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没有希望的日子

爸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下午。

爸爸开完印刷厂工人的“读书小组”会议,刚走出法租界,就在一个小弄堂口看见两个人闪到一边。爸爸走了几步,猛地一回头,那两个人又从弄堂里闪现出来,跟踪在他的身后。爸爸感觉不妙,决定先不回家,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冯光灌的小学里呆至黄昏。然后,看看外面没有动静,才向朋友告辞。还没有走出三条马路,一辆黑色的小车尖叫着在他身边猛地刹住,车还没有停稳,就从里面冲出来三个便衣警察,动作非常迅速,爸爸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人家戴上了手铐,头被死死地按了下去,塞进了车里,一直开往上海南市警察局。到了那里,就要他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爸爸说:“我怎么会认识共产党,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叫陈友生。”

警察根本不听他的,立刻将他绑在柱子上,警棍就朝他身上打去。爸爸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当时的组织纪律和原则。他被打断两根肋骨,肺部受伤,吐血不止,监狱又不给治疗……一直拖了两个月,几乎在不能拉出去受审的状况下,于是匆匆忙忙将爸爸判为“危害国民”罪,刑期五年,解送苏州盘门外政治犯监狱服刑。

解押途中,爸爸被塞在小小的囚车里。头顶上有一扇窗子,从那里可以看见巴掌大小的天空。天空始终是灰蒙蒙的,天上下着小雨,望着那里,车子像没有启动似的。上海离苏州只有八十多公里,可是那路,似乎走也走不完。连解押的警察都不耐烦了。听见他们在那里胡说着什么,混乱之中爸爸向边上的犯人轻轻打听情况,问他可以办理上诉手续吗?那个人直摇头,他们是一个案子里的。说是前不久抓了一个叫覃什么的女大学生,还会演戏。她写了一些东西,供出了他们……

“姓覃什么的女大学生……”这一句话代替了一切,爸爸再也听不见其他的,他不能重复这个名字,他做不到。这是爸爸初恋的情人,又曾经是他的妻子。怎么会是她出卖了他们?这个名字比世界还大,比脑袋里全部的恐惧还要黑暗,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全部的毁灭不是从仇恨开始的,全部的毁灭,更多的时候是从美好的回忆开始的。那个湖南小楼,那个大声朗读《奥赛罗》的年轻女人,还有爸爸初恋时候的憧憬。这就是毁灭,怎么还是看见这些东西?但是,爸爸知道是被出卖了,马上就要抵达苏州监狱,五年的监禁……他的的确确被出卖了,不光是爱情,这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一个信念,对人对生活的信念,而且是一个他曾经为之激动和哭泣过的女人。这还是不重要,那什么是重要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现在,一切对爸爸来说都显得没有意义了,即使昨天人们还把他视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可是他被出卖了,他完完全全被毁灭了,怎么又偏偏是覃必愉出卖了他?

到达监狱以后,爸爸紧靠着墙壁,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不知在那里磨蹭什么。时而,两眼呆滞地看看四周。人家看见他是新来的,也不去和他搭讪。一直到夜晚,爸爸变得越来越奇怪,连自己的饭都不吃,把它省下,送给了那个告诉他真实情况的人。一直到深夜,大家都睡着了,坐在角落上的爸爸倒了下去。边上人觉得自己身上湿湿的,用手一摸,黏糊糊的东西沾在手上,往鼻子上一闻,一股扑鼻的血腥味,他惊慌地翻身而起,叫醒了大家。爸爸用磨尖的牙刷柄割破了动脉血管,大股大股的鲜血在往外流。监狱同伴立刻撕下衣服上的布条,紧紧地扎住爸爸的手腕。有人去叫看守,连夜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爸爸特别想念的是他的村子,他的两个哥哥,还有他的母亲。那时候,我的爷爷听说爸爸在上海的日子过得不顺利,在惦念之中死了。爸爸的爷爷和奶奶也因为上了岁数,先后去世。家里人不识字,爸爸写信能跟他们说什么呢?苦恼之中,爸爸给他最热爱的人--鲁迅先生写了一个短信,称他为“周豫才大人收”,签名:陈友生。按照监狱的要求发出的信,必须是明信片,便于检查。

鲁迅收到明信片以后,觉得不认识这个叫“陈友生”的人,让胡风来辨认。胡风从笔迹上认出是爸爸写的。然后,遵循鲁迅先生的嘱托,代先生回了信,假称自己是爸爸的姐姐,署名“姐--国芳”,称鲁迅先生为“豫翁”。

“国芳姐”给爸爸寄去世界名著。《复活》、《波华利夫人》、《死魂灵》、《忏悔录》。其中,“国芳姐”说:“《忏悔录》是豫翁嘱咐寄你的,特别提到,卢梭是个流浪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的。”

严冬到来的时候,“国芳姐”又赶紧给爸爸寄去了一件暗绿色的棉长袍和药,又提到:“药,是豫翁给你买的。知道你受刑后害肋膜炎,关照你多保重。”

监狱的白昼和黑夜是一样的,但是爸爸从胡风的每一张小小的明信片里,一次又一次穿越过监狱里的这堵黑暗。在字里行间,他感受到空气是蓝色的,可以掬于手间。只有在他们放风的时候,他们才看得见天空。但是在他心里,有着一片更宽广的蓝天,鲁迅先生的目光,胡风的手迹。这片蓝天为他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希望。爸爸给豫翁先生和“国芳姐”寄去他写的诗:

狱中述怀
十年修炼赴戎征,误入罗网卧吴城。
旧梦重温乡国事,寒衣远达故人情。
闷来画壁添归雁,闲里走棋谈用兵。
…………(已失),功名势力一毛轻。

每次信尾,爸爸都写下“再见吧”三个字。看上去,这不过是一种客气,一种形式。但是谁都会看出来,这是爸爸最后的生活希望,期待着再见鲁迅先生,再见胡风,再见人间的红尘。

在爸爸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先生将爸爸的中篇小说《崖边》推荐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发表。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是鲁迅先生口述,然后胡风用日文将他记录下来,作为爸爸文章的介绍,寄给了杂志。其中又一次提到:

……长期活动在湘鄂西地区,不幸的是他和上面的“领导”不合,要发作品和批评都办不到。《崖边》也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好不容易走向成功的时候,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现在还不知呻吟在哪里的监狱里。因友人的编辑,六月中出版了中篇《崖边》。

“鲁迅先生目前卧病中,我代写了这个小传。”

《崖边》发表以后,胡风伯伯又将爸爸的小说整理成一个集子,交给了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结集出版了。它被列为《文学丛刊》之一。因为《崖边》是在首篇,所以集子就被题为《崖边》。当时因为爸爸还被囚禁在监狱里,怕出了书对他不利,胡风就将爸爸原来的署名彭冰山改为彭柏山,寓松柏常青之意。

这时候,与爸爸同号子的许涤新叔叔在害肺结核病,黄浩叔叔又得了中耳炎。而且这中耳炎来势很凶,高烧烧得黄浩叔叔的生命都面临着危险。于是大家都说,爸爸不是认识鲁迅先生吗,先生不光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懂一些医道。为什么不去问问先生啊。这时候似乎只有鲁迅先生可以救大家了。于是,爸爸遵照大家的嘱咐,给胡风伯伯写了信,让他代为询问先生。很快,先生就让胡风买了药。胡风带着药亲自到苏州监狱里探望。回来以后,先生问胡风:“他现在监狱里怎么样了?”胡风回答道:“很不好,都在病中。”于是先生建议将爸爸的稿费,按每月五元,分期寄到苏州监狱去。接着梅志阿姨就从“文化生活出版社”提取稿费,每个月初跑到邮局,以爸爸的亲戚的名义,将钱汇往苏州监狱。就是用这个钱,按照鲁迅先生开的药方,爸爸为同监狱的难友买药,大家的病得到了治愈。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去看望当年和爸爸同监狱坐牢的另一位难友李波人叔叔时,他对我说:“后来我们在监狱里听说鲁迅先生去世了,我们谁都不敢告诉你爸爸,都害怕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到十天以后,已经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你爸爸收到胡风的来信,上面说:豫翁不幸去世了。逝者是永劫地不会回来了,我们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拥抱……

“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就那么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我劝他,我们要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你父亲对我说: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他的死,对革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鲁迅先生才这么年轻啊。他要不是给国民党迫害,他要是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好一些,肺结核病早就治好了……”

爸爸又一次沉入黑暗之中,黑暗中的日子在慢吞吞地过着,毫无希望,却动荡不安。用爸爸自己的话说:“……我一生没有过热闹的日子,所以凡是我的朋友--无论死者或是活着的,常常和着我的血液在我心底里涌动。其中,鲁迅先生要算涌动得最厉害的一个。虽然我没有看见他的死,但是他给予我的印象却是特别深切……”

后来爸爸提议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以争取书报自由和改善犯人生活条件为理由,与监狱斗争。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号子的张文仪、王凌波、何建础同意,并决定让爸爸起草大纲。但是,他们都没有纸和墨水,给家人写明信片是进特别看守室的,一切由监狱控制着。大家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有人把家里送来的双页线装书拆开来,在背后写字。然后爸爸用看病偷来的打针用的砂轮片,将它在水门汀上磨成刀片,再用它把筷子削尖了当笔使。大家轮流给家人写信的时候,拿一个空牙膏管子,一个盯住看守,另外那个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棉花吸墨水,然后把棉花封在牙膏管里。当材料备齐后,就轮流站岗挡住看守的视线,让爸爸写大纲。

每一个号子的领导都将大纲看过以后,就被秘密地递到斜对面的号子里一个神秘人物那里审批。爸爸说他们始终不知道那里关押的是谁。最终,大纲被批准了。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领导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向全牢房宣布:“绝食斗争即日起开始,要得到读书读报自由,改善生活待遇。”内部,再附加:为纪念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

早晨,看守依然提着一大桶清汤寡水的早饭走近监狱,他敲了敲饭桶。可是没有人来打饭。看守大叫着:“不吃,我就提走了。”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答复。看守一看不对,立刻回去报告。监狱长来了,爸爸号子里的领导人将他们的绝食纲领交给了监狱长。他看了看那张纸笑了:“你们以为我们吃这一套?不吃,我们不是更简单吗?把早饭收回去。”中午的时候,又提来了一桶黑呼呼的烂菜饭,大伙还是没有说话。两天过去了,监狱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监狱长自己提着饭桶来了,那是雪白的大米饭和大块的红烧肉,监狱长赔着笑脸走向每一个号子:“先吃饭,吃了以后,有什么不好商量的?”每个号子的犯人都走到牢房前,看见什么敲什么,一边敲一边喊道:“我们要读书读报自由,我们要改善生活待遇。”监狱长大声吼道:“你们要的东西太多了。”说完就走了。但是绝食斗争继续着。第五天,南京政府方面来人了,他们和监狱总长让各号子派代表出来谈判。最后,是爸爸和他号子的领导代表全监狱谈判。爸爸重新递上绝食纲领。

南京政府的来人接下了纲领,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绝食?”

爸爸说:“等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政府来人说:“通知大家先吃饭,我马上和南京方面联系。”

爸爸号子的领导坚决地说:“我们必须在你们接受条件以后,才停止绝食。”

谈判不欢而散。

绝食进入第六天,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家也有点着急,不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但是,根据领导的决定,再坚持一下。突然,在第七天,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早上,当天的《大公报》放在每一个号子的门前。全体犯人欢呼起来,所有的铁栅栏又被敲得乒乒乓乓响。监狱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给予他们读书读报的自由。于是,第七天上午,犯人开始进食。

这场监狱的绝食斗争在《上海党史资料》上被称为“震撼京沪线的大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炮击卢沟桥,抗战爆发了。

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的九架飞机轰炸苏州,竟然炸开了爸爸他们的监狱,犯人开始逃跑。警察都慌了,全部出动控制监狱。迫于形势的要求,南京政府答应:无条件释放苏州监狱政治犯。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爸爸剃着光头,穿着囚衣,一件对襟扣的白布褂子,一条黑土布裤子,从监狱里走出来了。他坐上民船,回到了上海。一回来,胡风伯伯立刻陪着爸爸去估衣店买了长衫和内衣,这样他终于脱下了囚衣。然后胡风伯伯又为他去找住处,带他找到了聂绀弩伯伯。这时聂伯伯正准备去北方,夫人周颍阿姨热情接待了爸爸,就把他留住下来了。爸爸很快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上海党组书记。翌年,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和鲁迅的另一个学生,曹白,投笔从戎。爸爸留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曹白前往新四军江南抗日部队。

(14)不堪回首的年代

妈妈正在执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到农村发展抗日力量。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的晚上,母亲因为汉奸的告密被捕。

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急急忙忙穿上她的红旗袍。每当妈妈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总是痛不欲生地说,她太年轻,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她不该穿得那么“激进”,她不是说“漂亮”,是说“激进”。我们,已经忘记了服装颜色本身含义的时候,妈妈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她跑去开门,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走来,她知道事情不好了。他实际上是日本人。但是,他却用流利的中文问妈妈:“你是哪里来的?”

妈妈说:“我是本地的中学生,马上要考试了,回来借化学书的。”

男人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你一定是新四军。”

这时,从男人后面走出一个汉奸,他们开始用日文说话交谈。突然,日本人向汉奸甩了一下头,汉奸就上来推妈妈。她想,好,跟着你们走。但是到了田野里的时候,在半路上,乘着黑暗,就可以逃跑了。

记忆常常是脆弱的,岁月会把它磨蚀得不留一点痕迹。但是,母亲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她清楚记得,当她一脚踏出屋门的时候,天呐,在朦朦胧胧的黑暗中,看见一大群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兵。一个女人,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面对一个军队。妈妈说她感到无边无际地恐惧,那不光是对死亡的恐惧,那是在走向深渊的时候,人往下坠落的恐惧,那份恐惧是清醒的。她撕开嗓子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凄凉的喊声在空寂的田野上空回荡,没有人接应这个无望的呼救声。

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到了常州西门外文庙的日本人监狱,因为没有女犯人,他们把妈妈扔在过道的尽头,她就独自一人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夜晚,有人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很快整个监狱都响应了,雄伟的歌声充斥着这个监狱。天啊,这是在日本人的监狱……母亲感到绝望,她想她一定是神经发生错乱了,开始出现幻觉、幻听。她开始用手掐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没有感觉,当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有人喊出妈妈的真名。黑暗,没有比这个更黑暗了,母亲彻底走入了深渊,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她连哭泣的力量都丧失了。

“你是《前锋报》的总编,你采访过我们。”

她从眼角的下方看去,终于认出说话的是新四军×团的党支部书记。母亲开始往他的铁栏杆前移动。他说:“你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是在战斗中集体被捕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敢在这里唱我们的军歌。”

她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都不会想到,“原则”是不公开的,隐瞒着什么,或者是必须隐瞒什么。而这分隐瞒不仅在监狱,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些“原则”。每当她回忆起这个细节,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语起来:“恐怖,真是恐怖啊!”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支部书记,如果她还有一份英雄主义,如果她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而骄傲,如果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这就构成了“叛徒”!母亲经常窒息在自己的后怕之中。

她一点一点蜷缩在墙根下,似乎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安全。可是,日本人的面孔在向她聚拢,那一个个眼睛像死亡的黑洞,将她往深处拽。突然,有人开始伸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一次又一次,她被扔回自己的噩梦中去。所有的铁栅栏把她的恐惧紧紧封锁在那里,她哆嗦地往墙根上移,但是,无济于事。更多的鬼子向妈妈动手了。妈妈最后一次绝望地呼喊:“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放开我!”这绝望的呼声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在漆黑的深夜,在日本人的监狱,那份绝望把整个监狱感染了。所有的男犯人都起来了,隔着监狱的铁栅栏,他们集体嘶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不许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滚出中国!”“滚出去,滚出去!滚出中国去!”这是最后的燃烧,这片燃烧也不能将她对日本人的仇恨烧尽,仇恨是渗透在血液中的。日本人终于害怕了,他们扔下母亲,在疯狂的呼喊中退出了监狱。

审讯开始了,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她开始吐血,更不能控制的是,她的月经全部混乱了。鲜血从全身上下往外溢,日本人连一片纸都不给她。她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拽下自己旗袍扣子上挂着的小手绢,在那里不停地擦啊擦的。可是,即使这样,鲜血还是不停地往外涌。她重新倒在一汪发黑的鲜血中。在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的墙角边,她昏迷在那里。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双穿着日本军人大头鞋的脚站立在被血染黑的泥地上。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当她明白这是司令官川岛在那里巡视监狱时,她将手指插进泥土中,努力让自己站立起来。她说,她就要死了,但是她要在临死之前,站着跟他说话。妈妈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仇恨他们。”

当时她刚从学校里出来,英文非常好,她用英文说道:“我是中国人,抗日是我的责任。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任你们糟蹋。你怎么能允许你的士兵调戏我?我抗日无罪,你必须释放我!”这里没有任何辉煌的景象,这是一个无助的女人,呼吸着让人恶心的血腥空气时,站在自己的死亡线上做临终的留言。我被妈妈说的话吓住了,她不怕杀头吗?那个司令官居然没有说话就掉头走了。母亲鄙视地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懂英文。”一个星期之后,日本鬼子将生命垂危的母亲,转移到了常州的地方监狱。

清晨在一年之中是在同一个感觉中降临的,总是非常短暂。这是妈妈唯一企盼的时刻,她可以和女犯人一起在小院子里放风,绕着院墙走上一圈两圈……有时,甚至是三圈,即使是下雨天,她也愿意一个人独自在院子里走几圈。她听见雨水落下来的声音,就会想起母亲让孩子们去拿瓶瓶罐罐,到院子里积水的情景……想到这些,她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惆怅,也没有亲切的欢乐。她只是在雨中慢慢地行走,溅起的水珠让她回到自己的遐想空间。

一天,她在雨中被看守叫住了,说是有一位老先生来看望她。母亲很是疑惑,她在常州城里什么人都不认识啊。老先生自称是“冯三大”,他交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妈妈还没有看完纸条,眼泪已经涌出眼眶。这是新四军党支部派人来搭救妈妈了。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结果是大哭起来,抽泣地说:“我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我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老先生点了点头,看着还像孩子似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问她:“你要点什么东西?”“要一点药和书。”第二天,老先生给她带来了药和一本《红楼梦》。

地方党组织和警察局打通了关系,背着日本人将妈妈保了出来。条件是:妈妈依然没有自由,留在警察局听候分配。万一日本人来检查监狱,妈妈还要回去蹲一下班房,做个样子。

这以后,妈妈白天在警察局的办公室看书、练字。晚上暂时住在女警察队长家里。组织上托人给妈妈送来一百元零花钱,妈妈为自己买了一身灰色的旗袍。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了,日本人开始执行大屠杀共产党的计划。

妈妈被日本人拉了出去,要她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立刻释放她。一、做特别警察,在路上看见新四军的人,只需点点头就可以了。二、让外婆搬到常州城里住……还没有听到第三是什么,妈妈的脑子已经全乱了。这不是让她去做汉奸吗?妈妈该怎么办啊?警察局在夜里出动了,开始搜查旅馆,把妈妈也给带上了。妈妈说她害怕,不是害怕别的,是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她是绝对不会做汉奸的事情,但是她一直是战地记者,新四军谁不认识她?万一被人看见她站在警察的行列里,她就再也说不清楚了。人总有想不到的事情,从监狱中可以活着出来,在监狱外面却不容易活下去。恐惧,最深的恐惧是从这时候诞生的。她总是躲在女警察队长的身后。

警察局看见妈妈什么都做不了,要她写一份东西,答应在警察局里面帮助他们工作。妈妈向冯三大汇报,一直等到支部带来了回信说:“只要不损害革命,朱微明可以暂时在警察局里工作。我们将尽快派人营救她。保重。”于是,妈妈开始在女警察队上做文书,抄花名册。

新四军真的来人营救她了。可是走到城门口,妈妈首先看见在那里站岗的警察,根本出不了城门。在白天,却像在黑夜里,妈妈在那里穿来穿去,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还要紧紧地拽着一份难言的恐惧。她出不了城门。这次不行,那下一次呢?冯三大告诉她,军部的人一共来过四次,都没有办法把她带走……

什么时候,常州城变成这样一个无处躲藏的室外监狱?妈妈喘着气,老是在街上徘徊。一个算命先生热情地向她招揽生意,妈妈向他走去。连曾经这么自信的人,在恐惧中也只有相信宿命了。这是一个衔牌算命,他放出去一只鸟,鸟飞回来的时候衔上一张牌。显然,鸟衔了一张坏牌,算命的犹豫了一会儿说:“一共可以衔三次。”他重新放出那只鸟,鸟却一直衔住那张坏牌不放。算命的脸色不大好看。

妈妈说:“我知道自己命不好,你就说吧。”

算命的四下里看了看,紧张地问妈妈:“日本人在夜里把你抓去过?”

话刚落音,妈妈也被吓住了。她说:“你是算命的,怎么问我?”

算命的小声地跟妈妈说:“命里说,你不能走夜路。不然就会出事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胆子大,命中注定的事情由不得你作主。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要赶快跑,日本人这一次要杀你了。”

在“新四军”任《前锋报》总编时的妈妈。

妈妈完全进入了算命先生的世界,她哆嗦地问道:“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命中注定逃得过这个灾难吗?”

“还有希望,赶快逃!但是一定记住了,必须是在大白天逃跑。”

“大白天?城门楼上都是岗哨,我怎么逃啊?”

“这是你逃跑的时辰,命里的事情,不能不信。”

说完,他比母亲更加害怕,收起了摊子要走。妈妈追上去付钱,他先是不收,然后对妈妈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中国人总是要帮帮自己人的。我收你的钱,因为照算命规矩说,不收钱的命是算不准的。快逃吧姑娘,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算的命。这年头,我们都要被日本人杀头的……”他看见妈妈在那里点头,接过钱就跑了。

当妈妈回到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却看见冯三大已经等在那里了。她很紧张,觉得有事要发生了。她还没有开口,冯三大就通知妈妈:“部队马上就要撤离这个地区,没有人来营救你了。你要走的话,就靠你自己俟机行事。你在警察局的工作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出卖革命利益,组织上批准你留在那里。”然后,冯三大又给了她由组织上送来的二十元钱。妈妈急了:“我待在警察局是为了等待组织上来营救我,再待下去,不成了汉奸了?就是杀头,我也要跑回去。”

冯三大看见妈妈那么坚决,于是给了她一个地址,说:“如果你能逃出常州城,就找到城外十八里地的城渡桥下,那里有一个茶馆店,老板是我们自己人,他会把你送到新四军军部去的。”

妈妈接下那二十块钱回到了警察局。那时候,警察局新来了个女警察,刚死了丈夫,人很穷,穿得也破,大家都看不起她。妈妈一直和这个人很好,这时给了她五块钱。这个新来的人,长这么大了,还没有拿过人家这么大一笔钱。她要给妈妈下跪。妈妈一把拉住她,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身,我知道这苦日子有多难过。”说着,妈妈自己在那里哭了起来。新来的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说外婆病重,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没有良民证,出不了城去看望外婆。这个新来的女警察很同情妈妈,决定将自己的良民证借给她用一次,让她快去快回。她们约好,第二天清晨,在北门外见面,由她将妈妈送出日本人的电网检查口。

似乎,在冥冥之中,命运真的是被安排好的。

突然,女警察队也接到通知,有一部分人马上要换岗,去王里镇帮助日本人做事。这时,妈妈住在女警察队长家里,就跟队长家的佣人说:“如果明天早上队长醒来,我不在的话,你就告诉她,我去送她们上王里镇了。上班前我会赶回来的。”

夜里,妈妈剪了一个童花头。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的早晨,她穿上一件新做的旗袍,稍微化了点妆。等天一亮,大概是五点多钟,妈妈就拿着借来的良民证走向城门。到了城门外,在那里等着警察局新来的女警察送她过日本人的电网检查口。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有人来。天,越来越亮了,人也开始多起来,进进出出赶集送货的人很多。这都让妈妈感到害怕,她怕再一次被什么人认出来。恐惧也会成为勇气的,她决定把自己生命像一张纸牌一样做个赌注押出去。

她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一直拉到了电网检查口,那里都是拿枪的日本人在走来走去,中国警察在巡视着。一个日本人走上前,让妈妈下车,因为黄包车不准出城门。妈妈的肌肉都僵直了,但是她努力做出笑脸,假装很惋惜不能坐黄包车。付了车钱,就排到队伍后面,等待检查。时间像静止了,监狱的景象就在眼前,日本人的刺刀直直地逼在她的身旁,你怎么回避,还是会看见那咄咄逼人的枪口。妈妈走到日本人面前了,她像所有的人一样,举起双手让他们搜身,她全身冰凉,她知道这是最后一关,过不去就会被杀头。这时,太阳直直地照在她的脸上,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捧着她的脸。妈妈头上在冒汗,她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即使是死亡。现在是大白天,算命的说过,会过去的。这是我的时辰……”猛地,日本人狠狠地将妈妈推了一把,她两眼一片漆黑,整个人向前方冲去。她努力站住脚,让自己冷静下来,当她看清周围的一切的时候,她发现她是站在电网检查口的外面,她已经通过了日本人的电网。

妈妈说,她只觉得心都快跳出喉咙口了,她发了疯一般地朝十八里地的城渡桥跑去,到那里的时候,连早上九点钟都不到。

就这样,妈妈回到了新四军。

回到军部,她开始采访黄桥战斗,新四军取得了胜利。那时候妈妈的脚烂了,因为坐牢的关系。但是她哪里顾得上这些,她觉得幸福极了。兴冲冲地趴在自己的小屋里写报道。突然,军部党委下达一个命令:停止朱微明党组织生活,停止朱微明报社总编辑职务。交代被捕经过。特别是关于她在警察局签署合同,在那里工作的事情。她有背叛革命的嫌疑。

当时,是爸爸代表军部党委向妈妈宣布这个消息的。听完党委的命令,妈妈掉过头去,还想努力掩饰什么,可是她至今想起来都会说:“真是痛不欲生!”她怎么也无法忍耐,她还是想站起来向父亲解释什么,但是她腐烂的双脚像针一般地扎着,还没有等她站立起身子,就失声大哭起来,重新跌坐在椅子上……

我看着母亲,五十年以后,当我们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已经能够接受这份残酷和冷漠的时候,她还在对我说:“痛不欲生啊!一夜之间,昨天还是所谓的好朋友,突然就反目为仇了。谁都不理睬我。好像,我就是汉奸,就是叛徒……”

恍惚间,一种悲凄的无望感又在母亲和我之间降临了。我都想为她哭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她,为什么人们喜欢用满是狐疑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同志?她觉得“委屈”两个字也不能解释她的痛苦。她只能在那里重复地说着:“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啊。”多么强烈的字眼。一张纸,一张审查命令,就能置人于死地。就在那短短的字里行间,几个小小的标点,就化为力量……她曾经浸透在自己的鲜血里,鞭打、审讯,日本人的靴子就这样直直地踩在她的胸上。转眼她却被自己人怀疑、诋毁。她是死里逃生回到了新四军,但是,审查命令是来自军部,来自自己的同志。这文字竟像一把屠刀,直直地钻进母亲的心脏。

不堪回首的年代。

(15)无法摆脱的阴影

妈妈,她应该是幸运的还是悲哀的?就是在这次审查中,她认识了爸爸。一个读书人。一个在战争年代还坚持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写过小说的人。他似乎是那样一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领导。他还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除了这一份崇拜,对他,还有多少了解?妈妈回答我,说:“没有。”但是,她多感激爸爸啊,他的目光里,没有那份敌视,没有那份怀疑。他在那里慢慢地听她说,慢慢地读妈妈写来的信,慢慢地回答她的问题。妈妈说,因为爸爸在她的心里,她才能挺过军部党委的审查。

爸爸的这一份理解和宽容,更多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有过太多的磨难。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在一九四○年底,国民党残忍地对新四军下毒手,发生了交战,新四军方面的伤亡达到九千人次。军长叶挺被捕。一九四一年的一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带着军部全部军饷逃离皖南。一个月后,他自己的警卫员谋财害命,将项英打死,卷走了全部黄金和军饷。这时候,日本人打来了,整个根据地失守。新四军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在历史上,称之为“皖南事变”。

爸爸当时任新四军四纵队主任,突然接到陈毅代军长的命令,让爸爸立刻去陈毅的住处,江苏海安县西边的胡家集。到了那里,陈毅拿出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决定,要求爸爸立刻拿着密件去江南二支队,传达中共华中局对江南工作的布置。中央的精神,是立刻采取行动,保存实力。

接过文件,爸爸深深地感到它的份量。那天,陈毅代军长特地给爸爸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饯行,但是他哪里还吃得出什么味道?连夜,爸爸和他的警卫员换上便衣就出发了。爸爸后来跟妈妈说,陈毅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紧紧地和他们俩握了握手。当时,真的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还能活着走回这个世界。每一声关照,都变得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深情难忘。

他们先过了长江,到了苏南。见到了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彭炎。爸爸将密件给他看,然后口头传达了陈毅代军长的精神。彭炎为了帮助爸爸在苏南顺利通行,赶快选了当地一位机要通讯员护送爸爸和他的警卫员去太湖地区。出发前,他们一起商量好,把密件放在饭篮子的夹层里,三个人重新化了装,像是进城赶集的农民,还特地让彭炎再看了看。彭炎放心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又上路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三人接近武进城时,在杨渡桥上岸被检查,爸爸坦然地举起手臂,像所有的老百姓那样,让桥头的国民党兵搜身。突然,有人叫道:“是彭柏山!”爸爸心里一顿,但是敏捷地保持原来的状态,冷静地和他的警卫员一起低着头走下桥头,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回头张望。叫喊他的那个人开始有点疑惑,特地跑下桥头,再一次辨认爸爸。他突然转身向一个当官的报告,说爸爸很像他在新四军里看见过的一个大官,具体的他也说不清楚。

这人到底是谁?爸爸根本不认识,也许幸好他不认识。后来据调查说,这是新四军的叛徒。

但是,因为他的报告,出事了。当下他们三个人在杨渡桥头被捕。爸爸他们坚持说,不认识那举报的,也不知道什么叫新四军。他是国民党李明扬部队的人。当时,日本人正在诱降李明扬部队,一时不知怎么处理他们。爸爸说得很真实,但是,他的脑子都快炸了,手心变得冰凉冰凉。想想看,篮子的夹缝里还藏着那一份密件呢,要是被发现,不仅仅是被枪毙,更可怕的是,整个江南地区的根据地就全部暴露了。简直不敢往下想。警卫员都不敢朝爸爸那里望去,大家都咬紧牙根,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这时机要交通员在一点一点挪动脚步,努力和爸爸、他的警卫员保持着距离。然后,他大叫着说:“冤枉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两个人。”

爸爸也说不认识他。一个当兵的上来,拽过机要交通员的篮子,用枪托把篮子捅翻在地上。文件因为是放在夹层里,所以没有掉出来。但是,米饭散了一地。机要交通员赶紧趴在地上,像是心疼那米饭,一边捡还一边抓一把米饭放在嘴里吃着。乘机把篮子捡了回来。因为是本地人,很快把他的母亲招来了。母亲一看见儿子被抓,老远就哭喊起来,一路哭还一路在那里骂儿子:“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出来赶什么集啊。杀了头,家里就断子绝孙了。”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当地土话,国民党的兵相信了,同意让她先把儿子保回去。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押解到审讯室。

押解的路上,爸爸又一次回头看了看机要交通员,他已经和他的母亲渐渐地走远了。他手里,正紧紧地提着那个饭篮子。爸爸舒了口气。他知道,机要交通员会完成任务的。

这一次,爸爸和他的警卫员没有遭到什么毒打,搜不出,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把他们俩扔在角落里。突然,警卫员要大便,于是一个当兵的就押着他去厕所。茅房是露天的,非常简陋。警卫员没有经验,他忘了在彭炎那里换掉他的内裤,在他脱裤子的时候,露出了穿在里面的黄色军短裤。当兵的一眼就看见了,冲上去,一把将他的外裤给扒了下来,大喊着:“你不是新四军,哪里搞来的军短裤?”

事情败露了,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不再审讯爸爸和警卫员,直接将他们送到西照日本人宪兵司令部。这次是警卫员跟爸爸说:“痛心疾首啊!怎么能那么粗心,现在是死路一条了。”

爸爸说:“死到临头,不要去想它了。我们再多看一眼天空吧,这是我们自己的天空。”

警卫员说:“我不要看,到处看见的是日本人的太阳旗。哪里还有什么自己的天空。”

爸爸像是对他,也像是对自己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为了清除这些旗帜,我们把生命都付出了。人,总是要死的。就这样走过一次人生,没有什么惋惜的。”

关押在西照宪兵司令部,正赶上日本人要去打“顽固派”,要把所有的犯人逼去扛子弹。队伍排成两行,一行戴着红色的袖章,爸爸他们戴着白色的袖章。四下里一看,爸爸就明白了。到了中午的时候,鬼子坐在那里吃饭。离开他们这些犯人稍微远一点。爸爸跟警卫员说:“你马上想办法去偷两个红袖章过来。”警卫员往四周看了看,似乎也明白了,戴红袖章的是普通犯人,所以看管得不是那么严格。在劳动间隙,警卫员乘人们休息的时候,在一堆衣服里偷到了两个红袖章。

天,黑下来了。回监狱的路上,爸爸和警卫员他们把红袖章换了上去,慢慢地落到戴红袖章的队伍后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往山下扔了块石头,只听见“咕隆咕隆”的声音,爸爸和警卫员紧张地屏住呼吸。可是,鬼子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在过一个山坡的时候,爸爸机警地拉住了警卫员,两个人突然在人群的后面趴下了,然后一起打滚,不住地往下滚,一直滚,滚到了山坡下面。爸爸和警卫员满手满脸都被枯枝碎石刮破了,山上又有石头被他们撞得滚落下去,可是他们已经顾及不到这些了。他们快乐得无法形容,他们逃跑了,他们活过来了。

终于逃到太湖新四军第二支队,传达了密件。然后,二支队把他们安全送回了苏中。

两个月以后,当爸爸带着部队南下的时候,经过二支队的旧址,那里却是一片废墟。日本人在大扫荡的时候,将二支队的人全部打死了。妈妈沉重地跟我说,你父亲特地下马,独自一个人,走到旧址前,在那里停留了片刻。那一次,连长和很多战士都牺牲了……

我问妈妈,一个支队有多少人。

她说:“一个支队有三个团,至少也有一千二百多人吧。”

在父亲审查母亲的时候,他同情地对她说:“你要相信党。你不是叛徒,党终将会调查清楚的。党对你的审查是对你负责,这是为了更加纯洁党的队伍,使我们的党更加有战斗力。”爸爸口口声声提到的是“党”,在妈妈眼里爸爸几乎是党的化身了。那年代的人,现在看来是简单得可笑。但是,他们确实就是在这么单纯的思考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也因为这一份单纯,让他们变得那么坚强。

但是,“党”有时候也解决不了她的痛苦,她在那里写交代,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她开始写日记,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感情写出来。她不知道这能帮助她什么,但是她无法将它们放在心里,她承受不了。

审查到一半的时候,爸爸调离军部去盐城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了。

这时,妈妈的双脚烂得更厉害了,还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她没有地方治病,挪动着疼痛的脚在木桌子和椅子之间写交代。周围的人都不再和她说话,连她的好朋友看见她的时候,也有意避得远远的。妈妈试着给领导,给爸爸发出了第一封信,把自己最真切的痛苦留在信纸上。她需要理解,就这么简单的一点点需要,可是不知从何处得到。爸爸很快给她回信了。妈妈说,至今她还记得爸爸信上说的话:“不要怕痛苦,它是最好的创作源泉,记得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怎么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原因。只有痛苦的感情是最复杂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你为什么不试着去创作呢?不要沉浸在痛苦里,要面对自己的痛苦。”

妈妈提笔了,审查结束后,在新四军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女囚》。

妈妈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她问我:“你笑什么?”

我不得不告诉她我的感受:“爸爸实在是个梦,是个诗人。他怎么会在那样的时刻,跟你说什么《安娜·卡列尼娜》的呢。”

母亲奇怪地看着我:“这不是很好吗?”

要说意外,这才实在是意外。透过这些细节,我看见的是另外一种景象,这值得我一点一点、慢慢地去理解他们那一代人。

妈妈一直说:“你父亲的信写得有多好啊。”她甚至在业余时间,把爸爸写给她的信再重新誊抄一遍。但是她不知道,她自己的信也写得又有多好。爸爸认认真真地读着她的来信,在那里他读到了人间更朴实、更多的真情。

两个月以后,和妈妈同监狱的新四军×团党支部书记,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了。他证明了妈妈在监狱的表现。于是,党组织结束了对妈妈的审查,确定她在监狱的表现是坚强的,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党的组织,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重新批准入党,没有预备期。听完组织结论,妈妈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爸爸,但是这一次,她却没有收到回信。

不久,妈妈去根据地采访,路经爸爸的办公室,跑进去看望他。可是,长久的分别,却使他们俩不知说什么。妈妈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羞涩,坐在他小屋的木凳子上,半天憋不出一句话。隔着距离,是爸爸坐在她的对面,同样不说话,就那样看着母亲。她觉得尴尬极了,起身想走,两条腿却不听使唤,在那里蹭来蹭去,又站不起来。终于,是爸爸打破了沉默,他说:“微明同志,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感情了,你已经融入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爸爸越说越轻,妈妈的头也越来越往下低。不知是他没有勇气,还是不好意思再往下说……又进入一片沉默。突然,妈妈站了起来,连头都没有回,冲出了小屋。爸爸猛地跟着站了起来,站在原地,他觉得自己失败了,被拒绝了。他像打了败仗一样,无望地站在那里……

这些事情,是听小钧说的。是她从爸爸的日记上偷看到的。现在,这些记载着爸爸妈妈故事的纸片,在一次一次的运动后,都化成了灰烬。

我问小钧:“妈妈当时为什么要跑?”“不好意思嘛。”“爸爸怎么会误解的?”“感情太投入了,哪里还搞得清楚。都像现在的人。他们那时候的人,一个个都单纯得像个中学生。”

在仅有的几封由妈妈手抄的父亲来信上,我看见了关于他们爱情的几行字:

微明:昨天(钟)期光同志给我私人的回信上说:“对你私人的问题,粟裕司令和刘炎政委均同意。祝你们幸福与愉快!希望以后努力工作。”这是他勉励的一句话。我曾说过:“人生如果说有什么意义,便是完成组织上所给予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实践自己的诺言,作为同志们对我们的期望的回答。

柏山。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于“联抗”军次

更多流露出他们感情的,是爸爸为妈妈写的一首小诗:

送微明北上
屋内如同黄昏般晦暗,
暴风雨正在旷野奔放;
你穿着薄薄的衣裳,
孤独地走向辽远的北方。
你眉睫上挂着水珠,
你的眼睛依然注视着前方。
你的衣裳周身潮湿,
你的心永远那么热烈。
你所走的路,是那么泥泞、溜滑;
然而你的脚,永远也不会停歇。
你忘记了风和雨,也忘记了孤独,
你所追赶着的,是那自由的归宿。

他们全部的爱情故事都在这里了。对于我,比别人更加感到好奇,因为我总希望听到一些更加有色彩的东西,更希望在爸爸妈妈并不快乐的生活里,看见他们有过绚丽的片刻。多希望他们曾经幸福过,欢乐过,哪怕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但是,最终我还是一无所知。妈妈甚至没有跟我们家任何一个孩子谈过。只知道他们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结婚的,连具体的日子都没有记住。

我说:“妈妈,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她深深地叹着气:“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一生就和一个男人谈过恋爱,就是你父亲。他一直对我很好,很尊重我。但是,你看见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这些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真的太痛苦了,不要说了……”

我的朋友,甚至爸爸妈妈的朋友都看过我写的一些小说,在里面,他们常常会读到我母亲的形象。但是,他们都不同意我对她的描写,哪怕这是小说。他们都跟我说:“为什么总是把你母亲写得那么阴郁和痛苦?实际上,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有文化,非常坚强的新女性。她永远是那么乐观的。”

是吗?母亲是这样的吗?

今天,我试图努力去写一个人们看见的母亲。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我还是失败了。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母亲笑的时候,我总是在那笑容里看不见阳光。死神在后面追赶着她,她得急急匆匆地越过那片死区。但是,她还得为孩子,为我们整个家庭,在这个社会中混饭吃,和众人一起唱一些欢乐的歌。不管这欢乐是真的还是假的,到最后,她甚至都愿意去相信,她唱歌的时候,曾经是欢乐的。因为她也要活下去,她也要在一次一次的运动中,再一次穿越过这一片死区。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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