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冠山众生
鸡冠山铁矿在牛山西北约十公里，历史较久，日本占领时就开采过，也属于大墙性质，清一色劳改服刑人员，小部分刑满就业人员和少数农村来的工人，右派就我一人，环境较开放，周围就是农家。
大院内有几排土墙草顶的劳改号房，院子外是非劳改生活区，周围有少数岗哨，劳改们只要报告一声，就可自由出入，不像牛山森严，没有与社会隔绝的感觉。
我临时编在基建队，和一个山东籍的上海人住在院外，他叫赵庆荣，专修板车，黑黑瘦瘦的，年纪较大，人们叫他老劳改，为何判刑我不清楚，人和手艺都好，说山东口音的上海话，什么“亚里香”、“两嘎头”，好懂。刚到，他干活时我帮他递递工具，他不忍心怜悯地对我说：“你有病，身体太差，不要动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在一个五十多岁老人眼里竟是一个病鬼，我既感谢又为自己心酸。
大跃进初期全靠拼体力鼓干劲，到后期人累垮了，肚子饿瘪了，全指望加班加点来鼓足干劲明显不行了，各行各业都提出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口号。巧干就是技术革新，尤其是工具改革为全社会所共识。在这种大环境下，牛山运土、运矿已把肩抬全部改为独轮车，别的技改也在启动。鸡冠山认为牛山全是右派，有知识，人才济济，向牛山要技术革新人材，于是我就被矿区推荐到那里搞技术革新，政府干部李元保趁此机会，拉了我一把，救我一命。
知情人告诉我推荐理由是我为人稳重，诚信，不惹是非，放心，爱动脑子。改造不积极，思想不进步的事就免了，本来右派就是反动派，哪有进步落后之分，人家要的是技术不是思想。而且那时已没有积极分子了，死的死了，受骗的醒了，精神状态还不如我。事情基本落实后，李干事与我才有那段“有我在，不会让你死”的谈话。
多少年后，在华阳河四分场污池相遇一个当年牛山右派难友，宿松县银行干部熊某告诉我说，我走后人们再也没见着我，一致认为我“住院”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右派死亡是不公开、保密的，对外称住院，我的死讯就这样传开了。
最有意思的是右派改正之后不之久，同学杨为寿一次因开会路过华阳河总场打听我还活着，不想信，非要看到本人不可，时间又紧，一大客车人停在路边等他，喇叭不停地叫，他一路小跑，最后竟在厕所里把我找到，我正蹲着解手，他非要叫我抬起头让他看看，说几句让他听听，准确无误“验明正身”： 没死。后这才放心上车离去，真是生死故人情啦。
不离开牛山我是死定了。
一个人的才智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会显示出来，在鸡冠山两年里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我的技术才能、管理才能、宣传才能、侦破才能、偷窃才能、弄虚作假才能和人性中最冷酷、最凶残、最刁蛮、最虚伪的一面得到充分地展示，成为誉满大墙内的名人。
我当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凭自己在牛山铁矿一年的劳动实践，绞尽脑汁对鸡冠山的采矿、剥离、装车、运输等工具进行了大、中、小不同类别的改革和创新。
做贡献非我所求，我爱好搞些雕虫小技，有兴趣，终身乐此不疲，老年依然喜欢在家里翻箱倒柜，敲敲打打，修锁、修伞、修小电器、做针线，被老伴讥之为“翻尸”。殊不知，这是我脑力劳动之后恢复疲劳最好的方法，健身之宝
江南雨多，久雨则道路淋漓，什么运输工具也使不上劲，我受东北雪地爬犁启发，制造南方爬犁。几根毛竹扎成一排，一头呈弧状高翘，人力、畜力都可以使用，道路上泥水越多、越烂就越省力，解决了矿区多雨天，泥路无法运输的困难，它制造方便，成本低，就地取材。
上午画好图纸，也就是示意图，加几句简略说明，我懂什么机械制图，不就是蒙蒙外行，下午口头报批，第二天就可实施，根本不需要什么予算、论证、试制。失败了拉倒，再换一招。我是学农的，有一点农林方面的知识，采矿这一行全是当右派后的事，当时技术改革成风，全社会都在搞，改来改去，扁担也成不了汽车，只能劳命伤财，经我手浪费的竹木不计其数。
一种平台装矿设备还吸引了外地人参观，我没有一点这方面专业知识，尤其是力学原理，完全凭经验想像出来的，一旦出了问题，不堪设想。上帝保佑，没出事倒出了名，有些中看不中用的样品模型还送到省里展览，图片还上了系统内报纸，公安劳改系统的《新生报》。
想来不免后怕，不就是一个木制堆矿平台按放在架空的横轴上，用一个简单的控制
装置固定，矿石堆满后启动控制伐，利用重力让平台一头下倾，矿石即倒入运矿车内，
类似今天自卸车，全是木材制成，毫无安全保险可言，一旦平台承受不了矿石重量，车毁人亡。
有种右派言论叫外行领导内行，本来是作为反党言论批判的，我在技改上全属外行胡来，幸亏领导更是外行，否则我一天也混不下去。
技改也是大跃进一种政治需要，大家搞，你也搞，效果从来没有人去认真检查，有胆量、有资料、有现场就行，与农业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样的荒唐。
不能实现机械化，光靠人力和传统工具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扁担、镰刀、锄头和几千年前老祖宗用的没多大差别，中间想改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还不是老样子。全靠手工操作的生产力水平，在工具上打主意毫无意义，图个热闹，当年大跃进中各行各业的技改何止千万，没有一项能存活到今天。
不到半年社会上技改风刮完了，一切又回到当初，我被安排搞劳改日常生活管理和劳力调度。
那时政府不要说没有采矿专业人员，基本文化也很低，搞管教的只抓防逃、防自残、自杀，避免事故发生。搞生产只抓出勤，成天喊鼓干劲、加油之类，产量总上不去。容纳一百人的工作面却有几百人干活，窝在一起。
只有合理利用劳力，提高劳力体能素质，避免无效劳动才是当时搞好生产的捷径，又不需要新的投资。我去后不久建议把劳力分成三班，白班、小夜班、大夜班，同样的劳力、工具、时间，生产呼呼的上去了。
我从技改到劳力调配、生产统计、生活管理、案件侦破、物资保管、发放全包，是个名符其实的实权人物，劳改队里人、财（假定工资）、物一本帐全在我手里，劳改和政府都叫我记录员，这个称呼还是跟合肥一家劳改窑厂学的，劳改队里的“官”没有国家标准，但什么事都必需经过我这一关。经过一段时期磨合，事事得心应手，政府信任我，劳改服从我，生产和安全都让上面满意，很快清一色工农出身、文化又低的政府管理人员把大小具体事统统交给我处理，他们落得清闲。
我的日常工作不仅是管人、管物，每逢打擂台、放卫星也上山搞宣传，佈置插彩旗、贴标语。一次贴标语，转身间一盆浆糊被人偷吃了，弄得我一头恼火。
最厌恶的是整天拿一个喇叭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和劳改政策，什么三面红旗万岁！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之类，烦人、累人、丢人，有什么法子。
白班，大、小夜班三班倒，上工前把人数清点列队交给带班政府，下工也要清点，这是每天必修课，其他事跟据需要不分昼夜处理，上面有事随叫随到，忙得精神十足，干劲充天，大跃进嘛！
离开牛山，经过几个月休养生息，到年底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因单身调动，可能属借调，档案没转来，新单位不好确立我身份，认为我能干，需要我。政府和我不分彼此，不分敌我，我则利用这个机会，隐姓埋名，几次填表把黄显炯改成黄先均，原来的我在人间消失了。一次上面发现劳改队里怎么混进一个不伦不类，不清不白的管理人员，要追查来龙去脉，矿区叫我白天少出头露面，混过一关。
碰到第一个难题是劳改队里经常有各地农民跑来问收不收人。我告诉他，这里是犯法判刑劳改的地方，全是犯人，不收人民。农民根本听不进去犯人与人民的区别，他们说：哪里不是吃饭干活，这里干活有饭吃，在家里有活干，没饭吃，等死。跟他们说什么政治待遇、刑事处分、人身自由啊，说千说万就是不走，最值钱的还是命。有的农民劝走了，有的就是不走，只有通知所在地来人带回去，个别反抗的只好动用专政手段，捆回去，我由此开始学会了捆人，什么五花、三花、背花全会，第一个綑的就是混进劳改队好说歹说死活不走的农民。
大墙外农民的日子反而不如大墙内的罪犯，而造成全社会灾难的人却在大墙之外。
过去我只是个苦难的单身汉、个体户，如今接触面广，知道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接触过去完全不熟悉的人，我又是个肯钻爱学的人，在劳力组合、生产管理和矿石开采技术上大有长进，连外单位也知道鸡冠山上有一个能人，打擂台放卫星请我去现场指导或登门求教。
我是从牛山那种比奴隶、牲畜不如的超强劳动中活下来的人，深感把人不当人是天下最大的罪恶，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大墙内外，对人民还是罪犯，我每思考一个“决策”，都把减轻劳动强度放在第一位，在提高产量和保护人身两者之间，我绝对倾向后者。
每当我走过从事体力劳动者的身旁，都有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就未必理解这个悠悠散散的男人，心里时刻在想着愿天下所有的体力劳动者都轻松愉快，哪怕担当破坏生产的罪名也所在不辞。
多年后我在华阳河农场五场八队任技术员，一次玉米间苗时天气太热，我不忍工人们在高温烈日下成天弯腰曲背，一棵棵用手去拔，实在太累，看到有人用镰刀砍，这明显违反技木规定，也睁只眼闭只眼，装没看见，结果许多被“间”的苗等於没间，很快又长起来。文革中当时偷懒得便宜的工人造反派揭发我破坏生产，这一点不冤枉我。
吃饱肚子是当时全社会首要问题，光煮饭就绞尽脑汁，什么跃进饭、二毛头、先炒后煮，先煮后蒸，千方百计的提高出饭率，恨不得一斤米能煮出够十个人吃的饭，改来改去原料还是那么多，肚子是检验饱饿的唯一标准，谁也骗不了它，这饭、哪饭肚子一概不予承认。
我是文职，不干体力活，粮食定量是够了，虽然与劳改一个食堂，单独打饭，不论大小碗，炊事员们都巴结我，很优待，次次盛得满满的。我灵机一动，干脆把饭碗换成一个小脸盆，回来让记录室里几个人全部吃饱。
纪录室三个人在社会上都比我强，统计秦世传，苏北人，反革命，刑期五年，治淮委员会来的；美工王治平，小学校长，合肥人，能写会画，強奸幼女，刑期二十年；带班方振亚，合肥籍上海资本家，反革命，刑期七年。身份虽是劳改犯，都为人正派，工作踏实认真，我觉得他们不比社会上任何人差。
劳改人员肚子为何解决？附近农民给我提供一个重要信息：村里男人外出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有的没有收，有的收了没有脱粒入库，有的地方山芋还埋在地里没人挖。
这个消息使我大喜过望，立刻组织白天不上班的劳改到附近农村去偷，我仔细思考组织集体偷窃的每一个细节。从库房里取出布匹，叫一个姓李的巣县裁缝给每人背后缝一个与后背一样大小的口袋，口开在后脖子下面，方便存放脏物，装满了可达十公斤上下，偷窃时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遇情况，拔腿就跑，机动灵活。
这个李姓裁缝虽是个劳改小人物，却见过大人物，李克农的弟弟，在南京梅园中共办亊处做过生活服务人员，为周恩来、董必武等要人缝补洗浆。
偷窃也得有个制度，我规定约法三章：第一集体行动，不准单溜，如有逃跑，除关禁闭，砸镣外，还要上报加刑，取消偷窃资格；第二按时去，准时回，不误上工；三偷获物回来一律归公，统一分配，多偷多得，并兼顾老弱病残。
这招真太得人心了，劳改们一离开大墙，龙归大海鸟入林，那高兴劲没说的，每天回来都有不错的收获，稻子、山芋、黄豆、玉米，还有少量的花生。老弱病残在家加工，用砖头、鞋底碾米，伙房里用粮食可以换饭。粮食有了补充，又增加了活动空间，劳改们的身体、情绪有了明显提高，劲头很足，生产也上去了，与人交往底气也足，一开口就是：二中队的！叫人羡慕。让他逃跑他也不干。
劳改们偷来脏物也带回故事，兴奋的告诉我：老百姓真好，见到他们在地里偷山芋，不洗就边扒边吃，说：堆上有干净的；看到他们吃生的，说：家里有煮熟的。一位老奶奶还给出主意说：在地里扒太费劲了，不如到大队里去偷，老百姓不敢偷，你们偷没关系，如今这世道，几家没有劳改，不丑。
劳改肚子填饱了，政府怎么办，他们可以说是清一色农村来的，老家天天饿死人，女人们只好拖儿带女跑到矿区来依靠男人。男人虽是政府，口粮只有一份，也无法解决全家肚子。
一个姓倪的修车工人，父亲七十多岁了，把两个不到十岁的孙子从江北老家带来交给儿子，老人很懂事，告诉我说：我知道一个人口粮不够四个人吃，孩子留下来，我回去，媳妇已经饿死了，我要不把孙子送来，全家就要绝了。“我回去，我回去”，老人一边喃喃自语，重复这几个字，一边流泪，我看老人太可怜了，又是同乡，满口乡音，便把自己一份中饭菜大部分给他了，那天过节，菜是豆腐，有几片小猪肉，大肥猪早已经见不到了，那是要支援亚非拉和向苏联老大哥还债的。不说吃肉，路上见到有人拎肉也当新闻到处宣传：我在某地看到肉了。老人边吃边说：嘴里有肉味了，死也值得了，几天后传来老人在家里饿死的消息。
劳改偷点粮食也有人红眼的，首先是政府们，自己饿肚子眼看劳改们大嚼大咽，能无动于衷吗？肚子里没有阶级性的，谁饿谁难受，要我把偷来的粮食发扬风格支援政府，像全国勒紧裤腰带去觧放全人类实难办到，我又不能组织政府去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高指示用不上了，他们的饿我解决不了，温嘛，穿的我还有些办法。
劳改口粮比政府人员多，每人每月劳改三十多斤，政府每人每月二十多斤，因油水太少，标准虽不够，但不致饿死。
劳改衣服、鞋子国家全包，样式与社会没有什么差别，多年的劳改制度基本操作已经相当规范，刑期一到马上放人，比劳教强多了，不然为什么有的农民主动往劳改队里跑。我自己也亲身感受政府对待劳改犯人待遇比右派不知好多少，我在牛山一年光身边的年青右派就死了几十人，在鸡冠山两年没有看见一个劳改“非正常死亡”。即使是老弱病残也得到比右派们好得多的照顾，我不懂当局为什么如此仇恨右派，就讲几句“帮党整风的话”难道比杀人、放火、强奸对社会危害还大吗？根子还在于权高于一切，右派言论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是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主要原因。
大城市和家庭环境较好的劳改不愿穿囚服、囚鞋，其实就是蓝布制服和解放鞋。不管要不要，按人头照领不误，造好花名册，应由每人按指印领取，那多麻烦，我可不管这些，全由我一个人代劳。
我把十个指头全醮上红印油，双手按下去，就是十个指印，十个指头在花名册上轮番滚动，三下五除二，不到几分钟就按好了，几百个劳改的名单全是我一个人指印，像模像样，百分之百造假，从没有人提出异议，我造假仿真性高，速度快。
有身份或家里有钱的劳改不要政府衣物，有的人则多多亦善，领到衣服、鞋子，马上与农民去换吃的、香烟等。第二天躺着不上工，说衣服被偷了，没穿的，人到这一步，就这一堆，总不能强迫他光屁股上工，只有再给。有的人一年要发几套棉衣。
仓库里衣服、鞋子，领的多，发得少，堆得满满的，让我发愁，记不清是哪个政府生孩子，是个样子瘦瘦的北方人，孩子连尿布也困难，别说衣服了，赤条条的，想出来透透风也抱不出去，求我想想办法。我想仓库里劳改物资有的是，那是劳改专用品，别人是穿不得的，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再者，从政治上说也不适合，伟大的共和国小公民总不能一出世就穿罪犯服装。
我想到包皮布，说：这样吧，给你一些包皮布。它是不分敌我的，放在那里也没用，解决一户紧接就有二户三户，一时矿区政府孩子都穿上包皮布，后来包皮布供不应求，我叫人到仓库里“加工”，关上门，偷偷的把崭新的棉衣拆掉，布和棉花分开，供应量和品种也扩大了。我离开鸡冠山时，仓库里还有不少东西带到白湖。
当然我也得到回报，政府家里难得有好吃的，感恩的就用荷叶包着塞点给我，数量不多，来者不拒。当时吃的与生命同价，但决不主动伸手，也没有交换契约，他们是政府，我是右派，一旦惹得他们不高兴，有我好果子吃吗！
常到农村去偷也非长策，一是心里总不踏实，劳改出了大墙，万一有人逃跑这帐可就算到我头上，二是附近农村粮食越偷越少，再往远处偷时间不许可，容易出事，只有见好就收。
矿区有不少荒地，劳改们很多是来自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农业生产是他们本行，采矿工具与农具不少可以通用，是否受《南泥湾》影响说不清了，我们是这样做了，开荒种地。我学过这行，干过这行，动手不如农民，动嘴动脑比他们强。
成片农田开成了，粪肥又足，长出绿油油的庄稼，不料引起政府们眼馋，动起了歪点子，叫我也给他们一点地种种，他们能和劳改一起种地吗？很明显，卡油来了，心中十分不快，这和包皮布不一样，又不好回绝，我也动起了孬点子，存心治他们一下。
我说政府事多，哪有时间种地，再说老婆孩子也不便与劳改犯一起干活，这样吧，我把劳改种好的地，分给你们每人一块，到时你们来收就是了。这当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皆大欢喜的事。
我把每个政府的名字写在一块块木牌上，一共十三块，分别插在分给他们的地块边上，非常醒目，陷阱设好了，等待收获。
不出所料，上边来人视察矿区劳改开荒种地现场，事先我让劳改们把地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庄稼长得郁郁葱葱，很抢眼。上边正在兴头上，一位领导看到地边牌子上写着政府名子，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禀告，领导听了很不高兴，当场表态：这不是在劳改碗里争食吗？每人写份检查。
他们再也不敢打劳改的主意了，那时只要发生政府与劳改争利的事，倒霉的总是政府。
放卫星是我拿手戏，这里放卫星与牛山完全两样，牛山放卫星是右派难日，天没亮上山，天黑收工，一天十几个小时重体力劳动，吃喝拉撒全在一块小小工作面上，把右派折磨得骨瘦如柴，连牲口也不如。粪便在烈日下晒干后发出来的臭气使人不敢大口呼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特殊气味，直至今日，在路傍一看到黑色干粪心里就发怵，想起烈日下的牛山。
鸡冠山上放卫星不一样，用五十年后一句话表达就是：面子工程或形象工程。造气氛，图的是那份热闹，给上边看，给参观者看。
我为形势所逼，每逢大的活动还要拿喇叭喊话，开始，几小时下来嗓子哑得发不出声，请教一位说书出身的劳改，他教我喊话时颈部不要乱动，喉咙里蹩一口气，把鼻腔和嗓子肌肉绷紧，减少振动频率，连喊几小时，嗓子也不会哑；学会写蹩脚的美术字，关键时候，亲自出马，写写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之类标语，为了生存，没法子。
所谓放卫星不过是伙食搞好一点，标语多贴一点，喇叭喊响一点，彩旗多插一点，气氛热闹一点，最后一点还真不好意思说：数字虚报一点。
我虚报数字胆子再大也大不过政府，一次放卫星，半夜矿区主任屈驾来找我，语气肯定：“矿石数字错了！”
“没错。”
“肯定错了！”
“错在哪里？”
“凭干劲，也不止这么多矿石。”
凭干劲看产量，不愧是主任。
“改”，他说。
“改就改吧，改多少呢？”我无奈的问。
“比人家多就行，”他自已也笑了。
有季度我上报三十万吨，才运出六万吨，山上就空空如也。这次又要我改数字，我有些心虚，主任说：“没事，放心，人家数字比我们更虚。”
那年头，产量和胆量是相连的，我曾掂掂手中的水笔：“放卫星夺高产，靠的就是这个！”
我变了，不想见人，身份不明，名字早没有了，档案也查不到，政府不把我当劳改，劳改也不把我当政府。他们只觉得需要我，我人不人，鬼不鬼，过一天算一天，何日是个头。只有不见人或少见人，尤其怕见那些对我高高在上、指指点点的人，办法只有一个：上夜班。
1960一1961两年，很多天夜里我都在山上带班，周围一片漆黑，万籁无声，只有工作面上灯光刺眼，劳改们干活时工具与矿石的碰撞发出单调寂寞的响声，远近环境形成极大反差，天上星移斗换，没有钟表也能凭星象知道时间。
外人见到我整天精神抖擞，生龙活虎，鸡冠山的最风光的人物之一。一旦独处，静下来我真想大哭一场，尤其在节日里，劳改们还可安闲写信、思乡、想家，我是无乡可思，无家可想，像个野人，“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死难，活亦不易。只有发疯的动脑子、多做事，靠忙来打发日子，冲淡心中积愤与孤寂。
一次小夜班，我疲乏了，不想下山，半夜一人独自睡在一个荒废的防爆小草棚里，一觉醒来，看见身边一个排球大小的矿石，深深地砸进地里，离我不到半米远，不知夜里什么时候爆破从空中落下来的，我不感庆欣反生埋怨：为什么不落到我身上，在熟睡中什么都结束了多好 。
我不想见人，谁都不想见，大墙内待罪之身何脸见人。
最痛心一次莫过乔大伯从铜陵四姐处步行几十里路到鸡冠山来看我，我自感无颜见父辈，黄氏门中谁比我更窝囊，更惨，受尽折磨，无端沦落为贱民、囚犯。狠心决定不见。
我托政府一干事转告：你侄子到外地去了，那人竟当面称呼老人为“老傢伙”，使我感到蒙受极大的侮辱，其时我与大伯只一窗之隔，眼看老人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全不像昔日身材魁梧、德高望重、威振乡邻的乔大爷，没喝一口水，没歇一会脚，神色黯然从窗前走过，他是我父亲的同胞兄长，是我们小辈偶象，是我家族的旗帜啊！我悲愤难忍，一头向墙壁撞去，一时天旋地转，以求从短暂的志意识丧失中得到短暂解脱。
我完全换了一个人，有时像恶魔，如同《盗御马》里的窦尔敦；有时像书生，如同《西厢记》里张君瑞，不再是当年新安江上不谙世事的初生之犊，几年的大墙生活，身边各式各样的人，需要各式各样的手段和不同对待，心情复杂多变，谁也捉摸不透我。
公开场合我要求劳改们靠拢政府，检举揭发，争取宽大处理，收到他们告密小报告，也当面表扬几句，等他前脚出门，我就把密报撕得粉碎，边撕边骂：妈的，人到这一步，还同类相残，真不是东西。我变成了十足的两面派。
我有时粗暴凶残，心如蛇蝎，出口就是狠话：把他腿砸断，饿他几天，吊起来。
我有时爱花惜月，雪白的台布上，有一个竹筒花瓶每天有人从山上给我带来四季不断的野花，听劳改中的吴越艺人唱苏州弹词，嵊州越剧。自己闲来也哼哼几年前在新安江畔小村里学的言菊朋的《宿店》：一轮明月照窗下…
刑事犯说我心狠手辣，流氓、土匪、狼心狗肺。对他们我针锋相对，硬碰硬，绝不手软，说是法西斯也不过份。
农民犯说我是读书人，心软，讲道理，和我一起劳改不难受。从他们身上我也得到社会上正常人情的温暖。
政治犯说不准，有的人可以交流，但从不涉及政治，相互都存有戒心；有的人可能看不起我，正如我看不起右奸一样。对他们我敬而远之，彼此同情心还是有的。一次几个大学教授劳改演唱京剧我也高兴的加入其中，无非是：一轮明月照月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
1962年初社会空气较轻松，十岁小外甥绍华随人一道从芜湖到白湖去玩，路上碰到一队劳改集体洗澡回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或表情麻木，或面带凶光，小外甥说：“这些人跟电影里土匪一样”。 一个劳改瞪了他一眼，恶狠狠地回他一句：“你舅舅就是土匪头子”。这话我爱听，我情愿做流氓土匪，也不愿做任人宰割的臭老九，一天的自由自在，胜过一辈子点头哈腰。
这世道，被整就是最大的罪恶。
刚管理劳改，我还能学一点运用阶级政策，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刑事犯再坏也是人民，我把他们看成依靠对象，劳改组长都安排他们；政治犯再好也敌人，无时不刻不在想翻天，让千百万人头落地。
经过实践証实，情况恰恰相反，这些“人民”也太不争气了，坏事都出在他们身上，逃跑、偷窃、怠工占全了，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品质恶劣之辈，不少是当年斗地主资本家的积极份子，在社会上还有政府和家人约束，判刑后一但进入大墙，撕破脸皮更无谓自尊、自爱，坏事干尽，恶习不改反而变本加利。
劳改，劳改，强迫劳动能做到，改造思想万不能，只能越改越坏。我自已是右派，经过多年劳教，“教”好了吗？要改要教的应该是当局决策者们。
毫无人性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对社会形成极大危害的人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他们看不起不同政见的反革命，更看不起帮党整风的右派，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
残害人民，危害社会的不法之徒是人民、是同志，说几句当局不愿听的话是敌人，最可悲的是大跃进中对倒行逆施的政策的不满，与村长支书争几句，因饥饿难忍“偷”点吃的，均毫无例外逮捕判刑成为罪犯，形成中华民族历史从未有过的庞大农民罪犯群体。
歪打正着，被捕判刑的农民躲过了大饥荒，全部保全了性命，逮一个活一个。有的农民刑满回家，见家里人全部饿死光了，跑到逮捕他的村干部那里磕头致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在鸡冠山管理劳改成功之处主要依靠大跃进时被捕的农民，从不把他们当罪犯看待，劳动不过度，生活上照顾，心理上同情，人格上尊重，彼此以礼相待，并用他们来压制、打击主要来自城镇的刑事犯，如杀人、盗窃、强奸等顽劣人员，他们一贯以人民内部矛盾自居，看不起农民犯、政治犯和右派。对这些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人，我则视之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指使“积极分子”对他们施暴是常有的，心里常暗自嘀咕，这不成了“右派专政”了。依靠农民犯，打击残害人民的刑事犯成了我的阶级路线，这样生产上有劳力可依，安全有人保护，能一呼百应，如同黑社会头头。
对刑事犯、政治犯、“农民犯”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政策标准。
刑事犯，特别是那些惯犯，毫无人性，形同恶狼，只要离开人们视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
一个上海犯人人高马大，相貌堂堂，平时为人也不錯，口碑甚好，被安排当炊事员，那时炊事员比干哪行都好：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谁知他竟用小小饭团为诱饵多次诱奸幼女，女孩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分裂，不吃不喝，又哭又笑。对这些还号称人民的人教育是不起作用的，用蒋介石的礼义廉耻不行，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更不行，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在加刑的那天宣判会上，他被从颈到脚一道一道像粽子綑成一个人桩，放在路上示众。
有一个刑事犯多次逃跑，一逃出大墙，一路抢、杀、奸，无恶不作，有的全家老幼被杀得一个不留。这样毫无人性之人逮回来后，被用二十多公斤超重大镣把他砸起来，叫他休想移动半步，尽管他成份好，在大墙内没人说谁搞阶级报复。
这些很残忍的手段，我虽不是决策人，却是支持者。
我的狠招叫的多干得少，到不是心慈手软，也不是像日后语录上写的什么温良恭俭让，对一些毫无人性的人我己经成了一架没有情感的凶残的机器人，狠毒无比，但是帐还是会算的，打死一个人并不费事，背后动动嘴而己，既不负法律责任，更没亲属找上门，那时不论大墙内外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找谁去？小事一椿。后事呢？还不是我干，材料总要胡诌一个吧，死人总要埋吧；致残了麻烦事更多，少一个劳力，多一个负担，算来算去，把人致残致死的事还是少干为好。道德帐我从不去想，恶人任何惨烈下场是他咎由自取，我无动于衷。
对一些冷血的刑事犯动粗动狠是必要的，即使说说狠话，也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他们不是革命志士，宁死不屈。我嘴上凶残，如同美帝苏修的原子弹，具有威慑力量，摆在那里吓唬人，用过的很少。通过算帐不愿干致残致死的亊，怕麻烦。
我不怕遭报复，被人用矿石砸死也好，用洋镐剖死也好，都比不明不白屈死好。被人打死有时竟成了一种冲动，一种心愿，想起政治运动中蒙冤受辱，无处申诉，如此奇耻大辱却被全社会认可，千夫所指，谁也不敢同情。这比明明白白的死要痛苦万倍。
天黑上山随身带上一个小洋镐防身，能与对手对决而亡，是我壮烈的欲望，因为我还可以还手反击，它比没来由的蒙冤受屈而不许吭声没法可比。
人只要手中有权，处理问题是不需要讲理的，劳改队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天都有，时刻都有，大小案件都要搞一个水落石出、事非分明是不可能的，有如幼儿园里不懂事的幼儿打闹一样，最后裁决都靠老师，“老师讲的”就是圣旨，别人讲的就不行，幼儿老师对付孩子的办法是一个字：哄。
我处理劳改日常纠纷手段和办法也只有一个字：骂。骂人实在是门学问，不能一刀切，对文人要文骂、雅骂；对粗人要臭骂、即鲁迅所言的国骂，不仅仅是“妈妈的，”还要骂他祖宗八辈。文骂要跟江浙人学，臭骂要跟淮北人学。对文人切不可骂“妈妈的，” 那无疑在跌自己身份；对粗人切不可不骂“妈妈的”和他祖宗八辈，否则人家会看不起你：连骂人都不会，还在劳改队里混。
打人綑人不需要我自已动手，会有人主动代劳，我叫劳改相残，到时我出来解围，貌似公正，够坏。这是在长期实践中跟政府学的。
骂人只能亲自动口，无法请人代劳，（香港有代骂人的职业叫：“骂小人”）这方面是我弱项，每次出口大同小异：妈的！闹什么闹，活得不耐烦了，滚！就这么简单。决不可问案情，一“调查研究”，你就被陷了进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休想脱身，只一个“滚”字结案。
我也曾坐下来与这些天天爱惹事生非的刺头们闲谈，我问：为一点小事或根本就不是事就互相打、骂、闹，跑来找我，我能解决什么问题，无非是一顿臭骂，走人，何苦呢。答：我们也知道找到你是解决不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也不为什么，更不指望你能解决什么，就是来找你骂的，骂了，心里好受些，事情也了了，记录员，我们心里难受、憋得慌。
把这些没有什么、不为什么善良无辜的人们，离母、别妻、舍子，像牲口一样关进大墙，能不憋的慌！我心里也憋。
一转身，他们照闹，我照骂。
我一个小中学生，出身书香门第，诗礼传家，自幼生活在文明礼貌的环境里，天天看到小学高墙上写的“礼义亷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四维八德。受到严格的传统家庭教育，要求尊长爱幼，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敢越规半步，自幼唯爱读书求知，一辈子也无烟、酒、茶之好，更莫谈赌、毒。堂伯远鹏年青时不守家规，被族人处死，暴尸村口，震惊乡里，详見：童年忆事《黄家湾》。我怎么会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样环境、同样身份竟由一个被侮辱被迫害者变成了形同流氓恶棍，变成了和日本鬼子、德国纳粹一样凶残的恶魔。后来在文革造反行动中很容易找到了现存的答案：人性丧失了。
我在叫人动手前，先交待底线，不可越线，对致残致死的后果心里还知道算算帐，死要埋，伤要治，烦。
造反派们在残害他人时，他（她）算什么帐，打死人不犯法、不要埋，不准哭；打伤人不要治，喊几句革命口号走人，天下哪有这种好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那是越残忍越革命、越进步、越忠于、越紧跟，于是死刑前割喉管者有之，死刑后向家属要五分钱子弹费者有之，史无前例嘛。比起后来者，自愧弗如
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人类是从猿猴即野兽进化而成的，不论到什么时候任何人身上也带有兽性基因，同时人类文明进步也使人们具有文明道德的人性基因。这人、兽两种基因共生共存于一体。
善良的政治家为造福於社会，会用一切手段去努力阐扬人性，扼制兽性，使社会和平、公正、友爱、幸福。野心家则相反，为了一已或本集团私利，批判人性，挑动兽性，使社会充满自私、残忍、仇恨、凶杀。这些早已为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所证实。
生物发展史证实人类的兽性是几百万年从猿到人与生俱来的，人性则仅源於人类文明史，不到一万年。从时间上看人性比兽性处於很大的劣势，民谚：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即此理也。
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可算高度文明国家，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一百多年来也没建成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倒是希特勒一上台不过几年工夫就把马克思的祖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残忍、最黑暗、最独裁的纳粹法西斯国家政权，这是他们通过一套歪理邪说，或煽动贫富矛盾，或煽动种族矛盾，或煽动宗教矛盾，把自已国民的兽性充分开发调动的结果。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喊了两千多年也没建成一个以仁义道德立国的政权。反而有时被利用，有时被嘲笑，有时被批判、打倒。倒是杀人如麻、充满兽性的如“坑儒”、“ 扒皮揎草”之类王朝延绵不绝。说明人性之脆弱，在兽性前面苍白无力。
有时我想：如果有人把奸毒如西门庆、陆迁；猛莽如李逵、鲁智生之类洗脑后组织起来，向苏轼、王安石、欧阳修等同时代的臭老九闹革命，一定会取得阶段性的、决定性的、全面性还有什么性、什么性的伟大胜利。
善与恶、人性与兽性的较量永无了结之时。谁胜谁负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没有答案。套用《三国演义》开头的话，就是天下大势，善久必恶，恶久必善，轮流做庄。谁想一劳永逸永远独霸世界都是一厢情愿。
人类兽性如得到激发、利用，其凶残与破坏性必将大大超过他们的祖先，造成一个又一个人类灾难。这是因为他们会将人类聪明智慧与兽性相结合，除了像野兽一样攻击对方的肉体外，还会剝夺对方政治权利，没收对方财产，侮辱对方人格、殃及对方后代和亲友，如古之连坐、灭族，今之黑五类。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祖先猿猴和其他再聪明的兽类“想”不出来的。
文革中我被造反派施以多种刑罚，我也曾反思：这是不是当年我在鸡冠山对一些劳改凶残的报应。
这点我比老干部、走资派们强，他们认为自己当年整人、杀人、是革命，天经地义，整自己则是浩劫。对人对已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标准。
同为人类，谁残害谁都不对，现今世界，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守民主与法制原则，人民和敌人、善和恶，不是凭某个大人物主观意愿划分的，应该由事实判断。小时见过村边小土地庙一付对联：贫富一样看待；善恶两等分明。体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
对待政治犯和农民犯，我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坏人，把他们送进大墙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
把民国时期从政人员一概称之为历史反革命，建国后不合作的人为现行反革命，改革开放后一刀切：没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到底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设定的？我没有通读过多少马克思著作，但我相信，马克思这位大学者、大思想家在日时大概不会把他的论敌统称为反革命，希望他的后人掌权之后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一律咔嚓或叭叭，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恩格斯对不同意见分歧的态度是：“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不过那时我已长眠於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致弗．梅林的信1893．7．14体现一个伟人胸襟的谦逊大度，他自己也没说过他的学说绝对正确，放之四海皆准。
人们总以为大跃进是瞎指挥、蛮干，属经济建设层面的荒唐事，几千万农民成为饿殍，尸横遍野，这不假。我三个堂姐就死于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小堂姐显碧尸骨无存，被人吃了还是狗吃了或其它无人知暁。
大跃进在经济建设上胡来、蛮干的同时，为顺利推行逆天而动、祸国殃民的政策，把成千上万无辜善良农民送进监狱成为罪犯，这就未必人人知道。小时在故乡方圆几十里难得见到一个坐牢的人，一个叫显声的族兄早年关进国民政府的牢，受过电刑，他一出现，孩子们就跟在后面把他当稀奇把戏看，太罕见了。如今这些农民，被古今中外法典找不到的罪名把他们成群结队关进大牢。什么“瞒产私分”、“破坏双统”、“反对三改”，甚至和村官吵几句、干一架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男女相好也能定罪逮捕坐牢，叫“腐化”。
领袖说社会上坏人占百分之五，到地方层层当然还要加码，再除去三分之一未成年人，这比例就大大上升，试想这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坏人，这日子还怎么过？人为的划分好人坏人，还有具体指标，哪朝哪代有过？
大墙内农民从不鸣冤叫屈，他们把服刑当居家过日子：“哪里不是吃饭干活”，让人心酸！ 在他们眼里社会即监狱，监狱即社会，二者没有区别。我和他们在一起才能恢复正常人的思维，说说笑笑，亲如家人，在大墙里我们互相保护关心，共同对付那些真正的罪犯。
一个叫张从武的劳改犯（我真不忍心写这个犯字）逮捕前是大队干部，对我关心备至，他听到风声，有人放言要把我干掉，特地给我送来一把小巧的洋镐，擦得干干净净，叫我随身带着防身，对此我除感激外又有什么办法。在这穷凶极恶的罪犯群体中，政府也高度警惕，防不甚防。有一个收工下山的劳改犯，肩上扛一把铁铣，走近一个政府身边，佯装换肩，猛地将铁铣在空中划一个弧形，向政府脑袋劈去，一阵风声，政府本能把头一让，才只削去半个耳朵，我能幸免吗？
我心态变了，完全换了个人，不再是心理脆弱多愁善感的青年。
小时胆小，听大人讲鬼怪故事，爱听又怕听，天黑一个人不敢独处，更不用说外出了。如今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在四无人烟、荒草丛生的山道上，独来独往，我怕谁，怕鬼！笑话，我就是恶鬼！只有人怕我。太多的死亡和鲜血练成我钢铁般神经系统：我见过大铁镣把人腿皮肉磨烂，露出森森的白骨；我见过被爆破气浪抛到几十米高，再从空中落下，整个身体摔成一堆鲜红的人肉饼；见过一个好端端路上行人忽然倒毙，细查之后才知道一块豆大的飞石从高空落下由肩部进入心脏；见过鲜血流尽的人体，肤色如同肉案上的白肉；还有同船而行的尸体；隔墙而埋的右派同伴。当然，比起自己多次无端受辱，被斗、被关，沦为贱民、囚犯，鲜血和死亡都微不足论。
一次爆破，我事先未得通知，煞时大难临头，只见满天大小飞石从空而降，向我砸来，正如灾难影视《世界未日》一样，附近无处藏身，求生本能使我急中生智，赶快深深弯腰，把头夹在裤裆里，屁股朝天，身子捲成一团，虽挨了几个小飞石，受点小伤，免去一死，当时的恐怖非亲历人不能体会。
我经历被人迫害，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再成为冷血的恶鬼。我经历过受人捆绑吊打，也曾指使他人进行此类同样勾当，么善、恶、生、死已对我没有界限。
弱肉强食，谁弱谁倒霉。无理可说，和动物界有什么区别。
冬夜，我披一件旧军大衣裹着一把小洋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像野兽一样在乱草中捲缩着，对无际星空暗自叹息：一个年青人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无息无声的消失在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环境里。草丛中一有响动，我立即精神一振：无论是人、是鬼、是兽，我会毫无顾忌的用洋镐向它头部砸去，我想体验一下《静静的顿河》里哥萨克用利斧迎面劈人，脑袋发出的碎骨声和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我要用凶残来发泄内心的不平和积怨，哪怕是同归于尽我也情愿。
我喜欢翻阅罪犯的案情，寻找刺激，文字太简单，不过瘾，原始卷宗我又看不到，就找他们本人讲述杀人、放火、吃人、抢劫、腐化，种种细节，他们大多不动声色，娓娓而谈，没有激越不平，没有仰天长叹或泪流满面，没有一个人喊冤，没有一个人忏悔，不服要加刑，忏悔有何用。
曾有人说：这世上只有两种地方最能锻炼人，一是战场，一是监狱。
1959年秋至1961年秋两年，是全社会全民族大灾难时期，我在鸡冠山阴错阳差，隐姓埋名过着衣食无忧、肥肥胖胖、呼幺喝六的日子，是我人生阅历最丰富时期。
半个世纪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宛如昨日，音容不灭。
殷英：女，矿区会计，在那火红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亩能产几十万斤粮食，这一切对她都无动于衷，日夜只沉溺一部《红楼梦》。她身材修长，气质脱群，平时语言不多，独来独往，有一种贾宝玉似的叛逆，只是内容相反，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她眼中男人是水，女人是泥，人家放卫星，她溜出去与男人幽会。革命的铁姑娘群中，当然容不得这样的人，大会小会“帮助”她。
当时的男女私情可大可小，小到批评教育，大到能以“腐化”罪判刑，谁沾上了也休想抬头，避让由恐不及，这位殷女士拒不认错，不吵不闹，竟冷冷用尖刻语言来反击，说她们假装正经，想想她们自己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用起了当年宋玉对付登徒子的武器。
大跃进中铁姑娘们自比穆桂英，战天斗地，龙王、玉皇都不怕，哪容得她如此无理，群起而攻之，也难取胜，集体跑到领导那里请愿：姓殷的潘金莲不调走，她们穆桂英就不上班。调来调去，凡有女性的地方都与她水火不容，没法子，派去上山做统计，矿车过去一辆，她就发给一个牌子，同时在讲义夹里划一笔“正”字，每天向我报一天总数字。周围全是清一色男犯人，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大家相安无事。
一连几天没见她向我报数字，上面找我要，我只有找她要。我在山上找到了她，没有矿车经过，也低头在讲义夹上划些什么，我说明来意，请她把这几天数字给我，她冷冷地说牌子发了，要数字找劳改去。“你没记吗”？我不高兴的从她手里把讲义夹拽过来，一个“正”字也没划，满纸两行娟秀的楷书：“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我气炸了，她是人民，我是右派，又不能发火，发火也没用，心里骂道：混到这种地步，阳家不要，阴家不收，天天跟劳改打交道，还“汉南春历历”呢。
那年头，大跃进豪言壮语响彻媒体，姑娘比穆桂英，小伙子比罗成，爷们比赵云，老人比黄忠。真可谓：遍地英雄下夕烟。只可惜半个世纪以后我一个英雄也记不得了，只是对这位不知大跃进为何物的潘金莲记忆犹新。
夜班寂寞，深感文化饥渴，真想和这位大姐切磋切磋“汉南春历历”，我也很喜欢《红楼梦》里唯一一首洋姑娘诗，但周围人来车往，强烈的灯光照着采矿工作面，哪敢。
陈广庆：肥东人，案由：惯偷，顽劣无比，从社会上偷到劳改队，边写悔过书边偷，翻墙越狱窜入第一家就偷，偷瘾奇大，原判三年，因屡偷屡逃，多次加刑至二十年，是我见到刑期最长的小偷。他长相均匀，面色红润，毫无贼相，嗓音纯甜，具有女性之美，虽身强力壮，怕干活，为拒绝劳动，溜进伙房把小指用菜刀剁掉半截，放在碗里拿给我看：这下可以不干活了吧。
劳改队里的偷有两种：一是为自己享用，偷吃的，家属探监送来吃的都随身带着，一不小心就到了别人肚里，逮到你也没办法，为保险起见，多采用一次性消费，到手就吃，吃光为止，肚子饱了，自己的饭转卖给别人，换成货币（代金券）或以物换物，以对付小偷。另有一类偷为过偷瘾，找刺激，有消遣娱乐之意，不偷手痒，心里不舒服，与自己物质需求无关。有个劳改，偷了一胶靴水笔，自己却是文盲，他说人闲下来没事干，寂寞，尤其夜里，睡不着干什么呢？偷，偷到手有种满足感。
陈广庆对这两种偷兼而有之，小偷在劳改中性质不像逃跑、自杀严重，不在政府重点防范之列，属人民内部矛盾，但人人厌恶，引起众怒，全犯共诛之，墙倒众人推，为难时没有一个人出来帮他讲话。
一天出工，清点人数，少了一个他，要在别人，政府对我打个招呼就走了，事后我随便找个原因或胡诌个原因事情也就过去了。他不行，政府和劳改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不上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当时有个对坏人的行话：决不能让他滑过去，要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实践出真知，处理劳改事故，我还有些经验，什么事是哪些人干的，赃物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逃往何处，躲在哪里，能猜它八九不离十。不出所料，我在厕所一角找到他，一见我他惊恐万状，立即下跪向我求饶，站不稳，一头栽倒在粪坑边，我一拉他身体，滚烫，他吃力的说：他发烧多日，几天不能吃饭，门诊医生说政府打过招呼，陈广庆死也不许开假条，今天他连站立都困难，拖上山去干活，他这个万人恨的东西，还有命吗！我估计他体温不会低于三十九度，那年头我也变得残忍，毫无同情心，暴虐环境养成暴虐心理，我同情人，谁同情我？记得反右时，省里一位大人物撰文说：对右派能一棍子打死，就决不要两棍子。此刻我点头摇头之间，就能决定他的生死。
救他一命吧，可怜的病人。我不知怎么对这个人人恨的家伙也慈悲起来了，不救他我的麻烦更多，死了还要找人抬、埋、报材料，烦人。
我转身出来对正在焦急等待的政府说：陈广庆病很重，倒在厕所里，不能上山，要他上工只能派两个人抬，抬上去也不能干活，下班还要抬回来，万一死了，政府名声也不好听。他呻吟几秒钟，权衡利弊：算了，派人看住他，别让他偷。
一年多后，我在白湖，一天上半夜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啊！陈广庆，我不禁一怔：他来干什么！本能向后一退，靠近一条扁担，准备战斗。
他拎了半袋东西，往地下一放：纪录员，我释放了，政府说小偷再重只能判五年，我已经过了两年，回家跟老妈说到你，不是你在鸡冠山那天帮我说几句话，如果把我拖上山，肯定没命了，这点花生，是老妈叫送给你的，感谢你救命之恩，那时花生也属于贵重稀罕之物。
货车司机：一日冬天早晨，大雪过后，天寒地冻，大院前一辆过路汽车深深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驾驶员跑来找到我，要我派人帮他汽车弄出来，他知道这里是劳改单位，和我讲话的时候，一脸“政府相”，我虽不快，还是愿急人之急，答应帮他忙说：劳改刚收工下山，请稍等，让他们洗洗换换，我帮你找人。驾驶员一脸不屑：劳改犯还要洗洗换换，我自己去找。“这不方便吧，”我提醒他，他根本不听，走了，直往号房而去。
一会号房里传来一片喧闹声，我跑去一看驾驶员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结结巴巴只重复几个字：“这还得了，这还得了。”我进门一看，也乐了，两排统铺上各站着一排劳改，裤子退到小腿，弯着腰，几十个大光屁股对着刚才在过道里的驾驶员，任他喊叫，谁也不理他。
有人以为劳改是犯人，专政对象，谁都可以指使他，其实大错特错，他们谁也不怕，只怕自己组长。组长大权在手，干活、吃饭、睡觉都听他的，说一不二，别人休想越权指挥他们，政府有事也要通过组长。这位驾驶员不知此理，以人民的名义跑去要人，结果只看到几十个大光屁股。
巫后义，屯溪人，案由：懒。大块头，肌肉泡泡的不结实，懒怎么也搞来劳改呢？那年头什么怪事都有，有人说是父母嫌他光吃不做，养不起，托关系把他送来劳改的，劳改队最大优势有饭吃，饿不死，很安全，父母也省心。
劳改定量是统一的，单位另有小政策，根据劳动强度分甲、乙、丙三等饭，这看似合理，又很不合理，人家体质差，干不动重活，你还扣他口粮，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巫后义饭量大，又怕干活，这就麻烦了。我劝他天天上工混混，给他一个平平土堆的轻差事，至少不会饿肚子。谁知干了几天懒病又犯了，平时很难找到他，一开饭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政府也磨不过他，睁只眼闭只眼。
一次政府换班，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信邪，先把我训了一顿，说我软弱。开口就来狠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八百万大军都不怕，还治不了一个劳改犯”。好，你治吧，看谁治谁，我心里暗自嘀咕，倒想治他一下。
一日晚上，山上派人给我捎来个字条，要我把巫后义弄上山，说开饭时还看到他，半路上不见人了，“捆也要把他捆上山”，条子上写道。一般情况劳改上山后号房里是空的，一个人也难藏，这人躲哪里去了？我到处找，经过伙房时，听见菜窖里有声响，一看，是他，跑到伙房偷菜，下去爬不上来，我看到他那大块头掉进菜窖里的狼狈样着实好笑，他一见我面带愧色：乖乖，菜窖太深！我把他拽上来，将山上条子给他看，他怕了：这上山还有命吗？政府正在气头上，不打他个半死，求我救他。
我心生一计，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挫挫他劣性，跟他口头约定：可以救你，只此一次，如懒病不改……他急忙接话：“改，改，改”，满口答应。我如此这般向他面受机宜，叫人把他捆起来，用根竹竿像抬牲口一样送上山去了。
经过矿区办公室门口，他杀猪似的大叫起来“救命啊”，惊动了政府，一问谁干的？“纪录员”，“把那个右派找来”，我去了，二话不说，先训一顿，什么破坏劳改政策，不人道，影响政府形象等等，等他训够了，我拿出山上送给我的字条，这捆、抬都是按政府指示办的。
事后山上政府受了批评，第一把火就没烧着，这位懒汉不久调走了，改了没有，我看难。
付永林：上海人，案由：阿飞，他最大的本事就是逃跑，哪怕只穿一条裤头逃跑出去，几天后被抓回来，就一身笔挺衣服，油光满面，其经历都是一段段精彩故事，我喜欢为他做逃跑记录。
一出大院，他就如鱼得水，与多数逃跑犯不同，先往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上跑，他说这样有几大好处：怀疑的人少，因为越狱的人有避人心理，他反其道行之；人多，得到帮助机会多，下手偷窃机会也多，地广人稀的地方饿死了还没人知道。下一步就躺下装死，路人问他，他就说饿的，这是当时最让人接受和同情的理由。央求便车带到菜场讨点吃的。到了菜场，假装拾菜叶，哪有逃犯、小偷拾菜叶的，人们对他失去防范。
第一次下手非常重要，初战必胜，目标是老年妇女，年青妇女见到脏兮兮的样子总要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老人这种心理要少些。此时不能贪多，身上钱少的人肯定比钱多的人警惕性要小些。
得手后首先要改变形象，这比肚子更重要，肚子饿外人不一定看出来，形象太差根本融入不了社会，进不了城市，近不了人群。
爬车是唯一的转移手段，那年头爬车的人多，有人靠爬车走遍全国，有些路段几乎没有货车上不爬几个人的。逮到也不要紧，罚款没钱，坐牢够不上。
大城市车站宿舍是作案的首选目标，如南京、苏州、上海，机关大，宿舍多，谁也不认识谁，敞开的门可直入作案，关的门可敲可推，遇到有人问，随便诌一个名字就行，对方则回以：不知道，不认识。无人把他当逃犯抓起来。
有皮箱，拎了就走；有好衣服，当场就穿，摇身一变，干部、商人、老板，偷什么穿什么，穿什么变什么，有了形象就方便了，偷、骗、找女人都行，被抓是迟早的事，没啥，下次再干。
何间人：广德人，案由：强盗。很漂亮的小伙子，看不出是绿林好汉。对自己这一行很自豪，看不起小偷小摸，对他们嗤之以鼻，对我说：“偷偷摸摸不像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叫人家看不起，我要就不干，要干就砸人家大门，叫他乖乖把东西、钱交出来，男子汉嘛！”
邹凤楼：宿县人，案由：杀人。木工，志愿军排长，案发后从朝鲜前线逮回，兕腮胡，表面凶相，心地和善，人缘极好，为我做双木拖鞋，见面就问：好穿吗？建国前，他受亲友之托，酒足饭饱之后，带一根麻绳，一晚上把仇家老小六口全部勒死（一人勒死六人，我表示怀疑）。我问：“你怎么下得了手？”他显得有些腼腆无奈却毫无愧色：“亲友托办的事，不好推嘛。”那神态就和帮人干木工活，帮我做拖鞋一样平常。
周祖望：诸暨人，案由：反革命。牛津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教授，到过世界很多国家，是我了解异国风情窗口。我第一次听说欧美报纸一份几十张，叫人难以置信，《人民日报》不就一张，帝国主义新闻也太多了。他告诉我最有情趣的地方是法国马赛，歌女会看相，能知道你此时此地心情：失业，失恋，家庭不和，事业受挫。非常有针对性拔动琴弦为你弹唱，让客人满胸愁云顿消。
刘老牛，淮北人，案由：吃人。六十岁开外，是我碰到的年龄最大的劳改，平时很少说话，满脸倦容，向我呈述案情，满腹委屈：“我又没杀人，吃的全是死孩子，大人肉难煮，我也没有那么多柴烧，饿死的人都很瘦，也就屁股上有点肉，不吃也浪弗可惜掉了，总共才吃三个人，硬栽我吃了九个，妈的，冤死了。”
张从武：无为人，案由：满产私分。一看案情就知道他是个好人，瘦小精干，村干部，他没有把农民生产粮食全部上缴，让农民自己饿肚子，这也算罪，那“为人民服务”也有罪，身为囚犯，在政府面前丝毫没有自卑感和拘谨。办事依然有朴实、正派的村干部之风，大方得体，政府也敬他三分，青年劳改则尊称他为张爷。他负责的工作面上没有讲粗话、骂人。一次上工前他跑来对我说：“孩子病了，我给他情个假，”我一怔：劳改队哪来孩子，“小李子”，他爱怜又心疼的说。小李子是劳改中最小的一个，还不满十七岁，满脸稚气，饿急了，吃了一点稻种，犯法了，我很同情这个孩子，把他放在“张爷”组里，一老一小形同父子。我说“少一个人任务是不是少点”，“不了，我和大家带紧点就行了”。在劳改队里，正常人的心理都受到扭曲，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大墙内外做人标准的不同，为人正派，劳动认真負责，关爱小辈，这样的人，也算犯人！我竟产生了这样愿望：我所管的劳改全像他多省心。
我写字有用小指头支撑纸张的习惯，他见了，轻轻叹口气说：他见过这样写字姿势的人，聪明，前程不好。我聪明谈不上，前程何止不好，糟透了。
他说，和我在一起坐牢不感到难受。我很感动，人嘛，什么时候也要像个人！
高柱：河南人，政府人员，人如其名，黑黝、高大、粗壮、结实，平常不言不语，不爱活动，站在那里，就是一根柱子。爱用口语：奶奶的，爱好：折骨，劳改如惹他心烦，他上去一手抓住对方手腕，一手抵住肘关节，一声“奶奶的”，咯哒一声，胳膊断了。劳改谁不怕他！政府也说他是怪人，上班时间，直挺挺站在工作面上，不动，不说话，直至下班。
我也防他，万一惹怒了他，一声“奶奶的”，胳膊断了，找谁去？但是我还强烈希望走进他内心世界，找找这个怪人的生活历程，我想此人一定有它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个寒夜，山上只有我与他两人带班，寂寞难耐，彼此好像都有一种需要讲讲话以慰孤寂的感觉，他的心扉终于被我打开了，我们有了一次难得的交流。他不是不愿意与人讲话，而是周围根本没有一个人愿与他搭腔。
他不知道自己身世，也不知道妻子身世，也不知道两个孩子的身世，他根本不是在正常人环境里长大的。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河南行军途中收留了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儿，跑反与家人失散，问他姓名年龄、父母、住址，人太小一概不知，无根无底的人，交不出去，只好留在炊事班干杂活。几年之后，慢慢长大成人，身材魁梧，当兵的料，根据长相，部队给他取名高柱，穿上军装，扛枪打仗。建国后，转业到地方，找一个流浪女为妻，多年不生养，在当地领养了两个弃儿，无名无姓的一家四口过上了普通人家生活。妻子与他一样，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往，两口子互相也很少言语。开放的社会里有这么一户封闭人家。
他只记得流浪、饥寒、战争，除了几个战友外（大都已战死），不知人间有亲情、友情、爱情。这世界给予他的只有孤独、寂寞，养成了不言不语像一根柱子，一站半天的习惯，对这样的人我除了同情外，什么也不能责怪他。
我惋转提起了折骨之事，见他脸上难得一笑：“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流浪中无以为乐，随手折断路旁树枝自娱，看它断，听它声。至于对待劳改的残忍，他不否认，也不认可，说：过去的事了。
他终于有我这样一个说话的人，话不多，他很满足，我也高兴，一次他领孩子碰到了我，低头招呼孩子：“叫叔。”我一转身，一位政府，对我伸出大拇指：行。
木正：嘉山人，案由：反革命，抗战中在大后方重庆任宪兵团长，大校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经办”人。瘦长，大额头，尖下巴，颇似蒋某人，宪兵是管兵的兵，他身上毫无行伍之气，眼带忧郁，举止文质彬彬。提起当年，他无限感慨，对家乡沦陷，山河破碎，时有新亭之叹，他说当时最爱吟杜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与我闲聊时，常沉溺于极度伤感的往事回忆之中，嗓音沙哑，眼眶湿润，我也深受感染。其形象颇具京剧舞台上衰败生的风韵，对我国传统文学造诣颇深，懂英语，熟悉英、俄、法等欧洲经典名著，像教师一般为我讲解普法战争中法国文学，把《最后一课》、《二渔夫》、《巴黎的陷落》等名篇，说得有情感有分析，娓娓动听。
我问他：像你这样一付旧文人气质的人，多愁善感，怎么会去当宪兵，打郭沫若。他无奈的回答：“这由得了我吗？都是命运安排的。”并苦笑反问：“像你这样的青年学生，不也来到劳改队里。”这可比吗？我无言以对。
李素：无为东乡三官殿人，案由：反革命。巣湖地区法院法官，身稍长，胖瘦适度，微黑，留长发，注意修饰，不掉干部架子。在劳改队里碰到许多他经手审判的案犯，多为农民。憨厚的农民仍以“李法官”称之，他先是谦让：“一样，一样，”农民则回以：“不一样，不一样。”向他申诉、解释、鸣冤叫屈，他一一给予耐心解答，看不到身份的转变。可贵的是没有一个农民对这位落难的法官冷眼、讥笑。他也没有对经手办案判刑的劳改们撤手不管，无权却有情。
法官与我谈得来，常透露心声，说点很反动的真话：“农民犯什么罪，形势罪！”这话很值得玩味，时势造英雄也造罪犯。他对农民、农村感情很深，对民俗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对我国传统节日紧密与农事结合赞叹不已：春耕春种结束，夏收登场，来一个端午；大秋登场，秋种结束，来一个中秋；年终天寒地冻，不宜农事，正好探亲访友，全家团聚，来一个春节。
他与我同一个地区人，彼此知书达礼，又俱有从政府干部到罪犯的人生历程，极易沟通交流，常谈及车塘、上门、抢亲、红白喜事等家乡习俗，给我们大墙内生活增添不少乡情乐趣。
张春生：淮北人，案由：造谣。虽为文盲，却有极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当时官方媒体经常报导大跃进民谣，如“端起巢湖当水瓢”，“大干流汗当棉袄”，“三山五岳让开道”、“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之类。
这位农民兄弟却发出另一种声音。
“毛主席，坐天下，老天爷不听话，下了就不停，停了就不下。”
“吃一两，晒太阳；吃半斤，谈谈心；吃一斤，慢慢干；吃两斤，放卫星。”
“共产党，吹牛皮，哪天就讲用拖拉机，不是我一条老黄牛，用你妈妈B”。
我忍不住对他伸出大拇指：天才！
这些极为生动、形象的民谣，带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中十一：文盲，不到一米五的个子，不到四十公斤的体重，瘦、矮、委琐、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准确的说是有音无字，他的这个大号是我根据他自已的发音给他在领物字据上签的，为的是好认好写，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也慢慢学会写这个名字，他只知道自己名字发音，不知道写法，随人写，光我所见到的就有：钟诗意、中四义、肿死你，问他对不对，一概摇头否认：“不是的，不是的。”成干天拎着一个又小又旧的木制理发箱帮人理发，自已头发长得老长无人帮他理，沾上水天天梳得光亮亮的，可能有些智障，什么籍贯、姓氏、父母全都说不准，方音实在难懂，我找过徽州人、池州人、宣州人“三大洲”人帮忙，都无法全听懂，没有人愿与他交往，开玩笑也拿不上手，却有个惊人案由：反党。
黄邦俊：爆破工，比我年纪还小的漂亮小伙子，嗓音极好。当时爆破全靠手工打眼，一人手扶钢釺，一人甩开膀子用鉄锤击打，锤柄为竹片，软软的有弹性。打眼时初看叫人吓惊，每锤都从扶釺人的人头边砸下去，但从没见过失手打伤人的。活不是太重，动作单调，容易疲乏，只得用号子来排除寂寞和疲劳。船工号子、搬运工号子是为调节呼吸和动作的，低沉、粗犷、有力，打眼号子则是轻快的音乐，整个乐章反反复复就三、四个音节。，快节奏：啊嗬嗬，啊嗬嗬。慢节奏：啊地嗬嗬，啊地嗬嗬。就这么简单。快、慢、高、低，到了他们嘴里，满山遍野响起了欢快歌声，如林中晨鸟之鸣，其中佼佼者就是本家黄邦俊，谁都听得出来：小黄在山上。
一次放炮后出现一处哑炮，不响，他用一根竹竿往炮眼里试探，不幸轰的一声巨响，小伙子连同矿石被抛到空中，摔落三十米开外，血肉糢糊不现人形，人们把碎肉碎骨拾在床单上，打包背回。
追悼会很隆重，劳改不准参加，我拟一付对联，经领导一改再改，最后成了：为钢铁牺牲永垂不朽；黄邦俊同志勇往直前。老母亲被请到会场，老人面无表情，周身软软的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汉子左右架着。我曾想上前揹她进会场，被阻止了。
陈志文：上海人，案由：腐化。评弹演员，十足奶油小生，说话低声细语，行动扭扭捏捏，说句不敬的话，有点像万恶旧社会“屁精”。不当班或雨雪天我爱和他聊聊，从大墙内凶杀、盗窃的肃杀气氛里体验一番江南丝竹、吴歌越语，他拿手戏是《夜探潇湘馆》，没三弦用嘴代替，“隆冬寒露结成冰”，一曲终了，呆坐良久，不叫他就呆下去没完没了，完全进入了“龙吟细细，风尾森森”的往日潇湘馆意境。而我此刻早已不是“一见梁兄魂魄消”的新安江上少年漂泊者，而是一身匪气，满口粗话，感受大不同以往。
邹子林：宁波人，纸业资本家，案由：反革命。大个子，堂堂一表，气宇轩昂，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宁波话，每次谈话都要找人翻译，江浙沪人一般都能讲南方普通话，他不，他说全国各地方言他都懂，也能讲，但从不讲普通话，理由是：让人家迁就他，他不去迁就别人。未入大墙前在国内也带随身翻译，一次去印度竟带了三个翻译，宁波话翻成北京话，北京话翻成英语，英语翻成印度话，机场上组织一个高呼宁波话欢迎口号的队伍。
妻子在矿区边农村租住一处农民房，丈夫上、下工她烧好饭菜在路边等他，他把饭接到手回到队伍里边走边吃，政府为这种亲情所动，默许他们这样做，从不干预。一干就是几年，一直到刑满释放为止。
白来文：浙江人，案由：江洋大盗。光这四个字就让我望而生畏甚至有几分敬意，我和此人互不了解也从未交流，我看出他对周围谁也看不起，不论是政府还是难友，自然也包括我在内，我掂量一下自己，绝非他的对手，不想触那个霉头，也就知难而退。我年青时爱好挑战，越困难越有刺激感，绝不轻言放弃，对他我干拜下风，放弃。
他专在中国到印尼远洋船上作案，没有同伙，独来独往。一次他外逃被逮了回来，我见到他时己被左一道右一道被紧紧綑在电线柱上，出逃时打赤膊，只穿一条小裤叉，此时西装革履，一身阔佬打扮，形同南洋华侨，神态自若，看到我丝毫不动神色，有一种桀骜不驯、视死如归的感觉，简直就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使我心理上矮了半截。我多次为逃犯做笔录，几乎没有一个不认罪交待的，供词真伪是另一回亊，至少可免皮肉之苦。他不，还有一种凛然的气慨，真是一条汉子。我接触过千百个犯人，唯此一人不让我触及内心世界，实为憾事。
在鸡冠山还碰到两个认识我五爷和六爷的人，认识五爷的人叫赵生豪，巢县人，国军团长，黄埔军校出身，刑期五年，案由当然是历史反革命，在劳改队里看澡堂，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瘦小老人，胡子拉揸，长年穿一身邋遢的黄军大衣。
认识六爷的人姓李，名子记不得了，枞阳人，队长，我的顶头上司，值夜班时爱指派和我和他一块上山，两人在夜空下聊天，内战时他跟四野从东北打到四川，知道师领导人中有个叫黄愷的无为人，高个子，平时不爱讲话，因两人地位不同，没有交往。李队长长相均匀，富军人气质，有亲和力，与我聊天毫无上下卑尊之分。
彭老总在庐山出亊就是他第一个在鸡冠山上告诉我的，那晚夜空很黑，无风。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