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时期
1952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劳改队开会，当众宣布释放我以后，队长给了我一封信说：“你把它交给区政府，以后你还可继续在人民政府内任工作的。”信是装订机封的，内容如何？完全可以拆开一看，那时我归心似箭，无暇考虑这个问题，一口气跑到深江区政府递交介绍信后，区里的人告诉我说：“你的家眷在黎溪村福惠庵内，你可以到那里去吧！” 我听了之后，心中由不得一怔 ，为何迁往这里？由深江走到黎溪的一路上，头脑不停地回旋着 两年前在黎溪农会一幕一幕的惨剧，和眼下将要与树群相会的幻景，一时心乱如，两脚发抖。
走进庵里，树群正在缝补衣服，相见之下，我望着她，她看着我，眼泪含在眼皮底下，好久说不出话来，和儿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我。我离开他们已经两年零三个月了，孩子的面容完全改了，但我估计这一定是和儿，开口问树群：“庚云到哪儿去了？” 迟疑了片刻，她悲痛地说：“ 我逃走以后，轶群把他给新余县鱼米洲作童养媳患病死去了。” 这时我听了这预想不到的凶讯，耳中轰然一响，头脑动荡不定，眼泪一串串地落在胸前。这时，我极力强持镇静，假作欢容，恐怕引发大家相聚之欢反而悲痛。晚上，树群将土改时她自杀的前前后后一一地告诉了我。
她说：土改封屋两天后，农会将我绑去，成天悬吊毒打，问我要金银锡子、银元等等，受尽折磨，我估计生命难保，因起自杀之念，那天倍受苦刑的时候，一身伤痛难忍，只得欺骗他们说：“你们给我松刑吧！随我去取金银。”他们跟随着我，走到家中，趁着他们没有戒备的时候，走进厨房贴身藏了一把菜刀，然后假称大便，走进厕所，眼泪不断地直流，硬着心肠持刀向喉部割去，当即晕倒在地，随来的人，见此情景，一哄而散，因为刀钝手软，没有割破喉咙，我渐渐苏醒了，只是血满胸前，十分疼痛，为了死中求活，强忍伤痛，走到禾间里时，根云、和儿正在熟睡，我推醒了根云嘱咐她说：“好孩子，好好带着弟弟，我要逃命去了。” 在月色朦胧的深夜，摸到山背远房舅母家中，她一眼看见我这股惨象，一时起了侧隐之心，表示可以在此躲避。大约几天之后，翁姑死去，你又被捉。可怕的凶讯，接二连三的传来，这时，我整天如醉如痴，泪痕不干，吃不知味，睡不入寐，头晕脑胀，不知昼夜的过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舅母对我提供意见说 ：“现在开会，经常喊要消灭地主，你们将来的日子一定很难过的，如今你全家只剩下你一个人，真如大海中一只遇上狂风暴雨的小船，永远靠不上岸了，不如改嫁他人，或有出路。” 我听了她的话，犹如刀割，回忆过去夫妻的恩情，孩子的活泼，坚决拒绝了她的意见。此后她便向我多方刁难。最初，领来许多手工活叫我代替她给人纺棉纱、织毛衣、做布鞋等等。当时我的心情本来就好似万箭穿心，哪能安静下来做这些事呢？但想到每日三餐，靠她供给，又不得不强振精神，为她尽力去做。其后，又叫我白天到田里去帮助她割禾等等，这件事真为难我了，万一被人发现，那就自投罗网，不去吗，又抵她不过，不满之下，有时会现于形色。于是最后叫我单独一人住到祀村观去。
牛己村观是一座破庙，四周没有人家，庙门破烂，半关半开，叫我单独住进这个孤避冷静的地方，心中时常忐忑不安，经常整夜不能入睡。日间不敢生火弄饭，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到观旁的油菜地里，弄些油菜煮熟充饥。有一天，弟弟长根来看我，他看见我留下下餐充饥的菜粥，竟狠心吃了大半，那时他真是太幼稚了，其实，或许他也是饿得难受。
大概是一个阴沉天气，几个猎人追着负伤的野兽，呼叫的声音，由远而近渐渐靠近观旁，这时我心情十分紧张，万一野兽从烂门中闯进，猎人势必随后追来，那就不好办了，我慌 忙寻找藏身之处，可是四处光光如也，毫无隐藏的地方，幸好野兽知情向其它地方逃走了，化解了一场灾难。几天之后，经过父亲过去的好友名叫梅子的，把我的处境告诉了谢家姐夫，求他帮助，经姐夫承诺并安排妥当以后，趁半夜人静的时刻，瞒着舅母，才转移到塘头谢家，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舅母对我虽然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方，但她毕竟收留了我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好心之人。
姐夫一家 ，非常热情对我，常常以宾礼相待，尤其那个伯母，时时言好语来劝解我、安慰我，叫我耐心等待。俗话说：“酒不解真愁。”晚上经常失眠，私自流泪。
1951年4月，土改接近尾声，空气比较和缓，心中暗想，似此长期依附人家，也会久而生厌，于是决定回去堆背试探情况，趁夜走到济邦乳母家中。他们惊喜地劝我暂时不可露面，免受眼前痛苦。因此，我便在济邦的住所（祠堂里）躲躲缩缩，谁知事情又被那些干部知道，随即派人来捉，我慌忙逃出祠堂，倒在一个大蓄芭下，等待他们走去以后，便又逃到曾家店的一个远方亲戚家暂避，结果农会逼迫济邦带路来捉，我不得已，只有挺身而出。
被捉以后，重新再受跪、绑、吊、打的酷刑，如此经过几天以后，可是巧妇哪能煮上无米之粥，当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便改用一种比较缓和而持久的刑罚，将我上身衣裳脱光，赤膊反手吊在烈日之下，这时已将近六月天气，晒得大汗淋漓，庆红肉肿，在这恶毒的手段下，他们始终在我身上没有占到任何油水悻悻地将我放回。此后，便强迫我承担捐税，在当时的环境下，谋求生活就很不容易，何况又要交上这巨额的捐款，为了少受皮肉之苦，只得四处奔走求援，千方百计，总算完成了任务，可是弄得肚中经常不饱，身上无衣。
我在山背避难时，有机会和庄里的众兄弟常能见面，便请他们代我央求深源姨妈和表哥，望他们念在过去父母之情，替我将和儿带去抚养，假称表兄捡来的义子。这样孩子便在深源由姨妈抚养，后来表哥同别人发生矛盾，密告他抚养地主的子女，农会使逼迫表哥在1952年3月又将和儿送回，他前后在深源住了一年半了，与此同时，庚云便由轶群送到鱼米洲做童养媳去了，和儿回来以后，我的生活更加艰苦，每天带他同去替别人砍柴割禾等做零活，原来每天工资两升米（约三 市斤）只得减为一升米了。父亲母亲死了以后，农会把他们的尸体丢在黎溪下洲，不许掩埋，以致骨骸分离，两个多月以后，才命令风才兄和济邦同去收拾遗骨，堆土而葬。
我听了她这一翻惨不忍睹的话，眼泪好像泉水一样地涌来，犹如一场恶梦初醒。
树群和丽华嫂是1952年3月搬来福惠庵住的，丽华比树群手上功夫强，她会缝衣服，因此她穿吃方面也比较要好些。树群又有和儿的负担，困苦难言，只见她娘儿两穿得千补万缝，床上光着一床又黑又硬的破棉絮，草席半有半无，土灶上一只烂锅，锅盖千窗百孔，米缸里的米最多只够三天之粮，柴刀一把，只可割草，小祀一张只能松地，其他一无所有。这些悲苦的情景，使我日夜不安，心中时刻盘算着今后的生活问题，在劳改时，凭着一身的硬力气去做事，拿着现成的工具，一切不须自己策划，现在什么都 在自已头上，一无工具，二无技术， 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到底从何下手，经过再三的思考，只得采用砍柴卖当作突破点，而后添置柴刀锄头，这样从此晴天砍柴卖，雨天开荒，村中人看见我做事按步就班，事事肯用力，都想雇我做零工，树群在家主持家务，一有空闲，使替人做布鞋、织毛衣等等，这样，每天最低的生活水平下，还可支撑下去。
这年四月间，黎溪村集股去溪药鱼，我也加入了一股，时至半夜 ，水清鱼尽，全体卷栅而归，这次收获，总共得鱼一千多斤，归家安排树群代我到村上去分鱼，乘空再去溪里打捞沉在水底的死鱼。这时万籁无声，但月色歧洁，我走到河溪，逆水而上，一路大有收获，鱼箩满载，正准备脱下上衣来包裹，再逆水而捡上去，这时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呱呱的叫声，音调悲惨，使人心寒胆怯。一会儿，叫声由远而近，渐次近人，当时我真有点惊慌，便大声叫嚷，企图吓走那些东西，可是那家伙不但不怕，反叫声越大越惨，似有步步逼人的趋势。我不敢久留，火速回家，但又不敢走上岸去，只有沿着溪岸水浅之处走回，两脚故意激起水花咕咕作响，籍以助威。这样走到家中，已快到天亮了，正是惊魂稍定的时候，村人又苦苦地请我去捡头送信，这时树群安排好了和儿以后，同时也到别村卖鱼去了。
检头距我村有三十多华里，这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不知错走几多弯路，来回七十多里，昨晚一整夜没有睡觉，黄昏时走到家中；身体十分疲劳，一夜熟睡如泥，但这一天的收入也多于平常的十倍，我就是这样艰难困苦下度过一重又一重的难关。
从家庭的急剧变化，我于死亡边缘回归以后，现在又沉溺于艰苦的生活海洋中拼搏，一般稍微具有天良的亲戚朋友，都在或明或暗地场合下为我惋惜，给我同情，只有后岗亮英，迟到六七月间才未见我，当时我十分难过地对他说：“你已经丧尽了兄妹的感情，以后你可以不必再来了。” 尤其令人伤心的一件事：亮文去王山送粮，在本村山下地里的大路上和我相碰， 他举眼一望，似不相识地一声不响而走了。当时我的心中犹如刀割，一个同胞妹丈，竟如此的态度对待我，真是狗眼看。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一连几天失眠，由此可知我那时处境的艰苦了。
这年四月间继父去世（乳母的丈夫），这对我来说，从此在生活中又失去一份温暖，使人悲痛。
复查已将结束，农会追问了其他人的一些问题，而我以前好多悬 而未决的事情，如财产、枪支、组织等等问题，复查中从来没有提到，似乎已经一笔勾消了，这使我意味着，莫非真的会给我重新工作。过敏的神经思想，终成南柯一梦。我应分的土地房屋，早先在堆背村已分好了，现在农会既然决定我长期留在此地，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安排，按黎溪村的规定，我三人的土地可以分到十八亩，当时考虑到种子、耕牛、技术等困难，只得暂时分下十二亩，春耕马上到了，匆匆忙忙向乳母借了几斗种子，做好用劳动力抵偿，向本村根庭租用耕牛农具的准备工作，生产不懂的地方，向人多问，自己多想，两眼多看的三项原则去对待，来弥补自己不够的地方。结果，这年秧苗生长反高于常人，插秧耘禾，都赶上了季节，六月下旬，眼看丰收将到，谁知老天久睛不雨，禾穗正在含苞抽穗的时候，丘丘土龟裂，全村的农户都采用牛车引水灌田，我呢？因为阶级问题，还得等待群众灌溉完毕之后，才轮得上我。到时禾苗已经萎缩了，这年收成只有十分之三。秋季四亩多晚稻又被洪水淹死了，粮食收入不够糊口，幸好开荒的两亩多旱地，种上了大豆和红薯，大得丰收，三口之家，在节约的原则下，不会发愁了。
农历十一月，树群生一男孩，那时南朝鲜和北朝鲜正在平壤召开和平谈判，因取名平儿。在当时十分贫苦的条件下，树群即将生产的时候，还得天天替人做布鞋、织毛衣、纺棉纱，一盏忽明忽暗的菜油灯伴随着她挨到鸡鸣三唱、月上树梢。孩子满月的那一天，适逢大雪天气，我走到油菜地里，挖开积雪，扯回一大把油菜，风趣地笑着对树群说：“这些油菜，今天加倍加油，给你产后开晕吧！” 望着孩子白胖可爱的脸，感到苦中有乐，乐而忘忧也。
艰苦的1953年已成过去，一年的劳苦，虽然没有盈余，可是添了一个孩子，置了一些日用急需品，增长了不少农业知识和技术，耕田的胆子壮起来了，因此，1954年又承包了丽华嫂的六亩土地。
1954年正月，树群大病一场，全身高烧，说话失常，四五天之间不知人事，晕迷不醒，大小便和吐痰，样样要人照顾。平儿生后还不满一百天，时常须要喂水喂糊，换屎片尿片，闹得我神魂癫倒，五心不定，这次我真愁万一她撒手西归，那将如何是好，抱着孩子，独坐庵中，神情恍惚，有时想入非非， 眼泪不觉自流，幸好老友邹乃中他当时是深江诊所的医师，借出诊之便，常有机会绕道替她看病开方，并代给所需的药费，大大地解除了我的困难，大约经过二十多天，她的身体才渐次康复。
福惠庵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平时很少人朝拜，但它靠近深江通道，路上行人很多，不免有时会遇上那些神气十足的干部，和冷眼待我的朋友，常常引人思愁，悲感交集。然而住在这里，毕竟比其他地方清静幽雅，大大地减少了这些意外的刺激，从而给予我一个比较清静的生活。劳动疲乏回家以后有时抱着孩子或说或笑，大有悠然自得的感慨，但美中不足的是：饮用水很不方便，每逢狂雨或下雪天气，往往用雪块或檐下水饮用，平常挑一担水，往来须要二十多分钟，因为劳动负担繁重，常要挨到天黑或起早去挑水。有一次，天已漆黑，为了不妨碍明天的工作，非得趁黑去挑水不可，于是穿上草鞋，踏着高低不平而又走得烂熟的道路去河溪里挑水，那时眼力己看不清地面上的东西了，走到庵背山下的田坎上，右脚踏上一堆软绵绵的东西，我估计一定是蛇，赶紧加快步伐，防止卷上脚来，谁知蛇齿已陷入草鞋深处，一时退不出来，我的步伐越快，拖着蛇身磨擦地面的声音越响，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最后采用左脚半步，右脚宽步，循环快行走，用带蛇的右脚快步突然提出侧身向左伸腿一踢，只听得扑通一响，蛇身掉到左边老远的地方去了，我估计这条家伙的牙齿定断光了，虚惊一场，赶快挑水回家，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摸黑挑水了。
1954年虽然多种了六亩地，可是禾苗将要出穗的时节，又被洪水浸过一次，早稻又属减产，幸好四亩四分晚稻，收了稻谷两千多斤，但是除去公粮，只够自靠不失时机去搞副业：暖和天做零工，雨雪天卖木炭。有一天，寒风刺骨，雨雪霏霏，我和济邦不谋而合地认为，卖炭的良机到了，于是两人同到三十里以外的李家塘村去挑木炭，因为那里的木炭货真价实，成交以后，满心喜悦，在回来的中途，心中暗算，今天的利润一定高于往昔，脱下胶鞋放在炭篓之中，一股勇气，赤脚挑炭而走，路过板埠，表兄欠仔请去吃饭，木炭胶鞋一并放在他的大门口，等到吃饭以后再去挑炭的时候，发现套鞋少了一只，这分明是孩子顽皮所为，左追又问，哪里见到鞋影，真是得不偿失，只得暗自叫苦而归，一路上，风渐大，雨更凶，老天似乎地嘲笑我俩兄弟。
1955年农田产量比以往两年的收入提高了，这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大部分农户任务重，以致肚子吃不饱，饿得鸡皮骨瘦，这次幸亏村干部低估了我的产量，在节约的原则下，勉强度过了难关。这时我做好计划，下定决心，厉行省吃俭用的原则，集中力量 ，买下了一套旧犁祀，并且和别人合伙买了一头耕牛，种田需用的东西，基本不须求助他人了，心中十分庆幸。
入冬以后，农村由互助组转为农业初级社，地主富农，禁止参加，眼看到政治上的不平等，已扩展到劳动生产上来了，今后的日子，恐怕更会难过，但又想到，我们一向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做事，从来不倚望外来的势力，只要自己坚持不懈，一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看看孩子们的活泼成长，觉得寄托有望，又增进了我的信心，每当劳动有闲的时候，便教导他们读书写字，希望他们以后为我争气。
1956年春，国家政策急剧转化，农村由初级社尚未理好头绪的同时，一跃又转成高级社，地主富农都可参加，并开会公布：从此不分阶级，可是没过多久，左倾势力重新抬头，在劳动上，我们基本享受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在政治上，仍是敌我分明，因为国家形势快速的发展，农村中须要有大量的知识人才办事，可是群众大多一字不识，像记工员、会计等等，究竟谁来担任？黎溪村的干部和群众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眼光集中在我身上，但是我又是他们的敌人，结果在那些干部的策划下，记工员和会计的名衔由群众担任，实际工作由我负责，从此我就这样充当了三十年的优｛晶。
1957年6月，我正在下村塘里车水抗旱，树群又生一个男孩，那时正是中苏友好节日，因取名友儿。和儿、平儿分别为十岁、五岁了。因为福惠庵四面都是农田，小孩子好动，看见水中鱼虾游来游去，难免要去田中捕捉，鸡又会站在田坎上啄食稻谷，有些人便扩大事实，说我 意让孩子和家禽去侵犯庄稼，我俩因而受到几次批斗，不久公社又选好庵里兴办鸡厂，我因此被迁到黎溪村上居住。那时亮文与亮英夫妻感情破裂， 经过政府正式签发了离婚证，亮英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儿招姊来依附我，和我一同住在黎溪，还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名叫春华，由亮文抚养。以过去他俩对待我的态度来说，我可以置之不理，姑念同胞兄妹的情份上，只得收留她母女二人，同时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如今遭遇这种困境，一个好像无母，一个好像无父，以后的结果如何，难于设想。再则亮英的错误也很不少，他们的离异，不是亮文个人所造成的，我认为亮英坚持离婚，是我家史上的一大羞辱，因此在当时频来求婚的压力下不得已我施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对待亮英，使她不至于匆促和别人订下婚姻，争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她的问题，大约经过三个月左右，亮文托人前来要求复婚，接着又亲自对我承认离婚前的错误，态度十分诚恳，我夫妇见此情景，为了两个孩子着想，为了他俩的终身着想，极力赞同亮英复婚，回去重整家庭，结果使他们破镜重圆了。接着，又生四男一女，此后亮文对我备加敬慕，同时我也得到邻里各方的好评，可是亮文死后，亮英神经病更重了，如今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怨，外甥也情怀表面，淡薄待人，令我大失所望。
1958 年普遍办了食堂，生产实行军事管制，公社为营，大队称连，村为排，劳动不分区乡界限，县里有权调配，实行一平二调，年轻的调到别村别乡生产落后的地方去劳动或搞水利建设。这时我有一部分时间被连里征用，或帮助会计搞帐目，或写标语或出墙报之类，当时在农村，农民生活十分紧张，生产任务必须高额完成，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数量，不图质量，造成虚伪假报的风气。记得有一次，在下村洲里积肥，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交下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冰雪交加的寒冷天气下，命令群众到山上砍来一些柴草，砌成一个个大堆，四面盖上一层薄的草皮土，然后向上面汇报，往往夸大几十倍的功效，弄得群众怨声四起，背着干部就说坏话，不论做什么工作，离开干部就是睡觉，效率十分低下。有一天，我正在这冰天雪地下积肥，连里命令我回去帮助会计工作，走进连部大门，只见火盆里燃着熊熊的炭火，我把冷成冰块似的、已经失去知觉的手和脚伸到火盘上取暖，等到两手两脚渐渐有暖意的时候，脚板同时感到微痛，仔细一看，水泡已成球状，真是哭笑不得。 树群也经常调到远处去劳动，孩子由那些年老的人照顾，在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照顾孩子的人，对我的孩子能否真心照料，这是一个疑问。这时，树群因为劳动过度，以致子官下垂，很长一段时间在深江医院治疗，因此暂时不受拘束，不须请假。在医疗期内，有足够的时间替长根周旋婚事，使他和风兰终成眷属，如今他俩子孙满堂，福寿无量，了却了岳父临终时的重托，真是因病得福，我同树群现在常常回忆这个事情，总觉得一身轻松，十分喜悦。
鸡厂没有办成，1959年重回庵里居住。9月问我患了一次大病，树群为我日夜流泪，多方设法治疗，几次向大队求助，领导只准予贷给二十元，我的病经医师诊断，确认重伤寒，小小的二十元，如何解决问题。因而病情日益恶化，有时晕迷醒来，只见站在身旁的树群愁眉不展，束手无策地望着我，我也估计自己难逃此劫 ，如果真的一旦死去，树群和三个孩子的悲惨下场，就不堪设想了。想到这里，眼泪忍不住直流，病态终于迁延了三个月，在深江诊所住院治疗好久，医药费花去一百元左右，才脱离了危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身体没完全恢复又被分派到庙前去作水库，在筑堤劳动中，因为身体正在康复，加上剧烈的劳动，食量倍增，几乎每餐要吃大米一斤，这次病中所费的医疗费到底从何而来？原来那时全国粮食奇缺，每人每天用粮都有规定，一天的粮食不够一餐食用，在农村中每户分有自留地，地里收来的粮不在限额之内，以此补垫以后，在节俭的原则下，一般不会挨饿，只有工商业完全依赖政府定额供给，大部分吃不饱肚皮，手中徒然有钱，可是没有粮食市场，这年我在自留地上，收到了红薯一千多斤，在别人的私相求卖下，偷偷地卖去四百多斤，每担得钱十八元 ，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致命的难题，真是梦想不到的好事，就是这样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
1960年比去年粮食更紧张，私人不准养猪，确定庵里办养猪场，我又不得不过迁到黎溪村上居住。这年老弱病残者，有的饿得发病而死，我家因为分给的粮食不足，饥饿难忍，只得用糠片磨碎，力口进野菜用来充饥，以致大使时很难解下，全家大小严重缺乏营养，面目浮肿。有一次，树群同村上的一位妇女结伴过溪去打野菜，回来时山洪突然暴发，水急没胸，两人携手拼命撑持，胆战心惊地算是度过了难关，树群每逢谈到这件事，总是眼泪含在眼皮底下，回忆那时的风险是十分可怕的，万一失脚，便是葬身鱼腹。
这次缺粮的结果，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苍蝇攻在脸上，两手无力追赶。我一身浮肿，头顶发热，间或要淋冷水降温，在外劳动，有时晕倒在地，很久才能苏醒，人都说我患了猪婆疯，生命处于垂危状态。
夏收后，粮食逐渐宽松，队里针对群众缺粮的结症，规定凡是离家劳动的人，每人奖给大米半斤，另加工分两分，我听了首先报名参加，此后不受饥饿，身体便渐次康复了。
1961年，猪厂解散，我又搬回庵里居住，这时和儿年已十 四，平儿也九岁了，都在深江小学念书。有一天和儿放学回家，突然忽冷忽热，不思饮食，很像感冒，睡在床上，总不愿起来。当时我因为生活太艰苦了，平时又没有任何收入，万一需要钱用，须和大队干部好言好语地请求批借。这次和儿的病，认为是小小的感冒，懒于低声下气去向那些人乞求，因此也没有请医师看病。几天之后，病状总是如此。我感到放心不下，推开窗门，叫他慢慢坐起来，看一看，只见孩子的脸上布满小红点，我心中有点惊慌了，知道这是危险的天花病，但拿了几 包中药以后，却没费事的基本好了。没有多久，平儿、友儿相继传染，这时我分派在杨家坊山口烧木炭，曾经专程回来看望孩子的病情，经过树群告诉我说：“ 医师看过病以后，认为孩子的病，他有把握治好。” 我听了之后，鬼迷心窍地不假思索，只想多得工分，多得奖粮，吩咐树群小心护理，又重新上山烧炭，片面看到和儿轻松地度过了关，却没想到：过去的双云妹是什么病死的，自己小时又是什么病险些夺去了生命，以致造成终身恨事，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羞愧不安，太对不起平儿了。
只过一天，专人传告，平儿病在危急，我匆忙赶回家中，未进门，旁人拦住我说：“平儿已 经死了，为了和儿、友儿的安全，你不能去看。” 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耳边嗡然一声地响，晕倒在地上，追胸痛哭不已，经别人百般劝说，再又暗自衡量自己的处境，目前确实是处于关键时节，友儿病在危险境地，和儿又没撤底康复，平儿后事急待处理，一切都在我的肩上，在这举目无亲的世界里，怎能凭着感情只顾悲痛吗？非要强振精神，冷静头脑不可，这时平儿的尸体还在房中，我同树群只得忍痛搬些必需的衣物暂时同两个孩子移住后厅，时至半夜，友儿又发高烧，频频用手猛抓胸部，十分难过的样子。我同树群见此情景，真是魂飞九天，六神无主了。我终于悲动过，四肢抖动无力，树群看到我的神色，当时她还算冷静，在冷寂寂的鸡鸣午夜，单独一个人跑到深江医院求救，周院长十分同情 ，随同树群来到庵里，经他一夜精心治疗，才算脱离了危险，我俩和周院长坐到天亮，家贫如洗，又遭到这样的劫难，周院长这种好人我感激不已，但又无力以报，心中十分难过。
翌日天亮，为平儿处理后事，忆想他一生随我挨冷挨饿，九年来没有过上一天饱暖的生活，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 造成了这场悲剧，实在痛悔不已，手拿木板，替他制钉棺木时， 眼泪不停地涌来，板子上流得到处都是，这次对我的精神和身体大大地受到推残，时时私自流泪，梦中惊醒。事后不久，偶然看到他的习字本，不禁引起了我愁苦，伤痛之下在这写字本上，题了一首吊唁诗，今天还保留着，每次整理旧书发现时，总感羞愧。
1962年乳母死去，病中虽多次到她床前看望，可是临终前没有见到一面，心中感到不安。同年8月，树群又生一个男孩，按和平友爱这句成语来说，这个孩子应该取名爱如，但平儿已死，如果再用爱字命名，不免会时时触发心情，只得改取奇如。那时，常年在外奔波，精神上常受政治打击，生活上苦不堪言，以致身体日渐虚弱，毛病丛生，去年又遭平儿夭折的磨难，痛苦之下，常常会感觉到自己恐怕不久于人世中了。现在又生下这个小孩，我不禁感慨万千，假若我一旦撒手西归，那就枉费他来投生了，况且苦心沥血养到九岁的平儿竟同我永别了，这哇哇落地的血胞子，将要付出多少精力，想到此处，心中常常悲痛难解，眼泪自流。
大跃进此时已渐将结束，但浮夸风已弥漫全国每个角落，群众生活水平低下，大都抱着得过且过不愿劳动的思想 ，市面潇条，许多工厂都亏损半似关闭，群众有钱买不到货物的现象常有发生，只有水利建设成绩突出，我县现在的那些水库，绝大部分是那时筑成的。
1963年至1965年社教运动开始了，阶级界限日渐明显，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以前干部对我的态度，一般都是用子女来看待，现在已经明白宣布，凡是土改时年满十八周岁的人，一律作为地主份子对待，除义务传递大队下达各小队文件外，还增扣义务工分，有时广播不准听、电影不能看，并禁止子女入中学，和儿小学毕业后，只得回家生产，我和树群偶尔有事离家，必经保卫人员批准，亲友来家，须和他们报告，简直成了牛羊，不准乱走一步，土改时对待地主的方法，重新竖立起来了，那时我的思想真是模糊不清，不明白政府究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为何作事出尔反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破四旧开头，最初破除旧风俗习惯，旧思想意识、旧文化和封建迷信等等，如寺庙菩萨和名胜古迹，都属封建迷信之列，一律推毁，以致全国许多属于历史文物的东西都被消灭，这时又抄了我一次家，不过这次只没收了一部拾来的康熙字典和一把去溪里斩鱼的刀，因为这两套东西一是封建文物，二是反动武器，但此后对我的监视比前几年严格多了，尤其每逢节日，情况更为明显。
除夕之夜，还没喝团圆酒以前，趁着空闲，我拿着链子佳子等等 ，正在火旁修理手电筒，此时干部派来本村的赤脚医生，以喷防疫药为名，来侦察我的行动，她明明看见我在修理手电筒，回去向干部回报时，便蓄意公报私怨，故意神秘莫测地说：“只见他摆弄着许多修理机械的东西，不知在搞什么鬼。” 弄得那些 干部满心怀疑，有的说：“可能在修枪支。” 于是发动民兵前来搜查，我好言好语拿出修好的手电筒和所有的工具向他们解释清楚，可是他们还是说我别有图谋、纠缠不已，无法表白自己的冤屈，逼得只有同他们向天鸣誓，按当时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在除夕之夜，去赌咒发誓，不是真正受了委屈是不会做的，可是他们哪肯罢休，除大肆指责之外，非要我立下书面保证不可，由此可知在当时的政策下，不论任何人，随时可以污蔑你。
1967年春天，堂侄欠根结婚，奇儿已经六岁了，树群爱他口齿玲俐、性情活泼，带他一同去吃喜酒。回家以后，孩子便有微热、 口鼻呈现干燥。经过平儿的变故，我提高了警惕，马上请医生治疗。两天之后病情有加无减，于是我和树群商议送他住院治疗，我抱着孩子走到坑下村，便叮嘱树群带着孩子先去看病服药，我到信用社去拿存下的几十元钱，谁知树群走到医院主办人余医师 ，认为我是地主阶级，坚持先交钱后看病的原则，不肯看病，事又凑巧，信用社的会计外出未归，等到我拿钱走到医院时，已 中午过后了，经过看病拿药又费一段时间，孩子插上吊针后约半小时就发生休克，五点钟左右终于停止了呼吸。我晕倒在地，树群抱着孩子不肯放手，两人不禁放声大哭，这时天已黑暗，医院不停地催交孩子的急救费用，还要我连夜移走孩子的尸体，我俩在这十分悲痛的情况下，遭受到这样冷酷无情的虐待，心中的苦处实在说不清楚，面对这狠毒无情的现实，我和树群只好踏上沉沉的黑夜，泪眼模糊，颠三倒四地背着奇儿的尸体来到庵前，趁夜安排了孩子的后事。回到庵里，东方已现白，和儿、友儿在床上半睡半醒，睁眼看见我俩愁眉苦脸、泪迹未干的形色，心知有凶无吉，大家又痛哭一场，这是文化大革命给于我的赏赐，事后医院传言，奇儿患的是化服性脑膜炎，是一种不可治好的疾病，借以推脱医师误诊的责任。
奇儿的死，一般善良的群众好心劝我趁早离开庵里居住，不然将要遭到更大的灾难。这显然是迷信观点，我一向不相信这无根据的谎言秽语，但是树群竭力赞同，并找好搬迁的地址。与此同时，有人暗地居心不测，诬陷我说利用住庵的孤僻环境，可以乘机招集堆背群众开会，进行破坏活动，这是一种何等险恶的手段，看来非要离开这里不可。1967年10月，第三次搬迁到黎溪食堂里居住。此时，继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又有一批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敖令遣送到黎溪来受管制劳改，我村的喻有威和张文华俩户，就是这时押送来的，直至1974年以后，才陆续迁回。该年12月，和儿、闰贞结婚，因为弄了几桌喜酒，第二年春，大队便逼着和儿手提酒壶去深江逛街示众，罪名是铺张浪费、拉扰群众。没有多久，一场弥天大祸席卷而来。
大约是1968 年春插时节，一天傍晚，和群众一道在秧田里拔秧，干部突然命令我和家属全部集中，和村上的地富阶级的人禁闭在碾间里，不准自由行动，家中再次抄袭，和儿结婚的衣被家具，我俩比较好的衣物以及存留的棉花、豆子、稻谷全部没收，猪鸡鹅鸭都一并扫去，此后还一连许多天命令我们全家到坑下村去开会，会中不是跪就是吊，再问我要金子、要银子、要枪支，有时连和儿也不免，他们说：“不打和儿，他是不会心痛的。” 手段的恶劣，和土改相差无几，这场暴风雨过后，间或招集群众，无故生端地给我们批斗一次，每逢当街的日子，强迫我颈项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上我的阶级和姓名，站在来往人多的地方示众，必须经过干部的允许才可回家，这根本把我不当一个人来看待，简直是他们耍戏的猴子。
这年我们的劳动，一度由下放知识青年监督，除掉起码的吃喝之外，其他一切归公，和儿结婚，我负了一些债务，虽然数目不多，倘若长期这样，将来怕要来生付还了，有时和树群谈论此事，总是感愤不已。自此之后，凡在公共场地劳动的时候，如作水库修堤坝之类，开工时，要先于群众；收工时，要站在后面；中间大家休息，我们仍要照常劳动。平常在小队分工干活，凡是脏活、重活总不会少我，义务工分一再加重，连子女也要负担，每年全家扣去的义务工分高达一千多分，另外还要每年去培山造林一次，美其名叫集训，在集训期间，白天限额劳动，累得喘气不过，晚上开会检讨，故意寻找是非，闹得人人晕头转脑，稍有不当，便受批斗。凡是被调的人，哪个不是俯首贴耳地在那高压政策下任他们指挥，有些丧尽天良的“好” 人，若在平时生活中，你对他有过不满意的地方，他可马上借此机会，捏造事实，歪曲是非，对你攻击陷害，那时你也得老实默认，你若抗争申辩，便会斗得你焦头烂额，甚至于死地。处在当时，心中常常惶惶不安，似有大祸临头的感受，不论什么事，只有装聋作哑，如痴似呆地过日子。
有一次，一伙人在禾间里风谷，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合伙偷了几百斤谷了，我只有假装没有看见，他们私分了，以后又怕我会暴露秘密，便悄悄地也给我一份，我坚持辞却他们的“好意”，那时，如果不拿定主意去贪图小利的话，一旦有事的时候，便会使你坠入深渊，永远不能抬头。
又有一次，大队在田拢村开批斗会，所谓四类份子，个个都要参加，大会开始，我们站在台前，无意中，我举眼看了一下台上的布置，冷不防背后有人认为我这样很不老实，打我一个耳光。这种野蛮的行为，我真有点受不了，心中犹如烈火燃烧，但是敢怒而不敢现于形色，只有默默忍受下去，免挨鸡蛋碰石头的痛苦。
这时社会上的人对我们的态度简直臭如狗屎，只要走出自己的大门，便会随时随地地遭到别人的冷眼或奚落。因此，我只有克制自己的行动，尽可能封问在一个家庭的世界里。这样，既可以不需在那些显赫一时的干部面前求神拜佛似地请假，又避免了看见那些刺眼的事物，来伤害自己的心情，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此时政府提出阶级斗争不能放松，要坚持五十年不变的口号，我有时会感到前途暗淡，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放松了，尤其对友儿 ，有时任之听之，认为自己冤屈难申，被政策逼得走投无路，对他们管教过严的话，岂不是让孩子重踏自己的境地，心里常抱着消极态度，以致产生这不正确的思想。
1969年8月，闰珍生了小桂，从此，在我心灵中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
这年除夕，弟媳妇轶群患病，和儿强儿济邦将她一同护送到新干 医院治疗，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雷厉风行，阶级界限非常明显，病人住院，还得问清什么阶级，是子女还是份子，那时济邦凭着求实的态度，报上了真实的情况，院方知道病者是地主份子后，对病人采用半理不理的态度，以至病情日益恶化，本来完全可以治好的病，终于在正月十二日死去。她的死去，不但济邦大受打击，同时连累了我和树群心情不得安定。她四个孩子，大的没有找到对象，小的不过六七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真是困难内外夹攻，对他这样的处境，我夫妇能不痛心，幸喜树群去新干医院看病，有机会替强儿定好对象，1971年他们结婚以后，随后政策逐渐宽大，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如今兄弟三人均已成家立业，子孙繁荣，济邦不知经受了多少痛苦，才有此成果。
食堂里的环境不好，地基前低后高，每当春雨季节，后墙外注水如泉，厅堂中须要开沟排水，有时卧室水深一寸，非常潮湿，光线又差，大大影响健康，常有再迁其他地方的打算，苦无合适的地方。
1972年初，政府对我们的政策比较宽大，我乘此机会向大队呈述将福惠庵拆来黎溪改造住宅的设想，当时大队干部很风趣地说：“早在十天这庵不是你的，现在你的时运到了，你可以去拆。” 该年秋天，移建完毕，许多来往的人讽刺地警告我说：“现在做屋，有点不识时务，总有一天又给别人居住。” 但我毫不后悔地认为：这是梦想成真，迁入新宅以后，第一年生小华，第二年生一男孩，真是喜上添喜，故名大庆。
政策对我们来说，虽是逐渐好转，可是每逢政治运动中，我们就是他们的枪祀子，在大众面前，常常来个杀鸡警猴看的姿态。和儿兄弟曾经利用靠溪不远的优势，制了一些捕鱼的简单工具，农忙时节，去溪里捕来的鱼，除了自吃之外，常有盈余上市。这样，惹起了干部的眼红，趁着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机会，首先给我同和儿批斗了一翻，然后将所有的捕鱼工具全部没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眼巴巴的望着他们这种强盗似的行为，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没有多久，大队广播员触电致死，大队命令我为死者穿衣入棺，认为这是下贱的事情，只有让地主份子去做，那些干部便心里感到舒畅。他们不会想到，死者既是革命的先烈，叫我这个份子去穿衣戴帽，乃是对死者大不恭敬，这种自欺欺人的形象表现出那些干部简直是一群糊涂虫。
林彪已死，四人帮打倒以后，毛泽东相继病故，政府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对我们的政策进一步宽大， 可是事虽如此，但几十年左倾的思想意识，一时难于改变，同时政府过去的政令，又有过出尔反尔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警惕。大部分人犹如耳边风，甚至置之不理，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收去的财产，上级明令退还，但是下级拒不执行，结果成了纸上谈兵的空话，在不了了之的影响下，渺视我们的思想行动，到处可见，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婚姻上表现最为突出，谁都不愿同地主阶级联婚，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人想跳出这个火坑，真是明知山有虎，怎会再向虎山行？因此多少聪明能干的地主富农子孙，落得老单身，造成当时许多以妹换嫂，以姐换姊的连姻模式。友儿年已二十多岁，没有对象，为了他的婚姻问题，送过礼、受过骗，请人吃喝等等，花费不少，可是经常落空，我俩为了他的婚事问题，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算完成了这项任务。
从三中全会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施了当年被打倒的刘邓路线”。十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内国外的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各项建筑拔地而起，与毛泽东花去二十多年去实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已见其拙，居功自傲，独断独行，历史上如此失败的人不知多少，为何不引以为戒，以致祸国殃民，大为可惜。
从此，政府对我们的政策真的言行一致了，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开会，来人不管官职大小，总是耀武扬威地夸夸其谈：不外乎叫你 “坦白交待，立功赎罪，争取摘去帽子” 十四个字，但是纵你老实到死，坦白无疑也不见摘过一个人的帽子，骗得一些人老老实实，不敢越过雷池半步，不知毁弃了多少人的前途和生命。
1979年普遍摘去了地主的称号，那时我已经是58岁的老人了，漫长的三十年，才走完了这艰难险阻的道路，可是我那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已是一去不复返了，能不令我痛心疾首么？而留给我的：只有满身的伤痕和难忘的悲痛。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