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抄家（一）
（一） “家具盲人”
抄家，语出《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 儿时我读到这节小说时，只把它当成是阅读古典文学，心里並没有什么恐惧感。(注释1)
直到1966年初夏，年仅十四岁的我，在青岛龙江路的老宅，亲身体会到了抄家的恐怖。在六月一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 论后不久，我的家被抄了。这些由江苏路办事处干部带领的“革命群众”，並没有如同曹雪芹笔下的王爷们那么彬彬有礼地让被抄家属回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 下破门而入，在我父母惊恐的眼前，把家里的财物钱币、古书字画、家具、钢琴、地毯……劫洗一空。从此，一提起“抄家”这二字，我便如谈虎色变，不寒而栗。
文革中的抄家，除了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刺痛的伤痕之外，还让我变成了一个对家具丝毫不感兴趣的人。我一生中曾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见过不少名贵家具：北京 城故宫里十三个朝代皇帝们坐过的龙椅、维也纳金壁辉煌的皇宫里陈列的路易十四古典家具、威尼斯圣馬可大教堂里雕刻精美的家具……但这一切，我都是漫不经心地随意瞥过，从来没有停下步来，把它们当作艺术品，以审美的眼光去细细地欣赏。
我对家具的漠视，更可从自己家里家具的来由略窥一斑。那是1986年的夏天，距文革抄家整整二十年之后，我在美国Biola University 大学毕业，与分离六年的内子团圆。我们在南加州橘县租了一个有一间斗室的小公寓，搬进这空荡荡的小屋后，我们这对穷夫妻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家具。
为了捡便宜货，我们去了一个存放旧家具的仓库，里面堆积了许多旅馆改造翻新时扔掉的破旧家具。我们在那儿捡了几把摇摇晃晃的旧椅子，两个台面上有曾经因放置旅馆房间台灯而挖了个洞的床头柜，一个用结实的木枓、粗糙的手工制作的笨重饭桌，一个旧床垫。买这些旧家具总共只花费了一百多美元。
冰箱是从马路边捡回来的。一个从越南来的难民电工帮助我们把它修好，只收了六十美元的修理费用。这冰箱有个毛病，每次关门时需要用脚踢一下才能关紧。从马 路边上捡回来的旧冰箱陪伴了我们八年之久，在这八年期间，我们养成了每次关冰箱门时用脚踢门的习惯，以至于后来我们换了一个新冰箱，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习惯性地用脚去踢那崭新的冰箱门。这踢新冰箱门的趣事，成了家里人相互揶揄的话题。
几年后，我们从小公寓搬进了新房子。从此，家里添置的家具我就从没有再过问了。勤俭持家的内子，总是会去淘些家具店里处理的有些瑕疵的减价家具，把家里佈 置得舒适温馨。但是在许多时候，在外工作了一天精疲力尽的我，回到家中没有注意到她新淘来的家具。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内子时常会指着静静地放置在家里一个角落的家具对我说：“这是几天前我打折买来的，你喜欢吗？”
（二） 我在美国“抄家”
不久前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让我这对家具丝毫不感兴趣的人，竟然改变了看法。这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是－－我在美国“抄”了家。但不同于文革时被别人抄了自己的家，这次是我“抄”了别人的家。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的一个美国友人邦妮的父母近几年先后去逝了，邦妮因为要翻修父母遗留下的房子，需要人帮忙去清理屋子。因为邦妮是单身，身体又有病，我便主动提出我们家可以出劳动力义务帮她清理。
这是南加州今年少有的一个焰热夏日，气温燃烧到华氏一百多度，在灼热的空气中，一个人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会汗流洽背。临出发前，内子把我挡下说：“这大热天的，你这癌症病人最好别出门。况且你又干不了体力活，去了碍事，还是待在家里吧。” 说罢她与小儿子Mark二人驱车而去，留下我一人在家。
下午二时内子打来电话，告诉我清理工作一切顺利，但仍有许多活要做。电话中她征求我的意见：“邦妮想把她父母遗留下的一些家具送给咱们，你若是同意，请马上打电话给老徐，劳驾他开他那个卡车来装载这些家具，因为我们的车子太小，装不下这么多家具。”
“家具？我们为什么要家具？” 我在电话里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的。我持否定的原因很明显：一是多年来我从来就对家具不感兴趣，二是这件事来的这么突然，我不确定可以马上联系到我的青岛老乡 老徐，央求他开着他的卡车，在这赤日炎炎的酷暑天去邦妮家拉家具。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身患末期癌症的病人来说，冷不丁地添置这么多家具，简直是一件多余的烦恼。
听到我冷漠的反应，内子知道我对接受邦妮的家具並不感冒，但她没有设法说服我，只是在电话里淡淡地说：“你再想想吧，若是你改变了主意，能够联系上老徐，就请他开卡车来一趟。这样可以及时帮助邦妮把房子腾出来，因为明天工人就要开始施工修整房子了。”
内子最后的一句话提醒了我。邦妮不久前曾经让我看过她整修她的父母房子的蓝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工人需要折掉好几面室内墙壁，重新规划房子内的格局。倘若室内仍然留有家具，会阻碍工程顺利进行。
想到这儿，没有多加思索，我即刻给老徐打了一个电话。老徐是一个典型的助人为乐的青岛老乡，他豪爽地在电话里应允：“没有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出发，请把邦妮家的地址发到我的微信上。”
傍晚天快黑时，老徐、内子及儿子分别开车回来了。当我走出大门迎接他们时，一下子被跃入眼帘的场景惊呆了：老徐的白色卡车上载滿了家具，它们被捆绑堆积在一起，仿佛一座小山。看着大汗涔涔的老徐与儿子把这些堆积如山的家具一件件从卡车上卸下来搬进家里，一丝奇怪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油然而生：我把友人邦妮的家给“抄”了。
当老徐与儿子把从邦妮家里“抄”来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具放置在家里不同的角落后，我感觉上帝好像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把半个世纪前在青岛龙江路老宅被“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抄家抢走的家具，在太平洋彼岸的南加州，又送还给我了。
少年时在青岛老宅里遭遇的那场抄家，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一道痛苦的创伤。多少年来，我刻意地把它隐藏在内心，企望它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淡忘。然而，从友人邦妮家里抄来的这些家具，意外地把沉淀在心底多年的记忆翻搅出来，使我这个“家具盲”突然睁开了眼晴，发现自己的家仿佛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我猛然悟到，原来精致古典的家具也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明与残暴、人性的高尚优雅与猥亵污劣、人情的爱与恨。
（三） 父亲的书桌
从邦妮家“抄”来的家具大都是用海南黄花梨红木制成。黄花梨是中国海南特有的一种珍稀木，这类木材现今已经绝版，成器的家具只能在拍卖收藏市场交易上买 到。在邦妮的这些家具中，我这“家具盲人”被一个黄花梨红木书桌所吸引，因为这个书桌与半个世纪前“革命群众”从青岛老宅阁楼上父亲书房里抄走的一个红木书桌极为相像。它们好像是出自于同一位技艺精湛，经验深厚的老艺人之手。
这个“失而复得”的红木书桌的材色均匀，从浅黄至暗红褐色，有着神秘微弱的光泽，散发幽雅沉静的气质。书桌的的桌面，是由一整块海南黄花梨红木制作出来 的。由于在海南的黃花梨树生长得很慢，估计这桌面的原材料来源于一棵生长了几百年，直径有两米左右粗的老树。桌面上的木纹斜而交错、变化丰富、晶莹剔透。 我禁不住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桌面，体会那温润如玉之感。书桌左右两侧各有四个抽屉。打开这些抽屉，发现每一个都是精雕细刻的作品。拉抽屉的手把不是通常木工钉上去的零件，而是在一整块红木抽屉面上雕刻出来的。整个书桌是木榫结构，找不到一个铁钉。
我们把这个黄花梨红木书桌放置于起居室面朝山下的一个窗前。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与这“抄”来的红木书桌相比，家里其它的那些从仓库或者减价店“淘”来的劣质家具都显得相形见绌了。
送走了疲惫不堪汗流浃背的老徐之后，我坐在这个质朴美观、幽雅清新的黄花梨红木书桌前，向窗外望去－－夜幕徐徐降临，山下万家灯火在黑夜中闪烁，一轮明月挂在深静的高穹之中。在这万籁俱静的夜晚，我的思绪穿越了时空，回到半个世纪前，再次目睹了父亲在青岛老宅中的那个红木书桌的命运。
那是父亲生前非常钟爱的红木书桌，他把它放置在老宅阁楼上的书房里。书房是我们孩子们不得入内的禁地，平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这儿闭门读书。年幼的我因 为好奇，曾经偷潜入这个神秘的所在窥探。当我溜进书房里时，即刻被四周墙壁书架上存放着的上千册外文书藉所震撼。而书房中央的巨大红木书桌，更加重了空气 中庄肃宁静的气氛。虽然当时我因年少无知，没有什么雅兴去鉴赏它奇巧紧密的木纹、精雕细刻的工艺，但我还是被它所散发出的清雅绝尘的气质所感染，小小的心里竟生出了些许痴迷……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它与外面世界里喧嚣的阶级斗争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四）教堂变赃窝
这个令儿时的我神往的红木书桌，最终没有逃脱文革初那场席卷全国的抄家风暴。它随同青岛龙江路老宅里的所有家当，被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们装进了十几部解放牌大卡车，浩浩荡荡地运进了青岛著名的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St. Michael’s Cathedral) 。
青岛圣弥厄尔教堂，由德国设计师兼神父Father Alfred Fr?bel 在三十年代设计，建立在青岛殖民老城的中心置高点，在殖民时期与民国时期，曾经是山东省的最高建筑。这个具有哥特式和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大教堂以黄色花岗岩 石彻成，外形庄重而朴素。教堂的两侧各耸立一座钟塔，塔尖上各竖立一个巨大十字架，塔内悬有四口大钟，鸣奏的钟声可传遍青岛老城的每一个街角。
圣弥厄尔教堂于200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每年成千上万游客参观的热点。当今充斥在网络上有关它在青岛历史上占有重要建筑地位的文字不 可胜数。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庄严神圣的教堂，在文革中曾一度亵渎地变成了一个窝藏赃物的仓库。一群披着“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外衣的现代江洋大盗 们，把从全城富有市民家里抄来的家具与贵重物品，统统用汽车拉进了这个圣殿里的大厅内。他们在祭台上方手托地球的耶稣、拿着十字架的圣约翰、圣母玛丽亚、 以及众多天使的注视下，悄然地进行着也许是青岛历史上最有组织、最有系统、最肮脏的巨大分赃勾当：瓜分这些从全城富有家庭抄来的不义之财。
（五）落实政策
1974年，邓小平在出人意料的第二次复出期间，出访了美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闭关锁国的中国要与世界重新接轨。为了推行他的“整顿生产发展经 济”的治国理念，邓小平下令在国内开始为许多文革中的冤案落实政策。由于当时“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国家的主要媒体，人们大都还生活在文革延续下来的极左思潮之中，许多地方上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们很不情愿执行这个落实政策的“圣旨”。
那年夏天，我接到青岛江苏路办事处一位陈姓女办事员的口头通知，说是我的父母被落实政策了。她告诉我，有几件八年前从我家抄走的家具仍存放在天主教堂里，现在我可以代表已经死去的父亲去把它们取回来。
这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自从十四岁家里被抄得一贫如洗之后，八年过去了，我从未奢望自己能有机会再见到那些被抄走的家具。在这八年期间，我已经习惯生活 在一个没有家具的环境里：插队潍县时，我睡在农民的炕上，简陋的泥屋里除了一个锅灶与吃饭用的小板凳外，没有家具。在寒亭县城文化馆宣传队时，与几十个宣 传队员睡大通铺，屋里没有家具。在潍坊市文工团工作时，我们七、八个外地的年轻人晚上睡觉的床，白天变成了文工团人们坐着斗思批修学习最高指示的办公椅床，那儿没有家具。“家具”这两个字，已经从我心中的字典中删除了。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我从棭县路菜店借来一辆两轮地板车，沿着市区起伏不定的街路，拉车向坐落在老城市中心浙江路的天主教堂走去。一路上，一个弱弱的声音缠绕在耳边：“待会儿我可以找到父亲的红木书桌吗？”
（六）上帝与魔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德国人建筑的天主教堂。幼年时听老人们说，圣弥厄尔大教堂的内部金壁辉煌、神圣庄严。虽然我小时候从未走进过它，但每次路经此地，总是怀着仰慕与好奇的心。然而，当我走进教堂，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与我的想像截然相反的画面。
教堂朝南的正门自文革初始就被封闭了，我是从西侧门进入的。一个守仓人引导我穿过昏暗的走廊，来到教堂的中心大厅。大厅里光线很暗，上空悬吊的七盏巨大的铜雕灯无一发射出亮光，有如七个寂悄的幽灵，悬空在人们的头顶。大厅的墙柱上有几个点亮的壁灯，凄凉地发出萤光虫似的微光。唯一可以借助的光源，是穿透大厅上方几个彩色玻璃窗射下来的阳光。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云山雾罩的怪诞境界，一个上帝与魔鬼对峙的两极世界。教堂的地面上断壁颓垣，污浊混沌，到处堆积着缺腿少胳膊的破烂家具，它们是“革 命者”们瓜分了掠夺的财富之后的残羮剩饭。教堂的上空，头上带有光环的主耶稣，与圣徒约翰、圣母馬丽亚以及许多天使们，腾云驾雾在天堂上极目遥望。
“到了，就在这里了”，一脸阴森的守仓人指着地上的一堆废墟，以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也许文革八年来，他已经习惯于热情地接待前来分赃的那些“工农兵革命群 众”，现在他的脑袋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为什么这世道突然变了，上级领导要把这些从“破四旧”夺取的胜利果实，归还给它们的旧主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 们。
（七）一个被遗忘的历史
顺着守仓人指的方向瞧去，在大厅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我看到了一小堆破碎家具。它们是经过八年来的分赃后，革命者们看不上眼，不屑一顾的几件家具。显然，父亲书房里的那个曾经令我神往的红木书桌没有在这堆废墟中。虽然略有失望，我还是幸庆失而复得了父亲的几件旧物。
我看到斜躺在这小堆家具上一个眼熟的四扇折叠屏风。记得这个紫檀木屏风曾经放在老宅父母亲的主卧室里。每天清晨起床后，我都会走进父母卧室的门口，隔着屏风向父母亲请安：“爸爸妈妈早晨好！”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66年夏天老宅被抄的那一天。也许是这个紫檀木屏风上的铜黄色丝绸已经百孔千疮破烂不堪，古老的紫檀木也因长久弃置于灰尘中而失去了昔日的光泽，这使得它逃脱了分赃人的眼目而幸存下来。
压在这折叠屏风底下的，是一个紫檀木架子。这是一个现代鲁班制作出的精品。它采用的紫檀木呈暗红褐色，架子外观线条流畅，木纹质朴美观。记忆中父亲在这架 子上摆了几件清明古董瓷器，更使得这个紫檀木架增加了古香古色的意味。我至今也搞不懂为什么这么一件木制精品竟然没有被革命者们看中，也许他们那时还没有雅性，不知道如何去鉴赏这个艺术品，认为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上面摆不上多少东西而遗弃在这儿了。
在这小堆废墟里，我还意外地扒出了一件日本瓷器。这是我儿时印象深刻的一件瓷器，因为父亲把它摆在客厅的三角钢琴上，每次我练琴时，这个印有浅淡色彩的牡丹花瓷器是我的唯一听众。它的底座刻印有中文“日陶”，以及英文Noritake China的字样。瓷器上的牡丹花色彩文雅，由粉红、黃、白色混合交织在一起。与家里的那些名贵明清古董瓷器相比，这个气质柔和朴素的日本瓷器很不起眼，或许这是它没有被革命者带走的原因。（注释2）
在仓库看守人的监视下，我把这几件旧物小心翼翼地装到地板车上。在搬运过程中，我好奇地走到封闭八年的教堂正门入口处，看到进门处的墙壁上，醒目地刻印着天主教的著名十诫。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其中的两诫上：“不偷盗……不贪他人财物。” 心想，不晓得在过去的八年期间，频繁进出这个天主堂，昧着良心把成堆的赃物拿回自己家的人们，是否看到了上帝的这两条诫命？（注释3）
光阴荏苒，当年参与青岛抄家，在天主教堂分赃的人，现在应该都已经是六、七十岁左右祖父母级的老年人了。他们的家中，现在仍然摆设着那些抄来的不义之财……也许是一个名贵的明清古董，也许是一具家具，也许是父亲书房里的那个红木书桌……。我在想，这群年衰垂暮的老人们，每天在家里瞪望着这些带不进棺材的赃物，他们是否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有过一丝的忏悔？
这是青岛历史上令人蒙羞的事件－－一个敬拜上帝的圣殿，竟然一度变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抄家指挥联络站。从全城上千个富有的百姓家里抄来的家具及贵重物 品，源源不断地运抵到这个库存中心。涉及参与抄家、分赃的人，很可能成百上千。然而，这段玷污圣殿的不光彩历史，现在好像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而净，在当今资讯满溢的网络上，罕有文字记载。我在百度上搜寻了一下青岛天主教堂的资讯，在众多条介绍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文章中，仅仅可以找到这么一句清描淡写的记录：“文革时……这里成了仓库。”
（八）抄家的印记
时隔半个世纪的两次抄家，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文革中的抄家，使我从一个青岛城内颇有名望的富裕家庭的“富二代”，沦落为身无分文的“贱民”。它抄出了人性中的贪婪、险恶、猥亵与污劣。但它也让我发现，原来在这世界上，有太多与我一样穷困潦倒，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贫穷、饥饿、无助，与他们同群一体，同舟共命，使我从此对他们产生了同情恻隐之心。上帝籍着那次抄家，在我心里种上了一棵向善与爱的种子。
不久前在美国的第二次“抄家”，出人意外地“抄”出了许多文革抄家时失去的珍贵家具。它不仅“抄”出了人世间的友情与爱，也“抄”回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 坐在从友人邦妮家“抄”来的黄花梨红木书桌前写这篇文章此刻的我，眼前浮现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画面：二十二岁的我手捧着牡丹花日本瓷器花瓶，离开青岛圣弥 厄尔天主教堂的大厅，回头最后看了一眼在大厅正上方高纵云端的耶稣像。不同于我后来游历世界许多著名大教堂时看到过的耶稣像，在这幅画面中，我感到主耶稣的眼神从未如此悲痛，如此深沉，而又如此充满了怜悯与宽恕。
注释1：节摘自《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的一段精彩描述：
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带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 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来说：“不好了！我正和姐儿吃饭，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我听了几乎吓死！正要进房拿要紧的东西，被一伙子人浑推浑赶出来了。这里该穿该带的快快的收拾吧！” 邢王二夫人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样才好。独见风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
注释2：这个印有牡丹花样的日本瓷器现存放于我在美国的家中。Noritake China 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陶瓷器上市公司，它制作的陶瓷器享誉全球，品牌具有独特的古典和优雅內涵。
注释3：天主教的十诫是人类理性与良知的主要道德律，是使人的生命逐渐达至圆满生命的法则。它是做为一个信徒必须了解的“爱的法则 law of love”， 这个“爱的法则”也是道德标准的第一项原则和来源，它包含了“所有的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第一诫 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第二诫 不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
第三诫 守瞻礼之日和主日。
第四诫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第五诫 不杀人不害人。
第六诫 不行邪淫。
第七诫 不偷盗。
第八诫 不妄证不毁谤人。
第九诫 不贪图他人妻子
第十诫 不贪他人财物。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的十诫，仅仅是爱的最低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本身需要远远不止简单地遵循这十诫 。
写于二零一四年， 十月二十四日
作者常约瑟自我简介：
1952年生于青岛。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山东潍县插队落户。1971年考入潍坊市文工团， 担任小提琴，钢琴，手风琴师。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198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1986年毕业于美国加里福尼亚洲的Biola University，主修财会企业管理。 1986任职于美国农夫保险公司会计师。1995任职于苏黎世保险公司北美IT财会预算分析员，经理。 2013年三月因患末期癌症离职后，开始中文写作，在新浪微博、海外文轩、 博谈网、华夏文摘上发表散文，并在“境界”杂志上开设专栏，读者点击数一千多万次。现定居美国南加州钻石岗，是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第九章 抄家（二）
几天前从微信中获悉，我的老友王基林医生因患重病，被送进青岛医学院脑科医院做了手术，目前正在康复中。思念之下，写了这篇抄家续文，希望他康复之后，可以读到这篇文章中记录的一些与他有关联的往事。
“大朋友”王基林
我与王基林医生的友谊可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六四年。那年我十二岁，正在青岛大学路小学唸五年级。他是我三姐常安斯在青岛医学院的同学，经常来我家玩。他比我要年长十多岁，酷爱音乐，喜欢拉小提琴，而我那时虽然谈不上酷爱音乐，但遵循母亲的旨意，仍在学习钢琴。
认识这位喜爱音乐的青医大学生时，我正值青春反叛期，在举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声中，小小年纪的我被洗了脑，糊涂地认为弹钢琴是资产阶级享乐的产物，整天与母亲过不去，平时不认真练琴，也不想去钢琴老师王重生家上课了。
母亲知道我生性执拗，牛脾气上来了家里任何人都无法相劝。于是她搬来了一个救兵，三姐的这位大学同学王基林。就这样，在那段青春反叛期间，当我心不在焉地练习钢琴时，房间里有时会多了一位热心的听众。他並没有说教式地对我讲大道理，只是默默地坐在房间的一角听我练琴。逐渐地，我对这位大学生有了好感。他像是个大顽童，一点大学生的架子也沒有，和我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小男孩很能谈的来。他成了我的一位“大朋友”。
其实母亲坚持让我学习钢琴，並不是她喜欢音乐。她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多年闭门蜗居于龙江路老宅。但在文革爆发的两年前，母亲就已经嗅闻到举国上下日趋紧张的极左气息，她预感到我这个被社会贴上了“资产阶级出身子女”标签的小儿子，在未来的升学、工作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不公平的竞争与待遇。至今我仍然记得她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有一技之长”。母亲说的这“一技之长”，就是学习钢琴。对于大多数生长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奢侈的梦，而我生在福中不知福，对自己享有的这个“特权”並不珍惜。
至今我也未曾向我的这位“大朋友”打听在半个世纪前，母亲是如何央求他来引导我这个冥顽不化的青春期少年的。不管怎样说，母亲的这一招很灵。记得他喜欢拉法国作曲家圣桑写的小提琴曲《天鹅》，有空时就让我给他弹钢琴伴奏。当我练好一首钢琴曲目时，他会由衷地赞赏几句。通过与他的互动，青春期心灵孤独的我，找到了一位知音。我对母亲“两条腿走路，有一技之长”这个教诲，也改变了态度，不再持有反感对抗的情绪了。我与这位“大朋友”王基林自此成为世交，尽管我们之间有着十几年的年龄差异。
我爱上了钢琴
在母亲的“幕后策划”以及大朋友王基林的正面“诱导”下，我爱上了钢琴。六年级我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钢琴前，如醉如痴地弹上个两小时。十三岁的我，大脑神经还在发育，对美妙的弦律与和声异常敏感，经常由于听到新頴的曲调与和声而在脑海里产生色彩缤纷的幻觉。这种强烈的色彩性的幻觉，有时让我的脑子在六年级的学校课堂上开小差走了神，听不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
1966年上半年，我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青岛是音院在全国几个重点城市设有考试点之一的城市。在五月春暖花开的一天，我兴奋地来到离家不远的优美的山东海洋学院校园，考场设在校园里的一个平房教室。考官是一位音院附中教师，郑丽琴老师（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的夫人）。她首先测试了我的视唱练耳，让我凭着记忆打出她示范的节奏，並且让我唱出她在钢琴上弹奏的一些短旋律及分辨出不同种类的和声组成部分。我弹的考试曲目是车尔尼Opus740里面的一首左手练习曲、翟维改编的钢琴曲《洪湖水，浪打浪》、以及一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我通过了考试，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幸运儿之一，拿到了进入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入学通知书。
郑老师对我寄于厚望，她在离青返京之前，破例对我这个准音院附中学生做了家访，她咛嘱我在暑假中刻苦练琴，为自己做好秋季入学前的准备。我兴奋不已，梦寐以求自己有那么一天，将成为像刘诗昆、殷承宗一样的世界级钢琴演奏家。我向郑老师保证，秋季进入音院附中后，一定不辜负她的期望。
郑老师离开青岛后，有一天我去大朋友王基林家里玩，在他家里的钢琴上看到两本纸张发了黄的旧乐谱，乐谱的封面是深褐色的硬纸板。我好奇地打开这两本旧乐谱，原来是民国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上下两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我问王基林是否可以把这两本乐谱借给我学习，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向他保证，自己会小心翻阅这两本珍贵的旧乐谱，待我看完之后，一定“原壁归赵”。
回家后，我立即如饥似渴地视奏这两本厚厚乐谱里面的曲子。找到了过去只是从唱片里听到的几首贝多芬奏鸣曲。其中我最喜欢的，是f小调《热情奏鸣曲》。这是一首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奏鸣曲，我被曲中炽火般的热情、热烈紧张的旋律而感染，禁不住地动手自学自练起来。（注释1）
这个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呈示部，是由一个阴晦、悲剧性的主题发展出来的，它的主要主题，是由两个戏剧性的对立动机而组成：第一个动机压抑、悲壮，令人感到危机四伏，好像预兆一个不详的事情即将发生。第二个动机企图超脱出苦难的深海，揭示出人类对自由、光明的渴望。
我的命运，不幸被贝多芬在二百多年前写的这首名曲所言正。在我当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准学生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把那也许是在我一生心里曾经怀揣过的最高世俗理想，化做一场春梦。在六月四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不久，我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封来信，通知我此次考试作废，音院停课闭门闹革命。
阁楼墙洞里的秘密
音乐学院考试作废的通知书，正如《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题里所暗示，只不过是我的厄运的前奏。接下来，我的父母被江苏路办事处的“革命群众”批斗，龙江路老宅被抄家，家里的全部财产被“革命群众”瓜分，我的父母被扫地出门。
最难忘的是家里第一次被抄。那年的青岛八月天，热的像个地狱，被最高领袖的“伟大号召”与极左势力煽动起来的“革命群众”们，在炽热的气候中显得异常凶悍。他们在街道主任张秀贤带领下，慷慨激昂地高呼着“打倒常子华，打倒梁今永”的口号，闯入了宁静的龙江路32号老宅，肆意妄为地抄起家来。
十四岁的我，被这群突如其来的暴徒吓破了胆。我悄悄地溜进通往阁楼的楼梯下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厕所，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惊恐万分地在那黑暗的厕所里呆了六、七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在担心外面年迈父母与有脑残疾的五姐的死活，又生怕自己被外面的暴徒们发现，被当作“狗崽子”拖出去痛打一顿。
在这黑暗的厕所避难期间，还有一个令我坐立不安、焦心如焚的顾虑：我担忧从王基林那借来的那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的安危。因为在我溜进厕所之前，我看到一群歇斯底里的“革命群众”在院里点烧了一堆火，他们屋里屋外来回的奔跑，把父亲的许多中、英文藏书、唱片、古董字画扔进火堆里焚烧。我担心若是他们把那两本旧乐谱也一并扔进火堆，我将无颜再面对大朋友王基林。
我躲藏在黑暗的厕所里，直到天黑，听到外面嘈杂的脚步声与人们的喧嚣声渐渐消失远去，才悄悄地走出厕所。映入我眼帘的，是洗劫之后的家，一个珠残玉碎、一片狼藉的家。我生活了十四年的那个妍雅书香、温馨优雅的家，面目全非。
我在厨房找到了年迈的父母和有脑残疾的五姐。我的出现，使受尽凌辱蹂躏的父母略感宽心。那天晩上，等到父母与五姐都睡着了，我偷偷地爬起来，躡手躡脚地溜进了我平时练琴的房间。我想去寻找一件东西。
我想寻找的，不是父亲收藏的那些精致无比、琳琅满目的明清古董。这些珍贵的古董，虽然在第一天的抄家中被抄走、砸碎了许多，但仍有零星漏网，散落在老宅家中不同的角落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件，倘若拿到今天的拍卖市场叫卖，也许都会价值上百万元。
我想寻找的，是那两本不値钱的旧乐谱，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
我走进了平时我练琴的那间房屋。房间中间的地板被撬开一个大洞，原来这群财迷生窍的“革命群众”，误以为父亲在家里藏有许多黄金，他们在好几个房间猛撬地板，四处搜寻，但大失所望，一无所获。我绕过被撬开的地板，把脚下的几个色彩艳丽的明、清景泰蓝古董踢到一边，径直朝放置钢琴的角落走去。
钢琴旁边的留声机已不见踪影，估计是被人抢走了。存放唱片柜子里的大部分唱片都被砸碎或烧焦了。我看到《洪湖水，浪打浪》曲谱散落在地上，但没有把它捡起。我继续搜索，终于在一堆杂乱的书堆里，找到了那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我还看到地上遗留下一张唱片，是柴科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把它一并捡起来。（注释2）
也许是这两本旧琴谱的黄纸张太显陈旧，在那些“革命群众”的眼里如同废紙，使它们得以在惨烈的第一次抄家中侥幸逃脱毒手，没有丧身于火堆之中；也许是上帝为了保守我的天真童心，给我留下一个机会去履行我对大朋友王基林许下的诺言；我两手紧紧捧着这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与那张《柴科夫斯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唱片，摸着黑悄悄地爬上楼梯，走进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在这个房间的一面墙的下方，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墙洞，这个墙洞被一个小方木板复盖。打开这个小方木板，就可以钻入墙内。我曾经见过父亲钻进这个小墙洞，去修理在天花板顶层上的电线。
墙壁上的这个洞非常小，我需要匍匐在地，侧着身子才能爬进去，我把两本旧乐谱与唱片小心翼翼地藏到离洞口三米远的一个黑暗的隐蔽地方。爬出洞后，我把小方木板放回原处，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没有人会发现我的秘密。
“完壁归赵”
抄家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有风风火火、群情激奋的“革命群众”，来到老宅，以“破四旧”的名义，打、砸、烧、抢、偷，无恶不作。院子里的那堆火，燃烧了三天。院里的铺地青石砖，被熊熊烈火烧成黑色。父亲的上千本中、英文书、包括一套稀有的精装版大英百科全书、圣经、唱片、古董字画，全部都被扔进了火堆，付之一炬。那些天我心里七上八下，揪心扒肝，生怕我偷藏在墙洞内那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被人们发现，也遭受到被扔进火堆里的厄运。
幸运的很，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没有发现我的秘密。在老宅被洗劫一空后，我跑去阁楼那间小屋，钻进墙洞，把藏在里面的两本旧琴谱与唱片取出。
这是我在文革抄家中，从父母的众多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书籍中，抢救出来的唯一“宝物”。当我把这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琴谱送还到王基林家时，他没在家。我把这两本旧琴谱放在他家里的钢琴上，没有留下字条，便离开了。
我从未向王基林提到文革抄家时阁楼墙洞里藏书的这段惊险经历，当时他可能甚至没有查觉到那两本旧琴谱已经“完壁归赵”，重新出现在他家里。但对于自己儿时忠实地履行了对大朋友王基林许下的承诺，我一生中每每想起，都甚感庆幸欣慰，並引以为傲。
注释1：自从文革被抄家之后，我一生就再没有练习过贝多芬的这首《热情钢琴奏鸣曲》。少年时自学自练这首奏鸣曲的那段短暂时光，成为我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注释2：我与这张柴科斯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唱片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二年后文革结束，高校重新开始招生。1978年，我以二十六岁的“高龄”，踏上了十二年前走过的路，重新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我选择的考试曲目之一，就是这首柴科夫斯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专业钢琴老师指导的条件下，这张在文革抄家中保存下来的唱片，帮了我这个“业余海派”钢琴考生大忙。我反复听这张唱片，试图从中理解这首协奏曲的音乐风格与涵意。
写于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二号。
第十章 母亲梁今永的娘家
母亲梁今永的娘家是老青岛的一个大家族。从这个大家族的兴盛与败落，可以追踪到老青岛及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印迹。在我生活在中国的前半生，我被告知，母亲的娘家在“万恶的旧社会”是属于不光彩的剥削阶级。这个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复杂，不是儿时我心中慕羡的那种革命家庭。
像我这一辈生长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国人，对“革命”这个名词，大都持有一个狹隘的理解。我们的脑子从小就被灌输，革命是一个暴力运动。我们被要求背诵毛泽东的一段著名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我从未料到，其实革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由美国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里，是这样解释革命定义的：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form or nature of a government or societal way of life. A revolution can be a violent one that completely changes a form of government, such a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It can also be nonviolent yet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lives of people, such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r other great changes brought o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释成中文：“革命的定义， 是在政府或社会生活方式本质上的根本改变。一场革命可以是通过暴力去彻底改变一个政府，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也可以通过非暴力的行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工业革命或者其他技术创新带来的重大变革。” （注释1）
按照这个定义去重新审视母亲梁今永的娘家人，我发现原来老青岛的这个梁氏家族，並不是我小时候所认为的那个被唾弃的“剥削阶级”。他们之中有些人，年轻气盛时卷入了推翻满清王朝与国民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洪流。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在商业、教育、人文、宗教、科等领域里、以非暴力的行式，把他们的热血与生命，撒落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对生活在上个世纪的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是一代被人们忽视的“革命者”。
与母亲同辈的梁家族人都早已逝去，对于母亲那一代人的往事，我知道的仅仅是些支离破碎的人与事。这一系列文章，是把我对梁家人的一知半解写下来，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激起散布在世界各地梁家后人的兴趣，搅动起沉淀在他们脑海中的记忆，启发他们挥墨落纸，把梁家人的故事搜集、编写出来，以此向梁家的上代人表示敬意。
梁泽威 (1844-1901)
梁氏十八世，名定仪，号介亭。广东唐家人，即现在的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母亲梁今永生前从没有见过她的这位祖父梁泽威，因为他在母亲出生十四年前就离世了。十九世纪中叶，山东是粤商在北方沿海地区经商的重要地区。这些广东商帮以济南、烟台、青岛为中心，开展南北物资贸易与现代工业生产，建立商号与会馆组织，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梁氏老家唐家村里有几个乡人北上去了烟台，村里流传着他们在烟台发迹致富的传言。正在田里务农的梁泽威听后动了心，他也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下碰碰运气，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的家境贫穷，凑不出长途跋涉所需的盘缠。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年轻的农民梁泽威策划了一个极其冒险的”长征”。他以母亲陪嫁的两个小银元宝为本钱，在北上山东的漫漫路途中，做起了货郎。头脑精明的他，每走到一个村镇，就肩挑货担，“嘿得隆咚”地沿街摇鼓叫卖。他在当地买些土产品，再把它们卖给下一个旅程点的村民。他的这一招很灵，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大部分的中国农村交通不便利，缺乏区域性的商品交通。
现在无从考察，这个具有超人意志的广东唐家人梁泽威，爬了多少山，过了多少河，走的是哪条线路、花了多少时间，才完成了他的北上“长征”。后人只晓得，梁泽威是在大约1865年到达烟台，他被仅仅开埠四、五年的烟台繁荣景象所震撼。当时的烟台，是十九世纪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英、美、德、日等十七个国家先后在烟台设立领事馆，许多外国商船把洋货洋品带上岸来。（注释2）
有商业头脑的梁泽威看到了上天赐予他的商机。他在二马路临近海港码头的地方找到一个小店铺，利用他在“长征”途中当货郎所得的少许银俩，开了一个小百货店。梁泽威不会讲外语，但他毫无畏惧，凭借手式与笑容，与前来他的店铺的各国洋人打交道，与他们以物换物（当时的货币交流还没有普及），从事起进出口百货生意来。
梁泽威很快就以他的好客与诚信赢得了顾客们的好感和信任。他的小店吸引了许多从外国商船上岸的水手、商人与游客。他从这些洋人手里买进糖、烟、酒、食品罐头、奶制品、化妆品、绒线等日用品，把这些洋货品在中国内销，並远销朝鲜。他也把中国出产的土产，诸如花生、大豆、丝绸等外销到欧美。他在朝鲜汉成、仁川、元山设有商号，名曰“怡泰”。国内除了烟台，他在沈阳也设有分行。
在与外商做百货进出口生意时，梁泽威发现许多外来的船舶停留在烟台港口久日之后，船上餐厅里的面包开始缺乏。为了让外商与船员们吃上他们喜欢的新鲜面包，他从天津以高薪聘请了两位面包师傅，专门为停舶在烟台港口的外商船供应新鲜出炉的面包。
他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兴隆，顶峰时期，他购置了二条小火轮(小型轮船)，往返于天津与烟台航线，满足内外的供需。
这个来自广东唐家镇的农人，凭着他的顽强意志、精明的商业头脑，成为清末时期在山东与朝鲜之间的一个著名粵商。他涉及的生意，除了进出口百货与食品加工，还有钱荘。老烟台人因此称他为“梁百万”。
梁泽威育有二子三女。他的这五个孩子都是子孙满堂，仅两个儿子戴昭与远昭，就养育了近三十多个子女，梁家自此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我的母亲梁今永，是梁泽威的次子远昭的女儿。
梁泽威生前喜爱收藏古董文物。他的次子，梁远昭，号善川，也承传了父亲的这个嗜好，一生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古物。现在青岛博物馆珍藏的几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就是我的外祖父梁善川与母亲梁今永在五十年代把家传的古物捐赠出来的。从本文附加的照片上看，这个刀币上似乎刻有五、六个字，据说六字齐国刀币是稀世珍品，市价值上百万人民币。
我的这位外曾祖父梁泽威只活到五十七岁即早逝了。但他骨子里的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勇于创新的“革命基因”，遗传到梁家的众多后人。
注释1：“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pectrum Encyclopedia, 1991 Ed.
注释2：烟台在1861年开埠后，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这比德国人1897年占领、开发胶澳海湾的青岛村，提前了三十六年。
（待续）
转自《海外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