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拙文《康生同文人的交往》以及宋希於先生的《也谈康生同文人的交往》（分载于2012年3月6日和4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提到了那位堪称“花脸”的历史人物。最近，因周汝昌先生的去世（终年95岁），又想起了当年康生的一些事。
康生其人，因战争年代的一贯“左”倾和其人望的低迷，在共和国成立后未能官高爵显，于是长期处于养病的状态，到了中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及贵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却较从前是降级使用了，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普及普通话委员会”副主席一职，算是小小的一个补缀。1956年匈牙利事变成为康生重新崛起的一个契机，由于他曾经长期与苏联人打交道，此时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起伏，需要他出来有所作用，于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职位放在了他的面前：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乃至《毛选》编委会副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此前的康生尚有“大隐”的模样，如其所曾撰之《朱履曲》：“1959年7月5日，与主席、定一、伯达、乔木、田家英等同志同游仙人洞。相传此处为周颠所居，朱元璋访仙不遇之地。游罢归来，因做小令一支。仙人洞－－天开石窦，一滴泉－－地辟清湫，绿阴深处隐红楼。踏白云，天外走，望长江，天际流，这神仙到处有。”那么，此之后，一切不同了。
康生出山，正值上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年代，随着毛泽东经济浪漫主义运动铩羽，刘少奇等主持全面恢复和振兴经济等，其时在意识形态和文教等方面，康生的作用也就不可小视，其人一方面附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参与主持中苏论战、炮制“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案及“合二而一”的杨献珍案等，一方面却适应“调整”的需要，于文事及教育等多有缓和的迹象，其间甚至也曾“主持风雅”，不过，由于显然的原因，这是后来很少被人提及的了，而迄今也有待从中央档案馆等处通过具体的档案来补充和说明这段历史的了。彼时，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也再度亲密了起来，《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的毛泽东致康生的信函虽只有两封，却恰当地反映了彼时他们的交往，这一是1959年7月28日毛泽东致意其收集汇编关于逻辑问题的工作（出版），一是1964年9月9日请其代为寻觅关于美国历史的书籍等。
所谓“主持风雅”，据黄裳先生《来燕榭书札》中其致周汝昌的信函，1962年3月5日，“康老邀谈，大妙大妙，必得党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方能一扫尘氛，此亦万不可少之事。所谓支持即能使人安心全力以赴之谓，物质之助力尚其余事，所谓无为而治即指此等事，非真无为而长睡也。”黄裳时为《文汇报》副刊编辑（他与周汝昌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两人又对“红学”有共同的爱好），而周汝昌为“红学”专家，当时正卷入了一场“红学”的讨论，从信中可知康生与周汝昌等有谈话，而“红学”专家们鉴于此前1954年的“红学”大案，也迫切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予以“支持”。翌日，黄裳来信云：“康老谈话大致内容，希便中见示一二。”可惜保留下来的周信中未能提及，而当年康生谈话也竟由此湮灭不知矣。19日，黄裳信中又云：“康老谈《红楼》绝妙之事，吾兄肯定大观园遗址，今乃为人所承认，为兄大喜，亦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也。”康生谈话的具体内容虽不能知，但由此“绝妙之事”四字看来，当是令专家们心喜不已的了，周汝昌的研究也肯定得到了康生的认同。黄裳25日的来信中还提及彼时“红学”，其中关于大观园遗址、曹雪芹卒年等的讨论正如火如荼，黄裳表示“拟使《文汇》成为红学家会谈之所”，且“不问事之巨细，方之精粗，必如此方可造成气氛”，“然此间颇有人议，不喜考证，因此感到如康老之支持乃万不可少之事。所谓主持风雅，其作用即在此等处。”可见“红学”经过1954年的肃杀之后，至此仍然热度不低，当然也有人议论，如针对考证的非议，其实就是黄裳自己也认为“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这只是支流，为此黄裳深知须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如“康老”的“支持”，由其“主持风雅”，正常的讨论和研究方能不受阻碍，顺利进行。
是年4月19日，黄裳去信中又称：“《大观园》稿，写至此处，喜得康老已阅过该文，并批可发，为之大快。决定明日见报矣。妙绝妙绝。加上兄之大文，《文汇》顿时红光满面矣，一笑。”可知周汝昌的文章是得到康生亲自审阅而批发的，然而，毕竟是前车之鉴，黄裳有感于编辑之难，又致信周汝昌云：“兄不在报馆，不知内幕，此间红笔剪刀之横行无忌真可怕人，不论名家与否，斫之而已，尤险者在拼版之顷，事在火急，如李逵之手抓板斧，排头斫去，如何得了乎？”（5月5日）如此，更显得须有人“主持风雅”的重要性了。
周汝昌先生已凋谢，黄裳先生也已仙去，不过，他们对这一段往事，后来皆未提及，这恐怕是那位曾经“主持风雅”的人，已是大家避之不遑的“灾星”了。
二
周汝昌是继胡适、俞平伯等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他的逝去，可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胡、俞、周，皆是“新红学”的班头，当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确立了“新红学”的支柱：实证、实录，此又与作家及作品版本等的研究相关，至于“新红学”的开展，则是《红楼梦》佚稿以及批注家“脂砚斋”等的研究，其间胡适于实证基础上提出“自叙传”一说，即“以贾证曹”，俞、周继而追随之，所谓搜罗和辨析材料、考镜源流，各有千秋。说到“红学”，那是水很深的领域，如人所知，其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等，据黄裳为周汝昌《献芹集》所作序言：“好像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像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后者，考证（考据）派的开创者为胡适之，集大成者则为周汝昌，他的名作《〈红楼梦〉新证》的方法论是将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也就是“内学”与“外学”的统一，如此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如此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又以之升华为人文价值的阐释，自是有功于“红学”。
其初，周汝昌执教于四川华西大学（今之四川大学），《〈红楼梦〉新证》出版后他被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未几，1954年“批俞”（俞平伯）运动爆发，随即周汝昌也受到了牵连，在社内受到了“另眼看待”，不过，他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保护。于是，在“批俞”运动中，周汝昌作为可以对胡适发出有力一击的人物，写下了一篇后来他深感言不由衷的大批判文章，即《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这也是那场政治运动中由被动一方最早“反戈一击”的文章。在文章中，周汝昌承认自己坚持“自传说”是“成为胡适、俞平伯二人的俘虏”，又说自己“坚决反对把这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当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闹着玩’的无聊对象”，也就是把自己与胡适、俞平伯分了开来。（彼时“隔岸观火”的胡适写信称：“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因此，在后来再版的《〈红楼梦〉新证》的“重排后记”中，他说：当时（1954年）“有极少数的个别人，把我说得甚至比胡适还反动，文章越来越‘凶’起来”，而“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后，其“严格要求，深刻批评，又与人为善”，“这时，个别人要把我打成胡适第二的浪潮，才伏落下去。”
换言之，在那场共和国意识形态斗争史上堪称转折点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此前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周汝昌可称是“福人”，此前惶恐中的周汝昌被迫住进了医院，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两个小人物”“奉命”充当起周汝昌的保护神来，其中之一的蓝翎后来曾回忆：“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另外一个的李希凡也曾奉命去医院看望周汝昌。如此，上述情节的发生，显然有“上边的意思”，如今揣度起来，当然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毛泽东工作人员龚育之生前撰文回忆：当时是毛泽东确立了周汝昌为“友”的位置，“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
三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起因于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那么，最早是谁发现了这篇文章而又由时任中宣部电影局局长的（后来毛泽东称她是自己的“哨兵”）江青转给毛泽东的，现已不可考，不过，想来康生的痕迹不会没有吧（他是山东人，后又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而毛泽东读了之后，随即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不料碰到了胡乔木等一班“不识时务”的人，他们认为那不是党报的义务，只是叫《文艺报》转载，后来《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又刊登了李希凡、蓝翎的另外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却说毛泽东看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笔写下了致中央政治局及其有关负责人的一封信，那就是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由此遂有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开列的受信人中没有康生，显然当时康生还没有出山，仍处于休养状态。（受信人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在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还在一份由陆定一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仍没有康生的名字。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署名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把批判的锋芒又指向冯雪峰等，而这又是江青向袁水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而来的，而且文章就有毛泽东的加写文字。至于这场运动的实绩，是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册），此外连带又开展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而对于胡适的批判，主持者为一个由九人领衔的委员会，其成员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即一个由各方面（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组成的班子，而其实绩则是三联书店结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八册）。
由上述事实，说明1954年的这场运动，与康生无涉，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周汝昌，可谓有惊无险，以至于后来到了1962年，有关方面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周汝昌还在孜孜不倦地创作《曹雪芹传》。此时正是“红学”再度复活之际，那是由于1960年下半年以后，国家正在实行“八字方针”，随之政治氛围也有所变化，国内意识形态情况较此前已大为宽松，就以“红学”出版为例：其时由“一粟”编著的《〈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两书堪为代表（“一粟”即朱南铣、周绍良二人的笔名。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后在湖北咸宁“干校”酒后失足落水而亡；周是著名安徽周氏族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此二书分别于1958年、1963年出版，堪称是“红学”的集大成者，此之前后，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敦敏《懋斋诗钞》、敦诚《四松堂集》、张宜泉《春柳堂诗稿》、富察明义《绿烟琐窗集》、高鹗《高兰墅集》；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裕瑞《枣窗闲笔》，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周绍良、周汝昌、杨易、启功标点整理和注释的《红楼梦》（程乙本为底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八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俞平伯校订、王佩璋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62年，中华书局复制出版了胡适在台北影印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而北京文化部门则访查到了《辽东曹氏宗谱》，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十种》，等等。
四
1962年至1963年“红学”再度大兴，其契机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据闻其倡议者为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民主人士（实为中共秘密党员）兼“红学家”的王昆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显然，这是来自某一方面的指示而有所安排的，其中的一些活动，甚至受到了包括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审查。
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纪念曹雪芹》（解说词为阿英撰写）、拍摄电影《红楼梦》（越剧版，主演王文娟、徐玉兰）、上演昆曲《晴雯》（王昆仑、王金陵父女编剧）等，更多的则是大批图书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其中包括有各种学术讨论，至于相关的考证，其达到高潮则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而其实绩则是确认了曹雪芹出身于内务府正白旗包衣家庭、其祖上三代有四人职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祖父即是曹寅、曹雪芹少年家败而又于穷困潦倒中创作《红楼梦》、曹雪芹挚友的宗室诗人为敦诚和敦敏、《红楼梦》前80回得以流传，而脂评本是最接近原稿的早期抄本，等等。在是年3月至7月的三个月中，《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接连发表了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朱南铣、陈毓罴、邓允建等的驳难文章十数篇，当时“红学”中的考证派悉数登场，几乎恢复了“红学”倡兴之势。
此次纪念活动，原本是一件文化盛事，然其时背景复杂，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和苏共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公开化，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的纪念曹雪芹的文化活动，显得和整个社会的气氛很不协调。如当时参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的刘世德回忆说：“事情的发展本来很顺利，忽然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此刻，给《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要知道，十六年前，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红楼梦》不过是一部描写爱情的软绵绵的作品而已。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然而我们的心头也不免增添了几分疑惑。我们了解到，忧虑并不是来自一般的观众，这更使它具有相当的分量。……于是，我们设法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预展，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宝贵的指示和支持，使展览会不至于夭折。最先来到的是胡乔木同志。他对展览会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他前后一共两次亲临文华殿，仔细地观看了展品，审阅了全部的文字说明，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后来，我们还聆听了他和周扬同志、邵荃麟同志关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安排的指示。他是主张展览会如期开幕的。这使我们感到了由衷的喜悦。但是，不久，我们的心又凉了。有两个大人物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一个是‘政治骗子’陈伯达，另一个就是日后担任‘四人帮’顾问的那位‘理论权威’。他们联袂而来，在展览会上走马观花地匆匆看了一遍。我们主动向他们征询意见，他们阴阳怪气地哼哈半天，一个说：‘老夫子，你看呢？’另一个说：‘×老，你说呢？’完了是再也不曾张过嘴，仅仅互相望了一眼，就又匆匆登车而去。他们不但没有说任何一句哪怕带有一点鼓励意味的话语，甚至连片言只字的批评也没有吐露。然而，那种阴沉的脸色，那种淡漠、鄙夷的表情，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却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回忆陈毅同志谈〈红楼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所谓“理论权威”，即康生其人。在回忆者看来，陈伯达、康生，皆是居心叵测的阴险人物，这固然是一种视角，如其时康生曾插手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孟超（昆曲《李慧娘》）、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等，可谓作恶多端，不过，其人的另一面，回忆者未必了然，抑或在其回忆时已然有了思维定势，至于其原因则是不难理解的了。前刊拙文《康生同文人的交往》以为：历史人物的定谳和评价方法，完全可以套用“人无完人”这句看似是天经地义的标准的，而这里的“人”，无论圣人抑或恶人，皆不得逾出这一标准或规律。即以康生为例，如果他不曾有过“好”的一面，如何又成为“坏”的一面呢？即是此意，而文章引用的俞平伯录呈康生吟教的诗稿，正是一件当时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文物”。
作为例子的，还有此后传世《兰亭序》真伪讨论一案。如人所知，毛泽东喜欢《兰亭序》，时常吟诵和临摹，但传世《兰亭序》一直有人怀疑并非是王羲之的真迹，主张者有高二适其人，反方则有郭沫若，至1965年7月，毛泽东为此回信章士钊：“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这场论辩，康生还是“主持风雅”的角色，其初，其将江苏省委秘书长寄给他的“王谢”墓志出土拓片送给郭沫若，嘱其撰写考证文章，而当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发表后，他又不惜亲自整理史料，供郭沫若作为反驳立论的重要依据，郭也在文章中提到：“康生同志就文献作了仔细的探索”，且“这见解非常犀利”，郭还将文章初稿呈康生审阅，康生回信说：“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他还向郭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衍星（清代经学家－－笔者注）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获悉后，当天就把《〈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呈给毛泽东，毛阅后回信说:“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的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
上述书信往来，虽然在“学术”的框架下已然有主持者的明确倾向性，毕竟还是让人说话的，而且是依靠事实（史料）立论的，其时“主持风雅”的康生沟通上下，组织讨论（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就多达十数篇），显然也有他自己的情趣包含其中。据闻当时他对反驳高二适的文章都不满意，甚至专家如北图研究员赵万里的文章，康生也嫌其“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派人到上海请徐森玉（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权威）持笔为文，徐苦于“交差”，就写了一篇“绕圈子”的《〈兰亭序〉真伪的我见》，文章表示支持郭老，又避开与高二适的辩论，可谓难能可贵。
五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政治形势又有所变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各种大批判又在酝酿之中，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拟议中的纪念曹雪芹的大会胎死腹中（仅于翌年在故宫举办了一个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的展览会），这是后话。
却说1962年“红学”讨论，再度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而发表讨论文章较多的是《光明日报》，毛泽东曾称他喜欢看《光明日报》的专刊。据穆欣的回忆：“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的红学家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文有新意，我们曾在报社出版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及21日又在《东风》副刊上选登了其中的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尾注明有关此文的简况。毛泽东看了《脂》文，满有兴趣。他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登了此文的一节，一定有其全文。便叫人打电话来，我们当即送去刊登吴著全文的《情况汇编》和《〈红楼梦〉探原》一书的英文版。”（《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红楼梦〉探原》，系吴世昌用英文写就，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全书分为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续书探源等，出版后有很大影响，评者以为其对所有相关资料成为了殚精竭虑和穷根究底的审查，并以严密的逻辑予以论证，不过，因是英文，后吴虽自己翻译为中文，也只是片断，完整的中文版是在200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因而毛泽东生前未能看到此书的中文版。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想看吴世昌的这部书，显然他是听人介绍这部书是肯定大陆对“新红学”的批判的，吴对胡适、周汝昌的“自传”说是很有看法的，他还说大陆对俞平伯的批评“大多数是有其道理的，它们只不过说明了明显的事实，只是有些批评者的态度，其实可以不必那么过火”。
此前毛泽东关注《红楼梦》研究，除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警惕之外，也与他对《红楼梦》的兴趣有关，当年他就《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有过许多讲话，堪称毛泽东的“红学”，如今这些讲话、批语等已被收入《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之中，此外据闻曾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保存过一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注过的《红楼梦》，而康生也曾保存过一本《红楼梦》“毛批本”，曾担任过康生秘书的路工先生也称其曾从彼处借出过，并在一套相同版本（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的相同位置上录副了一本，不过这似乎无法证实，也就姑妄听之可也。
关于康生与“红学”，应该不仅于此，此文算是抛砖引玉，尚望识者有以教正。
《随笔》总第206期 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