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一解放，景云所主管（他任主任秘书）的善后事业管理委员会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简称BOTRA）被华东工业部接管。景云因在地下党陈定候的领导下参加了一年半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华东工业部轻工业处和农业机械处处长了。这些工作，都不是他的本行工作。后来，中央有命令，要调他到北京任农业部土地利用局付局长。本来是可能回本行的，可是，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不同意，这一调动未果。景云从此就再没有回到他的专业——土地利用经济学的机会了。可是汪道涵并没有发挥和应用向景云的能力在工作上，而是送他去苏州参加革命大学。景云以为是去学马列主义，非常高兴。一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写自传，要从祖宗三代写起，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彻底地批判自己的祖宗。但是，批的总不够正确，就开大会，由一群积极的进步分子来“帮助”这些学员，这种“帮助”无异于斗争。把这些学员弄得头昏脑重，原有的学识地位全丢掉了，使人完全失去自尊。一个无辜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万人唾骂的贼。几个月后结业了，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去，有职无权。只要有老朋友来会这位处长，打扫办公室的勤务员，就会暗地里注意听他们谈话。
很快中央取消了华东华南华西华北的工业部，向景云从轻工业处的处长改为上海医药工业学校的校长。满怀希望正想把这个完全陌生的工作办好，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工业部下的一个食品工业学院院长。虽然不属自己的专业，但愿把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办的完好出色，以对得起自己多年敬佩的共产党和这些可爱的少年们。从建校的一砖一瓦到学生的学业和生活管理，时时刻刻都在心里考虑研究。就是因为这工作非本行而一定要把它办的真正好，才这样努力。同房睡觉的老师老见不着这位校长。因为他白天总是和学生在一块儿，睡的太迟，一大早就起来到学生中间去了，所以同宿舍的老师见不着他。他与同学之间的感情如同父子。因此这位院长从北京开会回来时学生自动聚集到校门口拍手欢迎，书记回来学生好像没看见一样，如是就背上院长自居党上的罪名。这还了得！反右运动中妻子在上海划为右派，党劝他划清界限离婚，他认为妻子愿下乡劳动改造，改造好了就好了不肯离婚，只好接受免职处分。他从来没有说免职的具体原因，至死也没有说过，只对我说：“免职文件上只说我思想赶不上时代，不能胜任校长职务，没具体说明什么。”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年后，一位和我有七十年友谊的朋友，华南农业大学的邝荣禄教授告诉我：“你愿永远忠于你对景云的爱是正确的。因为景云的确是一位真挚的丈夫，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他与邝在康乃尔大学同学，与我是高中时就交为朋友）认为向景云是中国罕有的土地利用经济学（即今日的国土经济学）博士，政府不用他的专长是国家的一大损失，他要调景云到农业部干有关土地利用的工作。但中央认为，景云之所以免除校长职务是因为他不肯与划为右派的妻子离婚，思想跟不上时代，不听党的话，因此杨的提议不能被批准，杨深深地引以为憾。可惜你是1979年才被通知是错划为右派的，景云是1980年才被通知他的免职是错误的。冤枉了二十一年，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一年？”景云一定是怕我难受，从来不以实情相告，真是一个善于体贴的可敬可爱的好丈夫。
1961年的秋末，我来到了昆明。我发现我的丈夫，一个土地经济学的博士，他的工作是天天早上“干部学校”早操时点名而已。
后来，向景云就一直在云南省农机研究所翻译关于农机方面的资料，在工业学校教英文，在云南大学经济系，教过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文章。就这样一辈子，直到去世，死不瞑目！
这一切，都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道德理论，所谓“党要你去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是最要紧的，谁都不敢对自己职务有任何怨言或有任何要求。假若景云真的回到他自己的专业，他也很容易犯错误：因为共产党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从资本主义那里学来的知识都有毒，景云后来的那些领导又都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才会有，把一个土地经济学的博士，摆在学校里叫他点名的事发生。向景云本来可以做一个农业经济学者，他的事业本来可以包括做学问和做实际工作，可是他的能力被一群外行糟蹋了。他80年代乘机去北京开会之便向工业部长助理，一位某大姐，人人都说她聪明，心胸宽大，去建议如何利用他的专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那位大姐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且应许说等他把校舍筑成开学后就给他改换工作，但第二天他的某顶头上司就给了他一顿骂，批评他不经过顶头上司越级地去向部长助理建议，而且不服从党的安排想改换工作。我本来也可以在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和上海民政局救济福利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绩来，也可以在行为问题儿童教养院，与肖孝嵘教授一同研究出有关行为问题儿童的学问来。但是都因为，上级不知如何使用我，所以事业不得成功。一辈子什么成果都没有。我不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求学长大的，我是由自己的奋斗获得高等教育的一点专业知识。一心想为这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压迫，千年来受封建主义捆绑的中国老百姓做一点实事。我也本可以去台湾享受好一点的物质生活和高几级的职称，但是我是真心诚意地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建设没有贪污腐化，吸毒、嫖娼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的中国，真心地欢迎共产党的来到，因为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的理想，一定会成功的。我渴望中国能有义务教育普遍化、言论自由、司法公正、民主与国际平等。我深深地相信，在国民党政府压迫之下的时候，共产党是真诚地为他所承诺的政策奋斗。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些愿望。所以我才钉守在大陆上，而不跑向台湾。虽然共产党认为贫下中农和工人是最可靠的，因为他们和旧社会的高层阶级没有接触，没有人能引诱他们去反对共产党。但是我相信，知识分子也是很靠得住的。因为他们拒绝了较好的物质生活的引诱，真心地欢迎共产党的来到，因为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的理想。我在求学的时期，看见我的同学与教师们，都是向着革命的、爱国爱人民的。很可惜，解放后，我们发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刻板成章的一套，不是唯物辨证的，而是不够客观的。他们毁了自己的朋友，毁了这些朋友们对自己的信任。在他们夺取政权以前，他们用革命的名词：民主、言论自由等等。夺取了政权以后，他们所用的这些有魅力的名词都戴上了有限制的形容词，看起来似乎共产党尊重他们的政权更胜于他们对人民的尊重。虽然我失望了，但我并不后悔我一直守在大陆，因为我听说：国民党在台湾的初期，和它过去在大陆的时候一样的专制腐败。而共产党已经证实了他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有实际行动在扫除政府内的贪污腐败。多少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行了普及教育，几千年来的不良现象不可能一朝一夕改正。我们要有耐心、有恒心地与政府合作。
我们懊恼的是：共产党治理中国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许多在山区的孩子，还是不能上学。虽然不收学费，但是，七七八八的杂费比学费高出多少倍。不是地方政府无钱帮助那些穷孩子以助学金，而是他们把钱用在自身的安乐上了。
我们现在仍然是没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自由。例如说游行吧，还需要首先经过公安局的批准。再例如：对不同政见者，就要判他入狱。一个政党，不接受批评，能够改正吗？当这些所谓的政党，只许听从共产党的话。做共产党要它做的事，他们不是成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了吗？在人民眼里，它只是社团，而不是政党！人民现在都了解：对政治上有任何意见，都是自找麻烦，惹火烧身！生活中最好的斗争，就是争取“各自发财”。只要不贪污，不违法；这是最稳当的行动。中国人中,不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在想方设法发财，虽然政府禁止官员不可经商。几千年前孟子曾经说过：“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政府告诉我们说：稳定更重要。但是古人云：“不平则鸣”，当它不能鸣则转入地下，将成为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因为我在农村一住三年，没有时间看报，所以对国内外的政治变迁很模糊。1963年云南省政协正在筹办一个政治学校，学习时间三个月。教育的对象；是一般行政官员和军官们，还有大、中、小学校的老师。我被派在行政官员和军官们一个班上，我是唯一的一位女学生。学生们的年龄大多超过五十岁。每个人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谈吐都很幽默，所以，学习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
在政协的政治学校中，三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毕业的时候，由于学习的努力，曾获得口头表扬的荣誉。
有一天，我在街上路过一家门口，门上贴着：“授英语课，每小时五角钱”。我认为自己在英语语法中有关虚拟语气部分还有些不够清楚，我应该去找个教师上上课。我发现那位老师是伦敦大学的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准博士，名叫赵树。解放前他初到云南时，国民党曾请他担任云南省书记。他没有接受，而是去了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授之职。当云南省昆明解放后，共产党认为他是国民党的“书记”，不相信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把他投入监牢，未经审判，一关就是五年。后来是省政协的主席发现这个冤案，才放了出来，但是他找不到工作，只好在煤球店里做煤球，我与他认识以后，就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当时正在为历史研究所翻译美国内地会传教士写的一本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当时没有人能翻，赵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昆明军区需要翻一本英国将领w.J.斯米尔所写的二战回忆录，书名《从失败到胜利》《From Defeat To Victory》因为斯米尔是从头到尾领导缅甸战役的总司令。他书里有关英、日两方在战争中的叙说，这本书也请他翻，他忙不过来就介绍了我。我后来用了四个月翻完了这本有趣的书。而且它的最后一章，预言到第三次世界大战需用的战略战术，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有相似的地方。这个翻译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到昆明市教育局去申请工作。就得到一个在第七中学代理英语老师的职务。还没有教完一个学期，文化大革命就来了。红卫兵要我坦白交代：我丈夫向景云在蒋介石时代职称是次长，工资很高，其所以参加地下工作，是蒋介石埋下的刺探共产党情报的一种手段。这当然不是事实，我不能承认。在天天没完没了的斗争中我被打裂三根肋骨，后来这场案子就不了了之。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