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难合肥
1955年春天，我去杭州工作一段时间再次回屯溪，不久在湖边接到调令：到省林业厅报到。此一别，再去杭州、屯溪，分别是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之后了。
离开芜湖不到两年，在皖浙两省的徽州、杭州、富春江、新安江、徽杭道上辗转不下十多个地方，行程千里以上，自带行李，出门则木炭车、民船、步行；住宿则人家、祠堂、破庙。那一带风景绝佳，民风独特，给我终生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年青时对时间快慢的感觉和中老年大不一样。刚离家远行，才二十岁的我也像托儿所孩子一样经常想念芜湖和那里的妈妈、兄姐。一接到调令，当日就赶往森工局屯溪办亊处办理调动手续，心情之激动简直就是“漫捲诗书喜欲狂”了。
回程时随身物品和毕业离校时差不多，洗換衣服装在一个和枕头一样大小的布袋里当枕头用，冬天穿的除棉衣就是一套卫生衣裤，加上一床五斤重的棉絮外套苏联大花布的薄被，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在杭州买的白色羊皮箱，用来装书及杂物，随身背的白帆布包还是毕业将行前在芜湖中山路一家商店买的。
不到两年的徽州山区生活到芜湖已目中无山了。赭山，那也叫山，不细看简直看不到。在芜湖呆了不过两三天，心情特别好，浑身是劲，和妈妈、兄姐叙家常，独自逛街，那里已经没有同学和朋友了。
显邦兄带我到他单位附近长江里去游泳，也就是青弋江出口，两人游到离岸不远处，抓住江中停船锚练，全身泡在水里，随波起伏，一边闲谈，眼睛平水面远望，蓝天白云下，浩荡长江在眼皮底下缓缓晃动，水流轻轻抚摩面颊，舒坦极了。
1954年大水后，铁路受损，芜湖到合肥火车不能直达，从芜湖乘小轮要一天时间才到巢县，沿岸可见树梢上挂着上一年大水飘来的水草，从巢县改乘火车到合肥已近半夜，没有公交车，我找了个淮北挑夫步行到林业厅，过了四牌楼快近小南门小学时，挑夫嫌路太远要加钱，我不同意，他竟要撂挑子、动粗，合肥怎么也有响马？经几个同路人调解，只好由他，初到合肥遇此不快之事，给人以不祥之兆。
我被安排在互助合作处（前为宣传处），搞《安徽林业画报》文字编辑。编辑人员只有三个，搞画的是一位国军中校，舒城人，叫范续虎，细长的中年人，没有一点军人气质，倒像个教书先生；搞版面的是建国前南陵公安局长李熙如，壮实的汉子，爱好京剧，据称是冯玉祥的外甥女婿。处里另外还有和我一样几个年青学生和什么亊也不干、属照顾性质的老干部家属。
厅长陈明远。1945年乔大伯经六叔介绍去苏北，在盐城与南京国共之间运售食盐，负责此项目的共方代表就是此人。建国前后经常听乔大伯谈到与他共亊情况，两人关系甚好。乔大伯对陈明远的评价是：有丈夫气。
处长谷如珍，苏北人，能说会道的文化人，字不大好认；付处长刘东屏，无为老乡，抗日战争时当过无为县姚沟区长，性子急，外号猴子，认得我的父辈，对我很友善，一次出差把钥匙和未成年女儿刘桂都托付给我。处长与普通干部区别在於有小办公室，藤椅和茶杯。
我的具体工作是组织稿件，跑出版社。从徽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到天天关在筒子楼里舞文弄墨，很别扭，尤感新奇的是厕所就在办公室隔壁，方便是方便，不符合传统民间习俗，如此不雅之所怎么可以和办公室平起平坐。
工作并不难，接触的多是文化人，出版社在德胜门附近，一个姓马的中年业务负责人和我很谈得来，很快我就融入城市生活环境中。
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在不怎么干净的角落里有一个个像干部模样的年青女人右手拿苍蝇拍，左手拿个小瓶在打苍蝇，打死的苍蝇就放进瓶子里，看来这就是她的工作。打死的苍蝇还要收集起来带回去交数吗？我弄不明白。专职在大街上打苍蝇的干部未免大材小用了，我这样想。
不久在这看似平常的工作中出现了使我非常难堪、羞愧不己的事，甚至可以说影响我一生的工作态度，小事绝不可马虎，否则也能丢大人。
出了几期刊物之后，反应良好，我也有点轻车熟路的感觉，平时改稿、校对我知道不可马虎，错一个字就会在千万个读者面前丢人现眼，慎之又慎，却又防不胜防。我总认为问题常出在不经意的小处，谁知竟然出在大处。
头版头条有篇有关油茶的文字，出于某头头之手，醒目，有份量，内容文字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报纸一拿到手，坏事了，大标题“油茶”误为“油菜”，这千万份报纸如何补就？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没法子，只好用同样字体大小的铅字在菜字边上加盖一个茶字，每盖一个字，就好比自己打自己一个耳光。
上班不过两个月，反胡风开始，我对胡风知之甚少，只知其名，对他文章没有兴趣。同学、朋友中爱好文艺的人喜欢胡风的也不多，他那班人马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路翎。在《人民文学》上我读过他的小说《洼地里的战斗》，反映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感情故事，真切动人，有悲剧色彩，让许多年青人感叹不已。我看，也介绍给同学看，大家争相阅读。
在屯溪时，常去图书馆，我每到一处，第一攻关对象就是图书管理员，那时不兴请客送礼，只有攻心，搭讪几回，摸清对方性格爱好，然后出手，不外跟她讲神奇的科普常识，讲生物进化故亊，如指甲是老祖宗用来爬树、扒土、打架的；盲肠现在无用，老祖宗当年在吃草时用处可大呢；讲中西小说里精彩故事来“勾引”她们。我把《洼地里的战斗》里情节绘声绘色讲给屯溪图书管理员听，她是一位比我大得多的年青女人，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听着听着也竟定在那里不动了，很入神，成功了。我就进一步提出开后门、吃小灶的要求。过几天，开了一个书单，热门书先给我留着，不借给他人，自私得可以。当然，我不仅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成了图书馆里二传手，抢手书我往往得人之先。
不久报刊上批判《洼地里的战斗》的文章出来了，出手就狠，绕来绕去，竟成了反对朝鲜战争，往正义战争脸上抹黑等等，这不是要置作者于死地？我自然同情路翎一方，那时尚不知道路翎与胡风的关系，我当时如同一张白纸，年青气盛，口无遮拦。延安整风我还小，不会说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我在学校读书，涉世不深，不知深浅。
我遵循伟大領袖教导，为人要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嘛，我认为建国前一些有名望的文化人绝大多数都从香港回国，少数去了台湾，当时他们完全有选择自由，胡风如果是反革命，他为什么不去台湾？在小组学习会上，我不解的发问：“胡风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当初不去台湾。”原以为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为我解惑，谁知竟闯下大祸，被当头一棒打得我一辈子成为另类、贱民，永世不得翻身。
噩运开始了。
谷处长主持学习会，在下级面前摆一付当时老干部不修边幅的做派，翘起右脚放在藤椅边上悠闲抠脚丫子，无精打采，那神态告诉人：什么胡风不胡凤，今天批张三，明天批李四，老傢伙这类事见得多了。此时像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有戏！精神为之一振，脚丫子也不抠了，学习会气氛一变，紧跟中央部署，狠批胡风运动正在风口浪尖上，居然冒出一个不怕死的人为胡风辩护。
先是说理，后是吼叫。
人们反驳我、批判我大致有这几个内容：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都没有去台湾，难道他们就不是反革命？胡风这个反革命所以不去台湾因为留在大陆比去台湾更有利于反革命活动，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起到更大的破坏作用；胡风这个披着文化人外衣的反革命比去台湾带枪的敌人更危险，也更能迷惑人。
平时彬彬有礼的国家干部刹时成了歇斯底里的疯子，吼声一片，先还听到一些內容，继之则千遍一律两个字：交待！交待！脑子里先是一片嗡嗡，继则一片空白，身同泥塑。散会时，人们一脸严肃离开会场，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遍身象刷了一层油漆，每个毛孔都被堵死，呈半窒息状态，胸口和嗓子像塞满一把干草，勉强能呼吸，但不通畅，脑子里空空荡荡，对周围一切毫无反应。“回去好好想想，深刻反省”，处长苏北口音“省”字吐得与众不同。
本来只不过提出自己的疑点，现在竟成了为胡风辩护，我被驳得体无完肤，容不得半点辩解，后悔也来不及了，千怪万怪，还是自己认识水平太低，要接受这次深刻而惨痛的教训，今后要好好学习，努力提高自己政治理论水平。
然而，什么机会也没有了，等待我的不是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水平，也不是深刻检查、承认错误、悔过自新，而是一下子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由此而开始长达数十年的批斗、逮捕、铁窗、大墙、苦役、流放、羞辱、遊街、酷刑……。
平时在一起温文尔雅的男女同事们，忽然变得凶神恶煞，恨不得把我撕裂，火力之猛，义愤之烈就像一个杀父仇人被子女当场逮住。我先还做些辩护，逐渐发现，学习是假，寻找战机、找靶子是真，自认是政治盲人，满腹经纶，一点也排不上用场了
先是辨白，真心诚恳说明自己的实际想法，这疑点别人就未必没有，是啊，“胡风为什么不去台湾？”可是说出口的只有我一个人，不逮你逮谁？在大家猛攻之下，我也豁出去了：“我有错误，请同志们向我开火吧。”“谁是你的同志！”“开火还要你叫！”又是一阵穷追猛打，叫人实在无所适从，只有什么都承认，全包，大家说的都是我的罪行，招来更大的火力。
承认一个问题，接着就有十个问题跟踪而来，承认十个问题，就会有百个、千个等着你。全部包下来，还要交待动机、目的、组织及有关犯罪事实。
我慢慢终於明白了：所谓对敌斗争要的就是火力，警示人们，教育群众，杀鸡吓猴，枪砲齐鸣，惊天动地，至於对面有没有敌人，是不是敌人，打死打不死敌人，目的不在於此。一个小小中学生，能有多大罪过，就算出娘胎就干尽坏亊，有一两个人内查外调也会搞得清清楚楚，至扵这样大动干戈。
很快我从一个很愿改正错误的善良青年被逼成什么也不在乎的无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对我的称呼也改了，先是名字后加同志，很快同志消失了，直呼其名；名字消失了，称“姓黄的”，一个姓孙的小女子认为姓黄的不过瘾，加上“家伙”两个字，成为“姓黄的家伙”，最后压台的称呼是：胡风份子、反革命分子、坏人，对这一切我都麻木了，毫无反应。
我到合肥不到两个月，举目无亲，孤苦无告，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革命派斗起我来百无禁忌，超常发挥，是追求进步的最佳表现时刻，谁也不敢怠慢，用尽浑身解数，哑巴也能成为语言大师，否则弄不好自己也搭了进去。我这个“姓黄的家伙”运动前在年青人中间除了不是驯服的工具，也算个人物，如今一句之差，被人抓住把柄，倾刻间沦为阶下囚，斗我的人看似声嘶力歇，牛气冲天，实则人人自危，提心吊胆。
反胡风运动很快就转向了，全国能有几个挂得上号的胡风分子让你反？长期下去，必然冷场，中央把运动指针稍一拔动，反胡风变成肃反，这出戏立刻就唱大了，查历史，翻档案，全民检举揭发，我也从“胡风为什么不去台湾”这一句话发展到历史问题，十几岁中学生也有历史问题？有，宣传三反时与地方干部产生矛盾不就是反革命行为，农校毕业通讯录不就是反革命组织。
几天后，我和机关几位问题人被革命派押送会场，好像是什么影剧院，听取省委书记曾希圣“坦白检举动员大会”报告，我听的是副会场，有声无人，主席台上挂着像对联又像标语的两行字：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曾希圣在会上把我“胡风为什么不去台湾”的话作为反动典型在大会上爆光，重复一遍，并作如下结论：说这种话的人不是认识糊涂， 就是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我当然属扵后者，第二天，我被关进反省室，即机关监狱。
人一旦沦为驯服的政治工具，就再难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五脏六腑固然没变，软件变了，程序变了，张生忽然变成李逵，林黛玉忽然变成了孙二娘，为什么，为什么，想了几十年，两个字：生存。时至今日，我常对身边衣冠楚楚、举止得体、气质高雅的先生、女士们发愣，不知何时，为了生存，他（她）又对“姓黄的家伙”来一次歇斯底里的革命行动呢？
我的家庭里没有才子、名媛，但也没有黑旋风、孙二娘，普普通通的书香门第，对这种如丧考妣的批斗绝难适应，当时只有语言上动粗，尚无肢体上过火，规模也不大，一两个处里人员，二十人左右。时代在进步，达到喷气式、阴阳头、皮带抽、挂黒牌、打父母、杀老师，还需一番革命教导，我自己也要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练，才能成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反革命”战士。过来人都有个共同的经历：“别把自己当人”， 否则休想活到今天。
开始，我的确真心诚意，诚惶诚恐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努力提高自己思想认识，久而久之，我才逐步发现，那不过是个骗局，羊儿落到虎口里，坦白也好，抗拒也好，到头来下场全都是一样：打翻在地，永世不能翻身，下一个，再重复一次。
感谢伟大领袖的教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死就死，打不死就活。这些放之四海皆准的最高指示对革命者有指导作用，也能成为“反革命”们強大的思想武器。
关进了林业厅反省室，几间没隔墙的草房子，在食堂对面，每天由科室干部轮流值班看管，天天都有被叫出去批斗的，能听得到会场愤怒的吼叫声，散会回来也由科室人押着，经过革命同志的“帮助”后，回来的人都显得疲惫不堪，稍事休息，就会在内部“传达”会场情况，外边见闻。我自入反省室后，基本没有批斗过，大概是尘埃落定，二十岁的中学生，任你怎么样挖也没多大油水，但“性质严重”。
反省室里的人都比我大，比我强，我跟林业调查队周学松学习天文知识，辩认北极星；跟林业调査队队长赵徳铭学习林业知识，他同学是我老师，我应称他为师叔，文诌诌的高个子，南京人，说起他在南京骑驴子的故事，娓娓动听，他后来成为省内著名林学家；跟丁呈祥了解上海市井人情，他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使我第一次知道上海男女青年同披一条毯子在马路上闲逛；结识了出身于草莽的宣醒民，人称五爷，他生性刚烈，一条好汉，有武都头之风，在我长辈中找不到这样的人，对我极有吸引力。他年青时打打杀杀，肃反中追究命案，他咆哮如雷：我杀人能堆成山，抵不了那么多命！当时为革命杀人，如今却要为杀人偿命，他能服气吗？他肚子里故事多，除了亲历的打仗杀人外，虽无学历，文化不高，但能大段背诵古典小说中某些段落，如红楼梦中诗词，三国演义等。把孔明骂死王朗背得像舞台戏曲对白一样，与我讲故事时并肩坐在床沿上，晃动身体，轻轻相撞，悠哉悠哉。十三岁的女儿奉华准时给老爸送饭，小姑娘尖下巴，宽额头，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送“牢饭”时只低声讲话，小小年纪就承受这人间不幸，后来她成为传媒界知名人士。
后来者如果认为反胡风、肃反都离不了这个主题那就错了，天下哪有那么多胡风让你反，那么多反革命让你肃，上面一天不叫停，全社会都得反、都得肃，谁也不能冷场，於是什么个人恩怨，童言妇语，男女私情都抖出来亮亮，出现了想斗什么就斗什么的热门而滑稽的场面。
刘付处长，文化不高，但喜欢改稿，不管办事员起草什么文件，他都要动几个字，通的改成不通，不通的改成更不通，办事人员不论你才高八斗面对这个现实也只有接受，还要唯唯诺诺，承认领导高明，大家心里有数，谁也不敢吭一声，也没有人敢私下议论，这可关系到对待领导态度问题，也可以上升到对党的忠诚。
一次他与一个叫张桂馨的年青女干部出差回来不久，张女士把自己起草的一份文件交付处长审核，他按老规矩、老习惯动了几个字，这原应是极普通的事，按领导意见照办就行了，谁知道这女士一反常态，竟当面和他顶了起来，越争越升级，继而在办公室里当众大哭大闹，根本就不把领导放在眼里。当时谁不知道，领导能反吗？领导是党决定的，反领导如同反党，她竟如此这般放肆，不让领导下台，莫非…，再联系到他两人一道出差刚回来，莫非…，全机关都为此心中有数而又迷惑不解，窃窃私语。此时，肃反五人小组也顾不得她是不是胡风份子还是反革命，光凭公然和领导对抗，这还了得，翻天了，拿出来斗，张女士何等人物，能拉会唱，生性风流，把她拉出来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同等对待肯定是一场好戏，那时我已沦为阶下囚，关在反省室里，无缘目睹这一盛况，只能后来听亲历者传达这一场与反胡风、肃反毫不相干的喜剧。
付处长与张女士去无为县出差，那里是水乡，交通不方便，二人同乘一叶小舟，舟中付处长寂寞难耐，竟对女下属动手动脚，并进一步提出非分要求，遭到批绝：“我是有夫之妇，”大义凛然。付处长耐心做她思想工作，说出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怕什么，又没记号。”这“学习”场面叫谁能心里不笑，比反胡风、肃反有趣多了。这是她一面之辞，副处长则说是两厢情愿。这就是改稿哭闹之事的源头，拿人家手软嘛。
反省室里还有两位领导同志，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付处长，整天叹气；另一位是办公室主任胡贡裘，瘦精精的慈眉善目的老人，事隔半个多世纪，我清晰记得他的名字并滿怀敬意的把他对我讲的一句话一字不漏的写出来，这句话当时我很不理解，而后被实践证明是绝对真理：“小黄，你今后千万不要当领导面说与他意见不合的话，尤其在公共场合。”他是一位老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前曾任淮北某县公安局长。我当时很不理觪这个老革命竟然这样教导我这个年青人，这人间总该还有个是非吧。
在机关反省室里关了半年，被关的人们除了拉出去“帮助”、批斗外就是讲故亊聊天，听老同志说政治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少则几个月，多过一两年，一阵风刮过去后什么亊情也沒有了，真有问题还要等到运动？什么时候不能搞你，公检法是干什么吃的，运动嘛，不过是对人审查、教育、考验。从中央到地方，老同志谁没挨整过，过后该干啥干啥。闻听此说，我也慢慢放下心来接受考验。
1955年底一日下午我与宣醒民、丁呈祥，还有一位记不清是谁，共四人，先后被叫到一间小屋里被捕，轮到我时，先三人已被捆得结结实实，蹬在地下，宣五爺身材魁武，綑得紧，脸色挣得如同猪肝，四个人五花大绑塞进一个黑色小车，前座是一个带枪武警，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车，知道挤不下时可一前一后错开坐也是那一天。
逮捕证上罪名不是胡风份子，也不是反革分子，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份子，我什么时候混进了革命队伍，自已也搞不清。
同时在全机关大会上，宣布这四个被捕人员名单、案情。一位姓张的五人小组成员宣读我的年龄二十岁时，叹口气，摇摇头，表示惋惜，谢谢了。
数十年后我们在一个同系统会议上碰见了，我认得他，他可能不认得我，他整人太多，不可能全记得，此人整人成瘾，邓时代，无人可整，他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当年林业厅肃反五人小组成员以年龄论都可以堪当我兄长和父辈，全是老革命干部。当他们把一个不过二十岁单纯的小青年当成仇敌往死里整的时候，双方力量对比不是老猫扑鼠而是老虎扑鼠，是惨不忍睹的遊戏，砲弹打蚊子，是革命资源的极大浪弗。如不出现奇迹，这些人当早己作古，不论是升天堂还是下地狱，如果他们还记得半个世纪前这件亊，知道当年被他们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小青年即“姓黄的傢伙”，如今早已年过古稀，每日在他安静的书房里，坐在电脑前，回忆整理这段往亊，不知心里是何滋味，是不平还是忏悔，或者什么也没有，工具是沒有记忆的。
巴山蜀水淒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我的苦难岁月是二十四年，多一年。这二十四年，肉体上摧残且不说，更难忍受的是心理上承受的折磨。灵魂被扭曲，孤寂无告，亲友受牵连，社会上篾视、绝情、冷漠的眼神无异於千刀万剐、慢钩细割的凌迟，这下第一刀的是林业厅，令人格外刻骨銘心，后面的政治运动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在原来伤口上再来一刀，有前科嘛，管你有罪无罪。
由於这林业厅带头给我第一刀，在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不算档案里本人不知道的黑材料，也不算数十年间为所欲为的群众专政，如批斗、遊街、关押、肉刑，仅官方红头文件前后就有三頂帽子，三个处分，一刀接一刀，刀刀致命：
1955年l2月安徽省公安厅以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份子逮捕，坐牢九个月后宣佈无罪释放。
l958年初华阳河农场以右派份子决定劳教，l978年4月3O日摘掉右派帽子，不久改正，至今未见解除劳教官方文件。
l958年4月8日安庆地区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5年，1979年l2月l9日也是这个法院〔79〕刑申字第2O4号判决书宣告：黄显炯无罪。
三顶帽子，三次严惩，三个无罪，断送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
第一刀下去，无罪；紧接还是给我第二刀，无罪；再给我来第三刀，还是无罪！我永远也不明白这些人对我狠下毒手的心态，难道对一个年轻无辜者的杀戮也其乐无穷吗！
调到合肥短暂的两个月，我像一只待宰的牲口，没待养肥就被赶进了反胡风的屠场，待宰之前我有幸拜见了金稚石老先生，并多次聆听教晦，受益匪浅，老先生是我父辈的老师，两家既是世交又是亲戚，他女儿金士如是我堂嫂，以往在家中客厅接待，只能听他与长辈们叙谈，我除了一傍侍立，没有发言机会。
老先生时任省文史馆馆长，省政府参亊室主任，住的好像青年路上草房子，和林业厅离得不远，1955年夏天反胡风前，我多次以晚辈之礼拜望他，白天没空，都是晚上，那时他老伴早已失明，听觉特别好，我一进门她就听出脚步声，1949年老人就住在环溪村她女儿家，我们是邻居，天天见面。她年老体衰，因长期战乱，子女和老伴都天各一方，精神压抑，致双目失明。
每次去都看见金老穿件背心伏案写稿或读书，老伴坐在一边，听到门外脚步声，老人以为来客人了，忙起身到内室穿衬衣，老太太制止他说：“不是外人，是二爷”。 依家乡按小辈对人称呼的习惯，我按侄辈称她为外婆，她则按孙辈称我为二爷，对金老我称之为二伯，他对我则直呼小名，他喜欢和我面对面坐着交谈，中间什么也不隔，两人一弯腰就能碰到头。
金老为省内名儒，举人之后，著名的民主人士，道德学问闻名乡里，早年周济过中囯装甲兵之父徐庭瑶，二人私交甚笃，小时常听到他们之间故事。
徐庭瑶发跡后，不忘旧日之恩，给他在军中按排一个校级参谋的位置。一次介绍他与何应欽见面，不知是紧张还是有意为之，他竟举起左手向这位国民革命军重量级人物行军礼。
我自幼好学，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珍惜，如饥似渴的从老人那里了解国史、家史。
那时他正在阅读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向我谈他的学习体会，说了一段，身子向我微微前倾，目光诚恳，虚逊的征取我的意见：“是这样吧，我没说错吧。”
他已年过古稀，阅历丰富，学富五车，我才是个二十岁的小青年，那种对晚辈的信任、期待、谦逊，让我终身难忘。
如今我已到了金老那时的年龄，对待年青人从不敢倚老卖老，偶越雷池一步，老人当年那微微前倾的身子，谦逊的目光就在眼前。
我的诗文不在乎同代人的褒贬，很在乎年青人的好恶。
反胡风时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句“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不去台湾”的混帐话，被当时的省委书记大会曝光，后果可想而知。受了一年多牢狱之灾，无罪释放后，万念俱灰，无颜见江东父老，虽想念近在咫尺的金老又没勇气去。一天一个陌生人带口信给我说：文史馆金老叫你去玩。我羞愧感激，硬着头皮去了，丝毫没有一年前谈今论古的雅兴，只能作为一个不肖晚生去听训斥。
我惴惴不安的进门，叫了声：“二伯”，默默地站在一边。他热情依旧招呼我坐下，神色黯然，首先提到他逝世不久的老伴，说自已建国前长年在苏区，老伴随儿女艰难渡日，到1949年进城后才得见面，她什么也看不见了。老人感慨异常地说：“人生如梦啊！此言是有些悲观，但事实也是如此。”言毕老泪纵横，失声呜咽，我默立一傍，无言可慰。
他回忆起往事，兴致很高，谈起我父辈如数家珍：老四脾气坏，不知改了没有；老六自幼聪明，在八路军一一九师还给他来过信，在战争中还坚持写作；老五大气磅礴，气势非凡，为人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长城对日作战中负重伤而幸存，实属万幸。
老人提到这些人，如四爷在十几年前已被日伪杀害，五爷去海外音信全无，唯六爷尚知在南京军区供职。我为了不让他扫兴，也不提这些伤心事。
谈到半夜，老人兴致犹浓，我怕影响他休息就告退了。
一出门我猛想起一件大事：我还没主动向二伯交待在反胡风中的问题呢，老人怎么好像没这回事似的。
几十年来我一直困惑不解，当时那一场震撼全国的反胡风运动，知识界无不人人自危，我又因此入狱，这位身居高位的二伯对我这个出狱不久的阶级敌人怎么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不可思议。
1962年我已由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被斗、被关，以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已分子被逮捕入狱，以反革命分子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以右派分子劳教先后共达七年，回单位甄别无望，前途渺茫，心意徬徨。
中秋前几天在芜湖与显煜兄相遇，他约我去金寨玩玩，我也正想看看那里的乔大伯。我们结伴同行，经无为、泥汊、黄家湾、凤凰颈、庐江、合肥，在合肥两人同去看望金老。那时老人已住在省府大院后面高干宿舍，与当年林业厅只隔一条庐江路，单门独户，两层别墅楼房，非昔日青年路上草房可比。
我虽有了反胡风的经验，金老对右派的态度我心中无底，当时正值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三面红旗已遭天怒人怨，金老亲属中遭殃的也非个别，估计金老对这几年政策和我个人的命运应该有所反应。岂知多年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金老身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对从小胡风到小右派的我，依然热情而谦逊，使我这个历经几年颠沛流离，受尽无产阶级铁锤之苦的后生一阵温暖，一阵辛酸。
几十年来让我困惑的是：这位身居高位的长者（由民主人士到中共党员），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对那些据说可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不致使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政治运动竟如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1963年金老病逝於合肥，我悼以诗：
忽报金翁去，庐州泪满天。人间七十八，子弟过三千。
位重难舒性，年高更慎谦。空抛数行泪，不得到灵前。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