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广东)

人生活几十年,总会有过几个家,常引起思念的。1918年我出生在北平(今北京)。从我记事的七八岁,记得是家母说过:她带着我和四弟来陪祖母和大姐生活在祖居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前左步头村)。我们在村里住过五年。本村居民有欧、孙、阮三大姓族。我姓孙,名顺潮。早年电影明星阮玲玉和解放军东江纵队在中山的领导人欧初都是我们村的。我们一家三人住在祖母家旁边。那是我祖父伯父在美国旧金山附近打工,赚来的钱寄回给祖母盖的房子。广东乡间家居房子较讲究的有两个厅。我家有三个门。最外面的是齐腰高的薄木门,开着可使厅内见光。中间是用大约十条横的圆硬木棒制的门,叫搪笼。木棒碗口粗,两棒间隔大约半尺。里面是厚重的大门,夜间才关上的。晚间我有时从搪笼偷偷钻出来,和小朋友一同到夜校看看去,所以会认识两三个字。这是我所记得住过的第一家。

常言道:一是一,二是二。

第二家(北京)

我9岁时,母亲带我们兄弟回北京上学,就有第二家,实际上是好几家,因为常搬家,住过好几处,为时都不久,我记不全。家父在铁路局上班。局在西四牌楼南(那时四门大牌楼还在),在路西的羊肉胡同里。为图上班近,家搬过几回。先住过的几个胡同我记不得,只记得在牌楼北路西第一条的礼路胡同里住过。最后搬到牌楼东的大拐棒胡同1号,是四合院。我家住北房楼上。楼下住的是陈家,也是在铁路局上班的,广东顺德人,孩子喊妈叫“阿嘎”。我家住的北房,那时是北平西城唯一有楼的一间房。记得我和同学在北海公园白塔底下,我指着西城一大片平房之间突起的一间楼房说:“瞧见了吗?那是我家。”1931年我上高小和初中时候,就住在那里。这是我记得的第二个家。

最难忘的是,我这家离牌楼大约两三百米,有个“西安市场”。里面有大片空场,场中旁边有个小书铺,买卖新旧书的。那时我开始看小说,从《西游记》、《三国》、《水浒》、《聊斋》、《济公传》、《七侠五义》、《粉妆楼》、《说岳传》等等到《雍正剑侠图》这些武打、滑稽小说我看个遍,都是从高小和初中这三四年在这家里天天看的。书铺对面是茶馆,里面有唐山皮影戏表演。空场里有杂技和曲艺表演:撂跤的,打弹弓的,变戏法的,说相声的等等。我常带着弟弟去听说唱鼓书《杨家将》。后来还常骑车去西单商场听高德明、绪得贵、张傻子(杰尧)、朱阔泉(外号大面包,侯宝林、王凤山的师傅)说相声。我后来所以对从事漫画创作有莫大兴趣,就是和在这里受到的“市场文化”熏陶有密切关系。

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

孙子曰:人之初,性本兽。

受家庭、学校与社会(包括市场文化)教育后,才成人。

第三家(中学宿舍)

大约1934年,家父被裁员,携家返广东时才离开北京。

我无家住,只好从市立三中转学到有宿舍的弘达中学第二院,就在月坛里面。宿舍是一排排的平房。记得一屋住3人,先是和赵和梓、侯树杭三人住。后来和郭佑民、李凤瑞合住。凤瑞去日本,我和佑民两人合住。这是第三家。将毕业了,两人忙着准备考大学。为考上大学,我成天温功课、练体操、练双杠、练长跑。闲暇时,我跟着同学们学唱京戏,会唱甘露寺、卖马、打渔杀家、骂殿、乌盆记、四郎探母、捉放曹,每样会唱几句。刘士谦拉胡琴。我不进城玩,集中精力,准备考大学。佑民平时常看杂志,考试前常借我的笔记看,考试成绩我们都名列前几名,他名次多在我前面。

俗话说:诚则灵。

子潮子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家(公寓)

学校不能常住,那就去城里找公寓住。我和佑民到处找,最后住在西单附近的“宏仁公寓”。记得每月20元,包伙食。一般公寓住户很杂,好在此时多是外地来京上学和考大学的,不会吵闹。

子郭子曰:既来之,则安之。

子孙子曰:先住下,考完就走。

第五家(大学宿舍)

我原想学医,考燕京大学医预系,不中。因英文与智力测验不及格。智商太低,难行医。后来只能去画漫画了。但考上武汉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入武大化学系。佑民考上燕京大学。

武大在珞珈山上。那时全校只几百人,宿舍一间住两人,我和邹谠住一屋,他父亲是著名官员。记得住在“荒”字斋。广东人乡土观念重,常在一起活动,由此我学会说粤语白话。我家乡话是闽语系的。邹谠少语,仅参加歌咏队,自弹吉他。我不时去拜访汤佩松、吴大任、马师亮、石声汉教授们,听受身教。汤教授有时带同学们郊游,热情接待。有时我陪他和高尚荫教授打网球。

此后,我再也没打过网球,玩不起。

后我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缺资产,所以玩不起。

第六家(香港)

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武大被迫迁到四川乐山县。学校批准我休学2年。日军南下,我去香港住大舅父方赓潮家。那时二舅父和李表兄无居所,都住在这家。家在跑马地成和道49号4楼,一厅3房。一房租给欧姓夫妇。欧身高体弱,二舅说他像《水浒传》中病大虫薛永,对我们叫他“大虫”。闲时多,常打麻将牌。晚间我们都在厅里搭行军床睡。从大陆跑来的亲友多。我弟兄,表兄,我父亲都来住过。吃住都在这家,我舅母都盛情招待,从未见她有过厌烦之情。1939年我从香港经越南到广西,再从柳州乘运货汽车到四川重庆转水路到乐山返校复学,一切都由舅父安排好才走的。

舅父们是我家最亲的一门亲戚,他们的子女(我表弟妹)也一样。如今我已经九十多岁,这门还是照样对我敞开着的。

陶渊明曰:门虽设而常关。

他没这门亲戚。

第七家(观斗山—露济寺)

因日本入侵,学校西迁到乐山,一切房舍都是从当地借用的。我们和生物系同学先住在观斗山宿舍。双层木床也是借来的。我睡上层,头一天,从床上和蚊帐上就先捉了六十多个臭虫,床用开水浇过后才能睡的。在那里常和赵作健与生物系的薛应龙打桥牌。过几天就搬到露济寺宿舍。那是在寺院空地盖的两排平房。后来应龙任复旦大学教授,作健在工厂任工程师。

伙食是自办的,请个厨师做。我曾主办过。那时因许多同学家乡失陷,经济困难,不能按时交饭费,得经常敲铃来催。那时我和法学院的季耿交好,因为他会画,会木刻。他见文法学院同学出了几份壁报发表评论,建议找几人也合办文艺性的壁报,取名《黑白》。他知道我在1935年上高二时候,为抗议国民党与日本勾结,企图实行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北平学生从12月9日开始游行示威时,我仿照漫画,画过宣传画,他就要我主持漫画这一栏目。但全校没有会画漫画的,我只好自己画。开始画不像,壁报办了三年,就渐渐学会画了。漫画都是在露济寺宿舍画的。

正因此决定了今后我的生活道路。但当时我没想到。

子孙子曰:漫画是逼出来的。

第八家(黄海)

1942年我大学毕业。到附近五通桥镇进黄海化工研究社。社长孙学悟(颍川)博士,副社长张子丰先生,研究员方心芳(后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魏文德(后任化工研究院院长)和我们的宿舍都在一个大四合院里,左右两排两层共8间的平房。我住左排楼下第三间。第四间是萧永澜家,我楼上住的是阎振华,我就是在他家学会吸烟的。

1946年我被借调到永利碱厂,和郭小姐相识,初恋,未果,我患严重失眠,难继续工作。此时日本已投降,可见到上海报纸,那上面有米谷、张文元、丁聪的漫画。我见了,决定远离,奔上海。到上海我无亲无业,只得作漫画向报刊投稿,笔名方成。靠稿费为生。

子方子曰:漫画就是逼出来的。

第九家(余李家)

到上海先暂时寄住朋友家。后应聘入联合广告公司,有了宿舍,也就是随便找个地方搭行军床睡的。又得漫画创作条件,作品都在各报刊上发表。两三月后,因作画讽刺来华美军,和那美国主任闹翻失业,最后定居在老友余所亚、李桦二位老兄家。我在上海的漫画作品,后来就是在这家里画的。

在上海,我靠漫画吃饭。也为吃饭,练好艺术技巧。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我说,我高兴。

第十家(九龙)

在上海我住了两年多。1948年国民党军内战败退,在上海的进步画家纷纷避居香港。我去了,先租居舅父家楼下,后迁居九龙荔枝角九华径村,与端木蕻良、单复三人居农家楼上。用煤油炉做饭。村临海,我们每天午后在海里划船游泳。游后上山在崖下脚踩沙地,借自流泉水洗澡后回家打牌,睡觉。每天上午我们写的写,画的画--我们全是吃稿费的。

这一段休闲生活,我们都十分愉快,难忘。

在此避居的文化人士有楼适夷、巴波、黄永玉、张天翼、臧克家、蒋天佐、阳太阳等,还有我二哥顺理(后任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四弟顺佐都住在村里。

第十一家(新民)

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们三人回到北京。由端木介绍,我随即任总编辑的王亚平先生进《新民报》任编辑。宿舍是四合院中的一间,后迁到交民巷口一个院子里,因时间短,印象很模糊。我和王政,一个外号小二黑的,一个少年排字工,几人住一大间屋。因进俄文夜校,得天缘结识同学钟灵、邵燕祥。从此我和钟灵合作漫画,笔名方灵。又是通家之好。

第十二家(万庆馆)

1951年,经华君武先生调我进《人民日报》,住万庆馆胡同1号宿舍,是大院子里靠近大门的两大间平房,另有一间厨房,一间厕所。我花一月工资,折合300斤小米的28元钱,买了一辆倒蹬闸的旧自行车。这一年,我和陈今言结婚,过着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长子次子均在此出生。长子出生时,今言大哥今淼把他家保姆赵大姐让给我们抚育孩子,使我们过得很轻松愉快。如今这门亲戚,也是我最亲的一门亲戚了。

这是因亲吻而结成的亲戚。

古语云:亲上加亲。

第十三家(华仁路)

记得是在1954年时,我宿舍在前门外,靠近天桥,在友谊医院对面的华仁路31号。是大院中的楼房,我住二楼上,条件较好。有两间房,厨房较大,夜间赵大姐带两个孩子住在那里面。1957年我接父亲来,他住一间。1967年他去世。我第三子是在这里出生的。

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我们美术组原领导华君武已调到中国美协。美术组新领导是刚参加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刚学漫画的。组员中我年长,大学毕业多年,漫画创作经历长,级别和工资较高,但非党员,成分已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我所有资产就是工资,资产比许多无产阶级领导还少。其他组员都是20岁上下的党、团员。“文革”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总要开会,开会总要揭发,批判,或斗争的。这次运动批斗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社各部门领导(自然均党员),都被划为“牛鬼蛇神”,押进“牛棚”监督劳动。我们小组里除了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外,别的都是党团员,批斗对象能是谁呢?他们翻出我在1957年发表的讽刺杂文《过堂》来,以“漏网右派”、“反动文人”罪名,也把我划为“牛鬼蛇神”押进“牛棚”监督劳动。不久,那些领导全部得“解放”,恢复领导职务。我非党员,无领导职务,于是继续押往河南与各地,监督劳动达10年之久,无家可归。我家家具都被收藏在仓库里。

第十四家(南阳胡同)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美术组领导和党团员们以“漏网右派”罪名判我流放10年。把我宿舍从华仁路迁到东四南阳胡同1号。那是两大间不见日光,很潮湿的,没人想要的平房,还有一大间当厨房。我在流放时,把我的家具都存在仓库里。1976年“文革”宣布告终,我得平反,回到这家,把家具从仓库取出。我已恢复原职。时值农历除夕,我请求迟两天上班,好整理刚取回的家具。那个组长竟不许。

我妻漫画家陈今言在“文革”时因受我连累,又在《北京日报》受无情批斗,心情郁闷,不幸于1977年6月17日英年早逝,年仅53岁!她是共产党员,以前在辅仁大学时是篮球、排球校队队员,体质一直是很强壮的,但经不起政治运动的折磨。这次政治运动在报社最后被残害的就一个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还有我家人。

今杂文《过堂》被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杂文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文集中。

今言去世后,我三个男孩衣食住全由我照料。我煮一大锅肉烧豆制品和海鲜小蚌干,每晚必备。另外炒一盘鸡蛋,一盘生莴笋片,或炒豆芽。夏天热,我无冰箱,那锅肉就放在当厨房的房间地上,因为很潮,地很凉,有降温作用,可暂代冰箱。为孩子们洗衣我有力,缝补不行,须靠女的。

古语云:“女子无才便是德。”

今言说:古话错了。

第十五家(南阳胡同)

我白天上班,晚间以至假期间,我都有为各报刊创作的任务,一直很忙,下班回家就没闲过。现在还不得不忙着照料三个孩子。许多同事、朋友就劝我再找个伴侣。艾青、高瑛夫妇先介绍一位军人吴小姐,我好色,同意。我们交往一两个月,合得来,已经决定要结婚了,不料她家里不同意,因为两人年龄相差20岁,那时我已近60岁,她才40。因此作罢。有一天,钟灵电话要我去他家,因为他邻居小赵正在给她的朋友小苏介绍对象,约好今天见面。钟灵知道了,就要小赵介绍给我。我按时去会见了,她是工厂里的检验工,善舞蹈,是厂里舞蹈队领导人,离婚,有一女。看好回家。小赵电话问我。我说不行,因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小赵说:“可她同意了,你怎样?”

我说:“那我也同意。”

两人交往近月,钟灵、侯宝林都赞成,钟夫人马利说,年龄差别大,恐不易长守。

我两次结婚,前次婚礼全过程一切都是由钟灵兄一手主持操办,这次也是。几十名贺客由他接待,包括:安排车,接待,欢宴等等。这次婚礼在一家大饭店举行。贺客很多,有钟灵夫妇,侯宝林夫妇,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艾青,王亚平,吴霜,范曾,王景愚等好友。

侯宝林送的贺仪中有一件,我一看就乐了,那是南京食品:方酥。

结婚洞房就在南阳胡同一号。

一对新人,穿新衣,入新房,再一起过新生活。

第十六家(民三)

1979年,那时报社已从王府井大街迁到朝外金台西路。我住民三楼。因为两个孩子无住所,我另一所住房给他们住,我和小苏以及她的女儿三人住60平方米宽的房子。

房子窄小,虽然有所不便,而生活照常。书刊多,办公桌上放满了,我只能用不足一米宽的折叠桌子面上写文章,画漫画。在1980年我开个人漫画展,上百幅比这折叠桌子大的展品,都是在这小桌面上画的。

三间屋子,最大一间14平方米。写写、画画,用餐。在长沙发上歇歇,接待来客,再宴请一番,如此等等都在这一间里。于是,我在纸条上用浓墨写四个字,贴在门上,写的是:“多功能厅”。

别看屋小简陋,来客名家可不少,其中有侯宝林,谢添,袁世海,张中行,王若水,钟灵,邵燕祥,魏明伦,韩羽,姜昆……

刘禹锡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我说:这就够了。

第十七家(深圳)

很不幸,女儿意外夭亡。小苏受强烈刺激,独自远离赴深圳,在一贸易公司任职。后有家,我可常住。家在上步区,下步庙。此名听来不顺耳。果然,我再也上不去了。

因为,几年后,我们夫妻离异了。

第十八家(民36)

记得大约在2003年秋,因报社新建高楼宿舍,有电梯,我就搬进十层新宿舍。家乡中山市政府得知,帮我买下。以前我那十五个家,其实全是宿舍。唯有现在这第十八家才是我的真正的家。有一厅四间,可有一间摆下画案,当做专用的画室了。有了这画室,作大幅画方便,我作水墨人物画就多些了。因作书画方便,我在书法上有些进步。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多年前继红买一台计算机送我,因为家里房子不大,摆不开,没法使用,就放在床上。36楼面积大,就安置在书房办公桌上,不久,给我换来更大些的电脑了。现在我经常用这电脑写文章。闲来无事也找题目写,为了活动头脑,成了健身工具了。

2010.4.3

《随笔》总第189期 2010年第4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