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大学
我被捕后，先在省公安厅看守所的一间房子里把身上贵重物品、钱、金属器物、裤带全部搜光，代为保管。
狱警（也称看守、班长、干部、干事、管教、政府，本文统称政府），带我进入两边都是牢房的走道，打开一扇沉重的铁门，没有像影视、小说里那样把犯人猛往里一推，先让犯人来个狗吃屎，没有，绝对没有，很文明的让我进去，把我介绍给组长。
从此我就没有了名字，代号229， 牢外革命派这样叫，牢内反革命派也这样叫。
组长是个约五十岁出头的清瘦老头，山东人，在政府锁上铁门后，他先让我先坐下来定定神，稍后向我介绍牢内约法三章，内容记不全了，只记得不准谈自己的案情，别的记不得也不要紧，无非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老生常谈。
环顾牢房内共有四张双人双层大木床，这种床我在别处从没见过，满员可住十六人。难友连我一共十二人，一张床空着放盥洗用品、餐具等，如果床位住满了，家什恐怕只能放在地上了。门后有只马桶，气味可知。
十二个难友代号到今天我只记得与我同床的227，巢县人，省委机关干部，大学文科毕业，叫刘传曾，不到四十岁，与我同属省直机关，他乡遇故知。他低声告诉我，组长叫刘序功，北大二一届英语系毕业，省博物馆逮来的，进来一年多了。端得了得！我不禁一阵暗喜，又有学习机会了。逮捕那一刻起，我担心的是牢头的欺压，同牢的粗野。政府的杀威棍我知道不会有的，共产党对我不会像《水浒》里对林冲、庐俊义；《红岩》里对江姐一样。究竟是新社会的嘛，这点我对党还是信任的，入狱后也验证了我的想法。
我入狱是下午，第一顿晚饭是麦麸大米稀饭，一点咸菜，我哪里咽得下去，在林业厅反省室没有人身自由，吃饭在机关食堂，不分革命反革命，从省直机关食堂，一下子到牢饭，反差太大。
坐牢这个“坐”字用得很准，按规定平时不准站不准睡，只能坐着思过，所以不称站牢，也不称睡牢，万恶的旧社会让犯人站笼，那是刑罚，不会经年累月的那样做，至于所谓“蹲大牢”，恐也是泛指，名不符实，让犯人整天像解大便的姿势蹲着，谁也吃不消，至少我没看到。
人一入牢，心里反而比在外面踏实许多，结朿了几个月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经风不沾雨，不防偷不防盗，绝对安全。
放风，这坐牢的专有活动恐怕也因地而异，政府打开牢门，一声“放风”，里面早有准备的犯人由两个值班的抬着马桶直奔厕所，大家在厕所里各干各的，到时间回牢房。没有像影视、小说那样全体犯人到院里子溜溜，看看熟人，甚至还给互通情报创造机会。这里放风就是上厕所、倒便桶、洗洗衣服，依然不见天日，放而无风。
饭菜质量不佳，主粮粗细搭配，粗多细少，副食以蔬菜为主，油水极少，不撑不饿，也不需要为减肥发愁，很符合现在营养学理论。
最让我不习惯的是天花板上用铁丝网罩着的一个长明灯，作息时间与太阳相反，太阳出山它熄，太阳落山它亮，每夜灯火通明，让我开始几夜很难入睡。先是用被头盖住脸，呼吸虽不自在，但免去灯火刺眼之苦，日子一长，渐渐习惯了。
牢房里有只存水木桶，放风时取水。洗脸、刷牙、洗碗每人定量用水，一杯而已，洗衣只能趁放风在厕所里泡泡、搓搓、抖抖，意思意思，拧干后掠在牢房内，这经年累月不洗澡如何受得了，记不得了，只记得第二年夏末出狱腋下皮肤都烂了。
历代政府对坐牢的犯人操作规程大同小异，基本上与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同步，变化不大，这点正如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牢房很安闲，批斗没有了，也极少提讯，在押犯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省直和合肥市机关干部，清一色的知识份子，工农出身很少，案情基本相同，用现代法律用语应该是“历史反革命嫌疑人”。现行的大都在镇反时判了或者毙了，这些历史问题一般情况本人都已交待过，档案里都有，既然搞肃反，只能翻翻旧帐了，并发挥大胆怀疑，充分想像，穷追猛打，首当其冲的是建国前接收过来的旧人员。
开始两天我还遵守牢中规章制度，整天坐在床上“思过”，不敢越轨。很快我发现先来犯人们全把政府规定当狗屁，牢外有政策，牢内有对策。人人讲故事，天天开故事会，岗哨关心的是自杀、越狱、暴动，别的他管得了吗？
每一个犯人就是一个故事，我年龄最小，无本钱可讲，只有听人家的。
组长刘序功博学多才，阅历丰富，受业于胡适、鲁迅、徐志摩等名师，谈吐有条不紊，节奏不疾不徐，普通话略带山东尾子，在他哪里我学到比以前任何老师哪里都要多的知识：名人轶事、古典名著、历史事件、民间故事。
鲁迅小个子，其貌不扬，一口绍兴方言，外地学生很难听懂他的讲课。他的听课学生不如他弟弟周作人多，职称不如他弟弟高，名气也不及弟弟大。这俩弟兄干架拿香炉做武器，起因是兄长对弟媳行为不轨，此类丑事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的。
胡适风度翩翩，穿戴儒雅，长衫围巾，道德文章为学生景仰，社交场合都带着小脚夫人江冬秀，江冬秀不愿露面，就坐在小车里等到丈夫应酬结束。
他对学生随和，很得人缘，一个年青人为捞好处冒充他的干儿子，他知道后也不生气，照样帮助人家。有一个学生刁难他，请他把三十六计一一说明，他答不上，说此为泛指，并无实数。学生挖苦他：先生说汉字一点一撇如同宇宙间小行星一样重要，这三十六计能无出处？
丁文江很难控制自己情绪，在牌桌上一摸到好牌十分激动，额头上出汗。
徐志摩能把杨小楼的唱腔学得惟妙惟肖，几能乱真。
他老乡臧克家的哥哥当时也在北大读书，自费出诗集，送给诸名家希望写序提跋，没有一个人买他的帐，送给同学，人家不要，再送惹人心烦，一位同学在诗集上提诗一首，又退还他，他一看气得大骂，诗曰：“诸城诗人车载斗，新诗大著不胫走，屁狗死乡洼碱句，以此赠君君愿否。”诗的第三句是评价，需要层层剥皮，否则不好理解。屁，狗屁，死狗屁，穷乡僻壤、洼碱地里的死狗屁。就是说，这位诗人的大作是放屁，够不上人屁是狗屁；够不上活狗屁，是死狗屁；够不上城里狗，是乡村洼碱地里的死狗屁。
多年后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臧克家介绍这位本家，当年胡适、鲁迅不屑一顾，被同学称之为死狗屁，沾名人之光，也上了《人民日报》。
刘序功参加了建国初政府组织的皖南事变调查，看到项英、周子昆被当地农民草草用碎石垒起的坟地，尸体上皮靴露在外面还没烂，当地没有一棵树、一面墙没有弹孔，战争之惨烈，比文字上介绍要残酷得多。我插了一句：“一个军的几千个部队怎么一下子就被人家干光了。”他瞪了我一眼，不屑的说：“你没去现场，四面被包围，根本就跑不出去，项英他们经过多少次战斗，不如你。”我被弄得张嘴结舌。
我常把自己诗比成“狗屁”或“尿屎屁”就出自他讲的故事：
一家三个女婿相聚岳父家，大女婿曾闯荡江湖，二女婿是富商，三女婿则是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酒桌上两位连襟有意要拿老三开涮，建议大家行酒令助兴，规则是，一：先说三个同头的字，二：再说三个同旁的字，三：最后把三个同头、同旁的字组成一个句子。
大女婿先来：三字同头大丈夫，三字同旁江海湖，只有大丈夫，敢闯江海湖。
二女婿紧随其后：三字同头官宦家，三字同旁绫羅纱，只有官宦家，才穿绫羅纱。
轮到老三了，三女婿知道两个连襟拿他开涮，有意打趣他，一时不知如何应付，老丈人在一边提示他，就说你的本行。贫下中农受到启发，急中生智，几句粗言俚语，把两位姐夫骂得狗血淋头：三字同头尿屎屁，三字同旁糠粃粝，不吃糠粃粝，哪来尿屎屁。糠粃粝即当地牲口饲料。
从此“尿屎屁” 就成了牢房里对一些语言文字的贬意代号，诗词则首当其冲。
另一个也是行酒令的故亊，要求把哑谜手语解密，不同的是只有一个女婿，三个陪客：一个郎中，一个阴阳先生，（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加上岳父，共五人，酒三斤。女婿先出哑谜，指天，指地，指前，指后，指左，指右，先伸出三个指头，再伸出五个指头。
阴阳先生先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也有三岁行运，也有五岁行运。女婿说：不对。
郎中说：天麻、地皮、前胡、后朴、左犀角、右龟甲、三皮、五倍子。女婿说：不对。
谜底到底是什么呢？该女婿的了，他指指岳父不满地说：我岳父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前思思后想想，请你们左邻右舍，三斤酒，五个人怎么够喝？这些有趣的段子，使牢房气氛活跃。
从他那里我知道清末民初北京梨园和风月场中一些风土人情：梅兰芳好生了得，他“出将”、“入相”有专人为他捲帘，未开口就赢得台下三次满堂喝彩，第一次是帘子打起，还没见到人，一声好；人出场，灯火齐明，二声好；走到台前亮相，三声好。他未出场前，有身份观众是不进场的，在门外干等，灯光一换，场外观众知道梅兰芳该登场了，才鱼贯进场入座。待他演完下场，观众多随之而散，场内空空如也，即使后面演出节目有名角如杨小楼也不例外。
当时北京戏院观众是侧身对着舞台的，大家面对面地坐着，品茗、闲叙、嗑瓜子，戏迷们随着过门和演唱摇头晃脑，以手击节，一场戏下来，有人还不知道角儿是什么样子，那才叫“听戏”。
北京的妓院（我想应该属于下等的），将晚时商女皆出场任选，一排排一模一样的如橱窗的小房子，商女端坐其中陈列，待客挑选。门前落下帘子，灯光暗淡，有种朦胧之感，看清轮廓看不清细节，嫖客们选中了，打起帘子即算成交带走。美人总是少数，看走眼的为多，帘子一经打起，东施、无盐概不退货，后悔也来不及了，227插嘴说：这恐怕就是杜牧诗“春风十里扬州路，捲上珠帘总不如”的出处，这个小杜当年在扬州恐怕也上过当的，不然他写不出如此自认倒霉的诗句。
老先生家境恐怕不怎么样，看不到家属探监，一件毛衣下摆全散了，一根根的毛线拖在下面，我用筷子做成两根篾针把他毛边收好，他非常高兴，说我能文能武。
老先生教过我太极拳、太极剑，剑当然没有，只有用一个小扫帚代替，从实践到理论他都是行家，除了介绍历史上杨、陈两家拳法外，近代太极拳高手当数章乃器，章总结太极拳三诀：松、软、慢。我思考了一下说：还应加个“圆”字，即动作转换的时候要自然无痕，不能转直角，他也认可，笑话我：你比章乃器还能。
我不是一个武林中好弟子，到如今除了一个“高探马”的架式外，什么都忘光了。
我的旧诗也有进步，从单一以唐诗为主到多元化，非常喜欢汉乐府，能把古诗十九诗通背。从古人的苦难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如杜甫的“眼枯即见骨，天地总无情”，“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好像就是为我写的。
同床227是无锡国专毕业，形象似郭沫若，大额头尖下巴，鼻梁上有深深的纵纹，他说有这样面相的人有文才但是薄命，蒋介石下巴太尖，毛泽东相反，所以前半生蒋胜于毛，后半生毛胜于蒋。
227被捕时还有一段插曲，他是从省委机关监狱即反省室里逮来的，与我被捕前后的程序差不多，是单位的一枝笔，咬文嚼字，语法修辞是他的本行。
那日他“大限”到了，逮他的小兵拿出逮捕证对他说：“你被递捕了，签字。”他翻翻眼，不屑的对士兵说：“你说错了，我是被逮捕，不是被递捕，”还慢条斯理对士兵说一通逮与递的不同写法和读法。“什么逮捕递捕，到现在还不老实。”士兵边说边把手铐亮了出来。“不行，你不把这个字说清楚我就不走，这关系到祖国语言文字的严肃性，”他竟一屁股坐了下来拒绝签字。士兵傻眼了，不知所措，那年头要抓的人很多，逮一个反革命居然还跟他抠字眼，其不大灭了无产阶级威风。结果，还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几个小兵一齐上来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227被抓走了，比我早入狱两天。
我笑话他：逮捕、递捕还没弄清楚你就进来了。他无奈的叹息一声，摇摇头。
227至少是我半个旧诗老师，陆游《沈园》就是他教我的，还有哪些激奋人心的爱国诗篇，对我颇具感染力。
他有五个子女，狱中心情可想而知，天天动不动就和人吵架，我单身一人，年轻，心理上没什么负担，说说笑笑是常有的事，有次他心情不爽，看到我那副无愁无虑的样子惹得他心烦，甚至打趣他，竟冲着我发起火来：“倒霉，和你229在一起坐牢都坐不安。”
狱中他和在外面一样酷爱读书，什么黎锦熙、王力等人语法修辞著作看得很投入。我是遇事随随便便不受拘束的人，看到他那副认真的样子，竟取笑与他：“227，你在外面是不是先翻书再讲话。”这下触犯了他的痛处，大声的辩解：“吃饭、吃饭，要吃饭你懂吗？我不学将来就没饭吃，哪能比你有福，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悠哉悠哉，兴致来时来几句尿屎屁。”我伤害他自尊心了。
对社会的理解，他也堪称我的老师，时值苏共二十大召开，我们都骂赫鲁晓夫是背叛斯大林的坏蛋，人们大多是这种看法，只有他一个人不同意说：斯大林肃反杀了那么多好人，应该揭露！
我有时说点不识时务、不知轻重的混帐话，他就刻薄的挖苦我，如我说：托洛斯基是红军总政委，苏联红军最高负责人，他是反革命，苏联革命怎么会取得胜利。227挖苦我说：“你这话不错，但公开讲出去你手里至少有八百万大军，否则就要掉脑袋”。
在牢里政府好像只管你老实交待问题，多搞几个反革命，别的反动言论抓得并不紧，比社会上还自由些。听说政府也在牢内安排内线，监视同犯，我没见过。告密的积极份子肯定有，都是些重罪的铁案，立功可以赎罪嘛。
邓时代，227在巢湖师专任中文教师，我去合肥公干，约他去住处黄山大厦一见，分别二十多年，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没死，一个没死。”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告诉我：反胡风、肃反运动中被逮捕的人，运动结束大部分无罪释放，反右运动中这些无罪释放的人又全都在劫难逃，无一幸免，成了当然右派。文革中这些从肃反坐牢、到无罪释放、再到右派的运动员们，无一例外难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劫难，比走资派更为惨烈，不少人躲不过这黎明前的黑暗，一命归天。他五个孩子全靠夫人一手担起生活重担，历尽艰辛，渡过了大饥荒，改正后逢人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没死，一个没死”，为此他说向夫人下跪也不过分。
我们庆幸大难不死，还拿出彼此的“尿屎屁”。我喜欢他反映“大饥荒”的作品，体现历史的冷酷，无情、惨绝、无奈。
饿倒实埋坟渐平，春风又绿小山村。
死亡遮得干干净，剩有瓜棚说古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任《安徽吟坛》编辑，要把我“尿屎屁”推向社会，开始我不愿意，怕出丑，丢人现眼，他一再鼓励我：“是骡子是马拿出去溜溜，我讲、你讲都不算数，由广大读者来定。”1989年《中华诗词年鉴》收入我的诗作《破伞》，他高兴的在电话里通知我：“漂亮，漂亮！”
徐曼，巢县人，中等身材书生模样，薄嘴唇，爱讲话，早年曾参加新四军，过不惯内斗外斗的生活，回家不干，脱离革命队伍，虽未投敌，也是“三爷最恨的人”，肃反运动当然也少不了他，一肚子民俗故事，情节不长，却很能逗人发笑。
本村一个农民在离家不远的地里干活，家里饭好了，老婆站在门前大声喊丈夫回家吃饭，远远的看丈夫空手回来，“你锄头呢”，大声发问。农民也大声回答：“锄头藏在田沟里”，两人走近，老婆埋怨说：“你锄头藏在什么地方还大声告诉我，不怕被人听到拿走吗？”，农民恍然大悟，连忙认错：“下次讲话要小声一些”。饭后又去下地干活，一会妻子见他空手回来，问话，不作声，再说，不作声，走到老婆身边，低声细语地对老婆耳语说：“锄头被人偷走了”。老婆给他一顿臭骂。
村子里一个老农生性恢谐，喜欢讲笑话，一时不讲笑话心里就憋得难受，儿子性格相反，内向闷葫芦。一次只有父子两人在田里插秧，老子心里发闷，身边又没旁人，想和儿子逗乐说：“儿子，咱父子只顾闷头干活，不说说笑笑太急人太累人，捣捣蛋吧。”捣捣蛋即开开玩笑的意思，儿子说：“父子捣蛋，也不怕人笑话”。老子马上就来了：“秧田里无大小，我一咬掉你的吊。”
徐曼参加过枪决高敬亭的现场会，高不想吃子弹，装熊，跳到水里想自杀，被湿漉漉的从水里拖上岸毙了，一个杀人无数的虎将，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他对政治运动看得很透，他说我党明知整错人，表面上可以为他平反认错，暗地却把拳头攥得更紧，以防反扑。第一次小整，第二次大整，最后死整。这位老新四军的话让我断绝了一切幻想：铁窗锁断青春梦，留得残生当马牛。我的苦难历程大体如此。
徐曼死得很惨，227告诉我（此时不应称227，应该称刘传曾教授），1958年合肥所有的右派经过机关批斗、关押、定性后，集中押往白湖农场劳教，刘传曾与徐曼也在其中。白湖在接收人员时，认出刘传曾，他是一个臭名远扬、软硬不吃、吊儿郎当的茅坑里石头，又硬又臭，抗拒改造，死不悔改，属于那种如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谁也拿他没办法，白湖拒收：“不要，不要，回去！”他只有夹着行李暂时留在合肥。
那天夜里，白湖劳教居住的草棚失火，那批合肥押送去的右派全部烧死，徐曼也在内，刘传曾告诉我：“幸亏我表现不好，人家不要，捡了一条命。”
在牢里，我还跟一位国民党政府留用人员学过京剧，他原是无为县政府的文职人员，拉得一手好京胡，拉京胡的人当然也会唱，绝不会走板。学什么呢？他告诉我：“西皮好唱难拉，二黄好拉难唱。”我问他最爱哪一段，“秦琼卖马。”“好，就卖马。”
“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他哼了起来，感情很投入，好像他自己就是当年落难的好汉秦琼。我爱好京剧，闲时哼哼，自娱自乐，全是半吊子，只有这段“卖马” 算是正式拜师学艺的，可惜这第一句“黄骠马”三个字行腔变化难度高、跌宕大，总是很难学好，终未成正果。
旧社会官场腐改，我是通过文字资料获得，现在能接触到老家旧政府窝里出来的人，当然不会放过他，我天天缠着他讲官府里的事，有的人名、地名我就熟悉，听起来亲切过瘾，机会难得，他说旧政府官员敛材，不外过生日，生儿子，嫖娼三种渠道。过生日，生儿子，收贺礼这我知道，这嫖娼如何发财？每问及此事，他总吞吞吐吐，什么吃花酒、打麻将等，说的不得要领，我想可能那些事太肮脏了，他又是过来人，不好意思在我这个年轻人面前把细节抖出来，我也就不好再追问下去了。可能与眼下官们公费嫖娼大同小异。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监狱也是这样，一天关进一位公安厅劳改处的头头白某，吃这行饭的，他该知道相关政策吧，大家都想从他口里得到一些进来人的基本去向，谁知此人在外面身为公安，以管犯人为业，身陷囹圄后竟是一个大熊包，整天唉声叹气，低声自语：“死不掉啊，死不掉啊。”我怀疑他在外面自杀未遂，整天泪流不干，随身带进一本《浮生六记》，很有点像李煜先生：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一副可怜像。
一天进来一个从西藏抓回来的逃犯，老资格，一进来向大家散烟，拱手：“兄弟们帮忙，有事吩咐一声，一定效力。”放风时争着抢马桶倒，看样子很义气，有许多西藏见闻。
他当年去西藏，从四川出发，硬是步行半年多，高山上空气稀薄，喝一声，跺一脚都能震得积雪、巨石掉下来。藏民一冬天不洗衣服，天暖时脱下来，贴身的地方汗水、污垢结成硬壳，用石片一点点的刮，悉悉有声，说衣服用水一洗就不暖和了。
我向此人打听“赶尸”的故事，他说亲眼所见，确有此事，当地有人专门从事这个职业，夜行昼宿，有专门旅店供尸体“休息”，天亮一具具尸体面壁而立，天黑赶尸人用法器、咒语指挥尸体结队而行。
我在央视十套上看到解密“赶尸”节目，内容相仿，只是生编硬诌一些所谓科学道理，越看越不懂，越听越糊涂。
坐牢方七日，胜读十年书。
小时曾听说在一个人多的集体里面，一个控制较严的环境里，易发生集体歇斯底里，如军营、学校、牢房，深更半夜，有一个带头大叫，就能使整体失控。每个人都像着魔似的狂呼乱叫，声音也不像本人平时的发音，据说还有军营士兵失控乱开枪的情况，有亲历者对我讲过这类故事，恐怖而又说不清由来。还有一个特定的名词，记不清了，好像是“炸营”吧。
1955年冬在省公安厅监狱，我亲历过类似一幕：一个深夜，牢房里忽然有人对窗外喊话：“X号要求放风”，紧接着其它牢房也发出这样声音，顷刻所有牢房都对窗外呼叫：“X号要求放风。”开始还听到政府有反应：“不行”。很快除了各号房犯人一片狂叫声，政府声音反被淹没了，场面恐怖而紧张。窗外立马传来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并听到招挥者的声音，明显政府调动人马控制局面。外面有人大声对牢房喊话：“不许叫，不许叫”，还有拉动枪闩声。谁都知道，牢里的犯人再叫也不会冲出去，但正如一个动物园里，所有野兽在深更半夜里同一时刻发出莫明其妙的狂叫声，也真够恐怖、疹人的。
一日天寒地冻，北风怒号，牢门忽然打开，一个政府冷冷的说：“229，出来”，随着吹进一阵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寒颤。227说：“外面冷，你把我大衣带上吧。”穿上大衣，果然暖和多了，心里涌起一阵谢意。走了一阵，我忽然想起一事，对政府说：“我要回去，还他大衣，”“不行，”没有商量余地。我心往下一沉：坏了，该不是拉我出去枪毙吧，我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有反革命活动，公开替胡风说话，省委书记定的性，几个月的批斗、反省、逮捕、坐牢，我什么幻想都破灭了，什么罪行都能加到我头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生命原来早就不属于我了，可我还穿了人家一件大衣啊，一枪下去，血肉横飞，把人家大衣弄脏了怎么对得起人家，我后悔不应把227大衣穿出来。
后来，没毙，是提讯，问些什么明堂，记不得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文革中我在南京看到许多毙人布告，内有一个工人和我当年一样大，二十一岁，被毙的理由都是些小事，骂骂说说而已，是真是假只有天知道，但布告里几个“企图”太厉害了：企图推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企图污蔑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我当年怕弄脏人家大衣，绝非自作多情。今日死亡都见惯，行人无泪鬼吞声！
不到九个月时间，我在监狱里读了：《汉魏乐府》、《杜甫传》、《汉语修辞》、《联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史沫特莱传》、《知识就是力量》、《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罗辑学》、《汉语拼音方案》，《俄罗斯寓言》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尿屎屁”。
学习《罗辑学》还实际应用了一回，一次我心情不爽，拒绝理发，头发、胡子留得老长，小政府不高兴，又说不过我，请来大政府，也就是管理员、监狱长之类的，一上来就上纲上线，说我不理发是政治态度问题，不认罪守法，抗拒改造，坚决与人民为敌。我正在读《罗辑学》，心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应用一下，我说：“政府，你不就是为我不理发来的吗？扯那么远干什么，你敢说我理发就是改造好了，放我出去，我马上剃光头，连吊毛也剃光，你发话。”他连说几声：“好，好，等着瞧”，悻悻地走了。他一走，牢房气氛活跃，227说：“229，你这次用的就是《逻辑学》上“同一律”，就理发论理发，不准他偷换概念”。
出狱时机关派来带我的人在路上告诉我：“你不理发的事，公安厅反映到林业厅”。好家伙，这“同一律”还真管用。
释放前两个月，我还换了一次号房，从平房的筒子楼换到一个新建的两层牢房，住二楼，大通铺，对外称西楼，还有抽水马桶。人员也打乱了，原来熟悉的难友们莫知所所，好在时间不长，我的“铁窗大学”毕业了。
1956年9月上旬某日，省公安厅宣布我无罪释放，政府像进来时一样，也宣布纪律，这坐牢有纪律，出牢也有纪律。只记得一条：不许到社会上讲牢里情况，还向我要伙食费，这我早有思想准备，台词也背熟了，我像外交人员那样宣布：我在贵厅坐牢计270天，今天无罪释放。谁愿意像我一样坐牢270天，伙食费我付！原台词中“谁”原为“你”字，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改为“谁”字，政府一言不发，潜台词是：例行公事。
来是冬初去是秋，西楼风雨黯悠悠。
铁窗锁断青春梦，留得残生当马牛。
回到科室，谷处长热情相迎，握手言欢，一年前肃杀之气全无，无异川剧变脸，我不乐观，更大的苦难在等待我。
老新四军徐曼言犹在耳：党是决不会认错的，第一次小整，第二次大整，最后死整。我的苦难史完全证实了他的话，接踵而至的是反右、大跃进、文革，我当然是在劫难逃，有幸的是我熬到了最后：不整。天意啊！
释放回机关路上，我走进一家照相馆，一身原装囚房行头：下身一条裤头，上身一件背心，拍了一张“标准相”，人瘦毛长，横眉冷对，样子怪吓人的，我看到相片后不禁自嘲：你吓唬谁呀。
在合肥前后工作不到两个月，经历了反胡风、肃反，批斗无数次，机关牢坐了六个月，公安厅牢坐了九个月，这个城市对我是恩断义绝，它被我列为一生最不喜欢的城市，人前人后骂它，反右时把我骂合肥也给我算上一条：污篾社会主义省城。
肃反后，所有分子们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无罪释放”，补发工资，我用它买了一块“三度士”手表，151元，相当我四个月工资。
工作没安排，成天和同类人溜溜达达，两个待分配的大连俄语学院的学生与我同室，他们读书时就在苏军中实习，把老大哥骂得一文不值：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趁黑摸女人大腿，吓得女同学不敢单独行动。
其中一个江西人特别讲卫生，在外面喝水时嘴不沾茶具，伸到茶杯中间吮吸，像牲口饮水一样，让我好笑。
无事可做，临时抽到办公室搞基建，当时搞基建不外两种人，一是窝囊废、低能、下三滥、口不会讲、手不能写；一是政治上不可靠如我等，让你和水泥、砖瓦、石灰打交道，量你也搞不了什么破坏，不像今天搞基建是单位一把手专利，第二把手也休想染指。
我到寿县去买砖瓦，动身前还要先到省计委批条子，从水家湖转车去淮南的交通工具只有装牲口的闷子车，同车厢的有一个官样的人和几个随从，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淮南市委书记某某。
那是一个任何党政机关科室里随时都可以抓几个反革命的时代，是一个市委书记和普通老百姓同坐牲口闷子车的时代。
被斗的亲近了、相斗的疏远了，宣五爷告诉我，在公安厅坐牢时他就关在我隔壁，夜里常用手指敲墙壁与我联系，我在这边天天忙读书，练拳学剑，“卖马”，忙得不亦乐乎，多情反被无情恼，对隔墙毫无反应。
2003年秋，宣五爷病逝于北京，我满腔悲愤一气写了几十首悼诗，其一记及此事：
同日入罗网，囚居只隔床。
夜深相互慰，笃笃指敲墙。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