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道的事情多了那么点儿
到了北京，我偶尔有时候会打从内心涌出一丝淡淡的凄怆之感，我很难解释清楚这是怎么来的。并不是因为离开父母家庭，我住读早已习惯了。也不是因为初去时恰逢北方的寒秋，在南方我也经历过不少严冬，单单是自然景象不会那样地影响心情。似乎是因为突然感觉到自己从此再回不到童年和少年了。燕园美景并没有让我忘掉自己现在已从梦幻年代独自踏进了现实人生，这里面可能有些积累着的具体感触在潜意识中给了我什么暗示，也许太琐碎了，如今凭记忆理不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来。
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颐和园玩的时候，在大门口看见一些人簇拥着一位高大粗壮，脸上黝黑而布满横肉，披着呢子军大衣的部队首长。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但那位首长颐指气使的一付骄横样子给我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阴暗印象。人民的首都，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官儿出来在大庭广众是这个模样！前面我还说过，在校领导层里我也隐隐约约见到一种“官气”。那个时候的这种大惊小怪当然太可笑，在解放初年被崇高的理想主义浸透了的我这样的少年马列信徒，眼睛里是那么揉不进一颗“沙子”。
1954年一天，在大饭厅里校领导（记不清是不是党委书记江隆基副校长）传达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精神。中心是党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质内容是传达到国家某一级干部（大学生也荣幸忝列其内）的一个内部报告，宣布一桩“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热情注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高岗和原先第三野战军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后又调到中共中央当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都是“反党的野心家”。他们主要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是仅次于毛主席的党中央第二把手（后来当了国家主席），还有一个是打击安子文，安子文曾是组织部长，大概是饶漱石的对头。从传达报告揭发的事件过程来看，他们一心一意想的是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据传达报告说他们的做法很卑鄙。这是我从苏联的贝利亚事件之后听到的第二次爆炸性的消息。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头顶光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突然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坏人。高岗在党国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名义上仅低于毛、刘、周、朱，实际上比朱总司令更重要。解放以后许多人都熟悉四本进行崇高党性教育的小册子：刘少奇的《论党》（在“七大”上的修改党章报告）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高岗的《荣誉是属于谁的》。要争取入党，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党员除了要学习党章以外还要学习这四本书。饶漱石在华东党政的地位超过了享有传奇式赫赫声威的陈毅将军，我曾读过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义正词严的动员报告，连报纸上登出的带着眼镜留着唇髭的他，做报告时面前放着一个大茶缸的照片都记得很清楚。许多年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而所见过的一切报导都显示包括他们在内的这群声名卓著的中央领导人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于是难免有许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伟大的党里面极好的领袖人物一下子就可以被宣布为极坏的坏蛋？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最高领导人群里面怎么会出现那么样的互相仇视和搞起那么尖锐的勾心斗角？
从介绍的整个过程，如果注意到一些细节的话，看起来事情就不像最后的结论那么简单。涉及的（特别是被他们攻击的）其他领导人是不是就都那么大义凛然，和他们两个人完全相反？其实公布了这些事情以后，斗来斗去的双方都给人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头上的光环多少显得暗淡了些。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高、饶他们是反对刘少奇的，但是揭露批判了他们以后，刘少奇在我心目中并没有增添光辉，倒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反感。后来他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宪法报告”时，广播里听到他那一口尖声尖气的湖南话就觉得不舒服。此外难免叫人疑惑，毛主席是那样明察秋毫，在此之前对这些难道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看到？为什么一直还把高、饶他们宣传得那么高大可敬？为什么普通群众早先连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就开始有点感到过去上层实际情况被公开宣传遮盖了，被精心的粉饰了。
学校经常请些名人来演讲，地点有时在办公楼小礼堂，有时在大饭厅。我去听过的有党、政、军官员陈毅（他是以外交部长身份同周总理去参加万隆会议以后专门来讲这次会议情况的，我在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在跑马厅听他做过一晚上的报告，他真会讲，这次又讲了好几个钟头，但是听着不厌气）、李维汉、邓小平（那次他同时对清华、北大讲）、甘泗淇（听说这位上将特别骁勇，他在讲话中不时发出天真的大笑）、张友渔、杨秀峰（当时的高教部长，可能是湖南人，湖南口音特别重。大概是在谈知识分子要和劳动人民结合的时候现身说法，说到他自己“读书读了几十年……”，但他的湖南话听起来却像是：“偷书偷了几十年……”。他很瘦，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老学究样子，所以我忽然想起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乔冠华等等。特别是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北大做一次国际形势报告,他是外交问题的专家，年仅三十出头，戴一付时髦的深色阔边眼镜，挺括的呢子大衣有时穿着，有时披在肩上，风度翩翩，口才出众。他这多次国际形势报告给我们北大学生“开了小灶”，享受到一些信息的特权，知道了许多从报纸上甭想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些涉及政治思想的报告，有新闻界的范长江，哲学界的冯定、艾思奇，文艺界和文艺批评界的丁玲、冯至、巴人、罗宗贤（他是个青年作曲家，不算是大人物，但是当年创作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歌曲，是全国先进工作者，那次在台上给我们唱了两首新作）、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等等。也有党外名人的报告。还有一些报告我只看到通知，没有去听，记不得那么多了。请这些人来做报告都密切关系到当时的国内外政治斗争、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热点问题。例如巴人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主要当事人。
所有这些报告毫无疑问都是宣传党中央的立场观点，但是或多或少透露出事实和问题的复杂方面。听过之后回过头来就会感觉到平常百姓（包括自己进大学前）能够听到和知道的东西简单、贫乏到多么可怜的程度。上面对各种事情制定好简单的、标准的说法，拟出统一的纯正、响亮的口号。叫老百姓就只许知道这些，人人都按规定这样想、这样说，不能有一点离谱。“大人民”和“小人民”之间显然有很悬殊的知情权和说话权。
在某一段时间内，党中央文件或人民日报社论中推出了一个或几个词汇，有的是新创的，更多的是中国语言中早已有之，而在当时中央提出的新口号、新精神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于是从此全中国各级报刊、各级领导的文件、大大小小的会议中这些词汇每天每时不绝于耳。可以说是言必称“××”，甚至不能擅自用其它同义词来代替，为什么？怕犯错误。久之，人们从眼睛、耳朵到脑子里对这些词汇都“起了老茧”，麻木了。老百姓（工、农、商、学、兵直到街坊里弄老妈妈）长时间遭到这些词汇的轰炸，起了“条件反射”，也是言必称“××”了。而且往往牵强附会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或意思也扯到这些词汇上来，所谓：“××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这个时代，语言和穿衣服一样，达到高度的统一，无色彩化，这个国家里除了最高领导谁还能独立动点脑筋，来做“国家的主人”？
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时候，在全校团干部会上胡启立传达了一次会议（记不清是全国的还是北京市的）上的精神。提到可能会有不少人想不通，交待要如何注意政策出来以后的思想动态，做思想工作。大概当时的定量标准，拉板车的和大学教授差不多，胡启立传达了在这问题上如何做思想工作：假如拉板车的想不通你就告诉他：“你已经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了，还不够吗？”；假如大学教授想不通你就对他说说：“你去拉板车试试看”。这个话有点幽默，但有一层含义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掉点“花腔”、耍点滑头也无伤大雅。胡启立传达的这些话当然不会堂堂正正登到“人民的”报纸上去。
2、觉得宣传太作假
从解放以来，无论是在电影院或在学校、工厂、机关单位放电影，正片开始之前总要先放一些“新闻纪录片”。从这些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种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祖国各地各方面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有一天上午我在未名湖溜冰，有幸亲眼见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情形。北大学生在美丽的未名湖上溜冰当然是一件美好事物，如果摄影记者拿着摄影机随意、自然地抓镜头，保证已经够好看的了。但我看到他们不是这样做的，那过程简直太麻烦了，几乎完全像拍故事片一样要由一些人（大概也算“导演”吧）指挥做现场布置；指挥入镜头的人（不知是不是预先邀集约定的）这样做那样做，还要翻来覆去演许多次。我想，这何必呢？难怪我常常感到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总有点不大自然的“套套”。
在建设工厂、矿场和水利堤坝的工地上，拍摄群众劳动的场面，劳动人民挑着装得满满的担子排得整整齐齐个个使劲飞奔，我当时虽然还没有怎么劳动过，但也想得到，如果真的这样劳动下去，不吐血才怪！不要这样来“导演”，人们看到的细节和生活中所见更一致、更有同感、更加信服，效果不是更好吗？宣传里面掺了假，难免被看穿，还能达到什么效果？难道这些搞宣传的人都这么蠢，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但长期以来他们始终坚持这样做，搞宣传的换了多少代人了，直到今天传统的“新闻纪录片”基本上没有了，但有电视新闻、电视采访，那些被采访的人有几个不是在摄像机前背“导演”编排好的台词。这成了死也改不过来的“传统”，这就是我们必须永远保持的“革命传统”吗？。
可以联想起来的事情很多。解放初期刚刚接触时感到很新鲜的解放区小说、散文看多了以后越来越乏味了。为什么呢？老一套。里面尽是一些党和政府的宣传语言、模式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坏人语言”，实际上生活中（除了会议上）很少听到普通人是这样说话的。那时候宝林的相声“戏迷家庭”里老两口平时说话都是用的京戏韵白，倒是可以逗逗乐。政治宣传的“标准语言”没有了真实感就只有叫人倒胃口。解放后的电影也是这样，看熟了这种电影，下一步情节是什么、后面一句话会怎么说，大家差不多都猜得出来。
我带着点沉重心情地自问，为什么我宁可喜欢旧小说和电影；喜欢外国小说和电影。也宁可喜欢解放前左翼文化人写的小说、拍的电影；喜欢苏联小说和电影。偏偏就是不大喜欢四十年代开始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搞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个问题多次在脑子里出现之后我似乎已经悟到一点了：毛主席叫写“工农兵”是对的，但在此同时艺术家受到太多附加的强制规定和既有的模式束缚，只能如此这般写，不可以老实表现亲眼看到的活生生的事实，不可以表现自己内心特殊的，或多或少有点离开现成“框框”的感受。创作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老一套、虚情假意、隔靴搔痒、味如嚼腊。中学语文课上读“整风文件”，毛主席对“党八股”斥责的那么尖刻辛辣、入木三分，其中很精辟的四个字是“面目可憎”。现在文艺上不也出现那么多可以叫“面目可憎”的情况吗？到底是这些艺术家们没有改掉毛主席批评的“党八股”还是遵循了（那时我认为是“曲解了”）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之后加倍的“党八股”了呢？
关于这个，我在前面写上中时期那一部分已经提到过一些。我不想去和外国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文艺比较，因为那是“立场完全不同”。但我一再想到我们的文艺和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文艺有很大差别。人家那些东西革命的倾向性（立场）也是很明显的，但却能使人感到比较的真实和生动。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阶级立场极端鲜明的书都不回避现实的革命队伍内部的复杂性，更何况（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我自己没有在苏联生活过，正如（那时）也没有在西方生活过、没有在“古代”生活过一样，似乎没有资格判断这些文艺作品反映的东西真实到什么程度。但世事人情总有相通的地方，真实、自然的东西与娇揉做作的东西还是看得出差别的。
再说别的“人民民主国家”，我早先就看过曾经脍炙人口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那是铁骨铮铮的革命烈士，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新闻记者尤利斯.伏契克写的。那不是小说，是狱中的日记。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不渝和大无畏的气概跃然纸上，也不会有人对之有任何怀疑。但在《报告》中描述了一些人物，和我国的“革命文学作品”比起来却似有出格的“错误”。其中提到几个“资产阶级政府”的警察、监狱看管人、商人都是很好的人，而有些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中最优秀和革命性最彻底的阶层）却成了卑鄙小人和无耻叛徒。我不相信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人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写。读者决不会因为看到这些“不够典型”的事实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但在我国当时，那样离开了“革命的”公式去写，决不会被允许。
在北大图书馆第三阅览室我还看过一本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书，是长篇小说，书名（译名）《理性的眼睛》，作者姓名忘了。小说描写了捷克斯洛伐克刚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建立了新政权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变迁。起先成立了反法西斯各阶层的民主联合政权，后来发生了内部矛盾和斗争，最后应该说是经过一场“政变”共产党胜利了。在这个背景下，故事环绕一个家庭展开，主角是这家人的三弟兄，其次是他们的妻子。老大是开琢花玻璃厂的“民族资本家”（捷国的玻璃器皿产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老二是医生，共产党员；老三是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或作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在这场政治变动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以至发展到尖锐的斗争。整体上可以看到，这本小说和它的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对捷共发动的这场“政变”持肯定的观点（这个是非还有待历史做结论）。但是所写的情节是复杂多面的，对人物的行为和品格没有任何绝对的褒贬，但是看着叫人感到入情入理。我就觉得这样的书真实、有深度、有看头。也可以说比较有“理性”，实如书名。
当然后来知道，苏联艺术家也受到不小的政治规范、约束和压力，他们的作品也免不了有不少远离实际的虚假成分。但是程度还是有所不同，即便是假，能够做到“假”而不“拙”。我们国家生硬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出来的作品既“假”又“拙”。苏联同样要求艺术家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颂扬革命，贬斥反革命，甚至有的作品（例如电影“幸福的生活”等）完全是粉饰社会主义生活的现实，但在创作表现方法上不大妨碍作家的自我发挥和创造，所以有时假也假得好看。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真实、复杂、曲折中洗练出主体思想的佳作。而在生硬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中国文艺作品中，连表现方法的细节都必须符合一些愚蠢的“规范”，艺术家不敢逾越雷池一步，结果必定与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太不一样。这种“假”假得叫人看着很恶心，所以“拙”得可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毛泽东的中国无疑搞得最彻底（不过我那时当然还没有想到这一层）。
3、扼杀思考的政治课
政治课给我带来的疑惑更多。政治教员当然都是学生出身，例如其中有解放前的进步学生活动分子，解放后有的当了各类干部，有的就当了政治教员。有一天早晨我在东校门外成府路一家小馆子吃早点，就遇到团委书记胡启立和一个姓阎的政治教员结伴去早餐，看情景他们可能早先是同学。
四年四门政治课老师口才不一，但是照本宣科则无一例外。一、二年级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实际内容就是“联共（布）党史”，因为这本书被称为是“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对主要的“史实”内容、是非、观点我那时都还没有来得及产生任何疑问。常常想不通的只是课程里提到的所有“反面人物”、“反面路线”、“反面观点”，老师一概是语焉不详，都只是寥寥数语武断其“坏”、其“错误”。我难免想：事情这么简单就不用讲了，大学生对大是大非的内情总应该知道得多一点吧？坏人就像京戏里面勾了个歪脸谱那样一目了然？至少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中国的高、饶一样，他们先前还是党的领袖人物，说得那么简单，一下子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总得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得符合逻辑和常理一些吧？听说某系某班的几个同学去问教员：“到底布哈林、托洛斯基他们是怎么说的？能不能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否则批判来批判去头脑里还是空空的，自己说的话自己并不懂”。于是在一次“怎样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会上教员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学政治课首先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有些同学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有几位同学竟来问我……”，问不得！？
我自己不久就遇到同样的事：三年级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老师是一位长得可算英俊，脸上有酒窝，带上海口音的名叫洪君彦的教员。后来知道他就是乔冠华的后妻章含之的前夫，他和章含之所生的女儿就是眼下风风火火、大名鼎鼎的洪晃女士。洪君彦口才不错，话语流畅，振振有词，但基本上也是照背讲义，不越雷池一步。按我想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比革命史之类更具学理性、逻辑性，但在课堂上听得太多的都是武断的语言。我听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穷化、绝对贫穷化的一连串论断后，总感觉逻辑上说得不太顺，和知道的事实也不符（那时我们对国外能了解的真实情况极少，但还是透过某些迹象还是能够推测到一点）。有一位更年轻些的女助教，负责辅导课和答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矮个子、长辫子、发际低、额头浅，我就感觉到这个脑门儿里面没有装多少东西。这感觉我想是听着她的“辅导”和“答疑”才产生的，她那样子却特别的像煞有介事。有一个晚上在教室楼自习答疑时我就盯住她把一连串的疑问都提出来了。大概我说得多了些，问到后来她告诫我：“你在学习中要注意自己的阶级感情和立场”。
那时我已经见过有些文章里关于马列主义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或党性）之间关系的“统一性”的论述，看着有点道理，但我觉得不能那么简单的说。如果再把这个经念歪了一点，那么讲马列主义就可以允许蛮不讲理！？叫人想不通的不仅仅是这个，整个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有一点“出格”，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和现在的“应试教育”一样（说不定现在应试教育这一套和“党性的”政治教育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因果联系），总结复习是为了帮助同学应对考试答题。总结的格式是：“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必须首先说说……，其次把……这一点提一提，……然后说明……”。考试（也采取口试形式）答题时如果没有按这一套说，就算你用自己的话把意思都说到了，老师不知道是听不出来还是听出来了也不允许，会告诉你：“你回去翻翻笔记上是怎么讲的，现在这样答只能给你四分”。这里面也许有教员的水平和教育方法问题，但联想到其他方面的现象我觉得原因不是这样简单。后来到1957年整风“鸣放”的时候我才知道相当多的同学极其讨厌这种政治课，直到今天学生还是必须学政治课，谁也不敢提出来取消政治课，而对政治课的厌烦却是代代相传。
我早就喜欢看书看报，所以在马列主义政治、社会科学论著方面哪怕是生吞活剥，看过一些过去的东西，也看过不少那时的东西。过去的包括马、恩、列的论著，从中感觉得出颇有“科学精神”。哪怕其中一些特别有“战斗性”色彩的文章和专著（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许多论著更不用说了），都要充分地拿事实、讲道理，哪怕语气很尖锐，也是以平等的身份与对方论战。现在（指我说的那个时候以来）我们中国的“理论家”不同了，文章里翻来覆去是领袖或中央正式文件里说过的现成话，语气武断而不留任何讨论余地。想要批判打倒“错误反动言论”，用不着什么逻辑论证，只要搬出革命领袖是怎么说的（领袖的话规定都要用黑体字印刷），你是怎样“背离”或“篡改”了的就够了，可以扣一顶帽子了。而一字之差就可以构成“篡改”之嫌，谁还敢发表一点个人独特的心得？一批算是赫赫有名的“理论家”，包括几个和我一样姓胡的，哪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只有资格做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4、北大团代会风波－－“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我还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前面我说到有的党员老师的性格就是例子。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党性到家”了。在我们这个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自己的性格不去说它，她选中的几个党组织培养的对象一个个都具有这种“无个性”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看起来他们像和尚尼姑一样不表露出任何七情六欲。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该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膀臂。这并不是唯独我们班上才有的特殊现象，后来知道学校里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察觉、疑问和反感。
终于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爆发。发生的时间我已记不清是在肃反运动之前还是之后。有一次召开全校团代表大会，因为我虽然是团支部书记但并不是代表，也没有列席。后来听说这次大会开得特别热闹，而且有些出格。在会上自发地发出了对校领导也包括团委领导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这场风波与丁玲在大饭厅做的一次报告有没有关系，因为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我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丁玲去参加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来，学校里请她来做了报告。她显得很兴奋，据她说在苏联的那次大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的一个例子，也许不是很重要，就是代表大会上有人张贴出一幅大漫画，大作家肖洛霍夫写的书摞得高高的，而站在旁边的作家本人相比之下却矮小得像个侏儒。意思是肖洛霍夫的作品很伟大，而他的人品与作品太不相称。我记得的这个例子也许不能代表她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她还举了许多其它的例子，我记不清了。这个报告的主要意思是，在那次大会上苏联作家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大胆地对作家组织和权威人士发出抨击。后来我才得知她与直接领导中国革命文艺的周扬之间的过节，她从苏联回来就到北大来发表那么多感慨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那次北大团代会即便和丁玲的报告没有直接关系也还可能受到某些类似的吹来的风的影响，但许多同学内心早就积累起不吐不快的重重疑惑，爆发出来这句话：“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尖锐和响亮的。“什么样的人”，同学们当中早就流传着各种自潮的形容词：“面包干”（干瘪瘪，硬邦邦，没有性格和情趣）、“五分（当时考试打分实行苏联的五分制，五分是最优成绩）加绵羊（驯服）”、“教条捏出来的人”等等。
这次团代会在领导眼中成了一个“事件”，惊动了校党委。正好那时新调来一位副教务长张仲纯，是党内有点名气搞政治思想工作的秀才。在办公楼小礼堂开了一次有团干部参加的大会，请这位戴眼镜、穿呢子大衣、仪表堂堂的张副教务长作报告，批判最近发现的“不正常”思想动态，开导这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他说了很多，事隔时间太长了，哪些话是他这次讲的，哪些话是我在其它场合听到的，为避免张冠李带，现在凭记忆已无法详述。印象最深刻而不可能记错的是，他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和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区别，在麦克风前用飞扬嘹亮的情调唱了《马赛曲》的前两个乐句，接着又用深沉壮烈的情调唱了《国际歌》的前两个乐句。他的嗓音很好，看来是有音乐素养的，能把两种不同情调的差别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叫大家从中体会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情怀与资产阶级革命情怀的不同。他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曲反映了它本身阶级性中的鼓噪、张扬、浮华。而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厚实、沉稳的品格。看来团代会上那一番“鼓噪”正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张扬”个性，而有人表示厌恶的“面包干”、“绵羊”、“无色彩”则正是“洗净了浮华”的无产阶级坚实、沉稳性格。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公然提倡大家都要做“革命的螺丝钉”和“党的驯服工具”。
这次“事件”中最活跃的是物理系团总支（也有党支部）的几个干部，1958年“反右补课”的时候，和我那个“集团”的问题几乎同时，“以倪皖孙为首的”几个物理系“党、团内右派”也被揪出来了。揭露出的主要“罪行”就包括那次团代会上的“向党进攻”事件。倪皖孙是我在校时印象比较深的党、团内干部的活跃分子，具体的党、团职务我记不清了。和他同时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就有前面说到的方励之的爱人李淑娴。
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北大，我想与北大人或多或少有些“优越”或“超然”的处境有关。对于北大出名的“民主与科学”传统和某些西方文化遗风，党在五十年代前期持比较谨慎、宽容的态度。所以才放任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些比较自由、民主的学风，有比较宽松一些的人文生活情趣。但全国统一的那套思想政治革命化进程在北大也不可能长久“滑过去”，这不可协调的两种影响在学生思想上难免引起冲撞。这种情况早已有人虎视眈眈地看在眼里，存在心里，那就是党的一些职业政治工作者，他们也正在那里憋着一肚子气呢。这是我1957年夏天事发之后一位政治教员（为了让我承认错误）找我谈话时给我点破的。他说北大今天（1957年春夏之交）的情况决非偶然，这里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他们到这里日益感到别扭得不耐烦了（他大概是在强调自己经过延安整风精神洗礼的党性）。
5、胡风何罪？
1955年仲春，报纸上登出了文艺界胡风的问题。我以前还没有怎么听说过胡风其人，因为这位文学家自己没有写小说，大概前些年在报刊上也很少提到他。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起先是一个叫舒芜的揭发了他在文艺界拉小圈子搞宗派，散布对文艺界许多知名人物的不满，其中包括周扬、胡乔木、何其芳、林默涵、侯外卢、丁玲等延安时期革命文艺老将。看来看去好像他的主要罪过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那么十分认同和恭敬，在攻击上述人物时还影射他们把《讲话》当作图腾来膜拜。事情是从不久前的一次全国文联代表会上胡风的一个长篇发言引起的。这个发言可以说是对党的文艺路线的一个万言意见书，直陈了他自己的一套见解，涉及他和另一些人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纠葛。这个发言当时就受到反击和围攻，事情没有了结。
舒芜本来是胡风“小集团”里的人，不知是在什么背景下现在他“觉悟了”，起来揭发一些内情，涉及胡风在“小集团”内部的一些言论，包括私人通信的内容。这些材料想说明，他们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路线进攻。舒芜的揭发材料发表以后，紧接着就有文艺界有关人士的一些揭发批判文章出现。追溯历史，使我知道了一些关于胡风的旧事。在这一片揭发、批判和声讨中，我却在许多方面对胡风产生了同感，对那些“批判”则多有反感；对周扬这类碰不得的尊神也难免反感。对批判中提到的胡风的文艺理论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我不懂，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人家批判他的许多其他论点，我觉得恰恰他说的是事实、是真话，“不就是那样吗？”，我想。
我此前此后都没有专注于文艺，所以今天说起来已经记不起我当时觉得他说到我心里去的是哪些话。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的言论中充满对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简单、粗暴和专制的反感；对抹煞个人创造精神的反感；对按照简单刻板的模式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反感。还有厌恶“舆论一律”的现象，这四个字肯定是他说的。人们那么严厉地对他群起而攻之，是为什么？难道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不许直面事实、不许说真话？
原先还以为这不过就是报刊上的一场思想批判，发表一些文章就过去了。后来发现来头不对，批判的调子愈来愈尖锐激烈，而且先后公布了三批“材料”，都是胡风和他的“同党”互相通信中摘录下来的话。为什么把人家的私信都弄到手，公诸于众了呢？
最后一看《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就知道事情严重了。这些信包括胡风写给他的“同党”的，也有这些“同党”写给胡风的或者他们互相之间写的。这些名字在我都是第一次看见，有路翎、绿原、阿陇、张中晓、曾卓等等不少人。摘录出他们的一段话，后面就用黑体字加上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这些“编者按”有的短、有的长，总的感觉是来势吓人，一批比一批厉害。最后把胡风他们这些人判定为“磨刀霍霍”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我第一次长见识，所以看着不由得心跳加速。公布的材料里“胡风及其一伙”说的有些话的确是带情绪、发牢骚的；也有商量“对策”对付争执纠纷的另一方；其中也使用了一些“暗语”，也有给“自己人”或“对方人”用外号代替真名实姓的（例如“凤姐”暗指丁玲）。我从中看出的无非是长期来成见较深，有所怨愤而已。或者说得更严重些他们看到代表党领导文艺的周扬等大多数人和自己持相反的观点，甚至感觉到党中央领导支持的是对方，心里不平又不敢畅所欲言，所以用了这样一些暗语，使人感到好像电影小说里的“特务反革命”。
但是“人民日报编者按”抓住这些把柄，危言耸听，给他们扣上一顶顶可怕的帽子所用语言尖酸刻毒、强横霸道。我在内心深处对写这些按语的那个人感到莫名的厌恶。无论怎么样，胡风他们还是革命阵营里的人，我就很难相信一个长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会在人民江山固若金汤的大好形势下“跳出来”，采用给党中央写万言书、在全国大会上公开发言的方式来达到“变天”的目的。“材料”中提到绿原、阿陇历史上与国民党方面有些瓜葛就认定他们都是国民党特务，就引申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捕风捉影，根本没有充分的依据。那时我想，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认真研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最后会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甚至幻想毛主席会对如何正确理解他自己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一些澄清。党大概不至于真的提倡某些人理解和实际执行的那么愚蠢僵硬的“文艺路线”吧？
在那时候我必然这样去想，哪怕心中有再多的疑问，我对党还有着基本信念，何况那时还是刚刚开始对文化和宣传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不解和反感。而我相信凡出现过的偏差和错误经过毛泽东的干预都可以扭转过来。但这次我的幻想的确是落空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不久以后已成为铁案，不必党中央发出正式讲话和文件，党中央的态度已经清楚了。因为报纸上持续地发表一种舆论就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是在传达党中央的声音。而许多年之后才知道写出那些笔调阴森、蛮横的“编者按”的人就是毛主席他本人。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逐渐地，报纸上透露出胡风的问题不限于他以及他直接联系的那几个或十几个人，全国许多地方都揭露出了“胡风份子”，凡胡风份子都是反革命性质的。看来全国文艺界混进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叫人感到阴云密布。与其说是“反革命”的阴云还不如说是我（后来我知道不仅是我，而是许多人）心里弥漫起的阴云。
不久之后终于听到关于在全国要开展一个“肃反运动”的说法。大致在土改的时候有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现在又要来一个“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之间有什么区别是到后来才逐渐明白的。好在这个夏天我们生活中有一段轻松的插曲阶段，暑假一开始就出去进行第一次实习－－地面气象观测实习。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