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的工作即将结束。我建议：各省的分署中所办的福利机构，特别是儿童福利机构，不要停止，应该交当地的民政单位或者是人民团体一起继续办下去。上海分署，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他们愿意创办一个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有意想请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我听说此事后，很高兴，满口答应。上海分署的署长邀请了“联总”的负责人以及当地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银行家和富商们来支援这个促进会的成立。由联总、行总、上海市政府，美国援华会四个单位发起。陈鹤琴是著名教育学家，任促进会委员会主席，陆梅僧是热心公益人士，担任委员会副主席，另外还有金城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经理，任委员会的委员。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儿童福利促进会成立的大会上拍胸说它绝对支持。当天晚上与会的有社会名流以及联总的许多专家们。
由于受到吴市长的鼓励，第二天我与陈鹤琴主席两人去市政府见吴市长。吴市长拿出法币贰佰元(当时值美元25元)算作是对促进会的支持。我与陈主席都感到非常吃惊。当时市长把我领到一边悄悄地说，原来：过去上海市曾经为了成立“战时儿童孤儿院”向行总请求经费批准，但是那时他认为是我不批。我不禁大笑：行总的批准权，是由分配委员会执行，我个人根本无权。而分配委员会是根据联总的条令。该条令规定：不捐助政府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只捐助人民团体办的儿童福利机构。
当时，我曾一怒之下，想将这二百元法币(值25美元)退给吴国桢。但是陈鹤琴主席劝阻了我。他说：“今后我们还有求于他的。”我说：我们是否可以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对吴市长捐赠的二百元法币表示谢意。但是陈主席依然认为不妥，而且还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出门以后，就与我的秘书陈定侯一起，他是一个精明能干，正直的青年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去看别人捐赠给我们的办公室。办公室在一座大楼之中，但是办公室使我们非常失望，因为地方太小，完全不够我们使用。上海分署分给我们有两位儿童福利专家；还有物资，大客车，一个司机，两个工友；这么多的人与物，都需要地方办公与存在。
我记得那是七月里的阴雨天，一阵一阵凄凄惨惨的凉风吹在我的脸上，而我的口袋里却只有市长先生阁下，对我们这个机构的庞大捐款二百元。心中想着那个完全不适应的办公室。我与陈定侯心里也同时想着：我们是两个从内地出来的青年，被狡猾的上海人所欺骗了。
我埋怨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济的头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没有给这个委员会一点讨价还价的机会。只要想一想，一个刚成立的机构，既无资金，又无合适的办公楼，就盲目地承担下来，太不实际了。要我这个总干事和她的秘书，这两个对复杂的上海非常陌生的内地人来闯天地，实在太不公平了。当然，委员会也应负起分担创办的责任。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讲好条件，这个促进会的创办将会容易得多。
我们两个人在上海的蒙蒙细雨中走着。我在心中盘算着，也许我该先去找一找上海分署社会福利组的主任。他是一位老上海，很懂得上海福利界的情况，同时也是一位比较热心的人士。我正在想着他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后面拍我的肩膀，原来正是这位老主任出现在我面前。他也说正在找我，因为有一事正想通知我。原来据他所知“联总”正在出卖他们工作人员使用的生活用品，(因为联总任务结束，人员都各自回国)，他要我赶快去找他们捐助一部分物资，以便作为促进会的资金。我赶快向他致谢，但是我身上没有任何介绍信，怎能凭空找人要捐助？他说“你只说你是刘德伟，英文名字叫‘珍珠’，‘联总’没有人不知道你，他们都很喜欢你的。”我立刻就去了“联总”的总务处，也见到了处长，他是一位四五十岁的美国人。在他小小的办公室的外面，围满了想来购买救济署物资的人。他见到了我，非常高兴，他说他知道我，并且知道我是一名“伟大的女性”，而且知道我所需要的物资，一定会用在需要它们的地方。他就马上写了一张领货单，上面写明发给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骆驼牌香烟六百箱！这件事情使我大喜过望。现在我已经无法计算600箱香烟所值。但是，它一定要比我原来期望的促进会的可能有的基金——行政费用要高得多。
许多年以后，我很失悔，觉得自己很蠢，当时我完全可以向他(联总)多要一点嘛！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认为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比起那位吴市长慷慨捐助的二百元法币(25美元)来，真是天壤之别。我当时真像一名乞丐在路上拾到一袋金子一般。当时为了给这600箱香烟找一个储藏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促进会的各个委员们，最后从建设银行找到一座仓库储存起来。当各个委员们听到这么大一笔财富的进帐，都很高兴，因为免去了他们去筹款了。后来，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同意，将这笔香烟卖的钱，全部购买了股票(是当时由荣毅仁父亲工厂所发行的上市股票)。
当我们正在为我们经济问题解决了而高兴时，这时我们促进会的一名工作人员(由上海分署调拨给我们的两名福利专家之一)，来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原来一直在上海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一位老先生，因为听说上海成立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在他看来，这是占领了他的地盘，夺去了他的领导权。此人今天就要在上海某花园饭店邀请上海名流，以及各家福利机构的头头们及它们的骨干分子开会，他将在会议上说明他以往对福利事业的贡献。以及他今后对这一事业的打算。此次邀请了所有的人，就是没有邀请我们儿童福利促进会。明摆着是冲着我们促进会来的嘛！——这位专家问我，现在该怎么办。当我们谈到这些话时，我们是站在大街上路边，因为促进会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办公室，所以，只能站在路边谈话。我对他表示，既然此人不邀请我们，何不自己去？今晚我们两人就自动前往，主动参加他主持的茶会。因为我们办儿童福利促进会只是为了儿童受益，绝不是与他争夺领导权。
当时的上海，共有50家孤儿院，1家育婴堂，1家行为问题儿童院，1家伤残儿童院，3家托儿所。这么多的儿童福利机构都是由民间团体组成的。由此可见，我们新组建成立的“儿童福利促进会”在这么一大片的儿童福利机构中，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位老先生在八年抗战期间，得到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支持，在上海做了很多儿童福利方面的工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当我们两人(我与那位专家)走进会议的饭店时，大会的主席忙走过来请我上台坐在他的旁边，而且那位老先生是坐在主席的另一边的。我赶快向这位老先生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当主席介绍我给与会的全体人员后。在我的发言中，我表示了对这位老者在儿童福利事业上贡献的钦佩，我对他的尊敬和景仰，并表示今后将在他的领导下与他很好地合作。我的这番致词，赢得了这位老者的欢心和陶醉。当我与他告别时，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欣赏与喜欢。当我离开酒店以后，与我同去参加会议的那位专家追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没有想到这次会议，是以这样容易的方式，扫清了我们今后工作开展上的障碍！”
我们的副主席陆梅僧(一位老清华校友)是一位最热心扶助儿童福利的工作者，向委员会报告，说他与上海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总干事谈了我们促进会目前的困难，他们很慷慨地把他们青年会的一二层楼中间的夹层，送给我们做办公室用。我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大小会议厅。这一切都是无偿、免费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将我们促进会的牌子挂在他们青年会的牌子旁边。
我们将办公室的前一半，作为阅览室，向全上海所有的儿童福利事业的从业人员开放。后一半就是我们的总务组，陈定侯主任任组长，下设秘书，收发(兼管图书室)，仓库管理，出纳(兼管清洁、交通)，另有会计一人是直属委员会的。救济物资的来源：有联总，有英、美国援华会。我们借了当地一共七个孤儿院的空房做我们的仓库，一个小房间作为储藏室，和司机工友休息室。另一个小房间，是作为我(总干事)的办公室，和三位教授：一个龙冠海，他是金陵女大文理学院社会系系主任，帮助我们搞社会调查；第二位陈仁炳是复旦大学社会系教授，他帮助我们搞社会调查后的资料编辑。第三位严行哲教授，他是复旦大学社会系系主任，准备为我们出版《儿童与社会》杂志的主编。至于还有一个大房间，暂时给做社会调查工作的大学生们使用。将来为办理我们各种业务人员的办公室。
我们要为上海贫苦儿童服务，必需先了解上海贫苦儿童的情况，所以我们邀请了上海复旦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这三个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学生，在龙冠海教授领导之下，进行社会调查工作。我是龙冠海的助手。我们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棚户区，其中只选两个棚户区，一个江宁区，一个是长宁区。以及全市的50个孤儿院，再就是三个托儿所。还要调查那些从孤儿院领养过孤儿的家庭。
我们与这些即将作调查的学生们一起讨论：(一)调查的目的；(二)要了解那些调查对象的一些情况；(三)调查的方法。制定调查表格和应该问的问题。规定调查者前去调查时的衣着、打扮，以及我们如何介绍我们自己给调查的对象，一定要使被调查者不害怕我们，相信我们的目的是善意的。
这些学生都很好，对工作很有兴趣，他们完全以一个爱护调查对象的朋友的态度去工作，学生们每天早晨去翻那些棚户的垃圾箱，看看有没有弃婴。发现上海每天有800个弃婴(当时上海人口600万)，至于它们是男性，女性已经无法统计了，因为这些弃婴都包扎得很好。这些棚户居民多属①战地逃来的；②长江上游复员来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居住点的人民。他们搭棚居住的地皮，原系战前就被资本家买去准备建造厂房的地皮。他们的房子都没有秩序排列，草盖的屋顶。有的单身汉，连这样的房子都盖不起，就睡在滚地龙里，——一床草席做成一个圈圈，晚上就钻进去睡觉。没有人有家具，褥子与被子是草做的。一个做饭的煤球炉就摆在草房子外面。棚户区的儿童最最需要的是：粮食、衣物与学校。在棚户区，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专门组织和训练八岁以上的儿童偷窃，这样的人有个专门的名称：“爷叔”，每一个“爷叔”管一个区的偷窃儿童。凡是偷窃到手的东西：“爷叔”得大部分，偷窃者得少部分。区域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越界就要挨打。
我们不仅仅调查这些贫苦区的儿童，也调查那些保长。他们很同情棚户区的人民，但无法可想。这些保长们建议我们利用当地的“鸡不叫”茶馆做校舍，来教育那些贫苦儿童。另外一些破庙以及原来一些破败的学校教室来做教育孩子们的教室。如果一旦儿童们能被组织起来上学受教育，他们就能从“爷叔”们的淫威下走出来了。“鸡不叫”茶馆是半夜天未晓时生意兴旺的茶馆，是城里的菜贩子与乡下的菜农谈生意的地方。天亮鸡叫了，菜农返回乡下，菜贩子挑菜去卖。
孤儿院一般都是慈善家和天主教会办的。这些孤儿们的来源是上海四边那些受到战争灾害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有些孩子们在天主教孤儿院里长到十几岁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只知道，天底下有个上海，更不知道有世界。所有的孤儿院里的老师，都没有做老师的资格，他们都应该重新学习两年，才能来做孩子们的老师。在很少的一两个孤儿院里，会发现一两个优秀的老师，我们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所有这些孤儿院里面都是一律的：一天两顿饭，素菜，一个礼拜才能吃一次肉。睡的是上下三层的铺，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大小，一律都收。床铺如果不够睡，就两个孩子挤一张铺。因此，就有同性恋的情况出现。根本没有班级的分别，经常不同的班级同用一个教室。有的学生身体比较好，强壮的，就被院长夫人选去做丫头带孩子，做佣人。一般这些孤儿院的孩子们是一个月洗两次澡。有的孤儿院是用冷水给孩子们洗脸、洗澡，据说能不伤风、不感冒，有的被领养的孩子，他们是无权作选择的。只有那些来领养的家庭，他们才能选择。刚被领养的时候，都说是去做子女的，实际上大部分领出去后就变成了家庭的奴隶。
托儿所中，有两个是由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办得最好。但是她们对工厂中的女工无大帮助，因为她们(托儿所)是要收学费的。因此能进托儿所的多属收入较高的家庭。工厂女工们所需要的托儿所、幼儿园，整个上海一所都没有。
根据我们社会调查的结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初步应该如何开始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业务方面，分成了五个组：①棚户区福利站推广组；②机关教养提高组；③托儿事业推广组；④个案工作组；⑤《儿童与社会》刊物组。
①组长 陈舜彝，四川大学毕业生，很热心于棚户区的人民
②组长 曹友蓉(女)，沪江大学社会系毕业生，对上海的孤儿院的情况非常熟悉，
③组长 马彬(女)，燕京大学社会系幼儿教育的毕业生，很聪明能干。
④组长 胡俊美(女)，金陵大学社会系社会福利工作学专业。基督徒，对人们很有爱心。
⑤主编 严行哲老教授，是刊物的主编，陈舜彝是他的助手。
(一)棚户区的儿童福利工作
在棚户区工作目的，就是给那些贫困的儿童们生活和教育以帮助，使他们不落在“爷叔”（流氓头子）的手上。但是我们促进会的力量微薄，所以只选择了江宁区作为试点。还因为已经有了一位年青人(中学毕业生)组织了一个团体，在那里帮助那些贫困儿童，促进会就从他们着手。正式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去做调查的方法，以及与“鸡不叫”茶馆老板做朋友。凡是发现没有奶的孩子就发奶粉，家庭确实难以为生的就发给他们钱，维持不致饿死为原则。借“鸡不叫”茶馆（上午九点以后没生意了）做学校，儿童自备板凳，老师们就是他们这一伙年轻人。课本、文具由促进会发。除了教儿童数学、语文以外，还教儿童们唱歌跳舞。对这些老师们由促进会每月发给微薄的工资。后来我们又找到一座破庙，庙中有一部分可避风雨，将这块地方作一个福利站，请了一位篾匠，由他教儿童们木工、篾匠活手艺。也给他少量工资。孩子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措施，表示支持的。
由江宁区开始试点，在棚户区开展工作，明显的是缺乏干部。总务组主任陈定侯，他亲自参加了这一项工作，可以说，江宁区的棚户区之所以能取得成绩与经验，在初期是与陈定侯的努力和热心分不开的。他虽然只是总务组组长，他主动地来帮助棚户区儿童福利工作干活。
我们在江宁区打开局面，取得经验以后，就在其它区推广，这时组长陈舜彝的供献很大。从那时到解放前夕，我们在上海七个棚户区中推广了这样的儿童福利工作。
(二)机关教养工作
我们主要对所有民办的儿童福利机构，对它们的质量进行提高，根据我们的调查，没有一个孤儿院在儿童的生活与教育方面是合格的。因此第一步，是制订出有关它们办院的最低标准；第二步是对它们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第三是对它们的服务对象的分类。具体的分为：婴、幼、儿童、少年四类，根据各院原有的条件最适宜服务哪一类儿童，就将那类儿童分给它；另外还要对健康的儿童与残疾的分开；顽劣（问题儿童）儿童与身心健康的分开。对已经成人的儿童，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
对那些提出申请，愿意将自己的质量提高的院所，我们促进会对他们提供物资、经费、专业人员，帮助他们去达到那个最低的标准。
第二步是对它们工作人员的培训：
每月至少有二次邀请专家，以及大学的教授：教育系，社会系，心理系方面的来讲授有关儿童生理、心理。教育方面的知识，通知所有的教养工作人员，以及儿童的家长们前来听课。——我们这个工作，很受上海市民的欢迎和表扬，从很多的来信中，都希望我们把这一工作长期地做下去。很多的教养院的院长们也很理解这种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拥护它、支持它。他们经常为那些因为值班不能去参加培训的工作人员补课。
在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培养这些慈善机关里的教养工作人员树立自尊、自爱、自信的思想。因为经过调查发现，他们认为自己是穷孩子的老师都很自卑，因此要教育他们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并不比那些有钱的资本家们低一等，她们应该是与其它学校里老师一样受人尊敬的。树立起人权思想，(即每一个人生来就应该有的权利：生存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并且把这种思想贯穿到她们的教育中去。要使得那些受到她们的教养的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思想，树立起自尊、自爱、自信的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在另外方面，这些老师们还要认识到自己是儿童教养事业的工程师；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它是建立在所有儿童教育的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面。事实上，在任何国家里，社会儿童福利事业应该是每一个公民都乐于做的一项工作。
(三)托儿事业推广组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工厂工人的婴幼儿童。我们鼓励那些工厂的厂长夫人，资本家夫人们能出面承办托儿所。当时共产党打仗节节节胜利，这些资本家夫人很惶恐，也想赶快做点善事。有不少人来谈办托儿所的事，她们经费上可能并不需要我们帮助，但是我们可以对她们的技术上进行帮助和辅导。
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差，一直到最后，我们只办起了三个托儿所，其中有一个是农忙托儿所。之所以进展缓慢，成效不大，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组的组长频频换人，(两年换了三个人)，再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要做这个组的组长，不仅仅要懂得幼儿教育，还要具有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与对公益的热心。——我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成就的。
这个组唯一做得最好的事，是举办了一次“儿童玩具教育”展览会。我们利用了青年会楼下大厅把这些玩具分门别类，有的是不同年龄层次的，有的是不同年龄中为不同的教育开发所需要的。最后一个厅，则是废物利用，家庭中无用的布块、零碎木头、纸盒子、与瓶子、空罐头盒等等，由小孩子自己动手编织出的玩具，这一部分最受人欢迎。展览结束后，报纸上的报导也说明了这一点；说它们既发展了儿童的智力，也节省了家长的金钱，最受欢迎。本来还想利用一个更大的场地——中山公园，再办一次。后来因为上海刚刚解放，局势动乱不稳就没有再继续了。
(四)个案工作组
我们发现在上海，有许多的“案子”是需要个别注意的。例如在孤儿院里一个孩子被领养的时候，只要领养人与院方负责人同意了就行，孩子无权提出意见。虽然这件事对他本人是一生的大事。被领养以后的情况也毫无任何保障。还有就是，离婚家庭的孩子，父母双方都不愿意要他（她）。她（他）就过着似乎有靠又无靠的生活，却无人关怀。这些情况多半要依靠户籍警的报告。因此促进会设立了“个案工作组”，去帮助解决这一类孩子的问题。组长带领组员前去调查，并且对领养人做出领养的规定，例如：要夫妻和睦；已有子女不能超过三人，以及保证被领养孩子要受完高小教育，十六岁以前不能给孩子重体力劳动等等，要有三个月的试领期，在试领期，要经过孩子的同意，要经过公证处办手续。正式领养以后，该儿童院在三个月内以及三年之内一年四次的家庭拜访，在这些以后，才算真正的领养手续的完整。全过程，都要有我们促进会个案组的参与。至于那些离婚家庭的无人管的孩子，个案组要去做说服的工作。这个工作很难做，因为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她的父母亲还要有“爱”心才行。例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对夫妻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妻子再嫁时，男方不愿意要这个拖油瓶，妻子只好将孩子送到前夫处。前夫也另娶，这个继母也不要这个孩子。虽然法律上已经判了这个男孩子归父亲，但因为继母拒绝，孩子成了一个无人“爱”的“孤儿”。为此，我们的个案组要用爱心去感动那些有关的人，用交朋友的方法去真心打动她(他)们，改变他们对孩子的承认。
她们(个案组)对每一个孩子及有关的人员都有详细的记录。个案组的工作人员与派出所的户籍警的关系都很融洽与配合。
(五)《儿童与社会》刊物组
促进会不定期地编辑这本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报导自己的工作引起广大市民注意儿童教育的重要性。邀请了许多有名的教授为它撰稿。这本杂志后来出版了几期，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六）计划中想办的两件大事：
①要办一个儿童玩具馆。儿童可以进馆玩，也可以借回家玩，送回以后，我们还要对它们消毒。
②要办一个儿童福利图书馆。一部分是为成人的，教育成人，如何了解孩子，正确地去“爱”孩子；一部分是为了孩子们阅读的。图书馆设有阅览室，可以在馆阅读，也可以借出来。
可惜，这两件计划中的事，都未能办成。因为儿童福利促进会是一个短命的机构。我在这里只工作了三年。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我离开了它。
儿童福利促进会工作，是我最爱做的工作，是我一辈子都想从事的事业。在儿童福利会三年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我的工作是杯水车薪，但是我是做了一点实事。
我有一个思想：如果这件工作由国家来承担的话，它就可以有经费，有计划，有广泛的人员来承担，在全国普遍展开，使得更多的贫困儿童享受到更多更大的福利。我也曾与我的同事，陈定侯讨论过，我问他：“你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有没有意思？”他坦率地说：“没意思！我们这样做，只是杯水车薪，只有由政府由国家来做，才能使广大的贫困儿童受益。”
我回忆从我的十八岁开始，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以后，我一直醉心于社会福利事业，一直相信我们的国家如果由共产党执政，就会变得像苏联一样的好，因此，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把我调到上海市民政局从事儿童福利工作以后，我就把原来的那个“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放弃了。因为，我认为，儿童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国家来经办了，我今后的工作，只会更顺利，更适合我的志愿，我一定会更努力地去从事我一辈子都愿意去从事的心爱的事业的。但是没料到一个国家要做的事太多，那能一下子都顾及得到，还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需要热心的人士来出力。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