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约瑟：青岛是个海（15～16）

母亲多年后在这张照片上题了几个字：1955年“归来” 41岁。

第十五章　邻居陶忠裕女士与家人

（一）小学同窗叶青

在我家青岛龙江路三十二号老宅的北面，有一幢民国时期盖的老别墅——信号山路八号。儿时从我家小阁楼的后凉台向北望去，经常能看到一个衣着朴素的妇人在这个邻家的院子里晒衣服和被子，但我从来没有与她隔空讲过话。

一九六三年我在大学路小学读五年级时，有一次班主任蔡培业老师让我去一位女同学叶青的家里探访一下，因为她好几天没有来学校上课，她的父母也没有为她请假，蔡老师指派我去她家探个虚实，看她究竟是私下翘课还是生病了。

叶青个子不高，坐在教室的前几排座位上，而我个子高，总是坐在后排，我们之间没有太多机会讲话。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很低调沉静的女孩。当我按照蔡老师交给我的地址找到叶青家时，才晓得原来她是我的邻居。她家就住在我家北面信号山路八号那个别墅楼下的两间屋子里，从我家的后凉台上，可以遥望到她家的窗户与凉台。那个我平时经常看到晒衣被的邻家妇人，无疑就是叶青的母亲了。

我在叶青家门外敲了几下门，听到她在屋里应声道：“是谁呀？进来吧。”门没有锁，我推门进去，看到叶青正试图从床上爬起来。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不速之客的贸然出现，她那白皙娟秀的圆脸蛋上，浮现出一抹少女羞怯的红晕。她看上去真的病了，头发乱蓬蓬，身体有气无力，似乎已经好几天没有力气爬起床来。

与叶青谈话时，我四下环视了一下她的家。屋里凌乱的很，好像这个家的女主人无心打理，破旧简陋的家具暴露着窘迫的家境。我心里有些好奇：为什么叶青病的这么重，家里也没人照顾她？她的父母到哪儿去了？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悬绕在我脑子里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叶青，因为六十年代的小学生，男女之间很少讲话，更別说去打听人家的家庭背景了。

（二）网上重逢

自从半个多世纪前我从青岛大学路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叶青。谁想到几个月前我在微信上意外找到了她。我们都想看看对方现在的模样，于是就约定了一个视频时间。当我与叶青在约定的时间同时打开视频看到对方时，我俩顿时唏嘘不已：彼此记忆中的那个青涩懵懂的男孩和有着白昕娟秀圆脸蛋的女孩，现在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与饱经风霜的老太太了。

尽管已经年迈，然而在交谈时，我们却仍不自觉地把对方当做十一、二岁的少年与少女。为了满足我儿时的好奇心，我连珠炮似地向她询问了许多有关她父母的往事。对于我这些近乎记者般寻根刨底的追问，叶青没有显出一丁点的不耐烦，她不仅耐心地一一回答了我的提问，还转发给我几张她的长辈们的老照片。

我一边看着这些老照片，一边听着叶青娓娓述说着她父母的往事，心里一阵阵涌动。原来在这个小学班里沉默寡言、体弱多病的小女孩家里，埋藏着如此不为人知的悲伤。我竭力根据自己的记忆力，把与她谈话的内容写下来，以此遥祭叶青逝去的先辈之灵。

（三）出身世家

叶青的母亲，陶忠裕，一九二零年出生在一个满州旗人家庭。陶忠裕的姥爷，是清朝末年驻京八旗，即禁卫军中的一位郎卫，专门护卫皇帝与后妃。一九零零年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陶忠裕的姥爷，擐甲披袍，骑着高头大马，护送慈禧太后一行千人西逃长达一个月之久。

这张照片拍攝于陶忠裕出生的一九二零年。照片中的陶忠裕，出生后刚过百日，由她的姥姥抱在膝盖上。姥姥的相貌雍荣华贵，严然是一位旗人贵族。照片里左边站立的妇人是陶忠裕的母亲，尽管拍摄这张照片时，已经是民国九年，但她仍旧穿着一身传统的长及脚面的滿人旗袍。这个旗袍的领口、衣襟、袖边，以及外罩的衣边上，都镶嵌着一道白条，给人一种简朴、大方、均衡、和祥的感觉。她的头上戴着旗人妇女的传统帽子，头发上别着大绒花、头簪、鬓花等各种贵妇人喜欢的装饰。

照片中在陶忠裕的母亲与姥姥之间，摆设着一个有雕花图案的红木茶几。这个茶几比平常的茶几高出二、三寸，几面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西式茶杯。

一九零零年十月，陶忠裕的姥爷护卫西行的慈禧太后一行返回了北京。九个月后，李鸿章代表战败的清朝政府与十一个西方国家签署了《辛丑条约》，也称之为《庚子赔款》。八年后，美国国会于一九零八年通过决议，把《庚子赔款》中对美国的赔偿，用于资助留美中国留学生的经费。

陶忠裕的父亲陶瓒，便是由《庚子赔款》赞助的留美学生之一。在庚子赔款赞助留美学生开启的前十年期间（1909－1919年），留学生在美国的各大学选读的专业都是工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商科，因为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心中大都抱有科学与工业救国的雄心大志。他们之中就有后来在中国教育界与政治界里大名鼎鼎的竺可桢、陈独秀。

陶瓒是这批早期留美学生之中的另类，他选读了留学生中几乎无人问津的法律系。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认为，只凭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商业发展救国是不够的。几千年来对皇权的祟拜，是套在中国人思想上的枷锁。落后的中国若想步入世界发达国家之行列，必须在国民中普及法制观念，承认每一个公民的价值、权利和尊严。

陶瓒于一九一九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获得法学博士返国。他于一九二三年接到日本富山县高岗商业学校的一纸聘书，于是阴错阳差地带着夫人、三岁的大女儿陶忠裕、以及刚出生几个月的男婴陶忠培，告别了乡亲，举家迁移至日本富山县的高岗市，从此在日本高岗商业高级学校执教终生。

这张陶忠裕母亲的照片，拍摄于日本高岗市。照片中的她适俗随时，放弃了以往心爱的满族旗袍，取而代之穿了一身日本和服。也许这是她于一九二三年迁移至日本后第一次试穿日本和服，照片上的她，脸上流露出女人们试穿新衣时新奇愉悦的表情。

（四）归来

陶瓒夫妻育有四个子女。有个在商业学校教法学的老爸，四个孩子从小目染耳濡，长大后全都选修了与法律有关的专科。长女陶忠裕，也就是叶青的母亲，在四个孩子中最先一个跟随父亲的脚步，进入了他执教的高岗商业学校。

高岗商业学校创建于一八九七年，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三年制的商业专科学校。学校的座右铭是：成为一个健康、快乐、文雅的人。对他人忠实可信、合作融洽、刻苦勤劳、尊师重道。

陶忠裕在这个专科学校里接触到广泛的知识，接受了密集课程训练：经济、会计、市场调查、商品推广、商业法律、资讯管理、数学、英语、日语、生物化学、体育、音乐、美术、历史、家政……。

一张陶忠裕与三个日本女同学合拍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张照片拍摄于四十年代，四个女学生穿着日本校服，梳着那个时代年轻女孩子流行的短发小辫。陶忠裕（左一）看上去风姿绰约，气质优雅。

从高岗商业学校毕业的男同学大都考入了日本一流法学院。但四十年代日本的大学是不接收女性学生的，所以这所高岗商业学校，是当时日本女性可接受的最高等教育学府之一。陶忠裕与她的父亲一样，痴迷于法学，在高岗商业学校读书期间，除了学习必修课之外，她整天埋头在浩瀚的法学书海中。她生性活泼，口齿伶俐，能言善辨，在与同学组成的模拟商业讼诉辨护小组中，总是胜出。她的父亲在家里经常开玩笑地说，她天生是个做律师的料。她的求知欲极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的日本首都东京，亲眼目睹了日本《战后宪法》的草擬、施实过程，从中受益匪浅，由此更坚定了她梦想参与促进民主法制、实现社会正义、保障民权的信念。（注释1）

一九四七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一天父亲陶瓒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在这个家庭会上陶瓒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对长女陶忠裕与长子陶忠培说：“抗战胜利了，现在是你们俩返回祖国贡献自己的知识与力量的时候了。忠裕今年回去，忠培明年大学毕业之后再走。两个弟弟现在年纪还太小，等他们长大后再说吧。”

那年陶忠裕二十七岁。这个风华正茂的侨居日本女留学生，听从了父亲的话，于一九四七年底在东京海港告别了父母与三个弟弟，只身登上了一艘轮船。这艘轮船的目的地，是青岛。

这张照片是陶忠裕一九四七年离开日本返回中国之前拍摄的。照片中的她身穿一件开领口的呢子外套，两只手插入口袋中，玉立亭亭。她的面目表情似乎若有所思，也许是因为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父母，去一个她完全不熟悉的未知世界而忐忑不安吧。

抗战胜利的青岛市政府，伸手热烈欢迎这位从海外归来的赤子，安排她在市政府担任日语翻译。当时光复后的青岛仍有许多日本侨民，迁返这些侨民回日本是一个艰巨长期的任务。精通日语的陶忠裕回到青岛后，立即以极大的热忱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协调日本侨民返国的工作。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了两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充实的两年，也是她一生中干的唯一的一个正式职业，虽然这个工作与她所学的专业沾不上边。她成为当时青岛国民政府里的一个人人喜爱漂亮能干的“海龟”。

年轻貌美的陶忠裕身边一直不乏男性追求者。一九四八年，在青岛安徽路上的一个舞厅里，她邂逅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在整晚的舞会上大部分时间都远远地注视着她，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径直朝她走来，邀请她跳舞。男士比陶忠裕年长十岁，一九一零年出生于安徽省黟县里的一个穷山沟，秀里村。他是农家的独子，年轻时除了帮助父亲种田外，还兼差为村民买卖小商品。他聪颖好学，头脑灵活。二十岁那年，家里在村里为他娶了媳妇。结婚后，他带着媳妇来到青岛闯天下。他百手起家，凭着诚恳、好学、聪慧，逐渐在青岛商场上打出一片天地，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布衣商人。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叶兰生。

叶兰生在舞会上遇到美女陶忠裕，这个散发着青春魅力、浑身充满了异国风情的女海归让他一见钟情，他向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陶忠裕开始毫无所动，毕竟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且教育背景也相差太悬殊了。一个是出身于留美法学博士家庭的大家闺秀，一个是出身于安徽省穷山沟的布衣商人；一个毕业于日本高等商科学校，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一个是已婚有两个孩子的男人，一个是还没有谈过恋爱的黄花大闺女。

叶兰生追求陶忠裕一年之久，都无法赢得美人的芳心。然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扭转了他在爱情上屡遭挫折的局面。

（五）英雄救美女

那是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内战中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共产党的军队势入破竹逼近青岛近郊。陶忠裕在青岛国民政府工作的同事与上司纷纷逃离青岛去了台湾。她的一位上司邀请她同机飞往台湾，並劝她或返回日本与家人团聚，但陶忠裕谢绝了这位长官的好意。她决意留在青岛投身于国家的重建工作，因为她意识到连年遭受外侵与内战的祖国，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多么需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材。

一九四九年六月，许世友将军的部队攻占了青岛后，在沂水路十一号原德国总督府旧址前的广场上举行阅兵式。此总督府正是青岛光复后是国民政府青岛特别政府的办公楼，也是陶忠裕每天上班的地方。那天陶忠裕与旧市政府的同事们穿着蓝色的旗袍，手里拿着小红旗，在总督府大楼前的沂水路边欢迎进城的内战胜利者。刚进城的解放军部队乘着一辆辆军用卡车，拖着大炮，在沂水路上鱼贯而行。此时此刻，这个拒绝随长官去台湾、拒绝返回日本与家人团聚的海归精英，心情激动万分，她为自己将可以献身于重建国家的伟大使命而自豪。

共产党的新政府成立后，陶忠裕发现市政府大楼里发生了变化。原来在办公室的打水工与清洁工，摇身一变成了她的上司。原来这些工人都是共产党渗透进青岛国民政府里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对旧政府中留在青岛没有去台湾的工作人员的政治背景了如指掌。接下来的事情让陶忠裕惊恐万分。她的几个要好的同事突然人间蒸发了。后来她才听说，他们被秘密逮捕枪决了。残酷的现实与陶忠裕脑子里的那些法制理念悬殊太大了。天真烂漫的陶忠裕开始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

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没过多久，她被捕入狱。那一年，她二十九岁。

她被关押在青岛常州路二十五号监狱里。这个监狱是德国殖民者在一九零零年建筑的一个专门关押欧州犯人的监狱。二十九岁的陶忠裕在这所监狱里精神几乎崩溃，她不知道自己在这黑暗的牢房中要呆多久，她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不晓得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那几个同事的命运一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成为刀下鬼魂。

原来，由于陶忠裕的身世和工作，刚成立的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怀疑她是国民党潜伏在青岛的特务与日本间谍。在频繁的审讯中，尽管她百般解释自己当年尊父之命从日本回国的动机，但审讯员似乎一点也不为所动。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侨居海外多年的年轻女大学生，为什么宁可抛弃她舒适的家庭而跑回到内战纷纷的中国来。为什么她在解放军大军围城之际，没有选择随她的长官去台湾或回日本与家人团聚，反而只身一人留在青岛“潜伏”下来。

她在常州路二十五号黑暗的牢房里被关押了近一年，正当她陷入绝望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原来那个对她一见钟情的叶兰生，在这一年期间並没有忘记他的心上人。他在狱外四处奔走，展开了一场英雄救美人的秘密活动。虽说一九五零年刚进城的共产党官员基本上还是比较廉洁，贪腐现象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猖撅，可痴情的叶兰生还是以一块金砖的代价打动了一个手中握有陶忠裕生杀大权的官员，换来了陶忠裕的自由。

多年以后当陶忠裕对女儿叶青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仍然不寒而栗。在她出狱后的几个月后，中国新政府于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据说在这次运动中一共杀死了七十万至一百万人。她侥幸自己入狱接受审查是发生在这狂风暴雨般的镇反运动之前。假如她的特务嫌疑没有提前得以澄清，假如她在其后的这场镇反运动中被捕，她也许无法活着出来。

（六）绣花女

重获自由的陶忠裕立即堕入爱河。她对叶兰生除了心生爱慕之情以外，还充满了敬意。她敬佩这个男人的勇气与忠诚，在一个弱女子落难时不离不弃，伸出援助之手。出狱一个月后她与叶兰生闪电结婚。次年一九五一年三月，生下了一个女婴。她为这个女婴取名叶青，以此纪念她与叶兰生热爱的这个碧海蓝天的美丽城市青岛。

为了庆祝女儿出生百日，他们抱着女儿去青岛中山路美丽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中，陶忠裕坐在椅子上，把刚过百日的女儿叶青放在膝盖上，她笑容满面，沉浸在喜得千金的愉悦中，而叶兰生穿着一身中山装，潇洒英俊，挺立在妻子的身后。

然而这甜蜜的日子好景不长，拍完这张照片没几天，中国政府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运动中，政府“战果”累累，获得了十亿元的“退款”（注释2）。与那时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一样，叶兰生失去了一切财产。

陶忠裕结婚后原打算安心在家里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但当全家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中时，她毅然走出家门，她想去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那一年，她三十一岁。

陶忠裕不久即发现，她的优秀学历，在她找工作时一点也帮不上忙，没有任何单位敢雇佣她。原来，尽管她于一九五零年无罪释放，但在她的档案里，仍旧是一个国民党和日本特嫌。

一年多后，在求职中四处碰壁、一无所获的陶忠裕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于一九五三年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叶平。这时候的陶忠裕，只希望儿子可以做一个平凡人。儿子的降临，使得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更加拮据窘迫。一九五四年一天，正当这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时，陶忠裕从在楼上住的一个邻居那儿打听到一个消息，一家新成立的青岛刺绣工厂在招收刺绣女工。（注释3）

第二天，陶忠裕急匆匆地赶去这家刺绣厂应聘。这个新成立的工厂招聘两种绣花女工。一种是正式员工，有工资保障与福利，这是五十年代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另一种是按件计酬的“散户”，这种非正式绣花女工只能在自己的家里绣花，不享有正式员工的工资与福利。

陶忠裕想申请正式员工，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有个“铁饭碗”养家糊口了。但她的这个愿望意外地遭到丈夫叶兰生激烈的反对。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失去了所有财产的叶兰生，政治嗅觉力变得很敏感。他对妻子说，像你这种有双料特嫌背景的人，进入这家刺绣厂工作，一旦再有个什么政治运动，会招致杀身之祸的。咱们不可以贪图“铁饭碗”，还是在社会上当一个按件计酬的“散户”吧。反正我也没有工作了，我可以在家做饭照顾两个孩子，让你专心绣花。

有了丈夫的全力支持，海归高材生陶忠裕放下身段，当了一个绣花女。心灵手巧的她很快就学会了各种不同的绣针法：用圆针绣月季花、牡丹花，用跳针绣绿色的叶子，用长针绣鸳鸯、金鱼、凤凰、亭子……。经她的灵巧之手绣出来的鸳鸯、金鱼栩栩如生，尤其是她绣出的牡丹花，色彩艳丽，花朵玲珑。在她后来长达二十二年的绣花女工生涯期间，她绣出来的成品经常被青岛刺绣厂拿去当样板让其他女工们学习揣摩。

陶忠裕没白没黑地忙着绣花，但像她这种按件计酬的散户绣花女，每个月拼了命的干，平均月收入也只有二、三十元人民币。对于这个四口之家来说，这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糊口度日而己。

（七）陶瓒教授返国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运动已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两年，城市居民开始尝受到这个冒进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市场上的粮油食品供应骤然紧张起来。陶忠裕的一家也不例外，由于营养不良，她们一家人都患了当时在青岛市民中流行的浮肿病。

这一年，陶忠裕的父亲陶瓒教授从日本回国了。

那时候从日本返回中国居住的侨民非常罕见，因为中日两国还没有邦交正常化，中国与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也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侨居日本高岗市三十六年之久的资深法学教授陶瓒，在这么一个非常时期告别了与他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妻子只身返回中国？

抗战胜利后，当陶瓒教授把他心爱的长女陶忠裕与长子陶忠培送回中国时，他对这两个孩子报有极大的期望。他期望他们可以精忠报国，把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贡献给饱尝战乱、百废待举的祖国。然而，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期望相差太大了。自这两个孩子回国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接踵而来：一九四九年长女陶忠裕无辜被捕入狱；一九五一年女婿叶兰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整肃失去了一切财产；一九五四年长女陶忠裕成了个绣花女工；一九五七年长子陶忠培被打成右派。

陶瓒教授是在把长女陶忠裕送回中国一年之后，于一九四八年把长子陶忠培也送回国的。这是一张陶忠培当年回国后拍摄的老照片，虽然模糊不清，但仍然可以隐约看到他当年踌躇满志、英俊潇洒的样子。他回国后在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担任院长，只因为在一九五七年说了一句大实话：“学习苏联会一面倒”便被打成右派，又因为他是日本归国华侨，被怀疑为特务而入狱两年。

十几年来听到这一连串的坏消息，陶瓒教授心痛不已。特别是当他看到留在身边的两个小儿子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法学院，学有所长，成为日本著名的律师並在大学兼职教授，他心里充满了自责。他为自己在一九四七年的那个家庭聚会中为长女与长子做出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决定，懊悔不已。所以当他在一九五九年退休时，他对老伴许下承诺：“我想回国与这两个孩子生活一段时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回到你身边的。”

陶瓒的妻子十分体谅丈夫多年来心中的痛苦，她明白丈夫是想让这俩个孩子感受到父爱，他想去安撫他们受伤的心。

至今叶青仍然清楚地记得八岁时与父亲一起去青岛火车站接姥爷陶瓒的情景。那天母亲陶忠裕没有去火车站，因为她要在家里绣花。她已经十二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亲了，尽管她心里是多么想立刻见到父亲，但她对丈夫说：“我得把手上的活绣完，没有办法去火车站接爸爸了。这是爸爸的一张照片，你带上它去火车站认人。接到爸爸后你们不必马上回家，先带爸爸去餐厅吃一顿馄饨面吧。”

当陶瓒教授在青岛火车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婿叶兰生与孙女叶青时，不禁老泪纵横，特别是当他听到自己心爱的长女为了在家里赶绣花活而不能来火车站接他时，更是感慨万千。

女婿叶兰生为陶瓒叫来一辆两轮洋车（人力车），让岳父抱着叶青坐在这洋车里，而他跟随着洋车步行。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向岳父介绍沿途的青岛风光。

陶瓒在沂水路上看到了女儿在一九四七年回国后工作了两年的办公楼－－旧德国总督府，他在脑子里想像女儿年轻时每天频繁出入这个背山面海，居高临下的宏伟建筑时的飒爽英姿。他在常州路上看到了曾经关押女儿一年之久的监狱，不禁感叹历史开了一个如此荒诞的玩笑，回国效劳的海归精英女儿，竟然在这个曾经是德国殖者专门关押欧洲罪犯的监狱里呆了一年。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路经信号山角下的龙江路。这条环山之路是个坡路，只见洋车夫的脚步逐渐慢将下来，他吃力的拉着车，身体与地平线几乎成45度的角度。走在一旁的女婿不时的帮着推车。陶瓒心里有些不过意，但女婿笑着对他说，他与眼下这个拉洋车的车夫其实是同行。原来叶兰生自从一九五七年起，开始在江苏路街道办事处拉地板车。后来他把一帮地板车哥儿们组织成一个车队，自己当上了这个地板车队的队长。

陶瓒教授在青岛信号山路八号与女儿陶忠裕一家生活了四年。期间他把每个月高岗商业学校发给他的退休金全都交给女儿使用，这无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陶忠裕四口人之家是雪中送炭。（注释4）

（八）后记

陶瓒教授最终没有实现对妻子的承诺返回日本家中。他于一九六三年病逝于青岛的女儿家，终年六十九岁。

陶忠裕做了二十二年绣花女。在文革期间她被批斗时，脖子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的是“日本特嫌”。这个特嫌的幽灵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了她三十年之久，直至八十年代她六十岁之后才悄然离她而去。

晚年的陶忠裕没有生活来源保障，因为她是一个没有组织单位的“散户”绣花女。她与女儿叶青同住，远在日本的两个当律师的弟弟时常接济她，寄些钱来解决她的柴米油盐之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陶忠裕在家里开了一个日语学习班，她不收学费，义务教授社区孩子们日语。

二零一一年，这个一生中从未有机会施展她的才华，出身于法学世家的海归精英，在女儿叶青家中溘然辞世，终年九十一岁。

注释1：日本的《战后宪法》，也称为《日本国宪法》或《和平宪法》，颁布于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正是在这一宪法的指导下走过了战后重建、经济恢复、高速发展、繁荣富裕的和平发展道路。

注释2： 参自人民网 2013年6月8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注释3：青岛刺绣厂建于一九五四年，是全国最大的机绣品生产厂家之一，为国家二级企业。该厂拥有工艺美术行业一流的设计技术队伍。主要生产室内装饰窗帘、舒软床套，以及台布、枕代、靠垫、欣赏品等，花样繁多、品类齐全、质量优秀、畅销中外。

注释4：“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1980年前大陆主要媒体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第十六章　嘉峪关路六号的故事

（一）我出生的地方

青岛嘉峪关路六号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所别墅建于一九三四年，位于青岛著名的八大关海边风景区，由一位在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青岛避难的白俄建筑师尤力甫设计（Wladimir Yourieff）。

我出生的这所别墅多年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岛旅游业的一个亮点。慕名而来的游客从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信息中得知，这所别墅在民国时期曾经是美国驻青岛领事馆副总领事的私人住宅。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四十、五十年代这所别墅的最后私人房主，是道地的一对中国夫妇，我的父亲常子华与母親梁今永。

我的父亲常子华是一九五三年迁离这所别墅的。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看中了八大关这个占地七十多公倾、有着二十多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幽静海边小区，要把它做为共产党高级官员夏天避暑疗养的胜地，原住在这个小区的房主们，都要迁离至青岛别的地区。因此我的家便搬迁到了信号山角下的龙江路三十二号居住。

虽然我出生在嘉峪关路六号，但我儿时对这个海边别墅毫无记忆，因为当年父亲被指令举家搬出这所别墅时，我只有一岁。父母在世时也很少向我提及他们住在这别墅里时发生的那些难忘往事。

一九九五年夏季我们一家人回青岛参加我大哥常恩惠的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的一天在我的哥哥常以诺陪同下，我与内子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八大关我出生的这个别墅怀旧，我们一家人在老家院内房子前拍摄了一张照片留念。

十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末期癌症，在我最后一次返青探亲的几天里，我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嘉峪关路六号。我信步走进院内，院子里空无一人，只看到一部挂有军队车牌的黑色汽车停放在那儿，我猜想这儿一定住了一位高级将领。

出于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别墅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从别墅右边的一个侧门走进去，想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内部结构。我看到在西墙边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木楼梯，从这个木楼梯往下走，是一层地下室。听姐姐们说，那儿有一个向整个别墅楼输送暖气的大锅炉。从木楼梯往上走是二楼。我踏上楼梯一步步走上去，想亲眼看一下父母在二层楼上的主臥房，哪怕是只在楼梯口瞧一下这个主臥房的门也好，因为这间屋子对我来说太神秘了，一九五一年九月，我的母亲就在这间主臥房里怀上了我，是我生命起源之地。

别墅的一楼空无一人，死寂的别墅里只听到我踏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当还差四、五阶楼梯就要走上二楼时，我突然紧张起来，心想，我这是在私闯一个高级将领的住宅呀，若是他的勤务兵看到我，把我当做贼人抓起来怎么办？想到这儿，一丝不安之感压过了我渴望看一下父母主臥房门的好奇心，我转身走下楼去，悄然离开了别墅。

（二）别具匠心的木门

一座建筑物是否美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主要立面设计与艺术处理。不同于传统建筑立面设计强调的对称形，嘉峪关路六号的立面造型为非对称性，这在三十年代的青岛可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当年白俄建筑师尤力甫设计这个房子时所追求的，是一个具有欧洲乡间别墅亲和风格的建筑。别墅的外墙面大部分用抹灰饰面，但有些局部墙面外露花岗岩，以方整石和零散的蘑菇石装饰。整个平面布局采用活泼流畅的条形。

这所建筑有个浪漫色彩的门斗，因为尤力甫建筑师考虑到这所建筑位于海边，门斗可以抵御海风与青岛冬季的寒冷天气。门斗的屋顶呈倒V字型，这个倒V字的一个较长的下坡不是死板板的直线条，它有中间有一点弯曲，好像是一个画家用笔随意在画布上勾出的一个速写线条。

门斗的外墙是用红粘土砖砌成的清水砖墙，它与房顶上的红粘土烟囱相互映衬。据说这种用来做清水墙的粘土砖造价比普通砖高出十倍。清水砖墙的砌筑工艺十分讲究，灰缝要一致，阴阳角要锯砖磨边，接槎要严密並具有美感，只有手艺高超的工匠才可以把砖缝砌的灰浆饱满，规范整齐美观。

这所被当代青岛人称之为依瓦洛瓦别墅的建筑，还有白俄建筑师尤力甫设计的一个精品，那就是按装在门斗前的木制门。很遗憾，这个令依瓦洛瓦别墅格外生辉的木制前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前去观看这所别墅的遊人，只能看到一个丑陃粗糙的木板门堵在门斗的进口处。

我是从一张拍摄于一九四八年的老照片里注意到这个别致的木门。照片里端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神采奕奕的男子是我的父亲常子华，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站在父亲身后的是母亲梁今永，她穿着一件高领针织衫，外面披着一件薄薄的绒衣，绒衣的肩与前胸上绣着几朵小花。围绕在父母身边的是我的四个姐姐：大姐常以斯，二姐常路斯，三姐常安斯，四姐常多斯。

我初看这张老照片时，注意力只集中在我的父母与四个姐姐身上，並没有留意到他们身后的那个门有什么异常。但后来仔细观察照片人物的背景时，才发现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门有其特别的魅力。

与我们常见的门框不同，这个门的门框不是紧镶在门洞的墙壁上，而是在距离两边门墙约三寸的地上直竖立起两根边框。从建筑理论上来讲，这种标新立异的设计没有传统式的门框坚固。但这也正是尤力甫建筑师的高明之处，他想设计出一个别具一格、带有俄罗斯乡村别墅风味的艺术之门。

由于门斗的门洞呈弧形，门框的上槛与弧线形的门洞上方仍留有一段距离，形成一个小半圆拱的图案。上槛的两头直接镶嵌入门洞左右的墙壁里，为了加固木框，在上槛与边框上还有几根短木条联接到门洞的墙壁里。为了采光，在门框与门洞墙之间的空间上镶嵌了透明玻璃。为了整体搭配，门扇上有几条突出的宽横条，这与门斗墙上横砌的红粘土砖的横向线条溶合在一起。门上的油漆是土红色，与门斗墙和烟囱上的红粘土砖相互映衬。

在我没出生之前，我的父亲母亲与哥哥姐姐们，天天出入这个设计灵巧简朴、别具匠心的木门。

（三）母亲怀上了我

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母亲梁今永得知怀上我时，她惊喜万分。她从未料到在她三十六岁时上帝仍会祝福她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她算是一个高龄孕妇了。

母亲怀孕后的前两个月，经常打开门斗的木门到院子里散步。据我的四姐常多斯回忆，不同于现在嘉峪关路六号院子里光秃秃没有几棵树的情景，昔日这个院子可是个树木繁茂花草葱茏的地方，院子的西墙角下有一棵高大的臭球树，西墙上爬满了蔷薇。四姐记忆最深的是房前一棵高大挺拔的雪松，它的侧枝平伸，枝叶浓密，终年苍翠，姿态雄美。在这棵雪松树下，父亲搭了一个美丽的秋千，孩子们经常在雪松树下荡秋千。我的大姐常以斯回忆，在前门的右边父亲种了一棵樱桃树，结出的樱桃香甜可口。在院子东边父亲的书房外，有许多丁香树，春天开花时院子里幽香四溢。我的二姐常路斯回忆，由于院子里的树多，那儿成了一个鸟儿的小天堂。母亲在院里散步，可以听到许多鸟儿在树上唱歌。我的三姐常安斯回忆，院子里养了许多鸡，每天去鸡窝里取出握在手里还热乎乎的鸡蛋是令她最开心的事情。

金秋十月，是青岛最美的季节，这时嘉峪关路马路边上两排枫树上的枫叶五彩斑斓，在母亲怀孕的头两个月，父亲每天陪伴着她，在这秋景瑰艳、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街道上散步。他们有时会走到八大关的海边观看海景，倾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也许这是我为什么喜欢大海的原因吧。

（四）母亲被捕

我的母亲梁今永是基督徒。在没有嫁给我的父亲之前，她在三十年代是中国著名佈道家宋尚节博士的同工，跟随宋博士在南方佈道，为他在佈道现场翻释。母亲嫁给父亲后，除了在家相夫教子，每星期天还在广饶路“神的教会”事奉。这个教会是母亲于一九三六年嫁给父亲后，他们两人一起创建的。他们在自家住宅前院的一块地上建筑了这个教堂。父母的那所旧宅地处广饶路与登州路的交汇处，后来这所教堂的地址改划为登州路四十号了。这个教会中的许多人住在附近的贫民窟，他们是在兵荒马乱的四十年代逃难来到青岛的，其中许多人是文盲。母亲在主日除了讲道之外，还在教堂里教这些难民们认字。

一九五一年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傍晚，母亲在“神的教会”里事奉了一整天之后，坐着黄包车回家（人力车）。拉黄包车的是在我家长年打工的老高。当老高拉着黄包车走到嘉峪关路时，母亲从车上向外望去。十月底的嘉峪关路满街都是火红的枫叶，但怀孕两个月的母亲无心赏景，她一心想早点进入家门休息。

现在的嘉峪关路六号的大门口按装了一个大黑铁门，是住在别墅里的高级官员为了他们的安全，阻止游客进入院内拍摄照片而修建的。但我的父母四、五十年代住在这儿时，院子进口处並没有大门。这大概是因为建筑师尤力甫认为既然这所建筑的设计是俄罗斯乡村别墅风格，如果在院子的进口处按装一个大铁门，就会破坏了乡村别墅亲和朴实的气息。

因为没有大门，通常老高会拉着黄包车，径直进入院内，把车停在别墅门斗前。母亲从黄包车下来之后，便走进那个别致的木门，穿过门斗与客厅，走到楼下北边的饭厅与父亲和孩子们共进晚餐。

但这一天，母亲没能走进那个设计精巧的门。

当老高拉着黄包车走到嘉峪关路六号院子围墙的入口处时，在他的两边突然冒出两个穿蓝色便衣的人，在黄包车里的母亲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双手便被紧紧地带上了手铐。这两个便衣二话不说把母亲急速地推进了在街上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

这一幕被在我家隔壁嘉峪关路四号青岛疗养院工作的看门大爷看到了。他匆匆跑进四号的别墅内，告诉在疗养院工作的护士们：“咱们隔壁的常太太被人抓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护士中有一位名叫郭艺美的年轻美貌的姑娘，多年后她成了我的大嫂。去年大嫂向我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对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忆记犹新。

（五）母亲入狱

母亲被捕后，被青岛市法院判了五年徒刑，罪名是“瓦解人民海军”。原来母亲在登州路“神的教会”做慈善事工时，曾经给了前来讨钱的一个四川籍年轻人三十元人民币，但母亲当时並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也不晓得他是青岛海军学校的学员。此人因想家回四川，被海军认为是逃兵。而母亲也就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个“瓦解人民海军”的反革命分子。

当年主审母亲并判处她五年徒刑的，是共产党夺取青岛后的第一任法院院长廖弼臣（1910－1996）。他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九十年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得知自己的孙子师从我的哥哥常以诺学习钢琴时感叹道：“我们对不起这家人的孩子。” 这是后话了。

母亲被判刑后，从常州路监狱转移到李村监狱服刑，在母亲腹中的我，也随着母亲进了阴森恐怖的李村监狱牢房。李村监狱建于一九零三年，由德国F.H.施密特公司 Baufirma F.H.Schmidt 承建，其建筑为德式风格，红砖、红瓦、圆拱门。

我在母亲的腹中与她一起渡过了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李村监獄里的生活环境，与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幽静的环境相比，宛如天地之别。母亲被关押在一个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女牢房内。在这儿我这个胎儿听不到鸟的歌唱，也听不得八大关海边的海浪拍打沙滩的浪涛声。

母亲很注重胎教，她认为好的胎教，可以使胎儿大脑神经细胞、神经系统、各个器官的功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和训练，最大限度地发掘胎儿的智力潜能。她在怀我之前生过七个孩子，在怀这七个孩子的时候，她总是听古典音乐。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我的哥哥姐姐在音乐、医学与艺术领域里很有造就的原因吧。

但我没有哥哥姐姐们幸运。我在母亲腹中的十个月，有八个月是在李村监狱里渡过的。我在母亲腹中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不是美妙动听的莫扎特音乐，而是獄卒的斥喝声，以及母亲在监狱场所手握铁锤打石子的刺耳声音。长大成人后我常常纳闷，我儿时的音乐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

（六）我的“满月酒”

当母亲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快要临盆时，由于李村监狱内没有医疗设备为孕妇接生，监狱的官员对母亲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了母亲一个月产假，让她回到家中生孩子，但严格规定母亲不可以步出院外的嘉峪关路街道上。就这样，在我出生前一两天，母亲乘坐了一部李村监狱的警车被“押送”回到嘉峪关路六号家中。

母亲生下我之后，在嘉峪关路六号二楼东南角的主卧室坐了三十天的月子。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是我满月的那一天。

中国古人认为婴儿出生后存活一个月就是度过了一个难关。这个时候，家长会举办满月酒以示庆祝。但我满月那天，我的父母没有为我摆设满月酒宴。他们仅邀请了我的舅舅梁舜一家六个孩子，以及在青岛放暑假的二姨梁淑敏的大学生儿子卓成稳来到嘉峪关路六号家中团聚。那一天在嘉峪关路六号前院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为我的满月留下了岁月的印记。

照片中母亲抱着满月的我坐在椅子上。与照片中其他人穿的白色清凉夏装不同，母亲一身蓝色素装，一个用来包裹我的婴儿小毯子铺在她的膝盖上。可能是担心满月的婴儿被八大关的海风吹到，我的头上戴了一顶婴儿小帽子。母亲似乎不适应八月青岛的强烈阳光，她眯缝着双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站在母亲身后的父亲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他看上去精神大好，为自己老来得子而欣喜不已，因为我出生那年，父亲已经五十五岁了。

照片的右边隐约可见一个供孩子们玩耍的跷跷板。四姐常多斯看到这张老照片后告诉我，在这个跷跷板的后方，便是那个她儿时最喜欢玩的秋千与高大的雪松了。她说，这张照片是在父亲的书房左前方位置拍摄的。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验证了二姐常路斯的回忆，嘉峪关路六号的院子，曾经是一个草木丛生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 母亲在夜深人静时，曾经听到在照片人物背后的那一排树下传出狐狸的叫声。

照片中后排站立者从左起，是二姐常路斯、大表哥梁几立、大姐常以斯、三姐常安斯、父亲常子华、二表哥梁端立、二姨梁淑敏的儿子卓成稳。前排从左起是表姐梁次盂、梁玉盂、六表哥梁甸立、五表哥梁田立、母亲梁今永与我、我的小哥常以诺。照片中前面蹲着没有抬起头的女孩是我的五姐常沙白。

我注意到照片中没有大哥常恩惠的身影，因为那年他是青岛医学院四年级的住校生。照片中也没有看到四姐常多斯，那天她正在生病发高烧，躺在二楼西侧一间臥室的床上昏睡。拍摄这张老照片的人很可能是我的这些表哥表姐的父亲，我的美男子舅舅梁舜。

（七）离别

其实，这么多表哥表姐聚集在嘉峪关路六号，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我的滿月。他们来我家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因为母亲坐月子的假期己满，第二天要重返青岛李村监狱服刑。他们是来“欢送”这位将与他们分离四年的姑母的。

那天在嘉峪关路六号的院内，母亲还抱着我单独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母亲梳着长长的辫子，身穿一件蓝色粗布斜襟女服，这件衣服上的扣子用的是用布条做成的盘扣。我估计母亲是打算穿着这件皱巴巴的蓝粗布衣回李村监狱干苦力吧。

照片里的母亲在夏日的阳光下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她的笑容似乎有点强勉，世界上任何一个母亲与自己刚刚满月的婴儿分离，都是令人心碎肠断的悲剧。在母亲怀里的我，紧皱着眉头，似乎预感到自己将要失去妈妈了。

我的头上那顶婴儿小帽是母亲精心设计亲手编织的，帽子上织有几排树技型的花纹小洞，让帽子既保暖又透气。我身上披着的小婴儿毛毯，图案中有个卡通故事里的玩童，也许母亲想让毛毯上的小玩童来陪伴我这个来到世界仅一个月便与妈妈分离的婴儿吧。

（八）“约瑟三个月”

我满三个月那天，父亲知道身陷牢狱中的母亲日夜思念我这个婴儿，便为我拍摄了一张照片，在探狱时把照片交给母亲。母亲看到照片，沧然泪下。在这张老照片的左下方有一块污渍，不知是不是当年她的泪水落在照片上留下的痕迹。母亲流着泪，用钢笔工整地在照片上写了五个字：约瑟三个月。

照片里我睡在一张藤制婴儿床上。我的三姐常安斯至今仍然记得这个有着天然光泽的婴儿床，它放置在嘉峪关路六号二楼东南角父亲与母亲的主臥房间里。这张制作精巧的婴儿床，有一面用藤条编织成菱格纹空间图案的床侧板，这使得小婴儿床里有充足的空气流通。它的另一面床侧板则编织得严谨细腻。

我看上去睡得很香甜，头上已长出一寸长的头发了。满月时母亲抱着我拍照片时的那个有着卡通图案小毛毯，放置在婴儿床的床头上。

在照片的左上角可以依稀看到父母主臥房里的波斯地毯。这张古朴雅致的地毯，让我窥见到父母在嘉峪关路六号别墅中书香生活的小小一斑。

我在嘉峪关路六号二楼上这个铺着波斯地毯的主卧室里，单独与父亲居住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的秋天，才随全家搬迁到信号山角下的龙江路三十二号。

（九）母亲精神失常

今年七月我从解密的一份档案里发现了母亲在一九五五年出狱半年后亲笔写的手书。在这个长达五页的手书中，我意外发现了一个从没有听到过的秘密。母亲写道：“52年11月……我因想孩子精神失常而回家养病。”

读到这儿，我泪崩了。原来母亲在李村监狱里服刑时见到我躺在婴儿藤床上的那张照片之后仅一个月，就因思念我而精神失常了。母亲的精神失常给监狱管理人员出了一个难题，他们不晓得如何处置这个无法自理生活的女犯人。李村监狱里设有监房、教诲室、工厂、行刑室、瞭望台等，但没有专门关押患有精神病犯人的牢房。就这样，母亲又被送回嘉峪关路六号别墅内。

母亲的手书上没有具体讲她在家养病了多久，也没有讲她当时精神失常到了什么程度。但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这次出狱回家没多久就又回李村监狱服刑了。这次短暂的母子重逢，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十）归来

半个世纪前在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大门外发生的秘密抓捕母亲的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被青岛人忘却了。当年涉入这个不幸事件的人物也都已逝去。我长大成人之后，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当年的青岛法院，只因母亲在教会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四川年轻人三十元人民币，便被判了五年徒刑，硬生生地造成了一个母亲与婴儿骨肉分离的悲剧？难道在社会上好善乐施也是罪？

那位当年审判母亲的青岛市第一任法官廖弼成，在他晚年时说出了真相。原来母亲帮助那个四川年轻人三十元钱，只是逮捕母亲入狱的一个导火线。母亲被捕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她与我的父亲是青岛颇有代表性的教会负责人。

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更迭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除了镇压了近百万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军政人员，许多有名望的基督徒牧师与其管理的教会也首当其冲。母亲是他们之中最早被逮捕入狱的。中国的一位著名基督教新教领倪柝声在母亲被捕后六个月，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东北被秘密逮捕，直到四年之后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犯宣判十五年徒刑。而母亲的另外一位好友，20世纪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王明道，是在母亲被捕后的第四年，于一九五五年被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与倪柝声与王明道相比，母亲被判的五年徒刑是轻的。实际上母亲在刑满的前一年，于一九五五年夏季便被释放回家了。那天母亲正在监狱干苦力打石子，一位监狱管理人员突然跑到劳动场地告诉母亲：”你今天不用继续打石子了，赶紧回牢房把衣物收拾一下。“

心里忐忑不安的母亲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当她回到牢房之后，一位监狱负责人前来对母亲说：“今天你可以回家了。” 她被告知，自己是因为在刑期悔罪表现良好，才被从宽处理提前释放的。

其实母亲当时並不晓得，她之所以能够提前一年出狱，是因为她的弟弟梁舜在幕后走动为她求的情。

对我来说，梁舜舅舅是个神秘人物。他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公安部秘密派遣香港做地下工作。临行前他的上级领导问他还有什么需要，他说，你们把我的一个姐姐还关在李村监狱里呢。有关这个对我与母亲有恩的梁舜舅舅的故事，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记念他。

当母亲从监狱中出来之后，她发现她已不能回到她熟悉的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了。她走进一个陌生的新家：龙江路三十二号。

母亲回家那年，她四十一岁，我三岁。她归来后去中山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是那么雍容华贵，出尘脱俗，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经历了四年牢狱之灾的犯人。

（待续）

转自《海外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