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八日，日本飞机飞临九龙与香港的上空，两地居民乱成一团。我们曾与旅行社订好当日由它们派车，将行李先行由滇缅公路运回重庆，人则等飞机有了再走。但是当天旅行社因时局变化，而没有来取行李。飞机的舱位也早被权势人物占领，例如当时的孔二小姐就与她的五条狗占领了一架客机。至于普通老百姓何时才可能排上号上飞机只有天知道了。不久，加拿大与印度的兵应召前来香港，维持秩序，但是他们不中用，后来在与日兵交火中溃不成兵。
我有一个朋友他叫江汉章，他曾经是我在燕大读书时的十二个好友之一，他的爸爸住在九龙，当战乱发生时，嘱咐向景云去香港把他在香港银行里的所有存款取出来带回九龙交给他。那天下午，景云从香港打电话告诉我，轮渡已经停驶，他回不来了。我在电话中通知景云，我马上就要逃往半岛酒店(半岛酒家位于尖沙嘴码头附近，它有一个比较巩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有两口大箱子，其中一口交与房东老太太(她是葡萄牙人)请她代我保管。箱子中保存着我与景云结婚时以及后来离美回国前朋友们送给我们的所有礼物，我们都装在那口箱子里。我原来的设想是：可能日本兵会对葡萄牙人客气一点。另外一口大箱，我就雇苦力抬到半岛酒店，途经弥登道时，看到许多的歹徒在抢商店，而这家被抢商店就在葡萄牙老太太家的隔壁。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可收拾，我也顾不了啦！我正向前走时，碰到颜惠庆(他是中国出使苏联的第一位大使，他也是我们家的远亲)他头发苍白，带着五个小学年龄的孩子。他说：“我要领着这些孩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问他：你的小汽车呢？他告诉我，已经被歹徒抢走了。
当我走近半岛酒店时，里面已经乱成一团了。我请一位待者将我的箱子送到四楼我事先订好的房间。这个时候，向景云忽然站在我的身旁。只见他一手提着一个皮包，另一支手里握着一支烤鸭。形象非常滑稽。他告诉我：“已经没时间了，我们赶快到香港去。因为香港不比九龙，英国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丢掉的。”我就与我身旁的女佣(她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说：“你快与我们一起坐船过香港，你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只要我们家有饭吃，就不会饿着你。”但是她拒绝了。她说：她参加了一个十姐妹的团体，她们要患难相顾，永不分离。我就将身边的钱分了许多给她。并且告诉她家中还有许多咸鸭蛋，她都可以拿走。我与景云出了酒店的大门就看见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在朝尖沙嘴码头跑，各种不同国家民族的人都有，年轻人背着老年人，往轮渡口挤去，后面的人又争先恐后，以致老年人几乎都是光着屁股，裤子已被挤掉了。当我们挤到趸船边时，轮渡已经离趸船有一米多远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条船，所以我们只好折返饭店。当我们走近饭店门边，它正关门，只剩下一个五寸的空间，我赶快塞进我的脚，并且大喊：“你压着我的脚了！压着脚了！”我们总算进了大门，我们感到十分的饥饿，但那支烤鸭，早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丢掉了。我们在旅馆的大厅里，看到服务员正在指导客人；如何组织起来，如何保护自己。因为那些歹徒们已经在挨家挨户地抢劫，并且有卡车跟随着抢运赃物。旅馆的服务员们组织一批旅客站在大门的凉台上，手中抱着瓷盘，用来甩打歹徒。又组织了一批旅客手执椅子腿站在楼道转弯处，准备抗击冲上楼的歹徒。还有一些身强力壮者，就手执皮鞭铁棍，站在跳舞厅的前边，保护着那些躲在跳舞厅里的女性旅客。一个老太太坐在这些女性中间，念经祈祷，这一晚过得非常紧张，但是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日本兵就进入了九龙。英国人一枪未发。
我与我的丈夫透过窗帘，偷看尖沙嘴码头的情形，我们看见有几个印度兵傻呆在那里，似乎他们还在守护着码头。有几个中国老百姓，手臂上系着红带子，大约是在轰炸中保护老人与小孩的。我们不明白，现在又没有轰炸，日本兵都已经进了九龙了，他们还莫名其妙也不知在等待什么？忽然一辆日本军用卡车开了过来。上面许多日本士兵跳了下来。命令这些中国人和印度兵排成一排，全部用机关枪扫射死了。根据国际法，他们是不应该被处死的。可是日本兵一贯是无法无天。我们两人赶快检查自己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物件。在我们的物件中有一封“平准基金委员会”致机场售票处的信，信中介绍向景云是该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请他们卖票给他去重庆。我们赶快把这封介绍信撕成碎片。我们还找到一本通信地址本，上面有加拿大、英国、美国朋友们的地址。我们也把它撕碎丢进马桶冲走，但是怎么冲都冲不走。这时，日本兵的脚步已经上了楼梯，到了我们的房门口，正在这时，我看到柜子上有一瓶酒精，我抓过来一口气把它统统喝了下肚。企图自杀。我同时警告景云：“如果日本兵污辱了我，你不要动手打他。他有枪，你两手空空。他人多，你只有一人。你一定要留着这条命，将来会有机会报仇的。将来只要杀它一个也就够本了。”
但是这瓶酒精一点作用也没有，日本兵的脚步也远离了我们的房间，不久，旅馆就宣布，此地将被征用为“日军司令部”。所有旅客全部下楼在大厅里集合。当我们到了大厅时，一位日本军官站在桌子上宣布：英美、加拿大的旅客站一边，其他国家的旅客站另一边，旅馆职工的家属站一边。剩下的中国旅客，又另站一边。大厅的大玻璃窗门外，停满了卡车。这位日本军官命令英、美、加拿大人上车。至于开往何地，谁也不知道。第二批上车的是其他国籍的人，留在大厅里的只剩下旅馆职工的家属和中国籍的旅客。这位日本军官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忽然大厅里所有的人跪了下来，并且大哭大叫，我偷偷地询问了我身边一位懂广东话也懂普通话的旅客，才知道：原来日本军官说，昨夜他们有一个人被这个旅馆里的人杀害了，现在要大家交出凶手！否则，将把所有的人处死。我想着把这个坏消息通知向景云，以便要死，我们就死在一块儿。谁知他此时躲在吧台的角落里已经睡着了——真是不可思议，他在这种时候居然能睡得着！我问向景云：“你怎么会睡得着的？”他告诉我，：他梦见了上帝，上帝正在与他说话。——正在这时，旅客中有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长者，站了起来，他向那名日本军官保证，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杀人犯。如果你们查出来有枪有人，我愿意与那个人一同被处死。这个时候，日本军官命令所有人一起站起来，大家不觉都松了一口气。
自从日本人占领半岛酒店以后，所有的旅客就不准住在自己的房间，而是集中睡在一间二楼的大厅里，由两个日本兵看守，每天都有一位日本人过生日。第一个过生日的，就是司令官的夫人。由两个日本兵端着盘子到旅客集中的厅里来收集礼物，不一会儿盘子里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贵重的金饰品。第二天就变成了司令官的生日；第三天又是某某大官的生日。——真的非常奇怪，上帝安排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生。
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位德国人，他因为日本人要来，所以躲避到香港去了。他为顾客吃饭准备的冰箱里有肉、有米、就是忘记了准备盐。此刻街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买。当然也没有蔬菜，所以旅客们整天吃的是无盐无蔬菜的白饭白肉。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男人排着队端着盘子去领那份饭菜。所有的女人就在床边等待；有时候，我发现我还没有吃第一轮的饭菜，我周围的人，她们却已到第三轮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跑到前边去看看，原来向景云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把所有的打饭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特别是那些女人们来插队，他更是鞠躬如也，让那些女人上前，因为他遵守，“女士优先”的古训。我看到这种情景真觉得啼笑皆非。我深知这些能前来领餐的人，都是银行家、富商、教授们和他们的夫人。因为在这种时候，只有这些人才会在这个旅馆里订着房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平常都是绅士与夫人，但此时却像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有看见过肉与米饭。这个大的房间的公用厕所，也是非常糟糕。大粪在里面堆满，使人无法入厕。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半个月。忽然日本军官又命令我们到大厅里去接受检查。男旅客由日本兵检查，女的旅客由中国女警察检查。当一个女警察发现我的长袜子里盖着的全是钞票时，那是我朋友江汉章的父亲托景云从香港银行中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放在我身上藏着的。此时，有一个日本兵正朝我们走来。这位女警察很快地放下我的旗袍遮住了我的腿部，若无其事地面不改色。我非常感谢她，心想，我们到底都是中国人。
一个日本军官问了我与景云许多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以及在美国的情况。他似乎很熟悉美国。当他知道景云在麦地生城，我在芝加哥读书时，他立刻就说出这两地的距离。幸而我们事先都想到了，日本人会查询我们的身世，因此，我们事先想好了如何回答，当日本军官询问时，我们告诉他；我们祖先三代都是中小学的老师，到美国来是学的教育，准备回国也教中小学，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正在此时，有一个日本兵来报告！他有电话。这个军官就命令我们站在那里不许动，他打完电话后，还要继续谈话。这时，有一名日本兵跳到桌子上宣布：凡是已经接受过检查的人，现在都可以离开旅馆了。此时一大堆已经受过检查的人群挤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赶快插进他们之中，一起逃出了后门。
当时，香港与九龙还正在交战。马路上流弹四飞。我们在人群中，弯弯曲曲的前进。只要看到能拐弯的地方，我们就拐弯。奔向江汉章的爸爸家。发觉他家的门窗都紧紧关闭，大声地喊叫也没有人答应。我只得大声地说：“我是刘德伟。”即刻，一个窗户打开了，一扇门也打开了。屋里的每个人都非常高兴地看着我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腿上、身上所藏的钱全部都拿出来交给了老人。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即刻就要回到自己家里去。老人们坚持我们必须要在他们家里住下。他们说，因为我们住家的区域太冷静，太危险而且没有粮食。街上什么也没有卖的，我们饿也会饿死。江汉章的弟弟夫妇两人也坚持要我们住下。他们把他们的房间让给我们。他们有一个小婴儿，只有几个月大。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位当年的婴儿，已经是纽约颇有名气现代派画家了。他的名字叫江祝正。
我们在他们家里吃饭，非常谨慎。每天只能吃两顿，每顿一碗米煮成七个人吃的稀饭，而且在稀饭里还要加苏打，结果稀饭就变成了“布丁”。这个布丁切成七块，每人一块，菜是腐乳，是由一块腐乳切成七小点，每人一点。男人不能上街，因为街上日本兵常抓工。所以景云就整天躲在家中读书，居然被他读完一本“飘”，虽然这本小说很长，但他还是在安静中把它读完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日本兵有三次来到江家敲门，问有没有花姑娘？老夫妇两个每次都明确的回答：没有！但是日本兵还是要进行查看。第一次，我是躲在老夫妇的床底下，第二次我就躲在米桶里，用米盖过我的头；第三次，老头把我藏在席子中间，(席子卷起来，立在墙角边)。好多日子了，我想回到我们在九龙的那间靠海边的房子里去看看。由于街上不安全，日本人见着男人就抓去做劳工，向景云根本不能上街，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前往。当我快到离家不远时，有一个日本兵假装喝醉的样子，冲过来要想抱住我，被我一侧身躲过，并顺着他的跑势在他背上重重地推了一掌，使他重重地摔倒在地，我回头就跑，跑回了江家。江家老夫妇看到我能平安返回，松了一大口气。
几天以后，我又想回到自己的家，去看看家里的书怎么样了。我走进了铁栅门，走过小花园，走上了走廊，我在玻璃窗外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将我们的书一本一本地从木箱子里丢出去，想在里面翻出一点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敲门敲窗，他都听不见，好像是个聋子。我从正门绕到后门，想从后面进去。当我走到后门口时，推不开后门，这时有一个原来在巷口站岗的日本兵走过来，帮我一脚把门踹开。原来在我屋子里翻书的人是个小偷，手里还拿着一个偷来的假金盒子。
日本兵问我认不认识这人，我表示不认识，他就要把这个人拉出去枪毙。我想为一个假金盒子丢一条人命太过分了，当他一举起枪时，我就连忙抱着他的脖子大力摇他的头，使他没法瞄准，他大约是个初次当兵的小子，被我弄得面红耳赤，我急着要救这人的性命，也忘了自身的危险，正在这时，有一位日本军官坐在吉普车里从这里经过，我就向他求情，并且写了一张纸条，表示说这个人是我们的佣人，请他们放了他。那个日本军官看了字条，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并且向日本兵示意放了那个人。他就开车走了。后来日本兵果然没有杀人。我们都走进屋里，又来了一位日本军官，他笑着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就指着墙上的照片说，你看，我们都是中国人！并且，我说，你可以走了。这个日本军官居然很有礼貌地鞠躬离开了我，出门，走了。这一幕的前后经过，正好被前来寻找我的向景云，江汉章的弟弟和他们家的一个小女佣人看到了。他们都惊呆了。事后他们说：“你今天做了几件不可想象的事，对一个日本兵求情，居然他同意了；叫一位日本军官离开，他居然离开了。真是不可置信！”。后来，我们进到自己的卧室书房查看的结果，发现凡是手提箱都已被偷，床上的枕头也都被刀割开。只有三箱子书都还保存。
第二天，我仍独自一人去了半岛酒家，因为我们还有一口大箱子存在那里。我走到旅馆的后门口，便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在那里站岗，我试着用我仅仅会说的一句日语：“早安！”摇着手，嘴里喊着“早安，早安！”走了过去，他们居然挥手准许我进了旅馆。首先我来到大厅服务台，我向坐在里面的中国人说明我是来取我自己的行李的。他说：这里已经是日军司令部，任何东西都不准取出去。我正在无可奈何时，这时有一位西装整齐的日本军官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帮忙。我赶快告诉他，四楼我自己的房间里有我一只箱子，我想把它取走。他立刻就叫了一位待者上楼去搬下来，他自己就陪我在楼下坐着聊天，随意地问我，结了婚没有，丈夫是干什么的等等。这些话，我都用原来对付日本人询问的内容搪塞过去了。最后这个日本人说，他愿意与我交个朋友，问是否愿意，我当然表示欢迎。临走时，他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一箱行李请放行”。告诉我出大门时，这样可以方便一些。箱子送出大门以后，我正想雇车拖到江家去时，这位日本人又追了出来，表示他可以用他的汽车送我和我的行李走，要我等他。等他一转身，我那里敢“等他”。立刻就雇了一辆三轮人力车，逃也似地离开了旅馆，害怕他追上，转了多少个弯以后，终于回到了江家。那张名片，后来经向景云鉴定，原来那个日本人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大头目。我劝景云，赶快把这张名片撕掉，向景云只是笑了一笑，就把它插进口袋里了。
景云的好友王宜权的弟弟来告诉我们，两百多个银行系统的人员，将要徒步逃离九龙去重庆，他们已经与当地的土匪联系好了，沿途领导我们，保护我们。凡是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和家属都要付土匪一笔钱。当然，我们两人是愿意参加的。王宜权的弟弟说，要走，就是这一两天了。那个时候，已经快要过圣诞节了。第二天，我的堂弟刘德循也来找我。他说他的妻子与岳母预备在一个月形势稳定以后，一家人取道广州湾去重庆。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与银行里的人，步行徒步经韶关去重庆。他说，这一段旅途非常危险，既有土匪抢劫，又有日本兵杀人。我说：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参加这样罗曼蒂克，危险又有趣的旅行。他哈哈大笑离开了我。我听见他边走边唱，他用英文歌那克鲁门的曲子，唱着：“你走你的罗曼蒂克路，我走我的平安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重庆重聚。”
在随团离开九龙之前，我们去了我的好友，区棠亮的母亲家向她告辞。(区棠亮是我在燕大时，同宿舍房间，同年级的好友，是共产党，她一毕业就去了延安)。我们一到区家，就发现我们家原来的那个女佣，也来到了那里。女佣(是一位十九岁的广东乡下姑娘)说，那天在九龙海边分手以后，她回去了，仍旧住在我们原来的家里。半夜里来了土匪，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抢走了，连她的一件毛衣也抢走了。第二天一清早，她找到“十姐妹”那个团体，她们是一同逃回乡下的。她不知道我们那天是否上了轮渡，去了香港没有？听说九龙没有任何食品，买不着食品。她就从乡下背了一袋米到九龙送来给我们，不料半路上就被日本兵抢走了，现在是第二次，又背了米来，去到我们原来的房子，那里住满了日本兵，她不敢进去，所以，找到区家来打听我们的下落。不想就在这里见面了。我们被她的好心与照顾深深地感动。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在我们家帮佣的时间并不长，而能冒着生命危险送米来救我们。她的名字叫“阿宝”，她的这种恩情，真是非常宝贵，不是能用钱来报酬的。我给她一些钱，但是她坚决不肯收。我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她平安幸福，让我们在这一生中，还有再见面的机会。我感谢上帝，使我在过去的生活中，遇到许多好心人。我只有允诺上帝，在我今后的一生中，去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
圣诞节以前的几天，我们两百人结队逃往重庆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能背负许多行李，因此，我们只能将我们的书籍都留在了江家。我把我父母陪嫁给我的首饰中，有一对很重的玉圈子，交给王宜权的弟弟(他与我们同行)请他装好，带到重庆。我把我金手镯上的珍珠拿下来，装在粉盒里，将金手镯交给江老妈妈，请她保存，今后我们再见面时，交还给我。我把景云的一支金表，我的金项练，七颗宝石戒指，一个大的珍珠胸花，这些东西全部装入我的月经带中，外面又加了一些棉花。还有一只玉手镯，是在燕大英文诗比赛我得第一名的奖品。我把它缝在一件破棉袄中，穿在身上(旅行中装穷的衣服)。我把我的头发，梳成一个圆髻，把所有的钱都装在里面。然后，我再在头上盖上一块蓝布，化装成与乡下妇女一模一样。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我与我的好友王应安女士一同步行。王应安是被中国政府派往纽约中国茶叶公司去工作的。刚到香港尚未出国，就被战事所困。这次只得也参加了这个团体。徒步逃出九龙回重庆。跟我们一同步行的，还有一位陈景兴，他是我中学一位同学的丈夫。加上向景云，我们一共四个人，都化装成农民，我们彼此看上去都觉得很怪，禁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这支队伍向江家挥手道别时，彼此的心情都很沉重，充满着关怀与爱恋之情。我们这两百个人中多数是老人与妇女，他们才离开了九龙就要雇用轿子了，队伍中，只有我们这四个人，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吃着瓜子，兴高采烈。金城银行的经理徐国茂他坐在轿子里，看到我们这副模样，他说：“你们四个人是出门旅游的吧！哪像是逃难的！”傍晚，我们到大浦。发觉了一个破庙。房间里有一张台子大小刚够我们四个人睡觉。我们每人都随身带有被子。就取出两床垫两床盖，景云与我睡在中间，陈景兴在景云外边，王应安在我的外边，四个人就这么睡下了。挤是挤了一点，但是很舒服。大家都很累，正要入睡。忽然陈景兴大叫起来。他说：“一到重庆，我就要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一路上与王姐姐同床共枕的。上帝可以作证！你们说我没说谎吧？”大家都高兴地大笑。
我们步行了十天以后，遇到一群土匪，他们身着全黑衣裤，手上都有枪，枪把都有红穗子。他们朝天开枪，命令我们停止前进。我们这支团队抬轿子抬行李的人都是女人，吓得都倒在地下。(这是当地民俗。男人在家带孩子弄饭，女人出门劳动)。我心里在想，一下见到真的罗宾汉了，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景象。当枪声响时，那些抬轿子，抬行李的女人们都吓哭了。我们的领队，(他本是一个土匪首领)，敢快上前交涉，说明我们都是从香港出来的难民。取得了这一群土匪的同情，说是只要每人缴出五元钱，都可以通过，不抢我们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们经过一个山洞，山洞很宽很大。从山洞走出去以后，女挑夫们停了下来，回头望着山上，用广东话不知说些什么。所有的人也朝上面望去。只见那个山上，有一块天然的石头，形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妇，手中似乎还抱着一个小孩，面向北方。从这帮女挑夫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原来，过去有一个商人到北方去做茶叶生意，讲好三个月就回来，他的妻子天天就到这里来等他，但是商人永无音讯，这个女人后来就变成了石头，无论风雨，永远站在那里。我立刻想到，幼年时读过的一首诗：“望夫去，日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中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第二天一早，我们抵达黄沥，我与景云两人又饿又渴，找到一座庙前正有人在那里卖茶水与早点。一个日本军官从后面赶上我们，说要请我们去吃茶。我们很不愿意，但是又不好拒绝。他就与我们两个坐下来，他说：你们两人不像农民，也不像一般人，一定是两位大学毕业生。他说他自己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他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当兵，但是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命令。他的言辞行为都非常文雅。我们看表，已经是上午九点这是我们这些难民应该去码头集合的时间了，陈景兴与王应安他俩应该在码头上等候我们了。难民们都已雇好了小舢板。我们又看见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站在一个茶几旁边，茶几上下左右都堆满了首饰珠宝以及大量的钞票。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碰上麻烦了，但是又不得不从他的身边经过。这个日本兵把我们四个人全身都搜了一遍，什么宝贝都搜不出来。他搜查王应安的时候，特别无礼。我看出王应安很生气，想要骂这个家伙。我就悄声地告诉王应安：你一定要忍耐。这个日本兵看到我与王应安在说悄悄话，就抬手打了我一耳光。我心想，有朝一日，我会打回去。可是，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四个人沿岸找船渡河，一直找到最后才找到一条小船。正当我们准备上船渡河时，发现所有已上船的难民，男性的都被叫上岸去集中，原来日本人发现了刚刚收缴的一堆首饰中一块金表的后面刻满了国民党要人(中央委员)的名字。现在日本人就是要从这些男性难民中找出是谁的手表，如果无人承认，就要将所有的男人抓去罚劳工。因此，我们中间的向景云与陈景兴也要上岸去。后来，人丛中站出一个男人，走向日本兵，用满口流利的日语对日本人说明，我们这些人都是银行里的职员逃难出香港的，与政府没有关系，金表，可能只是一块礼物。希望日本人能放行。他说他自己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那个日本人也说自己是早稻田的，大家握手言和，最后日本人同意将这些难民全部放行。就这样，大家又都上路了。他们又都坐上了舢板，那时已快日暮了，一天都没有吃东西，这时，从上流突然冲下两条，又窄又长的快船，船上坐着两排身穿黑衣的土匪。我们的船老大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匪。是去前边抢劫的。
当我们乘的小船到达盐田时，小船都不敢靠岸，因为他们怕日本兵。所以难民们只得涉水上岸。可是有人背了一部分行李上岸再转回头来拿其他行李时，船夫已把船和行李划远了。我们四人决定：两个男人先背部分行李涉水上岸，两个女人在船上守着其它的行李。两个男人上岸以后，留下一个在岸上，另一个人回来，背王应安下去，王应安手提着行李。再来背我，我也手提着行李。这时，我就看到一个日本兵在岸上检查我的行李包。景云为了引开日本兵对我与王应安两位女性的注意，有意在那位日本兵眼前介绍一条西裤，一双皮鞋的质量，模样装得简直像市场上卖假药的小贩。我没有心情去欣赏向景云他的表演滑稽戏。这时街上有人在喊：“日本兵在抢女人喽！”我与王应安两人只想赶快找一个地方藏身。找到一家似乎是茶馆的屋子，门只开了条缝，我与王应安两人躲了进去，一间大厅里坐满了人，但鸦雀无声，面现惧色，无人理我们，也无人问我们，我们两人就挤到茶室的后边，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来了一个人，他就是我们难民团的领队，一名土匪领袖。他叫我们两个回队集合，原来，这二百多人的难民队伍就集中在这家茶馆的后门外的稻田里。大家也都是面露恐怖，鸦雀无声。日本兵手电筒的强光，从山头上照下来，在人群中搜寻。那位土匪领着我们这支二百人的难民队伍，静悄悄地走到一家祠堂旁边，大家都认为可以在这里休息，睡上一觉了。
天刚刚蒙蒙亮，忽然有一个声音在祠堂门外大声叫喊着：“难民们，快点起来逃。日本人已经知道你们在这里了。他们马上就要来抢你们的女人，抢你们的东西。”所有的难民马上逃命，而且也顾不上拿行李。慌乱中，王应安劝我说：“这些行李不能丢！我们一定要把行李带走！你不知道重庆有多穷，既使有钱也买不到你所需要的物品。”我赶快转回去拿我自己的行李，等到我俩再出来时，所有的难民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俩也分不清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追踪他们。幸亏这时那位我们的领队(土匪首领)在小山上喊我们，并且指示我俩前进的方向。我们的人都集中在一条河边，这条河就是东江。我们在这里雇船前往韶关。但是船少人多，大家就只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上，晚上睡觉翻身都要喊一、二、三！大家同时翻身，船舱中部是大家睡觉的地方，(有席子遮住)船头是“起居间”由向景云在那里主讲故事，消磨白天的时光。船舷边是厕所，所有的乘客在那里大小便，即危险又怕人。吃饭是个大问题，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能够吃到一点点土豆就算美味了。这样的船上日子，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们才来到一个叫“三不管”的地方弃船登岸。所谓“三不管”就是汪精卫的汉奸不管，国民党的队伍不管，日本人也不管的地方。由谁管？由共产党的游击队管。我们船靠岸，人都上了岸以后，就有游击队的人前来欢迎我们。我们原以为“游击队”嘛，一定是些粗人壮汉，谁知都是些穿长衫的有文化的人，像一些大学生，他们为我们安排吃饭，有病的人还马上得到了治疗。并且指给我们前往韶关的道路。
当我们走过去，第一次看到第一个中国兵在那里站岗的时候，心中真像是回到了“娘家”的感觉，仿佛一切苦恼都已烟消云散。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