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在五十年代，这里使人想到的只能是一个既神秘又恐怖的地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狼熊出没，沼泽密布、瘴疠横行的大荒原。
北大荒——在七十年代，它是数十万知识青年插队的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城市里无数爹娘朝夕牵肠挂肚的地方。
北大荒——在九十年代，人们谈起它是因为那是一个大粮仓、有着数不清的现代化农机具、粮食和大豆，连北京的超市里也常能见到它的商标。
四十年沧桑、四十年巨变。我有幸在这四十年里亲身经历了这变化的每个阶段，目睹了这几经曲折的全过程，也可算是人生的一种偏得。
北大荒确实是个神秘的地方，在地理上它原意是泛指建国前黑龙江省拥有的那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大致又可区分为三个地区：北部九三、北安等地属小兴安岭山麓，有莽莽山地、平缓丘陵，也有宽大的谷地，冻土层最厚达2.5米；西部松嫩平原地势平坦，有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同时也是发展牧业的好地方；东部是由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平均坡降常在万分之一，罕见的平坦地势，由漂垡、水线、“大酱缸”组成大面积的低湿沼泽地。正是这块三江平原成了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的主战场。
北大荒后来实际上成了黑龙江农垦的代名词。
这么好的大片土地过去一直没能开垦，既受制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也有其历史上的原因。据文物显示早在公元十一世纪辽代就有汉族移民来此垦荒。但康熙7年清王朝为了巩固其祖宗“龙兴之地”，竟下令废止招垦，实行长达200年的“封禁”，严禁汉族人进入，结果到后来只得将大片国土割让给强邻。民国时期这里是华北农民所谓闯关东的地方，终因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日本侵略者曾泡制过一个武装移民计划，欲20年内向我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口，成立了拓殖公司，可是当向北大荒腹地进发时也连遭惨败，不少开拓团成员葬身沼泽之中。
解放后最先注意到这块土地的是当时主持东北财经工作的陈云和李富春，时间是1947年。作为安置战争中负伤致残的荣誉军人，和投诚、被俘人员，从1947-49年先后利用日本开拓团遗弃的旧址和农机具，在当时的黑龙江、松江两省（现均属黑龙江省）境内，先后建起了宁安、通北、赵光、香兰等大小公营机械农场18个，点燃了以军垦移民开发北大荒的第一把火。与此同时，两省所属各县还建立了相当数量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的县属农场。此外，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还在黑龙江省创建了东北萨尔图种畜场，后改名为红色草原牧场。1954年由苏联援建的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友谊农场，在三江平原择址建立。接着1954~56年先后有农建二师（原系参加过著名孟良崮和济南战役的九十七师）由山东迁来集贤、绥滨等地建场；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又命令铁道兵7个师的复转官兵，近两万人开进虎林建立了八五○农场，至此已有四万复转军人进入了北大荒。但相对五万七千平方公里的荒原来说人还是太少，每平方公里还平均不到一个人。
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这是一次在全国发动大跃进的重要会议。提出了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也是根据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军垦农场的意见，军委决定由王震主持再组织十万官兵，其中包括相当部分抗美援朝回来的军官集体转业北大荒；到五月底，这次进入北大荒的官兵共八万多人，其中尉官约六万人，以及随着这场热潮席卷而来的家属、未成年的军人子弟，军队“右派”等等，号称“十万”大军。那时的北大荒没有房、没有路，十万人就这样徒步走进了这个茫茫的大荒原。
这些在战场上历经九死一生的新中国功臣，不少人身上还带着敌人的子弹或伤疤，又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接一场全新的战斗！
有人说：如果将1957年前的北大荒开垦，基本比喻为循序渐进的话，1958年的十万官兵转业则是暴风骤雨式的宏大举措；如果说1947~48年的复转军人、残废军人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走向荒原的，那末，1958年十万官兵是在大跃进的热浪下，部分还加上整风反右“大字报”的火光照耀中奔赴北大荒的。
这里较详细地叙述有关北大荒前期开垦的历史，是为了能较好地了解这一宏大壮举的背景，可以更好理解当时开垦中的一些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历史女神从来就是最残酷的女神，任何壮丽的历史画卷总是要用无数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来勾绘的，不仅战争年代才是如此”。
尤其当时在大跃进和反右运动的高压政治背景下，使得北大荒的前期开垦中其壮丽豪迈的一面固然十分灿烂，但惨烈和鲁莽的一面也相当明显。据农垦史志办1995年资料表明：北大荒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艰苦创业中，已有5万多人的白骨埋在这块黑土地上。历史一定会记住这批北大荒的开拓者，当年他们的劳动、拼搏，以及艰辛的垦荒生涯，决不亚于战争年代！他们的奉献，也不亚于血与火的奉献！他们把征服北大荒完全是作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来拼的，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包括日本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壮丽伟业——开发北大荒，他们办到了！
我仅比这个部队移民大潮稍稍晚了几个月，也就是1958年9月，从北京农业大学直接走进了这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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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乘火车经牡丹江再换车到密山用了三天多时间，9月27日火车气咻咻地爬进了密山车站。不知为什么，我想象中的密山应该是一个更大些的城镇，因为早在1908年清朝光绪时就设立了蜜山府，它还曾经是所谓东安省的省会。没想到下车后却看不到几栋像样点的房子，总的感觉也只相当南方一个较大些的乡镇。出站时意外碰到了也来报到的同班同学高国人，他是先回家后从沈阳上的车。我俩在学校一直同住一个宿舍，床还挨着床。这份儿高兴直把四天来旅途的沉闷与疲惫全都驱散了，赶紧一块儿打听去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的路。
密山农垦局位于火车站南不远，老乡称为北大营，原是日本关东军军营。农垦局的办公楼也是一栋日式的三层小楼，门前挂着铁道兵农垦局的牌子。让人有点突然的是满楼道里都贴着大字报，使原就黑黝黝的楼道显得更加压抑了。不过当时国内到处都是革命的气氛，这种现象已属司空见惯，所以并没心思细看，赶紧找组织部去报到。一位穿着军服但没戴胸肩章的年青同志接待了我俩。他先打开一张表，像是对我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两个人，最先到，那就到八五一吧！”，原来当时铁道兵农垦局新建的农场都按“八五x”排号，1954年最早建的农场叫八五○，后面的接着往下排，当时已经排到八五九了。他顺手在八五一那栏的下面写了个“2”，又打个钩，大概是表示该农场已分配了两名学生，分配计划完成。那年月一切都讲服从，人员分配也就是扒拉个数字，和分配机车农具一个样，所以既不需要向我们介绍八五一的任何情况，更不需要征求我们有什么个人意见，我和老高的报到分配手续就此结束。接着还为我们开了到农场的介绍信和在局招待所临时住宿的字条。不过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五一农场是在乌苏里江边一个叫虎头的地方，从密山再往东走还有四百多里地；同时知道了当前局里正在开首届党代会，王震部长都来了。
由于等托运的行李我和老高在招待所多住了一天。闲着无事，除了一块儿去转了转街景外，我顺便还去看了看大字报。大字报真多，除了楼道，连院墙内、食堂等几乎到处都贴得满满的，我也只是走马观花随便望望。总的印象是，好象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姓向的副局长，主要是说他反对王震将军，反对“五边方针”，主张“少慢差费”等等。因为我谁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叫五边方针，纯粹是看热闹。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姓向的是个老革命，十六岁就参加新四军，历经抗日和东北解放战争的洗礼。建国后被选派到黑龙江西部当时最大的九三荣军农场当了五年场长。他的全名叫向俊轩，有丰富的办农场经验，故被选派到这里担任副局长。他为十万官兵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深深鼓舞，但也对当时急燥冒进的垦荒做法备感忧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老垦荒战士，他不同意当时采取的所谓“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方针。他说：建设一个农场必须先做好充分准备，要有详细的土地勘测资料和规划，不能这样随心所欲、蛮干乱来，那会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既开不好荒、也种不好地、更建不好场。他还说：“我只是希望自己过去遇到过的沉痛教训今天不再在我手里重演！”可惜他这些肺腑之言和科学建议，在当时业已狂热的北大荒领导面前则是反对跃进的严重罪行，因而在局党代会上受到全面围攻和批判，包括那些和他观点一致的人。他想不通，更不认错，终于10月12日下午四时，在他住的招待所单身宿舍的门把手上斜卧着自缢身亡。但这更被认定是决心顽抗到底、叛党叛人民，只能引来又一轮批判的高潮。一位有经验的老农垦战士倒下了，可惜他并不是倒在北大荒严酷自然条件的淫威下，竟是倒在他希望科学开发北大荒的建议中。
十万转业官兵会战北大荒真是艰苦卓绝：4－5月份的荒原积雪未化，住房紧缺，粮草不足。有人说：这是一场赤手空拳地“向地球开战”、全面出击的“人海战术”。没有路，就跳进沼泽里修路，用人涉水过河背粮；没有房，就地砍树搭马架子；没有农机具，就用人拉犁、人拉圆盘耙，铁锨开荒、人工点豆，真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开发这大荒原。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四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因为夏天的北大荒早晨两点半天就亮、晚上七点半才黑，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拉犁磨破了肩膀、挑土压断了扁担的情况更是天天发生，还要遭受成群的蚊子、小咬和牛虻的围攻。就这样用千名官兵苦战三个月在原日本鬼子遗留的土路基上修通了密山到虎林114公里的农垦铁路；以四千人基本上是用最原始的劳动，在194天里截断七虎林河修建了云山水库。另外还建设了青年水库、各条进场公路、采炼厂、铁合金厂，组织了挺进完达山的三千名伐木大军，以及建成由王震亲自担任校长的农垦大学等等。总之是全面开花、完全是作为一场战争来拼，各项成绩和各种数字确实显赫。只是由于是在大跃进的气势下做的这一切，使许多工程留下了不少隐患，部分工程浪费严重，但是官兵们的冲天干劲与牺牲精神确实是可歌可泣，直至今日依然使人钦佩！倘若我们党当时能把这巨大的精神力量，更科学地用在北大荒的建设开发上那又该多好啊！
我和老高在局招待所只住了两个晚上，办好行李转运后，第三天一早就从密山乘农垦火车奔赴虎林。列车全都是闷罐车箱，顺车箱壁设有简易的长条木凳，好在乘客不多都能有坐，就是车身颠簸得厉害。从密山到虎林114公里跑了四个多小时。由于车箱每侧只有两个既高又小的车窗，无法观看外面的景色，只能偶尔在那大铁拉门宽宽的门缝里，看到一片片枯黄的草甸和接连闪过的红褐色小柞树林子，刚到9月底北大荒已是深秋了。
虎林县城比密山更简陋，实际只有一条街。我和老高很快就在一间低矮的草顶土坯房门上看见贴着一张“八五一转运站”的纸条。进屋只有一间房和一铺炕，挺暗。转运站主任看了介绍信，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俩，接着说：“正好下午三点有拉土豆的车回场部，你们先去小馆吃点饭；每人还得去买个狗皮帽带上，最好再买副手套，你们这行头不行，车上冷”！真是部队作风处理得既简单又干脆；还派了个老头赶着小马车和我俩先到火车站把行李和箱子拉回转运站。转运站对面就有个小饭铺，只有两种菜，肉炒白菜、肉炒萝卜两毛一份、米饭一毛一大碗，我和老高每人吃了一份菜一碗饭，还真饱。又在杂货铺里买了个黄绿色布面的狗皮帽子，三块钱一个。觉得这儿虽然物资稀缺但基本生活还真便宜。我和老高带着狗皮帽子相互对视着笑了——这不，我们也像个北大荒人了。
三点半左右一辆大解放满载装满土豆的草袋停在转运站门前。转运站主任和司机在屋里交代着事情，司机出来后帮我俩把行李扔到土豆袋的上面去。由于汽车装得满高，把我那个大包装箱弄上车时还真费了点劲。司机嘟哝了一句：“什么东西？贼沉”！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主要是书”。司机也笑了：“真是大学生呵！光书就这么多，好好锻炼锻炼吧”！我满脸通红，看来自己想要成为北大荒人还真有好长的路要走。东西装完，司机又用两根大粗绳把车箱板拦腰捆了两圈，然后让我们这些搭车的爬到车顶上去，除我和老高外还有一个虎头乡姓周的老乡，四十多岁、披着一件羊毛冲外的光皮大衣。司机又特别冲我和老高交代：“尽量靠前坐，车晃时把紧大绳，别掉下来”！等汽车开出虎林后我们才体会到司机嘱咐的重要：不仅因为车装得高，人坐的位置实际已超出了车箱板上的木栏杆，更因为路况实在太差，坑坑洼洼的土公路，中间压出两条深深的车辙，大解放的轮子就在车辙里走，车辙沟里还有不少大泥坑。汽车就像个醉汉，又像大浪里的小船，上面的人就像块面团一样，在车顶上被揉过来抛过去，要不是抓紧草袋或大绳，早被抛下车去了。车蹒跚前行，简直显不出大解放的威风。路上也见不到人，两边尽是望不到边的大草甸，间杂着一些长满小柞树和榛柴的土岗，偶尔也能见到几户低矮的草房和听见几声狗叫。九月底的北大荒虽然还不是很冷——上车前我们在转运站把能穿上身的衣服都穿了——但坐在车顶上、顶着风，又不能活动，渐渐地还真是感觉到冷了，特别是两只脚从冷到麻甚至变成痛了。一起搭车的那位老周说这样要冻坏的，看了看我们脚上的球鞋说：在北大荒要穿“棉乌拉”（一种棉胶鞋），买大一点、里面塞上乌拉草，还给我俩详细介绍了被称为东北三宝之一乌拉草的使用方法。他又爬起身来拍了拍驾驶楼顶，车停下了。说明情况后，司机和他都让我和老高爬下车去跟着车在地下跑。刚下车时我俩几乎都走不了路了，互相搀扶着两只脚才渐渐地活动过来并恢复了知觉。就这样，一路上我和老高又爬下车跑了两三次，这使得车速更慢了，可司机却没有任何埋怨。我们每次重新爬上车，那老乡又接着跟我俩介绍北大荒的各种防寒知识：什么冻伤了不能用热水洗只能用冰水搓；不管是手、脸还是鞋里面一定要保持干燥，湿了就要冻坏等等。无论是那位司机或是老周都让我们感到北大荒人的热忱与耿直，尽管天气很冷却从心底里升起一股浓浓的暖意。虎林到虎头按说只有75公里，可大解放跑了五个多小时。快晚上九点了，只见汽车加大油门爬上一个大坡，黑暗中有些豆大的油灯亮光在前面闪烁。虎头终于到了！车停在农场汽车队，司机打开一间小仓房对我和老高说：“开车前转运站主任对我说了，明天十一、场部休息，你们把牙具和重要的东西收拾一下带上，箱子行李可以先放在这里，丢不了！等你们手续办完了再来取就是，今晚上先到招待所去住”。看来转运站交接得还挺周到。我和老高问清了去招待所的路，整个虎头都没有路灯，摸着黑总算找到了招待所。一栋老式仓库，进门只有一间大屋，屋里搭了两铺面对面的大通炕，一铺炕就有十多米长，炕下有三个炕洞，里面烧着小柞树。屋里烟雾缭绕，加上只有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四米远就看不清人脸了。墙上写着一些数字代表炕上每六十厘米就是一个床位，住宿就和沙丁鱼罐头一样，人挤人地挨排躺下，两铺炕能睡40多人。不过从外面进来觉得屋里还真暖和，这比半年前转业官兵刚来时已经强多了。我和老高一人领了一个铺号就躺下了，本来嘛，这一天也够累的！迷糊间似乎觉得招待所夜里常有人进出。
一觉过来天已微明，睁开眼忽然看到和我头挨着头睡着的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她睡得挺香，鼻息都能吹到我脸上。我激灵一下全醒了，赶紧蹦起来，四周一看，发现两部炕上都有男女混杂着睡的，虽然女的不多。值班烧炕的老头告诉我：“这没什么！一直就是这样，来了人就挨个儿登记，登记那个号就在那号铺上睡，没分什么男女，挨排儿来”。又说：“下面分场、生产队里以前一个小马架里也要躺两三户人家，男的、女的都滚在一块儿睡；有新婚的讲究点的在中间拉个床单遮一下就不错了，还有夜里起来解手后回去钻错了被窝的事呢”。我无话可说，也许在物质极端匮乏情况下，人们的生活也就自然变得原始了。然而我对此仍然无法坦然，更不可能回去再睡了。好在天已亮了，招待所门外就是一条从虎头岗上到江岸去的大路，我站在坡顶上呼吸着北大荒清新而又凉凉的空气。透过晨曦眺望，脚下蜿蜒的乌苏里江面上飘浮着一层厚厚的晨雾，使对岸苏联那个依曼城的轮廓更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我忽然想起自己曾十分喜欢过的一本苏联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是的，我现在就站在祖国最东面的边境线上，也是全国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一定要像苏联青年开发库页岛那样投入开发北大荒的战斗，扎根北大荒，建设北大荒；就像那本小说里所说的那样：“党不但需要你的头脑和双手，党更要的是你的全部热情和你的心”！遐想中突然各处里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农场广播站的小喇叭开始清晨广播了，一九五八年国庆社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赶超英国的号召，正从北京大声地传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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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就听老周说虎头曾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基地，修了许多工事。心里好奇又正赶上国庆休息日，不能办报到手续，就去周围走走。虎头当时虽然已被称为区级乡，但人口并不多，除八五一农场场部人员外，当地老乡也就二三百户。几乎全部是土坯草房，不过土墙很厚院落也还整齐。一条所谓的街实际只有一个小商店、一个饭铺和一个小邮局。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虎头公社已经并入了八五一农场成为农场的第六分场，商店和饭铺也变成农场办的国营企业了。日军的工事都修在后山上，只是历经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冲蚀，我能看到的已全是枯草丛中的断砖残瓦，听老乡说后山修的地下工事有好几层哩！我爬上那山洞口，见里面黑洞洞的不敢往里进。只是当我在虎头住过一年以后，和不少当地老乡交上了朋友，才从他们嘴里和其它资料中逐渐拼凑出了虎头那段承载着血与火的历史。
从地形来说虎头属于完达山余脉向东南沼泽中延伸的小丘陵，由于它紧扼乌苏里江边，相连的几座小山岗断续地突立在大片沼泽中，从军事上构成了一个既可相互支持又可俯瞰大片平原的自然堡垒。因而从1938年起就一直是日本关东军着力建设的军事要塞。其中心区正面宽12公里，纵深6公里主要集中在猛虎山等五个标高100-150米的丘陵上，原准备作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关东军曾在虎头投下了数亿元资金，动用了十几万中国苦力，火车由密山可直通虎头。据当地资料、这些苦力主要是来自华北等地大量的中国战俘和抓来的劳工，集结后被集中送到虎头修筑工事。老乡说，运劳工时塞满了几十辆闷罐车，一列接一列地往这里拉。这些劳工运到后就被强行剃净一侧眉毛，作为标志，在强迫修筑工事的苦役中受尽摧残，成批死亡，每天都有汽车把尸首扔到大草甸里喂野狼；尤其工事建成后为了保密，幸存的劳工也都被集体屠杀，基本无一生还，所以虎头要塞就是这样用十几万中国劳工的尸骨和血肉堆筑起来的。要塞规模庞大，设施齐全，地上地下联网配套。我在虎头时当地老乡仍沿用着过去日军要塞时的地名，叫什么炮兵阵地、陆军医院、海军司令部、飞机场等等，虽然现在这些地方已完全是一片废墟，有的甚至连废墟都看不到了，可老乡还是这么叫着。一位老头指着那片被称为海军司令部的大片混凝土块对我说：“那时候这里可热闹哩，每天晚上电灯通明，还有好多酒楼和妓女”。至于山里的地下设施更十分复杂，地下有三层；包括指挥所、燃料库、发电所、浴厕池、暗堡、炮台、竖井、反击口、上下水道等一应俱全。出入口还有翻板、射击孔等机关。有说虎头要塞是当年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甚至有“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据虎头史料记载：1938年日本关东军建立虎头第四国境守备队，常驻兵员达8000人，守备队长为少将；如包括虎头铁路沿线更达20万部队。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兵力逐年南调，至1945年3月改编成第十五国境守备队（团的编制），总兵员仅为1400余名；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晨零点左右，苏联远东第35集团军在虎头正面首先行动，强渡了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在近百架轰炸机、歼击机，及各种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向要塞发起猛攻，日军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惨烈。激战达17天，其残酷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至8月19日要塞各制高点均被苏军攻占，日军仍转入地下负隅顽抗。苏军向要塞的烟囱、通气孔和竖井等设施丢汽油、液体炸药和手榴弹，地下要塞内浓烟密布，许多日军窒息而死。但战斗仍延续至8月26日才全部结束。要塞日军计1378人．加上收容在要塞内的日军家属、日本职员、开拓团移民，共计死亡人数达2000人。为解放虎头苏军伤亡人数也达2000余人。为作纪念，苏军在虎东山地下要塞山顶修造了解放纪念塔，当地通称为白塔，把虎东山也改称为白塔山了。其实8月15日日本天皇已无条件接受投降，可虎头的战斗却一直进行到8月26日。因此，虎头要塞遗址又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激战地”。1958年我在白塔山坡的暗堡里还曾看到过战场清理时被遗漏了的苏军士兵尸体。被历史掩埋在这里的更有被日军驱使杀戮的十几万中国战俘和劳工、有苏军官兵、也有日军及其家属和开拓团移民，而展现在我面前的只剩下这片仅能供人凭吊的混凝土废墟。这就是虎头，这就是历史！想想这十几万中国战俘和劳工，他们也都是鲜活的生命，也和我们一样曾经有名有姓，有爹有娘，也有过人生的愿望和理想，可现在竟连尸骨都找不到了，甚至他们的亲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他究竟死在了哪里？可那是十几万个中国人的人生哪！同样是战争、同样是二战，但全世界都知道欧洲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今天还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影、电视在纪念它；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虎头要塞、知道被悄然屠杀在这里的十多万中国劳工？他们的姓名、模样、家人？即使我们也是和他们同样的中国人！
2005年我家三人由北京重返北大荒，虎头要塞遗址已被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虎头的白塔纪念碑前我们三人为受迫害与杀戮的中国劳工寄托深深的哀思！也为民族自强、人类和平致以由衷的期盼。
据当地老乡告诉我：当时苏军在密山、虎头都曾驻扎了相当一段时间。也许是残暴的日军懂得不吃窝边草的缘故，当地老乡对苏军的口碑反而不是太好，称其为“老毛子”。当时的苏军作为战利品拆走了要塞所有能用的一切装备、机器和物资，连密山虎林县里的许多东西也都经虎头运到苏联去了。最后连从虎头直到密山的几百公里铁路，包括枕木全部拆除，通通运回对岸苏联的伊曼。给北大荒留下的就只是这些破碎的混凝土块以及它那原始的无比荒凉。用老乡的话来说：“等‘老毛子’走后我们什么洋捞也拣不到了，有人为拆点废炮弹铜还被炸断了手”。此外还说了不少‘老毛子’“祸害妇女比小鬼子还凶”等事情，尽管当时属中苏友好时期，可老乡却还要这么说。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站在虎头山上，它能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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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手续十分简单，我和高国人都被分配在总场作业科。作业科本应叫农场生产科，但沿用部队习惯，起初叫作训科、后来才改称作业科。科长王克，40岁的上尉，文化不高，曾任志愿军空军油料科长，山东汉子。科里还有一位老农机技师许介民、一位1957年江苏农学院毕业的农业技术员陈哲、一位部队转业的气象站长刘梦魁，还有两位中专毕业的水利技术员，加上我和老高也有8个人了。作业科和财务科合在一间约50平米仓库改的办公室里，各占一半。王科长是个痛快人，见面没多少话说，上来就给我俩分配了任务。他说：“陈哲是农业主管技术员，管全面，但种地、种地，就是一要种子二要地，所以你们两人一个给我管种子，另一个就给我管地，至于怎么管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懂！有问题可以向我汇报”。就这样他指着老高管了种子，我当然就只有管地了。只是因为宿舍紧张我们还得住在招待所，个人的物品和箱子可以搬到办公室里来放着。不过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我实在不习惯这种男女混睡的方式，尤其这次挨着遇上了一个睡相不好的妇女；还发现在招待所这几天我的被子和衬衣上已染上了不少“革命虫”（虱子），男女混杂的大通炕，更没有什么浴室，想要洗洗、换换都只能钻在被窝里弄，很不方便。我们两人一商量，就以高国人管种子需要在办公室做发芽试验，为保证晚上试验种子发芽的温度夜里要烧炉子，请求王科长同意我俩搬到办公室桌子上睡。王科长很痛快地同意了，办公室仅四张三屉桌，我把桌子让给了老高，自己用五把椅子拼成一个窄床，就在这五把椅子上度过了我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
从陈哲那里我们才知道八五一农场是整个密山农垦局里面积最小、生产条件最差的一个农场。比如八五二农场有40万亩耕地，其它的农场也都在30万亩左右，而八五一才只有10万亩。为什么排号在前发展却慢呢？原来在五边方针指导下转业官兵带着装备开发北大荒，走到哪儿就地就在哪儿开荒。早先的八五一部队人多机车也多，1957年来到这里开荒建点，干了几个月，沿着乌苏里江边摆开了一个南北100多里长、东西40多里宽的战场。开了一些荒也建了一些点，这才发现这个区域里地势太低洼、沼泽密布、水线切割，机车作业十分困难。在鼓干劲、争上游的时代，进度慢是要挨批的。赶紧派人远出寻找荒地，终于有人沿乌苏里江北上，翻过完达山在饶河、东安一带发现了大片荒原。于是干脆把这一片地全扔了，只在条件稍好的大王家留了几台车、几个人，陈哲就是大王家留守人员之一，负责种那附近的三万亩地，保留着八五一农场的番号。其余全部装备和人员均浩浩荡荡翻过完达山拉到了饶河，另立了一个农场叫八五九。当1958年转业官兵继续开来密山农垦局，主要地盘已基本划分完毕，就又捡起了八五一原先扔下的开荒点和土地，把总场部设在虎头，又合并了虎头乡和独木河乡，沿密虎和虎饶公路设了6个分场，成立了现在的八五一农场。看来我和老高也真是倒霉，赶个大早，第一个报到，却落到了个最小最次的农场。
正如前文所说，我当时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出身不好，整风反右中北农大还给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如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总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尤其认为应该吸取农大教训，按照党的一贯教导主动向领导说明自己的情况。一天，趁主管总场生产的宋副场长有空，我就嗫嚅地向他汇报思想。没想到刚说没几句，他就直摆手说：“你不用说了，你的档案我看了，没啥！不就是让你当个青年团员，你没好好当呗”！接着又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这高中生……哦！错了，你是大学生啊！现在到北大荒了，好好干就是，别放心上”！那个简单、那种豪爽，就像北大荒辽阔的荒原一样地粗犷，一阵暖流一下子直热到我整个心窝里。北大荒和北农大就是不一样。
很快我就发现这里的工作体制仍完全是部队那套作风。如：凡事强调请示汇报，强调这事谁负责；上下级之间没有讨论的余地，上级说了就说明这事他负责，你再也不用管了；电话传达或指示都必须随时做笔录等等。甚至许多军用术语也依然套用，如布置与确定一个开荒点也用什么“目标正北偏东、距离20公里……”这类的话。起初我不习惯这种工作方式，后来倒觉得虽然有些生硬，但在某些方面还真有些好处。同时还发现作为总场技术员（王科长等人却仍习惯称我们为参谋），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实际是两项：一是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和打电话，被称为上传下达。由于线路不好，场长一句话或局里有个什么电报（当时局场间的联系主要仍用部队的收发报方式），我们向下传达常得花上半天时间；二是陪各种领导如场长、副场长、科长出去开会，并为领导草拟各种汇报或会议讲话材料，所以随时要把各种数字、情况收集好备不时之需。多数领导喜欢照稿子念，你给他写的材料如果字写得草了准得挨批。由于我历来写字习惯字小笔连，有次一位副场长把我给他写的一篇讲话稿里面他看不懂的字，一个个用剪刀剜了下来，然后把我叫去认。因为每个字放得颠三倒四、也许还有剜不全的，有些我也认不出来。他对我大发雷霆：“你自己都不认识还写给我认”？从此我写材料时总把字写得大大的，而且尽力较为规整，但因此也就得花更多的时间了。除了这些事务事，真正的农业技术这里反到用不着多少。
回味起来当时这种工作体制也确实有些尴尬。这些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领导，如我们的场长张桂生就是原预备五师的副师长，他们事前都未经任何学习和培训，摘下领章就直接开往北大荒。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多数文化不高、但对党对上级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他们中不少是农民出身也曾拿锄头种过地，但在大规模机械化农业面前又有些惶惑，对成套的农业理论没有兴趣，但知道毛主席曾说过“八个字”.也有一些年青的转业军官具有中学文化，那就成了机关里的笔杆子，但因为年轻、在机关里也只是个参谋。就像那时相互说笑时说的：“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好在当时北大荒的农业还相当原始，主要就是开荒。种地既不施化肥也不用农药，新荒地上还真没有什么病虫害，作物只有小麦和大豆，全局几百万亩耕地靠局里一份技术措施各场各队统统照此执行就是。因此所谓管生产主要也就是催作业进度，也许因此称为作业科。但开会布置任务总得讲点什么，经常就是我们写稿他上台照稿念。我们科王科长在念稿时遇到有看不明白的字，竟会当众把我从台下叫到台上去，告诉他这是什么字，然后他照样拿着腔调接着往下念，台上台下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台下没人笑、台上脸不红。这种尴尬的责任原本也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同样、在此情况下，又按照部队的传统，执行上级指示说一不二，这就更和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因地、因时制宜容易发生尖锐的矛盾，产生各种瞎指挥和蛮干，比如强调作业进度，为抢农时不顾作业质量、过湿耕作、机车带病出车、甚至违反作业规程等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缴学费。
更严重的是这种人文生态又和当时大跃进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必然造成某些悲剧效果。当时北大荒人烟稀少，冬天比现在更冷，常达零下三十几度，真是滴水成冰。尤其下雪后遇上被称为“烟儿炮”的大风雪，能见度可以不到三米，常有人就此在风雪中因迷失方向冻死在雪地里，甚至就在离自家门口不远处。因为严寒，当地老乡的习惯冬天是不干活的，叫“猫冬”。但这对于新北大荒人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何况全国都在大跃进。中央的号召是：“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一天等于二十年”。所谓的大干快上、实际是在全国演绎成了铺天盖地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北大荒人当然也不能落后，于是提出了“分兵三路、大干三九”的口号。一路人上山，挺进完达山原始森林伐木；一路人排水，刨开冻土层挖排水沟；一路人在家积肥和备耕。还真是都干得轰轰烈烈，你追我赶。为了节省吃饭时间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搞排水也送饭到工地。严酷的天气、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一个个饭量大增，就我这书生、半斤大的白菜包子一顿吃5－6个是平常的。群众在劳动中还有许多发明创造，什么冻土刀、冻土犁等等，确实显示了北大荒人艰苦奋斗乐观奉献的精神，以及集体的聪明与智慧。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大跃进的发高烧也给这些拼搏带来了不少蛮干和浮夸的色彩：为了追求采伐量，有的伐木队竟采取了留高桩、推光头的掠夺式采伐，两人合抱的大红松留了齐腰高的树桩，有老林业工人看着采伐后的林场痛心地说：“就是日本鬼子都没这么干的”！有的伐木队只管采、不考虑运，只要把树放倒就报伐木成绩，结果在原始森林里扔下了数十万方“困山木”，都是上好的大红松就是运不出来，只能在山里白白烂掉；排水沟挖深不对、边坡和马道不留、不少排水沟化冻后很快塌方淤死。更因为有些人不懂得甚至顾不上相关的安全规程，只顾“放卫星”，造成伐木时被树压死刮伤、排水放炮时被冻块砸死砸伤的事都非个例。甚至地冻两尺的情况下，在茫茫的大荒原上用人工刨冻土搞深翻地，顶着零下20℃的严寒硬用大镐刨起来的冻块互相支架着，开春后深翻后的地都是架空的，根本不能播种。
后来按照王科长的安排让我跟他到全场逐连队搞积肥大检查。我们坐着美式吉普日夜兼程整整跑了五天，虽然也看到一些好的肥料，但严冬的荒野上那里去找这么多肥源？为了完成指标，又分不清什么是草炭，结果不少生产队许多所谓的肥料堆所堆砌的都是十多公分厚的荒地草皮子，无法腐烂也不可能利用，白白浪费了大量劳力的拼搏，还会影响今后的开荒作业。
那年月连检查工作也讲跃进，王科长带着我们每天披星戴月地跑，当第四天从三分场连夜赶回来时，终因司机太困疲劳驾驶、冰道又滑，途经阿布沁河桥时吉普车从桥头滑出了桥栏，顺岸坡一直滚到冰河面上。幸好车上四个人都只受了一点轻伤。更幸运的是相互搀扶着，忍痛爬上河岸，看到不远处就是阿布沁河水文站的灯光。虽然才一栋小房，但几个人能围着火炉坐一夜也很暖和。不然三九严寒的北大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荒野地里再冻上一夜，其后果就很难说了。
这种大跃进的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各项工作都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以至指标越加越高。当时有句口号是：“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局里要求各农场都要认真编制五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划，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五年简直成了难以想象的遥远岁月。按照局里要求的人均指标，到时候亩产多少粮、人均又要吃多少肉、多少蛋、多少奶，再按此推算出又该养多少鸡猪牛等等，都要逐项详细计算出来，还要求分摊落实到每个分场。我和陈哲点着三个用瓶子做的豆大的小油灯连夜计算着，编制着八五一农场各分场的五年生产生活规划。幸好财务科还有台当时那种手摇计算机，到天亮总算编完了；张场长急匆匆进来拎着睡眼惺忪的陈哲上车就赶往密山局里去开汇报会。下午下班时陈哲回来了，进门就说局里指标又提高了这个账还要重新算过，明天还要去开会上报。我俩就又在小油灯下再熬一个通宵，编了一个更宏伟的共产主义的梦。如果光这样在纸上做梦还好一点，头脑发烫的领导们还要付诸实施，从而造成物资和人力的巨大浪费。尽管当时北大荒人的住房十分紧张，但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人还没有房子住，各农场却接到命令，作好备料、明年一开春每个农场都要上马修建孵化大楼，以实现发展养鸡的共产主义规划。果然第二年上千平方米两层楼的孵化大楼突击盖成了。由于缺乏经验，孵化育雏率不到20%，死亡率却高达90%以上，紧接着的六○年自然灾害使养鸡被迫下马，用木板条突击盖起来的大楼也在风寒侵袭下成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群众都把它戏称为“浮夸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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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虎头的老乡可真好，用当地的话来说：待人特实诚！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劳动上他们都认真地、手把手地一点点教我。特别是田间农活，不论是体力、还是农活的技巧，在他们面前我这个技术员实在觉得无地自容。很快我交上了两个老乡朋友，在我到分场工作后每次到总场来办事我都会去看他们。尤其是那个老周，刚四十出头，虽不识几个字但心灵手巧，不光干活是一把好手，铲地比我两个都快；还熟知一大堆当地的农谚和顺口溜，掌握一手顶尖的嫁接技术，主要为他自家园子嫁接山丁子和沙果树。有次非拉着我到他园子里去做试验，我一看惊呆了，他竟把许多大豆芽直接嫁接在槐树干上，我们天天跑去看，竟然还都活了好几天。他像个孩子似地兴奋地跟我说：“希望有一天能让老槐树结出大豆来，那该多好啊”！望着他那壮实而又憨厚黝黑的脸，我不禁想到：要是他也能上农业大学那可真好啊！应该说正是他们的帮助，使我较快地了解和熟悉北大荒的农时、农活以及适应北大荒的生活技能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在他们面前我真的完全是一个学生。
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一直在南方城市里生活的我，到了滴水成冰的北大荒，绝不仅仅是气候和城乡的落差。不但对万分艰苦的生活条件需要适应，而且作为北大荒人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即使是单身汉也要学会打柴、劈柈子、挑水、做饭，虽然有食堂，但有时还想自己改善点生活，特别是春节食堂停伙十天全靠自己做；还要会糊窗户、和泥、抹墙、修炕、搭炉子，不然就要等着挨冻。连带着参加集体劳动，我竟然还基本学会了在当地盖房子的一些主要活计，如托土坯、编拉合辫、甩大泥……。至于生产劳动技能就更不用说了，好在自己还年轻，不是说知识分子改造首先要过劳动关吗？所以在集体劳动中我从不甘落后，尽管我和能干的人相比要差好大一段，但总是咬牙坚持着。挑土压肿了肩膀，也不肯服软；特别是修水利刨冻土抡大镐，累得腰酸背痛，却经常打不着正点上……。
至于我的专业技术，到了实际生产上才知道，虽然在学校学了三十多门课，凡是考试的科目我基本都得了优秀，其实只不过是具有了一个专业知识的基础，一个考虑问题的思路，为自己进一步自学和思考问题提供了某些条件而已。此外，真正能在北大荒直接用上的东西，虽然不能说没有，实在是不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农业的地域性，从华北到东北，农时、作物、土壤气候什么都变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杳无人迹的荒原，一切需要从头探索。而且在复杂的实际生产面前，书本上那点东西原本也实在显得可怜。更何况这里没有图书馆、没有化验室，没有文献期刊，学校学的那套理化分析手段和分子式在这里更没有任何用处，尤其是我曾经那么痴迷的生物化学。作为技术员，我当时比一般农业工人多一点的东西，就是一把现在已经很难见到的一米长的木折尺、一个农业组公用的小台秤、还有就是自己请铁匠炉用破耙片打的一把挖土的小铲，这也就是我做了几年农业技术工作所用的全部行头，真像北大荒一样地简单与粗犷。
当时，上级最关心的就是开荒。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有道理。开发北大荒就是要开垦北大荒，首先当然就是开荒！但我们在学校里对开荒的一切可说是从没有听说过。什么荒原踏查、烧荒清障、开荒规划等等，从名词到内容我都是在北大荒的实践中现学的。
烧荒，就是放火把荒原底草和小灌木烧干净，这是开荒前为清理荒场进行开荒准备的一项必要措施。也是北大荒开发初期的一项重要作业。千百年的原始荒原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地上部枯草，常厚达几十公分，而且盘结缠绕如同一层厚厚的地毯。老乡称它为底草，不处理干净根本无法开荒。深秋和春季是大面积烧荒的主要季节。由于底草深厚，此时又无厚雪覆盖，真是万亩荒原一点火就着。我第一次见到那场面觉得十分壮观：事先要打出十几米的防火道，并派人守护，防止火头窜出烧荒区。然后根据风向顶风点火，因为顶风点火易于控制火势。但实际上由于空气对流的缘故，即使在没风的日子里，燎原之火也立即会刮起大风。且因底草丰厚、风助火势、火仗风威，火头经常一下子就会窜到几丈高，二三十米内根本近不得人。风向一变，火舌卷着枯草很容易就会跃过十几米的防火道，扑救不及就会造成跑荒，甚至发生被火包围烧伤或烧死人的事。有一次，三分场烧荒时跑荒火烧进了完达山。我们八五一农场全场总动员上山打火，总场机关人员负责给打火人员送干粮。我背着干粮上了山，一看那场面实在吓人：参天的松树从上到下流淌着松脂烧得滋滋地响，就像点燃的一支支巨型蜡烛。呼啸的大风卷着松枝在天上熊熊地烧。一阵风过，火团在树间打着滚，一下子就可以窜出去几十米，而打火队员只能在地下追。当时那种简陋的打火工具面对原始森林那一片熊熊火海，只能望火兴叹。幸好第三天下了一场大雨，才把火扑灭了。
拖拉机开荒，也决不是像电影和电视拍摄的那么浪漫和轻松。不说那一望无际的平坦原野上到处密布着水坑和洼塘，随时都会发生陷车和堵犁；也不说那荒原上夜晚数不清的蚊子、晨昏的小咬、中午的夏虻轮番的追逐和攻击；一个班次下来，只见拖拉机手们个个都活像泥猴一般……。就那一条条犁开的垡条也毫不驯服，原始荒野植被的根系盘根错节地在地面上编织成了一层厚厚的草毡，足有十公分，即使被犁刀切开后也还只是成为一条条四十厘米宽的倔犟弹条，不肯就此驯服地翻转过去，使开荒作业造成大量的回垡或立垡，招致开荒失败。这种现象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连想都想象不到。聪明的北大荒人通过实践摸索，终于总结创造出了延长犁距、减少犁体、加长犁铲和犁刀等所谓“开荒犁二五五系列改装”，才使开荒作业在北大荒得以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那时候的生活确实艰苦，劳动也十分繁重。但饭还是可以吃饱的，人们的精神和斗志也十分昂扬，真可说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们当时的主食主要是玉米大糁子加大芸豆，对我这南方人来说虽然不习惯但还觉得别有滋味。菜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很难吃到猪肉，所谓打牙祭经常是吃马肉、熊肉或狍子肉，当然以狍子肉最好吃。再就是干炸丸子、干炸鱼，干炸黄豆，这些也都有着北大荒的菜肴特点。尤其是鱼，那时候乌苏里江里的鱼可真多，特别是中秋前后的大马哈鱼更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它是海鱼，秋季成群溯黑龙江到上游产卵，鱼籽像鱼肝油丸那么大，一条鱼通常有五六斤重，才卖三四块钱，要多少有多少，到今天可已经成了珍品了。
总场作业科虽然是管生产的，但除了陪领导下场外我们自己却很少到下面去。一是在机关里成天也很忙，忙电话、忙材料，还得参加劳动；二是农场地域实在太大，即使只到各个分场的场部去动辄就是几十里甚至百多里，作为参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下去一趟也真不容易。茫茫荒原渺无人烟，听说了不少野兽伤人的故事，心里就更害怕了。如到四分场就已进入完达山山区。听说山里有老虎，可老乡却告诉我老虎并不是最可怕的。当地流传的是“一猪二熊三老虎”，猪是指野猪，不过又说“猪怕孤猪、狼怕群狼”。野猪群我后来还真碰到好几次，当真并不可怕，大喊一声就都跑了；但也确实见过有被孤野猪用獠牙挑破了肚子，和夜里迷路后被群狼咬死的人。所以对当地老乡有关野外安全活动、遇事如何应变等知识都仔细打听，就像对待他们那些防寒保暖经验一样牢记在自己心里。既然王科长让我管“地”，我怎么也得到下面认真看看地才行啊。终于到了1959年1月底，也许是因为快过春节的缘故，机关的事比较少，王科长同意我自己到各分场转转收集点土地资料。按照老乡讲的经验我除了穿上自己买的老羊皮大衣等保暖用品外，还带上手电、镰刀和木棍。这些是当地老乡称为“出门要带的三宝”。镰刀既是防身武器又可以随时割点草或树条供不时之需；木棍则是走路的拐棍和挑子，还可以在过沼泽时冬探雪路、夏测水深，防止被沼泽陷进去；电筒除了照明外还可以吓狼。事先打听好了当天四分场有车来总场拉东西，机会难得，可省去自己走百多里路。由于已经有了一些生活经验，再坐敞车也不会挨冻了。就这样我用了十多天时间跑了三个分场，收集各分场现有地块图、开荒年限和已知的可垦荒原等资料，当然也到现场看了几块地。这一跑我才真正感受到我们八五一农场的耕地和其它农场相比有多么差。由于地势低洼、水线切割，地块既小又不连片还不成形；全场只有十万亩已垦耕地竟分成了八百多块，不少地块才只有几十亩地，这对大型机械化农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给生产管理和机械效率的发挥都带来很大问题。尤其当年只求开荒进度不顾作业质量的情况也随处可见，不少地块全是立垡或回垡简直无法耕种。不仅如此，原来听说北大荒的黑土肥得流油、似乎随便插根筷子都能发芽。可实际上八五一农场的黑土层很薄，甚至不少耕地草皮层下就是一种老乡称为白浆层的土壤。我根据过去在学校学的剖面特征，起初以为这是苏联的生草灰化土，但实际性状又似乎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黑龙江流域特有的一种土类，不久前中苏专家刚通过联合考察确定用当地老乡的叫法命名为白浆土。白浆土的理化性状和肥力水平都很差，当地老乡有段顺口溜比喻白浆土是：“雨天一锅汤、晴天硬邦邦，种啥啥不长、只能抹大墙”。可是八五一农场90%以上都是白浆土，总得想个法子才行啊！也许就从这时候起我反而对这白浆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更好地了解它和研究它，似乎有种责任感落到了自己的心里。
这次下分场也使我真正感受到了北大荒的原始与荒凉。从一个连队到相邻的下一个连队就得走十多二十里路，而且路上不见一个人，更没有车，全靠自己孤身一人一步步地量。正值严冬，极目望去，白皑皑的一片荒野真让人感到既无比开阔、豪放可又十分凄凉。树丛中偶尔惊叫着飞出只野鸡来会着实把你吓上一跳。四分场场部位于独木河，也是并入农场的一个村屯，当地老乡原多以上山采药采参为生。但解放前因与外界隔绝，深受商人盘剥、十分穷困。甚至还有的实行着一妻多夫式的家庭，当地称为“拉帮套”。解放后对原有这种家庭仍采取维持和默认的态度，我曾在一户四兄弟合娶一个妻子的家里坐过一会，得到了该主妇的热情接待与坦然诉说。从四分场奔三分场途中，因贪于赶路忘了北大荒冬天下午三点多钟就开始日落，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当爬上一个叫东大顶子的小丘陵，在两旁白桦和灌木丛的夹道下黄昏更显幽暗。偶回头忽见几十米外有只狗样的东西跟着我，心里不免紧张，知道这旷野里不会有狗只能是狼。立即按照老乡的嘱咐：把木棍挑着我的大衣扛在左肩后、防止狼突然从身后扑上来咬脖子，右手紧握镰刀以备应对，打亮电筒脚底加快但不能跑。老乡说：狼有灵性，你一跑它就知道你害怕它、就会进攻你，而且一只狼还好对付，就怕它嚎叫起来引来狼群。我边快走边常转身看看，还冲它晃晃电筒，它也不紧不慢地总跟着我，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总维持着这么六七十米的距离。就这样在我身后跟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心里害怕真希望能在路上遇到个人，可就是没有。寂静的土路似乎无穷无尽地、空荡荡地向前延伸着。终于在前面岔路口处出现了昏暗的小灯光，从地图知道是三分场的一个连队到了，心中大喜，忍不住小跑起来，进了住区再回头看那只狼也不见了，可我已是大汗淋漓。连队没有招待所，一位副连长把我领到一间空屋，说这屋没法生火，但有好些床被子，你可以尽量用上。这晚上我竟然一个人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窖”里，睡得特别香。只是醒来一看，被头都被自己鼻子里呼出来的哈气冻成一个大硬壳了。
总之，那时候的日子真是过得既艰苦又豪迈。说北大荒人不计报酬、以苦为乐，的确一点儿也不过份。因为心里燃烧着一个辉煌的理想：为建设新中国、征服北大荒，这是祖国的需要！2006年夏天高国人在海南清理他的旧照片时找到了一张1960年初我在农场时送给他的小照，照片背后有我的两句题词是：“让作物按我们的意志生长，要土地照农场的计划交粮”！这确实也是当时我们生活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是打心眼里说出来的话。只是今天，当我重又拿到这张照片，翻看着背面那已经有些模糊的钢笔小字时，40多年的风风雨雨重又翻腾在我的眼前，这里面是天真的憧憬、还是豪迈的激情？是一曲可歌的拼搏，乃或有着某些可泣的伤痛？到今天却连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了……。但无论如何，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片被热情燃烧着的原始荒原，成了我终身难忘的经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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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战胜北大荒”，这已是共和国史中广为流传和反复颂扬的一段历史。也确实是一段真实并与英雄称号当之无愧的历史。无论是电影《老兵新传》，还是诗人聂绀弩的《北大荒歌》、郭小川的《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都是既真实又各有局限地描绘着这幅壮丽的画卷。确实，除非亲身经历，可能没有人能把如此艰苦卓绝、如此大规模的转业进军、而且是在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的移民垦荒史，完全说得清楚和全面。
历经半个世纪的斗转星移，今天再来回味当年开垦北大荒的经历确实感慨万千。
这是个十几万人的群体。或者更像有人说的，他们只有“群”、没有“体”，因为这里实际上没有个体。在广袤无垠的大荒原上他们没有什么个人的打算和理想。有的只有这十几万人一个共同的心愿：“为建设新中国，征服北大荒”！
这个十几万人的庞大人群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有南方的、北方的、沿海的、山区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老乡。唯一难找的恰恰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不！这话也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真正的北大荒人！
这支现代移民大军来自四面八方。当然，当年开创的主力是复转军人，以及由他们携带或投奔来的亲属。军人中既有解放战争中的伤残军人、更多是朝鲜前线那些“最可爱的人”。他们中不少是有一定文化和某种专长的年青尉官或军校学生，因为士兵大多直接复员回家了、而军官转业需要安置。此外，还有逐年动员来的四川、山东支边青年、全国大专院校分配的学生、以及一些知名右派分子，包括丁玲、艾青、丁聪、聂绀弩、吴祖光等等。尽管队伍庞杂，但它是以部队为根基的。军队的理念、军队的传统、军队的作风，加上全国大跃进的气势，使得这支现代移民大军真成了征服北大荒的伟大进军。因此可以说，开发北大荒从一开始是完全作为一场战争来拼的，而它的每个成员也都像战士一样，以献身这场战争、并取得胜利作为自己的最高愿望。此外，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愿望或打算。
这也就是解放军的传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早就说过，他在采访红军将士时，只能听到“我们”干了什么，听不到“我”干了什么。解放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这样一种群体意识，化小我为大我，个体自觉地作为群体的体现者。一定要尽快地把北大荒拿下来，这就是北大荒人最高的群体奋斗目标。
想想几乎同时期的大庆油田会战情景，就能明白进军北大荒时那种气势。虽然农业和工业不同，周期长、范围大、成效慢，但因此也就更加复杂也更为艰苦。当时人们为建设新中国而忘我拼搏的革命气势与价值观念，是现代年青人无法想象、也是无法理解的。生活那么苦、待遇那么低，更没有任何艰苦补助或优惠政策，这在当年是连想都不会去想的，凭的就只有那满腔的热血，去与零下四十度的荒原拼搏。
这是一场战争，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原河南信阳步校少尉助理员徐先国写的一首诗《永不放下枪》，他是这十万移民大军中的一员。诗中写道：
……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令远征北大荒/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让子弹穿透的疤伤/在黑土地上泛红发光/……。
真诚、无怨，豪迈、无畏。这首诗确实可以代表当年这十万人的面貌和心声！也可以把这理解为现在常说的北大荒精神。
通常把北大荒精神归结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样十六个字。确实基本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是北大荒开拓者当之无愧的精神写照。其中又以“无私奉献”成了北大荒精神的核心，吃苦争先、为国贡献，不求回报。真的，当时这些北大荒人确实是为了祖国的建设和尽快富强，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没有如此乐观而又浪漫的心境，面对无比艰苦却又单调的北大荒是根本没法生活下去的！更不用说把北大荒最终变成了祖国的北大仓，实现了历代没敢梦想的丰功伟业。这些也都是北大荒开拓者精神面貌的珍贵遗产，确实应该坚持和发扬。
不仅如此，当时的口号是：为国家建设北大荒，要“献出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直到今天，这条口号依然高悬在农垦总局展览馆的高墙上。
奉献、奉献，不求索取，只有奉献，这就是北大荒人当年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物是复杂的，构成这伟大历史壮举的，绝不仅仅只有以上这一个面。虽然他是开发北大荒的主要一个层面。正如农垦史志办主任郑家真说的：
“月球由于自转周期和绕地球转动的周期相等，因此它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地球。人类总是看到月球的正面，看不到它的背面”。
他所说的那个背面就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反右和大跃进，使得北大荒的初期开发深深地打上了“左”的烙印。
首先，当年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时的大量人员背景，其中相当部分是有一定文化和某种专长的年青尉官或军校学生。他们本应成为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新生力量。但由于出身不好，或曾经有过这样和那样的政治“错误”，包括右派言论错误、海外关系错误、个人历史虽然清楚但并不‘清白’的错误等等，而被安排转业，“发配”来了北大荒。虽然他们也都是在所谓“统一动员、自愿申请、组织批准、光荣欢送”的情况下来的，但这种批准显然有着明显的选择，其实和我们北农大当年的毕业分配也是一样，如果再算上那些右派分子，发配北大荒这个说法确实没有什么不适当。正是这些被认为政治上多少有些问题，应该改造思想的人，大量承担着挺进北大荒的艰巨任务。如果和沙俄时代类比的话，这相当于某种政治流放，甚至还连带了他们的亲属。然而事实恰恰证明这些同志是真正的好同志。他们忍受着政治上种种歧视或屈辱，依然满怀信心地憧憬着祖国的建设和未来，热情拼搏、艰苦奋斗、只求付出、不思回报，实现了征服北大荒的壮丽伟业。因此、郑家真认为北大荒精神还应该加上“忍辱负重”四个字才算全面。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歧视、应该说是迫害，并没有因为到了杳无人烟的荒原就能中止。上面说的那位徐先国少尉，最终也没能实现他“让军装受到机油奖赏”的愿望。虽然由于写了那首诗，他在北大荒的农场里受到了王震将军的单独接见。但当他向农场领导提出自己想开拖拉机的要求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就别做梦娶媳妇了，上机车也得挑骨干啊”，“你就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吧”！是的，原来他又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反右中被定为中右的政治身份！一叶知秋，中国的解放军是最讲“政治”的，别忘了，进军北大荒实施的正是解放军的传统。有此一例，其它无数类似的例子我想就无需再举了。
当年，大跃进的高温在全国肆虐着，北大荒当然也不例外。藐视科学、精神第一、鲁莽蛮干的事例比比皆是。真可以说：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气壮山河的年代。然而，这也是荒诞不经的岁月、精神万能的年代。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人力、物资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是这种时代的狂热症又在各级领导层层反右倾的政治高压下，愈演愈烈。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一浪高过一浪。可军人历来又是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的，这就使得当年北大荒的开发实际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不重视人的劳动以至生命，即使牺牲也只是革命的需要，尽管其中许多牺牲其实并不是必须的。从而使得这十多万开拓者承受了过高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这段壮丽的史诗涂上了既豪迈、也残酷，既壮丽、也惨痛的油彩。除了前面说的那位由于反对“五边方针”而被批斗自杀的向副局长外，1958年10月牡丹江铁道兵农垦局竟然还在垦区开展了全国绝无仅有的第二次反右运动，授权农场党委就有权判定右派。结果据《牡丹江农垦史》记载，在这场北大荒自己搞的反右斗争中，又新定了各种“分子”1500人之多！总之，领导们信服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用政治高压来驱使这些移民付出超强度的劳动，同时也为自己的瞎指挥进行辩护。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人民的强行奴役和驱使：用响亮的政治口号，借“无私”来抹煞，借“奉献”来榨取，并在错误的指挥下，做出了许多浪费、愚蠢，甚至是破坏自然资源的事情。
严酷！北大荒严酷的气候条件，与当年那种严酷的政治气候相结合，更增加了进军北大荒这一历史壮举的悲壮色彩。当然，从这一面来说，北大荒的开拓者是受害者，他们仍然无愧于正面英雄的称号。相反，他们以凛然的正气和北大荒人特有的宽大胸怀，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完成了征服北大荒的历史任务。翻开聂绀弩在850农场两年间写下的《荒草集》，跃然纸上的那种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实际是很多北大荒人的精神写照。
只有把上述两个方面拼接起来，才能描绘出当年英雄战胜北大荒的整个面貌！作家李准曾形容北大荒的开发是：
“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
逐字品味这简单的十二个字，也许能多少概括北大荒的开发历程。
历经四十年的风雨，北大荒实际也已经历了几代人。1958年前后的十万转业官兵是第一代，我虽然不是官兵但也有幸在时间上参加到这一群里了，这一代北大荒人有着传统的五十年代的革命思想体系、奉献精神、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些原本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当把这个几万人的群体放在了类似世外桃源却又十分荒漠的北大荒，它又一切自成体系，一切独立于地方县市。缺乏外界交流，也就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有点独特的社会，一个使这种主流意识相对稳定的社会，类同于陶渊明笔下那个虽处晋朝但人的思想却仍是秦代社会的情况相似。其实所谓的北大荒精神主要是指那第一代开拓者的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意识的相对稳定和凝固，既给这一代人留下了值得珍贵的回忆，也在某些方面使他们付出了个人沉重的人生代价！此后，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农垦体制多次变动改组，以及50万知青插队垦区，北大荒的人文环境也逐步发生了改变，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对于从进军荒原开始，几十年在这块特殊土地上拼搏的北大荒人来说，生命与血汗的付出，使他们对北大荒结下了特殊的感情，难忘而又亲切。甚至爱屋及鸟，只要相逢曾一起在那里战斗过同志，都会倍感亲切。所谓“荒友”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词，饱含着荒原的真挚和艰辛。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和上海的知青们还不时地为此组织团聚，每次聚会、荒友们相见还总是那么热切，就更不用说那些从一开始就进入北大荒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了。
是的，荒友们对北大荒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正像每个北大荒人都会唱的那首《北大荒人的歌》里所说的那样：
……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安抚，/一起经受风雪的洗礼。/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啊，北大荒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即使明朝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
的确，按照农垦史志办的资料，半个世纪来因种种原因长眠在荒原怀抱里的五万北大荒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不应该这么早就倒下的。这里面包含了在我身边曾共同拼搏的同事、战友，以至我自己家里的亲人！也包括了和我一起去北大荒，在荒僻的雁窝岛上奋斗了20多年的我的同班好友卜省三。他们的人生就这样悄然地溶化在北大荒的黑土地里了！
是的，我今生忘不了那块土地。三十三年啊！我和北大荒曾经历着同一个历史，相连的命运。而且这段光阴几乎就是我人生的全部！它中断了我在北农大曾激情满怀做过的那个学府殿堂的梦，但又以无垠的原野为我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北大荒之梦。三十三年的相伴、三十三年的付出、三十三年里经历过的一切酸甜苦辣，换得的是我对北大荒永远留恋的情怀。
1991年，随着退休我作为随迁家属到了北京。但我的心却仍在那片荒原上，就像我在2007年的一篇随笔里所写道：
“我忘不了那块土地，虽然已经分别十七年了，我依然每天魂牵梦绕。白天在电脑前思念着她、在和亲友们的笑谈中议论着她，在墙上的画框前端详着她，在书橱的案卷里寻找着她；似乎每时每刻我都会忽地又想起了她！夜晚，我更常在梦中再次回到她的怀抱里，依旧在那广阔的田野上飞奔，在那探索的征途上挥汗如雨……”。
2005年5月我和张逊一起从北京回到北大荒，用了20天时间重新走了一遍过去工作过的那些农场和生产队。见到了不少曾在一起奋斗过的老职工、老战友，委实感慨万千。首先，北大荒已出落得更加漂亮了：千里稻香、万亩金黄，赛似北国江南，这是几代北大荒人共同血汗的结晶，真让人感到振奋与欣慰。也见到了不少既献青春、又献终身，在农场里干了一辈子技术工作、现在也已退休的老同学、老同事。由于现行企业工资制度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但在相互谈笑间北大荒人那种乐观豪放洒脱的性格，依然让我感到那样熟悉、更是那样地使我承受着撞击心灵的震憾……！
2008年我们北农大农学1958届的同学共同书写并合编了一本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五十年风云路》，反映良好。但事后也有人认为：曾经在北大荒工作过的同学关于自己的事迹写得太少了。有这看法也许是由于不了解开发北大荒那种特定的历史和环境条件的缘故。正像前面说的，在那个宏伟的群体中只有“群”，没有个“体”，因此他们个人很可能没有多少能写得出来的“丰功伟绩”；他们的一生，可以说是很平凡、但却又很不平凡。因为他们的生命和血汗，已经完全溶化在那片黑土地里、溶化在把当年的北大荒最终变成今天北大仓的过程中了。
至2008年、北大荒农垦已有耕地3600万亩，粮食总产接近300亿斤，商品率达到91.5%.昔日杳无人烟、狼豺出没的北大荒已真正成了国家的北大仓，承担全国可调剂商品粮的三分之一强。62年来它始终扮演着国家粮食稳压器的角色。2008年4月28日国内各报显着位置都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在当前世界粮食涨价的形势下，中央决定：由铁道部从五月一日起用60天时间组织专列从东北集中抢运粮食一千万吨，以平抑南方各省米价。5月12日汶川地震，黑龙江农垦又在第一时间自行为灾区一次捐献一千八百吨优质大米，满载三趟专列飞奔成都，以解灾区燃眉之急……。在这浩浩荡荡的运粮专列隆隆的疾驶声中，我、连同所有的北大荒人，以及那些为开发北大荒业已长眠在黑土地里英魂们，都会会心地微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09年9月采访北大荒后指出：
“在这个比海南岛还要大上1.6倍的土地上，首批挥犁耕作的人，是不能被忘却的”。
是的，尽管我只是这十万人、连同后来的更达几百万人群中的——沧海一粟！
但我仍然为此感到——自豪！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