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2)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4)
继续摘录肖洛霍夫1933年4月4日给斯大林的信:
从此就开始了“鸡飞狗跳墙”。奥夫钦尼科夫很清楚，各集体农庄现有的粮食为数有限，远远不能保证完成计划，他面临着两难局面: 要么是向舍勃尔达耶夫声明，他说征粮5.3万吨的计划现实可行，这是他欺骗了舍勃尔达耶夫；要么他必须完成计划，或者接近完成计划。但是，通过正常手段，运用法规和党的良心不相矛盾的施压方法，完成计划是不可能的。奥夫钦尼科夫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于是他就向党组织发出了指示，要不惜代价拿到粮食，不怕鸡飞狗跳墙，一定要把粮食弄到手。他在这次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将完成征粮计划落后的20名CP员——党支部书记、集体农庄主席和区委特派员开除出党。接着，奥夫钦尼科夫又采取了下列措施，关于这些措施的明智性和合法性，请您自己来判断:
1)他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按劳动日预支的15%的粮食；2)他命令将每个集体农庄根据征粮计划所欠的粮食，按生产队分配下去，并且指示把这些数字再分到各个农户。也就是说，交纳粮食的控制数字分摊到了每个集体农庄庄员身上。这项措施最后是经过边疆区委会批准的。
这些措施的后果怎么样呢？第一，当开始大规模地搜查(往往是在夜里进行)和没收不仅仅是偷来的粮食，而且是所有被发现的粮食时，人们就开始隐藏预先支给的15%的粮食不被收走。寻找掩埋粮食的土坑，没收能找到的所有粮食，同时，伴随着逮捕和审讯。这一情况迫使农庄庄员大规模地销毁粮食——把粮食扔到山谷里、运到田野里、埋在雪堆里、扔到井里和河里等等。
第二，将交纳粮食的数字分摊给每一个农户，这一点将过去所做的巩固集体农庄的全部工作都变成徒劳的了。边疆区距离全部完成征粮计划还差10700多吨粮食。平均每个农庄要摊到45一60普特的任务(实际上等于2一3公顷的收成)。于是发生了极端荒唐的混乱现象: 阶级划分成了一句空话(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中农，都得交30一40一50普特的粮食，不交就开除出集体农庄，净身出户，赶到雪地里，没收奶牛、土豆、腌菜，有时是全部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交粮的数字都是一样的。
收缴一万吨被盗的粮食谈何容易，因为这个数字在实际上并不存在。要想完成这一计划，只能动用一切方法。于是，奥夫钦尼科夫在前来顶替郭尔曼担任边疆区委会特派员的沙拉波夫(罗斯托夫“红色阿克塞”工厂厂长)的配合下，下达指示釆取过激手段，为极左分子松开了手脚: 大规模地将党支部书记、区委会特派员、农庄主席和村苏维埃主席开除出党；之后紧接着加以逮捕。他用这些措施迫使整个维约申斯克区的1500个党组织采取了极左的立场。
“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奥夫钦尼科夫的这一决定，受到区委报纸《布尔什维克顿河报》的支持。在一期报纸上，通栏大字标题写着: “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方法，完成征粮计划和种子储备！”
在新任命的区党委书记库兹涅佐夫和区执委会主席科罗廖夫到来之前，全区已经明显看出奥夫钦尼科夫训条的后果了:
一、普列沙可夫集体农庄两位区委会特派员别洛夫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同志，在审讯中第一次动用了后来在全区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方法: 半夜里把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 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手指，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
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女庄员们用绳子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进行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地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
三、在里赫维多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生产会议上，命令庄员们全体站立，让全副武装的村长站在门口监视他们，谁都不许坐下，然后自己就出去吃饭。吃过午饭睡了午觉，过了四小时他才回来。全体与会人员在村长的看守下一直站着……这时特派员宣布继续开会。
在区委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区委书记库兹涅佐夫提出了关于这些过激行为的问题。在会议决议中写道: 这些征粮的“方法”歪曲了党的路线。奥夫钦尼科夫第二天知道这件事情后，从上顿河区赶来立即指示库兹涅佐夫说: “关于过激行为不要写入决议！我们需要粮食，不需要谈论过激行为的空话。这样就削弱了征粮斗争的热潮，给党组织泼了冷水，涣散了党组织！”
库兹涅佐夫坚持要写入决议，这时奥夫钦尼科夫就给舍勃尔达耶夫发了一份电报: “维约申斯克区新领导立场动摇，谈论过激行为而不谈粮食，因此涣散了地方干部。必须将保证征粮进度的责任明确地放在库兹涅佐夫和科罗廖夫个人身上。”等等。
到电报局发完电报后，奥夫钦尼科夫回到区委会对库兹涅佐夫说: “你以为边疆区委会不知道过激行为吗？知道，但保持沉默。要不要粮食？计划要不要完成？”
在奥夫钦尼科夫离开并到上顿河区之后，沙拉波夫担任领导工作。他给区委会特派员、宣传站站长和所有征粮工作人员下达的指示是: “要是都不打开埋粮的土坑，就惩罚10家、15家农户，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土豆、腌菜，扫地出门，让这些畜牲死在街上。假如过了两小时，还不屈服，就再召开会议，再把10家农户赶到冰天雪地里！”
根据他的建议，开始广泛采用反间方法，具体是这样做的: 把农庄庄员伊万诺夫叫来说: “你的邻居彼得罗夫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粮食坑，你得交待粮食埋在哪里。” 再叫彼得罗夫，对他另说一套。后来在生产队的会议上，挑动农庄庄员们像疯狗一样互相咬，怂恿他们彼此打得头破血流。“让他们互相咬，彼此揪头发，抽嘴巴，打得满脸是血，你自己躲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在那儿再挑动斗殴，你再到第三个生产队去，自己要站在一边旁观。”——沙拉波夫就是这样教导区委会的特派员和党支部书记的。
沙拉波夫考核特派员或者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不仅根据发现粮食的数量，还根据被他们扫地出门的家庭数目，根据在搜查中掀掉房顶盖的数目和扒开火炕的数目。“把孩子赶到街上受冻，他感到可怜了！他手软了，是富农的怜悯战胜了他！让他们像狗崽子一样吱哇乱叫，让他们冻死，但我们一定要摧毁阴谋对抗！”沙拉波夫在区党委会议上是这样严厉申斥马拉霍夫斯基集体农庄党支部书记的，因为他在大规模把农庄庄员家庭赶出户外时，表现出某种动摇。沙拉波夫除了“畜牲” “骗子” “软骨头” “叛徒” “狗崽子”之外，不知道对人还有其他的称呼。这位边疆区特派员就是靠这些词汇来同区和村的CP员打交道的。
肖洛霍夫披露的这些现象在当时的苏联是普遍现象，因为在一党专政体制下谁也逃不出布尔什维克的手心。农民是最大的受害群体，作为粮食生产者，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当然的盘剥对象。任何国家的农业劳动者都没有经受过1930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庄员经受过的苦难。而这种苦难的根源在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与斯大林的“最高指示”脱不了干系。在肖洛霍夫写这封信之前，1932年11月2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分析了粮食收购困难的原因: 反苏分子渗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那里组织暗害活动和怠工；农村中很大一部分CP员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斯大林指出: 对那些反苏和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要给以毁灭性的打击。
农民不交粮食是因为“反苏”吗？肖洛霍夫的叙述把斯大林的脸打得啪啪响。
1933年1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发表《关于农村工作》的讲话，主要讲了党在农村工作中的缺点: 1932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1931年更大的困难，这是因为: “我们许多党组织和集体农庄脱节，高枕而卧，屈服于自发势力”； “我们许多同志仍然对集体农庄这一组织形式估计过高”； “我们没有看清新环境，没有了解进行暗中破坏的阶级敌人的新策略”。
在这次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在作报告中谈到: 集体农庄庄员只把私有财产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不把公有财产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时斯大林插话: 这不仅仅是他们，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这样。
1933年2月19日，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罔顾席卷全国各地的大饥荒，大言不惭地说: “”集体农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劳动农民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帮助了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摆脱富农盘剥。以前忍饥挨饿的千百万贫农既已加入集体农庄，并在这里使用着优良土地和优良生产工具，于是就在这里升到了中农的水平，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了。”
斯大林说: “现在，要变成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在集体农庄里勤恳工作，正确利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利用牲畜，正确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财产就行了。”
这里请问斯大林同志，几百万农民被饿死，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工作吗？
肖洛霍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清清楚楚地讲述了造成灾难的原因。而且他还进一步揭露:
在党的清洗活动(注: 1932年11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共同发布《关于对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农村党组织进行清洗的决议》。决议说，清洗活动将把对共产主义事业怀有敌意的人、执行富农政策的人、腐化的人、不善于执行党的农村政策的人清除出党。被清洗的分子要像政治危险分子一样被放逐。)之后，从1500名党员中开除了300余人。开除后就逮捕，并且不再向被捕者及其家属供应粮食。领不到粮食，被捕者的妻子们和孩子们由于饥饿开始浮肿，只好挨村挨户地去讨饭。……
开除出党、逮捕和饥饿威胁着每一个对动用镇压手段没有表现出足够“积极性”的CP员。按照奥夫钦尼科夫和沙拉波夫的理解，只有这些方法才能产出粮食来。于是，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CP员，在动用镇压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所有集体农庄都一浪高过一浪地出现了过激行为——像在中世纪一样，对人进行刑讯拷打，同时还对被拷打的人百般侮辱。现在，我要利用从区委会得到的材料，列举受镇压者和从采取镇压方法之后获得的粮食数量:
维约申斯克区: 1)农户: 13813户；2)共有居民56069人；3)被国家政治管理委员会、警察局、村苏维埃等机构逮捕、关押的人数为3128人；4)其中被判处死刑的52人；5)被人民法庭和根据国家政治管理委员会决议判刑的人数为2300人；6)被赶出集体农庄的农户为1947户；7)被处罚(没收口粮和牲畜的)的为3350户；8)被赶出住房的1090户。
这是1月24日的统计数字，也就是差不多在征粮结束时的统计数字。现在再说采用这些恐怖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至1月24日找到粮食: 1)从土坑挖出2518公担；2)在其他地方找到3412公担，总共5930公担。有的粮食还是在1919年就埋下的，还有在丰收年1924年、1926年和1928年埋下的粮食。
曾经十分严厉地禁止其他农庄庄员让被赶出家园的人进屋过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赶出家园的人只能在柴棚、地窖、街道和菜园子里生活。居民们被告知，谁要收容被逐驱的人家，他们全家也将被逐出家门。有的仅仅是因为某个农庄庄员被受冻的孩子哭声所打动，让被逐的邻居进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赶出了家门。1090家农户，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样，紧靠着自己被上了锁的房子。夜里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和堆放杂物的棚子里，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根据边疆区委会制定的法规，他们也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村苏维埃主席们和党支部书记们派出巡逻队，巡视柴棚，把躲藏在这里的人轰赶到街上来。
我看到这样一幕，那场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 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寒风怒吼，冰天雪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了。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堆旁，把孩子用破烂衣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难道可以这样地凌辱人吗？
我曾经以为，这只是奥夫钦尼科夫的过激行为之一，但是在一月底或者二月初，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季明来到了维约申新克镇。半路上，他在秋卡林集体农庄停留了两小时。在区党委会议上，他向参加会议的秋卡林党支部书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有多少农户被赶出住户了？” “48户。” “他们在哪儿过夜？” 支部书记笑了笑回答说: “找到哪儿就在哪儿过夜。” 季明就此对他说，“他们过夜的地方，不能是亲戚家，不能是在屋子里，而应该是在大街上！”
此后，全区采取的路线就更加严酷，被赶出家门的人们就更加受冻了。在巴兹科夫集体农庄，一个妇女带着吃奶的孩子被赶出家门。她整夜走遍全村，求人放她和孩子进屋暖暖身子，但没有人敢放她进屋，都怕自己也被赶出家门。第二天一清早，孩子冻死在妈妈的怀抱里，母亲也被冻僵了。这是巴兹科夫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员，一个预备党员将这个妇女赶出家门的。孩子被冻死之后，这个工作人员被偷偷地关进监狱。“是因为过激行为”被关的。如果关他是正确的话，那么凭什么季明同志却不受任何惩罚呢？
冻死人的数字没有统计，因为过去和现在没有人关心这一统计数字。与此完全相同的是，也没有人关心饿死的人数。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很多成人和“祖国的花朵”在街上过冬两个月，这之后他们会随着最后一场雪，也从生活中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会成为半残废。
然而逐出家门，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下面这些方法就是在征集593吨粮食时所采用过的:
一、大规模拷打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
二、在冷屋子关禁闭。“埋粮食了吗？” “没有。” “去，那就去蹲仓库吧！” 于是就把这个农庄庄员的衣服扒下，只穿着内衣，光着脚，关进仓库或者柴棚。行动的季节是一月、二月。有时还把整个生产队的人都关进仓库。
三、在瓦夏耶夫集体农庄，往庄员的脚下和衣服上倒煤油，点着火，然后再扑灭: “快说粮食埋在哪里，不然我还要点火。” 在这个集体农庄，还把一个受审的女庄员扔进土坑里，埋上半截，继续审问。
四、在纳波洛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普洛特金在审讯时，让人坐在烧得滚烫的火炕上。被审的人喊着说“太烫，没法坐”，这时就在他身子下泼上一茶缸水，然后再把他拖出去，拖到冰天雪地里“凉快凉快”，最后关进仓库，从仓库里再拖回到热炕上继续审问。他还强迫一个个体农民开枪自杀。他把手枪放到这个农民手里说: “你自己开枪打死自己，不然的话我就开枪！”那人扳动了手枪扳机(他不知道枪里没装子弹)，立刻就晕倒在地上了。
五、在瓦尔瓦林集体农庄，党支部书记阿尼凯耶夫在生产队会议上，强令整个生产队所有的人抽莫合烟，然后往火炉里扔了一把干辣椒，并且不许人走出屋门。阿尼凯耶夫和宣传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宣传站指挥部审讯时，强迫农庄庄员们喝下大量的掺有食油、煤油和小麦的凉水。
六、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让一个受审的人站在墙边，用散弹猎枪向他的头部旁边射击。
七、同样在这个集体农庄，把人缠上麻袋布，用脚在他身上乱踩。
八、在阿尔希波夫集体农庄，将两个女庄员弗明娜和克拉斯诺娃，在夜间审讯之后运出村外三公里，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后命令她们跑回村里。
布尔什维克穷凶极恶，丧尽天良，目的就是为了拿到粮食。瞩目全球，采用这种犯罪行为征集粮食的当时只有红色的苏联。斯大林的忠实走卒、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这样解释这种土匪行为: “我们不会让那些被控采用了过激行为的人受到委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么拿到粮食，尽管会同农民发生争吵；要么让工人挨饿。很明显，我们选择前者。”
诸君看到了吗？苏联就是这样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共运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用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但肖洛霍夫的叙述使我们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这种体制能办大事固然是真的，可它在办大事的同时必然要办坏事！不办坏事就办不了大事。红色帝国在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当然是大事)的历程中办了多少坏事丑事恶事！多少苏联公民包括苏共高级干部为造就这座巍峨大厦死于非命。而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历程中有这么大的代价吗？从1917年到1987年，苏联70年间(不包括战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在两千万人，而美国在1776年到1976年二百年间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估计不会超过千人。
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这么明显的事实对比够了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