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年过六十，身体尤健，思路清楚，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知识份子。这个村子里，每家的房子都是泥土做的，他的也不例外，他的天井与堂屋都在房子的前面，总是干干净净的。厅前有几株树木，堂屋墙上的对联上写着：“虚堂终日无人至，老树低头听读书。”老人喜欢在两个右派份子和上海来的干部面前显示他的书本知识。我带着一脑子关于公共食堂的腐败故事，去拜访他。我建议他多听农民的话，并且把这些故事的真实弄清楚。我问他：“能够把这些贪污制止吗？”他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之外，令我非常失望，但是又非常中肯。“我的刘嫂”，他很友好地这样称呼我，这是乡下对已婚妇女的最佳称呼：“贪污在我们这个乡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我们都穷，假若我有机会，我也会贪污。假若我们把这些食堂的工作人员和队长都换了。新的班子一样地贪污。”我插了一句：“假如我们想出一个较好的管理制度，怎么样？”他说：“没有法子改变的，那就是穷。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祖祖代代传下来的穷。所以无法改变贪污。所以让它去吧！你最好是免去你自己很多的麻烦，管它去吧！这是没有人能改正的事。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你划为右派，身陷麻烦之中，很容易地你就会被坏蛋诬陷你是故意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公社里找领导人的错，那时，没有人敢站起来为你辩护。即使他们明知你是对的。但你是右派。我们乡下,有好多好人都划成右派了。他们都是有名的好人。他们敢于说出农民心里的话。但是共产党认为，他们是在人民之间造成矛盾。你要记住。古人说：‘明哲保身’为你自己的安全起见，你最好不要管人家的闲事。管它是是非非，只要自扫门前雪就是了。我看你的脸，我知道你是一个忠实的人，忠实必须和自私混在一起，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方法，保护一个忠实的人。我恐怕我说得太多了，不够聪明了。但是你看来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不能让你吃亏。”我一边听他说话，心沉了又沉。我谢过他，站起来告别了。我回到我那间小屋的路上，细雨蒙蒙。我关上门，感到完全无助，我问我自己，共产党送我到这里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再教育，但是，我能向他们学到什么，来改造我自己？我吞下自己的泪，感到一颗一颗地滴在我心里。
中国的农民是根据中国的农历干农活的。我们的春节一般是在阳历二月。春节过后，农民中的男人就下田耕地，女人就跟在后面撒种。大部份的田地撒下玉米、乔麦、小麦还有别的种子，另外还有洋芋。还有一种叫“谷子”，是专门给鸟的饲料。但是在他们那里，仍然是人吃的主要粮食。由于它的果实结得又快又多，但是它们是又干又硬，无法下咽。那一带的农民，他们都不种蔬菜。只是在自己分的一小块自留地上种一点自己吃的青菜。从三到八月，自己多余的青菜可以出售。从9月到第二年二月，就没有青菜吃了。每年的十月份一到，家家都腌菜，洋葱、韭菜、白菜放上大量的盐、腌出的菜变成又黑又苦的东西。
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去除野草了时候了。北方农民除草工作与南方很不一样。这个工作是属于女人的。因为植物是种成一条直线，所以女人们也就在植物边站成一条直线。她们膝盖头上包着很厚的棉垫子。除草的时候都跪下来。用一把短柄的刀去除草，一边除一边向前滑动，一边将除掉的野草摆在植物的旁边。在她们后边站着一个背箩筐的小孩负责将野草拾起来。背箩装满后，将这些野草集中倒在田边。我属小孩这一类，只负责背野草。在除草的劳动中妇女们常常进行竞赛，我们这些拾草的人，也就要一样加快速度。有一次，我正紧跟着拾草，根本没有直起身子来。前边那个妇女的屁股在我头前，原来如此之臭。因为她们从来不洗澡不洗脚(缺水)，那臭味令我几天都不想吃饭。这个村子的头、尾都有一条小溪，但是路程都很远，去一趟小溪，来回要两个小时。假若村民们是像上海人一样爱卫生，他们就应该挖一条渠把两条溪水连结起来，那样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身体又脏又臭。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洗脸、不洗手、不洗澡的生活。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之所以不种菜，也还是因为缺水的关系。
我在这个村子里三年。我一直保持过去的生活习惯，每天洗脸、洗脚，而且每周都要跑很远的路去小溪挑水，把我的水缸装满，并且在那里洗衣服。我很经济地用我挑满的那一缸水，每天早上我用一个大口杯刷牙，漱口、润湿我的喉咙、剩下来的就洗脸。我在我的房间里洗澡，有时我就进城去洗澡。由于这里每家的厕所都是男女合用不分的。因此，我只好自己用一个小瓷盆，自己倒自己洗。
当秋收的时候，农民们站成一条一条的直线，人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很有节奏地用镰刀割下他们的庄稼。不会割的人站在后面捆庄稼，送到打麦场。打麦场上有一部老式的机器，很有效地将果实与杆子分开。有人专门负责称粮食。除了上缴的以外，其余的按人口分配到各家各户。由于要满足于毛泽东的年产要求：亩产一千斤，因此，这些产量都是由队长们虚报的。每次上缴公粮以后，队长们都要戴上大红花。由于既要满足虚报亩产数字，因此，剩下的分给农民的数字也就自然少了。冬天来临，田地里活儿少了，就由妇女们去积肥、运肥、施肥。人们说：这种肥比化肥好。
从1958－1961年，我在村子里，看到了西北农民受饥饿的情况，在所有的节日里，如除夕、中秋、他们都没有庆祝的表示与表情。
每天五点钟，小队长就吹哨子，叫农民起床。五点半：大家都有组织地排队出发，九点收工，大家回到公共食堂吃早饭。三个月以后，公共食堂宣布关门，因为没有粮食了。毛泽东的亩产千斤与当时的事实不符，而由于那些基层的干部们的夸张与邀功。造成了饥饿。不仅仅今年的粮食早就预支了，而且连明年的种子都吃光了。当公共食堂垮了以后，农民就回到自己家里，吃自己剩下的一点可怜的粮食，后来这个也吃完了，就吃榆树花，榆树皮，农民们把榆树皮晒干、磨成粉、成了他们的主食，在这之前，他们吃“谷子”。“谷子”与榆树皮都是使人便秘的东西。当你走过每家农户前，都能听得到他们在便秘时的痛苦的喊叫声，那都是因为大便的困难。政府只好发放每人三两半的菜油，帮助他们大便。这个3.5两油确实帮助了我，但是我并非完全靠它，而是靠我的丈夫与我在上海的堂妹夫，他们不时地寄给我粮票，使得我这条命能够活下来。虽然粮店里，有中央规定，不准卖粮食给农村户口，但是我有一个与我一同从上海来的老同事，他在村子里粮店工作。他偷偷地让我晚上八点以后去买，每次只能卖十斤给我。我当然很珍惜这点可贵的粮食，把它煮成很薄的糊糊，一天吃两顿度日。我这样的吃法，还不能让邻居的孩子们看见，不然，他们会偷走我的粮食。有一天上工时，我发觉周围的人都在偷偷地耳语，并且轮流地到厕所。好像出了什么事。我问旁边的女人，她问我今天早上，有没有上厕所大便？我说没有。她说：“因为在厕所里发现了黄色的大便，这就说明那人家里还有细粮！只要知道了，那么他就应该拿出来大家吃。”我这才知道，连大便都要注意。
1959年9月，我丈夫在信中告诉我，他已经被免职了，他不再是南京食品工业学院的院长了。因为他的思想赶不上时代，不配做一校之长的位置。要被派到昆明，至于到昆明做什么工作，还不知道。半个世纪以后，2000年的冬天，他已逝世八年。我才从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一位老教授邝荣禄那里知道，景云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他不肯接受党的劝告，与他的右派妻子离婚，才被免职的。邝教授说，是农业部副部长扬显东告诉他的。杨显东是他在康乃尔（Cornel University）大学时的同学。自中学起，我们就是朋友。杨显东当年任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时，因为有帮助红区(解放区)的嫌疑，被向景云救出来了。据邝荣禄告诉我：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杨显东曾经建议将向景云调到中央农业部工作，但由于向景云不肯与刘德伟划清界限，所以后来也没有能够调动成功。现在我才知道是我害了他(向景云)免职，是我害了他，失去了最后一次能回到自己专业的机会。好痛心啊！后来我听说，景云和该校的党委书记一同去北京开会，他早书记一天返回学校。当他的汽车开进校门时，学生围着两边拍手欢迎。第二天当书记的汽车开进学校时，学生则若无其事，没有表示欢迎。后来，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说：“向景云把自己放在共产党之上，忘了自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其实，学生的欢迎是自发的，不是谁事先计划的。很快的，北京工业部通知学校，向景云思想没有改造好，应予免职。而且，新校长已经到任了。
1983年，二十四年以后，我丈夫那时住在昆明。他收到从北京来的公函，说他当年的免职，是一个错误。但是，他已经受了二十四年的罪，谁来补偿？没人！假设政府从来也不承认这个错误，谁又能怎么样？没事！所以，迟改正，总比不改正的好！我们这些仍然在封建意识中的小民，应该满足了，不要再作任何呻吟。
许多人都很高兴，因为他的冤枉的处分终于澄清了，许多校友会，南京、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都来信邀请景云和我去看他们，在向景云免职后，继任的那一位校长，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的那位书记，现在是学校旁边一个工厂的厂长，也被通知了老校长的来访。
1959年的秋天，景云因免职，带着孩子去昆明，特地绕道西安来看我。他建议我向队长请假四天，队长也同意了。天将晓，我就到了西安火车站，景云的火车要七点才到站，我就等着。西北的风比上海冷多了。我在火车站徘徊感到凄凉。我们有十个月没见面了，好像是一辈子。我们彼此很想念。火车准时入站，我看见兰兰穿着她最漂亮的一件衣服，来见她的妈妈。凯凯笑容满面地从窗口运出行李。景云从车窗伸出头来吻我。快乐的眼泪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兰兰，甜得迷人。景云很快地找到了一家旅馆，我们一家安定在那里。西安的这个城市，当时，只要你有粮票，就可以随便你吃多少。我们计划，把第一、二、四、三天用来旅游这个城市的名胜。留着第三天，来安排我们今后的计划。这是我们痛苦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孩子们也非常快活高兴。转眼之间，四天过去了。我在车站上送他们离去。我回景家店的火车是在他们离开后半个小时开。我坐在火车上幻想着我们将来的生活。我们的幻想比事实乐观得多。当我回到景家店，村民们都十分同情地来祝贺我。我带回许多食物和粮票。我就邀请村子里两个与我同命运的右派分子，方人杰，另一位女性是原银行工作人员，她父亲是银行行长，她母亲是日本女人，她丈夫是一个大学讲师。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女性，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这位银行工作者，是比我先几个月来到景家店改造的。她告诉我说：政府曾经指示各个省份都要成立“安老院”，照顾无依无靠的老人。定西县很快就响应了号召，当“安老院”建好了，定西县的官员们却找不到需要安置的老人。一天当“安老院”成立的日子已经到了，官员们和新闻记者都要来参观。他们不得不找几个老人去住在那里。在我们景家店村头，有一对老夫妇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有足够的钱，维持自己的生活，干部们决定要“抓”他们两个人去住院。村民们听说，汽车马上就要来了。汽车用鲜花装饰，车子里面还有一队中国古老的管弦乐队，包括锣、鼓、笛子、二胡。音乐家们还唱着赞美共产党的歌。热闹的音乐队当中，坐着这一对被“抓”来的老人在那里嚎啕大哭。因为他们不愿被夺去自己的家庭生活。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笑的悲剧。这位很行工作者告诉我，她曾经在县城街上看见在一座大厦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茄子大学。她想不出来，一个茄子大学能够组织多少课程，来建起一个大学。当时，政府正强调实际知识，我记得有一个农民，因为他善于消灭白蚁，共产党的干部，就封给他一个消灭白蚂蚁教授，我不知道，那个教授所授课的内容，如何能充实一个学期。
有一天晚上，风雪交加，那位银行工作者，在我家吃了晚饭，就听见有人敲门，是两个男孩子，手拿一封信，原来是他们的爸爸向我借15块钱。那位银行工作者就劝我，你与他无亲无故，平时连头也没有点过，你不需要借钱给他的。我的想法，与她不一样，我认为，一个人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会去向他不认识的人借钱，何况他在信中说，他一旦有钱，就一定还钱。我就如数把钱借给他了，半年过去了，乡下的饥饿情况，已经有点好转。人们说他把胡罗卜晒干磨成面，假装辣椒粉，五角钱一包卖给城里人。1961年的夏天，我要离开景家店回家了，正需要钱。他却大事宣扬他不会还我的钱的。在我临走前一天，我去了他家，想试试我的运气，我一脚跨进他的大门时，他坐在炕上，嘴里叽里咕噜地说：“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我心想，这是流氓腔调。我假装没有看见他，径直去了他家厨房，向他老婆辞行，然后又从他家后门，去了别家辞行。我放弃了讨债的念头，以免麻烦。这是我来农村受再教育的最后一课。
每当村子里，有一头牲口死了，总算是好消息，因为村民们都可以分得一点肉吃。一次，死了一头驴，很明显是饿死的。每家都分得一点肉，我因为是单独一人，所以和平时一样，分得最少。那时，我们的小队长，是从隔壁分社借来的一个女队长。因为我们原来的队长生病了。那天早上，我们大家出去上工，女队长站在十字路口，嘱咐每一个人，不要忘记把肉分一点给她。当她对我说的时候，我笑了笑，不置可否。当我把这件事告诉那个银行工作者，她说：“真无耻！她不是也分得一份了吗！她没有权利多要一些，并且，每一家本来就很少了。可是，你今晚还是去送一点给她吧，以免今后的麻烦！说不定，她这个队长会一直做下去。”我一直心里在想：即使这个又穷又小的公社里，芝麻大的基层干部也会为一小块肉出卖她的灵魂。就是因为她有一点小“权”在手。如果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像这样自私与腐化。几千年来，他们是人民身上的吸血虫。人民毫无选择，只好让他们一点一点地吸去人民的鲜血，以免今后的麻烦。很明显的，共产主义还没有割掉封建主义尾巴！中国还没有尝到民主的味。封建主义这条龙的独裁，还在威吓着我们整个大陆。
有一天晚上，干部要我去守洋芋田，假若半夜有人偷洋芋，我就要大声喊叫制止他。那天晚上，我们小队队长的老婆来偷洋芋，我大声叫喊，她毫不理会。第二天，我只得向大队长报告。几天以后，我跟她在一个田里劳动。她就因为我制止过她偷洋芋，而不提名地骂我：“你不是小姑娘了，你应该懂得人情世故了，不然，你就是吃屎长大的。你这一把年纪，应该知道尊敬谁，应该知道把洋芋送到谁家，而不是应该让我自己来挖。”我心里想，共产党送我们来受教育，但是他们太低估了这些老师的品质。他们控诉我们知识分子被资本主义污染了。他们应该看出来，农民是被封建主义污染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究竟是比封建主义向前多走了一步。
我们小队长的夫人，现在是小队长了。这就意味着她每天有权指挥我们到哪块田里去工作，以及何时可以收工。第一天她领着我们劳动呀劳动呀，劳动到月亮上来，她还不下命令收工。大家都非常饿了。有一个农民，她的勇敢可能强于饿感，就去问队长为什么还不收工？这位女队长可怜巴巴地说：“这里又没有一个男人，谁来下这样的命令！”那个女农民道“这里你是队长，只有你有权吹哨子！”这位队长她仍然不敢吹。我心里想，她精神上还生活在1911年之前清王朝的封建时代。最后，她终于在我们队里找到了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这是她在思想中认为生来就有权威的动物。由他吹了一声哨子。我们才谢天谢地下工了。
1961年，村里的情况更进一步恶化。村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饿死。50岁以上的老人，先走了，接着就是婴儿。十几岁的儿童与成年人仍然在田里工作，但是他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已经肿到抓不住种田的工具了。没法锄草，垦地。也不敢向旁边那个游手好闲，走来走去的队长请假。在这种情形之下，谁都不敢提一个饿字。有一天，一个六岁的孩子死了。田里有人问：“为什么死的？”回答的人想了一下才说：“还不是那个‘老病’呀！”在乡下，“老病”就是饥饿的代名词。田中所有的劳动力突然冲破了沉默的空气，同声悲惨地哈哈大笑。
一个农妇她在我旁边锄草，她的脸和手，肿得让我认不得她了。那个不劳动的队长在旁边监工。大声喊着叫人们加油干，为着明年的丰收。但是那个农妇软弱不堪，连向前移动一步的劲都没有了。但是，她不敢向队长请病假，似乎所有的男、女农民，都是这一块土地上的农奴，我走向队长，为这位农妇向他请了病假。他点头了，这些基层干部对知识分子仿佛还有些尊重，不像对那些农民那样，开口就骂粗话。农民背着他们，就叫他们是狗腿子。我很艰难地帮助这个女人站起来。队长大声地对她说：“你明天如果能够撑着来，还是来呀！”可是明天这个女人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原因，当然还是那个同样的“老病”。
又一天早上，我发现我全身无力，无法在田里工作了。我觉得我似乎就要倒下去，死在这个地方了。我就请了病假，独自一人慢慢地下山去，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无力动弹。很快地中午时间到了，那些农妇们走过我的身边，回家吃饭去了，没有一个表示一点关心我的眼光。虽然平时，我们的关系都很好。我深深地了解，她们每个人只剩下还能走回家的力气了，去吃那一碗榆树皮粉子煮野菜的中餐了。那个野菜是臭的，原来是喂骡子吃的。我一点也不责怪那些女人不关心我。我只深深地体会着孔子说的：“衣食足，然后礼义兴。”当人们饿到这种程度，礼貌和道德只能是精神的奢侈，我无权要求她们什么。久久地我才集中全身的力量，站起来，拖着我自己回家了。
小队长知道我不擅于田中的劳动。所以他命令我去放六条牛，四十匹驴子。我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以及他领养的十二岁的孙子，我们三人一起做这项工作。老人对这项工作很有经验，而且也十分疼爱这些牲口的。老人命我们把牲口领到半山腰中的一块平地上，去那里的道路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山路。这块平地上是有青草的，老人躺在路口睡觉，用草帽盖着他的脸。我就在附近打开报纸看报。牲口们无法乱跑，因为除了老人守住的路口，四周全是悬崖峭壁，那个小男孩留在山下偷吃地里的庄稼，其中以嫩玉米又甜又有水分最好吃。当他吃够了，就带一些玉蜀黍上来送给我与老头吃。所以，放牲口，确实是一个美差。但是有一两次叫我去放两匹又高又大的骡子，这两匹牲口原来是交给一名又高又大的男人去放的。它们见我又小又矮，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所以就毫无畏惧的满山乱跑。我因为怕它们丢失，只好跟着跑，累得要命。又有一次，我被命令放60条羊，它们真是非常可爱的动物。只要我管住了那匹领头羊，它们就都很乖地跟着它。
但是日子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它们也找不着草吃。回到圈里，也没有豆吃了，所以，它们个个皮包骨，一点气力也没有。有的时候，一匹驴子，没有气力，连提高它的蹄子的劲都没有，遇到一块小石头，就会跌倒在地。无力自己再爬起来。其余的驴子们，也不会去等候那匹摔倒的驴子，大摇大摆地走得不知去向，但是，我又不能离开那头摔倒的驴。人人处处都在挨饿。只要有人发现这里有一条孤独的驴子摔倒在地下。饥饿的人们，就会把它杀来吃了。所以我必须抱着它的颈子，以全身的力量抱住它往上拖，直到它站起来。我常常要花去半个钟头，才能使它站起来。在这个渺无人迹的地方，我是找不到助手的。
有一次，有一年轻人与我放两条小牛犊、40匹驴子，8条牛。这两条小牛犊非常淘气，它们想我们管不住它，所以它们就随意乱跑，结果跑得不知去向。那个年轻人吓得满脸是汗。我就说：“太阳下山，它们总会自己找回家的。”他说：“你太乐观了，管我们的人，都是受过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教育的。假设今天这件事出于一个贫下中农的疏忽，那倒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你是个右派分子，我是个地主的外甥，他们会用他们的阶级仇恨，与阶级分析方法，说我们是故意破坏社会主义财产。他们会人人都指着手指骂我们，没有人会保护我们。你现在看住这群牲口，我去寻找那两头淘气的东西。”
1960年的秋天，收割的季节，庄稼黄了。村民们站在头排，我们这些不熟悉农业劳动的人，站在后面，他们一把一把地割，我们就一把一把地捆起来，送到打谷场。收割的地方与打谷场之间有一条铁道。我喜欢独自一人劳动，但是这里的姑娘们劳动时却喜欢一群一群的。我因为是单独劳动，所以看见火车远处驶来，我跳过铁轨就过去了，这样工作就能快一点。姑娘们喜欢一群一群的，所以当她们看到火车，就一齐停在铁轨边，等火车过去以后，再有说有笑地一起走过去。因此，她们的工作进度就要慢一些。每当她们到达打谷场，我已经是又折返铁路边了。有一次，我听到她们在骂我，说我工作太快。我就问方仁杰(也是右派)：“我工作快了，为什么她们要骂我？”方仁杰是个在劳动上一贯跟在姑娘们后面慢慢混的，他告诉我说：“她们认为，收下的庄稼反正去了北京，农民挨饿，农民为什么还要积极？你干得快，就显出了她们干的慢。她们眼角上对你的厌恶，就是这个原因。”
一天，一大包一大包的粮食，运到卡车上，送到公社去。这是农民每年给政府的公粮。农民站在我的周围，他们说：“过去地主留给我们70%，(他得30%)，现在留着我们的是饥饿。国家领导人硬说每亩千斤，从来一亩最多产700斤，这个千斤在哪里？我们乡下的干部邀功谝奖，不顾我们的死活。城市的居民不耕不种，他们拿了粮票，就可以到粮站买粮，我们流汗种出来的庄稼却吃不上嘴。我们即使拿着城里亲戚节省下来的粮票去买粮，却被国家禁止，不准我们买，太不公平。
有一天，我们看见队长从公社回来，他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那是奖励他领导农民领导得好，收成多。老奶奶甚至流下泪来说：“那朵红花有什么用？我们能吃它饱肚子吗？”我心想领导上说的一亩千斤只是一个可能、一种鼓励、一个对将来的要求，并非是对目前的肯定，这是素质低劣的乡干部的虚报浮夸，邀功骗奖，不顾人民的死活，以致饥饿遍野，至少地方政府应知道乡下在挨饿，应派人来了解情况，老百姓会说出原因，以后干部们在任职之前应集中受训一个时期，教训他们应如何爱民而忠于党，不是凡是贫农都爱贫农，人还是自私的，一旦没有文化，就又愚蠢一些。
当农忙季节过去了，半夜三更我被送到洋芋田里去守田。十月一日是国庆节，但是甘肃已经是大雪纷纷。我穿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颈子后面背着一个棉帽子。手上拿着一根保护自己的棍子。当有狼跑来时，我可以与它战斗。当我走到大路上时，我遇见了大队队长。他说，要我等一等，他即刻就来陪伴我。他说他要先回家去穿一件厚衣服就来。我心里想，他真算是有良心的。不忍心叫一个毫无经验的女性，半夜里在旷野里独自一人。田、田相连，山、山相接的地方。
后来，他来了，他为我们俩人找到一个土堆子。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来偷粮食的人。”雪停了，我们就站起来走一走，使我们脚能够暖和。我们确实看见有两三家人家分别在不同的田里，偷挖洋芋，我大声地禁止他们，他们毫不理睬。后来，他们看到了队长高大身影，这才跑走了。我们又走回土堆，坐下来聊天。他说：“解放以前，我是一个贫农，有一块小小的土地，种上小麦养活一家五口。我们夫妻二人加上两个男孩，一个姑娘。新年来了，我们没有猪油，因为我养不起猪。但是我养得有鸡，可以杀一支鸡，吃团年饭。我也是一个佃农，我在地主的手中，是一名能手。收割的时间到了，地主的女儿和媳妇就到收割地里，来做饭，他们蒸了大个大个的馒头和大片大片的猪肉，来给我们佃农吃，来补赏我们收割中的劳动力。我们围着炉子，要吃多少，吃多少，我现在还想着那热气腾腾的馒头与香喷喷的猪肉。现在，我们劳动的时间也比过去长多了，但是，我们在挨饿。连几支鸡都不让我们养。公社说，在家里养鸡是培养资本主义边缘的生活，我们贡献出所有的生产工具，(包括牛与骡子，它们是当时土改时分给我们的)，现在都给了人民公社。城市人，每周末都能休息，我们从来没有周末。解放前，我们自己耕自己的地，我该劳动就劳动，累了就休息。现在农民喂养着全国的人口，但是，自己却在挨饿。”我只听着，没敢说一句话。我心想，大队长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不然，公社不会派他做大队长。在他的手下，有两个小队长，一个村子一个，小队长也是共产党员，在每个队里，只有一个会计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会计必须有点文化，上过学，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的子弟。至少是一个中农的家庭，所以会计不是共产党员。
大队长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不像是出自共产党员之口的。是不是他想引诱我说出心里的话，以便在下一个运动中作为批判我的材料？
他看起来不像这么狡猾的人。当我们正在闲谈的时候，我忽然听见，一声长而可怕的吼声，从山腰上发出。我们转身看见，一对灯泡似的东西，在那里发亮，那是一条狼。队长用手电筒照着狼的眼睛说，狼不敢下山的。
百姓们在地里工作中互相传说，一天晚上，这位大队长从公社回家，半路上看见一家人家有炊烟。他心想这家人家一定是半夜里在煮东西吃。他们选择了深夜，一定是害怕别人知道他们还有粮食。他一脚踢开他们的门，发现他们正在煮他们已死的孩子，给他们另外两个垂死的孩子吃。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我想吐。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只要一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就颤抖。
196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谣言在我们田里，悄悄地散布着。我知道：凡是悲惨而真实的事总是首先用耳语来传播。凡是快乐而吹牛的事，总是在有线广播器里大声传扬。好奇心使我的一个耳朵靠近说悄悄话的嘴唇旁。说是我们邻村的队长，正在饿得要死了。他倒在我们村子里挨近火车的地方。他有意与一群年轻人逃往苏联，通过旷野的雪原，走向北方，只走到我们这里，他就饿得垮下来了。他的同伴们没有等他，冲上了火车，都走了。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留在身边毫无办法。当我们田里的工作结束了，我就跑到人们说的那个地方，看见那个队长穿得整整齐齐地躺在地下，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人，两眼闭着。我用手试了一下他的鼻子，还有微弱的呼吸。我想，他一定还能听到我说话。所以，便爬在他耳旁边说：“男人呀，你别死，千万别死！你一定还有母亲老婆儿女，你等着，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吃，我几分钟就回来的。”我就跑回家拿出一瓶有营养的汁，(那是我从定西县一家药店里买来的，当时我想我是在用聪明的办法来用我的钱，因为药房里没有维生素一类的东西，我就只好买了这瓶汁)。我就拿起这瓶汁，及一把汤勺，回到那位队长身旁。我用汤勺喂了一点到他嘴里，他不会吞，我就大声地鼓励，后来，终于听到他吞下去了，我就继续喂他，他都吞了，只是眼睛没开。后来我想，他应该吃一点粮食。就跑回去，煮了一点糊糊来喂他，我与我家的房东商量，他可不可以找几个人把这个队长抬到我的房间里来？我这家新房东，是一个诵经的农民道士。我这间新的住房里，有窗户，有炕，炕头有灶，可以煮饭。灶口在墙外，一烧火，全炕都暖和了。我是南方人，不习惯睡炕，所以我仍然睡在我的帆布旅行床上。我告诉我的房东，我可以让这个队长睡在我的炕上，并分吃我的粮食，直到他能站起来回家，我的房东马上一口拒绝，他说：“哪里能孤男寡女睡在一个房里？”我说：“他看样子只有二十多岁，我今年都49岁了，他可以做我的儿子了。何况他都饿得要死了！救他的命要紧！你一家都是女人，只有你一个男人，或者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睡我的旅行床上陪他。让我去睡你的炕上？”他说：“这也千万办不到。假若他今天晚上死在我家里，我一家人永远会倒霉。我们已经够倒霉了。”我知道，再讲也是无望的。我就又跑回那人原来躺着的地方，我发觉，他已经不见了。路边的人告诉我，刚才公社书记叫人推到公社的仓库里去了，我又赶快往仓库跑，我跑到离仓库不远的地方，就看到书记与队长背对着我，我听见他们在说：“就让他死在这个仓库里吧！明天早上送他回家。”我赶快退到一定距离的地方，那里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我站得远远地，喊着说：“我带着粮食来了。”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听见他们刚才互相说的那些见死不救的话，以免给我自己惹麻烦。他们做出手势表示不必要了，他们就走了，我走过去，继续喂他，但是他已经不能像刚才一样吃了。我还是继续喂他，我已经不敢那样说鼓励的话了。因为我知道，在仓库里摆这一夜，他冻也要冻死。仓库管理员来了，打开门把他推了进去。我只好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了。我至今还后悔，为什么不去求队长或书记，把他送到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夜，白天，我可以与他分享我的粮食。他们见死不救，阶级的爱到哪里去了？
因为火车站就在我们的村边，有时可以看见年轻的或中年的农民，从这里逃往苏联。听说，他们在到达苏联之前，都要经过一个盖满雪的，又没有粮食的平原，只好回头。最倒霉的是既到不了苏联，又回不到本家的人。就死在我们这里。这就是为什么队长在喊：“那些脚底还站得稳的，来把这个身体抬走！”这个村子里的女人，都还是小脚呢！只有我的脚是天然的，是队长所说的“站得稳的”。队长说的“身体”就是死尸！
大多数的男人这时都要扶杖而行了。队长也感到，叫村民们来做这件额外的工作，有些难以开口。我走得稳，不得不出来干这个活。一般能抬得动尸体的人，也无力挖深坑。一天，我从田里下山回来，看见埋在山边的尸体的脚伸出了土外。我大声喊住队长：“我们能否再埋好这只脚？”队长没有反应。几天以后，这只脚从灰色的变成了黑色，就不见了。是否被野狗享受了。人们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时候，能忽视的, 就忽视了吧！
1961年的初夏，政府号召所有的村子，都要围着他们的田挖井，以改进他们的灌溉和农业生产。这叫：“千眼一条龙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政府每天补助四两小麦。参加不是随意的。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用了。每两个人组成一队，五十队成为一团。我们早上五时起床，像大兵一样，站成一条线，然后走向田边去挖井。方仁杰和我是一队，因为我们是右派分子，所以管它年轻不年轻都要参加劳动，开初的时候，我俩都挖井，当井口有一定深度时，我实在挖不下去了。方仁杰就在井里两边各挖上一个洞，他的每一只脚踩在一个洞上，就可往深里挖，我的工作，是把一个篮子放在井里。由方仁杰把土装在篮子里，由我把篮子拖出井外，倒出土后，再把空篮子放下到在井里去。我们就这样成天劳动。方仁杰就继续在井的两边挖掘出踏脚的洞，像梯子一样。他往下挖，我就不断地把篮子里的土提上来，把土倒掉。队长就在井口安上了一个木头架子与一个木头滑轮。以便我们拉土的工作。每天九点休息一小时，在一个集中的地方吃早饭。我们走到一个远处的厨房，去吃我们那个四两的奖励饭。我们十分失望的发觉，这个所谓的四两面粉，竟被煮成面汤，像平时下面的时候的汤，而且一点盐都没有。我们幽默地说：“恐怕这四两面粉，从县里旅行到公社，又从公社旅行到厨房，太辛苦了减了肥。”厨子说：“我们每个人都还可以吃第二碗！”因此，第二天，每个人都带着更大的碗来，准备装这个面粉汤。我把我份内的，都给了方仁杰，然后匆匆忙忙地回家煮我的包谷糊糊，放上盐。我当然要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我还有包谷糊糊吃。
我们中国人在封建制度下受了几千年的压迫，我们能够训练得很好，无怨地承受这些痛苦，假设我没有划为右派，我就会要求那个厨子，称给我四两面粉，掺上一大碗水，我会当着这些挖井人的面，然后煮出来，让大家看看与这位厨子煮出来的有什么不同。我现在已经划为右派，无论我做什么事，揭发了干部的弱点、就会认为我是在挖社会主义政权的墙脚根。
甘肃省是在高原上的。土地又干又硬，很难挖出水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方仁杰朝下挖土，我朝上提土，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下去很深，也难得听清他的声音了，他报告说，已经发现一点点水了，但是很少。这时每个洞里，都有同样的报告，但是，离一个“井”的概念还很远。队长就宣布我们停工，并且说“井”都完成了。事实上，只是一个一个的窟窿，离井还很远，可是队长命令停，我们也只好停了。我从此也看出了；即使是共产党的干部，也一样厌恶了这种运动的无知，不再愿意空着肚子，开这样的玩笑了。干部们认为是：自己欺政府。这些窟窿是完全无用的。这是对农民的精力、时间和粮食的一个巨大的浪费。也是一个大大的谎。后来我听说，这些窟窿不得不填起来，因为它们不单是无用而且还危险。我们的工作是整个的在欺骗，欺骗那些官、欺骗自己、欺骗人民。我们中国成了一个欺骗与说谎的国家。问题的根本在于：上面来的运动是根据幻想，而不是根据科学，低层干部如果不服从，就会失去他们的职位，甚至下监牢。所以只好服从，以免麻烦。接着，就是说谎，保存自己的性命。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有一天一个农民来到我的房间看我。似乎是大家授命于他，由他来预告我：“明天要开一个斗争会，斗争我与那个银行工作者(女)。因为明天定西县县长要来视察这个公社。这样一个斗争会就是显示公社社员们的政治进步情况。农民们说：“县长可能知道我们这里有三个右派分子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他要来看看公社对他们做了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因此，我们社员们讨论了你的情况，我们找不出你的错来，我们只发现你做的一些事情，不同于我们，我们认为是不合乎爱国卫生的，我们明天就要来批评你这两点；一是你在房间里大小便；第二点，你和大家一起吃那一顿驴肉晚餐的时候，你把吐出来的骨头吐在纸里面，而不是吐在地下。我们批评完了以后，你不要辩论，也不要解释，让县长早一点离去，我们快快地散会。我的刘嫂！你不要害怕，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你。你的行为多么仁爱。但是我们必须表现给政府看，我们是进步的。我们要领导上知道，我们是反右的。但是我从心眼里喜欢你。”
第二天下午，这场戏演过了。这整个儿的是怎么回事？或者这也是一场戏，在人类世界的舞台上演出来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也只有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还要浪费时间，你骗我，我骗你？我的两个孩子都到了童年。这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时候。他们应该受到父母的关心和教育。我心中对自己说：“原谅我，我不再在这里做那个傻瓜演员了。”我要走了，我真正地觉得，在这里，我无教育可受，我无法改造。我相信，共产党不了解我的老师们：这些贫下中农。共产党也一点不了解我；刘德伟。瞎搞糊弄！我不耐烦与你唱配角。这三年的劳动改造我得着什么？绝对地胡搞。一个大大的欺骗游戏。每个人都在欺骗，也在被欺骗。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