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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朝天门码头看到的重庆真是一座山城,仅仅走出码头就要爬几百级石梯;城里的房子高矮错落、依坡而建,一栋栋紧紧挤排着,栉比层叠就像我们江南屋脊上的层层青瓦。湍急的长江和嘉陵江把整个山城切割成一个弧形的半岛,南岸和江北也照样是山连着山。总之和我们江浙平原那种娴静开阔的景观完全是另一番天地,让人感到某种嘈杂和压抑。不过,重庆那时是国统区的陪都,大街上相当拥挤和热闹。正是1943年,两年前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日子已经过去;相反,对我们这些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反而觉得作为国家的临时首都,重庆抗战的宣传和动员气氛远不像我们事先想象的那么浓郁,也许这真是大后方的缘故吧。

市里的房子太贵,父亲在离重庆下游90里的巴县木洞镇上租了一套住房,是在镇东隅的一个大宅院里。宅院建在半坡上,从街道上进宅院要爬几十步石梯,站在宅院门口就可以眺望宽阔的长江。我家租住了该院的一个西厢厅连带厅侧的三间偏房。到重庆的第三天,全家就乘小火轮到了木洞,仍是母亲和阿月姐带着我们六个孩子住在那里,父亲还是那么忙,有时连周末都不能从城里回家来。开学后、1943年9月,我们三个大孩子也都离家住校读书去了。大姐到市里继续读财会中专,不久就参加了工作,在重庆南岸的一个灯泡厂当会计,基本上不回家里来了,后来还去了甘肃玉门油田工作。大哥到市郊胡家湾的清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我到南岸的广益中学读初中一,我俩也只是到了寒暑假才回家。广益中学在重庆南岸的山上,一个叫黄桷垭的地方,山顶上有个塔,我和同学还常上去玩。由于大姐上班的灯泡厂也在南岸,是在山下,有时我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专门拐弯跑大姐的厂里去看看,看看大姐,也看看工人们做灯泡。大姐总要请我中午吃碗面条再走。我去的次数不多,但此情此景至今仍在心中留存着十分温馨的记忆,因为我这一生和大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虽然父亲和我们三个大孩子基本都不在家里,但1944年我最小的弟弟在木洞出生了,平时连阿月姐在内家里也还有六口人,包括以妹妹为首的四个小孩子,所以仍是很热闹的。

大哥和我念的清华及广益中学都是当时重庆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课程很重、管理严格,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也相对较好。但对我这样一个此前始终是偎依着外婆长大的12岁孩子来说,突然变成住校读书,而且离家又那么远,一学期才能回一次家,个人的生活和学习全靠自己管理自己,实在是天大的变化,很不适应。我的生活自理能力确实太差了,记得开始时无论饮食起居都弄得乱七八糟。首先不习惯学校的伙食,经常跑肚拉稀;更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每学期都要丢失不少衣服鞋袜,甚至有一次为了晒被子还把自己的棉被都弄丢了。当然,最糟糕的是在时局的影响下自己根本无心读书。尽管父母对我们孩子的上学十分重视,在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情况下仍为大哥和我每年交纳巨额学费,一定要上当时重庆最好的私立中学。母亲还反复给我们讲:要学春秋时代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来发奋读书,苏秦正由此官拜六国宰相等故事,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头脑里到底为什么要读书这个大问题。苏秦拜相终究离我们实在太远了,再加上男孩子青春期那种倔强和逆反心理,父母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眼前的时局又那么乱,尤其从1944年1月起,侵华日军发起了凶狠的“打通大陆交通线豫湘桂战役”,一时似乎势如破竹,报纸上天天是丢城失地的消息:4月“郑州陷落”、5月“洛阳沦陷”、6月“长沙转移”,7月“衡阳投降”、11月“桂林失守”“柳州涂炭”,到12月连贵州省的独山都丢了,贵阳告急!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原已残破的祖国又向鬼子拱手丢失了大半河山。年底,日军直逼四川,重庆人心惶惶,似乎整个中国很快就会被日寇全部占领,四万万老百姓都得去当亡国奴!我真不明白这种形势下再背这些数理化公式又有什么用?1944年夏天,当我听到国民政府在南岸海棠溪临时设立少年空军学校招生站的消息时,甚至瞒着父母,私下和两个同学一起偷偷从学校跑去报考“幼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报考时幼小的心灵里真充满了一股抗战救国的豪迈。只是由于当时我身体瘦弱,体检未通过。想参空军未成,读书也没了心思,自己从小就有爱看闲书的习惯,这时就更一发不可收敛了。甚至上课时也常偷着看、无心听课,结果造成数理各科成绩日益下降。在广益中学把初二读完后,就不得不转学到中国中学读初三了。这个中国中学就在木洞镇上,虽然仍是住校但每周周末都能回家,便于家里对我的学习进行监督和管理。校长是父亲的朋友,所以转学也不需要考试。

1948年大姐在上海结婚

转学那年暑假里正赶上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来得真有点突然。但这并没有给重庆普通市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欢乐和变化,鞭炮放过,物价却仍是不断地涨,多数人的日子过得还是那么窘迫。确实有不少国民党上层官员纷纷打点行装急着下江南去发什么‘胜利财’、‘接收财’,可老百姓却一点也没有因为胜利而从此高兴起来!虽然也听说父亲任职的华侨企业总公司可能要迁到上海去,全家人真为此兴奋了一阵子,我们这些小孩子还天天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以为很快就能回江浙老家了。只见父亲先把大姐送走并为她在上海找了个工作,不久就听说大姐在上海订婚了。可渐渐也知道了父亲仍将继续留在重庆分公司工作,全家回江浙的希望很快成了泡影。不仅如此,谁都没有想到,这次、1946年我们在重庆和大姐一别,竟然就此间隔了漫长的近半个世纪,直到1991年全家才和大姐在北京重新相见。因为大姐于1948年随同姐夫由上海去了台湾,不久便和我家完全断了音信。有感于此,我曾于2001年春节给大姐做了一张题为“岁月无情、亲情难忘”的电子纪念卡,卡上镶嵌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46年大姐去上海后她结婚时拍的婚纱单人照,是当时母亲珍藏下来保存了几十年后转交给我的,另一张是1991年全家在北京再次重新团聚时照的全家福。我并题诗一首作为纪念:

“沪渝长江东流水,世纪近半方转回;花容玉貌乘风去,众鬓成霜始来归。”

2

父母亲是真希望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好好读书,将来图个好出息。无论从他们的口头念叨或是变卖家当为我们交高昂学费都反复说明了“唯有读书高”这一基本的人生信条。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为了不好好读书,我们谁都没有少挨母亲的训斥甚至打骂。但除此以外的家庭教育也就少得可怜了。这当然一方面是孩子实在太多、根本顾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对子女成长教育的全面认识。像旧式科举时代一样:认为孩子的一切出息就全在书里了,妈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因此当时对我在中国中学初中毕业后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高中一定要转学考上一个好学校,否则就吓唬我不再供我念书了。经过一个暑假的自我复习,我按父母的要求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一。可是说句实在话,这只不过是完成父母之命而已,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面对这么一个乱哄哄的社会,少年的我当时真不理解读书有什么用。那是1946年9月,人们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犹在耳畔,可重庆的社会状况却比抗战期间更加混乱,物价比抗战时涨得更快;停战令在报上登了多次,可有关停战新闻的标题越登越小、仗却越打越大;官吏腐败、鱼肉百姓,以“戡乱”为名,征杂税、拉壮丁,言论管制、动辄得咎,莫谈国事、随便抓人等现象也更变本加厉。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物价狂涨、失业自杀的消息。连学校的伙食也越来越坏,吃的是平价米,常有霉味,使我又想起了在上海当亡国奴时的情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沦陷区来的人,难道翘首企盼了八年的抗战胜利,就是这个样子?人们深深地感到失落!尤其使我反感的是:重庆到处可以见到美国大兵飞扬跋扈,经常在街上随便打中国人而警察不管,横冲直撞的吉普车上挟持着中国女郎招摇过市,至于满街的美国货那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即使在我这样一个15岁孩子的眼中,许多曾经在上海租界里、或在沦陷区当亡国奴时看到的情景,那些使中国人曾义愤填膺的民族屈辱,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不仅同样存在,某些方面更有过之,不同的仅仅是膏药旗换成了星条旗,日本兵换成了美国兵而己。在如此乱哄哄的社会气氛中,人们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似懂又实不懂事的我更陷入了万分迷惘之中。幼小的心灵里希望中国富强不受欺凌,可眼前一片漆黑,很多儿时见到的景象又重复敲击着我的神经,我真不知道在这样一片混乱下,这书读下去究竟又能怎么样!?

1948年在重庆的兄弟姐妹们(我在后排左一)

别以为幼稚的我当时会有什么政治思想。相反、就政治层面来说,我那时完全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无论家庭、学校或社会都没有人来向我作详细的解释或宣传,在这方面确实应该说当时的国民党比后来的共产党差远了。为什么会打内战?为什么美国兵就敢那样欺负我们?为什么我们胜利了却还是像亡国奴那样的处境?为什么物价如此飞涨不停?为什么社会还那么乱?……我其实一点不懂,也没有能力去思考或弄懂这些问题。父母亲是从来不和我们谈论国家大事的,但家庭生活的日渐窘迫倒是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每次到我和大哥要交学费的时候,父母亲总要反复盘算,夜里还长嘘短叹,甚至经常要变卖一些首饰。现实情景和自己从童年经历中积累起来的那一点点最朴素的渴望国耻昭雪、民族自强、国家振兴的情感相结合,使我更看不出现实的出路究竟在那里?随着这种情绪的滋长,也就必然迁怒和引伸到了对国民党现政府的不满。也许正如有人说的:十五六岁的男孩是危险时期,思想既活跃又朦胧、逆反心理很重。正好当时重庆几乎全社会的人也都有着满肚子的牢骚,相互更有共鸣。可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我不光完全无知,而且从当时各种渠道灌输给我的画像,共产党只能是一伙“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强盗”,当然更不可能对他产生任何好感。我没想要去过问政治,可眼前混乱的社会我又看不到前景,家庭生活江河日下,我更不明白这书读下去又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压在我这15岁少年心头的只能是一种沉甸甸的苦闷、困惑和迷茫,无论个人或国家我都不知道出路终究何在,又将走向何方?心里有种莫明的情绪想要发泄。因此,当1946年春天、实际是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重庆大中学生反苏游行,口号是要求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尽快撤军、反对外蒙古独立,并由此引向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前的抗议示威,我去参加了;而到1947年2月、实际是由重庆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动的声援北平反美抗暴大游行,抗议1946年12月美军在北平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我也同样拿着小纸旗、高呼口号积极地去参加了。因为在我幼稚的心目中,二者都是反对外来欺凌、发泄民族义愤、伸张中华民族的正气,我当然都应该支持和参加。至于背后的政治我根本看不到,也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愚昧、还是某种朦胧的反叛意识?或许该说二者兼而有之。

3

南开中学位于重庆市沙坪坝,是全市闻名的文化区、学府区。每天街上学生成群,书店、书摊比比皆是,各种书籍更琳琅满目,对我这个从小喜欢看小说的人来说这倒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去处。成天不是到书店去翻、就是到学校图书馆或向同学借来看,因为父母给我的零用钱很少、基本不敢买书。这期间我接触到的书,和过去在家里看的那一类旧小说已有很大不同,但特别杂。中国武侠小说当然还有,什么福尔摩斯、人猿泰山等通俗翻译小说也在看,再后来又看了相当多的张恨水、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的所谓言情小说。这样一来、当然更没有心思好好上课了。不过、语文课我倒还是比较愿意上的,还特别爱念古诗词,既喜欢李清照的缠绵悱恻、更喜欢李白的浪漫浩气,心里甚至十分欣赏古代那些隐居名士、放荡不羁的生活,觉得自己要能像他们那样超脱这个乱哄哄的世俗社会,过着远离尘世、无拘无束的潇洒日子该多好!这既反映出自己对生活认识的幼稚,也折射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语文课中我更喜欢上作文课,尤其希望老师允许自选题,因为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构思。那时、南开中学的作文不要求当堂交卷,一般周末才交,我经常是老师要求一周交一篇我就写两篇,而且通常都比较长,倒也不是想在这门课上取得什么好成绩,纯粹是一种兴趣,并借此希望老师对我写的东西提出点建议和评价,自己更增加些写作知识。就这样我几乎把所有的晚自习都放在做作文或是看小说上了。

小说看多了,自己也就有了想写小说的冲动。记得那时无知的我写的内容可什么都有。比如:曾经把我家在木洞住时,房东的女儿钱家慧私下追求我大哥的故事作原型,加以夸张演绎,瞎编成了一篇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的恋爱小说,这篇作文后来假期回家时被母亲发现了,挨了好一顿臭骂;还把自己在中国中学亲身经历的,该校学生为轰走调戏女学生的训导主任邓布公,闹的一个小学潮写成了一篇特写,取名《反抗》;也曾学着古代诗人试写过一些多愁善感、却韵律不通的旧体诗;新诗也有,大多倒是属于发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以《呼吸》给作文命题。我忽来灵感挥笔写了一首新诗,假想借呼吸之神的手扼杀世界上一切欺凌百姓的各种妖魔鬼怪,写了有数十行,借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愤懑情绪。结果受到了语文老师韦廷光的告诫,他在篇末用红笔批了几个大字:“文章要自己做,不要乱抄”!边上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对我的作文既未打分也没圈改。我甚为委屈,下课后气忿忿地去找他争辩,说明这首诗确实是我自己写的,他有什么根据这么批,说我是抄的?他却把我叫到走廊里悄悄对我说:“现在时局不好,写文章要小心些,这样的内容是不能在作文本上乱写的……”。原来他这么批就是要表示这首诗不是我写的、全是抄来的,以避免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给我带来麻烦。直到重庆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并于1948年被捕,重庆解放前夕和他的侄子韦延鸿,还有教我们数学的赵晶片老师,两人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齐被残杀在渣滓洞里,我是在牺牲于中美合作所的烈士名单上才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现特别在此记上一笔,以铭刻我对他们的怀念。

但这时,我已渐渐觉得仅靠作文课来写东西容量实在太小。就另用稿纸订了个本子,专供自己课外写作,更能随心所欲。不仅如此,看到当时学校里自发办起来的各种壁报社很多,自己的手也痒痒了,在高一下学期和同班同学佟伟等人也共同办起了一份壁报。大言不惭地竟取名叫《言涛》,我们几个人自编、自抄,搞得还挺来劲。就这样,记得我在这一年里,先后断续地写了有十多篇各类体裁的东西。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订的那个本子很快就丢失了,如果能够留到今天,翻翻自己当年写的东西,旧梦重温,一定是一件十分有趣和珍贵的事情。至少从我那些杂乱无章的主题选择和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1946-47年期间国民党统治区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思想究竟混乱到什么程度;或许由此也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两年中,年青的我、思想和生活道路竟然经历了如此大的跌宕和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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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南开中学读完了第一个学年,期末、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张数理化三门不及格的成绩单,必须留级。暑假回家少不了又挨一顿臭骂,但孩子太多父母根本顾不过来,何况家里又从来没有和小孩谈心交流、互相沟通的习惯,最后也就是甩下一句狠话:“再不好好读书给我做工去”!开学后我也就又回到南开重读高中一年级,由四九级降到了五○级。

由于根本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留级初期我虽然较前收敛了一些,还退出了《言涛》壁报社,可没过几个月又故态复萌。不同的是,这次是和班上另外三个同时留级的同学裹到了一起。我们四人无形中有个小头头,他当时的名字叫陈笑(注1),解放后参军改名陈滔,年龄比我大。他结识一些袍哥方面的朋友,常拉着我们私出校门去坐茶馆,在茶馆里会朋友,和他那帮哥儿们一齐海阔天空地吹牛、摆龙门阵。起初我只是觉得新鲜,似乎意外地接触到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也常和他一块去玩玩。在闲扯中发现他们谈的都是些哥儿们义气、打抱不平、遇事后如何聚众喝茶评理等类故事,听了心里感到某种发泄式的痛快,甚至觉得有点像我童年在旧小说里看到的侠义江湖的情景,让人解气,更有所吸引。接触的次数和频率多了,渐渐还学会了他们的某些习惯和嗜好,例如抽烟、玩麻将等等,倒是从来没有耍钱赌博、何况自己也没有钱。1948年3月末我们四个人又借晚自习时间一齐私自溜出了校门,在校外的一个茶馆楼上喝茶、打麻将、聊天,没想到这次被班长杨武盯了梢,带着学校训导处的人把我们逮个正着。按南开校规这是足够开除的,后来我才知道是陈笑托人去讲了个人情,三天后训导处公告四人全部勒令退学,训导主任叫关性天,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并于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当时他把我们都找到训导处谈话,正式通知了学校的处分决定,还批条给财务处写明我们办退学手续时,可按该学期实际已上课的时间不仅给退伙食费而且还退给学费。这种做法也是没有先例的,和我同时办手续的有一位自己自动退学的同学反而不给退学费只退伙食费。我当时也没问其中原故,心想能多退点钱总是好事,拿了钱就走。退学后不久,陈笑就转到附近小龙坎的市立二中上学去了,该校的前身是国民党青年军干部学校。我因没有地方去,又不敢回家,怕挨骂,每天还在南开中学原来的寝室里赖着住。用学校退还的钱在街上的小饭馆吃饭,饭后更常去茶馆找陈笑那帮哥们闲聊,或到书店里去乱翻,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汉。南开中学倒也没人撵我走,有一天,在校园里碰到关性天,他问明我当前情况后,又问陈笑的去向,我如实以告;他让我到他办公室,为我写了一封给市二中校长的介绍信,我拿着这信到市二中去还真的就被接收了。虽然说因为教室名额限制,只能进春季班,即再读高一上。但有个学校能在一学期的半截子收留我,我已心满意足了。至少有地方能管我吃管我住,可以暂时不用回家挨骂了,至于读哪个班对于我完全成了一个次要的事;何况,市立二中的学费比私立南开中学低得多,南开退还给我的那些钱虽然已经被我在半个月流浪似的生活中花费了一些,但交市二中的费用还是绰绰有余。就这样,我在市二中里又混了将近一个学期。期间,除了还和陈笑常在附近茶馆里闲坐聊天以外,无论关性天还是南开、以及市二中,谁也再没来找过我说什么事。总算把该学期混完,到了当年暑假我才敢回家。这时,我家也已由木洞搬到距重庆下水25里的唐家坨了。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愿意在市二中这种学校再留级读下去,暑假里经过自我复习,按家里的要求,考取了重庆清华中学高二插班生,顺利转学。自己也知道这样被南开勒令退学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从此和南开、市二中,以及陈笑那帮人也就完全失去了联系。只在1950年的某一天,偶然在公共汽车上和陈笑不期相遇,他已穿上解放军军装,并告诉我他改名陈滔,不日部队将开往贵州,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无任何联系(注2)。

我如此详细地记述了这段经历的几乎每一个细节,是因为就这短短的几个月,却对我今后几十年人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我进行审查的重点内容。因为解放后我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作为向党交心、忠诚坦白,就完全主动地、坦诚地,像今天一样详详细细地,向组织上叙述了我的这一段故事;而组织上也十分“稳妥”地把我自己说的这故事保存在我档案里,到肃反和文革来临时,它们又被翻出来成了领导和“革命群众”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分想象并随意发挥的炮弹。特别由于故事里有已被镇压的特务关性天,有身份不明及袍哥关系的陈笑,还有那个让人起疑的关性天多退学费、又为我介绍市二中读书等情节,可以想象和可供随意编辑的空间实在太大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十五六岁孩子自己向组织上说的故事,还有着当时多数白区青年学生情绪苦闷等时代背景,但政治运动是不管你当时才多大的,谁让你竟然这么幼稚和轻信,无保留地相信党、相信革命队伍里的群众,如此详细地说这些呢?更何况你还向组织上说过你有着过去是国民党员并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官的父亲、有现在仍在台湾的姐姐。自以为这是对党忠诚老实,襟怀坦白,没有一点儿隐私;可实际上完全是给别人送去了可以随意整你的枪子儿和炮弹,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手法把这些素材,加以重新组合、主观推断,从而编造出更加吓人的故事来!以至于使我一辈子背上了“特嫌”的罪名,直到文革中遭致家破人亡、妻死女散的悲剧后果,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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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1943年9月到1948年7月,这五年里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混沌的日子。12岁至17岁、本是人生最美好的花季时期,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天真而又追逐新奇,义愤却又不明事理,对社会看不惯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按说那时我的天资也不算笨,每次转学只要自己稍加努力,无论清华、南开等好学校,也无论是插班还是升学我都能考上。可我的中学却读得十分糟糕,如果从上海沦陷后曾就读的润德中学算起(虽然只读了一个月),前后读了六所中学,最后却还是没能毕业。不仅虚度了年华、蹉跎了岁月,特别是1947年末至1948年春,也就是和陈笑相混的那几个月里,更几乎走到了某种十字路口。对陈笑的底细我至今都不清楚;也许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然而、就当时的实际发展过程来说,一切又似乎是那么自然,那么地在自己不知不觉中、甚至是合情合理地发展着。这里既有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混乱和家庭教育上的某些欠缺等种种原因,就自己来说,由于童年一直偎依着外婆长大、缺乏生活的历练,一下子放到一种基本独自生活的环境里,面对这动荡而又混乱的社会,在内心不满却又幼稚的义愤冲击下,我就像一只没了舵的小船,混混沌沌地顺水漂流着,偏偏当时的河流里,又有那么多旋涡和险滩,随后的一切也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四川的袍哥是和青、红帮相类似的江湖组织。其基本群众原本也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用江湖的团聚来对抗社会对他们的欺凌。但当他们业已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后,各方势力就都想加以插手、控制和利用,因此它的上层又十分复杂。由于我和他们的接触时间短,并没真卷到里面去,只是见过两三个人而已,不然也许真可能出现更为复杂的事情。

不过,凡事也都有个“一分为二”。在这期间,由于社会本身的教育,我年青心灵里进一步积聚起来的民族义愤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感情绪,却随着当时政府的无能与社会的混乱在心田里滋长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所以乐意接触那些袍哥人物,也和我当时那种内心的苦闷情绪,企图寻找出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正是他们那种江湖侠义气质吸引着我,而这种气质又是我幼年在旧小说中所熟悉和欣赏的。也是这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使我随后转学到清华中学,在那种环境下较快地接受了革命道理、并最终参加了革命地下组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内在的诱因。因此有人说,正由于发生南开中学这段事,我才会那么快在清华中学参加了革命,现在还因此成了离休干部,所以这应该说是好事。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然而想想一生为此付出的沉重的人生代价,我也只能还以一脸苦笑而已。

12岁至17岁,是一段既短又不短的时间,也是一个人生旅途的启蒙和开始。而我却像一只带着幼稚的忧愤、茫然地在污浊的社会中寻找出路的蚂蚁,东撞一头、西踏一脚。这实际也是我的自身特点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反映:由沦陷区积聚起来的少年热血、稚气的正义感和青年的某种反叛性格;家庭中有关社会教育的缺失,以及自己书呆子似的简单思维特点……。无不在这里起着各自的作用。

当回顾人生旅程时,常会对走过的脚步产生许多遐想。我就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在这人生旅途的开端,我能像父母要求的那样好好读书,没有因荒废学业而留级,也没有后来又放弃学业去参加革命,那我就会在1953或54年大学毕业,而不是现在的1958年,就会在专业岗位上多得到4-5年的岁月,那……;或者我从那时起,就认真发展并磨练我在写作或文学上的兴趣,从此毕生从事文学事业,那可能……;又或许,我1944年13岁那年,在一片抗战热情的鼓舞下,那一次真的考上了国民党的少年空军学校,没有因体检不合格而淘汰,那又可能……;是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任何一条人生路的选择都可说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然而我的这一生也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旅途了。只是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果”或“也许”,有人还因此笑话我:“就你那直筒子性格,真搞了文艺,恐怕早被打成右派了,结果可能比现在更惨”!是啊,这话也对!人生的旅途就是如此飘忽不定,在这层意义上,个人的努力和人生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它却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

“满怀希望的赶路要比到达目标更好”(斯蒂文生《理想中的黄金国》)。至于机遇和得失那不过是历史在铸造你的人生故事而已!

关于应该怎样来认识自己的坦诚和向党交心,朋友们对此也有多种说法。有人就说我:既然你在南开和关性天等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向组织上说那些情况干吗?挨整也是自找的。这话听起来也对,只是不太符合我的性格。说句实在话,不管是对组织还是对朋友,我与生俱来的习惯就是坦诚相见,有啥说啥;至于对方以什么样的心怀来利用或对待我的坦诚,那是他的品德问题。也许可以说,这样确实使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但经再三思索,我却至今无悔。因为“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生活不是我的性格,话得也实在太累;无论何时做个襟怀坦荡的人,确实活得坦然、活得踏实,即使活得坎坷,心里也活得轻松!

转学清华,使我就此中断了和南开、市二中所有师生同学的一切联系。经过五十三年后,即2000年春天,重庆南开五○级校友联络组竟然在北京重新找到了我,并且希望我为当年出版的年级世纪聚会同学录上,写几句自我介绍和想对校友们说的话。我却是握笔良久、浮想联翩、真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寄出了下面这样一篇小文,在此全文转录:

“已是五十三年前(注3),在黑夜的山城里(注4):曾有一只迷路奔突的小羊(注5)、一叶随风飘忽的浮萍,来到了沙坪南开的校园。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是匆匆的过客,却也是人生的驿站;在回忆的海洋中,留下了几多惆怅、些许苦笑!
“黑夜里尽管来去匆匆,驿站中几个萍水相逢的名字(仅仅只是几个人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本人)(注6),却几乎伴随了我颠簸沧桑的一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竟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我的人生轨迹,…… 以至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说清:它对我的浮生旅程,究竟是喜是忧?乃或是祸是福!
“我难忘沙坪南开,她对我虽曾是那样地短暂,回味却是如此地悠长!在已越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萍水相逢的同窗,倘若还能有人——多少记得这一叶鲁莽飘忽的浮萍,我将万分惊喜!倘若业已淡忘,那也属完全正常!当今天,在举杯同饮这千禧甘醇的时光,请允许我,向各位昔日的同窗,衷心地道一声: 望旅途珍重!盼婵娟共有”!!

当然、这篇小小的短文绝对无法概括我16岁前后那一段随波逐流的混沌人生,更没有涉及到应该由此总结出的有关人生道路或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或体会。它只不过是当年一个年及古稀的老叟,在经历一生颠簸后,重又回味自己生命的脚印、咀嚼少年岁月时淌出的一段小小心曲吧了。因为,正如短文里所说的那样: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正是这段生活以及它的故事“竟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我的人生轨迹,…… 以至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说清:它对我的浮生旅程,究竟是喜是忧?乃或是祸是福!”

2004年我和杨武参加百年南开纪念后合影

虽然南开同班中绝大多数学友的模样,我已经在六十年的岁月磨蚀下基本想不起来了。但当时告发我们逃晚自习盯梢去茶馆的班长杨武我还记得,正是他的告发使我被南开中学勒令退学的。他高中毕业后参军,1955年考取北农大,57年在大学学习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省一个县城,后教书直到退休。现也在北京,住在中国农大他儿子家里。我们见面时常谈起我当年的荒唐,两人一齐捧腹大笑。现在他是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会中我最熟悉的学友了,每次聚会时,两人都畅谈不已。

真是:山不转水会转,这世界还真是太小了!

注:
1.陈笑、陈滔及杨武均为本文化名。
2.2010年1月11日,当我将《回味》(电子版)发给在贵阳的朋友李道济时,发生了一个奇迹,他告诉我,他认识陈滔,就在贵阳军区,只是有近十年没有联系了。经过他夫妇俩几番寻找,终于找到并亲自拜访了陈滔,全靠他俩穿针引线,1月22日我和瞻道在阔别60年后终于通过电话互相又“见面”了。
3.按1947至2000年计算,因为该文写于2000年。
4.指解放前的重庆。
5.因为我的生肖属羊。
6.指陈笑、关性天等,是历次政治运动都要对我审查的内容。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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