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季，民政局局长林立告诉我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个政治运动已经开始了。没有人能够从原职位辞职或者被开除。每个人必须从这个运动中得到改造。他还说，在这个运动中每个人必须帮助党说出他认为党所有的错误。越说得多，越有益于党。这就是帮助党提高它的质量。假如不说，那就意味着你不忠于党。他说：“你在民政局工作了七年，你应该有许多的话要说。”
当时报纸上也在鼓励老师、教授和一般人民多多地说，以表现他对党的忠诚，即使说错了也比不说的好。党会了解，并且也会原谅这种错误的。毛的话，听起来非常民主，有些高干，去了北京，听了毛这样的演讲，并且毛主席吩咐他们一回到原单位就要这样宣传。只是讲稿正在印刷中，一旦印好了，立刻发到各单位。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毛主席的声誉冲破了青天，我们中国人民真幸运，有这么好的领导。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讲的故事中有一个在尧舜以前的皇帝，他闻过即拜，表示说出他的过错是帮助他治好国家，他十分感激。我母亲说我长大了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也应该这样，我心想毛主席真伟大！
最初我真想不到任何批评，虽然在上一个运动中，我遭受到错误的猜疑。我也相信运动不是绣花，不可能一桩桩一件件，根据法律办。诺大的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谁知道谁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党在运动中的行为是应该原谅的。何况当时运动工作队的领导和队员对我的态度是非常客气的，并且叫我主动坦白。至于第二儿童教养院的领导李敏和青年厨师(共青团团员)对待我的不公平和鲁莽的态度，是他们个人的错误，与党无关。
在过去的运动中当一个人变成了斗争对象，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好事都被扭曲成了坏事。但那也只是斗争他的那些人，为了要踩在别人背上，取得党的青睐的小人行为，那不是党的错误。
我想了又想，想要想出一点事来批评。毛主席的教导；“不批评是不忠于党，错误的批评总比不批评好。党会原谅一切错误的。”
当我还在民政局负责全市的救济工作的时候，我曾通知所有的区政府救济福利组与可的牛奶厂联系，将他们厂卖不出去的牛奶分给贫苦人家的无奶婴儿喝。至于一个婴儿应该接受的牛奶量是我与卫生局妇幼保健处的黄处长（原来也是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工作人员）一同研究决定的，并非很多，而是只要使婴儿能够活下去。因为民政局社会处处长一再提醒我，作救济的时候不要太放手要考虑到全中国需要救济的人数。当婴儿的母亲们感到救济的牛奶不够时，她们可以喂米汤。即使我不是太慷慨，我的上级仍然批评我：眼光狭窄地只注意上海的婴儿。我的处长当时就说了一个故事来批评我，他说，当年在红军作战时，有四个婴儿交给一位乡下老奶奶照看。她们的母亲由于国民党的追兵而不得不逃离乡村。老妇人无奶喂养孩子，就用南瓜喂养。所以今日给所有的婴儿牛奶，是一种奢侈。我一听很高兴，南瓜有这么好的营养。我们用南瓜救孩子，可以节省很多钱。我就问处长：“那些孩子们现在在哪里，怎么样了？”他回答说：“现在全死了！”他的回答太突然了。令我十分失望而生气。我说：你身为一处之长，而说话这样不负责任。这个故事不能说明分配牛奶给孩子们是奢侈的行为。只能说明喂南瓜是一种社会的浪费。浪费了老妇人的精力，浪费了南瓜，最后婴儿们还是缺营养而死。我对处长说：“你责备我，说我在无形中，增加上海市政府多少重担。责备我吸引了四周农村里缺乏人奶喂养孩子的家庭都跑到上海来了。增加了棚户区的人口。”我于是亲自做了一百个家庭的调查，这一百个家庭都在上海北站棚户区。结果他们没有一家是从上海的农村来的。假如我们不用可的牛奶厂的剩余牛奶那么这些牛奶白白地泼在地下，不算浪费吗？联合国救济物资中的奶粉，长期不用不也是浪费吗？
天知道，我的这些批评，最后就变成了我的罪过。说我批评了我的上级，说我是在挖共产党的墙脚根。
在这个运动之前，民政局所办的那些救济机关的负责人，都要来参加每个星期三政治学习会议，在有一次会议中途休息时间，我曾经问过养老院院长一个问题。因为他被称是最有学问的人。我低声地问他：“解放后我听人说过，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反动的。我不知道他反动在哪里？”他告诉我说，“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增长是按几何级数2.4.8.16……增长的，粮食的增长却是按数学级数1.2.3.4……增长的。这就意味着，前者要比后者的增长快得多。这样，世界上必定会有几亿人要饿死。但是因为战争中的杀害，和疾病死亡，以及劳工阶级的人们早死，还有童工中的早亡，所以人类的死亡使人口的减少也很快。因此，人类的死亡率与出生率基本上抵消了。因此根据马尔萨斯的调查研究支持了战争和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使他们的老幼们因穷缺乏营养而早死，帮助了世界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能平衡，因此他这种理论是反动的。”我听了他的答复，我就懂得共产党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我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我也没有注意，李敏就坐在我的后边。后来继续开会的时候，李敏就开始批评我，但是她是用的一种蔑视的、厌恶的表情和声调学着我的原话。事实上我当时只是因为不懂，想求知、想学习的态度，所以向那个养老院院长提了问题。后来，当反右运动继续发展之中，我看出来了，我们的所谓“过错”，不过是领导运动的人要加罪于知识分子的一种借口而已。不给我们一点解释的余地。当时人群中传说党上面认为每个单位总有5%的人是有右派思想，我认为这只是谈话中一种随便的估计猜想，而素质低劣的干部当着是一个死板的定额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搜寻，根据领导人写的书中的言论，不可能说出这样一个无根据不科学的“5%”来。全世界没有一个高级哲学头脑可以想出这个“5%”的基础是什么，这是违反了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是完全唯心的，在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本来就十分贫乏的祖国里硬拼凑出四十八万，连同受株连的家属人数算起来，那就不可计数了，这是国家知识财富的一大空前的损失，也损害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世界的声誉。后来又来了一个“引蛇出洞”这是在治国的方法中只用“术”不用“德”的大错。孔子曰：“以仁德治天下”，如何可以专用术！可悲可叹！最后印发出来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当初单位领导人口头传达报告又是一个完全不同，口头传达是鼓励批评，错了，党会原谅的，言尤在耳呀！
1958年4月的一天晚上，大约有120个民政干部聚集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这一群人是来对我的罪行作最后决定。坐位安排成半圆型，中心面向一个犄角，那里坐着我。一群比较年轻的积极分子，坐在头一排椅子前面的地下。批评的意见，像箭一般地从四面八方飞过来。要我承认这个罪那个罪。那些所谓的罪行，都是有意的歪曲。他们闹了几个钟头没有结果。最后，我老实告诉他们：“逼我承认这些非事实的罪行是没有用的！”后来，他们送了一张上面用我自己的口气写了我六条罪状的“认罪书”要我在上面签名。当然被我拒绝了。因为第一、它把我的话歪曲了，然后成为我的罪名；第二它根本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用打字机印出来的。它不过假冒了我的名义。我当然不签名。
这个会从晚上八点开始，开到凌晨两点。主持会议的人换了两次，而且，有些积极分子早已睡着了。他们用了各种的威逼，恐吓、愚弄、诱惑的手段要我签名，都落空了。会场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可是不散会。会场很沉静，人们都在半睡眠状态。墙上的挂钟很响亮地敲了一下。有些人被惊醒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人胖而壮，满脸横肉地走了进来。我认出他就是几次与我谈话，并坚持要我说真话的那个人。他曾几次说：“无论你的罪有多大，共产党都会原谅你的，只要你主动坦白。”我看见是他走进来了，我是比较高兴的。因为我一贯是威武不能屈，坚持事实，不说假话，不去把这个运动搞乱。进来的这个人开始说话了。他说：“刘德伟！”他叫我的名字，而不加同志的称谓，表示他心里已经决定了我是反革命。他说：“我一直告诉你不要害怕，要讲真话。你自己明白，你所犯的罪行，远远超过了这张纸上所写的六条。也远比那六条严重。它们的严重性是够你坐监牢的，我们不愿送你进监牢，所以只挑了几条轻的。只判你为右派分子。”从他所说的，我有四个方法来看这个事情：第一我可以做个结论，说我完全没有罪。一个犯了罪的人，如何可以如此容易地被原谅。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悄悄地隐瞒我的罪，这也就是说明：如果他们想送我入监，他们也可以捏造些罪名。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订我几条够右派的罪。将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订我反革命的罪。
第二个结论，在政府工作总是很麻烦。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闹得你不能专心为人民服务。我还不如坐在家里搞家务。照顾老母亲与小儿女留出时间来翻译我想翻译的书，生活要比现在无中生有闹麻烦好得多。
第三：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多只能将我开除公职，假若判我为反革命分子那我就得真正坐牢了。那我白发苍苍的母亲与我幼小的儿女怎么办？
第四：“真实”与“民主”这两个字，它们的字形与发音与我们在辞典中找出的是一样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在今日时尚的思维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民主”意味着一个制度，把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思想收集起来。分析融化，经过一个化学的作用，成为一个合时尚口味的东西传播给大家来实行。“真实”对我们来说是“事实”，可是对时尚来讲，他有他自己对待“真实”的固定模式的理解。凡是地主都是封建主义、都是黄世仁；凡是到国外读书的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只承认阶级的共性，而不承认人类的个性。
因为我思想上有了上述的四个结论。我就为我们的亲爱的党感到叹息。因为这些党员的狭隘思想与短小的眼光，把朋友当成敌人来残害，削弱党的真正的力量。我真为我心爱的党痛心。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听到挂钟敲了两下。我只好在那张纸上签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坐监牢。我只想把我的余生留在家里，我就乘上公共汽车回家了。全家都在睡梦中，我也在睡梦中。我也在做梦，梦我将有一个安静的家，在那里照顾我的母亲和孩子，翻译有关儿童福利的书。
第二天是一个周末的开始。我的丈夫回来了，他是工业部南京食品工业学院的院长。他经常回到上海来度周末。他帮助我来考虑，他认为我所想象的那个未来是不可能的。他说：“共产党不可能让一个知识分子那么自由，每一个人必须生存在它管辖之下。一个右派分子，肯定是要开除公职，那并不意味着那个人就不受监管。很可能，即使一个无业居民，也要由居民委员会来管辖。居民委员会是由当地区政府中无产阶级的家庭妇女们组成的。这些家庭妇女。比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更缺少管理人的工作经验。在她们底下过日子，更难过了。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就结束了。只因为你想离开她们的视线，她们就更要把眼光注意到你。你还不如听党的安排，那么，她们就不必特别注意你。至于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会照顾孩子的。你就放心吧！你只要照顾你自己。”我说：“我肯定党不会送我远离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是正在需要母亲照顾的年龄中，我的单位民政局人人都知道我的女儿六岁就患哮喘病。常常因哮喘急诊送医院。”他就笑了，说：“一个共产党员，他如果考虑其它一件事比考虑政治更重，他就不是共产党员。任何人都逃不出他的视线。你被逼承认所犯的那些所谓罪行，只是言词而非行动。党不可能把你长久地送离家庭。我想，半年最多一年吧！”
后来事实上，我被驱逐离开家庭，在农村劳动了三年半，而不是“一年或半载”。假若不是我努力奋斗的离开那个地方，我会在那个地方住一辈子。我的政治生命，就在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时候结束了。无论我做什么，是服从党的命令，在农村劳动，或者是在居民委员会的家庭妇女的管制之下，我再也不能被雇用为政府工作人员了。从1958年1979年，整整的二十一年，我是失业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单位：私人机关、店铺、学校。敢于雇用一个右派或者是“脱帽右派”来工作的。当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是47岁。当一切回复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已经是68岁了。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二十一岁。当一个人一生中五十与六十之间，是学问和经验到了成熟的时候。我的这段时期整个地浪费了。谁能补起这个损失？我回想起过去的那些运动中，我的单位里有几个干部是错误地下狱的。运动完了，他们平反了，释放了，当他们重回他们的单位时，他们感谢党的宽大释放了他们。当时我在旁边，我愚蠢地想，他的那些上级们应该代表党向他们道歉，因为错误地处理了他们。为什么他们反而要感谢？这是不合逻辑的。
我这一生中，应该在社会学、或者社会工作里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事实上，我什么成就都没有。只是在我的教授英语的工作中，我赢得了一些友谊与敬佩，这些感情，对我是非常珍贵的，是我老年的极大安慰。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我们的党，把他的朋友当成敌人看待。毁掉了这些人对党的信任，削弱了党自己的力量。容许我再说一次这个原因大概是在政策里没有道德，只有战略与战术。孔子说：“以仁德治天下”，而不是以术治天下。一个政府必须相信他的人民，我们的党就是不相信他管辖下的民。党的心，太狭窄了，不能拥抱这个伟大的民族和这个注视着他的世界。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