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之旅
1962年春天，在吃够了反右后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苦头之后，全社会都有所觉醒。除了极个别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之外，都尝到了阶级斗争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苦果，那就是牢狱、饥饿和死亡。
当时全国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根据多方的数据，全国饿死人不下4000万人。安徽是重灾区，故乡无为县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有人说，全县饿死人在二十万人以上。一直到半世纪的今天，左派们还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甚至有人说：饿死人是敌对势力污篾我党之说，谁说饿死人？请出示尸检报告。尸检报告当然一份也没有，但气象资料可查，1959到1961年，风调雨顺，应为大有之年。
那三年中，我失去了三位堂姐。大姐若琛，二姐璞英，六姐显碧，占这个大家庭同辈人近四分之一（不包括生活在部队中的弟妹们，他们是饿不着的）。留在故乡的姊妹们，全饿死光了。这个家庭中同辈人，大部是干部、教师，加上我这个大墙内的右派，吃皇粮的家庭尚且如此，普通农民的惨状可以想见。
1962年5月，我由白湖农场回原单位华阳河农场甄别，何谓甄别？当时也弄不明白，大概是复查的意思。总之右派不是铁定的，有了松动，有了希望。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亲情的人，经历了几年的大墙封闭生活，如今有了自由，管他什么右派不右派，甄别不甄别，大灾大难之后，第一渴求是看望亲人。
从白湖乘小轮沿巢湖南岸的沐集、散兵东航，船上不少回单位甄别的人，还有几个上海的少年犯，都是活泼可爱的十几岁男孩、女孩。同行的一个中年芜湖人是国军伞兵，他说第一次在青岛训练跳伞，他不敢跳，硬是被人从高塔上推下去的，原以为死定了，不想掉在厚厚的气垫上。为此他耿耿于怀，骂国民党不是东西，真会作弄人。另一个年纪稍大的淮北人是新四军老战士，皖南事变被俘，在上饶集中营里受尽酷刑，灌辣椒水时不张口，全嘴牙齿被撬去一半，讲话不关风，发音很滑稽，平时倚老卖老，又嗜酒如命，口无遮拦，运动中被打成叛徒。同船国共两位军人加我这个右派走到一起来了，大难不死，谈的十分开心。
半夜我从巢县上车，夜空中飘来濛濛细雨。在单调的车轮声中，人们都昏昏欲睡，我睡不着，迷惘而孤独，不禁悲从中来，首先想到在芜湖的妈妈。她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报答她的竟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凄楚难言：
又随夜雨去江州，忍辱江南拜白头。
才落人间二十载，五年漂泊五年囚。
第二天早上，在芜湖中山桥头的木楼上，见到妈妈和显芬五姐的一家。才几年时间，妈妈已从我印象的中年人，变成一个瘦弱苍老的老太太了。见到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嘴在不停嚅动，她领我到我童年时老家留下的红柜子前，打开下层，说“里面全是你的衣服，我谁也不让动，等你回来。”我打成右派后，显芬五姐专程去华阳河农场把我的衣物取回来，一路行程艰辛，心情凄苦。我背向妈妈，蹲在柜子前，低下头，良久不动，似在看柜子的东西，其实在流泪。一个受尽羞辱、折磨的右派、反动派、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全天下的母亲心里，永远是她的宝贝儿子。
听到的全是饥饿和饿死人的消息。五姐一天上早班，为赶路边走边啃馒头。不留意从后面串来一个饿汉，一把从她手里把她的馒头抢走，塞进自己嘴里。馒头被抢走了，人也被吓坏了。
妈妈一次到鸡冠山，用全家供应的糕点票买些吃食带给我。我用饼干筒装满干饭让她在路上吃，老人舍不得吃，带回芜湖时饭全部馊了。全家一粒也舍不得丢，用水淘洗后，全炒吃了。
姐夫廷甫因公出差，随身带个小竹篓，等车等船之际，就在路边草地里捉蚂蚱，带回家成了孩子们的美味，他当时是市百货公司经理。
他们在远离市区的神山开了一小块荒地，种上山芋，秋后收获颇丰。一个饿殍遍野的大灾之年，在远离市区种山芋，无人看管也无人去偷，真使今天的社会感到汗颜。
几个月前，外甥小明跟外婆到白湖看我。当时我处境不错，让他们在干部小食堂就歺。一个炊事员在烙饼，妈妈好奇的问他：“没油怎么能烙饼？”炊事员回答：“奶奶，不用说没油，没火都行！”
我带回一些花生，问小明子这是什么。他乱猜，回答是：豆。六岁的孩子不认识花生，当时我一阵心酸，如今回忆起仍然心酸。
显邦兄住在二街柳春园小学对门，我回去时，家里做两种饭，给我做米饭，他们自己吃大麦饼。这大麦在农村的评价是“饿死不喝大麦糊”，做成饼又粗又糙，难以下喉。我在白湖是顿顿米饭，认为吃米饭是极普通的事。我糊涂不知道实情，否则一家两种饭我如何咽得下去？可以说当时芜湖干部和市民供应还远不如劳改犯人。
小侄女黄菊饿的像生病的猴子，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不管手里抓什么东西，从早到晚一刻也舍不得放，拽都拽不动。像是没有思维的小机器人，叫人心疼。
侄儿健生那时还不认得钱，一次从家里拿五块钱到街上买冰棒，让卖冰棒的大婶大吃一惊，连忙对屋里喊道：“哪家孩子拿这么多钱买冰棒！快来人啊！”当时五块钱是多大的数字啊。卖冰棒的好大婶是比比皆是。
春节家家的食品供应券都花在一顿年饭上。寒冬腊月，哥哥全家都围在从老家带来冰冷的竹床边，吃难得的一顿年饭。健生高兴多次自言自语、低声重复一句话“过年好快活”。他的玩具也只有一种“泡泡子”（小气球）。
相比，南京三姐家要好的多。除了社会上供应食品票外，还有工人保健食品。三姐为我炖了一锅咸肉。那年头，莫说吃肉，就是路上见到有人拎着肉都是新闻。我只顾吃，却忘记了一件要事。
三姐托显邦兄帮她变卖戒指救急，尚有一个半出不了手，这半个是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叫我带到南京交给三姐，还写了一封信交代此事。三姐看过信也不好马上向我要戒指，我也早忘了，直到临晚，三姐才提起。我心里一慌，不好！是啊，戒指呢。猛然想起放在裤腰上专门放表的小口袋里。裤子已被三姐洗好晒干半天了。我出门在晒干的裤袋一摸，东西幸好还在。
她们全家老小三代十个人，挤在一间带阁楼的小平房里。每顿饭和任何吃的东西，都平均分配到人，碗边写上各人的名字。这种分配方式在全社会通行，几乎家家如此，不以为怪。
我带去一点花生，大孩子们想吃又不好开口，最小的女孩小六子话还说不全，恳切的要求她妈妈：“分掉算了”。如今她们已是半老的人了，提起往事又好笑又辛酸。
姐夫光弼也刚从右派农场回来，心情不好。一次不小心用木头拖鞋踩到小六子脚上，那该多疼，孩子哭了几声竟被呵斥。女儿们在一边不服气，向我告状，这爸爸太不讲理了。是啊，你当右派气不能在孩子身上出。他为人不够随和，性格耿直，不善交友而心地善良。大灾大难之后知道我要去，几天前就在家里打招呼做准备：再困难也要让小舅舅吃饱。
丈夫在南京当右派,弟弟在安徽当右派，三姐除上班外，不时要为家里两个右派寄东西，下有六个子女要抚养，上有一双公婆要孝敬，日子多难。
公公朱佑棠和老伴与儿孙住在一起，他年轻时和我父亲交好，小时候我见过他，卖布，到老还和孩子一样爱吃零食。1962年在南京我见他最后一面，我叫他“二伯”，他竟回称一声“少爷”。恍如隔世的称呼，这右派在长辈眼里依然是过去的少爷。
三姐告诉我，一次她看电影《杨乃武和小白菜》。看到杨乃武受火链裹身酷刑,身受重伤，姐姐去探监，跪伏在在地上，让弟弟扒在她背上写诉状。此时她想到了受难的我也能伏在她背上写诉状，可叹我不生在晚清，右派能写诉状吗？
六爷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长，住湖南路，前国民政府交通部房子，院子里很静，好像与军亊无关，我刚进院门，后面传来一声：你找谁？我向他介绍与这里住户的关系，说明来意，便衣门卫好像事先知道这回事，礼貌的让我进去。
六爷未下班，春生和长生头上各戴一个跟头差不多大的西瓜皮，追逐打闹，看不出荒年的样子。中午六爷下班回来了，1945年在环溪村一别已十七年了，父辈身上那种大家气质一点也不陌生。他身着便服，不像军人，我第一句话是：你和乔大伯长得一样。他用手摸摸下巴，略带感慨：“老了”，实际当时他只有四十一岁。
保姆上菜，六爷边拿起筷子边说：“尝尝鱼味道怎么样？”春生用筷子一拦说：“不行，你说的革命家庭人人平等，上桌吃饭要动大家一起动。”六爷只得收回筷子，无奈的摇头：“像是你挣钱养活了我。”
第二天安排我去玄武湖，晚饭时，他给我两条規定：一不准下水，二要戴草帽。我说我会水，掉下湖也没事，第一条不存在。临睡前又走到我床边交待：明天要戴草帽。我想：我已是近三十岁的大人了，戴草帽的事还得这么反复交待。第二天早饭后，六爷上班，门外车子已发动，他又下车返回交待我：到玄武湖要戴草帽。反复唠叨，让我有些不解，这出生入死的老八路才不过四十岁出头，思维举止简直如垂垂老人，哪像军人，是不是让延安整风和日后的运动把人整傻了。到我年老后，才知道长辈对晚辈们的爱，多不为小辈理解，反而嫌你，啰嗦，烦！
早饭是单位统一供应的，馒头又白又松，棍棒状，足有一尺长，吃多少拽多少。牛奶又浓又香，莫说大灾之年少见，就是以后在上档次的歺饮店里也罕见那样的馒头和牛奶。
晚上军区俱乐部放露天电影《刘三姐》，又瘦又豁牙的长生，拉着我向场地猛跑，我被拉得上气不接下气，怎么也想不到中年后他竟长成个大胖子。
两日后，临行前六爷照例按对所有探望他的家人一样，也给我十块钱，我没要，只要了几本书，内有《陆游诗选》，后来在文革中作为四旧被抄走了，同时被抄的还有我在安庆旧书摊上买的《杜甫诗集》。
为什么不要钱，我去信向六爷解释理由：谢觉哉说过，人生两头、即一小一老要人养，中间青壮年养人，我正值养人的年龄，怎么能要长辈的钱。
从南京回来，我去了老家，从泥汊下船，大姑母、姑父住在离祖屋很近的两间茅屋里，子女全在外地。他们用新鲜菱角招待我，说伴松表兄在困难时期从北京回来一次，带了不少吃的，一路上提心吊胆，那年头带金银都不比带吃的危险。我插了一句：“解放军还怕小偷？”两个老人都笑了。
大姑母告诉我：他们能活过来多亏显群表弟划右派后被学校开除回家，全靠他在地里偷点东西渡日，还赞扬这个儿子偷东西动作快，出去一会就能偷够几天吃的。在生死前面，书香门第也顾不得斯文了。
说到女婿饿死时，她说：这早在预料中，那年头哪家不死人，平平而叙，不见悲戚之情，太多的死亡，全社会都麻木了。
从泥汊经高沟、姚沟到黄家湾，所遇见的人多饿得毫无人色，熟人也不认得，在姚沟江堤上碰到显扬大嫂，她告诉我：一、两年前路上跟本看不到人，饿死的死了，没死的也饿得动弹不得。
环溪村除老屋被1954年大水冲毁外，大样子还在，昔日精美与风韵已荡然无存。
住在谢三姐家，她儿子谢业根是村干部，家里没饿死人，谢三姐见我很高兴，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在你家帮工时，业根和你们一样上学念书，不然他哪能当上干部。”
业根说起饿死人的的事，叙谈中常常夹进“砸蛋”两个字，这在老家是个负面词，有很坏、糟糕、没办法等诸多含意。
饿死的人多了，收尸的人也难找到，一点点口粮，优先供应收尸人。江埂上后宽死后无人抬，随地拖，脖子饿得太细，把头也拖掉了。
很多人家死人不报，尸体放家里，好多领一份口粮。
饿死的几乎全是翻身农民。
我和业根、业余兄弟在露天凉床上谈了大半夜，谢三姐在一傍偶尔也插几句，气氛温馨，主仆之间没有丝毫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第二天他们从天河栏河罾上弄来一些大小不等的杂鱼招待我，他们是村官，普通百姓是搞不到的。故乡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字：惨。
从劫后故乡回来，在芜湖碰到同学、同乡汤佐舒，他是我在校时相处最好的同学，两人不免谈起农村惨状：
七年生死凭谁报，今日江城忽幸逢。
休叙故乡旧亲友，村前村后鬼重重。
五月底在芜湖遇到显硕，邀我去庐山，他就在山上工作，我因要先去单位了解一下右派甄别之事，不能与他同行，让他先走。临别时他仔细交待了他在庐山地址：庐山党校，缺党字，找到庐山O校即可，我记下了。
六月初我到了华阳河农场，途中所见与反右前大异，大跃进前大轮如同流动的水上城市，灯红酒绿，小卖、歺饮、洗浴、理发、电影、酒吧、舞厅，应有尽有，远离歺厅就闻到美味佳肴香气，质高价廉，让人流连。
如今什么也没有了，一半以上多为逃荒的流动人员，甲板上、过道上睡满了拖儿带女的人群，早上一碗稀饭，一个小馒头，中午一盘硬邦邦的蚕豆饭，一点素菜，看不到油星。带壳蚕豆很难嚼动，我把米饭全吃了，剩下又黑又硬的蚕豆，正在犹豫如何处理，同桌一位长像穿着漂亮的小伙子，把手中盘子伸过来恳切地说：“给我，给我”。多漂亮的小伙子，竟到了这个地步。我不禁想起四年前春天在壬辰占第一天劳教时，粗麦糊噎不下喉，同床的右派亡友严宏初向我伸碗乞讨的情景。
对面床上是一位长相清秀，做派老道的三十岁上下的上海女子，穿着入时，好像有点感冒，常咳，流鼻涕。一次咳后竟向我伸过手来：同志，是不是请你给我几张纸。纸递过去了，她说声：谢谢，就去擦鼻涕。我奇怪她怎么知道我身上有纸。那时吃剩的蚕豆，身上手纸都有人留心，那是财富啊。
在华阳河农场逗留几日，老领导、老同学、老友，劫后余生，大家相见十分开心。进入主题：甄别，则很不开心，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高层“路线斗争”的一个片段，耍耍老百姓，此亊后叙。
上庐山前日，在九江汽车站侯车室里将就了一夜，当时大水，九江沿江马路上能行船。口袋空空，旅店也难找，侯车室里各色各样的人，各种各样方音。半夜，一个村妇不小心把两只鸡放跑了，它们在人头上飞、跳、叫，好不热闹，瞌睡全无。一夜说说听听，颇不寂寞。一早启程，“跃上葱茏四百旋”，山道弯弯，竹木繁茂，气候凉爽，难怪蒋先生，毛先生都喜欢这里。古人言：天下名山僧占多，如今则是“天下名山官占多”，别墅之多，为天下名山之最。
根据显硕在芜湖告诉我的路线图，在牯岭附近山谷里，很快找到了“庐山O校”。
那时全国都在劳逸结合，显硕很闲，白天陪我玩，东谷、西谷，天桥，仙人洞，他当讲解员，我最喜欢乌龙潭和含鄱口，前者幽深，后者博大，青年时在徽州走过不少山林，站在三宝树前还使我震惊，它是陶渊明的友人慧明手植，距今已1700年了，只有杜甫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三千尺”才能描绘它。在乌龙潭边观鱼，不禁背诵柳宗元名句“日光下徹，影佈石上，怡然不动”。
显硕没空时，我就一个人单遛，多为游人罕去之处。“花不知名份外娇”，未开发的景点更具野性之美。
晚上不是看戏就是参加舞会。庐山剧场上演上海京剧院演出《武家坡》和《红娘》，显硕对京剧有兴趣也在行，李玉茹是名角，自不必言，汪正华的杨派唱腔他极推崇，说：这样好戏在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票，很熟悉京剧行情。
我看到舞台上绛红色的大幕只有上半截，不见下半截主幕，显硕告诉我大幕是被小偷偷走的，这里可是三年前中共中央批判彭德怀的主会场，这小偷也真是，竟不把党中央放在眼内，它也敢偷。
庐山范围不大，有重大活动各单位都临时抽人操办，1959年批彭老总时显硕作为工作人员，毛、刘、周、朱都见过，他对朱老总印象深，说他全像老农民，穿条又宽又大的中式裤，前面打一个折，系一条布裤带，走起路来大裤腿一甩一甩，江青很讲究，为她布置的住处，有一点不如毛都不高兴。
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安徽人想跑到曾希圣那里当面问问安徽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人没见着就被保卫人员赶走了。
不久前他参加电影演员孙道临和越剧演员王文娟的婚礼，因为都不是初婚，不知哪个调皮蛋在婚字前面加了个数字。
显硕小时性格并不活跃，因长期搞工会工作所使，很喜欢参加各种舞会和文艺活动，每场都把我拖去。我刚出大墙不久，哪有这个闲情。厅内乐声悠扬，离不开《洪湖水浪打浪》和《小曲好唱口难开》，灯光摇曳，人影晃动，我独自一人坐在露天树荫下藤椅上喝茶，庐山疗养区的藤椅结构漂亮，做工简洁流畅，线条优美，坐上面很舒服，心里产生这样念头：今后我也可以靠编织这种藤椅谋生，想到哪里去了。
虽是夏天，晚上山上很凉，要盖厚厚的棉被，显硕睡的是单人床，二个人挤不下，就开地铺，有蚊子也有臭虫。他告诉我，过去庐山是阔人和洋人享受的地方，气候宜人，没有蚊蝇，回到人民怀抱后，什么人都能上山，什么人体害虫也随之上山。我不禁想起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的话：美总是属于少数人的。
童年的环溪村不也是这样，我多次重访，一次比一次倒味口，如一幅精美的山水画被泼上一盆污水。
在庐山逗留半个月，回来时，显硕给我一提包自己种的马铃薯，送给芜湖亲友。
中秋前几天，显煜兄出差路过芜湖，邀我去金寨，他是我们同辈中性格最豪爽的人，与我有不少共同之处，建国初在剿匪中腿上留下两处枪伤。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就想在金寨办丝织厂，当业主，这种私有制观念比文革后改革开放要提前二十年，他计划把家里没有工作的人全部在他的丝织厂里就业，特别提到小姑母，也要为她安排就业，这种自己办企业为亲友解决就业的想法，在那视私有制为罪恶的年代，可以说是光芒万丈，值得大书特书。
他烟酒双全。我们兄弟基本烟酒不沾，他很出格，一次我和他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进场前，他烟瘾来了，一摸身上烟完了，急了马上要去买，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捨不得他花钱，拦住他，要他稍等，我到中山桥五姐家去拿散装烟，廷甫姐夫在商业部门工作，供应较便宜的散装烟，我一路小跑，跑去跑回，到了解放电影院，气喘吁吁拿出散装烟，一看他早就站在人群中吞云吐雾了。我说我们不是讲好了，等我拿烟吗？他说他等不急了，我白跑了一趟。
从芜湖到金寨，贯穿安徽省东西，我两人盘算，把钱凑在一起，只要不乱花，肯定够了。谁知他虽经过三年“自然灾害”，要面子依旧，到哪家都不空手，首站到无为钱就花光了，一路在庐江玉琳处，合肥显铎处，六安专署某战友处，金寨党校，共拿了四次钱才到家–金寨古碑。
我担心万一在途中找不到人，岂不要讨饭，他到若无其事，我自惭不如。
在无为住花荫塘大姐家，大姐已去世两年，全家搬到别处，胖三妈、瘦四姐，显宽住在那里，大姐坟就在前面院子里，上面已长满野草，大姐为人宽厚仁慈，我们在坟前默立良久，追念她生前种种好处，显煜却恨恨不平。
据邓映街三姑爷张仲儒说，大姐临终前后很惨，一个孩子不懂事，为争点吃的，竟用凉水浇他病危中的母亲，去世后，一家人害怕，举家跑到外面去住，后事无人过问，还是张仲儒一手操办的，没有钱安葬，只有简单埋在自家院内，显煜听罢很气愤，张仲儒一再要他去见见几个外甥，被回绝了。
张家三姑母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把我从头摸到脚，边摸边乐，嘴里嘀咕：这么大了。我既感亲切又不好意思，她叫女婿显劳买了只大鹅准备第二天招待我们，回来我与显煜商量，现在家家生活这样困难，夫妻也要分食，粒粒计较，这鹅我们不能吃。第二天一早，我们不辞而别，后来听说三姑母知道后，伤心大哭了一场。
鸡叫东南去，趁星好出城，水光人影动，船在镜中行。
夹岸杨柳色，满湖芦荻声，看鱼捉不到，随手采红菱。
上面是我1962年9月初某日晨与显煜从无为趁小舟前往泥汊途中所见，我虽自幼生长在水乡圩区，但那一路水清、柳绿、芦白、菱红，船边游鱼可数，集圩区景色大全，令人陶醉。后来听人说，那地方叫十里长河，真是美不胜收。
夏天我独自一人返乡，不到三个月，又陪显煜再跑一次。
离开黄家湾两人口袋就空了，好在故乡已无长辈，免去花钱送礼。
在庐江缺口小学里见到玉琳，她身患肺病，独自一人住在学校，见到我们又高兴又伤感，只住了一两夜，从她那里拿些钱上路，上车时玉琳伤心落泪，这竟是我与她最后一别。
当时交通不便，在庐江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合肥，在那里我们拜望了金稚石老人，老先生早已不住原省文史馆的草房子了，不知何时搬到省府大院后面的高干楼，单门独户二层小楼，非昔日可比，这楼与我当年伤心之地林业厅只隔一条小路，老人外孙达腾也在那里，老人谈兴很浓，很多年前一样，又提起上辈的事，为了不使老人扫兴，我们只听不说。
老人向我们介绍了刚问世、老百姓尚看不到的末代皇帝傅仪的《我的前半生》，老人评论它“史料多，文筆也好”。
在农学院找到显铎，他把刚收到的显煜寄来的钱又交给显煜做路费。
在邮电学校找到显著，白净，高大，堂堂一表，待人彬彬有礼，与小时惯宝宝宛若两人，三人一道去机械厅找惠英，她很快认出我和显煜，对显著却一时拿不准是谁，显煜一傍大声介绍他小名：“八宝子”，大家全乐了。
离开合肥天气不好，快到六安时大雨倾盆，乘坐的敞棚车毫无遮掩，人们各自用衣服、簸箕、脸盆挡雨，根本就不抵事，但情绪不低，上面在下雨，下面在说笑。到六安人人全成了落汤鸡，下车后人们纷纷散去，显煜领我到专署，在他土改时一位同事那里烤衣服，衣服未干，又伸手借钱。
到六安正好是中秋前一天，我找到六安农校语文教师潘世瑛同学，她与我同班，同在徽州、杭州一带工作，又前后调往林业厅，反胡风时她安然无亊，我是阶下囚，斗我时场场不缺，不知看在同窗份上还是对那场运动“强颜欢笑”，对我始终没有撕破脸皮，刺刀见红。彼此心里并无仇怨，中午她从学校食堂买来最好的饭菜，还有当时少见的红烧牛肉，二人在她小小闺房边吃边叙，共忆往亊，念及诸落难同窗际遇，我不禁悲从中来，怆然吟道：
庐州落叶唱离歌，七载江湖感慨多。
涂有茫茫生死念，无人能寄一封书。
与潘世英还有一段辩不清，道不明的“鬼”故事，当日同在林业厅工作，我住机关外宿舍，她住机关内筒子楼。一天午休，我到她宿舍去玩，进筒子楼前，见到她先我几步进了筒子楼，我也没叫她，只跟在后面走。走过几间房门，她左拐先脚进了宿舍，我后脚跟进，一看房中空无一人，心中大惊，以为她藏起来逗我玩，门后、帐后、桌下找遍也不见人影，吓出一身冷汗。正狐疑间，她从门外进来，我心神不安对她讲述刚才所见，她也难信，喃喃自语：“我怕要死了，”真是活见鬼。她为人灵巧，身为左派却不伤害右派，难能可贵。
中秋日我们到了梅山（金寨）显煜第一件事去他单位党校拿钱，本来在芜湖动身时我们就算好了，两人所带路费足够，他花钱大手大脚，吃上顿不顾下顿，到谁家都不空手，到无为第二天钱就花光了，正如老家一句村言：“人情大似债，头顶锅盖卖。”同辈弟兄像他那样性格也只有他。
梅山水库坐落在史河上，与佛子岭、响洪甸并列为皖西三大水库，上世纪五十年代闻名全国，当时属重点保卫工程，不对外开放，凭县级介绍信方可参观，显煜给我挂了号，但因行程紧，没有看成，多年后再去时早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不设防的普通水坝，谁都可以遛达，昔日身价全无。
在史河岸边不远的山里，显煜领我去祭奠乔大妈坟茔，在坟前，我痛快淋漓大哭一场：
中秋自古天伦节，此日坟前听草声。
万语难言千创痛，七年积泪一时倾。
当逢地下亲朋面，应叙人间儿女情。
遗愿何需归故里，环溪哪有旧乡邻。
反胡风、反右、大墙、苦役，多年摧残与凌辱，满腔悲愤都随着泪水洒向亲人坟前野草、大地。
中秋夜晚月色很好，我站在大坝下游史河桥上赏月，水库正放水，坝下谷底形成一片水雾，巍峨坝顶清晰可见，在皎洁的月光下，大坝似飘浮在烟雾迷蒙中，亦真亦幻，十分壮观。
第二天一早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水库码头，轮船又笨又蠢又丑，简直像原始人挖的独木舟，哪比得上长江上轮船有线条，有韵味，有看相，又实用。库里水蓝得和天空一样，山水相绕，山重水复，山、水、树、天一片兰绿色，只有浓淡之分。中午到了水路终点，尚有十公里山路要走，在码头边一个小饭店吃中饭，菜只有一样：鱼。水库水深，库底原为村镇、房舍、树木、山石，库里鱼极难捕捞，只能由它自生自灭，显煜曾在故乡打探长江渔民有无捕捞水库鱼的技术，闻者皆摇头。有的鱼水涨时游到沟汊里，落水时因体形大，虎落平阳，下不去，个体重多在十公斤以上。山民煮鱼技术很差，佐料少，烧出来的鱼一碗有一半是油，腥味难闻。我虽在长江边长大，平生见鱼、食鱼无数，也很少见到水库里如此又大又腥又腻的鲢鳙，实在难吃。
大别山区道路无法和徽州山路相比，多为原始自然路，无人工修筑痕迹，逢巨石、大树挡道，行人只有绕道而行。最不解的是大小河流皆无桥无舟可渡，行人至此，只能脱鞋、卷裤脚涉水而过，我问涨水怎么办，答曰：不走。
一路上显煜向我介绍山景，什么老鸹岭，金刚台，远非徽州群山秀峻、葱郁可比。真可谓穷山恶水，人穷地穷。
显煜家在古碑区，山不大，树不多，水土流失严重，一下大雨，流经农田，过水处都形成一滩扇形沙滩，雨后农民都要把沙子挖走才能耕种。
他家住一个看似小庙的房子，是当年红军保密局的地址，肃反时专门用来杀自己人的地方。大别山还留有万人坑或其它集体无名坟冢，是当年肃反的见证。
显煜老婆一见面就赞叹：“二爷过得这么好。”那时，不论左派，右派过得多不如我，又白又胖，乔大伯在一旁说：显炯小时候就长得好。我爱听长辈讲我小时故事，很温馨。他提到两年前到鸡冠山没找到我，那是我有意不见，只得羞愧的支吾过去。
显煜上班，我陪大伯到菜园摘菜、浇水、煮饭。家里养了头猪，大伯说是从山上捡来的“六脚猪”，农民忌讳不养，大伯不信这个，说人还有六个指头的呢，为什么不能养？昔年在故乡威震一方的乔大爷一点架子也没有了。那时莫说他做家务事，孩子跌倒在地也不伸手拉一把，现在不光什么家务事都做，还不让我插手，说：你摸不清。
显煜二女儿刚出生不久，老婆成天坐在内屋摇孩子不出门，饭好了，水热了，公公就喊儿媳吃、洗，当年习惯使唤人的乔大爷竟成了拥人，我也看不惯。
舂米要去邻村，石碓用脚踩，不像故乡用手，大侄女强子跟在后面满地跑，赤脚在小山路上跑得咚咚响，脚下小石子根本就不当回事，要是我一步也不能走。
大别山区有些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饭煮开后把米汤滤出来喂猪，再上锅蒸熟；菜烧好了分别盛在一个个粗陶罐子里放在锅台上保温，上桌前再分别倒到碗里端到桌上；冬天每一道菜都放在小炭炉上，有多少菜，桌上就有多少小炭炉；为客人盛饭不超过碗容量三分之一，用量少来表示对客人尊敬：不是饭桶。
有种野生植物“金刚刺”酒，入口时与其他酒没有什么区别，过后感到全身舒畅，尤其是大脑一点没有酒后难受的感觉，反而格外清醒。
和大伯在一起很开心，天天从他肚子里掏诗，大伯留下的诗大多是那时掏的，成为后来六爷编《黄氏诗选》的主要资料，因政治原因，有些诗背景作了改动，如：抗战初期乡人沈自裘与何文学去西安投奔五爷，参加国军。乔大伯作诗送行，首二句为“鹰隼盘秋气愤扬，抉裾鞭影指伊凉”，六爷明知原诗出处，却将诗题改成《送人去延安》，后又改成《送五弟远行》，为此我与六爷产生了分歧，他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我则认为应当尊重原作，最后六爷不高兴了，说我难缠，最后还是依了他，长辈嘛！
大伯诗里还有伏罗西洛夫访华的内容，我觉得一个中国的地主去写苏联老大哥重要人物來访，未免滑稽，当时没有记下来，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真正后悔的是：我当时认为，不把大伯诗留下来就很难再有机会了，别人不知道这些诗，却忽略了家史，认为了解家史的不止大伯一人，以致今日家史里太多的空白无法填补。那时大伯身体好，思维清晰，我又年青，正是记录家史的绝好机会。如今只能悔恨终身，对不起自已，更对不起后辈。
在显煜家住约半个月，返程因大雨连日，公路时通时断，车票太难买了，找车站领导、交通局，你找人家也找，都不行，谁都得站队买票，两人在路旁发愁。忽然一客车刹住停在我们面前，一位熟悉的司机和显煜打招呼，知道情况后，立即打开车门，叫我：上车，上车。我一文不花就到了合肥，真是现官不如现管呀！
到农学院把显煜带来的钱交给显铎，在他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吃了一顿饭，菜是老韭菜杆子，硬得像树枝，难嚼难咽，我把自己对大嫂的印象告诉他，认为她对长辈不敬不孝，并颇有分寸表态：是不是有点夹食（二百五），显铎立即愤然反应：有点夹食？就是夹食嘛！我妈妈就是被她气死的。
国庆，南京三姐带女儿小一子；六叔带六婶、滨生、长生来芜湖，与妈妈、五姐、显邦两家和我一个单身汉共聚二街显邦家，头天六爷拿出十块钱由启凯嫂子办一桌丰盛的家宴。
长生比健生大不了几岁，大家要健生喊叔叔，健生看看喊不出口，长生咧着豁牙不解：我这么大就当叔叔了。
大侄女黄辉粗心，把小一子在街上弄丢了，小一子话也讲不全，这么小的孩子丢在陌生的城市里到哪去找。全家心如火急，分头去找，最后还是被黄辉找到了，小一子被一群人围着哭，人们问她是谁家孩子，她说：我全家姓朱，就妈妈一个人姓黄。
席上全是家乡菜，六婶是北方人，夹起一个蛋饺，好奇的问：“这肉怎么搞到蛋里去了？”大家一阵好笑。
六爷说：“这次家宴是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家乡沦陷前全家首次团聚。”可惜这么多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日子再也没有机会遇到了，成了最后一次。
有诗纪之：
我家世代长江边，船系杨柳泊门前。
菱香米市人如水，鲥鱼鲜美河豚肥。
儿童腊八拦花轿，十五婆拜媳妇年。
自从东北起烟狼，父辈流离各四方。
弟兄生死凭谁报，江南塞北断人肠。
二十年前家何在，荒坟野草伴衰杨。
欣逢佳节三代会，又在江南聚一堂。
白头老母喂孙孙，兄姐传杯带笑声。
阿叔枕戈三十载，还是慈祥一上人。
盘中样样皆乡味，座上全是一家音。
传闻天上神仙会，怎比人间骨肉情。
人间多少离愁债，几家能赏共杯心。
岂不闻“咫尺天涯寻不得”，空嗟身世老风尘。
“咫尺天涯寻不得”为六爷诗句，不久前他陪同南京军区政委唐亮因公去梅山水库，知道乔大伯就在水库边住，兄弟不得一见，伤感不已，有诗曰：
梅山水库夺天工，远近山河尽画中。
咫尺天涯寻不得，不知何处有乔松。
六爷来芜湖前，春生因血吸虫病住院不能同来，病是在下蜀一家农村亲戚家里感染的，发高烧，由显琬在照顾他，动身来芜湖时，六爷给显琬打招呼：“我们到芜湖去玩，春生死了就火化”。春生是六爷最喜欢的儿子，这种连骨肉生死都异常冷淡的心态，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六爷自幼生性仁慈，多愁善感，重亲情，从1938年春去延安前在自己一张照片后留诗可见其人。
痛道一声今去也，他年何日得归来。
经过一番革命磨练，真是脱胎换骨。
离开大墙后，那年夏天和秋天都在探亲访友中渡过的，其中几次往返白湖与华阳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明知甄别无望，也得回来。那是原单位啊，总不能在劳改队里呆一辈子吧。谁知这一脚陷进去就是十七年，直到文革结束，右派改正。
1962年底，我对甄别彻底失望，又不愿傻等，决定来一次远游，半年来该见的亲友全见了，只有小姐姐淑澄远在贵州。小姑母也在那里，因怜手足千山隔，又作西南万里游。
在九江买了一张十八元到贵阳的联票，在南昌、株州、衡阳、桂林转了四次车，历时五天才到，车中大部分是站着，碰到一个座位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享受了。
车厢里站不容身就站在车厢接头处、厠所门边、两个座位人腿间都站过，那时在中途上车的旅客百分之百没有座位，反正站的很多，不是我一个，也不觉得低人一等，只是太疲劳了，到贵阳两只眼睛生火，红肿得无法睁开，休息一星期才恢复。
为找一个座位真是使尽了解数。
离开九江，同行告诉我，九江火车不与南昌接轨，只开到赣江北，要转乘公交车过赣江大桥到南昌火车站。知道我去贵州，他又告诉我，到贵阳火车南昌没有起点站，全是路过车，不可能有座位，建议我趁车到南昌下一站向塘，从那里上车回南昌，南昌下客多，有座位。我依他教我的方法，到了向塘，登上去长沙火车后，简直挤得间不容指，人都挤扁了，好在离南昌不远，南昌下客很多，在车上不难找到座位，如果从南昌上车，休想有坐。我真感谢从九江与我同时上车的同行。
车返向塘，向西驶去，当年这条南方东西大动脉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把南昌放在干线上，东来西去火车都要从向塘往北拐到南昌，到南昌再返回向塘。
找不到座位，找到一个不久要下车的旅客也好，曾站在一个“不久”下车的旅客身边等了五、六个小时。
南昌上车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座位，站在车门边，不像随车乘务员也不像旅客，身段、面容似曾相识，这不是当年在无为中学同学叶林吗？良久对视中他也认出了我，他乡遇故知，二人精神为之一振。
叶林是泥汊人，年龄比我大，论辈份还长我一辈，建国前参军，后转业到地方，在南昌铁路部门工作，今天要去离此不远的小站公干，当天即回，不期与我相遇。他不解我既在职何必自费旅行，我当然不便告诉他我是在职右派，全程十八元票价令他惊诧不已，够贵了，途中他告诉我当年同学情况，表兄伴松在铁道兵团政治部，驻北京。到站后叶林下车告别。
车过宜春，南望天际灰濛濛的武功山令我心仪，深山老林中不知是否有我这样孤独的右派。
在株州转京广线、衡阳转湘桂线，全在夜里，夹在类似逃荒的人群中晕头转向，迷迷糊糊，疲惫不堪，像狗一样捲缩在车厢接头处的某一角落，一任过往人群在身上跨来跨去。
“衡阳雁过无消息”，古人感叹也感染了我，站前广场还有几株与现代建筑很不协调的古树，在站外买了一篓桔子，当年屈原在湖南写有桔颂，这里种桔历史太久了。
进入广西，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旅客衣着整齐干净，有秩序有礼貌，神态安祥，不像京广线上充满战争与逃难气氛，令人恐怖。农民把随带食品拿出来让左右同享，旅客可以悠然离开座位到歺厅就歺，在歺厅里一位戴着大耳环，满头银饰、满身刺绣的苗族妇女问我一碗面条多少钱，这位小时在课本上才见到的南蛮话我也听懂，颇为好奇、自信。
一碗面条，上面放了一小撮烤焦了的碎辣椒片，我竟不假思索一筷子把碎辣椒片全送进嘴里，这一筷子辣得我记它一辈子，咽不敢咽，吐不便吐，周身细胞像着了火似的，顿时面红耳赤，满头大汗。一位好心大嫂见状对我说：“不是这么吃法，爱吃辣的人可以把它放在碗里和匀，不爱吃辣的把它拨掉不要，像你这样一口吞吃法，谁也吃不消。”我感谢这位大嫂，可惜迟了。
火车是武昌到凭祥的，最迟在柳州就要转车，“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提前在桂林下车，住进一个小旅舍，开始了桂林之旅。
火车临近桂林，进入了一个大自然盆景世界，路边山石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像鹰、像树、像桌，一块碧绿的水田中央或许就有一座类似太湖石的奇山。我是从小孤山边来的，那是长江边屹立的一座孤山，桂林一马平川的田野里屹立着千万个小孤山，让人叫绝。山边有楼，楼边有山，有名的独秀山就座落在一所高校院内，入夜天色昏暗，马路边是楼是山让人难辨。
还珠洞，象鼻山，七星崖，漓江周边景点能到的全到了，除七星崖每人收二角钱导游兼讲解费外，余皆白看，一文不要，但要胆子，走在长长的还珠洞里，幽暗的洞穴中只有我孤身一人，真有些疹人，心里暗自捉摸：不意间来个山妖水怪，把我这个异乡右派吃了，找谁去。
穿洞而出的即为漓江，豁然开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今越南）归来，引进一些薏仁米种子发展农业，因战功卓绝，遭人妒忌，有人反应他在境外抢掠珠宝。糊涂朝廷什么话不信？马援怕问罪，只得愤而销毁“罪证”，把薏仁米全部倒入漓江，付之东流，这天理何在？将军怒而拔剑将江边一块巨石一劈为二，是为今日著名景点还珠洞，试剑石，我坐在石上面对漓江沉思：将军啦！你就是当年的右派。
桂林话难懂，歌却好听好懂，七星崖导游姑娘，活泼恢谐，能唱会说，爱逗乐，在一处上下相对尚有一段距离的石笋前对游人说：一万年后两根石笋就会对接，不信，请同志们一万年后来看。
指着一尊石象严肃认真的说：“象肚子底下千万别进去，进去就出不来。”有好奇者探身一看，什么名堂也没有，方知受骗。姑娘笑弯了腰，受骗的和骗人的皆大欢喜。
一少年见向导漂亮，问得也多：这里通何处？那里叫什么？不少景点尚未开发，她也说不出来。姑娘被逼得发火说：“我说什么、不说什么是文化部门规定的，不能乱说，乱说要开除回家，谁养活我”。“我养活你，”少年不假思索回应，满场大笑，笑得姑娘脸红。
以前我偶尔写点旧体诗多为个人生活感触，自思自叹。在这里我对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无限倾倒，开始用旧体诗来吟咏它，从此壮丽河山成为我生活中至死不渝的至友和歌咏对象，慰我孤寂，抚我伤痕，写得不好，却是一个起点：
黛色漓江流玉桥，山山多是象牙雕。
当初想必神仙市，洞口仙姑卖寿桃。
七星崖内闻奇言，向导姑娘是洞仙。
约我欲知相逢日，需等人间一万年。
桂林不仅山水奇秀，社会文明在一件小事让我难忘，一次在饭馆吃饭，连饭带菜一人一份，服务员端来两份放在同桌对面食客面前，我还要等下一轮才摊到。不想对面那位食客起身将自己那份饭菜很恭敬礼貌的送到我面前，说声：“请。”我一时犯懵，身在异乡，互不相识，这从何说起。是不是同路旅客在车上相识的，不是，很快我领悟了，这是礼让，是文明，小动作使我大感动。在别的地方，不要说互让，谁先谁后还要与店家争吵呢，吵嘴打架都有。
在字画店里，专设一室让行家鉴定，我在一幅待鉴定的山水画左下角看见有一方小小印章，文为“采白”。我不禁轻声自言自语：是不是徽州的汪采白，马上过来一位工作人员向我请教有关汪采白情况，叙谈之际，还给我让座斟茶，我受到想不到的礼遇，像模像样的简略介绍起这位清末民初的徽州画家。只能简略，多一点我也不知道，事后自嘲：瞎猫碰到死耗子。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任桂林地方官，他又是我故乡县令，人民纪念他，建有米公祠，伴以洗墨池，拜石亭等遗迹，门口有块石碑，有米老先生手绘大白菜一棵，精妙绝伦，是小时读书常去玩的地方。在桂林再访他的遗踪，自多一层感慨：
米公是我故乡官，笔势惊风海内传。
鱼米无为哪不好，远涉漓江拜石头。
半夜从桂林上车，眼睛红肿发炎，越发难受，几乎每分钟都要用手帕擦几次，太难受了，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到贵阳是上午，下火车后迷缝双眼找到了先联系好的去大山洞公交上车地点：紫林庵。
进淑澄家门只有小姑母一人在家，相别十三年，第一件事请她带我上医院看眼，淑澄身穿白大褂工作服在上班，见我大老远到贵阳第一件事就去看病不以为然，她说这是车上旅途劳累所致，休息休息就好了。没经处理就回来了，差不多十来天才恢复正常。
小姑母当时正值壮年，不到五十岁，头几天亲自动手为我杀了头自己养的猪。姐夫宏勋一副工人干部气质，三个孩子老大小辉斯文一点，老二小弟大扁头，武武的，蛮不讲理，具有北方人身板；老三不会讲话，勉强能走几步，好像没起名子，全家都叫她小崽子，老小黔云还没出世。
家里生煤炉，煤炭质量不好，一股煤烟味，初去时很不习惯，住久了仍不习惯。
淑澄所在冶金部七冶，是1959年支援地内地从鞍钢迁来贵阳的，所有人马，包括社会服务人员，理发店，澡堂子也一齐迁来。风俗习惯自不必说，完全是东北一套，吃饭很随便，全不像故乡待客，全家围在一桌，几碗几碟，还要等人坐齐了才动筷子。他们是各吃各的，无矩可循，当时还没有电锅，小孩冷天也喝凉水，吃冰棒，后来发展到饭桌上整天放一只电锅，谁吃饭谁动手加温，连早、中、晚三顿也难分清。开始我很不以为然，想不到多年后我自己也被同化了，别说孩子，老两口也是这种吃法。生活中各人时间、口味很难统一，自由安排远比一刀切自在。
还有炕，我第一次睡炕不是在寒冷的北方，而是在西南腹地贵阳，坐在炕上，睡在炕上，吃在炕上，在南方过北方生活。
东北人生活中有粗有细，吃法较粗，穿着讲究，妇女很注意修饰，人们都有一两件考究的外衣，样式、面料颇具贵族化。淑澄就有件棕色长毛大衣，扣子如同小球，穿在身上像阔太太，这在当时不富裕的地方不多见。
我在那里好像成了全东北人的客人和亲友，他们很有礼貌，常以全体东北人的口吻和客人交流，连理发员为我理发时，也抱歉当地条件差，没地方玩，对不起我这位远方来客。这关他什么事，真是礼义之邦。
贵阳城市很破旧，只有一个灰色瘦尖尖建国前的银行像个样子，但公共场合较干净，汽车站、火车站找不到席地而卧、随地而坐的人，看不到一个像江淮一带身背一床破絮，上插一双布鞋的逃荒族，更听不到诸如“奶奶的”，“老丈人”之类粗话、脏话。
在贵阳过了1963年元旦和春节，元宵节后，淑澄全家送我到贵阳，买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午饭后她们全家回大山洞，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不觉将晚，上车时间快到，竟迷了路，公交已下班，那时谈不上有出租车，急得我遍身大汗，心中不觉盘算，万一赶不上车大不了车票作废，买第二天的，只是这个人如何丢得起。一个走南闯北的大男人竟迷了路，误了车，我只有一路问人，一路小跑，幸好在开车几分钟前赶到，最后一个检票，上车后，虽是冬天，衣服也汗透了。
去时是白天，桂、黔交界处险峰如削，直入云天，涧深不见底，火车爬山时只挂七、八节车厢，前后各一个车头，一拉一堆，机车呼哧呼哧喘气，非常吃力，遇到险峻下坡处，有种车轮不着地的感觉，火车似乎在飞，真让人心惊胆跳。回程是夜晚，快到桂林才天亮，免去了许多惊恐。
在武汉中山大道上路过市人民剧院，门前是一个花木繁茂的大院，建筑也很庄重气派，海报上显示正在演出郭沫若的《武则天》，到售票处一问，一星期内票全售完了，为想看那场戏，我动起了歪点子，找到了剧院办公室负责人，向他出示了贵阳的火车票和当夜船票，我说本来我直去上海，在贵阳知道武汉人艺上演《武则天》，为看这场戏特绕道千里来武汉，这小小的谎言使接待我的人很高兴，立即给有关人通了电话，边说边乐，人总是喜欢恭唯的，绕道千里看他们的戏谁不高兴！要我开演前来给我安排，到时我去了，门前早有人在等，交给我一把折叠椅，很抱歉的说：“实在是客满了，你情况特殊，经研究，给你一把椅子，随便你到哪里坐都行，”帮我买了张最便宜的无座票（站票）。我当仁不让找一个最好位置的过道坐下，迴视周围，场内坐无虚席，两傍也挤满了站客，坐在前排过道里只有我一个人，附近观众向我侧目传来异样的眼光：此人有来头！
主演叫司徒莺，有帝王之气，当近臣反应上官婉儿社会关系不好，祖父、父亲均被大周政权镇压，切不可放在身边重用，女皇冷静地说：“当年太宗皇帝从西域得到一匹烈马狮子骢，满朝文武无人能征服它，但被我征服了，先用鞭子抽它，不服；用锥子锥它，再不服；用刀子割它。当时我只有十六岁。我把婉儿放在身边，就是要她做我的鞭子，锥子，刀子。”
我被震撼了，而今知识分子不要说做当局鞭子，锥子，刀子，只求当一个顺民也被一脚踢得远远的：滚，只有戴帽子、劳役、流放的份。
东归舟中，遇到一位文化兵，和我大小差不多，谈得投机，彼此不通姓名，与我大谈苏联、东欧、中共，内容不外是残暴、谎言、独裁，这小兵简直吃了豹子胆，其知识之渊博，论点之精僻，使我信服，倾倒。我们在九江分手，他下船，我东下，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谁也不知道谁，谁也忘不了谁。
回芜湖后第一椿事就是帮淑澄在东北的侄女买一条头巾，四边带穗那种，在当时已算是很土的姑娘饰物。居然东北，西南都买不到，社会物资贫乏可见一斑。淑澄送给我什么东西，记不清了，重头是一床重庆产的灰色毛毯，以后我又转送给妈妈了，现在可能还在。
二月底，最后回了一趟白湖，到政治处办回调手续，与一位一道从江南过来的马干事道别，他为我多领了一个月工资。当时会计不在，后来邮寄到华阳河，虽属小事，也引人注目：一个右派，劳改单位还给他多寄一个月钱。那时我的工资不低，比华阳河的生产队长还高，叫人眼馋。
在政治处，还发生了一件丢人事，一个为我查资料的女同志，长得特别漂亮，我多看了她几眼，引起她反感。她知道我虽回单位甄别，身份但还是右派、坏人。被这样的人看几眼好像也是政治上的损失，嘴里低声嘀咕一句很难听的话：“再看把你眼睛抠掉。”声音虽小，羞辱太大，但愿我听错了，或者是一句与我无关的话。右派连美女也无权看吗？
宣五爷当右派从徽州回来，安置在巢湖园林部门负责，曾多次相约一见，这次从白湖回来，取道巢湖腹地钟庙，两人相见，无比高兴，叙旧加牢骚，日夕畅谈。夫人用巢湖特产银鱼鸡蛋羹招待我，其间附近一个小学校长来请他给小学生上革命传统课，他当仁不让，对校长高谈阔论，满嘴革命大道理：对革命接班人，祖国的花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是再重要不过，非常必要，十分即时。
我在隔壁听了不禁好笑，刚才还和我大骂共产党的反右、肃反和三面红旗，一下子又如此关心培养下一代革命接班人，接谁的班！
客人走后，我对他开玩笑说：“五爷，明天给小学生讲课，千万注意分寸，别把我们之间话讲出去，那可不是革命教育，而是反动教育了。”彼此大笑。
那时他身体不适，我也不便久留，小住二、三日，我陪他一道去合肥一家医院，竟查出肝炎，安排住院后，单位陪同人员，谁也不愿意与他接触，唯我一个人如常，临走在病榻前近距离握手、交谈。当日林业厅同事，一道被斗、被关、被捕，囚室相邻，同时“无罪释放”，又都被划为右派，大灾大难，生生死死，风雨同行，活下来多不易，什么肝炎、肝炎……
再回华阳河，已是1963年三八节前几日。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