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徽州

初见徽州,惊诧它的古老与宁静,自太平天国战乱以后,一百多年未经战火。

抗日战争中战火从东北烧到西南,遍及大半个中国,唯独位扵华东腹地这块小小徽州完好无损。我问过不少人,答案很多,又多不令人信服。

鬼子未打到徽州,但那里人们也恨鬼子,他们说血吸虫就是鬼子有意放的,让他们深受其害,因为血吸虫又名“日本血吸虫”,实际上这是另一码亊。

就民宅而言,与北方农村相比,可以说徽州家家都是大财主,眼前生活看似不富贵,祖上应该荣显吧,也不是。

我们一班人马,经常早出晚归到附近木材集散地工作,有一个当地农民炊事员相随,粮菜自带,炊具就近使用,烧柴不花钱,或是多少丢点小钱,山区木材有的是,谁算那个小帐。一次路过炊事员家,他邀请我们进屋坐坐,平时闲谈中,知道他家境不好,眼前一座很气派的大宅子,前厅后院,石雕门框,木雕窗欞,与当地大户人家相比只是缺少板壁上雕刻的主人喜爱的诗詞和古代人物故亊,与他这位贫苦农民绝对对不上号。我们自然的问起此房子是土改时分哪家地主的,他很不理解,好像自尊心受到伤害,说是祖上传下来的,问他祖上是干什么的,他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官宦大贾。

徽州民居有特色,从外面看,白墙、灰瓦、小楼窗,两侧是高出屋脊的马头墙,也叫风火山墙,家家如此。这些被人称道的徽式建筑与村边的绿树、翠竹、茶园、流泉和江南山水大环境相配称,极富水墨画意。草房子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较大的山涧或江河边,耸立着高高的木轮,在激流冲击下旋转,带动水磨、水臼,加工粮食。哪里或许能看到简陋的草棚供劳动者临时小憇。难道他们在万恶的旧社会就奔小康了?不是的,居民建造房屋就是这个传统,造价也不是想像那样昴贵,中小户人家也造得起,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己。木材、石料山上有的是。砖、瓦、石灰当地就能生产,成本很低,雕梁画栋的工匠很普及,就和今天普通木瓦工一样,村村都有。

离杭徽公路不远有个叫大阜的地方,我们曾在当地村民家烧过一顿午饭,庭院里曲栏、迴廊、园门、假山流水、花木扶疏,和苏州园林相似。让我最羡慕的是把户外山泉引入地下,穿墙入户。院落、天井内都用石料砌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水池和明、暗水沟。家里处处是流水,水声终年日夜不断,大则淙淙,小则潺潺,还有在天井流水里养魚的。洗衣、洗菜、饮用,上下游分开,干净放心。

中饭烧成,摆在花间竹下的石桌上就餐,花香竹翠,泉流细细, 哪环境大观园也不如它雅静,不足处是石凳太凉,冻屁股。我所见的当然不能算最好的民宅,也让我享受一番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天上神仙府,人间徽州家。只可惜人气不旺,喏大的园林住宅只住着一个中年农家妇女和一个儿岁孩子。花木无人精管,落叶满地,桌椅上灰尘久不掸扫,用手指可以在上面写字。

清中叶一徽商在扬州发迹,老妈想到儿子那里见见世面,怎奈这老太太长相太拿不出去了,本来儿不嫌母丑,考虑到社会影响,儿子还是没有同意老太太去。他跟母亲商量:“你不就想看看扬州嘛,好办,我给你在家乡盖一座扬州城就是了”。于是徽州就有了个与扬州一模一样的瘦西湖、五亭桥、白塔,一应俱全。

徽州民居也有不尽人意处,楼梯太陡太窄,上下楼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碰上脚后跟与前趾; 楼窗太小,只有别处旳四分之一大小,空气光照都不好,好在楼上都不住人,堆放杂物,也不需太考究。曾有这样法说:这种建筑结构事出有因,元代蒙古人对汉人活动控制很严,居民采取了相应对策,人全住楼上,楼下不住人。楼梯陡,上楼的人难免有响动;楼窗小,外面很难看到里面人的活动。啊!这一招还是用来对付外夷的。

徽州人文化高、讲身份,店铺招牌随手拿一块也可以在今天参加书法展览,我们不敢与当地人谈字、论画、哼戏,别看他们貌不惊人,说不定上一两代就是书、画、戏的高手。

除上海、杭州外,他们看不起外地人,如上海人一样,除国内少数几个著名的大城市外,非上海人一律称“乡下人”。

建国初期人员调动频繁,各地老百姓很尊重外来干部,这些公家人是来帮助他们翻身解放搞社会主义的。徽州人不买这一套,不论你是南下的、北撤的,还是抗日的、长征的、学校分配的、政府调动的,在他们眼里全是老家穷,过不好日子,到徽州混口饭吃的,和逃荒要饭的差不多。和外地干部发生矛盾时,往往目中无人,出言不逊,甚至把干部往地区衙门里拖,边拖边叫:“你们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不乖乖地为我们办事”。颇有些西方国家纳税人的自豪感。他们再穷,自我感觉良好,逃荒要饭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谁在外地见到过徽州的流浪者?他们对职业等级看得很重,耕读人家,再穷也有身份,我在那里生活近两年,各类徽州人都见过,就没见过一个雉头、修脚的。他们自矜自傲,有的有实力有底气,有的则相反,什么也沒有, 一贫如洗。国有国粹,州有州粹,连那一口实在让人受不了的徽州话,什么天光(早饭)、当头(中饭)、丝瓜布(油条)之类,也成了他们语言的精品,自豪的资本。

有人给我讲了个笑话:一个英国人觉得自己语言世界通行,懂的人太多,没法子唬弄人,想找一个不懂英语的地方作威作福,飘洋过海来到屯溪当一名警察。第一天上班在街上抓到一个随地小便的乡下人,恶声恶语责骂他。乡下人不懂英语,但从洋人语气和表情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便一再解释,道歉:“ABCD!ABCD!”这是屯溪人常用口语: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洋人一惊:这乡下人怎么也会讲英语,仍不依不饶要处罚他,抓他走。乡下人也火了,冲着他大叫:WX (大不了我死)!洋警察吓呆了:徽州乡下人也懂英语,这碗饭吃不成了。卷行李滚蛋!

他们自信自豪,不来自祖上是否是富可敌国的扬州盐商,还是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或是遍及全国的胡开文墨砚店,世代农民也满足于自己的:脚踏一盆火,手拿苞芦果,神仙也不如我。

徽州知识份子很会享受生活,民国年间一些有钱人家小姐少爷在外地上大学,毕业后目睹社会腐败黑暗,不屑与当局同流合污,就在自家庭院内外种茶、栽花、养蜂、与三两知己谈诗、论画、赏花、分茶、品蜜,以此打发时光。颇有陆游诗中“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的雅致,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949年后这些自命清高、不愿与当局合作的儒生们无一例外成为臭老九,境遇可想而知。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满肚子不合时宜,在新政权下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靠祖上一点遗产优哉优哉了。为了生计,一位当地同亊一改生活套路,当时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在古老文化传统的徽州很难推广,他利用这个契机,向农业部门表态:不论什么农业新技术,新品种试验推广都可先行在他家试行,前提是不论成功失败要保证他家基本生活。这一着真灵,农业部门有了试验推广基地,自己也不会因无劳力生活困难,报纸上还把他当典型报导,说他是积极引进、推广农业新技术先进人物。旱涝保收,可惜因成份不好,引起他人眼红,未能持久。

徽州是我迈出人生道路第一站,人之初如同一张白纸,我这张白纸上被徽州划上第一笔,极富特色的徽文化抢先占据了我,“不思量,自难忘”,第一时间第一印象是很难抹去的。

凭心而论,就山水言,新安江不算顶尖级的,富春江、漓江比它强。黄山虽美,也只占徽州小小一部分,大部分地方也不过是江南丘陵,浙江、赣南山区比它丝毫不差。就物产而论,更没有什么优势,竹、木、茶、三潭枇杷、徽州白梨,在国内外市场都挤不进名优,在电子和信息时代,歙硯、徽墨已逐步失去实用价值,只能作为文物收藏。文化名人不及四川、江西及本省桐城。但徽州悠久、独特的人文、民俗、民居、文物组合而成的团队力量却是别处无法比拟的。

三雕(石雕、砖雕、木雕)固然精美,但仍属装扮民居的附属。

我以为最令人倾倒和推崇的是以人的力量使整个徽州大环境增色的石路、石亭、石坊、石桥、石栏、石碑等,构成无与伦比的徽州石文化。大道、街坊、山路、村落、江岸、溪边,不论你到什么地方,它都在你的周围、脚下。可以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有些地方连几乎没有过往行人的小田埂也铺成平整的石板路。雨天一把油纸伞、一双胶底鞋,走遍天下,何其惬意!真让平原、水乡、圩区人羡慕死了。

与石路配套的是石亭、石桥、石栏,只要行人感到需要歇息的地方,不经意间,道旁就会有一个石亭恭候你,骑路或傍路而建,有石凳可坐,石栏可倚,亭边多有绿荫翠盖,藤竹相交,石柱上的楹联能道出此时此刻行人眼前景、心中话,只可惜一个完整的楹联也记不得了,依稀只记得某亭上有“到此间不防小憇”几个字,真可算会说话、解人意的亭子。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从这里走过,汤显祖从这里走过,离情别绪,乡思无限,诗意缠绵。

徽州江上有大桥,山溪有小桥,浅涧有石步桥(适合人步行的石墩而无桥面),一个桥就有一个故事。

歙县城南练江上的寡妇桥规模宏大,能与现代交通工具配套,计十三孔,为徽州之最。相传某寡妇一生富贵而欠福,作善事以修来世,在练江南岸建十座寺庙,人称十寺。我青年时尚见一寺,为血吸虫防治站。为方便香客进香,修大桥沟通南北。桥南头便是太白楼,当时为森工局所在地,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在楼中住宿,享受如今旅游者享不到的清福。好天气时,临窗西北眺望可见天际奇峰竞秀的黄山,桥下即为碎月滩,月夜可听楼下滩声一片,看波光万点。

屯溪率水大桥俗称嫁女桥,往昔一富家嫁女,为使嫁妆不因渡江中断,影响气势,特建桥横跨率水。当年桥两侧为小吃摊市,好天气北望可见黄山,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看黄山、品小吃。

复盖整个徽州巨大的路政工程,堪称古代最大的便民设施,我时时对路生疑:谁能有如此气魄,如此财力,把喏大徽州,从大到街衢要道、远到髙山险谷,小到村落田舍、农田茶园,都修上了看起来平平整整,走上去舒舒服服的石路,百思不得其解。

1962年秋在金寨与乔大伯闲叙,叹大别山行路之难,遇河涉水,遇石绕道,脚下坑坑凹凸,苦不堪言,相比之下,对徽州石路推崇有加。

乔大伯给我解开了徽州石路之迷:南宋迁都临安,即今杭州,大兴土木,所需竹木、砖瓦、石料等建材及茶叶、文房四宝等生活文化用品多来自水路方便又不太远的徽州,为徽商发迹之始。徽人自古有离土不离乡的习俗,发迹后回乡建房造屋,修桥铺路,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推崇的善举,以体现人生价值,始与南宋,到明清为鼎盛。先大后小,先近后远,最后发展到连村间小路、田埂和人迹罕至的山道也铺上四通八达的石板路。

当时修路是免费的,修路人自掏腰包、分文不取不说,还花银子买路修。你出百两,我出千两,类似招标,不同的是修路人分文不取,路主人财源滚滚。为掏钱修路竟有打官司上公堂的,简直成了《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了。

徽州的大小石路,石桥、石亭,就是这样经千百年,无数代大小富人为做好事修成的,其中也不乏少数节衣缩食的平民,与官府无关。

徽州牌坊闻名中外,遍及城乡各地,歙县棠樾竟成巍巍大观的牌坊群,城内横跨大街的许国牌坊,规模、造型全国罕见。它与路、亭、桥不同,不属于便民措施,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不深,却让有关行家们品味不已。

牌坊大多为忠臣、烈女、孝子的纪念标志,用以表彰当时道德文化方面的英雄模范事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当时先进人物树碑立传。建牌坊有一套操作程序,事迹一层层上报后,最后决定权在中央,也就是皇上,所以牌坊少不了“钦赐”。至于经费,上面象征拔一点,大头还是地方掏。所以光有事迹还不够,层层上报要有路子,施工要有银子。

不少人从徽州众多的节孝牌坊得出那里长期受朱程理学影响,扼杀人性,烈女多而情爱少,此说与我闻我见大相径庭。

历代统治者无不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确立道德标准,在民间树立典型人物,普天之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徽州节孝牌坊多,节孝故事多,得以流传下来不全是因为事迹多,而是得益与他们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力量。根据朝廷需要,上报典型人物事迹,少关系、没银子是不行的,哪个地方官员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证明他们为官施政有道、教化有方。事迹可以用秀才们笔杆子创造和拔高,官路、财路则不是哪么容易手到擒来的。

古代徽州有强大的地方经济实力支撑,富商多、读书人多、当官的多,才得以让他们的忠臣、烈女、节妇、孝子牌坊髙耸,荣宗耀祖,光照乡里。

树碑立传,宣传忠孝节义,看似民俗,实为政治,是统治者政治需要。那里的节孝人物是徽商们拿银子打造的,明清之际是徽州经济最发达的时代,也正是节孝牌坊建造得最多的时代。糠菜半年粮的广大贫困地区,妇女再烈,儿子再孝,也只能淹没在无情的历史之中。

徽州人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开放的,有民谚:“徽州好赚钱,一去两三年,要想回家转,腰里没盘缠。”这钱哪里去了?是主人拖欠,克扣吗?不是,这话还真不好説:他们往往就不要钱, 倒贴。

像样的男人们都出外经商,留下家小,多为妇女,老人,孩子,走不出去的青年男子当然也有,质量是可以想见。加以血吸虫等地方病危害,下水田男劳力感染率高,中看的青年男子少之又少。莫看他貌不惊人,但因女多男少,供求关系失调,却能有几个相好的。女人们则相反,秀丽的江南山水,孕育的徽州姑娘们姿色绝佳,有一种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古典美,据说清末名妓赛金花就是黟县人。一些长相欠佳或有残疾的女人则终身难嫁。

外出经商男人不带眷属,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出轨。经商之处又是吴越繁华之地,秦楼楚馆任其逍遥。《杜十娘》故事中的孙富就是徽州富商,酿成“怒沉百宝箱”悲剧的罪魁祸首,故事是虚构的,那种社会环境却是存在的。

留守女人们在家抚老携幼,艰辛渡日,情感和生活都有需求。这种供求关系促成外地劳力主要为青年农民大量涌入,其中以沿江一带为多。他们进入主人家庭后,天长日久,自然和东家融为一体,宛如一家,这工钱怎好开口。外出的徽州男人也接受这个现实,据传:还有女人在家生孩子向外地丈夫报喜的呢。

曾听过这样故事:外来长工与女主人开始有约:帮工有“旱”、“湿” 之分,“旱工”为单纯僱佣关系,你为我干活,我付你工资;“湿工”则类似家庭成员,或结为干亲,可当家作主。长工如不干回家,钱没有,女人不许带走。外地男工与当地女主人长期相处,不管当初如何约定,最终多成为湿工,其中甚至还有一些东家女设置的机关、套扣故亊,变“旱工”为“湿工”,不提。

“要想回家转,腰里没盘缠”,并没有影响外地男工积极性,甚至在那里安家落户。徽州女人对外来人有情有意,他们乡土观念非常厚重,在那里可以看到入赘的外地男人,很少看到外嫁他乡的徽州女人。这可能跟他们人口状况有关。长期男人出外,女人留守,形成人丁不旺,屋多人少。二、三妇孺,住一幢深宅大院,户外荆棘丛生,屋内灰尘蛛网。年青时在徽州住房从不要付房租,主人求之不得,我们当时年方弱冠,风华正茂,一在那家落脚,参观者络绎不绝,让人好不自在。同学之间也相互告戒,多一个心眼,一不小心,成了人家“湿工”,多丢人。

好结干亲是当地人一好,我住处为屯溪新安江畔一家楼上,房主为一中年女子,无工作,身材均匀,做家务时嘴里常刁支香烟,谈吐大方风致,一看就是精干的持家人。当地话、普通话、杭州话,、运用自如, 在楼上听到下面话音就知道来的是何处客人,她男人在歙县茶厂工作,很少回来,身边有一上中学女孩和一个刚会讲话的小男孩,女孩住校,平时全家寂静无声。逢年过节可热闹,华灯高照,宾客如云,杯盘交错,爷爷奶奶、婶子大娘、兄弟姐妹,一应俱全,几代人欢聚一堂。其实全是干的,临时拼凑的家庭,常年在一起生活的女中学生也是干的,小男孩好像是女房主亲生的,他爸爸可能也是干的。干来干去让人捉摸不定。小男孩叫我黄爸爸,好亲热!

女房主男人曾闻其声,未见其人,房主是正式妻子,另和一女人在歙县同居,人称歙县老婆。两个女人从不来往,也相安无事。

一夜我被楼下吵醒了,男主人敲门,女主人不开,各持一理。门内说:你不把我当妻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门外说:你不把我当丈夫,想开门就开,不想开门就不开。妻子说我不是婊子,丈夫说我不是嫖客,男人叫,女人哭,女人苦诉无告,竟朝楼上喊:“黄同志,你评评理”,我还不到二十岁,懂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插得上嘴吗?只有不吭声装睡。听声势,女强男弱,男守女攻,吵累了,各自收兵,开门和好。

徽州人夫妻矛盾,从不涉及法律词语,如离婚上法院之类,只要男人摆得平,数妻共处,司空见惯,她们感情上开放,法律上保守,相好的多,离婚的少。男人常年在外,女人独守空房,彼此自力更生,寻找精神和生活上需要,大家相安无事,共建和谐,有何不可。

徽州农村女人实在太苦了,出色男人都出外谋生,走不出去的男人,说句不敬的话,实在不敢恭维,面黄肌瘦,病秧秧的,基本不干重活。女人一早戴顶草帽、一竹筒茶水,几个苞芦果(玉米面烤的饼子,内为黄豆粉或咸菜馅),下地干活,早出晚归,女人养活男人。

唐宋年间,福建、三峡等地均有一个男人讨几个女人当劳力养活自己的习俗,真太把半边天不当人了。杜甫晚年流落三峡时曾有诗为此不平,诗中意思:要说当地女人不漂亮,为什么还是王昭君的故乡;要说当地男人没品味,为什么能出个屈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南通开会,单位一个姓瞿的徽州同亊托我去看望他的老爸,老爷子是南通当地人,在南通医学院退休,见到我很客气、高兴。老太太对我则很冷淡,隐约中似含怨气和敌意,我很尴尬。趁老太太不在时,老爷子告诉我:他年轻时是个法律工作者,民国年间在歙县工作,与一当地女子相爱同居,生有一男一女。这样他就有两个家,大房在南通,二房在徽州,社会和家人也认同这种关系。1949年后依法只能和原配夫人在一起生活,徽州女子带两个孩子艰辛独守终身,二房男孩即我的同事,为人聪明,长相帅气。

大太太对我这位二房客人冷淡也在情理之中,老爷子知道我青年时也在徽州生活过,熟悉他二夫人那里的山山水水,家家茶竹,处处泉声,两人相叙甚欢。老人说:“几十年来,难得有人与他畅叙徽州”。我亦何赏不是,那一山、一水、一路、一桥、一人、一事,无不引起无限情思。

老人让我看他徽州女人年青时照片,一身海派,兼俱山林村姑之美,她年青时曾与丈夫在上海生活多年,回乡后仍保持城市作派。

老人让我看他回忆徽州的诗文,有功底、有感情,我非常欣赏他 “天空海阔老人心”。渔梁古度、碎月滩声、新安晨雾,还有他忘不了,对不起的徽州女子无不一一入诗。

为达谢老人,我亦将自已一首旧作《徽州忆》相赠:

村边茶竹郁苍苍,石路亭前话更长。
落叶打窗无人问,桂花沾发满头香。
穿林无意惊松鼠,临水从容理素装。
当日哪知今日事,年年南北忆徽江。

两个不同年龄的大男人,回忆他们年青时的徽州岁月,初是畅快淋漓,继而感叹唏噓,以至相对无言。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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