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正在家乡县城一个街办小厂干活。那时我离开大学已经十七年，差不多是一个小伙子出生长成的岁月。当初满怀激情，把户口迁到农村，立志要到生活里去，写出好作品，实现作家梦；然而在那样的年月，浪漫神话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点点破灭，文学梦变得愈来愈渺茫。“这是丁巳年最后一个夜晚。我又添了一岁。听着爆竹声，我禁不住想起了鲁迅的《祝福》。在这马年到来之际，有什么福可祝呢？浪迹市井，为口奔波，老大无成，空怀一片雄心。美好的理想，创作的激情，如沸腾的大海里涌过的美丽的水泡，随着浪声湮灭，何处再去寻觅？”我在1978年春节的日记里写下的这段文字，恐怕是那个时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境吧？那时我并不知道，马年将会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载入史册。
就在这一年的初夏，为了给我那赖以生存的小厂采购原料，我在一座豫北小城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除了找关系，走门路，就是待在小旅馆里和采购员们混在一起。一位爱议论国家大事、关心小道消息的采购员拿来一份5月18日的《光明日报》，指点着说，“瞧这篇文章！我看又有什么名堂了。”其实那时我已不怎么读报，枯燥无味的空洞口号，读不出什么意思，也懒得揣测其中的政治风向。“……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这几句话使我心有所动，才沉下心把它读下去。“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这话触动了我内心的隐痛，使我陷入沉思。十年前，我曾因为写给同学的信里有“反动言行”被公安机关军管组抓进监狱。要不是处理这个案子的人爱好文学，手下留情，我可能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的“反动言行”，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最高峰”的提法。我以一个二十来岁青年人的激扬文字，推论说，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不但不符合辩证法，而且是一种个人崇拜。我不能不佩服这位采购员同行的敏感，这样的“反动言论”居然堂而皇之地登在《光明日报》上，没有高层人物的支持，它能发表吗？
然而在那个初夏的夜晚，在那个灯光昏暗的小旅馆里，我操心的还是第二天怎样把采购的东西弄到手，怎样找车把它运回去。一篇文章写得再好，我也不敢妄想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改变我沉沦到无可沉沦的人生。更不敢预期它能改变中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此后几个月里，这场真理标准的争论愈演愈烈，而我依然奔波在采购的路上，和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一样做局外人的壁上观。“当前，报纸上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搞得很热火，各省头面人物都出面讲话。有些发言很大胆，公然把前段的意识形态称为‘把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神秘化’，不知这场讨论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我1978年10月25日的日记。
就在写下这则日记的两天后的一个夜晚，一位和我一样在街道小厂混饭吃的人来找我。在别人眼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灰色人物。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因为曾经读过大学或中专，不是工农兵，“文革”中有种种问题纠缠，身份不清白。平常我们是不相往来的。夜晚就更不来往。被突然闯进来的街道民兵查到，说你开黑会，麻烦就大了。他的来访让我诧异，他吞吞吐吐说出的话更让我吃惊。“听说右派要平反了，你知道吗？”“右派能平反？”“说是要改正。”我并不知道他曾被划为右派，只知道他曾是小学教师。他来，是想让我帮他写申诉。在那样的年月，替别人写翻案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的。可旧街老邻，叫我如何推脱？幸好他自己已经写了一个草稿，只是想请我看看，帮他改改。他走后，母亲不放心地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不敢肯定。“如果是真的，你二哥就有指望了。”那一夜，我和母亲都没睡好。多少年了？母亲每隔一段日子就会给远在新疆的二哥寄衣物。他被划为右派在那儿劳改。一家人习惯了每顿饭精打细算，在粮食最紧张的岁月，想尽办法换粮票给二哥寄，以至于多少年看到红色票面的全国通用粮票就眼睛放光。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只能依靠大哥。他在郑州，“文革”中虽然做过一段走资派，后来并没什么大事，应该能够知道消息。
没等收到大哥回信，这消息就得到了证实。我的日记里记着，“昨晨（1978年1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为右派摘帽安置的报道。”母亲喜出望外，叫我立即给二哥写信。我找到在公社机关工作的一位朋友，请他为我找文件。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抄写中央55号文件、把抄写的文件以航空挂号寄走时那激动、凄楚、百感交集的心情。也许这封信还没寄到，就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说他即将恢复工作，回原单位报到。拿着那封信，母亲的眼里闪动着泪光，长长叹了一口气，什么话也没说。
我在11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这几天，广播与报纸长篇报道了‘天安门事件真相’，称这次事件为‘四五运动’，‘四五运动的精神光照千秋’，成了厂里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
这年冬天，“牌坊街、老君庙街形形色色的无业游民都如发疯似的投入一场申诉热潮。……忽然间人们知道了自己经历中最不光彩最怕宣扬的东西可以成为改变命运的法宝，无法置信奇迹的惊喜使所有本分人发狂。”我在小说《落叶溪》里描写的情景是我的故乡1978到1979年间真实的写照。“1979年2月2日星期五正月初六下午在公社听传达两个中央文件，给地、富、反、坏摘掉帽子。”这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连地、富、反、坏都摘了帽，往后填表，进档案，“阶级出身”这一栏怎么填？为了填表的需要，我姐姐的孩子都改了姓。她爸爸是地主，姓妈妈的姓就可以填我家的成份。虽然我家是小土地出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比地主强。母亲笑着说，“往后你姐夫在机关里工作就不用再怕别人揪他地主辫子了。你二姐家的孩子也能找到媳妇了。”二姐是我的堂姊，虽然家境不错，可如果不是拿女儿换了一个媳妇，五个儿子恐怕四个都会因为富农成份打一辈子光棍。
眼看着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平了反，穿起像模像样的干部服，喜气洋洋地到单位里去上班了。那些落泊在菜队里甚至飘流无着的“牛鬼蛇神”也都重回大城市。那时候才发现，街道上竟然藏着这么多人物，他们刚刚还在火补、修鞋、糊纸盒、纺麻线、脱坯、做水泥活，转眼间都成了教授、记者、编辑……母亲、妻子都开始为我着急。别人都走了，我怎么办？难道真要在街道小厂了此终生？
在郑州，大哥和我促膝夜谈，他说：“你也该写个申诉，跑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我不是右派，也没受过什么正式处分，是自己退学深入生活，一跟头打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理由啊？”大哥耐心地说，“‘文革’前你出版过书，‘文革’中受迫害，还被抓起来过，受了很多委屈。怎么没理由？”于是，就有了我日记里的一个插页。
献给一九七九年的第一篇作品申诉书
我叫……男，现年三十六岁……
我说自己是个业余作者，高中时出版过一本书，这本书曾经被文化部选送到国际儿童读物博览会去参加书展。为了深入生活，我从大学退学到基层。“文革”中遭受迫害……
一直拖到秋天，我才把这封信寄给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同学，同时又寄了一封给“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收”，算是对大哥和家人的交待。接着我继续跑我的业务，没指望它会有什么结果。在1979年9月24日的日记里，只有简单的一句：“下午，发襄樊电报及给中央挂号信。”
出乎意料的是，10月17日就收到了胡耀邦办公室的回信。信上的落款是10月4日。手写钢笔字，不是打印。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
虽然我也经历了好事多磨的磨砺，和县城很多奔走申诉的人相比，我还是比较幸运。在报社同学的帮助周旋下，县委书记亲自过问，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终于也人模人样地走出街道小厂，到县文化馆创作组去上班了。工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离开学校将近二十年后又重新拿起了笔。
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奇不已的年头。
路过书店，看见门口排了那么长（的）队，一直排到大街拐角。进去一看，原来是在卖新出的“文革”前的外国文学书。我连忙加进去，排了两个小时，买了《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契诃夫小说选》，花了四元多。这一下，这个月的生活可要紧张了（1978年6月11日）。
电影越剧《红楼梦》今天开始放映。“文革”前的片子竟激动了一座县城。电影院从早晨五点一直放到凌晨两点。在办公室、在家里、在路上，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论宝玉、黛玉，人们沉醉在优美动人的唱段里，连学校的小孩子也都笑眯眯地哼唱（1978年8月9日）。
那个瞬间坚定了我重回文坛的文学信念：人性，个体的命运，是艺术穿越时空的灵魂。
这一年，农村的变化更让人瞠目。
才表兄和长胜哥从乡下来，吃过饭聊了一下午，天快黑才走。生产队的地分到户了，农具、牲口也分了，他们讲得眉飞色舞，高兴极了（1978年12月16日）。
那时我对表哥和堂兄的高兴存着几分疑问。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缺粮户，每到冬天都要靠公社救济，一年四季没吃过白馍。分了地就能出现奇迹，让他们吃饱肚子吗？
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两年后我到乡下走亲戚，我问表哥，现在日子过得咋样？表哥故弄玄虚地板着脸说，“咋样？想吃黑馍难了！一年到头不就是一块白面？从前的地主老财也别想！收的粮食没处放，卖粮难呐！”
也许是受了表哥卖粮难的启发，我写了小说《五月》，不料它获了那一届的全国奖，成了我的代表作。不久后我被调入省文联，实现了作家梦。
几年前回乡，我祖辈生活的小村家家安了电话，村头小店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国内国际长途直拨。1978年读那篇文章时，这样的情景只能在外国电影里看到。
三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这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个民族才有尊严和振兴。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中国人，三十年前油盐、点心要凭票供应，三十年后这个国家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解放，没有生产力、创造力的解放，可能吗？
《随笔》总第177期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