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山记忆

二十五、大山、牦牛、老鼠

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常常是用来哄人的,但是对我还灵验过。正当饥饿的威胁向我步步逼近的时候,谁知命运有了新的安排。

上级给学校分来十几头不能产奶的牦牛代养,校长决定,让我到远离县城的北山上去放牛。“牛鬼放牦牛,门当户对,领导圣明。”我心里说。

门源县坐落在祁连山的主脉冷龙岭和达板山中间,两山海拔都有四千多公尺,即使在平川上的县城,海拔也有三千公尺。这里从来没有夏季,在这个海拔高度冬季达到零下二三十度是很自然的。我的山居在城北冷龙岭的山腰,比县城又要高出几百公尺,再往上不远就是雪线,上面是终年积雪的白色山峰,那是著名的祁连山冰川。这里气候条件的恶劣可想而知。即使在夏天,平川处下雨,在我这儿就是雪,更不用说秋冬了。

大山深处一块坡地,一个半地上半土中,用树枝草草搭成的窝棚便是我的住处。窝棚四处通风,门是没有的,只挂了一个破棉门帘。风大时门帘翻飞,我不得不找来一块大石头压在帘脚。风虽挡不住,至少心里安稳一些。窝棚外的小溪边常有狼的脚印,夜里枕边放一把柴镰,聊以自卫或自慰。有个半截的铁皮炉子,上边是敞口的,在里边烧牛粪,架上脸盆,化开从水沟里砸来的冰块,可以做拌汤吃。

没想到,命运这次破例地照顾了我。到了这里,我才发现,大山可比那些领导仁慈多了。在山里能找到野韭菜、野胡罗卜、蕨麻等等野菜野果,而在山下边儿,地里能吃的早挖光了。

蕨麻,而今在商店里名之为“人参果”,尊为保健食品,此时成了我拌汤中的常客。

挖到老鼠洞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老鼠有天生的管理才能,在洞里,青稞粒、蕨麻等等分仓保管,码放得整整齐齐。挖到它无异于今天的中了大奖。还记得头一次“中大奖”,激动得我扔掉铁锨,急不可待地捧起那些战利品,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完全忘了青海是鼠疫活跃地区,这么一吃会有什么危险。

放牛的时候还常常能拣着百灵鸟蛋,尽管个儿小也是能吃的东西,打在拌汤里就是“蛋花儿拌汤”,虽然这有点儿不合当今的动物保护理念,可当时谁顾得这些!……

在山里,尽管饥饿仍时时相伴,毕竟常有小补,年轻的身体渐渐恢复了。我真为上了山而庆幸。

冷龙岭不但给了我健康,更给了我尽管短暂却无比宝贵的自由时光。

在这个地方多少天见不到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对我已经是多余的了。孤独,曾经被人们视为可怕的刑罚。记得老鬼在《血色黄昏》里说他一个人被囚在山中采石场的日子里,孤独简直让他发疯,憋得他朝着大山狂喊。然而我的感觉却完全相反,我在这里找到了难得的平静。

现代派诗人昌耀有一首著名的长诗叫《大山的囚徒》,我却觉得这个冷龙岭是我求之不得的乐土。我早就不想见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只要在“组织”和“革命群众”监督之中,我就是“敌人”,我就必须无尽无休地低头认罪,接受监督,汇报思想,用恶毒的语言糟蹋自己,我就不能做一个有自尊的人。

而和我相伴的十几头牦牛,它们不但温顺活泼,而且那眼神是平等的、亲切的,他们从不把我当坏人。面对它们的眼睛我几乎感到一种安慰。我爱这些无言的伙伴。每天早晨,我“shi-qiu,shi-qiu”地吆喝着送它们到山坡上。

牦牛慢悠悠地吃草,我打柴。柴打够了,我常常给它们高声朗诵我记得的诗句。普希金的《致察尔达耶夫》,莱蒙托夫的《孤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在这时已经不是先前的诗句,它让我在从未有过的境遇和生命落差中,感悟到许多过去从不曾体会和思索的东西,它们成了我自己心里的声音。

我还常常给我的伙伴们唱我心爱的《贝加尔湖之歌》和伤感的《马车夫之歌》,完全不顾面前听众们那莫名其妙的表情。

傍晚,我们结伴回家。牦牛的性格与黄牛、水牛不同,它们跑起来摇头摆尾欢蹦乱跳。看着它们在前边跑,觉得像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我是它们的班主任。

黑夜里,老鼠成群出来,隔着被子感觉到它们在我身上窜来窜去。我任其驰骋,睡自己的觉。只在它们调皮地揪我头发玩儿的时候,才伸出手来把它们轰开。在这漆黑的世界里,老鼠毕竟是在我身边活动的生命,帮我舒解着孤寂。我和老鼠友善地相处在这大山中的窝棚里,也是缘分。

有一天早晨,当我掀起被子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在我脚旁竟下了一窝小老鼠,足见老鼠对我的依恋和信任。

在山上的这些日子,并非完全没有人光顾过我的生活。山坡上的青草不是我一个人的,尽管离村子远,偶尔地也有老乡把羊群赶上来。一天,远远地看见有两个老乡挡着一群羊过来。伴随着的是一阵阵清脆的歌声,这是在青海农牧区几乎人人会唱的“花儿”。

走近些才看清是两个十来岁的孩子(青海话叫“尕娃”)。他们那种青海人特有的唱法,使悠长的歌声飘得很远。这两个有着紫红“青海脸”的孩子挺可爱的,而且,空旷的大山,羊群,少年,山歌,此情此景很打动了我,就主动凑过去和他们搭起话来。

他们见我是个挡牛的,虽然不像老乡,但毕竟是同行,所以毫不生分。他们这些羊是生产队的,是队长给派的活儿。我觉得两个孩子正当学龄都没上学,实在可惜,他们自己倒似乎并不在乎,自得其乐。短短一会儿工夫他们教了我一宗本事,就是使他们手里用的“抛儿”扔石子儿,这是放牧人的一个基本功。抛儿是用牛毛绳编的,兜上石子儿,抡得飞快可以把石子儿抛到上百米远,水平高的百发百中。

陕北的牧羊人用长把儿的小铲抛石子儿赶羊,实在没这个高明。临走,他们送了我一个抛儿,它成了我的好帮手。但我始终舍不得把石子儿打到牦牛的头上。他们的歌儿我还记得两句,只是唱不出他们那个味儿来。

印象更深的是一位藏族活佛的到访。那是夏天的一个上午,我那祁连山中学隔壁的民族师范送来一个六十上下的老者,让他住在我这个窝棚里。一九五八年在民族地区搞了“民主改革”,关闭了所有的寺院,大小僧人一律还俗。这位叫“道德”的活佛给安排到民族师范学校。当然专业不对口,他只会讲佛经不会讲共产党的课,所以处理到这里来和我作伴儿。

活佛早已不穿袈裟,而是穿着油乎乎的蓝制服。活佛按说不是凡胎,可是一旦脱下袈裟和老乡也看不出什么区别。也许还是我的心理作用,从他眼睛里我看到了超然出世者的平和与坦然。

我年轻,就主动地做饭,不让他干活,他实在也没什么活可干。他汉语说得不好,我又不会藏话,不好交流,但似乎两人心里全明白,我们都属于“牛鬼蛇神”,彼此彼此,所以不觉得有距离,心情很放松。

空闲时,道德总是坐在窝棚外的一块大石头上专心地看他的一本书,我也看我的书。夕阳斜照,雪山无言,一僧一俗,一老一少,一对牛鬼,在静静地、专注地读着自己的书,这画面有点儿耐人寻味。

一次我好奇地拿过他的书想看看他在读什么,原来是藏文的《诗学》,这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晚上我们俩睡在那窄窄的土炕上,有点挤,可是比我一个人暖和多了。没想到,几天过后,我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小东西在爬,还咬得我挺痒。伸手摸出一个,不认识。出示给道德,他笑眯眯地说:“seizi a.”宽厚的笑意里似乎在诧异着我的无知。

我明白了,他告诉我这是虱子。虱子,我只在高一的生物课上见过一次,是在显微镜下看的,记得是红的,可能是着了色的缘故,想不到今天在这个生活的课堂里和它重新相认。

因为痒得难忍,每天只好加了一门功课:抓虱子。记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里,军人在战地,棉衣里虱子太多,就在篝火上抖掉,听得见噼啪作响。我这儿没那种条件,只好学阿Q,在背风向阳的地方脱下衣服抓。虱子都吃得鼓鼓的,个个紫红,不难捉到,但我还是不肯象阿Q和王胡那样放在嘴里咬,我是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挤,也能啪啪作响,指甲上满是血。我记着数字,三天抓了180个,可谓战果辉煌。然而道德从不抓虱子,也许是活佛不肯杀生,也许真如俗语说的“虱子多了不咬”吗?

一个多月后,道德又被叫回去了。只留下了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还让我时时亲切地忆起他。虱子是抓不净的,特别难对付的是它们在衣缝里下的虮子,于是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直到后来下了山,把全部衣服和被单放在盆里煮过,才终于和它们告别。

日子就这样过着。到了深秋,上级突然派人来,把这些牦牛全都赶了走,说是“调拨”。看着渐渐远去的牛群,我难过,又无奈,我不知道什么命运在等着这些曾经日夜陪伴过我,给我慰藉的伙伴。

我下山请命,校长说:“农场还是需要有人看的,你在那儿看农场,打柴。”前面我还没来得及交代,在五八、五九年大跃进的年月里,很多地方都掀起开荒的高潮,海北州的开荒就是干部率领群众跑到山上,把天然生成的几寸厚的草皮刨开,翻过来。草皮很结实,不容易砸碎,有的能有桌面大,翻个身,摆在原处。只要把绿草如茵的青山在大家手中变成荒地,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长没长庄稼并不重要。祁连山中学也有这样一个“农场”,所以就可以而且需要有人来“看”。

让我继续看农场,这正是我暗暗期望的。

在六十年代初山腰较高处的鞭麻还是不少的,我这个北京西郊农场锻炼出来的劳动力,打一大捆鞭麻用不了多大功夫,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前一段时间,在放牛之余我学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因为以前没系统地学过修辞学,总觉得是个缺憾。上山时带了这本书,正好补上这一课。行囊里还有一本《形式逻辑》,就成了第二课。现在我又有了机会,我该怎么用?

我很清楚,绝对不能写作,连日记的习惯也必须彻底放弃,多年来无数受难者和自己的教训我当然不会忘。我现在需要的是读书,也只能读书。我其实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读书只是惯性,同时,我想将来总有一天会给学生上课,我必须有足够的修养和储备,我必须是个好教师,因为我爱他们。我的生命已经被可悲地消耗了太多,只要我现在有一点儿自主它的可能,我不应让日子白白地过去。另外,读书也可以使我的注意力从感伤的心境中暂时转移。于是,我每月趁下山去领那点可怜的口粮的机会,总要到因饥馑而尘封已久的图书室翻找出一大摞书,背上山来。

这所学校不愧是州属中学,图书室里还真能发掘出不少好东西。我打算选我感兴趣又特别有价值的大作家,一个一个地读他们的主要作品。这个小图书室的藏书肯定达不到要求,尽量吧,有多少算多少,反正够我看一气的,而且,谁知在山上能有多长时间呢。图书室里,高尔基的书还真不少,我从《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三部曲开始,接着看他的短篇,随后,《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阿尔达莫夫家的事业》等等。然后是汝龙译的契诃夫的多部短篇集。以后读的是鲁迅。我可以找到他大部分小说集和杂文集。巴金和老舍的也各读了两三部。其间,穿插着读莱蒙托夫、济慈等我喜爱的诗人的选集。……拿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儿象是在“恶补”。我太需要“恶补”了。

每天,打够一背(音bei,1声,即一个人能背的量)鞭麻,先不捆起来,坐在柴上,背靠大山,面朝山下开阔的田野,拿出书来,在智慧、思索和美的天地中神游,和先贤、智者交谈,有多么惬意!

雨雪的日子,坐在土炕上,撩起门帘,光线充足;晚上,山里天黑得早,有一盏小油灯也够了,可以继续我的享受。这时并没有使我完全忘掉我的政治处境,正是这个处境使我在读书中往往产生更多的共鸣,得到更多的启示。

此刻我打开书竟有一种新的与过去迥异的感觉。过去我常常是寻找其中的知识,欣赏它的美,了解书里描述的生活。我是站在窗外观照屋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子。而今它是一扇扇门,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跨进去并且进入角色,动情地体验着书中那些在苦难中过活的人们内心的感觉,和他们一起思索、发现。

我尤其珍爱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咀嚼着那每一句话,甚至舍不得把它一口气读完。高尔基把他在底层社会的人生体验当作他的“大学”,我的大学呢,一般意义的大学我是上过了(虽然被认为“政治不及格”不算毕业),应该说现在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过去那个大学我其实是越读越迂,而今,这所大学才用现实给了我许多的明白。

至于写,我唯一没有中断的就是给我远在天边的恋人的信。在反右之后,樵分配到辽宁大学,由于组织上的逼迫和压力,我们的爱转入地下。她的不渝的爱,执着的等待和信任,使我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致绝望,而永远坚定地怀着最美的憧憬。那就像无边暗夜的跋涉中遥远的前方一盏闪亮的灯。

四年来,我们的信通过秘密的渠道传递,从未中断,也从未暴露。这是命运对我最仁义的眷顾。

在这寂静的大山里,给了我头脑的自由。我常常坐在山坡上久久凝望着对面披雪的山峰。他宛如一个顶天立地的老人,威严而沉静,俯视着人世的沧桑,洞察着历史的游戏。阴雨雷电只能在他的脚下张狂,而奈何他不得。我想起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让鸟和云统统走开,专注地和对面的大山作心与心的交流。大山曾经给了李白无穷无尽的思想和灵感。那么我亲爱的祁连山,你要告诉我什么?……日复一日,我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听懂了你的话,我感受着你的性格,你的启示将伴我一生。你是“我的大学”里令人仰止的导师,生命的导师。

这就是为什么年已古稀的我,常在梦中重游那巍峨的祁连山,神往着冷龙岭那虽艰难而又让人回味不尽的日子。我反对歌颂和美化苦难,那种奴才式谄媚的苦难美学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是我们不取也不齿的。命运无法选择。如果苦难不可避免,那就让它来吧!微笑地面对它,超越苦难、俯视苦难,我们将拥有大快乐,深刻的快乐。

这是与前者全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这也是我在磅礴着浩然之气的祁连山所感悟到的。

二十六、最洁白的婚纱

如果按离开北师大前评审的决定,我需要工作考查两年半,可是到了祁连山中学,只考查了一年两个月就摘了帽子。这又是我的幸运。

这和新来的校长很有关系。我还在山上放牛的时候学校换了一个校长。这位校长姓铁,也是个老干部。他曾在延安中央机关当过译电组长,听说《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重要电文都是经他发出的。不知为什么调到海北来。和前一个马校长比较,两人大不一样。马校长瘦小病弱,淋巴结核很厉害,而为了治病注射了过多的链霉素,以致严重耳聋。他对人对己都严字当头,一脸的阶级斗争,没见他笑过。而铁校长,人高马大,粗壮强悍,为人爽快,爱开玩笑,很容易与大家打成一片。和他的级别与校长的身份不相称的是他在办公室坐不住,喜欢往外跑,尤其爱下乡。也许当校长对他并不合适。

仲春时节,天气渐暖,铁校长率领全校师生上山来烧灰,准备日后种土豆(青海称之为“洋芋”)。我积攒的烧柴和牛粪这时有了用场。草垡子垒成一堆一堆,点着后漫山遍野处处冒烟。师生一天劳动完撤回学校,铁校长不想走,他和三个工人留下来,我们一人一把铁锨巡查那些灰堆,让它们烧透。大帆布帐篷支了起来,我也搬了进去。夜晚,老铁却执意在帐房外边的地上睡。我担心说山里有狼。

他说:“我铺的是熊皮,狼蛇都不敢过来,不信你看。”

第二天清早,我出来一看,果然没事,还在那儿熟睡。他睁开眼,“怎么样?信了吧?”得意地笑了。

三个同来的校工万尖参、何旦巴、李托麦都是藏族,都是还俗的阿卡(普通喇嘛),我呢,是右派,铁校长全不介意,而且完全没距离,他一点没架子,都当自己人。干完活儿,我们一起想法儿弄吃的,找野韭菜放在土豆馅里包包子。我们一起骑马,一起闲聊,天南海北地。我才知道他原来粗中有细,看过我的档案,情况都了解。

几天后老铁下山了,又过了几天派人叫我回校上课,教高二、高三的语文。我终于能上课了!面对学生们那些充满信任的期待的眼睛,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全身心投入教学,回报我的是课堂的活跃和学生们越来越浓的兴趣。后来,学校的历史老师不够,我兼上了中国历史课,没有音乐教师,我给全校初一、初二上音乐课,还辅导课外的文艺活动,校园里响起了孩子们的歌声。

我心里清楚,大部分学生尤其是高年级的都知道我是右派,却都真心喜欢我,尊重我。他们有心事也找我谈,甚至很私密的也愿意告诉我,我的身边总是围着学生。我也不因右派而自卑和谨小慎微。大概因为这样,所有善良的同事都对我平等相待,十分热情,生活上不分彼此。我逐渐感觉到了充实和愉快。

一九六一年末州委宣布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四年多忍辱负重的行程终于结束了,我以为;我终于回到人民的队伍,取得平等权了,我以为;前面一片光明了,我以为。而最现实的是我再也不用写那些违心的思想检查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和樵结婚了。我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

除了立即报告父母,头一件大事就是给樵发电报,直发辽宁大学。樵马上公开了对我的等待,爱,结束了地下生活。正值寒假,我俩立即动身回京津,结婚。

八年的苦恋终成正果,这种激动和喜悦是人间的笔墨难以描述的,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旅途的艰难早已不在话下。从西宁到北京火车要两昼夜,这时是旧历腊月连站票都极其难买。车上超员的程度可以与印度比美。不仅走道儿,座位下躺着人,厕所里也塞满了人。从西安转车直到郑州这整整一个白天的路程,我是用一只脚站下来的,“无立锥之地”这句话此时几乎不再是比喻。厕所是进不去的,好在车上无一滴水供应,因此可免去排尿的需要。车窗外很冷,车内超员一倍多,水汽在玻璃上凝结成一道道小溪。旁边的一个孩子趴在车窗上舔着那些脏兮兮的水珠。渴到极点,哪管有多脏呢!

这一切艰辛都没有影响我的好心情。我的头上再也没有那把我和樵隔在阴阳两界的万恶的帽子,她正在这趟火车的终点北京迎候着我,四年前我仓皇逃出的大门将要被我堂堂正正地敲开……

我的心被幸福的憧憬充满着,哪怕再“金鸡独立”一天也不在乎。

我们也不能免俗,想在这大喜的日子把自己装扮一下。

几年来我们谁都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更不用说像样的。为了结婚,樵从同事那里匀来两条陈年的吡叽裤料,我们各做了一条西裤。岳母从箱里翻出一块料子,赶着给女儿做了件紫红色暗花缎面棉袄,穿在樵身上把她衬得更光彩照人了。走遍了王府井的鞋店,只碰上一双黑皮鞋,比我脚小一号,好在年轻,勉强把脚塞进去还能忍受。

那是一九六二年初,大饥荒还没完全过去,市场上很难买到日常需要的东西。今天翻出那张发黄发脆的结婚证书,在背面还能看见,写着“水壶一把”,那是为结婚的人特批的。它给我们的结婚打上了时代的纪念。

结婚那天,樵的大哥和大嫂、弟弟从北京赶来祝贺。那是大年初二,阳光特别灿烂,我们的心情也前所未有过地灿烂。为庆祝苦尽甘来,不惜高价在起士林西餐馆聚了一餐。晚宴只请到了姑父姑母两位客人。(我曾写信给南开中学的一个老同学。他是党员,打成右派后就没联系,但没有来,也许还在划清界限。)加上我的父母,共六个人,围坐在那张书桌的四周。

母亲是烹饪高手,自己做了几样可口的菜,虽然简朴寒酸到了极点,但气氛十分快乐。

大姑是个歌迷,她想起我和樵的文艺特长,非要我们俩合唱一曲。我们选了首一向钟爱的俄罗斯歌曲《纺织姑娘》,二重唱,唱得很动情。

我觉得歌里的姑娘很接近樵的形象。她年轻又美丽,长长的辫子,她思想深远,坐在窗前幻想着,等待着。我们俩唱着这首里边有着自己的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前滚过长长的岁月。

春节后的京津大地覆盖了晶莹的大雪,我们踏着雪到北京去会亲友,接受着大家的祝福。几个师大的同窗闻讯前来聚会,到照相馆合影,她们都为我俩爱的坚守真心地高兴。多年的友谊上面被强加的阴影已经消散,这对我们是深刻的安慰。

白雪在飘着,晶莹,洁白。

今天年轻人结婚谁都少不了婚纱,我们的婚纱则是铺展在樵四周的纯洁的雪,这是上天送给樵最美的婚纱,最匹配的婚纱。

二十七、可怕的见面礼

结束了五年的等待、思念,我们再也不想继续过山长水远相隔两地的日子。可是那时谁都知道党有个政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能调入八大城市。沈阳是八大城市之一,调进沈阳,想都别想。大城市、大学、俄苏文学专业,又离北京不远,哪一样都值得留恋,樵毅然决定放弃:“多远、多高、多冷、地方多落后,改教中学,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和咱们的家,只要在一起,就是一切。未来,让我们一块儿面对。”辽大也知道不可能把樵留住。

她以超常规的速度办了调动手续。同样让我感动一生的是樵的父母兄弟,对樵放弃辽大,调到偏远的祁连山,而且可能是一辈子,尽管十万个舍不得,但谁都没说一句劝阻的话。这种大情大义,无论在过去和今天的社会都是极为难得的,为此,我一生感念。

六月,我搭上开往西宁的一辆卡车,翻过达坂山去接樵。从北京上车,到西安中转,在硬席坐了两天两夜的樵,虽然有些倦容却比任何时候都明丽动人。看着她光洁细腻的皮肤,我忽然担心高原的风雪将会加给她多少摧残。但兴奋还是掩盖了那隐隐的忧虑,我们开始找车去门源。那年头找车又没有“关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客运站的车是不定期的,也是卡车,而且票很难买到。

碰了多少钉子之后找到海北粮食局的一辆要回门源的车,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还不算挤。这些乘客几乎都是门源的老乡,他们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袱,有个妇女小心翼翼地抱着个一尺多见方的镜子。我们放下行李,坐在上面。樵这时已经怀孕四个月,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我的手时时把她托着一些,尽量减轻颠簸。

门源距西宁有二百六十多公里山路,要翻过海拔四千多公尺的达坂山,路况又很差,如果不出问题的话,汽车也要走一整天。这辆卡车偏偏老出毛病,边走边修,走得很慢。山路已经不仅是九曲十八弯了。沿着盘山公路翻过一架大山又是一架大山,汽车吃力地一步步攀升,像一头老牛,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

夏秋季节的达坂山景色是很美的,多种色彩的植被,用有层次的图案勾画出垂直气候带的轮廓。从下往上看,绿、黄、红,最上是白雪的顶端,再上面就是极干净的蓝天。清冽的溪水几乎一路陪伴在公路旁,哗哗地流着跳着。

但是进了大山,山势越来越陡,樵也无心向我问这问那了。车一直在刀劈斧砍的陡壁和深涧之间行进,司机稍一不慎或撞上突然掉落的巨石,车就有掉下百米深谷的可能。尤其是翻过最高处的垭豁之后,到了山的阴面,下山的路几乎终年堆着积雪,路面常常结着光溜溜的冰,而山势更陡,路又更加曲折。到了这里往谷底望去,常常能看到失事汽车的残骸,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天很快地黑下来,更冷了。看着无尽无休的路,樵不由得感慨道:“好像快到天边了!”

终于开到了山下,门源滩一马平川,大家都松了口气。司机放心了,这段最后的平路交给了徒弟开,自己也休息一下。汽车跑得飞快,远远地看到了门源县城的灯光。

我告诉樵:“你看,快到了!”正说着,汽车突然“嘭”地一声猛然跳到半空,重心失衡,把整车的人扔了出去。

这一瞬间,我的后脑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就失去知觉,抛到两丈多远的路上。樵临危没乱,头脑清醒,只记着保护肚子里的孩子,急忙把刚才司机好心借给我们的皮大衣抱在怀里,人跟着就飞了出去。

落地时皮大衣垫在下边有了缓冲,只是前额擦破一些。她睁开眼看,我趴在不远处一动不动,赶快爬到我身边。

一摸我的头,一手血,吓得不轻。我昏迷了一会儿醒了过来。回头一看,大卡车翻了一半,侧立在公路上。想一想,大概是屁股旁边的工具箱飞起来把我打昏的,好像问题还不大,樵这才放了点儿心。

十几个乘客摔得有重有轻,东西散落一地。那个一直抱在怀里的镜子摔得粉碎,把公路点缀得星光闪闪。几个妇女哭天抢地地喊。樵的皮箱也摔裂了,好在人还安全,东西就不在意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乡浇地在公路上临时开了个水沟,车开得快,天黑,徒弟又没经验,车让水沟弹了起来就控制不住了。还算万幸,如果卡车不是横着立在路上而是把我们扣在车下,后果就很难估计了。

过了一会儿,司机叫来了一辆车,把全车的人都拉到州医院,检查,包扎,幸而都是轻伤。樵的前额贴了张纱布,我的头缠上了绷带。因为后脑撞伤晕了好多天。

祁连山中学的几位老师接到医院的电话,赶来接我们。谁也想不到是在医院迎接樵的到来,但也都为我们的平安而庆幸。等我们这一队人马走回学校的时候,已经过十二点了。

在我们家里,几个学生早已生上炉子等了大半天,屋子暖暖的。看到新来的王老师,同学们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他们的笑容就是对我们的祝福。他们当然喜爱王老师。

没想到祁连山给樵的见面礼竟然是一场车祸,青海给她个下马威。

但樵微笑着说,“我就能让你逢凶化吉,我是你的吉祥物。”

真的,几十年来这话一次次应验了。可是你保护了自己吗?

二十八、樵如是说

樵后来这样回忆说:

在那些压抑灰暗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进入幻境,甚至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我恨不得变成一个什么东西,能一个跟头翻到那个远在天边的高原小镇,和他一起再跨出一步进入蛮荒,去做真正的世外人,过彻底的自由生活。但是我们毕竟没有修炼成什么神或什么鬼,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是普通人,是要吃饭的。丢了工作就没有工资,脱离户口就没有粮票。要摆脱一切桎梏得到自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我不得不回到现实,立即给他写信,帮助他分析“堕落”成右派的思想根源,敦促他努力改造,尽快回到人民队伍。这似乎是唯一出路。

从五七年到六一年,整整五年,我们在等待一个约定的时刻。终于,在六一年底,临近寒假时,电报来了,他摘帽了。顷刻之间,天蓝了,心宽了,自由的罡风冲开了多年的监视、戒备、欺瞒、压抑。我高高扬起电报,向人们公开我们的恋爱关系。我立刻奔向学校的办公大楼向有关部门提出我要结婚,并顺利取得介绍信。

寒假,我们回到京津。在天津家里举行了没有仪式的结婚典礼。

一九六二年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初步得到缓解,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供应之外的高价食品,例如糖果点心。供应内的平价糖块是用古巴糖制作的黑色糖块,七八毛一斤,而高价糖却是包装比较精美的牛奶糖或水果糖,最便宜的五元一斤。我们大方地买了许多高价糖,来往于京津拜亲访友,发送喜糖,让大家分享我们甜蜜的喜悦。

六二年的春节期间瑞雪纷飞,雪后的天空格外晴朗。我们俩来到景山公园,上到山顶。这里那时还是北京市区的最高点,目所能及的景物在白雪的映衬下似乎都在眼前,让我们感觉到已从黑暗走向光明,希望已来到面前。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发现天是那样高远,地是那样洁白,天地是如此开阔,我们的心是如此宁静舒畅。我们在山顶拍了一张眺望远方的合影。我把照片上的头部剪成了一个心形,镶嵌在婆婆送我的项链的心形小盒中。

要开学了,我们必须再次分别,这次是真正的“新婚别”。但因为这次团聚是这些年来最长的也是最愉快的团聚,也确信这将是最后一次告别。所以告别不太悲惨,心情也不很悲伤。

回到沈阳,我面临又一次的选择。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许多选择。无论选择什么一定有得有失,所以在关键时刻人们常常会举棋不定徘徊犹豫。但也有人坚定果断,义无反顾。

我当时的处境可谓优越。高校教职,喜爱的专业,离家很近的大城市。但我放弃了阳关道,选择了独木桥。我选择了团聚、家和自由,也就是边疆、山区、中教和艰苦,而且毫不犹豫,轻松愉快。

幸运的是我家的宽容和理解,对我的擅自决定和一意孤行,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没有一句责备和劝阻,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着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这让我深感愧疚的心得到很大安慰,放下了最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六月中旬,妊娠反应稍许缓解后,我开始了回自己家团聚的长途旅行。火车一天一夜到西安,再转车一天一夜到西宁。翻越达坂山还需要一整天的汽车行程。

在“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上,汽车缓慢地爬上一重又一重山峰,越过一个又一个险隘,让我充分领略千山万壑重山峻嶺的风光和天涯海角的意境。汽车到达最高峰时,太阳已经下山。冷风袭来寒气逼人。我们加上秋装还是难抵寒冷。幸亏司机看我们衣着单薄,扔上来一件老羊皮大衣,我们俩人裹在里面感到十分温暖。汽车下山时沿着山路快速冲到山脚,驶上比较平坦的公路。

高原的夏天,天黑得很晚,下了山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天刚擦黑。就在已经看到县城的灯光即将到家时,车翻了。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种了。在这个即将梦想成真的瞬间,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差点逆转成一场悲剧。

苍天保佑,我们总算安然无恙,平安回家了。

在六、七十年代运动不断,阶级斗争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环境中,我们期盼的平安、自由、正常的生活还是遥遥无期。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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