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占相残
1958年4月中旬初，某日，大雨。我与“坏分子”工人王飞二人从五分场步行十五公里被押往复兴镇总场，雨一直没停，到总场浑身上下全淋透了。那里早有一个人在等着我们，他就是一分场同学、右派李栋臣，我们找了一些柴草烧火烤衣服，李栋臣情绪很低落，本来爱讲话的他一言不发。
第二天一早，总场办公室主任徐某宣布我们三人送去劳教，徐某怎么也没想到，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自刭而亡，在我们之先进了地狱，这是后话。
总场书记张成君的小舅子，一人一枪把我们三人押送望江县壬辰占农场，离华阳农场河只有一湖之隔，安庆地区右派全部集中在那里劳教。
在复兴镇江边码头等船时，我碰到了老家族兄显恒，他带几个人到复兴镇对岸江洲上买芦苇回去编芦席，那是老家一带传统副业，家家都编。四月（阴历三月）天气还很冷，见他们每人赤脚穿草鞋，动了怜悯之心，为他们几个人每人买一双胶底布鞋，并告诉他我的处境，显恒一回家，我的不幸遭遇也就传开了。
到了离华阳镇不远的雷港，吃午饭时给显芬五姐寄了封信，一泄自己悲愤之情。信中说我被划为右派，判了无期徒刑，这在当时不过是一时气话，想不到竟成了事实。当年受到劳教处分的右派，半个多世纪之后不少右派尽管文革后得到改正，成为自由人，有的还当官发财，但其中部分人包括我在内，直到今天也没有解除劳教，还属劳教人员，政府与我辈彼此都装糊涂，不了了之。反右五十周年，我曾去信《南方周末》请教，这个以敢讲真话闻名於世的大报给我以石沉大海的回复。
多少年后家人说我大难不死，实乃天助。人到了枪跟在屁股后面押送劳教，还有同情心帮助别人，谁还可怜似我！
押送路上我一路放声高歌：满腹忧愁叹不尽，三年长工受苦情。何止三年，比人家董永苦多了。
李栋臣是我农校同学，芜湖清水河人，父母开窑货店，小开，京剧戏迷，工老旦。他这一爱好救了他一命，不久参加了劳教剧团，免去了苦役之灾。否则不一定能过得了一年后牛山死亡之关。多少年后，他回忆这段往事说：如果不会《钓金龟》，恐怕早就《探阴山》去了。当年劳改、劳教剧团里有不少名角，话剧皇帝石挥就在皖南白茅岭农场劳教，据说梅葆玖也在安徽某农场劳改过。
王飞是工人，部队复员，生活吊而郎当，在北京某部队当卫生员时，竟与房东家姑娘勾搭私奔，车到济南就被截获了，他一提起此事，懊恼不已，只有惋惜，毫无悔意：多好的大姑娘，没搞到家。心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军纪国法，天真可笑。
第一天劳动打湖草，中午他生气不吃饭，对我发劳骚：这劳教单位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打湖草的活不算重也不算轻，大鱼大肉不说，小鱼小虾总该有吧，真太不像话了。几天后见伙食很差，又没人身自由，非常后悔跟我说：早知道这样我不来，叫老爸来，他苦惯了，伙食差也不在乎，老年人要什么自由不自由，不让动就不动。他把这个要求告诉政府，被熊了一顿，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划为坏分子的带罪之身，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坏分子”。
在以后的大墙生活中，我曾不止一次遇到根本就不知道反革命为何物的“反革命分子”。有一次一个这样的货色不知道为什么事把我惹火了，我生气骂他：“狗入的，共产党把你划为反革命真他妈的抬举了你。”
壬辰占位于宿松、望江几个大湖之间，四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南面可望小孤山，好天气东北望，可见天柱山主峰。集中在这里的安庆右派多为各地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最大的是某县公安局长和区长。他们打成右派的过程相仿，可以说清一色是各单位按计划分配的，极少有人是帮党整风的。原因各异，类别大致为：档案里有货，平时言论，家庭出身，知识分子、教师或干部，还有一条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领导不喜欢你，点到你。
到壬辰占约一星期后，我收到安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内容是反胡风和肃反时被捕又无罪释放的那些事，原告是张成君，华阳河农场一把手。我只对李栋臣一人说了此事，他说：“你抱他儿子下油锅了。”
我根本未与法院人员照面，审判员是男是女我都搞不清，真不知是如何审的如何判的。
开始劳动倒不是太重，农业劳动人员分散，不易管理，许多工种很难定时、定量，无统一标准，易于偷懒。右派们大多出身农村，从脑力到体力劳动的转换过程不是太难。
第一关最可怕的是右派的自我相残。这些基层干部和教师绝大多数没有帮党整风的片言只语，都是单位按计划分配进来的，们在反右过程中均受到大小会批斗、羞辱，检查交待，斯文扫地，满腔悲愤，含冤无告，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其惨烈程度虽然无法与以后的文革相比，但第一次打击，其承受能力单薄，对身心伤害大大超过我这经过反胡风、肃反过来的死老虎。
集中劳教后，正如反右前一篇转折性的内部文件标题一样《情况正在起变化》。在社会上右派处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是一小撮。集中起来后，就是一大撮，政府人员倒成了一小撮，右派反倒成了汪洋大海。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用人民的力量对付右派不行了，只有让他们互斗。
右派集中劳教后，他们前后左右全是清一色的右派，没有一个“好东西”。右派们在社会上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的感觉没有了。有的右派在运动前期大打出手，“杀人如麻”，到中、后期因指标不够，或本身就符合右派六条标准的，才翻身落马。这一口气在人民前面没法出，到右派群里还可以像反右前期一样大显身手，出一口恶气。
政府号召认罪守法，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其中立功赎罪就是检举揭发、告密整人，那可是心惊肉跳，人人自危的日子。
白天劳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学习文件，互相检举揭发。哪个倒霉鬼被号上了，等待他的是比在单位反右时更严酷、更暴烈的行为。这里谈不上有无、是非，谁心狠手辣，先下手为强，容不得你去辩解，也没有人去给你核实。
一个叫王导夫的小学教师，青阳人，有人检举他下班路上遇到位农民，农民见他瘦小可怜，同情地问他：为什么打成右派。他说：还不是为你们农民不平，说你们生活苦。
晚上政府把右派集中围成圈，里三层外三层，王导夫萎缩站在中间，批斗会一开始政府就走了，交给右派大组长主持。
从我历经的“好人”斗“坏人”的会上，主持人开场白后，先总让被斗的人坦白交待，继而检举揭发，最后群起而攻之，痛打落水狗，由浅入深，循环渐进。
这里不一样，谁也不认得谁，分析批判？没那么多马列主义闲情；检举揭发？谁知道谁！无从谈起。劳动了一天，到晚还得不到休息，满肚子怨气出在谁身上？政府，人人腹中所有，人人嘴里所无。只有出在右派中的“坏右派”的身上。这种批斗，不需要说理，也无理可说，有火力就行，干叫几声，痛快痛快！
主持人三言两语后即进入高潮。
交待，交待！不老实，不老实！一晚上吼来吼去就这么几个字。右派们几个月的屈辱就通过这个渠道发泄。
大声吼叫时间一长，既单调也累人，声音渐渐低下去，竟致冷场。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打！情绪煽动起来，这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书生们，几个月来被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铁锤砸烂狗头，剥去外衣，失去尊严，就像初生儿一样，什么羞耻感也没有了，一拥而上，连声叫打，恨不得把这个“坏右派”撕碎。
这场面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的鬣狗，成群的游荡，一遇到腐尸就蜂涌而上，嘶咬拉扯，狮、豹等猛兽也怕它三分；如南美亚马逊河里小小的杀人鱼，有一点血腥，成千上万条串上去嘶咬，任何肥硕巨大的动物，如河马，也很快被撕成了一架森森白骨。
王导夫先以手护头，继而在四面八方的拳击下蹬下身子，最后渐渐支撑不住爬在地上。人群中看不到斗争对象，一圈“好右派”冲到一起，动则恒动，拳脚控制不住，竟互相撕打起来。拳头声，骂娘声、吼哮声，还有哭声，声声刺耳。失控的右派们通过这种场合，向苍天大地发泄着心中的积愤，控诉着世道的不公。
几天后我在收工的渡口上，在一群劳改的队伍里见到这个“坏右派”，他因“继续犯罪”判刑三年，由劳教变劳改。政府说劳改为刑事处分，属罪犯；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政府宽大保留公民权。
三年后，判刑的坏右派王导夫刑满释放，回到人民怀抱，与家人团聚。“好右派”们劳教了几十年，有的至死也没“教”好，右派们又被耍了一次。
壬辰占右派相残，可怕而难防，不干“坏事”，不讲“反动话”并不难，难就难在你不能得罪任何人，不能让任何人看你不顺眼，否则一份检举揭发，就能让你赏赏下地狱的滋味。
一些人官瘾很重，在社会上长期用左的一套整人向上爬，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们在被划成右派后，对善良的普通右派们的危害与残暴程度远远大于政府。这些人未划右派前残害右派，划右派后仍然残害右派。
一个检察院的友人对我说过：想当官的人官瘾成性，在社会上告密整人，竭尽全力往上爬，犯罪判刑后在监狱里也还是告密整人，想当牢头过官瘾，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改不了，没有这些人就搞不成政治运动。
王导夫是个可怜巴巴的小学教师，身材瘦小，性格懦弱，在右派相残的暴力行动中，莫说还手、还嘴，连招架之功也失去了，只能任人宰割，但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样。
另一个怀宁人姓毕的右派，也是小学教师，身材高大黑黝，性格暴燥外向，不服输，抬死扛。王导夫的毛病在弱，毕某的毛病在强，这两个“坏右派”结果都是一样：劳教变劳改。批斗的过程却大不一样。
毕某为什么挨斗，记不清了，不能胡诌，性质肯定是继续犯罪，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被斗时的过程却记得很清楚。
批斗会一开始就进入高潮，检举人愤怒的抖出他的罪行，他可不是王导夫任人宰割，首先提出要旁证，理由很简单有力：“你一个人说了算，我一个人说了也算，我说你妈妈偷人，你爸爸是屁精。”谁也想不到他会来这一手，告密人受此奇耻大辱，发疯的大叫起来：反动！反动！也只有他一个人大叫，周围人反而出奇的冷淡，我推测人们内心跟我一样：发笑的多，愤怒的少。这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是非的热闹戏。
斗王导夫那一片愤怒的“交待、不老实”的吼声反而少了，右派们何等精明，谁也不愿拿娘老子去淌浑水，姓毕的什么话说不出来：
“不都是右派嘛，好人别到壬辰占来。”
此言一出，大家好像矮了一截，有几个积极份子上去拉拉扯扯，姓毕的身强力壮，出手快，上去的人反而被他打得鼻青脸肿。
回忆到这里我想起当年在徽州听到一个类似故事：一个巢县同事说他单位在三反、五反中揪出一个当会计的大老虎，矫枉必需过正，运动中有几个实事求是的？不是你也是你，谁心里没数。大老虎什么都交待了，贪污人民币若干若干，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临散会时，一个非常要求进步的年轻女干部站了出来，大声尖叫：“不行，他只交待贪污金额，没有交待脏款用到什么地方。”上去就给老虎一个耳光：“交待，钱哪里去了！”“给你了”，“啊，给我了？”“是的，全给你了，睡一晚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年青女干部双手蒙面号啕大哭，哭有什么用？人群中已经有人低声嘀咕：逞什么能，活该。
精神上可以通过告密、批斗把同类由劳教变成劳改，来弥补内心的空虚苦闷，享受同类相残，弱肉强食的乐趣，与人奋斗嘛！感官上也要发泄。
劳动不是太重，而伙食的确太差，好端端的大米混上一些麦麸、碎米及其它一些牲口饲料，菜无非是大锅白水煮青菜萝卜，几个月前还是干部、教师的书生们，哪能咽得下这些。好在落难不久，大家口袋里多少还有一点钱，政府也允许右派派人去集中采购食品，那时大跃进刚刚开始不久，正是广大农村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大好形势，食品供应并没有因反右而紧张。
右派们把买来的咸肉统一煮熟，一人一大块，麻饼一人几个，到手就吃，吃完为止，是身体的需要，也是发泄心内疾愤、填补心理空虚的需要，不吃到一口不剩绝不罢休。不几时，两个简易用芦苇圈起来的露天厕所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周围是一片拉稀声。
壬辰占是湖滩湿地，为血吸虫病重灾区，我就是在那里感染血吸虫病的，不过不属急性，没有大的发作过，治了几次，好没好我也不知道。
在这个一锹就能挖出水的湖滩上，右派们睡的是稻草地铺，几天后稻草开始霉烂，腐味难闻，放在上面钢铁也会锈蚀，何况血肉之躯。
麦收正紧，一天晚上芜湖地区农业局来一个外调人员，找我了解同学汤佐舒情况，那年头外调人员是政治宠儿，社会地位高，是姑娘们嫁人的首选：“宁嫁八十岁拎皮包的，不嫁二十岁扶犁梢的”，这“拎皮包”的指的就是外调人员。他们在与劳改、劳教之类的“敌人”接触时，革命气焰高万丈，趾高气扬，八面威风，哄吓诈骗样样精通，有的为了表示自己进步，结论早已下好，不管外调真实内容如何，先塞进自己的黑货私货。
劳改、劳教们的“狗头” 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铁锤砸烂了，对他们低声下气，更助长了外调们的威风，其实双方都没摆正位置，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谁也不能影响谁的前程。
这一下我机会到了，老子正有一肚子气要出，来者衣冠楚楚，我则刻意打扮一番，像叫花子一样灰头灰脑，衣衫褴褛，腰间系一根粗草绳，分别坐在桌子两边。他拉开皮包，取出材料，一条一条的问，我则一条一条的答：“不知道”、“ 不知道”， 一个字不多。其实我全知道，只是我不能按他的调子去卖友，存心耍他，拿他出气。
他不甘心白跑一趟，拿出他惯用的技俩：“这些问题他自己早已完全交待了，到这里来无非核实一下，就看你的认罪态度，你还年青，到了这种地步总要为自己前途着想。”我微微一笑，明显露出挖苦蔑视的神情：“你要能决定我的前途，要什么材料我就有什么材料！”他脸色非常难看，两人僵住了，我起身下逐客令了：“你整天拎个皮包东溜西逛，我不能跟你比，明天一早还要干活，不奉陪了。”起身便走。“你……你……”他一个政府外调干部被我一个叫花子右派气得说不出话。我是牛虻！我怕谁！我快活极了。
几年后回单位甄别，路过芜湖农业局看望汤佐舒，看见窗外走过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我想起了外调的事，他告诉我：“不错，就是他。”我没认错人。他说：那次他外调回来提到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对我说：“你那位同学少有，人到了哪种地步还看不起我。”
在壬辰占总共不过半年，除了同学李栋臣外，我没有一个敢说心里话的人，也不敢得罪谁，刚从各单位送来的右派，如同山林里受伤的野兽被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关到一起来了，野性十足，一件小事也能引起吵骂、打斗，他们失去亲人，失去亲朋故旧，他们心里没有爱，不敢恨，他们不平，愤慨，却找不到发泄对象。
和大家一样，我也开始变粗了，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不是无师自通，小时跑反，常听小放牛骂人，记在心里不敢用，想不到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有个姓高的右派，白面书生一个，我和他在一起车水，他技不如我，还常出故障，害得我不得不常下水去修水车，他在岸上呆站着打盹，我一肚子火全出在他身上，站在水里边干活边骂，用小时在放牛场上学的流行骂法把他家女性从小辈到祖先骂得一个不漏，粗俗而下流。
离开壬辰占前几天一个夜晚，我与李栋臣值班，在稻田看水相遇，两人来到芦苇滩前，四周天水一色，浩月当空，我和他席地而坐，他用近乎京剧哭头声腔对我叹苦经：这繁重的劳动，无情地相残，何时了结啊！老天爷，我们能熬到头吗？他是小开底子，干农活不如我，竟有轻生念头，我给他打气：“不，要活下去！”还朗读了谭嗣同临刑前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辱须臾待杜根。”其实，我自己和他一样，心里也没有底。
大湖、浩月、芦苇、秋风，两个对前途一片渺茫的青年，有着共同的心语：苍天啦，这日子何时是个头！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