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右四是王怡,左一是流沙河夫人吴梦华,左二是肖雪慧,左四是丁香

那年春天,我刚满六岁。这天,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色,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离我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外婆带着我,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下,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声:“好香”!再牵着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看他正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今天却有点不对头。我觉得跟我很熟的,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都象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一排用毛笔书写的大纸(后来才知道这叫“大字报”)。虽然还没上学,可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认得爸爸的名字,上面还划了大叉。只是我仍然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

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陌生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捡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忽然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了我,便停止了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抱得我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含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而我和兄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经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许多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子。我知道爸爸书柜里大部份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蔑视地说:谅你们也看不懂这些书!不禁想起爸爸——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里种了几棵树,其中最大最老的是株秞子树。四,五月间釉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就见院子里一地落叶一地细碎的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俗话说:严父慈母,我家则不然,父亲随和而母亲严厉。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再听不到父亲快乐的哼着京戏,变得死气沉沉地。在默默地等待中,过了好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她拿个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最后到了“宁夏街”(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因此这街名,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街道名称了。我没有问,妈妈也没告诉我。不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怕妈妈不高兴,终是没敢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高的门口停下。门前有人站岗,手里拿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正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条小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我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尽管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除了生活的艰辛和每当“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是因为爸爸的“问题”。甚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也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象是有种默契,也许是谁都不敢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象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爸爸也真的没有一点消息,只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那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装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离婚是无奈,别人岂能相信?更何况,妈妈几十年单身,再也不曾涉及过婚姻之事。在那段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捡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检漏,下河捞鱼。上小学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学会了勤劳简朴的品行,希望用我们的努力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间。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依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该党汉口区分部书记和特党委员。套上共产党官阶,该为“地师级”;又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十元困难补助,即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角”。本来,准备把我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的,“革命派”调查的结果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即已告别了人世间(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了),只好单独揪斗我妈。不过缺了我爸他们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以后没什么新东西就只好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车间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两年后,没有发现新问题,妈妈方才脱离“牛棚”。

“文革”过后,许多受迫害的当事人或家属纷纷奔走于平反昭雪之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动过念头。1986 年,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声了。某个下午,我接到母亲电话,让赶快回家一趟。原来,法院来了两个人,带来一份两百多字的文件,申明当年把“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现予纠正云云。

我很不客气地问:“他人呢?”他们说,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那么把骨灰交出来,我要看。”

“这个,恐怕找不到了。再说那是监狱方面的事,不归我们法院管。”

我冷笑一声:“一条人命和我全家几十年的苦难,给张巴掌大纸片就一笔勾销了?”

他们显然见惯不惊,神态自若的说:“纠正通知书交给你们,一方面可以给你们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20多年,还要什么政治前途!我将继续揹下去,一直到死。至于所谓经济补偿,更不值一提。当初一个妇女带着四个孩子濒临冻饿死亡的边缘,仅靠健康的基因和顽强的性格熬过来。谁考虑过什么补偿?莫说叫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得点恩赐,就算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我会恶心,觉得在喝我父亲的血。”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存积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泛滥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桸.而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却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扫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我想为他筑个衣冠冢,却连照片也没有。只有在静静的夜里,独自重温那永恒的瞬间。我坚定地相信,他在等着我,与我用灵魂对话。

(《民主中国》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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