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联总”中国办事处和“行总”都结束了。但是联合国的救济物资还在途中，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中国为了接收这批物资，成立一个“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简称BOTRA)是由行政院委派的。执行秘书是联总同意，由行政院派的。这个人就是向景云，我的丈夫。景云担任了BOTRA的执行秘书以后，就使得那些想掠夺物资之徒们无从下手。他又一次得到了一个混名，叫做“霸着茅坑不拉屎”。那些想掠夺物资的国民党党员大官们就放出谣言，说向景云是受贿者，想把向景云拉下来，换成他们容易利用的人。这些诽谤由于没有事实根据，起不了作用。他们就买通了上海某一有名的新闻记者，由他在报上登出向景云有受贿的报导，想把景云搞臭。
在这个同时，我的同事陈定侯向我辞职，他说：儿童福利促进会已经在上海站稳了，他的总务处事情不多了，完全可以由另一人来代替他。他说他是在西南联大主修经济学的，在儿童福利促进会没有前途。他要我把他介绍给向景云，在向景云的BOTRA里面工作，我当然不愿意，但是我不能太自私，去阻拦一个青年人的前途。而此时向景云正需要一个精明、能干、正派的青年人在他的总务处工作。因为现任的总务处长，据景云所知，是一名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这名特务不仅仅自己贪污，而且一来到就想把景云一起拉下水。由于这人有特务的身份，所以景云管不了他，景云很想有一个像陈定侯这样年青正派的人去盯住这个特务，看看他平时有些什么动作。所以向景云马上就同意让陈定侯去他那总务处上班。
虽然我与陈定侯是多年的同事与朋友，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他对我与景云两人是了解的，深知我们夫妻两人都是相信民主政治，痛恶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策的。当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枪毙了许多地下党。其中有一名在上海公交公司任职的钟泉周也牺牲了。钟泉周，生前曾对我作过很多的帮助：例如：帮我(儿童福利促进会)藏匿“行总上海分署”赠送的大交通车和救济儿童的物资，以免被坏人抢等等。后来，当钟泉周牺牲后，要为许多牺牲的地下党员开一个追悼会，这个追悼会就是由向景云等几个社会名流主持以全上海市民的名义召开的。因此，这一系列事件，赢得了地下党对我们夫妇俩的信任，直到有一天，陈定侯上门来亲自找向景云谈话，说明他是代表共产党来找景云合作的。并且提出三个任务。一是要他把原由“行总”支援，现在是由BOTRA支援的那些工厂包括它们的所有厂房、机器、财产一律保留在上海，不要运去台湾。第二，原上海“行总”的机动海上渔船队，全部留下，交给新政权。第三，有17名科技专家，都要他们留下，不要去台湾。特别提到的一位科学家就是孙德和，一定要将他留下。（在清华大学时向景云，孙德和，及我二哥刘德诚同住一间宿舍，他们一直是好朋友）孙德和到德国留学，在二战期间，曾被希特勒扣留在德国在一个钢铁厂任总工程师，是当时著名的钢铁专家。直到停战后才由“联总”把他接回中国上海。向景云为了想给新中国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所以很愉快而完全的接受了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当时，他是全部完成了这些任务和要求的。
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景云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变化；从一个闷闷不乐、整天看书的人，一变而成为一个精力充沛，扬眉吐气的人，特别是每当陈定侯来访，他特别快乐。他俩总在书房谈话，不在客厅谈话。曾经，当钟泉周牺牲的当日，当钟泉周的囚车从我的办公室楼下经过时，陈定侯曾老远地赶到我的办公室，伏在窗户台上，眼看着囚车的经过，我发现他泪流满面，悲痛至极，但是又不敢出声。从那时起，虽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但是我已经想到：他(陈定侯)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现在每次陈定侯来找景云聊天，虽然我同样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但是，我从景云的情绪变化中，也肯定了我对他们两人的猜疑。
但是，我的这种猜疑一点也不敢透露给景云知道。因为我知道，景云这个人是一个神经过敏而且疑心病很重的人，同时我也知道，共产党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的，如果他知道了我对他的猜疑，是否会对他的工作产生不好的作用呢？因此，我告诫我自己，我一定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好让他心情舒畅地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一天早上，景云收到陈定侯给他的消息：说是国民党军警马上就要来逮捕他。通知他马上离家躲避。我与景云两人就当着家里的佣人，假装大吵特吵起来，并且用东西打他，嘴里大叫：“你给我滚出去，永远不要见你！”他拿着手提包就装上几件换洗衣服，匆匆出门走了，逃到愚园路金城银行花园大厦行长家中，那个行长的长子王宜权是我们家的好朋友。过了几天，我收到陈定侯的电话，要我通知景云，让他回自己办公室去上班。我就知道：这意味着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正在此时，有一件很坏的事情同时发生了。我们家里来了一名国民党特务(他就是我当年在“行总”工作时，他任赈恤厅的秘书组主任)，他通知要向景云坐飞机去台湾。我们全家包括佣人，全部乘船去台湾。飞机和轮船都安排好了。特务要向景云走，景云回答说他不走。特务转身问我走不走；我回答了一句很愚蠢的话，我说：“我又没有做坏事，我怕什么，我不走。”还说：“儿童福利事业在什么地方，我就跟着它在什么地方。”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陈定侯亲自到我们家要我们马上离开，“国民党已经决定今天就到你们家，无论男女，就地正法！因此，你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谁也不能告诉！”得到这个紧急的命令。我们全家八个人(其中还包括三个佣人)，马上逃到儿童福利促进会的新办公地点，它在当时的西摩路80号(今天的陕西南路)，这幢房子是由当时上海地皮大王陈麻皮的儿子，请我们“儿童福利促进会”去住在那里，因为他家要去台湾，实际是请我们去为他们家“看房子”。我们全家去了西摩路以后，愚园路的家宅，交给一个男佣人(这个男佣是BOTRA指派给我们的)，由他和他的一家人(他们一家有十一口人)住在花园里的木头房子中看家。这个男佣人姓沈。我们将现在的电话号码交给了他。
第二早上，五月二十四日，我们收到了这名男佣人老沈的电话，他告诉我们说，昨夜半夜，今晨三时，来了十几个国民党的兵，架了两挺机关枪在大门外，进来以后，因为什么也没有搜到，后来就走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心里有一种捉迷藏，没有被抓着的喜悦，我与景云加上弟弟陈刘笃三个人就动身回到愚园路，进了大门以后，他们两人上楼，我走在后面。那个男佣老沈就对我发脾气。意思是说：“你们有钱，你们走了，把我们一家丢在这里，昨晚好危险啊！”我没有说话，心里想；我们是因为政治问题，你有什么关系？他接着说：“你们还有一把枪放在家里，幸亏没有被那些国民党搜出来，否则我就没有命了！”老沈的话，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家什么时候有枪，我都不知道。”我问老沈，“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枪？你又是什么时候看见的？”他说“我每天早上擦玻璃窗，在你家楼上衣橱的顶上看见这把枪的。”原来这把枪是由我的弟弟陈刘笃为了向景云从BOTRA的总务处借来的，而且还出具了借条。是为了防止在巷战的混乱中有歹徒乘机哄抢，用以防身的。借回来以后，枪就放在楼上卧室的衣橱顶上，他们两人都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一点影子都不知道，当我上楼以后，我的弟弟陈刘笃才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
当后来上海解放以后，老沈忽然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老沈原来也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他后来成了梅林罐头食品厂的车间主任。当明白了他的身份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他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共产党进驻上海的前一天，景云对我说：“你如果要去台湾，现在还不迟。我不要你仅仅是为了我的缘故而留在大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我的儿童福利工作。我相信共产党是爱贫苦老百姓的，他一定会支持我的工作。”向景云说：“中国的大陆是如此之大，我一直被特务的非法贪污腐败行为麻烦着，使我无法好好地工作。台湾那么小，一定会挤满了特务。在台湾要做一个正派的人，一定要比在大陆困难得多。”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是为民主而战！”然后我俩一齐哈哈大笑。我就说：“我们俩思想是一致的，用不着言语的沟通。”同时我俩彼此肯定一定要为将来的共同的愿望生活在一起。
在共产党来到的头天晚上，就在我们临时居住的家的院墙外，发出了激烈的枪声，我们想当然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了巷战。我们为防止流弹，就将我们的老母亲在房间里左抬右抬，抬到离枪声远一点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发现共产党的军队并没有进来，许多居民都说，夜晚他们都注意到了，都是些国民党的摩托部队朝天放枪，以便让市民们感觉到，是他们在保卫这座城市。事实上，国民党早在黎明前就逃跑了，蒋介石那时早已丧失了民心！
原因是：第一，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命令日本兵而不是八路军去维持那些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过的城市的秩序。
第二，中日战争一停止，蒋介石就开始了内战，掉转枪口去打那些曾经与他八年并肩打日本的八路军部队。
第三，国民党的文武官们乘国家危难时，与那些不法奸商一起赚国家的钱，发国难财。
第四，国民党的兵丁对付一般人民的态度，就像大老爷对小百姓一样，蛮不讲理。
第五，法院是没有公道的，成了有钱人霸占的场所。
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他只有失败，没有别的路了，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很容易得胜，虽然他的武器远远不如国民党的。国内每一个人，即使是家庭妇女和小孩都愿意帮助人民解放军。当年国共内战时，共产党处处宣传民主，而且在它管理的解放区内，说得到做得到。他们确实是爱人民，支持穷人的，所以他们赢得了人民的爱和支持，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和全国的学生们。
1949年5月27日的黎明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了上海，他们是很安静的，没有把老百姓吵醒，我们早上一醒来，就发现世界变了，满街沿马路上站满了共产党的军队，我们“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办公处是在十字路口，当我从门缝里看出去，那些站岗的解放军都是些军装整齐的，一看就是农村里的年青的娃娃。因为他们的态度友好，街上的主妇们都手提菜篮，上街去买菜了。马路上清洁干净，原来进城的解放军们，他们的大小便，都是利用国民党在街道中的十字路口中间挖的掩体，那么庞大的一支军队，没有人随地大小便，真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儿童福利促进会，也就轻松地敞开了大门，无论是我们请他们进来，或者是将早点送到他们的手上去！他们都礼貌地拒绝了。因此，我们感到非常放心，决定全家人一齐回家，回到愚园路的家里去。当我们沿着马路向回家的路走去的时候，看着站岗的士兵们，他们都是那么和善可爱，都像兄弟一样的可亲，真想走过去亲亲他们，像对自己亲兄弟一样亲亲他们。
我妈妈当时已经年近八十岁了，上海解放了，她逢人就说“恭喜”，她一贯就不赞成国民党的许多政策，虽然她也有些田地，可以算是个地主，但是她全心全意的拥护土改，主张耕者有其田，她十分喜欢听那些从红区传来的民主制度中的小故事。我妈妈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了4页，说明她对土改的拥护。
当共产党解放上海时，也正是我们传统的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听见老太太说“恭喜”，就以为是因为端午节而恭喜，但是端午节是纪念屈原之死的，是一个悲剧，没有什么可恭喜的。想必是老太太不懂得区分悲剧与喜庆的节日？当我们中间，思想最反动的大嫂，有一天发现老太太说恭喜是在恭喜上海解放了，她异常惊奇，而且气得要命。而我们这些子女们，却对我们这位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曾经是同盟会会员的老人，今天仍然保持如此鲜明的态度而感到自豪和高兴。她还对我们宣传土改的必要，她说：土改可以使得中国95%的人口都有饭吃，我自己那一点田地算得了什么。
1949年5月28日，陈定侯带着一位姓王军代表到我们家，说他是特地来向向景云道谢的。因为在解放前夕，向景云为了新中国保存了大批的工厂、渔船和专家们，增添了国家的财富。向景云冒着自家生命危险，来做这些爱民、爱国、爱党的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你做了这么多的有益的工作，我们决定对你的职称、工资待遇保持不变。(向景云当时的职称是次长级)，请你参加我们的委员会，重新组织‘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人员进入华东工业部。”向景云对这位军代表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求回到自己的本行，——土地利用经济学。”
我们(我与景云)当时只愿意有一个政府，它能够为人民争取民主，谋幸福，为国家争取国际地位。我们愿意做一切事情来支持一个排除贪污，贿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良所有的儿童教育的政府。
BOTRA改名为华东工业部，部长是汪道涵。向景云任轻工业处处长兼农业机械处处长。可是一年以后，向景云被送到苏州“干部革命大学”去接受再教育。那就是洗脑。在那里写自传要从祖宗三代写起。假若一个人他不愿意去批判自己的祖宗，就表明他不愿站在革命的一边，那就要把他送到台上，请别的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这一种人多半是：从前做过高官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他们都是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害最深的人。另外还有一些积极分子，他们都是年轻的，是共产党用来“帮助”前面所讲三种人改造的。这三种人中间，尤以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人，受毒最深，需要特别改造。这些积极分子就是要批评他们，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出生是有罪的。这些积极分子工作非常卖力，要使那些人都要感到自己一生下来就有罪，而且这种罪是一直背负着的。这就是这些积极分子们用批斗的方法，来使另一部分人的思想得到改造从右向左转。积极分子要那三种人认识到，他们是有罪的。否则他们哪里会有钱到外国去读书呢！这种改造就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宗都抹上黑，而且到台上去向大家承认自己是黑仔子！这种“帮助”的确是一种酷刑，这种“无产阶级大学”教育，使过去的学位，现在的级别和威望，一齐化为乌有。每个人都受到批判，叫骂，好像都成了社会的垃圾。中国有句老话：“士可杀，不可辱。”可是在这个大学里，就是专门来受辱的。这些“帮助”者是什么都不懂。什么心理学、教育学，一概陌生，他们所谓的“改造”一个人，仅仅是用权力来压迫另一个人而已，当然这样的作法，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只是改变了一个人的舌头。所以从1950－1980年这三十年中知识分子们认为是一个肃反的时代，也是共产党白费劲的时代。
当共产党的军队将要来到上海之前，上海地皮大王陈麻皮的大儿子，主动地把他在西摩路(今天的陕西南路)80号的大宅院借给儿童福利促进会作为办公用地。他们自己全家要离开上海去台湾。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怕共产党来了要没收他的房子，只想利用我们儿童福利促进会这个为贫苦儿童谋福利的单位来替他保存他的家产。这座大宅院在一个大花园里面有两幢房子，前面一幢是西式的；后面一幢是中式的。还有一块地方是留出来饲养动物的，但那时已经没有动物，只是养了许多金鱼。西式房子前面有两个网球场一个篮球场；在中式楼房前面，有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最好的游泳池。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这番美意，因为我们可以一幢作办公楼，一幢作职工宿舍使用。但是我们的总务组主任刘启炽却劝我不要接受。他说：“我们在青年会的夹层楼上办公，很安全，没有人羡慕我们。而且大小会议室，青年会都可以借给我们，地点也很适中，而且可以省却大笔物业管理费用。但是西摩路的房子太宽大，太豪华，会招惹很多人的嫉妒与眼红，树立了敌人。我们儿童福利促进会能在复杂的上海立足，完全靠的是自己工作的努力，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最后，我们不但房子难保，工作也会有麻烦。”在我们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她是我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时的学生李恺娣。她建议我说：“时代要改变了，你要找一个政治的靠山也不难，你当年在美国宣传抗日，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捐赠，你都寄给了宋庆龄先生设在香港的办事机构中，她现在就在上海主持‘中国福利会’，我建议你去找她支持我们这个儿童福利促进会，她不会不答应你的。”我的回答是：“共产党就要来主持中国的政治，所有中国旧的封建的人事关系和办法，将一扫而空。我们应该紧紧地依靠自己的工作质量，共产党就会重视我们，那些依靠高官贵人的办法，不必要了。我对宋庆龄有很高的敬仰，但是我不喜欢利用她的权势来支撑我的工作的那种思想。”
中国老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失悔，还是遗憾。总之，我不是一个俊杰！因为一点也不识时务。
我还想到，有一次，我和我们的主席陈鹤琴谈话，报告了一件事：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机关教养组组长曹友蓉，一个是托儿事业推广组组长姚念玖她们俩人都是共产党员，她们认为由她们出任总干事，要比我更胜任。应该把我撤换下来。陈鹤琴主席就问我，你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怎么来的？我说：“我是写信给沪江、复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请他们的系主任，介绍他们最好的毕业生。其中，曹友蓉是由高君纯教授介绍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也是上海救济分署介绍的一个最有实际经验的工作人员。我也正有意将把她推荐给委员会，由她代替我出任总干事。在所有的工作人员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与我有亲属关系的，除了那个管收发的刘德秀之外。我用她，是因为她是苏州国立教育学院，图书博物系的毕业生，是因为我们将来还要办一个儿童图书馆与儿童玩具馆。将由她来主持。”陈鹤琴不禁长叹一口气，他说：“你的工作方法太洋了。我们是中国人，应该按照中国的方法来办事，无论它是好是坏，都应该照中国的方式。为你自己工作位置的安全与稳定起见，在职工中，你至少应该有几个主要的工作人员与你个人有最亲近的关系。”他说到这里，我的心凉透了！我感觉到自己是掉在一个深坑之中，往下掉呀掉呀，毫无止境。他是社会上一个如此有名的学者。他是由于对我的工作有诚恳的爱与信任，才由衷地不加修饰地说出这种话来。我的心在叹息着说：“即使是他，也这样说话！”我就非常悲观。我的思想不是落后，而是太超前了。我思想中的这样一个理想时代，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呢？天知道！
一年以后，我在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工作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份有关解放前上海儿童福利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到上海目前的儿童福利工作情况有如此的好，是与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工作分不开的。我心想，如果局长或市长，他们读过这篇报告，他们会明白儿童福利促进会的价值。
1949年解放后有一天，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办公地点还在青年会的时候。英国援华会，未经与我们商量，突然送了一船救济物资给我们。船停在香港，我们得派人到香港去取。上海民政局局长曹曼之不允许我去取。他说，“在共产党执政的日子里，我们不接受任何外国来的救济物资与款项。你们儿童福利促进会如果在工作上有这种需要的话，我们民政局会组织一次运动来帮助你们。”但是，这一天，永远也没有来到。
在解放前夕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它是我丈夫的一位老朋友打来的。他说共产党的一位重要女士，当晚会到我们家里来看我。我就嘱咐佣人，不要到客厅里来。晚上到了，一辆白色华丽的小轿车停在我的门口，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士穿着白狐皮大衣，戴着钻石耳环，走出了汽车，我欢迎她进了我们的家。我注视着她，感到面熟，想了一会儿。想起了她一年以前是妇女杂志的记者。她曾经采访过我，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妇女杂志上。她说：“那天在男青年会的大厅里，听过你大胆的演讲以后，我深信你是热爱民主的，所以我今天不怕来告诉你，我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我来向你要一些医药用品，是你们最近从联总得来的救济物资。”我回答她：“我很情愿给你。但是这些物资是根据每一家孤儿院的实际所需，按照他们的申请，分配好了的，写好由儿童福利促进会转交，我无权撤封，也无权拿任何一件给别人。但是我们促进会还有许多棉被可以贡献。”她说：“我们也需要棉被，正需要一千床。”我一口气就答应了。但是我说：“如何将这一千床棉被从仓库里运出来，却是个大问题。因为根据我会的规定：一定要由我与总务主任两个人的盖章，否则仓库主管就不能放行。而且，也不能让我们司机知道，这是给共产党的。”她回答说，她回去与上级商讨，如何取走这批棉被的问题，明天(星期日)给回音。我立刻就与陈定候商量，因为那时，我已经肯定陈定侯是地下党，他说：“明天最好你躲在楼上，由我出面应付。”第二天她准时到了，我遵约躲在楼上，但我注意地偷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之间只谈了几句简单的话，陈定侯就把她打发走了。我询问陈定侯，为什么要如此粗糙地应付这件事？陈定侯回答：“与她这样的人谈判是很不稳当的。说不定她会是来试探你与景云的特务。”
解放以后，我有一天到教育局去联系工作，也碰见了这位女士在那里。她告诉我，她现在是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的校长。她又说，那天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不在，后来她就被派到北京去了，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才回来。我心里想，我们把她当作了一个国民党的特务，真是愧对了她了。我后来把这一段会面告诉了陈定侯，他说：“我们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你与她不过是一千床棉被，而我与景云的联系，却是关系到多少个工厂，多少条渔船，多少个专家的生命的事。我们不能因小失大。”
我们个案工作组组长，报告说：有几个地下党员被枪决了。他们的妻子没有奶喂养婴儿，也没有钱生活。我们帮助她们是否会惹麻烦？我说我们是儿童福利机关，只管儿童，管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此，我们照样补助了她们奶粉与钱。后来，有些地下工作的妈妈们，要求把婴儿送来请我们保护，因为那些妈妈们自身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所以妈妈们不能前来照顾婴儿，她们请了一些地下党员，前来找我，代替她们照看婴儿。
有一天，有一位年轻的母亲，从监牢里逃到我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今天早上逃出来的。她是到这里来看自己的婴儿的。她今早已被宣布枪毙。她是队伍中最后一个，当她走过屋子后门去枪杀时，受到看门人的帮助，她就逃出来了。她来与我商量：共产党需要她们这批地下党员南下，但是她又不能带着婴儿一同南下。所以希望我能同意让她的那位朋友继续在这里替她带婴儿。并且告诉我，她的丈夫已经到了杭州，是那里的市长，她很想去杭州与她丈夫会合，但是她身患肺结核，现在不知怎么办？是南下呀，还是去杭州丈夫处治病养病？我回答她：“你是同济医科大学的学生，你应该知道肺病是传染的，它会传染给你的儿子，也会传染给与你一同工作的人。我认为你应该首先治病，争取一个健康的身体，才可以长期地为革命工作。”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她会这样做。
有一天早上，西摩路80号的新房子的门铃响了，有两个中年女人干部打扮，她们自称是上海市民主妇联的工作人员，在今天早晨的会议上，她们听说，儿童福利促进会愿意把这幢大房子送给妇联，她们路过这里，想看一看这幢房子。我说：“我们自己才搬进来，从来也没有说过想把它送人。”我说完，她们就走了。从此以后，谣言越来越多，都说是我们要把房子送给妇联。我继续不断地辟谣。但是谣言的力是比我的辟谣的力量大得多。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民政局去开会，原来两位组长告我：家长作风，用独裁的方法来管理促进会。而且，民主妇联负责人张蕴也支持她们的控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陈定侯的妻子陈先华，问她“为什么大家不把这件事摆在会务会议上讨论，而要起诉到民政局？”她在电话中只知道哭，据她说：控告的人，只有两个组的组长：机关教养组组长曹友荣和托儿事业推广组组长姚念玖，其它组的人都不知道。我就独自分析，儿童福利促进会当时的情况，以及我有什么错。而曹友蓉一直是一位最好的工作人员，前不久还到我家里来，与我一同商量讨论促进会今后的发展。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资本家，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前途如何，而且把那些股票都以最低价变卖了，他们自身难保，我们也已面临工资发不出的危机。我们虽然还有七个仓库的物资，但是它们只能直接救济儿童用，绝对不允许变卖作为行政费用的。我自己正在患关节炎，走路不方便。当时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辞职，最佳的继承者就是王应安。她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她有多年的社会工作经验。这方面的朋友很多，中外闻名，是非常适宜担任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的人选。抗战八年来，她在救济难民、帮助伤兵的工作中获得了许多资本家的信任。国外的援华会对她的能干与能力都很闻名，所以她在获取捐款上，很有门道。我想推荐她给委员会做促进会的总干事。我也想过，万一王应安不想或不愿担任，下一个人选就是曹友蓉。虽然在仪表，学问、能力上她远不如王应安，但是，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上海的救济福利界又非常熟悉。前几天，当曹友蓉到我家里来与我讨论促进会前途的时候，我把什么情况都毫无隐瞒地对她说了，也说到王应安是最好的继任人选。唯独没有说的是，她曹友蓉也是我心目中的除了王应安以外第二最佳人选。这时我才领悟当天她到我这里来，是来打听我的口气，在她自己认为，她才是最佳最好的总干事人选。
时间已经到了应该去民政局开会的时间，我就去了。由于曹友蓉与姚念玖是原告，所以曹曼之局长请她们两位尽情地诉说。她们告我两点：一是工作上独裁；二是暗地里阻止革命青年做革命工作。举的例子，就是阻止同济大学女生，南下参加革命，要她回家去享受家庭之乐。所有她们的控告，都是把事实歪曲到一个程度，显现出我是一个反革命，我在这个会上，一件一件心平气和地解释。在家长作风这一条上，说明：促进会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每周三召开的会务会议讨论决定，这是有会议记录证明的。至于阻挠革命同志同济大学女生南下一事，我也说明了该同志已患肺结核，当然最重要的是治病，因此不存在阻扰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民主妇联的负责人张蕴同志，两位原告，就是由张蕴陪同前来的。因此，这时的民政局长礼貌的请张蕴同志发表意见。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报告：“张蕴，有要紧的电话找她！”张蕴就出去接电话。这个电话很长，她一直没有回来。局长曹曼之就作会议结论：他说：“你们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需要提到民政局来解决，最好你们现在都回去，把你们之间的问题摆在你们自己的会务会议上去讨论去解决。现在宣布散会。”我送她们到民政局的大门口，上了张蕴的吉甫车，含笑挥手告别。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