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日暮途穷，总爱转过身去，面对来时路径，回味少年时光。我于某日正在清理当年日记，沉入这般境界中时，忽然从抗战时期大后方通用的“嘉乐纸”[ 20世纪20年代李劼人、卢作孚等一批实业家在四川乐山创办西部首家机器造纸的“嘉乐纸厂”，生产的“嘉乐纸”纸质虽然不及洋货，但却在接着到来的抗战时期满足了几乎整个大后方的文化需求。]日记本中落下几张稀有的进口“洋纸”来。我眼睛一亮，立刻认出它是出自我于1947年夏季初中毕业时从家父的书桌里翻出的一个空白笔记本，用作纪念册，请即将告别的老师同学题字留念的。日居月诸，也不知何时那纪念册破碎散落，只剩下几张夹在这里了。兴奋地找到其中三张，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师的题词。
几幅题词的内容，我从小到老记在心里。而一看那些熟悉的笔迹，几位老师的音容笑貌，也立刻浮上心头。他们同所有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进入新社会以后开始被当作“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尔后又干脆划入资产阶级队伍和老板们一起接受“利用限制改造”。三位老师任教的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虽是从我国第一所公立学校“文翁石室”传承下来的千年名校，但究竟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不算“著名”的什么，他们被改造以后情况如何，我已无从查考；我记得的是他们在接受改造以前的形象。那是和现在的研究者介绍的民国学界很多著名人物一样，亲切和正直，当然也博学和敬业的形象。我无法抑制把这些点滴的记忆和更多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们分享的冲动，终于动手写作本文。
从右至左的第一位，吕济川先生，物理教员兼初中部主任。他给我的题字“勇敢精神负责任，冷静头脑辨是非”，其实正是他本人的夫子自道。吕先生山东人，日寇侵华山东沦陷，他和太太在流亡途中失散，先生只身辗转来到成都教我们。及至抗战胜利，裹着小脚万里寻夫的妻子终于站到夫君面前。知道这个故事时，我们这些幼稚娃娃才从这位目不识丁的师母身上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伟大的爱情，也估摸到我们这位课堂上的严师，食堂和寝室里的慈父吕先生吕主任，这些年来是忍着多大的痛苦在为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负责任”！
中间一位国文教员钟翰字紫沧，前清秀才，本事了得；整个初中三年，都是他耳提面命教我们学国文（此课现名“语文”）。说他不算名人也不妥当，因为有名的成都武侯祠里有名的诸葛亮殿的大门两旁，至今尚挂着他撰写的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 习凿齿，东晋史家，所著《汉晋春秋》叙事以蜀汉为正统。此联喻后代均如习氏一样推崇蜀汉丞相诸葛亮。] ，署名“鹃城[ 四川郫县，钟先生的籍贯。]钟翰”。武侯祠想必比今天的任何会堂会社更可能“千秋”，那么我们的钟先生的这副对联，也将千秋有名了。至少比起当下凭借权势到处挥舞秃笔传播丑文别字的权贵名人来，钟先生是高得不可以道里计了。
那时的中学教材，政府也有审定本但不止一种，即使对于公立学校，选材权力全在学校，而学校又通常授权给授课教师：既然聘任了他就是相信他能把学生教好，当然也能把教材选好；那个当政的国民党也自知能吃几碗饭，不敢随便派个什么长进学校去指手画脚实行领导。而对于四川成都石室中学的国文教员钟某，这个选材权竟落实为不要任何教科书！钟先生总是不带一纸走进课堂，拿着粉笔就板书写一篇课文，我们就忙着用毛笔抄写。我以为先生的用心可能是趁机让我们练习一下书法，不过这肯定是次要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满意市面销售的教科书，尽管那都是当时的名家编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等一流出版社出版的精品，六七十年以后的如今似乎又见重印了一些来给新教育家开眼界。那时我们很快就知道，钟先生看不起它们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面竟多数是“语体”（白话）文！他告诉我们，语体就是说出来就会懂的话，要是还须讲授，那文章就不够语体资格，或者那“学生子”就是白痴。所以他写的我们抄的都是古文；我们不愿当白痴，也就跟着他老老实实抄古文了。抄完以后由我们默读然后提问他再讲解。对这个流程他也有说法，就是如果你自己都读懂了我还讲什么！至于究竟我们是真懂假懂，他通过不断地出作文题来考查我们。作文题目总和教材联系，而且必须写文言。记得我入学上过第一课以后的作文，靠小学读《浮生六记》和课余读林（纾）译外国小说得来的功夫，居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文言文，居然得到钟先生的破格超高分：101分！他对大家说100分是给文章的，多给的一分是给“这个学生子的好学”的。这个分数无疑是我这一辈子所得的最高分，算是“顶峰”了！我爬上顶峰时年12岁，这不过表示，从12岁以后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直走了70年到如今，自然不是荣耀的事。钟先生所嘱“显亲慰高堂”，就更没有门了；倒是我作为他的学生，带着客人游览武侯祠时总会在殿前指着他写的对联说：“看，这是我的老师写的！”靠先生“显”学生呢！
钟先生选取教材似乎很随意，多年以后我回头看去，才知在整个初中阶段，他已把经史百家中若干代表作品教给了我们，带领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的各个窗口转了一大圈！当年能够背诵如流的作品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对于这个文化宝库的博大精深，却是烙下了毕生的印象。所以我对于“粪土当年万户侯”者可以理解，而且以为什么年代的万户侯都有可“粪土”之处，却认为“粪土当年文学家”者一定是妄人，海峡那边好像出过一个，死了。
第三位卢剑岑先生是数学教员，他从初中教到高中都教我的数学。回顾我这一生，所以十分恶恨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首先教诲我者就是数学。那门学科讲究“假设/然则”、“∵/∴”（因为/所以），只认逻辑，不认权威；接近于毛主席提倡的“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了。这点学问，虽然几乎害我一生，我仍不以为悔，反以为荣。所以特别感激数学教师卢先生。卢先生还一直兼任学校的训导主任。训导主任一职，印象里面该是代表“党和政府”去管制学生（或及教师）以维护教学秩序甚至督查学生思想的，可是当时校内的人事权不在上面的党政而在校长，校长只聘他相信能够在学校维稳的人，而当时的校长认定的卢先生，却恰恰是个有独立思想不买“党和政府”账的人，他对我的训词“不遭人忌是庸才”其实正是他的自况。不过这个自况对他的作用却厉害了，因为嫉他的并非“人”，而是他从不买账的那个党国，党国把他抓起来了。这事要说到1949年春天，我已经念石室高中了。
那时内战已经打到最后关头，共产党领导的文武两条战线，人民解放军打赢了淮海战役，正在准备渡江；在各大中城市已于头年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党屡次发动罢工罢课群众运动，在首都南京则策反各江防要塞的将领，即将促成大军顺利渡江、首都南京和平解放。而在远处西南的成都，此时忽然在大中学校里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课运动，起因乃是连年内战下经济濒临崩溃，特别是在长期通货膨胀后已经耗尽储蓄的教员们，又不断遭受拖欠薪金的折磨，于3月中旬开始“请假”要求补发欠薪，进而激起学生的支持，形成规模巨大的罢教罢课。可是它很不像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条战线”，却主要是一场并不为正规理论所看重的“经济主义”运动。其实这种“经济主义”源自内战开始，到1948年10月已经酿成过一次全市教师罢教请愿，卢先生是我校教师的代表，参加“全省公立教职员联谊会”。现在的《石室校志》里，尚收有他在那次运动中为他指导编辑并公开贴到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的学生壁报《中庸》所写的一篇短文，实录当年教师的经济窘境：
一个专任教师每月的收入是13760元（黄按：指当年8月20日起实行币制改革后的“金圆券”），依请愿次日的物价：（一）米卖64000一双石，可买米二斗一升三合（黄按：约合64市斤）；（二）川字银币每枚7500元，可买银元一元八角三分；（三）猪肉每斤1200元，可买猪肉十一斤七两（黄按：指旧制市称，每斤16两）；（四）松柴每捆1300元，可买松柴十余捆；（五）蓝布每尺1800元，可买蓝布七尺多；（六）烧饼每个50元，可买二百七十五个，平均每日约可吃九个。
我的父母都是教书的，父亲那时在“四川省教育馆”做研究支领公薪，且在四川大学、石室中学兼课。在他留下的日记里，记有他4月5日领薪4万余，换得银元5枚，13日领16万元，只合4枚，到22日“下午领薪十六万元尚不能购一枚银元，与同事某合购一银元”了。仅3月至5月间的92则日记中，记载薪水物价和家用支出的竟有27条，包括“近日款已用尽，买小菜亦无所出”、数度中午在外“身无一文，竟未购食”的记载。这些情形，和目前常见对民国时期文人教员相当优裕生活情况的介绍，其实都是历史事实，只不过时间不同罢了。而在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这边的“饥寒交迫的人们”，自然应当责备这边的政府负起维持民生的责任来，而忙于公私“应变”即对付政权垮台以后怎么办的当局，面对教师们的要求，就总以满口官腔应付塞责为主了。就在这种苦境下，先是四川大学教师于3月14日罢教，接着成都公立中学教师于18日集体“请假”，要求补发欠薪、增发食米、按薪资标准折发银元。卢先生作为本校教师代表自然参与其事，且在向教育厅请愿时当众面斥接谈官员。教师的行动立即引发学生的支持。继四川大学92个学生团体成立“尊师运动大会”之后，石室中学、省女中、省女师等18所公立中学学生自治会也联合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上街宣传、募捐，组织义卖、义演，去官府静坐、请愿，还于4月17日在少城公园举行“尊师大会”，参加者上万人。我当然地参加了同学们所有的这些活动，并成为本校尊师会文书股的成员，被推主编十八校尊师运动委员会的会刊《尊师快报》，自集稿自编审自刻蜡板天天报道运动进展。当局对于师生们所有这些事的反应，乃是“反革命两手”：4月20日凌晨在全市学校进行秘密搜捕“为首分子”，便衣警察在本校抓捕了卢先生和同为教师代表、我的级任导师刘骏达先生和他的夫人；复于几小时后发布“省政府训令”，应允每月5日前按上月标准“借发”当月薪金并于当月内按新的“生活指数”补足应得。对于卢、刘两位老师被捕和同学的声援，《石室校志》收有当年学生自治会和校尊师会理事杨昌达同学的一段回忆：
1949年4月20日凌晨，刘、卢二老师被特务逮捕，同学群情激昂。由文书股黄一龙起草了一个无限期罢课的声明（黄按：我记得题目是《寻人启事》），盖上“自治会”的条章后，由我和两位宣传股的同学去《建设日报》和《新民报》（属中间报纸）登报。启事中写有：“我校教师刘骏达和卢剑岑，今晨被暴徒劫去，当今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种暴行……”等语。报纸全文登出后，周校长曾找我们几个人去谈话，说王陵基（四川省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已承认是政府逮捕的，你们怎么能骂政府是“暴徒”。还说王陵基又叫“王老方”，如何厉害，劝我们不要闹凶了，否则要吃亏。
学生们的反应相当理性，由自治会向校长周澧递上一纸“签呈”（文据《校志》，后同）：
本月二十日午前五时，本校训导主任卢剑岑先生、级任刘骏达先生同时被捕。溯厥由来，唯以近月生活激昂，待遇菲薄，难供温饱，经省会各省立学校教师座谈决议，一致请假争取最低生活，因无圆满结果，致受被逮之祸。全体同学当闻之下，莫不惊异愤慨异常，即经决议，一致罢课表示声援，俟卢、刘两师释出恢复自由日为止。本日奉校长召集训话，晓以此次事态经过，暨目前营救卢、刘两师之有效办法，谆切训勉，爱护备至，生等虽愚，抑何敢违！第以两师在校任教辛勤，同学受益最多，兹竟遭此不幸，切须努力营救，谨遵训告，忍痛于下星期一暂时上课。唯冀政府迅予处理，俾两三日内能将两师之自由恢复，则生等自当安心学业，以求进益。否则师在囹圄，必须再为有力之声援。谨具签呈，恳请转呈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迅赐解救，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当天为4月23日星期六，“转呈”似乎尚未来得及，当局即以省主席王陵基和教育厅长任觉五署名签发复课训令，并于次日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包围学校，以机枪一挺封锁校门，强迫复课，“否则予以解散”。罢课由此被迫结束。但是拯救卢、刘二先生的努力并未停止，26日，全校教职员又致函周校长：
敬启者：查本校卢剑岑、刘骏达两先生被逮，迄今已届一周，未闻政府如何处理，深滋困惑。窃以此次省立各校教职员座谈会，各同人因感近月物价不断猛涨，待遇菲薄，难维最低生活，始由代表会议决议集体请假，争取最低生活条件。停教以来，屡承校长座谈会各校长转请改善待遇，本校同人已深感荷。不意本校卢、刘两先生竟因此被逮，同人闻悉，不胜惊异。查卢、刘两君，品端学优，修养有素，平日言行谨慎，诲人不倦，与同人等相处甚久，知之最深，绝非激烈分子。再查本校教职员选派出席教职员座谈会代表，系由各教职员拈阄，依号轮流出席，悉以代表本校全体教职员之意思为缄思，出席人并不能加以伸缩。而卢、刘两先生竟以代表出席会议而得咎，实为意料所不及，用是难安意默。特函请查照转呈四川省教育厅，迅予设法解救，恢复自由，本校同人幸甚，教界前途幸甚。
这封信想必及时转呈了，次日周校长即得任觉五复函：
函示奉悉。关于石室中学教师卢、刘两先生被戒严司令部传讯一事，厅方对此甚表关切，已报告主席，并派员催请戒严司令部速予审结。旋奉主席指示，此案为另一政治事件，与教师请改善待遇罢课无关，已转知戒严司令部从速审结，无罪嫌者立即开释，想最短期内必能解决也。专此。恭叩
铎安
生任觉五上
这个任某，曾是周校长的学生，所以还没有按行政级别摆官架子，也不排除愿做相当努力的可能。“最短期”两个月以后，卢先生于6月23日获释回校，刘先生的妻子、女师教员马力可先生也因怀孕假释出狱。而作为中共党员的刘骏达先生未能获救，于12月7日与其他34名革命志士遇害于成都十二桥。我们当年矢志救助恩师的热望和努力，仅仅实现了一半！
刘先生的中共党员身份，想必被人告密，这大约就是官方所说的“政治事件”，即所谓共产党在策动动乱推翻政府了。当然，在当时任何针对政府的群众运动，必然含有对他们的失望和对中共希望的因素，直接间接属于“在党的领导下”的动作。只是在1949年的成都，地下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被捕叛变，副书记马识途和成都市委正副书记洪德铭和彭塞等都奉命赴香港，不可能统一策划和领导这么大的运动，特别是无法去制造通货膨胀去引爆运动。下级党员身在群众中，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对于维护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事业自然积极参与并且因势利导地发挥教育和组织作用。在石室中学，“尊师运动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里，确有多人是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的成员，他们也多是我的挚友，对我的影响其实更多来自他们的品学兼优和循循善诱讲道理，在运动中也只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服从大家的决定。他们在校外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员领导下对运动的实际推动，我是在他们从地下转到地上以后才知道的。不过对我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很快自觉“左倾”，决心跟着共产党“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引自当年的流行红歌《团结就是力量》），走上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并且也真在运动中实现了我的政治自由：思想随我好恶，游行不受抓捕，编报无须送审，批评了无禁忌，甚至直指封疆大吏骂“暴徒”……这自然并非我有什么本事，全靠解放军的大兵压境，反动政府措手不及，被我钻了空子。不过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如同12岁早早登上作文顶峰一样，又于16岁早早登上了人生的另一座顶峰了。当年自然对此并无觉悟，所以在自由地开罪旧四川的大吏王陵基以后，不过几年又开罪新四川的封疆大吏－－虽然按照毛主席“两类矛盾”的指示，对于“人民内部”的新大吏我只是批评批评，得到的却是一纸罪状，说我“对×××同志传达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报告进行攻击，说‘×政委报告有教条主义，应该检查’”，罚当“右派”22年。这只说明，我从12岁起走作文下坡路以后，从16岁起又走政治的下坡路了。一个甲子以后回顾起来，我只好相信命运了：各人各有自己人生的“顶峰”，我的就在那12岁到16岁之间啊！唯一担心的是，将来我去拜见三位恩师，他们见我一生的作为居然比他们当年垂训之时毫无长进，将会怎样失望啊！
《随笔》总第219期 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