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五十年代初的青岛,在这依山环水的出生地生活了十六年,就被迫离乡背井,在漂流中渡过了宝贵的青春年华。漂流期间,我魂牵梦萦的思乡之情从未间断,一直痴思梦想有朝一日可以重回故土安居乐业。

十六岁插队在山东潍县,每日啃着苦涩难咽的地瓜干,挥洒汗水在田地里“修地球”的我,痴梦着青岛;十八岁在寒亭县城文化馆文艺宣传队,抱着个手风琴坐在小牛车上,走了一个村又一个店为农民献艺的我,痴梦着青岛;二十岁考入了潍坊市文工团,在乐队里滚混为手风琴手、小提琴手、钢琴师,马不停蹄地去工厂、村庄、兵营,为工农兵表演歌舞音乐节目的“万金油”的我,痴梦着青岛;二十六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成为中国十年文革动乱之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幸运儿的我,痴梦着青岛;二十八岁漂流到了大平洋彼岸的美国南加州,在异国他乡渡过了后半生的我,仍然痴梦着青岛。

直到五年前我被诊断出末期肾癌,每天都在死亡边界徘徊游荡,我一生中魂牵梦萦的青岛痴梦终于破灭了。

在这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榻上,思念却愈发强烈:我再没有机会飞渡重洋,去看一眼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了;也没有机会再赤脚浸淫在汇泉海水浴场细腻的沙滩上,深吸那微微湿润的略带盐味的新鲜空气了;更没有机会穿梭于中山路闹市街头,在拥挤的人群与带有亲切青岛口音的喧嚣声中如魚得水般地畅游了。但是……

我突发奇想:……我却可以敲击键盘,尝试着写下自己一生中对故土的追忆、惆怅、痴情梦想!若是上帝允许,或许可以一直写到我下半生在北美“洋插队”的点滴历程,以及过去五年来自己与癌共舞的人生最后乐章。就算这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动笔之前就注定无法完成的作品,我却主意已定——不想让记忆中伴随我成长的人境事物随不久即将因病离世的我一并被历史的长河淹没、遗忘。我愿把这些篇章留下,纪念我生命中的亲人,我的故乡。

第一章

1.被遗忘的年代

从1959年我7岁读小学一年级,到文革前一年1965年我小学毕业,这六年是一段现在不经常被人们提起的岁月。也许因为它与后来十年浩劫的文革相比,略为平静,极少有人着意倾注心血去记录这段时期中人们的种种遭遇;也许还因为在这六年中成长的孩子们后来被席卷淹没于汹涌澎湃的文革激流中,大都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致使这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暮年老人们胸无点墨,无法在有生之日把自己所经历的往事写出来;又或是生活在那个讯息闭塞时代的人们不晓得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太多的第一手资料素材去秉笔直书。

在那段近乎被历史遗忘的年代里,城里人不晓得在中国农村大地上正悄然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之最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饥荒。纯朴的农人、天真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身居要职的各级党政官员们,浑然不觉他们的伟大领袖正在运筹帷幄一场把全民族引入灾难的文革运动。

在1959年秋季的一天,七岁的我,背着书包,走出家门,跨入了青岛大学路小学的门槛。

2.青岛大学路小学

青岛大学路小学座落于青岛大学路54号,从我家步行而至只需十分钟。学校的前身是湖北、湖南会馆,于1933创办。两湖会馆附设小学,主要收取居住在青岛的湖北、湖南两省人的子女入学。1947年,由一位名叫吴秉衡的慈善家又创办了孤儿慈幼院。1949年改名为私立向民小学。1952年与山东大学附属小学合并,定名为大学路小学。

学校的校园有两座建筑物。一座古老的二层德式建筑小楼是校长与老师的办公楼。在这座小楼大门右墙壁的基石上,至今仍然保存着民国二十二年九月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两湖会馆写的题字。这位沈鸿烈市长是湖北人,曾是东北军阀张作霖、张学良麾下高级海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国民革命军上将。沈鸿烈在他担任六年的青岛市长期间(1931至1937)重视教育,建立了十二所模范小学。这两湖会馆附设的小学也许是模范小学其中之一。

学校的另外一座建筑物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完工的教学楼。这是一座有十八间教室的两层楼房。在这座新建教学楼落成的第二年,我走进了其中的一间教室,开始了六年小学生的学习生活。

3. 班主任肖老师

我们1959入学一年级的小学生大约有260人,被分成五个班,每班上有五十多个学生。我被分配在二班。那时的小学是实行二部制,即半日在学校上课,另外半日在家里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时老师会为学生们组织学习小组,分别在同学的家里做作业,以利同学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在五十年代末期,社会上还没有流行现在的早期儿童教育,孩子们大都是进入了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习拼音字母、读书写字的,因此那时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一般都是学龄儿童的启蒙老师。

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教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她的年龄可能不到三十岁。她的名字叫肖一言。肖老师长得并不怎么艳丽夺目,却有着一双幽邃晶亮、洞察心灵的大眼睛,好像一下子可以看穿我的心思。而她那不同寻常的大额头,则突显出她的聪颖睿智。她衣着朴素,从不浓妆艳裹,身上却总是散发出一种知性高雅的气质。她讲课时字正腔圆,顿挫抑扬。她在黑板上写下的字工整刚毅,以至于后来我在高年级班上课有时会走神,总是拿别的老师的草率字体与我心里所熟悉的她的工整的板书做比较。

也许是女孩子们在七、八岁时智力发育比男孩们要早一些吧,记得一年级时班里学习成绩好的大都是些女孩子,她们理所当然地就被肖老师挑选出来担任班里的小干部了。我们班上一年级的第一任学习班长是一个名字叫杨智慧的女孩子,她的语文与算术成绩都很好,是个非常认真努力的学生。她曾经参加过在我家里的学习小组,让我有机会看过她写的课外作业--字体工正整洁,影射出她从小就赋有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她成了我在一年级班里的学习榜样。

在一年级我虽成绩平平,並不出众,却视上学为天下头等乐事,因我被肖老师在教室中散发出的魅力牢牢吸引,每天背上书包去学校都会让我兴奋愉悦不已。语文、算术、音乐、体育,我几乎对每一门课都感兴趣。我的学习成绩在肖老师三年启蒙呵护下逐级进步,到三年级时就已经成为各科都是五分的优秀学生了。

那时除了学习班长之外,班上还有许多其它的班干部,这些职务有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卫生委员。当孩子们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后,又增加了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因为在三年级时的成绩还不错,就被肖老师任命担任了一个卫生委员的“肥差”。我这卫生委员具体为班里的同学们做了什么事,现在已经毫无印象了。

1959年我七岁入学时,浑然不知共和国的上层高级官员们正在酷夏的庐山上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反右倾主义"清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为民请愿的现代海瑞--心直口快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与同情他的几位高级将领们被罢了官。还是小小年纪的我,在那时不可能意识到,经历了1957反右运动之后的共和国巨轮,正在伟大舵手的指挥下,船身偏向极左,以超出常规的"大跃进"航速,驶入了一场涌汹澎湃的惊涛骇浪之中,船上的三、四千万魂灵自此在那人为的“自然灾害”中音灭声消。

侥幸的是,共和国上层领袖之间的这场激烈内斗,中国农村大地上的遍野哀鸿,並没有直接影响到我这三年的启蒙学习。如同沙漠中的一小块绿州,惊涛骇浪中的一个小岛,我在肖老师的荫庇下,掇菁撷华地增长知识,渡过了宝贵难忘的三年童年时光。

在肖老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下,潜伏在我大脑深处的智能得以被发掘。每天坐在她的课堂里倾耳注目她的讲课都是一种亨受,我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浸淫在撷取新知的快乐中,许多梦幻理想在幼小的心灵里油然而生——

我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个科学家。在一次八月十五班里的化妆聚会中,穿了一件米色风衣,俨然以自己想象的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同学们面前。

我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位作家,可以写出如同鲁迅般的文章。我把家里父母图书架上的书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地读了个遍:《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巴金的《家》、《春》,《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托尓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吴承恩的《西游记》……我有时会把这些课外读物“非法”偷带入学校,塞进自己的课桌的小抽屉里,利用课间时间偷偷阅读。

我梦想着长大成为一位钢琴家,可以如同刘诗昆,殷承宗一样在国际比赛中大放异彩。

虽然这些梦想在十年浩劫中均告破灭,理想中的这三“家”在我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无一实现,但是这些因肖老师的启蒙教育而诱发出的美丽梦想,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伴随着我的一生。

与肖老师共处三年期间,让我终身受益匪浅的是从她身上幅射出对孩子们的爱。她对班上每一个孩子同施仁爱,从不歧视成绩差,或者犯了错的学生。她给了孩子们学习的自信、生活的勇气。由她挑选出来的班干部都是些令人心服口服的优秀学生。她有一双温暖的手,在课外与同学们交谈时,她经常会习惯性地握着孩子们的手,使孩子倍感亲切温暖。三年级时,有一位女同学的家长想把孩子转学到一所离家近的小学校,但是这位女同学坚决不同意,她拒绝妈妈的唯一理由竟是--她割舍不掉与肖老师握手时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肖老师住在离学校不远恒山路上的一所德式小楼房。我曾经去过她家一次。家里收拾得整洁明亮,一尘不染,充溢着妍雅书香的气息。她有俩个比我年龄稍小的孩子,女儿长的很甜美,儿子是个小帅哥,他俩都承传了肖老师的基因,有着不寻常的大额头,透着机灵聪颖的气质。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肖老师的先生。少不经事的我也从未诧异过为什么这么年轻美丽的女教师独身一人养育着两个可爱的孩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肖老师是在文革动乱1968年的一个夏日。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道上,我远远地看见了熟悉的老师的身影,她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脸上挂着一丝忧悴愁容,失去了昔日我所熟悉的愉悦祥和。那时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却已经饱尝了与父母一起被批斗、扫地出门、倾家荡产的人间苦痛。我告诉肖老师,我这黑五类子女是无法留在青岛找到工作的,我唯一的出路只有去潍县插队落户了。听到我的诉说,肖老师用她那双温暖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她的那双幽邃晶亮的大眼睛,流下了同情与悲伤的泪水。

我从未料到,这竟是一次诀别的握手,一次诀别的会面。半个世纪后的前几天我才从几位小学同窗们那儿得知肖老师一生悲惨的遭遇。原来肖老师的先生当时还活着,但不知何故被关进了监狱,只剩肖老师一个人含辛茹苦扶养两个孩子长大。文革中肖老师的家也被抄了,一家人被赶到一个地下室去居住了许久。因为地下室阴寒潮湿,肖老师因此而染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与其它重病,不久后便孤凄病痛至死。

听到这迟来的死讯与老师的悲惨遭遇,我不禁欷歔流涕,这才明白我的这位启蒙老师的一生原来是如此艰辛。在那是非难窥的动荡年代,她一个年轻弱女子,自饮苦杯,坚韧不拔,辛苦扶养两个幼小孩子。而在我们那次诀别的会面握手时,我竟不知道她已身患重病,失去了温馨的居所,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当时我不但没有对她讲过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把自己的苦水倒给她,习惯性地奢望从她那儿得到慰籍。

记得念小学时曾经似懂非懂地读过鲁迅文章中的一句话:“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 现在想着肖老师的一生,我恍然领悟,她不就是鲁迅所言的牛吗? 她牺牲奉献,鞠躬尽瘁于教育事业,把她的爱无私地倾注在学生们身上。她不求回馈,在她身处困境时,从没有求助于我们这些喝过她的知识奶水长大的学生们。我在近几天与几位昔日同窗网上闲聊中得知,我们同学之中甚至无人知晓她是哪一年逝去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真希望在那多年前诀别的会面中,当我握着她那双温暖的手时,可以亲口感谢她的教诲,亲口安慰她那无奈、伤痕累累的心。

俗话说:“选对老师,智慧一生。” 暮年回首,我是多么幸运结缘肖一言这位启蒙老师。她在我幼儿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了我学习的自信,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终生受益。希望这篇迟来半个世纪的文章,可以慰籍她在天之灵。

第二章 “小马官”和“小龙人”

1. 小马带我穿越时空

今年是2014年,农历马年,春节前我的外甥全家从北京飞来加利福尼亚州旅游,借此机会特意来探望蜗居家中养病的我。外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名叫旺旺,恰巧属马,在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就读小学五年级。听外甥说旺旺不仅是班干部,而且还是学校的大队长,三条杠袖章的大队长!看着眼前这个聪明伶俐的本命年的“小马官”,我的思绪不禁穿越时空,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青岛,回到我们那些“小龙人”中间。

1959年与我一起进入大学路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们大都生于1952年,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龙男龙女。按照中国古人对属龙生肖的算卦,1952年的龙属于行雨之龙,是长流之命。虽然劳碌奔波一生,却可以利达近贵,名利全双,衣食足用。另外,一生中还会有十年平顺,晚年大吉。

然而,命运似乎对共和国第一代龙男龙女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些福气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应验。当我们十四岁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正值人生中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共和国所有的学校却对我们关上了大门。我们没有迎来本应有的“十年平顺”,竟迎来了十年浩劫。

2.小龙遭遇“潜规则”

度过了表面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小学时光,1962-1964, 在我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期间,学生生活有了变化。学校开始向我们洗脑式地灌输阶级斗争的政治思想教育,让我们这些辨别是非能力还很有限的十岁至十二岁的孩子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不安。这些困惑不安后来转化成心灵上的创伤,它所产生的心理阴影,一直伴随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四年级起,我们班上来了一位新班主任,蔡培业老师。截然不同于我们的前任女班主任肖一言老师温文尔雅的个性,这位男性新班主任嗓音粗狂沙哑,性格喜嗔于色。他很年轻,个子不高,思路非常敏锐,是一位很敬业的老师。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一样,除了教我们语文课之外,他把学校领导让他贯彻执行的党的教育方针、政治路线、忠实地带入我们的课堂生活中来。

在蔡老师的教导下,我们被要求向雷锋叔叔学习,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正当我满腔热血地学习雷锋,在幼小的心灵中立志去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时,却发现这小小的“螺丝钉”竟也有生锈与闪闪发亮的优劣之分。原先由肖老师在一年级至三年级挑选的小“螺丝钉”干部们开始生锈,一个个地失去了他们昔日的光泽,被免去他们的班干部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学习成绩並不太好,但家庭“出身好”的同学。所谓“出身好”, 即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而“黑五类”,这个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统称,尽管当时还没有像文革年代中那么如火如荼地盛行于社会,却已经开始在中国千百万父母子女身上打上了“贱民”的烙印。“红,黑五类”,成为学校老师们在那个年代选择班干部的“潜规则”。

记得第一个被撤换的生锈“螺丝钉”是我们的学习班长杨智慧。这个一年级时的尖子学生到了四年级时已经被后来居上的男生们超越。她被免去学习班长的头衔,並不出乎我的的意料之外。但我不晓得失去了学习班长荣誉光环的杨智慧是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现实,也不晓得她自己是否被告知丢失了学习班长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因为她的学习成绩落后了?还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在那个人人都被要求向雷锋那样无限忠于党的社会风气下,没有人会关心一个孩子心灵上的需求。

失去学习班长头衔后,杨智慧变得沉默寡言,不太与其他同学交往。听说她的家在文革中被抄家,而带领红卫兵去斗争她的资本家父亲的人竟然是她自己。尽管积极地“大义灭亲”,她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插队的噩运,被送到山东益都县的一个偏远贫困村子里务农。据说后来她在当地的一个液压原件小工厂当工人时自杀身亡了。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因为失恋而轻生,也有人说她是被人毒害死了。年仅二十二岁的她死后不久,她的母亲也跳楼自杀了。这个认真、单纯、一度是我学习的榜样的女孩, 最终成了我们这班龙男龙女中第一个英年夭折的同学。

小小年记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出身“黑五类”的小班干部被一个个地拿下,换上成绩不怎样的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同学,让我一生中首次尝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不公平的滋味。班上有一位眉目清秀,喉清韵雅的女孩子,名叫唐新民。她不仅具有极高的歌唱天赋,学习成绩也不错,在一年级时被独具慧眼的肖一言老师挑选为文艺委员。可惜这么一个艺术天资极高的小龙女因是个“黑五类”子女,不可避免地成为清洗班干部过程中的活靶子。新上任的班主任蔡老师对同学们说:“听说这个唐新民功课不错,我倒是要考她一次看看她的学习到底好到哪儿去!” 蔡老师的预言果然神准,平时在考试中屡战屡捷的唐新民,在这次考试中一败涂地。当她拿到了她在小学班上的第一个相当于D的五十分时,顿时委屈得眼泪汪汪。没多久,她即黯然失去了文艺委员职务。

六十年代初期的班主任在课堂上享有极大的权力。班上大大小小的班干部,从学习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卫生委员,到少年先锋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无一不是由班主任独裁钦定,提升罢免。如果一个班上有幸碰上像肖一言老师那种任人唯贤的班主任, 这个教育制度也许会在孩子们心中产生些正能量 。可如果持有“生杀大权”的班主任任人唯亲,不分青红皂白只选择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孩子们当班干部,其产生的负能量则会影响社会上一整代人的思维与行为。

在班主任蔡老师三年任期内,我们这班小龙人们随着 “红,黑五类”的流行曲,顺服无声地起舞。那些在“潜规则”旋律中丢掉了班干部职称的“贱民”子女们,明知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也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地把苦水往肚子咽。 班长杨智慧的命运,是许多“黑五类”家庭子女在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她的父亲对于她在文革初期六亲不认的举动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她大义灭亲的举动是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曾差人把她绑架去一家精神病院。 她死后父母也没有亲自去益都县追查她的死因真相,仅仅派了杨智慧的四姐前去草草料理了她的后事。

在任命班干部的“潜规则”中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是那些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孩子们了。他们当中尽管有些人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却骄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

五年级时蔡老师把少年先锋队大队长的职位任命给一个女孩子。大队长是班干部中的最高职位,令每一个孩子心之神往。然而,蔡老师所钦点的这个女孩子在班上同学们心中的威信並不高。她个头有些矮,在体育课上显然无法与那些龙头高大的孩子们竞争。她学习成绩平平,无法与班上那些学习顶尖的小龙脑子们相比。我想蔡老师钦点她为大队长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德”了。在中国,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一个德字,但当时的德字已经变了味道。披戴着“红五类”光环的同学就是“德”,他们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因为他们的龙种优越,根正苗红,所以享有优先特权。

说到“优越感”,实际上我还是从蔡老师的口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记得那时班上有一位男同学叫陈士庆,他是一个挺调皮的男孩子。并没有担任过什么班干部的职务,有一次蔡老师在班上批评他时,当众揶揄他有“优越感”。开始时我不太懂得蔡老师的意思,后来才明白陈士庆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共产党的进城干部。我相信在蔡老师的内心深处,是具有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良知的。他心知肚明这种优越感会误导这些“红五类”孩子们。他之所以在那时仍以“潜规则”的方式去任免班干部,也是由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只不过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过路人,乘坐在由伟大舵手驾驶的共和国巨轮上,随波逐流地驶入极左方向的狂暴逆流。

3. 小马行使明规则

思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回到眼下的2014年,我不禁把当年被蔡老师钦定为大队长的那个女孩与旺旺对比起来。

她,共和国的第一代小龙女,青岛大学路小学五年级,右臂披戴三条红杠袖章,少年队大队长。他,半个世纪后出生的小马,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小学五年级。右臂同样披戴三条红杠袖章,少先队大队长。

她,未经同学选举,由班主任蔡老师一手在幕后“黑箱作业”,钦点为大队长。他,由同学们民主投票中高票当选为大队长。选举期间老师没有参与施加任何影响。选举规则透明公平--高票者入选,低票者落选。

她,没有付出任何竞选努力,蔡老师“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仅要拿到本班同学的最高选票数,还需要到五年级其它的班上拉选票。这就需要他毛遂自荐,面对着众多不太熟悉面孔,气宇轩昂地站立在其它班的讲台上发表自己的竞选演讲。

她,在班上学习成绩平平。他,是一个德智体都非常优秀的学生。他喜欢踢足球,是社区俱乐部少年足球队的前锋队员,经常参加社区的足球比赛。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例前茅,是个全优学生。 他能言善道,曾经在“叶圣陶杯”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听说读写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她,高处不胜寒,拥有出身的优越感,却无法赢得多数同学的信服。他,人缘特好,班里班外广交朋友,长得又眉清目秀,神清气朗,不少女孩子把票都投给了他。

她,昔日雷锋叔叔的好学生,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忠实班干部。他,思维清晰,有独立分析、辨别是非的能力。有一次做家庭作业,朗读课文《狼牙山五壮士》,读着读着他自己乐了,自言自语道:“光他们打,敌人也不打。”

“舅爷爷,我的这个大队长的任期只有一年,而其它班干部的任期更短,只有半年。” 旺旺润朗的声音打断了我穿越时空的思绪。在旺旺的眼里,大队长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头衔。高票当选固然是个荣誉,但任期一年后若低票落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按照明规则办事,没有“潜规则”式的黑箱幕后操作。

看着旺旺那甜美英俊的小脸蛋,我不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我没有告诉旺旺自己内心在想什么,因为我知道既使我讲给他听,他那天真无邪的心也无法理解半个世纪前在我的小学五年级里发生的事情。他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那班小龙人们,被硬生生地划分为“黑五类”与“红五类”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蔡老师可以用“潜规则”一手包办指定所有的班干部;他更不会理解,为什么我的班长杨智慧会大义灭亲,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舒适温暖的家,批斗羞辱了养育自己的亲生父母。

虽然我不晓得,以明规则选举班干部,在当今中国小学里属于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但我分明已经从旺旺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进步,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我们当年在蔡老师班上的那些小龙人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民主选举,半个世纪后的小马驹们身上实现了。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办到的事情,不正是他们的父辈们望眼欲穿,竭力去奋斗而无法实现的梦想吗?

我相信,当这些小马驹们长大成人时,他们将会把他们从小学习到的民主理念,去施政于他们生活的社区,服务于他们所热爱的乡镇、城市、企业、国家。他们会解开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精神枷锁,勇于追求理想,忠实于自己对普世民主的信念。一个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中国社会,将寄希望于这未来新一代人了。

第三章 “留守儿童”的背后

1. 插班生徐翔

1962年的秋天,当我在青岛大学路小学念四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插班生。他的名字叫徐翔。他个头高大,头发略卷,性情稳重,不太爱讲话。

徐翔出现之前,我在班上的算术课上堪称翘楚,因为每次考试的分数都名列前茅,小小的我不免有些恃材矜已。徐翔的到来悄然改变了我一枝独秀的局面,不久我就意 识到这个沉静寡言,温恭自虚的大个儿插班生,有个非同一般的大脑。每次算术考试后,我总是很自然地窥探一下徐翔的分数,与他暗中比一下高低。这位实力强劲 的竞争对手虽然给我带来些微紧张不安的心情,却也为我的学习增添了许多刺激与乐趣。

与徐翔在算术课上的角力,在四年级时我略胜一筹,但到了五年级,我只能与他打个平手,当我们进入了六年级时,我开始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叫孙腾,是一位在数学教育上很有造诣的年轻教师。他经常会挑战孩子们的智能极限,在讲课、考试中出一些难题。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去破解那些难题,却发现徐翔的脑子总是转的比我快。每当我搅尽脑汁在孙腾老师布下的迷魂阵里左冲右杀挥戟奋战时,徐翔却早已冲出重围,旗开得胜地凯旋回营了。

六年级与徐翔在数学课的战场上厮杀了几个回合后,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打心眼里敬重他那超级大脑。他成为我在班里的好朋友。他曾经参加了在我家的课外 学习小组,我有时也会去合江路他的家里玩。当我了解到他的父亲是青岛医院的一位教授,他的母亲是山东海洋学院的教授时,我才明白他的脑瓜这么聪明,原来是与他的血液里承传着高级知识分子的DNA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有着如此超凡大脑的徐翔,为什么没有被班主任蔡老师认可,当上学习班长之类的班干部呢?我暗地猜想,按照当时盛行的“潜规则”,像徐翔这类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应该还不至于被打入到“黑五类”子女的冷宫去吧。尽管我们在班上是好朋友,但我一直没敢问徐翔这个心中的疑问,因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好奇探听别人家事的举动也许会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

上个月在微博与徐翔写私信时,我按捺不住憋在心里五十年的好奇,向他询问他的家庭背景。徐翔随即给我回了信。他的回信终于揭开了我儿时心里的疑问。原来他竟然是内战失败一方留守在大陆的后代人,一个没有来得及在1949年跟随长辈去台湾的“留守家属”的孩子。

2. “留守儿童”

那位离乡背井去了台湾的长辈是徐翔一生中从未谋面的姥爷,国民政府青岛市教育协会理事长王文坦先生。这位民国时期山东藉的著名教育家,在解放军大军压境青岛郊区时,只身一人乘飞机匆匆离开青岛去了台湾。可以想象得出,1949年当王文坦登上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机舱,回首遥望碧海篮天的家乡时,他的心里是多么的惆怅。内战造成了他的家庭骨肉分离,他迫不得以告别了他的大家庭,让两个夫人及十个儿女留守青岛,自此他的后半生从未再有机会踏上故土。

徐翔的这个姥爷王文坦先生曾经先后就读于齐鲁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教育系,1932年担任了青岛崇德中学校长(后改名为青岛第十一中学)。在他执掌学校期间,他的教学宗旨是 “负养成纯良人格,恢复民族精神,发展实业救国种种重大使命”。崇德中学因此声名远扬。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都曾为崇德中学校刊题词。

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逃台家属”。这些留守在家乡的“逃台家属”及子女,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期间,大都被社会抛弃,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徐翔的亲姥姥是王文坦的第一位夫人,在文革中因为是“逃台家属”被斗受惊吓,脑溢血偏瘫,几年后即撒手人寰。

这些“逃台家属”子女们的额头上被烙上了无形的黑印记,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群体。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上,他们没有优先权。这体现在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等社会机遇与福利分享上。在政治参与上,他们更不沾边了。参军、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的名单上均不见他们的踪影。

徐翔自然也逃脱不了厄运。尽管他后来考入了青岛的重点中学二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每逢班里有培养入团先进分子的会议时,他都被冷落排斥在外。1968年初中毕业后(实际上只唸了初中一年级),他四处求职碰壁了三年,1971年终于在一个民办街道小工厂当了一名月工资21元的学徒车工。

大材小用的徐翔在这个民办街道小工厂里,每天双手沾满了油泥,双眼紧盯着飞溅着火星花的车床转轮,枯燥地重复着单一机械动作,浑浑噩噩一干就是六年。他那超级大脑内活跃非凡的脑细胞,在这六年乏味单调的车工生活中毫无用武之地,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凋落,痿缩,老化了。这期间他本能地想改变一下枯燥乏味的生活,曾经尝试过去结交女朋友。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们追求的恋爱对象是军队里的官员,士兵,或者是国营工厂里的工人。由于他额头上那记无形的“逃台家属”的印记,以及他低人一等的工作,这位英俊潇洒,智商极高的年轻人到了二十六岁也无法交到自己喜欢的女朋友。

读着徐翔的几封来信,我不禁对他那位从未谋面的姥爷王文坦先生起了好奇心。毕竟正是由于这位王文坦先生在1949年一念之下出走台湾,拖累了他遗留在青岛的一大家族及子女,使得我这位昔日小学数学课上的強劲对手,在他那超级大脑发育的鼎盛黄金时期,无所事事,浑身油迹地撒汗于一间街道小工厂长达六年之久。这位王文坦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3.抗日英雄

近几天来我在百度网上捜寻到的王文坦的生平事迹,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原来这位给徐翔的前半生带来无尽烦恼厄运的姥爷,竟然是一位抗日英雄。

王文坦,字履平,1906年出生于山东滋阳县(现归属山东省兖州市)。他是一位有着滿腔爱国热血的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在青岛被日本侵略军逮捕过两次。

王文坦第一次被日本人抓捕发生于1938年夏天。当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以他崇德中学校长的身份,掩护了国民党部宣传科长谈明华、青岛明德小学校长蒋玉麟等地下抗日斗士。因为内奸出卖,驻青岛的日本 海军特务机构侦探出谈明华的敌后电台活动,把王文坦与谈明华、蒋玉麟、马元敬、候汉卿等十余地下抗日者逮捕,关进了戒备森严的青岛李村监狱。在狱中他与其 它抗日爱国人士们受尽敌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大义凛然,抗节不屈,被日寇伪法院判处死刑待决。为了营救狱中的抗日勇士们,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 员李先良精心策划,率领青岛保安队的勇士,于1941年2月17日,实施了李村监狱内外呼应的劫狱暴动,将王文坦,谈明华,蒋玉麟等200多名抗日爱国人士解救出来。这一个在青岛抗战史上的佳话,极大地振奋了处于奴役下广大青岛老百姓们的抗日斗志。

出狱后的王文坦,继续积极地投入抗日斗争及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他应山东省长沈鸿烈之邀担任海滨中学校长,向学生们宣传灌输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他于1945年3月在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青岛市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兼代校长。同年7月30日,他因公赴海西,返回途中,在青岛东部海滨的石老人村附近遭遇敌人的伏击。经过一场激列的战斗,他不幸手臂受伤,第二次被日本侵略军逮捕。所幸在不久后的8月27日,抗战胜利,他才得以脱险,重获自由。

抗战胜利后,王文坦被任命为青岛接收委员会委员,1945年9月暂代青岛市教育局局长,10月任市府专员、抗建学校校长。1946年,王文坦当选为青岛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青岛市教育学会理事长,1947年当选国民党国民大会候补代表。

值得我们后人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的王文坦之所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了这么多要职,是基于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渊博教育知识。他本人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他是一位党外爱国人士。1946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向南京国民政府为王文坦等人授勋章的过程中,有一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回复文件中特别提及:“王文坦等同志非党工人员,希转知由各该主管官署核转申请授勋为要。” 1948年5月,国民政府授予王文坦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4. 中华民族的“红二代”

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上流行着一个新名词:“红二代”。这些“红二代”的父辈们是内战的胜利者,共和国的创建人。他们的后代世袭了父辈的光环,许多人身居要职,成为社会上声势显赫的人物。从民族大义的视角上来看,徐翔应该属于中华民族的“红二代”子女。他有一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两度出入日本侵略者铁牢的抗日英雄姥爷王文坦。然而命运戏弄了徐翔一番,他从小就与“红二代”所享受的特权无缘,成了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留守儿童”。

1977年,重出江湖持政的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给了徐翔最后一次转变命运的机会。他白天汗流浃背地在街道小工厂做车工,晚上把自己埋在书堆里自习读书。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他,竟然在短短三个月内自修念完了六年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他那超级大脑内原本凋落枯萎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青岛化工学院物理系。

徐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在任教期间,他与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合作了一个等离子化学法合成课题。在这个科研中,徐翔发现了有微量的氧气加入了高温反应的问题,提出将反应设备进行改造,将反应原料进行纯化,从而产生出了良好性能的新材料--氮化钛。他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家刊物上发表,1989年获得化工部,省科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奘,次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际发明博览会的金奖。

据说在一次小学同学聚会时,徐翔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在咱们小学这班同学之中也许会出几个博士。” 在我心目中,这位曾经在小学数学课中让我诚心甘败下风的尖子同学,区区一博士学位何其然哉!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重写,如果徐翔生活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下,我相信他会攀登到世界科学的顶峰。甚至假若有一天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他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我也决不会感到意外的。

5. 山海重光

在青岛栈桥东侧前海之滨,与旧市府大楼附近,曾经屹立着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纪念碑。这个碑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为纪念1922年12月10日从日本列强手中收回青岛主权而建立的。据说在这个纪念碑中央棱柱型黑色大理石的碑面上,有着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镌刻的四个金光闪闪大字“山海重光”。在民国时期,凡路经此碑的行人,无不留足景仰观瞻。这个纪念碑向世人彰示我的家乡青岛从外来侵略者手中,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山海重光历史。它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应该永远存留的丰碑。然而,这个碑上富有民族正义内涵的“山海重光”四个大字,1949年被用水泥抹封。十年文革中,碑毁灭迹。

民族英雄及他们的后人理应获得人们的记念与尊重。然而遗憾的是,生活在共和国前30年 的臣民们,对许多类似王文坦的抗日英雄,以及他们在卫国战争中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与奉献,竟毫无所知。我从小就天真地相信小学的历史教课书所宣传的那些神 化般的传奇:共产党八路军以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打败了日本鬼子;林彪将军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鬼子的生力军。

我自己是八十年代远度重洋定居北美后,才逐渐从当地的报纸书刊中了解到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抗战的历史真相。记得当我第一次了解到在抗日卫国的八年战争中,国民党陆军有321万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闻。这些国军与敌人浴血厮杀的惨烈画面,与自己脑子里那个躲在峨眉山不抗日,下山摘桃子,窃取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形象,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对于我儿时的小学同窗好友徐翔的家史,我是在隔了半个世纪的几天前,为了写这篇回忆录的文章去百度搜索后,才猛然醒悟到他这个“逃台家属”的留守儿童,竟然是个中华民族的“红二代”。他有一位值得青岛八百万人民骄傲,缅怀,感恩怀德的抗日英雄先辈--王文坦姥爷。

最近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日本的一句评论:“国无信不立。一个不能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国家,如何能取信于邻国,让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放心?”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人自己。

以史为鉴,类似徐翔所经历的“留守儿童”悲剧才不会重演。正视历史,才可以不忘国难,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我衷心地盼望,有这么一天,家乡的青岛人会在栈桥东侧的前海之滨,在原址上,按照原设计图案,重新建立起镌刻着“山海重光”四个大字的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忆念。我衷心地盼望,有这么一天,学校的孩子们可以从历史教课书中读到不带有党派偏见的卫国战争的史实。

中国人民将正视历史,永远缅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三百多万国军英烈,以及类似徐翔的姥爷王文坦先生那样的民族英雄们。

(待续)

转自《海外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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