压缩了饲料数量和其他专项用粮，而这些专项用粮原定是发给村里的专家——医生、农技师、教师等人的。
奥夫钦尼科夫回去向边疆区委会保证，说维约申斯克区征收五万多吨粮食的计划是完全现实的。计划最后确定为51700吨。7月21日已经着手将计划按维约申斯克区所有集体农庄分配下达。
从此就开始了群众性的盗窃粮食现象。集体农庄庄员是这么盘算的: “1931年我们完成计划就十分紧张，春天又从我们手上借去了种子。现在，不仅没有按5月的许诺进行缩减，反而要多拿出两倍半的粮食，也就是说要拿走全部粮食，颗粒不留。应该有所储备！” 于是他们就开始“储备”了，全然不顾《关于保护公有财产的决定》。在收割时偷盗，在打谷场上偷盗，在一切地方偷盗！不光是偷盗，连活儿也不好好干了。
8月份有三个星期连续下雨，毁了几万公担的粮食。有一天早上我骑马经过丘卡林集体农庄。太阳出来了。堆满了田野的一垛垛庄稼应该摊开晾晒，可是农庄庄员都不在田里，而是呆在田间宿营地里。我到了一处宿营地，看见大约有50个男女庄员躺在一辆辆四轮车下，有的睡觉，有的小声唱歌。妇女们在抓虱子。我怒气冲冲地问: “你们为什么不摊开庄稼垛，难道说来到地里就是为了躺在大车下抓虱子吗？” 这时，有一个年轻妇女对我解释说: “今年的计划也太重了，我们的粮食看样子要全部飘洋过海弄到国外去了。因为这个，我们懒得干活，不着急晾晒这些庄稼。小麦稍微发点霉，外国不要发霉的小麦，而这样的小麦我们能吃！”
11月中旬，大部分粮食已经脱粒完了，并且运到了粮库。边疆区委会将(征粮)计划削减了11139吨，派特派员郭尔曼同志着手将留作种子的运走，并开始大力搜查被盗的粮食。11月14日以前，搜查了全区13813个农户中的大约1500家农户。征收粮食的计划到11月中旬完成了82%，共收缴粮食将近3.1万吨。
但是由于上交粮食的进度日渐下滑，已不可能如期完成计划，边疆区党委又向维约申斯克派出了特派员奥夫钦尼科夫同志(就是那位曾经来确定“真实”产量的人)。到达当天，奥夫钦尼科夫召集郭尔曼和维约申斯克区委书记多布林斯基开会。他问他们二人能否完成计划？郭尔曼作了否定的回答，多布林斯基也表示怀疑。奥夫钦尼科夫对他们说，“他们不能完成计划，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计划是现实可行的。” 他说，就此问题他将向舍勃尔达耶夫同志汇报。
12月16日，奥夫钦尼科夫、郭尔曼、多布林斯基来到边疆区委会，根据奥夫钦尼科夫的汇报，郭尔曼被开除出党，多布林斯基被撤职，并且在三年内不准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12月20日，奥夫钦尼科夫返回维约申斯克镇。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边疆区关于郭尔曼和多布林斯基的决定。奥夫钦尼科夫严厉地批评了区领导，并且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 “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
奥夫钦尼科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忠实的党徒并没有好下场。他在1918年入党，1928一1930年担任下伏尔加边疆区沃尔斯克州州委书记。1930一1931年在马列主义训练班学习。1932年2月担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农业机械厂党委书记，后任罗斯托夫市委书记。1933年7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其罗斯托夫市委书记职务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36年7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其党内处分。1937年在大清洗中难逃厄运，被处死刑。活该！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