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的冬天
1953年底，新安江山洪暴发，冲散了屯溪大量木材，那时我已由徽州调到杭州。单位抽我与同学季昌辞两人从杭州出发，沿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朔江而上，沿途调查、登记被沿江群众打捞的木材，统计后交专人收集集中运回。
季昌辞同学与我还有一段当时彼此都不知道的关系，他父亲在北伐时原是国民革命军一位高级将领，与我五爷关系甚好。1935年五爷在长城古北口对日作战时头部中弹负重伤，经北平协和医院割腿补头，保得不死，回家养伤。抗战全面爆发，他带伤离家去西安，在终南山寺庙里继续养伤，那时季老先生也在西安，两位老友经常有诗文交往。
新安江山洪暴发是非常可怕的，几小时内江水能上涨数丈，急流吼哮，势不可挡，落差大的地方几乎形同瀑布，站在岸边，脚下大地也在颤抖。江中可见漂流的竹木、房舍、家畜甚至野兽，皆顺流而下，无人敢捞。偶有不幸落水者，亲人也只能望江而泣，莫谈捞救，尸体很快就冲出百里之外的省界了。涨得快，落得同样也快。
每次发山洪都是森工部门难关，全体出动，日夜巡逻，人们用比胳膊还粗的篾缆将江中木排固定在岸边巨石上，无处生根的地方就用深埋地下钢筋水泥桩，竹篾绷紧后发出咯咯响声，丝毫经不起撞击，据称一掌就能把它打断，只听说而已，谁也不敢一试，万一此话当真，这一掌下去，千万立方木材就此散架、报销。
我们从杭州南星桥码头乘小轮抵富阳，以后的交通工具就是民船和两条腿。那时年青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苦，甚至把困难当乐趣，年青人都欣赏苏联影片《普通一兵》中一句话：困难，但却有趣。
民船无动力，有风扬帆，无风摇橹，水急就背纤，纤夫则是专业的。新安江、富春江纤夫有一个固定的班子，以年青姑娘为主，也有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在屯溪见到有个子不高，皮肤晒得黑黑的姑娘，只要是耸肩，那百分百是专业纤工。长年揹纤，日晒风吹，全靠双脚和肩膀出力谋生，辛苦异常，她们把船从杭州沿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越过激流险滩、危崖陡壁把船用纤绳揹到徽州后，再由陆路返回杭州，到杭州联系新船主再揹纤到徽州，周而复始。
我虽是长江边人，没见到以民船作为定班的客船，哪是古人的交通工具，孤帆远影，有诗意，但慢得能把人急死，唐诗云：“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看得到目标，舟行还要一天，时间根本无法掌握。在富春江上我们除步行外乘的就是这种班船，每到码头，由船头站一人口吹海螺告示上下旅客，应为今日汽笛之前身。此船速度之慢，让人无法忍受，无风时全靠划桨摇橹，船行半天，回头仍可见离港出航码头，阻风时有时干脆停下不走。时间一长，旅客们只好把船舱当住家过日子了，谈天、睡觉、看书、打牌、吃喝，性子磨慢了，适应了，也就不急了，急也沒用。
富春江可算得天下山水绝佳处，名符其实的百里国画画廊，为人不到富春江就不知道何谓青山绿水。体会不到“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的诗意。水不急不徐，山不深不浅，林木繁茂，针叶树、阔叶树、竹林相杂，经霜后或红或绿或黄，色彩斑烂。时值雨后，从远山上流下的山泉，如白色巨龙从云中奔流而下，银光闪耀，一览无余，和别处山泉或隐或现相比，更显得直率坦然。
有时弃舟登岸，江岸多临江绝壁，怪石悬空，植被繁茂，或树或竹或藤，花花草草，人行其间唯闻江声，不见江流，身处险境而全然不觉。走过一段临江险道，到稍开阔处回头一看，让人大吃一惊：啊！不信自己竟是从那样可怕的峭壁上走过来的！
班船的时间、路线有时与我们行程不合，二人便包僱一小舟朔江而上，此时我们就是船主人的主人，一切听我们指挥。有权在手，难免做些假公济私的事，请船家告诉我们沿岸景点，如芦茨、白沙、严子陵釣台、七里泷等大都要上岸“到此一游”。不知名的怪石、古树、飞瀑、流泉对我们有吸引力的，或登岸或移舟近泊。曽在一无名崖边小道傍，见一株內空古树，树洞里竟藏一座小庙。此时流连山水，几忘饥渴，古人云：秀色可餐，深有体会。
大名鼎鼎的陵子陵钓台是桐庐境内富春江北岸的一座石山，国内叫钓鱼台的地方很多，没有一处适合钓鱼，有名无实。严子陵钓台山虽不大，也有几十米高，离江面虽近，也有几十米远，严老夫子有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线？文化范畴的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认真。李白《庐山谣》“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我到过现场，庐山顶上看长江只是一条细长的白帶，一点也没有“茫茫去不还”的感觉，但诗却极有气势，尤其是没到过庐山的人简直真被李白唬弄住了。
因年代久远，钓台严重风化，但裂而不坠，自有缘故。遍山野藤，把整个钓台缠得严严实实，时值严冬，绿叶全部枯落，粗细不等的野藤像一根根黑色天然绳索，把风化将崩塌的山石綑得紧紧的，如放置在一个巨大的藤制网兜里的石山。山道上的石坊、石碑、石柱为千年风雨磨砺，所有字刻，皆模糊难辨。“观鱼胜过富春江”，观也好，钓也罢，只能给凭吊者留下不尽的思古之幽情。
船家多带有家小，吃饭喝水与我们都在一起，宛如一家子。姑娘们虽长居林间江上，对生人毫不羞涩，谈吐自然天真，声如林间晨鸟，体态婀娜，如风前翠竹，肢体语言极具亲和力，交谈间很得体的用手碰碰对方身子，拽拽对方衣服。我们笑着警告她：“不许动手动脚”，回报以咯咯笑声，父母在一旁也笑。
富春江上人与人、山水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与生俱来的。不到富春江，就体会不到柳宗元“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的诗意。平生所爱三大美景，富春江为其中之一，余者为黄山、桂林。十年后，我有诗忆之：
云中水挂将崩石，船泊崖边不见天。
问道渔家指远树，欲投村店找炊烟。
说来已是五十多年前所见，今天是什么样子，真不敢说，1998年秋我送孩子上大学，在长江轮船上碰到一位徽州学生家长，谈起他的故乡旅逰业，怒形于色，愤然说：把真文物砸光，又造些假东西拿来卖钱骗人！
文物砸掉了不能再造，江山虽然砸不掉，战天斗地后，自然生态破坏了，要几代人才能恢复！
山水之乐，弥补了生活的艰辛，途中极为偏僻，翻山涉水，饱一歺饿一顿是常有的事。当地干部和群众不把我们当外人，根据他们口述登记被打捞木材，从来没有彼此猜疑的事，我们也从不到现场核实。用今天标准衡量应属严重失职，在当时讲诚信的人际关系中是极为正常的。
被子自带，找不到住处，随便到哪家都受到热情接待。当时浙江农村并不富裕，农家的蔬菜、竹笋、野菇都是城市里难吃到的美味佳肴。临行前丢几毛钱也互相推让，大妈大嫂有时还塞几个糯米粑或熟鸡蛋给我们路上吃。
一次在建德县富春江南岸，途中遇大雪，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宿店，也无人家，四周是无边的乌桕树林，天色将晚，雪地里两个年青人不知如何是好，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正踌躇，四下望去，远处似有房舍，大喜过望，近前一看，又高兴又失望，原来是一处无人荒废的破庙。终算有个落脚的住处，比露天强，两人就在神案上铺开随身行李，破墙破瓦，漏风漏雪，只好躺着轮流打伞，终夜不能入睡，谈笑自如。
天明，天寒地冻，我们起程翻越县境内乌龙山，此山据传为正宗乌龙茶原产地，整个山体冻成一个水晶大馒头，山道上未见一人，小心翼翼，一步一滑，快到山顶，遇一个施茶老者，我们喝了几口热茶，暖和多了。老者见我们惊叹不已说：“只有你们年青人才敢走这种路！”下山更难，滑得无法迈步，险处只得仰面躺在冰上，扭动双腿和屁股，像毛毛虫一样慢慢向山下蠕动。思想紧张，体力消耗又大，下山后两人衣服都汗湿了。
一条宽约百米的浅浅山涧栏住去路，无桥无楫无人跡，好在水不深，只有涉水而过。水寒彻骨，才走几步，毛孔泛出点点血色，冷疼如刀割，入水冷出水更冷。上岸后，踩进深深积雪，啊！这雪竟是这样温柔暖和，从冰冷彻骨的山涧里涉过，才知道这雪竟是热的。我忽然想起夏天在歙县丰村新安江边沙滩上被沙子烫红脚的一幕。同一条江的不同季节，滚烫的沙滩、刺骨的冰水，温暖的白雪都品味过了。
1954年元旦前几天，我们到达建德县城，与徽州东下的打捞人员会合在一起，任务全部完成，各自打道回府。晚上，我看了一场绍兴大班，即绍剧《程咬金招亲》，也就是后来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个剧种。大吵大闹, 与越剧冏异。
归心似箭，江上来、陆路去，车过桐庐不久，就因阻雪忽然“此路不通”，必须赶到新登才可从那里乘车到富阳。天色将晚，离新登还有十五公里路程，我们马不停蹄摸黑赶到新登，第二天上午乘车到富阳，此时离杭州不过百里之遥，胜利在望。谁知一夜大雪，美梦破灭，去杭州水陆交通都停了。我在一家临江小酒楼里，怕赶不到杭州过元旦，心情惆怅，看江上漫天飞雪，银色群山，黑色江水，不见飞鸟、船帆。板壁上有不少旅客留字，有诗词，也有“到此一遊”，不禁想起宋江浔阳楼题反诗被黄文炳告密一事。一时兴起，无师自通，在墙上写下了我生平第一首诗：
北风吹浪打堤头，雪满江边老酒楼。
面对寒山山无语，不知何日到杭州。
一曲歌，一段情
在屯溪，在新安江畔，我最风光的时刻莫过于1954年五四青年节徽州地区歌咏大赛获奖的日子。参赛无非是玩玩，想也没想到得第一名，参赛歌曲是对唱《藏胞歌唱解放军》，伴奏以一把二胡为主，徽州戏曲名闻天下，现代歌曲就不如外地。我一无声乐理论，二无演唱基础，嗓音马马虎虎，单位无人愿干，怕出丑，最后领导竟派到我头上，交待这是政治任务，那时没有不是政治任务的任务，因我平时桀傲不驯，也不排除有意让我去出出洋相，杀杀傲气。我少年时就爱闯，说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也行，对新的、不懂的、别人不干的事情决不退縮，成功与失败，感觉都好，为一个知识盲点，为一个出处，弄不明白能一直搁在心里几十年，把知识不如人看成羞耻。
另一个搭档是仲芸，团干，思想进步，为人冷傲，“西皮”嗓子，很亮，能歌善舞，是当然人选。参赛时她穿一件蓝布大襟褂子，村姑打扮，一炮走红。
全地区歌咏大赛第一名当然不如时下超男超女，也没有粉丝、玉米，名利都谈不上，奖品是一面红缎子奖旗，比床单还大，与个人无份，归单位所有，属单位荣誉。颁奖大会我记不得为什么事外出没有参加，仲芸回来告诉我，观众没有看到获奖男声，很失落。
名还是出去了，走在街上免不了让年青人指指点点，引人注目。一次我与仲芸同时走进电影院，先是走道两旁人认出我们，继而由近而远，一阵骚动，顿时大半个剧院人竟向我们站了起来注目而视，那一刻，我们简直成了屯溪市的金童玉女了。
认识仲芸，是被人议论多年的话题，两个性格各异，志趣不同的人，通过相识.相碰.相知.相好，最终成彼此都忘不了的人。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上班，她在机关，我在基层，相距不过数百米，互不来往，互不了解，专业也不一样，她学林，我学农。都来自农村，很传统，她是团干，我则什么也不是，根本不知道“进步”为何物。我有两个致命弱点：出身不好而不自卑，不求“进步”而自我感觉良好，爱读书、求知欲强，工作上肯干，在当时叫专，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如果不要求“进步”，则是白专，属反面人物，跟仲芸井水不犯河水，一曲终了，各归原位。
命运也真会开玩笑，春末，她竟调來与我同在一个单位上班，她、我、还有一个头头的老岳母，说一口很难懂旳湖南乡下方音，三人各佔一个单间，住在同一个小楼上，我和她的臥室只隔一个小小的天井。当时干部上下调动是极普通的事，毫无大、小、贵、贱的感觉，我倒有些不自在，和一个女孩近距离接触，同楼而居，一起上下班，一锅吃饭，不自由。
单位很小，十来个人，头头姓方，与我同乡，大字不识一个，为人很好。学生只有我一个，业务骨干。忽然调来个团干，积极份子，是不是给我搞传、帮、带的。那时作兴先进、落后结对子，这不是名摆看不起我，对我不放心吗！一个很不光彩的阴暗心理产生了：你帮我，我先来帮帮你，除了比我“进步”外，凭什么跑来骑在我头上。上班时，我拿根钢卷尺，指指点点，根本就不大干实事，出了问题，去“指导”一下。女同志中还有一个叫胡凤香的中年人，绩溪人，与胡适本家，大胖子，外号“一等材”，丈夫是附近一个区委书记，另有居所，属照顾性安排，什么事也干不了。几个临时工人承担翻动木材的体力活。其他事情全部落在仲芸一个人身上。每根木材检尺后的数据和等级、规格、编号都要打上钢印，全是力气活。每天上班，她提一个方形木盒，内盛油墨、钢印，沉甸甸的，时值盛夏，几天下来，她那张五官配置得很匀称的脸晒得黑里泛油，有时汗水从鬓角流到下巴。
所谓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革命口号是后来人胡诌的，当时什么都不“为”。人们对苦、乐是以极平常心态对待的，没有界限，无谓苦乐。那个时代，谁都能这样。怕苦怕累比今日小偷还丑，不要说流露出来，“一闪念”也是见不得人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除了无声无息的工作外，很少和我搭腔，一次也未帮助我“进步”，到是我天天帮助她流了不少汗水。
男子汉的尊严开始让我反省、自责，像个男子汉吗？看她默默承受的劳累我不仅没有出气或得意的感觉，相反心里越来越沉重和羞愧，甚至不敢看她那满是汗水的脸。
本来要为难她，解解心头之气，看来我是多心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切积怨都被她在无声中化解了，与我的关系，由紧张戒备进入正常同事间的运转。
天天在一起，不交流也难，况且一曲《藏胞歌唱解放军》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荣誉，分也分不开。就算人家比你进步，也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之举，人家不嫌你落后，你还怕她进步吗、
心态一变，发现彼此本来就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界限，许多东西我们能讲到一起，人生、文学、音乐、戏剧、故乡。我们都喜欢《牛虻》，觉得我们就是那书里的男女主角，只是不好开口，看电影，逛街不再形单影只。
周围人际各色各样，均能和谐相处，互相尊重。那位“一等材” 绩溪胖大嫂，性格开朗，口无遮栏，开心宝一个，绩溪普通话里急、季、几、鸡叫人很难分清。一个姓张的上海大块头年纪较大，不爱说话，办公桌抽屜里总放一小瓶老酒，一包花生米，隔一会咪一口，嚼几粒。另一个上海中年人爱好京剧，常哼的一句是：拜上了信阳州顾大人，“顾大人”成了他的外号。一个姓陈的芜湖人看起来很本份，据说在老家还是一个混子，人称十三太保。炊亊员是淮北青年，木納而有趣，一次在江边淘米，上游漂下来一根木材，他用力一推说：跑这里来干什么？快走，谁认得你！小小班子里有淮北话、徽州话、上海话、无为话。头头方世好为人和善，小集体日子过得平淡而有趣。
同在一个系统的凤阳农校的蔡煥龙与周绍骥是我要好的朋友，三人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彼此常揹壶黄酒互相串串，口袋里空空如也时就去汔车站附近一个小饭店赊吃赊喝，老板是个大胖子，人好，除赊酒菜外还借钱给我们花。周、蔡两人结局大不一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路过屯溪，蔡煥龙设家宴款待，大圆桌摆满酒菜，十几套歺具也是上规格的酒店气派，我有点踌躇：不就是我一个客人，用得着如此排场，不会把什么书记、主任之类请来作陪吧，那真没味口！主人当时是市財经口头头，职位很肥，人又爱热闹，我怕这种场面。谁知他一眼就看出我心底狐疑说：“放心，我不知道你吗？没有一个外人，全是家里人，”把他的太太、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一一介绍，我心中一阵暖流。席间他拿出几件清末歙砚徽墨让我鉴赏，说一锭同光年代的徽墨相当一台进口彩电，超过我几年工资。
我和他深情的把第一杯酒洒在地上，用來奠祭在文革中臥轨自杀的年青时好友周绍骥。
仲芸与我从对头成为朋友，她像大姐一样照顾我，关心我，为我织毛衣，做鸡蛋瘦肉羹，介绍谁家馒头好，真是一厢情愿，我自小吃不惯馒头，噎不下，饿得快。遇到我不高兴，耍性子，像没有看到一样。烦极了顶多来一句：前世欠你的！我哪暁得什么今生前世！
她教我拉二胡，先是《寄生草》，接下来就是《良宵》，一到指法动作较大，我就紧张，感到吃力，如《良宵》中间有处音阶幅度太大，指法从一把猛跳到三把。一到这个地方，我就赶紧深吸一口气，把身子向上提伸拉直，她就好笑：“干嘛那么费劲”，我笨，没法子，只有让她笑去。学来学去，半坛醋也算不上。
少男少女，相处无间，自己没有感觉，周围先有感觉了：一个团干原为增加进步力量调到基层，她到好，不去帮助落后反而跟人家亲密无间，形影不离。这当然是革命者无法容忍的，更是青年男女们脆弱心理防线难以承受的。
这类事背后议论的多，又不好由谁出面干涉，但组织上可以呀。那可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天宰地的角儿。在团会上有人向她发难，她不作声也就罢了，竟跟人家干了起来，反问：“他落后在哪里，学习不如你？工作不如你”？把对方顶回去。要知道那时先进与落后就看你是否巴结组织，告密整人，别的都是小节。原来帮助灭火，这火却拨大了，暗火成为明火，相知的关系，促成了我们相好的关系，发展到寸步难离，一往无前。
秋天我去休宁开会，会议五天，我三天就借故跑回来，一见面我就对她说：“再开两天看不到你，我就急死了，没命了。”她没责怪我,竟胸有成竹淡淡的说：“我知道你会提前回来的。”英雄所见略同！那可是全系统传达布置有关全年工作计划的大会呀，这男女之情，连社会主义也顾不得了。
终于摊牌了，1954年中秋节晚上，我送她去参加屯溪老街一家舞会，我不爱跳交谊舞，不习惯与舞伴如此近距离接触，集体舞还凑合。她舞瘾大，场场不缺，送到地方，见她与舞伴进入舞场，翩翩起舞，没我的事，便一个人回来了，路上买了几个桔子，等她回来给她，桔子不多，分别装在两个裤口袋里。
一进院子，头头方世好一个人在值班，他叫住我，要我一道去巡查露天木材堆库，月色很好，两人在一堆板材上坐下来，他诚恳的说：“小黄，你工作好，学习好，样样都好，就是与仲芸两人关系太亲，人家议论，做领导也难，早就有人跟我提过，拖到现在我才对你说出来”。他没说具体要求，敲敲警钟而已。
我头轰了一下，早晚要挑明，这我知道，事到临头，也只有认了，还真不是滋味。
那时男女相好，一定要向领导汇报，得到领导（党团员则是组织）认可，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什么都离不开政治。
她人在舞场，桔子在我口袋里，等她回来吃桔子、讲舞场所见故事，多温馨夜晚，一下被击得粉碎。
舞会结束，她一上楼，我原原本本把头头的话告诉她，桔子也沒劲拿了，我自然有些紧张。她到好，像没事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说：“领导早就和我谈过了”！有人说在男女之情上，女人往往是大丈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男人则是小女人，临阵脱逃者有之、扭扭捏捏遮遮掩掩者有之，故有负心汉无负心女、有烈女而无烈男之说。平时说不完的话一句也没有了，相对无言。
院子里一棵大枫树叶叶相撞，风声瑟瑟，三两落叶打窗有声，平时不在意，此刻声声入耳。方世好在楼下踱步，上楼他更没这个勇气，不上吧，又不甘心。我们知道这日子不长了。
她是个没有眼泪的人，至少我没见过她流过泪，什么压力对她，从表面上看跟没事一样，内心如何只有她知道。
我只知道她哭过一次，那是梦。
夏天，一天早晨她告诉我，昨夜做了个恶梦：不知道为什么我与她赌气, 一早只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出去了，临晚没回来，她到处找，也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处高山峡谷，天色已晚，远近空无一人，她只身向峡谷深处找去，边走边喊，一无所获，痛不欲生，心里想找不到人她也不回来了。这时从峡谷底部的山涧激流中漂下一个人来，这就是我。她哭醒了。
天天见面，同住一个小楼，还梦什么！我不解，殊不知这竟是一个不祥之兆。
不久她调到地区林业局，在专署衙门里上班，与我只隔一个体育场。她机关大、生活好、食堂天天像大馆子一样。徽州人讲究吃，卤菜加工后上色成朱红，好看好吃，色香味俱全，什么臭鳜鱼、毛豆腐、鸭子臭……样样吊人胃口。这一调动丝毫不影响我们来往，倒让我多享些口福。
相聚话不多，分手就难受，晚上我们常去新安江边散步，露湿人稀，江声寂寂。夜兰人静，她送我回来，到了；我不进门，又送她回去；到了，她也不进门，再送我回来。送来送去，没有了结，总不能送到天亮。最后，还是相互商定，在路程中间确定一条“三八线”，谁也不准越过，各自回府。
一调不行，再调，调黟县，黟县当时很偏僻，算得上徽州的西伯利亚，天涯海角，两个人傻眼了。黟县与屯溪不通车，步行十五公里山路到渔亭，再乘汽车到屯溪，不到百里行程，起早摸黑也要一天！
春节前我在屯溪东郊新安江北岸叫湖边的小村收到她的邮包，一件毛衣，兰白相间似海魂衫，她知道我喜欢兰天白云。毛衣里包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信中说苹果代替她陪我过除夕夜，约定年初二准备两张晚七时的电影票，一同看电影。天哪，这是约会还是玩命，数九寒天，冰天雪地，步行几十里山路，再乘汽车。为看一场电影，还准七时！
对这个约会我不抱希望，票照买，人照等，来不来由你，准不准时难说，谁知道天寒地冻会出现什么想不到的困难。但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她是何等人，只要她认定的亊，没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难住她。
我站在电影院门前台阶上，在凛烈的寒风中等待百里之外从冰天雪地里步行几十里山路再趁车而来的赴约人，我恍惚感到我们行为是否正常，天下哪有这样的约会！电影很快就要开场，进场的观众稀稀朗朗，对不可料的事，我爱从坏处去想，得到了，惊喜；得不到也正常。乱想间，她来了，与她住在屯溪的姨妈一道从广场暗淡的灯光里走来，看不出冰雪行程的丝毫疲乏，就像在附近散步一样，这简直比日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还从容。
票只有两张，姨妈不看，我当然求之不得。我们像所有观众一样对号入座，重逢的喜悦几乎对周围一切毫无反应，暈乎乎的，心在猛跳。那天放的是苏联反特片《山中防哨》，故事发生在中亚某国。当银幕上出现强烈地震，巨大的山石从高山上滚滚而下，我们也被震醒了，数声低语，走，走出影院。来到常聚的新安江边，行人极少，路灯暗淡，寒风刺骨，江声依旧，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记不得了，或者什么都没说，就傻站着，直到电影散场。
这一别就是二十五年。
两年多后我们都被划为右派。她有哪些“罪行”我不知道，也不想去问，两人共同“犯罪亊实”却存在彼此档案里，其证据说來可笑。
我自小后脑勺长了一个黄豆大的小瘤子，长大后我嫌它碍亊，想找医生除掉又怕疼，经人介绍个土办法，让仲芸用她的一根头发把它紧紧扣死，让它干枯脫落，谁知弄巧成拙，“手术”失败发炎，以后我们在信里提到这个去不掉的瘤子 。反右时信件被查收。就这么一个小破亊，被华阳河农场负责办案的革命同志（姓王，宿松人，办公室主任）定为：两个有爱昩关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伟大旳社会主义射影为要残酷去掉的瘤子。这条“罪行”是我1962年甄别时在档案里看到的。亏他也想得出！
1979年底，我刚恢复工作不久，带一个车队去浙江永康运黄花菜种苗，特意取道徽州，经石台、祁门、休宁，一路寒山萧索，泉声幽咽，旧地重游，无限感概。到屯溪时天色己晚，住进一个近郊山区旅舍，周围一片漆黑，也不知道方位，猜想可能是北郊某地。
彻夜难眠，屋外山风呼嘨，松涛阵阵，这声音和我年青时一模一样，我太熟悉了，历经二十四年磨难对什么都早己麻木，念念不忘的是她还在吗？能找到她、见到她吗？
第二天一早我到邮政局向地区林业局挂通电话，那头问我找谁，我说随便找一个熟悉五十年代人事的老同志都行，电话那头议论一阵，一个苍老声音男士接话，我打听她下落，他不知道，热心帮我联系黟县，那边说，反右后此人已离开黟县，不知去向。我不死心,又联系上了一位我认识的老同志，此人卧病在家，他感慨地说：“你还活着”，声音颤抖，要来看我，我说：“不了，我要赶路。”
几经辗转，最终在一个专卖百货商店把她找到了，人称：“仲会计”。好生疏的名字。相别数十年，在电话那头她居然一下就听出我的声音说：“你等等，我马上就来，就在邮政局门口。”
我茫然站在当年还是一片荒山的大街傍，等待那个彼此还不知道认不认识的人，在熙熙的过往行人里我仔细搜寻着，看见几个身姿与她当年相近的人，逐一仔细搜索，又像又不像，太多的生活磨难，让我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纵使相逢应不识”，算了吧，我想放弃。忽然记起她前额发际有颗小痣，我总不能叫所有“嫌疑人”停下来让我一一“验明正身”吧，我有点伤感。不经意间，人群中出现一个人影，还是像当年一样，不徐不疾走着：就是她！我迎了上去，估计她也与我一样：就是他！
两个受尽数十年磨难的中年男女相互对视良久，谁也没有开口，记得哪位前人说过：十八层地狱里是鸦雀无声。没有哪种人间语言能表达那个史无前例年代里社会和个人的不幸。生逢就是天大的幸事！
没有叙旧，没有倾诉，更没悲悲切切，第一时间我提出第一要求要她带我去看看当年的小楼，看看新安江。
小楼早已不见，消失在一片陌生的住宅之中；新安江早已干枯，只剩下一条几步宽的细流，不见舟船，不见晨雾。眼前只多了一座通向浙江的新安江大桥。
天降大雨，车队在桥头等我，登车前，我把雨伞收好还给她，说声：“谢谢”！她欣然浅浅一笑：“懂事了！”
我震惊了，当年我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琼玛与牛虻分手十三年，就互不相识，我们是二十四年。
新安江上雨声声，旧事如丝理不清。
记得少年春夜里，同台一曲动山城。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