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湖小开
1959年，全国大办钢铁收场，工矿业萎缩，农业萧条，大饥荒开始了。当局为应付饥荒，全民都搞什么小秋收、瓜菜代，骗骗嘴巴。
l960全民浮肿，人相食，饿殍遍野。
196l年矿区当局不得不把一切体力劳动停下来。名曰：劳逸结合。
从鼓足干劲到劳逸结合，我亲历了从蛮干到不干的全过程，人们对大跃进时鼓足干劲记忆犹新，各行各业都在鼓，劲都是从新闻媒体那里鼓起来的：亩产粮食几十万斤，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到这些神话泡沫吹炸后，全社会又讲起劳逸结合起来。吹是从报纸上吹出来的，逸也是从报纸上带头“逸”的，“吃一两，晒太阳，”他们也没劲吹了。
历史上好像根本不存在在鼓足干劲两年之后，全社会从上到下居然还有“全民皆逸”的事情，在鸡冠山，逸得最厉害的时候从政府到劳改没有一个人上班，人们只有“晒太阳”和“谈谈心”的劲了。
1961年10月，和三年前一样的秋天，我随鸡冠山劳改连锅端调往白湖农场，不同的是上次为了大办钢铁，从壬辰占农场调往牛山铁矿，江北到江南；这次是为了吃饱肚子，又从工矿调到农场，江南回到江北，是全社会大折腾的一个缩影。
乘的是拖驳船，天气不冷不热，自由自在的身份，在驳船船头上席地仰面而卧，从上船睡到下船，我乘过无数次江轮，都是闷在舱里，见不到天日，这次看足了长江景色，仰视是兰天白云，侧视是杨柳芦花。
船过芜湖天刚亮，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薄薄的晨雾中，心生伤感，妈妈、五姐、显邦兄都在这个城市里，楼窗可望，人却不能下船一见。
离开鸡冠山时，我仍无名份，政府不够格，我是右派；劳改又不是，我没判刑。政府封了个小队长，介乎政府与劳改之间的人物
对这个称号，我很反感，不是嫌官小，是名字不好听，这个称号好像跟日本鬼子有些关连，不是某部电影里有个日本鬼子叫猪头小队长的吗？再者我是从牛山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里的右派小队长形同恶魔，人称右奸，和汉奸一样，同类相残，耻与其为伍。不接受吧，那就麻烦大了，只能回到右派劳教队里去干体力活，睡大统铺，想起牛山那人间地狱，我不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路可走，只有接受这个委任。要知道身为右派，要在劳教、劳改中混个一官半职，比政府里升官可难得多，何止百里挑一。
在鸡冠山两年时间，我对劳改管理、生产调度、宣传造势，还有数字造假，组织偷窃、把劳改物资送给政府等违法行为干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与政府关系相处融洽，敌我不分。工资翻了一番，每月三十八元，超过普通右派一倍，与国家干部不相上下。
动身前，几个部门为我争得面红耳赤，一个淮北领导最后得到我，他高兴得两手一抱，高兴地叫道：“他是我的人了”，叫人好不自在。
我身份不明，各种奖励也没我的份，经我手为别人整理获奖，摘帽、解教、减刑材料的不计其数，全为他人作嫁。
白湖农场至今仍是安徽最大的公安系统劳改农场，位于巢县、庐江、无为三县交界处，东去巢湖不远，1958年把湖水放干围垦，分东大圩、西大圩。兆河横贯其中，全场呈园形，直径约十五公里。地势平坦，视野开扩，与江南丘陵又是一番景象。
围垦多年，可怜的水禽仍难忘故土，秋冬之际，各种鸟类飞回故里，遮天蔽日，风声满天，蔚为壮观。
相比而言，鸡冠山是清一色劳改，就我一个右派，物以稀为贵，地位相对也高些。白湖范围大，人员何止万计，劳改、劳教、职工、右派、政治犯、刑事犯，男犯、女犯、少年犯应有尽有，品种齐全，可算得人民共和国各类份子陈列馆。各单位人员有所侧重，五大队为重刑犯，刑期都在十年以上，还有带镣过日子的，三大队以右派为主。
到白湖第三天，我与基建队伙房发生一次火并。中午几个鸡冠山刚来的劳改下工，路过伙房，在路边见到一桶水，不知是谁笫一个在里面洗手，随后洗的人越来越多，忽然伙房里冲出两个人，对劳改开口就骂，说这是洗碗水，不是他妈的给你狗日洗手的，双方发生争执，我闻讯赶到，不问就里，冲着两个伙夫就来狠的：吵什么吵！给我綑起来。这是我在鸡冠山惯用的手法，处理问题先兵后礼，打它一顿杀威棍再说。两个伙伕看我来势凶猛，手下人也多，好汉不吃眼前亏，就退回伙房。
一会去伙房打饭的劳改空看碗回来向我告状，说伙房不给饭吃，叫你们小队长来赔礼道歉，这一军把我将着了，鸡冠山上的狠人遇到了对手，嘴上仍不认输：不打饭就不出工！不出工也要吃饭啦，劳改们纷纷嘀咕。
这时一个叫王明卿的劳改谋士悄悄地把我引到一傍，此人是位上海裁綘，性格文静，思路有条理，低声对我说：“我去，我去，伙房里多是上海人，我用上海话和他们谈判。”一会人回来了，还给我带来一份饭，面上喜形于色，满意的说：好了，好了。经他一番游说，双方互相掂量，都不想把事态扩大，偃旗息鼓，各自退兵罢战。
事后，他把谈判过程告诉我：先是缓解气氛，彼此都是上海人，很快拉近了距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在劳改队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先“阿拉”、“侬”寒喧一番，再入正题，他说在洗碗桶里洗手不对，开口就骂也不对；小队长要綑人不对，你们不开饭更不对。骂人、綑人在劳改队里算不了什么，不开饭、不出工事情就大了，政府怪罪下来触霉头还不知道是谁。顺便也介绍了我：都说小队长过去是鸡冠山一霸，那是过去的事，目前手下一百多个劳改听他的，政府也听他的这是事实，他什么事干不出来。末了，我也得听他的，他分析：白湖各类份子中以上海人为主，还有不少上海押队来的政府干部，我们新来乍到，強龙斗不过地头蛇，小队长，白湖不是鸡冠山，遇事还要小心才是。这些我心里自然有数，经过这次事件，促使我一改在鸡冠山的霸道与暴戾，性格收敛多了，逐渐回到我以前的本来面貌。
不久我调到排子河排灌站施工工地，增加了一项管理少年犯的任务，直到1962年初夏回原单位华阳河农场甄别。
一次我在高声大嗓整理队伍，对劳改们训话，结束时一个熟悉的年青人迎了上，两人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名字，他就是1955年在林业厅反胡风时同日被捕又同时释放的丁呈祥，上海财大毕业，非常文静的青年，字又写得秀气，在林业厅同在一层楼里上班，他在财务处，我在宣传处（后改互助合作处），反右后他是判刑的，处分比我重，1956年秋我们在合肥分手，他请我在淮河路一家有名歺馆吃饭，一别就是六年。
他说听我给劳改训话，看我身形，像我也不像我。当年在合肥，我一身学生气，一口学生腔，斯斯文文，轻言慢语，几年大墙生活后，我一身匪气，一嘴粗话、狠话。原在一个机关大楼上班，同日被捕，同时释放又重逢与大墙内，彼此都很开心。我把路上没吃完的干粮送给他作为见面礼，他高兴极了，拿回去与他所在的设计室难友一人一勺一轮流食用，那里集中了有上海、南京有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服刑工程技术人员，为首的是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唱一口余派老生京戏，还有一位上海铁路局的工程师，跛腿，气质不俗，我们都喜欢越剧，常在一起低吟浅唱，他也爱昆曲，听起来酸溜溜的，我不太喜欢。
丁呈祥告诉我，当年在反胡风、肃反中挨整的人，无罪释放不到一年，一齐成为右派，当时左派有句名言：犁不倒你，耙也耙倒你。宣五爷打成右派后下放去徽州农村，利用自己一点中医知识为附近农民治病，还帮孩子起名字，口碑甚好。单位一个小老乡襄安人高家驹，爱好文学，在反胡风时吞下十三根大头针，经救治未死，反右时打成右派，在长江路上以血肉之躯与迎面疾驶而来的汽车相撞，血肉横飞，终成自杀大业，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尊严，壮哉！念彼深自愧，自问是何人。
林业厅右派多在白湖，一位林校校长见到我戏称我为“领导”，丁呈祥在设计室干了多年，平反后放弃财经专业而凭实力取得土木工程师职称，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改行评劳改管理师，”笑话。
鸡冠山来的人与我编散了，我和部分人留在基建队，同来的劳改和政府大多调到离我不远的农业大队，离姥山很近，我有时也去看望他们，像走亲戚。政府和勤杂人员说很想念与我在鸡冠山的日子，多恭维之辞，为我专备饭菜，我在那里第一次吃到干晒豆腐，刚进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颜色黑黑的有咬劲，感觉和鸡肫差不多。劳改中有一些从大城市来的烹饪高手，我还跟他们学过一些刀切菜，菜切刀的刀功技巧。
基建队文化层次较高，很多上海、蚌埠、淮南、合肥、芜湖的右派，大家都谈得来，反右已过去多年，再无自相残害的蠢事。许多上海刑满人员回不了上海，留在劳改队称就业职工，生活待遇和劳改差不多，甚至有人称他们为劳改释放犯，还离不开“犯”字，月工资不过二十元出头，可以探亲。
到白湖后我又重操旧业，组织劳改偷窃，它能缓解劳改口粮定量不足，又能让他们在大墙外呼吸一下自由空气，所以积极性很高。白湖本身就是农场，周围是农村，偷窃资源远比工矿区多，可以远偷公社，近偷农场，到处都有可偷之物，水稻、花生、山芋、玉米，品种比鸡冠山还多，四周一马平川，视野开扩，有急事召之即回。兔子不吃窩边草，劳改们一放出去可管不得什么窩里窩外，照偷不误
一次上班时间快到了，劳改们偷兴正浓，一个也没回来，我看大事不好，跑到大堤上用事先约好的信号联系，把一件白色衣服在头顶上旋转，一边呼唤，回来一个拦一个。堤上人越聚越多，一齐打“旗语”，一齐“嗷嗷”高叫，气势磅礴，相当于古代鸣金收兵，终于赶在上班前一个不少把人召齐了。一个姓王的政府队长对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百多个犯人，放得出，收得回，我也不敢。
此时离1957年反右已经五年，该死的死了，剩下来的都成为右派油子，看问题理性多了，再不像在壬辰占似一群刚入笼的野兽，相互撕咬，而是无奈而平静的对待前途，不抱任何幻想。凡有一技之长的不少人摆脱了体力劳动，穿着、气质宛如当年像模像样了，有的闲时还吹拉弹唱，吟词作赋，政府管理也松多了，也再没有人动员你相互检举揭发、告密、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早日与家人团圆，谁听这些鬼话！
经过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一点也看不见了，整人的与被整的都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对立情绪也不似往日。
分子们相互自嘲：
劳教见劳教，见面哈哈笑，改造四五年，帽子没摘掉。
和尚头，大棉袄，不是劳改是个吊！
一晚，大雷雨，两个淮北右派老师齐怀平、薛仰文，一个在后面关窗户，一个在门前小解，忽然一道闪光，一声巨雷，入窗穿门而出。两个右派同时倒地死亡，此时离各路右派回单位甄别时间不远，二人与我天天见面，相处甚洽，令人惋惜。薛仰文的弟弟从老家赶来为哥哥处理后事，回去时带走死者简单衣被，与我同乘一叶扁舟，我不忍与他对话，同舟数小时，竟无一言。
我在基建工地还有新的服务对象，除管理劳教、劳改外，还有一批上海少年犯，年龄在十四到十六岁之间，刑期不超过五年，孩子们平时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整天打打闹闹。想起他们父母，让我心酸，我对他们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丧事还是喜事。
少年犯是个桀骜不驯的群体，人人聪明机警，天真活泼，正是贪玩的年龄，整日无愁无虑，嬉笑打闹，其中也不乏凶残之辈，惹怒了他们，什么怪事都干得出，毫无童性可言，政府也怕他们三分。晒的衣服给你抹上粪便污泥，鞋子里给你撒泡尿，剁掉你家鸡腿，割掉你家猪尾巴，甚至几个人把猪赶到无人处捺倒在地，用刀子在屁股上挖下一块肉到野外烧烤食之。
对少年犯我常生怜悯之心，更同情他们家中父母，对他们的小偷小摸，我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谁干的我心里自然有数，遇到大案，政府催得紧，我就把他们头头找来。
何国柱，十五岁，上海少年犯头头，长像结棍、垜实，看似纯朴，少言寡语，手段端的厉害。我把案情向他通报，他稍作沉思：知道了。立即把嫌疑人找来，一言不问，先来几个耳光，行为果断，快而准，几乎不用什么语言，不问不审，了结案情，一般没有冤假错案，再能耐的孩子任他平时伶牙俐齿也只有缴械投降。
少年犯中几乎清一色偷窃，极少有反革命、破坏的，这些上海孩子们填不饱肚子，在街上小吃铺前顺手牵羊，拿一块烧饼一个煎包，竟成了“罪犯”，真正造成全社会大饥荒大浮肿的罪犯，却高居庙堂之上，天理何存！
蒋雄雄，十四岁，潜艇工程师的儿子，父亲常去东海舰队潜艇上班，有时也把未成年的孩子带着，孩子聪慧秀气，海军官兵们都喜欢他。潜艇生活当然比老百姓好，孩子心好，吃了不算，还挂念家中小妹妹，趁人不备溜进厨房拿点干牛肉带回家给妹妹享用，今天想起来这对未成年的小兄妹在大饥荒的火红年代互相关心照顾的亲情也让人感动，叫人心酸。一次二次，时间一长，次数一多，难免引起人注意，潜艇失窃，事关国防大事，非同小可。经侦察排查，锁定了蒋雄雄，这可爱的孩子就以偷窃罪名成了刑期三年的少年犯。雄雄自幼受到良好家教，音乐天赋很高，尤善手风琴，其指法、乐感，决非一日之功。服刑时把心爱的手风琴也随身带着，每当我听到那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和节奏明快的《马刀舞曲》，我很难把这祖国的花朵跟共和国罪犯连系在一起。每次演奏后，我总要给他找些吃的，玉米、花生，孩子很腼腆，轻声说：谢谢。这些赠品也是我叫属下偷来的，我这为首的惯偷，从江南偷到江北，在大墙内打拼出半壁江山，没有一个人说不，逍遥法外，从当年敌我矛盾的资产阶级右派演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的惯偷。
一天早上上班不久，我正在工地洗沙池边带工，叫监工也行。一个个子不高圆脸的小青年一脸无奈找到我，用一口上海普通话对我说：“小队长，我的工具没了。”我一向以为，在这罪犯的群体里，在一群彪悍、野蛮、粗鲁的男性人群中，再懦弱的人也会磨练得坚强、粗暴、鲜耻，能打、能骂、能偷，工具不见了这类小事，居然还来找我，还真很少碰到。人偷你，你偷人好了，这人也太老实太窝囊了。上下一打量，这上海小子与我差不多大，从里到外一身文弱书生气息，看样子谁都能欺侮他，决无还手之力。人们告诉我：挑皮鬼们干活时有意让他干重活，出他洋相；上工前把他工具扔掉或藏起来看他笑话。这样的人在劳改队里怎么混？可能是缘份，读书人对读书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我动了侧隐之心，想拉他一把。当场安慰他几句，问他有何专长，看能否设法为他换个工种。
他叫何廉，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苏州医学院毕业，我知道医务室里有两个凑合的淮北医生，正想物色一个科班，凡我想办的事基本能敲定，从程序上说我这个小队长不能最后拍板，必需向政府汇报，就在这后几天，早上出工前他羞涩的塞给我一个约香烟盒大小、包装精美的龙凤喜糖，上面贴张小纸条，工整的楷字写道：祝黄小队长早日与家人团聚。这小字条对我感触颇深，几年来在大墙内混得一身匪气，呼幺喝六，人们背后议论我不是流氓地痞，就是绿林好汉，视我为玩世不恭的冷血动物，从来就没有人问及我的家人，我如同鸡冠山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只喜欢折断劳改胳膊的怪人高柱。我伤感了，一个上无父母，下无妻小，孑然一身，犯人不是犯人，政府不是政府，十几岁时起就开始在强大的政治风暴中饱受凌辱，污蔑、摧残，无家之人何谈团聚。我接受了龙凤喜糖的贿赂，更接受了触及内心的伤痛。很快他调到医务室，白大褂、听诊器，装扮宛如一个正宗的江浙大夫，继而成为我无话不谈的好友。
他祖籍湖州，父亲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竹木行业大享，母亲出身名门，烧得一手西方大菜，自幼在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平时与人交谈通信，时不时就溜出几句洋文。在校时说了几句对老大哥不敬的话，被打成右派，毕业后分配，实为发配到甘肃戈壁深处工作，对这位上海小开来说无异于把他往死路上推。为了生存，小开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穿越大漠戈壁逃回上海，人民的上海当然容不了这个逃跑的右派，几次送他回甘肃不从，最终被送往当时令上海知识分子们闻风胆寒的白湖农场劳动改造。
初来时，下水田干活，他竟连皮鞋带袜子下田插秧，提起此事，我好笑，他感到很正常。不由让我想起另一个人另一件事：一个初来安徽改造的上海大学生，第一次被叫去收花生，他说：“报告政府，我不会上树。”。我曾见到此人，笑他上树摘花生之事，他不服气，说：“小时在上海画子上见到长生果（花生），就结在树上，”我没理由不信，难怪后来老人家号召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帝防修，才免去千百万人头落地之苦。
他爱好摄影，身边有许多照片，照片上蓝天白云下的游泳池里，他头戴泳帽，身着泳衣，留下各种漂亮的游泳姿势。我自小在长江边圩区长大，喜欢玩水，全是打划划（狗刨）、踩水、漂尸等土名堂，这一下遇上高手，当然要跟他学学洋的。
一天烈日西斜，我和他来到附近新挖的一条水渠边，我正在脱衣服，他却先我一身泳装跳下去，新挖的水渠又陡又滑又深，一下水就掉进最深处，只见他身子上往水面一纵一纵，两手向空中乱抓，嘴里发出“啊啊”的恐怖吼叫，一点也不像会水的样子，不好，要出人命，我顾不得脱衣服，跳进水里，把他拽上岸，我揶揄的说：看了你那么多游泳照片，还以为你是高手，谁知……“中看不中用”的话难听，太伤人自尊，没说出来，他惊魂未定，难为情地说：“上海游泳池哪有这么深！”
在大学他已有了女朋友，我看到她的照片，体貌姣好，南方美女，他说她坚贞不二，相爱于反右前，坚持于反右后，不因划右派而嫌弃他，这样的女子，虽属社会上认定的觉悟不高，阶级观念模糊之辈，但却再现了我们民族坚贞不屈、贫贱不移的如孟姜女、祝英台为代表的诸多女子形象，我也为他高兴。
一日政府王连亨队长叫住我说：“何廉这几天怎么样了？”我一愣。“他被女朋友甩了”，这个人高马大、粗声大嗓的侉子政府都知道的事，我竟一无所知，这小队长心也太粗了。回想这几日他是变了，蔫了半截，无精打采，平日常挂在嘴边一句淮剧：“我本是苏北高邮名门女娇娃”也听不见了。
他让我看她最后的来信，字与文笔均佳，先是悱恻缠绵谈他们过去，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继之则慢慢转向：形势逼人，伤心泣血，万般无奈，结论是：分手，并示之已另有新欢。如果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会以平常心态视之，爱不爱谁都有选择的自由，叫一个年青女孩去只身抵御阶级斗争风暴，为男女之情全不顾自己的前途，甚至身家性命，明显有失公允，难道要求她比共和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还有反骨？
当时我气炸了，为他不平，恨这个南方女子，甚至作了如此推论：甩掉你不就因为你是右派，你是右派，我也是右派，这也是对天下右派的不敬，是右派们的奇耻大辱，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要为他出这口恶气。进一步了解，女友新欢他也认识，那好办，我们议定分别给这对男女各写一封信，内容也商量好了，对女的就说她水性杨花，寡恩绝义，不守妇道，这个男人怀里滚到那个男人怀里；对男的就说：她能甩第一个男人，就能甩第二个男人，并把她当日与何廉最隐秘，最肉麻的话也悄悄地抖它几句，暴暴光，让他难受，不要做何廉第二。
这位小开，虔诚的基督徒，关键时软了，他心肠太好，生性善良懦弱，宁可人负他，不愿他负人，心灰意冷，长叹一声：事已至此，何苦呢。不愿动笔，我这局外人到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你不写，我写。我当年年青气盛，在大墙内与罪犯周旋多年，一肚子馊主意、坏心肠，心狠，笔头也狠，反动言论都不在话下，反革命都当了，还治不了你一对狗男女！一定为朋友，为自己，为天下破家右派出一口恶气。
到头来这宗坏事还是没办成，何廉太老好，不忍伤人，反复嘀咕：事已至此，拆散他们对我何益。当事人不干，我再积极也不便越俎代庖。
1962年初夏普天下右派回单位甄别，何廉则经历另一番艰辛。他单位在甘肃，他宁死也不愿回到那可怕的戈壁滩，父母虽在上海，他回上海则更是今生休想。
上海一位邻居，从小看他长大，喜欢这个宝贝，自己膝下无子，成分又好，便想打通关节，收他为义子，改名换姓，曲线返沪。此时这个看似懦弱的奶油小生，忽然变成一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硬汉子、大丈夫。他不领这份情，牢底坐穿，也不背弃父母。有的人看似随和，遇事好说好说，一但碰到他心理底线，那就是一道铁壁铜墙。士可杀，不可辱，划右派发配大漠戈壁，那是王法，没法子，谁也得低头。为回上海，改名换姓，背弃父母，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怎么办呢？一个人总不能在大墙内待一辈子，经年迈父母多次奔波，多方努力，他被安插到祖籍浙江湖州安吉县，一个寄一封信也要往返半天的穷乡僻野。我们也慢慢失去了联系，三年后，我在一个荒草连天的大湖边梦到了他，醒后吟道：
花生山芋入秋肥，野鸭飞来风满天。
都怪身边无知己，三年一夜梦何廉。
老年的他将最后一句制成一枚精美的印章。
文革中，父母被赶出上海到他身边养老，他自己本来生活能力就差，还要负担二老，其艰辛可以想见。不久母亲病逝，父亲自尽，无任何装殓，草草掩埋。邓时代，得一位海外亲友资助，为父母重新安葬，建坟立碑。
何廉现为当地医术精湛的皮肤科大夫，爱好颇多，犹喜篆刻、书画、狗。他家大小器物、家具、衣帽、锅碗瓢勺，均撰有“何廉”二字，或刻或写，人间一绝。老伴贤慧，儿女孝顺，在逆境中，以他的信仰，理应得到上帝更好的保佑。
在白湖与我相处甚近的人还有：
吴拯，枞阳人，右派。事务长，对清诗有偏爱，他认为唐宋后当数清诗为最，王昙的《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 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就是他介绍给我的，其中：“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首竟天亡”。纵横豪放，慷慨悲壮，深得我喜爱，引为知己，仿效。
很多年后我在省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报导，在故乡悬壶济世，无偿为乡邻治病，深受看病难看病贵的父老乡亲爱戴。正如他诗中写道：勤医黎庶千般病，苦读人间万卷书。
姚俊，蚌埠人，坏分子，公安战士，单纯天真。在职时看押一老流氓犯，日子一长，竟受其教唆，回家对自己童养媳非礼，撞了钉子，这姑娘烈性，不肯就范，非要等到圆房之时。双双闹到派出所，被载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教。小公安战士一直不服气，耿耿于怀，多次向我叫屈：你评评理，搞外人犯法，搞自己老婆也犯法？
在白湖我头尾共待了不到十个月，它给我的印象不像一个劳改单位，倒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什么样人有什么样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改造人的和被改造的都疲惫不堪。人们对当时社会厌倦，麻木，政治属性少了，人情味浓了。
1962年5月底我结束了大墙生活，离开白湖，回到原单位华阳河农场甄别，留下了两畦长势良好的自留花生地，开始另一种长达十七年的孤寂艰苦生活历程。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