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山东实习趣事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观测,是由五十年代北大气象专业“四大讲师”之一的严开伟讲授的。那时观测学的理论不深,是比较实际的技术。严先生是个实干家,个子不高但体型粗壮,听他口音象是湖北人。严先生曾经在一个春天组织我们气象专业几个年级的同学去妙峰山进行过一次山地气象观测,也是一次愉快的野营。那时他在进行一项发明试验,当时测空气湿度的主要技术途径是利用人的头发随空气湿度而伸缩的性质制作的“毛发湿度表”。据说中国人(因长度的要求,主要是女人)的头发不太适合,他想出利用取之不尽的猪肠的肠衣来代替毛发。他的试验结果还写成了论文,发表在《气象学报》上。后来如何我没有关心,总之后来没有听说气象站的湿度观测中采用过这项发明,其它方面有没有采用它不得而知。我毕业离开北大没有多少年,听说严先生就去世了,原因我一直不清楚。

在学校里也初步实习过观测,指导我们实习的是专科刚毕业(他们两年毕业,所以实际上只比我们早一年进校)的助教张霭琛和李其琛。张是上海人,瘦高个子,工作能力比较强;李更年轻些,眉清目秀,斯文腼腆,听说他学习成绩很好。我们上几班被选择留校当助教的都是在某些方面拔尖的,李其琛在六十年代就在《气象学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张和李继严开纬之后在北大气象观测方面是一对老搭档,也是台柱子。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李其琛不知什么原因受到剧烈的“冲击”,以至跳楼自杀了,这是行内大家非常惋惜的一件事。“老搭档”揭发斗争过于起劲的表演也令人许多人扼腕。

在燕园西南边荷花塘畔建了一个小的气象观测场,边上还有一间专门上实习课的平房,后来天气分析预报实习课也在这里上。探空实习也在这个观测场放气球,因为要值夜班,我们睡在一栋空着的留学生宿舍小楼里,这个优雅的留学生宿舍区离我们那观测场很近。

暑假里全班分成若干个组分别去全国一些地方的气象站实习地面观测。解放以前中国的气象观测站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了一些站,但还远不是每一个县都有气象站。我是被派到山东兖州气象站。同一个组的成员有党员颜景容,她是山东人。还有邱如陵、范永祥、朱慧斌和我,我们都是上海人,因为兖州在山东省南部,离上海比较近一些。那时大家经济上都不富裕,入学以后都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想趁这次实习完以后就近回家一趟。

第一次“出差”很感新鲜,但毕竟岁月久远,许多细节早已模糊或完全不在脑子里了,但有些有趣的情节是终生难忘的。兖州也算是古代名城,但我们一到那里看到的县城实在太敝陋而窄小。主要的“街道”就是一条狭窄的满地尘土的路,两旁是陈旧破烂的住房和店家。好像这条街的两端各有一个小的牌楼,也已破旧。城门、城墙远不能和我在昆明和上海青浦见过的相比,好像是泥土筑的。鲁中是穷地方,这里有煤,有煤并不能富起来。那时正好是热天,街上看到的许多小男孩都是光着屁股露着“雀雀”没有裤子穿的。

气象站都位于城外,要穿过铁路下面的一个洞再走一段路。我们到气象站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第一次和站长见面的情景我回到学校以后曾写在日记上,虽然日记早就丢了,但写过了之后留下的印象就很深。气象站虽然很小,那房子还有楼上楼下。我们进去在楼下过道里等了一会儿听见木楼梯响,转眼望去,由于楼板遮住视线,首先是一双粗腿在楼梯上出现。大脚丫子上的布鞋当拖鞋穿,踢踏踢踏地慢慢下来。抬眼看见弥勒佛一样光着的一个大肚子,一把大蒲扇在大肚子上一拍一拍地往下挪。最后看见弥勒佛一样的肥胖光头、阔嘴巴,到灯光下看清那脸色比弥勒佛黑一些,脸皮粗些,还有疙瘩。这就是站长,姓什么我忘了。打招呼寒暄之后他就嚷着:“吃瓜,吃瓜”,叫年轻的观测员赶快把西瓜拿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早就知道山东的西瓜是有名的,此时大热天下火车走到这里听见山东话嚷着:“吃瓜,吃瓜”,那渴望和感激之情“甭提了”。整个气象部门1954年刚刚从军队转到地方,技术、行政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先都是部队的。这位站长就是早先在山东打仗的,他还是在我们心中格外具有神秘感的侦察班长。现在担任气象站长,和当时许多气象部门的干部一样,对这门业务和科学用上海人的一句歇后语说,正好是“山东人(他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啊(也)勿懂”。但他很懂得自己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定位,那就是管好几个年轻人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以便他们把工作做好。

听说他曾是侦察班长,我们自然抑制不住好奇心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听一听完全真实的惊险故事。具体的故事情节我早就忘了,听故事的那个气氛和感觉到还记得。别看他外表粗矿、憨厚,侦察员必定是“老兵油子”,出生入死历练多了,三教九流无所不沾。心窟眼儿里诡计多端,但又性格豁达、诙谐、朗爽,挺讨人喜欢的一个人。

负责带我们实习的是这个站的观测组长,也就是这个小小气象站的业务负责人,是一位精干的小伙子,叫石成峰。和我后来所见的其他人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包括帮助我们实习这件事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他对自己的业务非常熟练,而且一丝不苟。我们在学校里经基本上学会了地面气象观测,他给我们讲了观测规范以后就开始排班观测,包括白天班、小夜班和大夜班。我们当班时他们也闲不了,因为保证观测纪录的正确是非同小可的。我们记下观测数据后石组长紧接着还要复一遍,纠正可能的错误。观测组里有一个高个子,他好像还有一个妻子在一起,是本地人,记不清她是否也是观测员。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家伙,姓钟,是福建人,石成峰大概也是福建人,那时福建出身的观测员不少。小钟最喜欢到我们房间里来玩,和我们混得很熟。他很瘦,臂膀很细,令人惊奇的是他表演给我们看,他的肘拐可以倒弯过去大约二十度,我们都望尘莫及。他说他原先是在荷泽气象站,荷泽比这里好,靠近湖,比较富,因此他鄙夷兖州这一带太穷。

后来来了一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原以为他是外站来出差的,在站里住着。他是莱阳的,他告诉我们他那里(沿海的青岛、烟台、莱阳等)是山东最富庶的地区,和这里有天壤之别。他来了以后观测时间也跟班见习,后来才知道他是比较老的观测员,这次是被调到这里来当组长,石成峰则调到别处另有任用。实习完毕的时候站长叫那位将要接替的新组长带我们到曲阜参观旅游。大热天我们是沿着公路走去的,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去的目的就是参观孔庙,我只记得庙园很大,大面积的参天古树,其中有一棵早先倒在地上继续长了几百年的柏树,形状像一条龙,所以叫“龙柏”。其它的印象淡薄了,整个说来里面比较陈旧,没有多加管理。那时候对孔老夫子既不鼓噪尊崇,也未大事贬斥。

我原来计划实习完以后要和邱如陵等一同回上海的,但在结束之前颜景容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和我都在某日前回校有任务。我只得放弃了这次回家的计划,后来我得知祖母就在这期间去世了。一个学期后,即1956年春节我回家听家里人说起,祖母去世后家里做了“道场”,那老道竟卜知祖母的魂灵已经到山东兖州去投胎了。这确实是一件咄咄怪事,哪有这么凑巧的?那时虽然我写信给爸爸妈妈也许告诉过我实习的地方是兖州(我记不清是不是说得那么清楚),但爸爸、妈妈一般不会把这种细节都告诉家里其他人的。后来我春节回家那次说起“做道场”的事情的好像是苹苹,她也不会知道我去年夏天正好在兖州,故意哄我好玩。那老道就更不会知道了。说是“因缘”吧,祖母生前对我这个“长孙”一向比较疏远。因为妈妈是遥远的云南人,我小时候随父母先后住在南京、重庆和昆明,到我八岁的时候上海一大家都搬到重庆才和我们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回上海。她对我们总有点见外。这个时候怎么会急急忙忙地去“找”我了?而且她并没有来保佑我,反而叫我不久以后就开始了厄运。

记不起为什么朱慧斌也决定不回上海了,我们突然动了念头,要沿路玩玩(那个时候还不大用“旅游”这个词)。我们第一次独立出门,听他们说坐火车在中途可以下车到火车站售票处“签票”,改乘下一班火车继续前行。这样就可以在中间想要游览的地方下车观光。邱如陵是回上海了,其它人我忘记是怎么情况,反正只有朱慧斌有兴致和我一路旅游。兖州北面不远就是泰安,是泰山的所在地;再往北到山东省首府济南,是久仰的比较大的城市;再往北直到津浦路的终点天津,离北京不远了。我们研究了地图和火车时刻表订出周密的计划,决定依次在上述三个地方下车,安排好了适当的时程。

朱慧斌是上海人,身材高大,平时穿着倒也上海气派。他还戴了手表,那时戴手表在我们班上他好像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但他平时和同学的接触面不广,寡言少语,有些腼腆。相处了两年我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想不到这次同行近距离接触领教到他的特殊风格,简直叫我啼笑皆非。

实习期间他穿浅色“香港衫”(即翻领短袖衬衫),西装短裤,而脚登一双破旧布鞋。实习结束时这双鞋已经快要彻底垮了,我看不行,劝他上火车前就地买一双新布鞋。他不肯,说北京的布鞋好,一定要坚持到回北京再买。见他那么倔,我只好暂时缄口。车到泰安大约是下午四点多,我们找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客栈,和他们商量把我们所带衣物寄存在客栈里,游过泰山以后第二天上车之前来取。我们心里对这样的事毫无什么提防戒备,大概那时候一般的人也厚道,他们一口就答应,也不要我们一分钱,还仔细告诉了我们上泰山的路径。为了赶在夜深之前到达山上,我们立即出发,快步赶路。

到了泰山跟前就有石板路,缓慢上升的石阶,愈往里面走坡度愈大。山路边偶尔还有小摊贩,我们为了赶路无暇驻足,只略微扫视一下沿路的石碑。立碑者都是历朝历代的大人物,我特别发现大概是每一个皇帝都要来朝山立碑。我说过我对爬山还是锻炼有素,耐力也比较强的。朱慧斌大概是一直住在上海的,他有点跟不上我了。特别是他那双鞋子这时开始和他闹起别扭来,显出有些狼狈。但是他的确很倔,总说:“不要管我”,不过本来到了此处也是无法可想了。太阳落山,天色逐渐暗下来,我们已走到半山,石阶渐陡。但是光景已晚,不可耽误时间,必须奋力向上。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山顶的气象站,相信他们必定会接待我们这两个学气象的北大学生,否则住旅馆是住不起的,听说山上一切都很贵。

一路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些挑夫,挑的担子至少有一百几十斤重。往山上送吃的用的,主要是吃的。由于是在上陡峭的石梯,所以扁担不能前后竖着搭在肩上,当然也就不能两肩换着挑。只能横着压在颈脖后面,山路旁更没有任何设施(例如一小块平地)可以让他们放下担子歇肩。他们只能像骆驼那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他们毕竟是人,所以他们上山的步履不会有我入学那年看到的穿过北大的骆驼那般潇洒。实在累不过的时候停下脚步站定了凄厉地长啸一声。山里各处渐次传来回声,听着感到天摇地动,十分悲壮。到了南天门下,石梯如同瀑布倒悬。那时石梯旁边没有栏杆链索可以扶手,徒手攀登者只能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埋头躜行,不敢回首往下瞟一眼。而那些挑夫到这里还是一样地横扛着这一二百斤担子,默默地一步一步往上登,感到极度压迫时一样地停下来发出一声悲壮的啸鸣。见到这个情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有些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艰难和沉重。

那时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白天走在山路上遇到的人就不多,上了南天门天色全黑了,行人再难遇到。上面地势逐渐平缓起来,可以间或看到零散的瓦屋,透出幽暗灯光。我想那也许是山上民居,或者是私人开的游客小旅店。我们尽量设法找到人,叩问去气象站的路,大约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根据指引走到一条山梁上,影影绰绰看见那一头像是有一丛房子,于是朝着那里走过去。走到大约还相距三五十米远的时候,突然犬声狂吠,一条恶狗朝着我们窜过来。这一惊非同小可,好在说时迟那时快,立即从房子那边有一道电筒光柱射过来,同时听到有人喝止恶狗的声音。狗不叫了,于是我们壮起胆子走过去,逐渐看清屋外立着一位披棉大衣的,年龄稍比比我们大些的年轻人。我们赶紧向他道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我记得他这个人不苟言笑,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和蔼的。他马上把我们带了进去,给我们打水洗脸、洗脚、抹身。不一会儿还有人给我们端来了晚饭,不知道那叫什么,是和后来见到的泡馍差不多的东西(不过不是羊肉泡馍)。那时我们肚子饿瘪了,觉得好吃极了!

时间已晚,他们还忙着值班观测,和他们只简单聊了一下。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大概总说到在兖州实习的事等等,在泰山山顶上,晚上坐下来时间长了身上就冷了,他们给我们拿来两件值班的棉大衣,指给我们两张床,胡乱就睡了。计划第二天最重要的节目是清早起来到日观峰去看泰山日出,中学读过的好像是徐志摩写过这么一篇记泰山观日出的散文,对此一直心向往之。不过听他们说这要看我们的运气,要凑巧碰上一个山间少云的早晨才看得见,据说最近上山的游客有的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直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听见如此说,我们已经泄了气,不抱多大希望了,于是很快入睡。

醒来的时间很巧,按我的体会,这也是人的一种生理本能,你想着什么时候必需要起来,它恰好到那时就醒了。一般说事先的担心是多余的。睁开眼睛微微曙光已经出现,赶紧一骨碌跳起来,套上他们给的棉大衣就往外走。气象站建在玉皇顶附近高度仅次于前者的另一个顶峰上,而日观峰就在气象站东面不远的地方,沿山脊缓坡下行不需十分钟就到,在那里已经有些人了。都说今天有希望,我没有经验,只见下面似云、似雾、似霾的,很有些担心太阳不可能露出来。意外的惊喜终于来了,时辰一到,看见了。我看见了徐志摩所说的一切,先前看到的雾幛顷刻被初升太阳熔化和烧穿了,而且如果没有它的衬托,也不会出现那样丰富的、动感的色彩和海天一体的壮观,见到的只能是孤独单调的赤身裸体的一个太阳而已。“终于看见”还给了我们一种额外的满足感和幸运感。回到气象站他们对我们表示祝贺,虽然对他们来说这是司空见惯毫无新意的事。站里又供给我们一顿免费的早餐,我想这一顿夜宵和一吨早餐虽然都很简单,但是看来价格不菲。在那里所消费的一切都是昨天看到的挑夫们那样挑上来的,昨晚我们只顾狼吞虎咽,然后倒头就睡,吃早饭的时候才又想起那凄厉的长啸。

辞别了憨厚好客的年轻观测员们,我们直奔第一高峰玉皇顶,那里建有一座小庙,如今我已印象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小小庙院中央一块特大的石碑,它比上山沿路的石碑都大,但那上面光秃秃的没有一个字。据说这是秦始皇下令建的泰山上第一块碑,而且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愿见到一个字,所以树起一块无字碑。关于两千几百年前的事,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以我之敝陋不知有人考据过没有。如果是真的,秦始皇为臣民做出的示范到也干净利落。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到处焚书的同时听传达“最高指示”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只有四版的《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一致改版,用大字排。一张报纸上没有多少字了,基本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每天的布告牌。很遗憾还是不如秦始皇做得那么干净利落。

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如果再要从来的那条路下去,南天门下面那一段梯子实在叫人犯怵。游人指引了我们一条由后山下去的路,路不正规,没有石阶,路程长些,但是比较平缓。我们就决定走后山,不过那是穿过草丛的小路,有人警告过我们谨防遇到蛇。我们一路小心翼翼,幸而蛇倒是没有遇上,只见到几条“四脚蛇”(这是上海人对壁虎的称谓)在我们脚前窜过。山脚那里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冯玉祥墓,大石碑上刻着这位附庸风雅的传奇将军做的长长的一篇打油诗,内容现在毫无印象了。

从这里我们绕回山前来的那条路去找寄存东西的客栈。我必须说的是现在朱慧斌脚上已经没有鞋子了。有道是“弃之若敝履”,鞋子只要基本破旧,没有不舍得丢的。朱慧斌这双鞋子早在上山前已经毫无疑问是“敝履”了,上山之后他已经不是不舍得而是实在不能丢了。只要还剩几根破布筋条能挂住鞋底;挂在脚背上还迈得出脚步,此时弃之不可,只因破鞋底还可以护住脚心,免受山路上尖石子的伤害。他是在下山走到半途的时候才丢了的,因为上面这两个条件终于彻底不存在了。实际上还不是他主动丢了那鞋子,而是那鞋子主动坚决地离开他的脚了。

于是我说在上车之前还来得及在泰安街上买一双,可是他依旧坚决不肯。只好到客栈拿了行李陪着只穿袜子没有鞋子的他上了与昨天同一班次的火车。好在上车时旅客都匆匆忙忙,上车后他的脚放在椅子下面,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大概傍晚七点多的时候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济南,按计划又下车签票,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浏览一下市容街景,所以签的是当日下一班车,半夜开。出站以后天色已黑,我不记得这次我有没有劝他在济南街上买鞋,反正还是没有买。不过晚上倒是没有人注意。我们走的大概是当时济南比较繁华的一条街,看来济南还称得上有点名气的一个城市。八点多的时候不少店铺还开着,灯火还算明亮,那情景和上海二、三流的街道类似。走了一条街我们的目的已达到了,再多走大概也差不多,而且街灯渐稀,于是回到车站在广场上坐下乘凉。半夜上车继续北行,当然是坐着打瞌睡。

次日上午大约八点多车到天津,我们计划在这里逗留的时间稍为长些,好好看看天津市容。我们走过了有些像上海外白渡桥的那座“解放桥”,进入闹市。这次我下决心非鼓动他买一双鞋不可,在大城市里这太不像话了,这时候开始实在成了我的一桩心事,所以故事往下说再也离不开他的鞋子问题。他应该说仪表不算差,香港衫、西装短裤,戴着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身份的象征,我是后来北大毕业回上海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才慎重其事地买了一只手表送给我)。他个子大所以脚也大,那一双大脚穿着花短袜,没有鞋,就这样大白天大模大样在大街上走。一路上引起许多人正面或回头射来的惊异的目光,一些小孩开始跟着我们走,像看猴子耍把戏似的。我的脸已经臊得通红,决定离开他几步远,假装不是同路的。终于走到一家百货公司跟前,必须进去逛的。这时我脸皮也厚了,再也不顾那些顾客和店员投来惊讶甚至警惕的目光,我拽着他找鞋子柜台。结果他还是看不中意,坚决要回北京再买。中午肚子饿了,我们找到一家回民餐馆(在北京上学两年我已知道北方多的是回民餐馆),决定就在这里“解决民生问题”。那时馆子里还没有作兴像“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那样排队买饭,还是像解放前和现在又恢复的那样,顾客坐下,堂倌到桌子跟前来问,点什么菜饭。我不记得我们要了些什么,只记得堂倌一边在纸上记的时候一边用怀疑的眼光瞅着桌子下面。我们点了要的东西后,他特地提醒我们这要若干、若干钱(数目我不记得了),并且眼睛里带着问号,意思是:“你们有没有钱付?”。我虽然不记得我们要了些什么,但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我们从来不敢奢侈,而且是非常节俭的。如果不是那双脚,堂倌绝对不会有任何异常表现。我也没做任何解释只是平静地示意:“知道了”,叫他快点拿上来,我们还要赶火车。至此生意人也不会太不知趣,再来多话。

车到北京天又黑了,当时回校已不可能。小叔叔家离前门车站很近,我动员朱慧斌和我一同到小叔叔家去睡一晚,明天回校。他又是执意不肯,一定要自己在车站过夜。我已知道这个人怎么也拗不过他,就独自去掌扇胡同了。

我是第二天中午回到学校的,马上从同学口里听到一件轰动新闻:“朱慧斌被公安局扣起来了”。公安局一早打电话到北大保卫处询问:“你校有没有如此这般一个人”,保卫处立即来调查回复公安局才了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位老兄晚上躺在车站候车室椅子上睡不着就不安份,突发奇想要去游览天安门夜景。就这样走到天安门广场而且过了金水桥,直达城楼下。于是被高度警惕着的守夜军警逮个正着,天安门城楼是警卫重地,当年并未开放,何况是深更半夜。一个人只穿袜子不穿鞋子过金水桥走到那里,推测起来这显然是为了隐蔽行动没有脚步声,于是立即扣押。

天下奇事无独有偶,朱慧斌的笑话还没有平息下来,又传来周全瑞被扣押的故事。我记不清他是去哪里实习的,好象是石家庄。实习完了也是去穷旅游,他是独自一人去游白洋淀。想象一下看,黑矮个子,光头,一套破旧中山装,像背步枪一样的背着一把油纸伞,足登草鞋却又戴着知识分子的眼镜,加上他的好奇心大,好说、好问、好打听,总而言之给人看着“不正常”。这就是他“进去了”的原因,但是直到现在回顾起这两件“巧合”的事我才蓦然顿悟,当时以及后来怎么都没有想到--那是什么时候?“肃反运动”开始了。

7、“肃反”中抓出对学气象不安心的“反革命小集团”

刚回校的一个下午,我去东校门外成府路。大概是上邮局,平时我到那里不是发信就是取家里来的汇款。当我经过生物楼和教室楼的时候,听见从两三个大教室里都发出令人震惊的咆哮声。我感到奇怪,就走近有声音的教室窗外朝里窥视,教室里坐满了高年级学生在开会,其中大概还有老师。讲台上低头立着一个人,下面的众人就是朝着他在吼叫、怒骂、追问,不时还有人带头齐声喊口号。我在1951年土改时在上海中学附近梅陇乡参加过一次斗地主,大致就是这个阵势。但这次可怜巴巴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不是土豪地主而是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年轻教员。虽然我没有听清楚里面说的话,但听到了“反革命”、“还在狡辩”、“老实交待”等等,于是我知道站着的是“反革命分子”。北大的肃反运动已经在暑假里开始进行了,我们因为按计划出去实习,所以落后了一步,回来才领略到这个气氛。我受过阶级立场的教育,懂得对敌人不能温情的道理,也懂得文质彬彬的人不一定不是坏人。但是见到这个场面还是心悸,毕竟站着的“反革命”真的看来是那么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而且看上去很委屈的样子。下面又不许他申辩,一申辩就被大声喝止。是不是有证据百分之百肯定了呢?如果肯定了还问他干什么呢?如果还没有肯定,为什么不能让他申辩呢?我又想起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个自己心里没有解开的疙瘩。

后来听到一些情况,包括一位姓唐(记不起名字了)的管理物理实验室的中年讲师,说他这次已被揭露出来是反革命分子,已经逮捕了。在物理实验室我们最熟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只比我们大几岁,近视眼,苍白瘦弱,据说那时正患着肺结核。另一位就是这位唐先生,面色微黑、跛腿,戴一副玳瑁色框眼镜。平静低调,不苟言笑。周海婴是实验员,巡回帮助我们调整仪器,检查线路等。唐先生则在我们遇到问题和困难时点拨指导。他们都很认真尽职、态度和善。我已记不清说唐先生是什么问题,但留下的印象是解放前有些历史不清。无论如何我不大相信他这个人会存心留下来隐藏着干反革命。听到的另外一些事例中除了“历史问题”还有些“现行反革命行为”,多数是言论方面的问题或“小集团行为”,好像按图索骥,找出些和胡风集团或多或少有点类似的言行,树立起打击的对象。

肃反在美丽祥和的燕园里营造出一片紧张、沉重、肃杀的空气。

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在中学里还曾被吸收进一个专门监视敌情的什么“网”,后来此事虽然不声不响不了了之,我总应该是比较有点“警惕性”的。而来到北大两年我从来没有想到去“察觉”我这个班上有什么“敌情”,但是“肃反”终于在这个班上展开了。遇到严峻重大的政治斗争大概团支部显得太稚嫩,于是党员直接主其事,团支委会也参与研究。实习回来还没有开学,我和那位党员有几天没有见面。记不清是隔了多少天党员找我们了,大概这些天和上面组织已经研究过我们班的问题,那时已胸有成竹。上来就出语惊人,据说我们班上有几个思想反动的人抱成一团,散布许多反动言论,搞得乌烟瘴气。必须揭露、批判、打击,并且深查他们的问题。他们是邓耀华、秦克诚、肖左江、谈智宏,据说他们的反动言行在班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两年来我们这个班的“专业思想”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许多同学一直没有安心学气象,认为学了气象没有意思、没有前途。不少同学一直郁郁于自己被屈才了,心中惶惶,学习劲头不高。有的实在不甘心,还作着别的打算,但没有这个自由。暑假有几个同学(主要是京津地区的人)是在北京实习的,那时情绪消沉,对实习也不起劲,听说其间曾到大钟寺去游了一次。回来不知道是谁几个凑出一首“宝塔诗”自嘲、发牢骚:


穷泡
闲无聊
××××
×××××
大钟寺走一遭
……

“宝塔”在十层以上,后面还有精彩佳句。但我只零星记得这一点点,可惜屈了作者大才。

邓耀华他们几个思想更不安定些,内心牢骚很多,彼此意气相投,常在一起嘀咕。据有人“揭发”,其中说的某些话难免带上情绪,大概有点出格。如果拿来和胡风“三批材料”里面那些话相对照,再用《人民日报编者按》的精神来分析,其严重性看来非同小可。胡风集团的一个特点就是私底下发牢骚,因此谁要私底下发牢骚,在会上揭发出来就叫人联想到有些像胡风集团。邓耀华是上海来的,在进京的火车上我们就认识了。此人倒是生有异相,长脸、黑皮、一双鹰眼,呲牙咧嘴、胡子拉碴,说话和笑起来声音都很尖,真的像个电影戏剧里的“坏人”。他平时就唧唧喳喳的话多,但头脑很聪明,学习基础不错。秦克诚是湖南人,他也许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说过几个湖南人都穿黑布中山装,他也是其中一个。个子比较矮,方头圆腮小孩相,皮肤白,但是缺乏血色。他斯文沉静不多言语,性格和他的小孩相不太相称。他也是“脑袋瓜好使”学习基础不错的。肖左江也是湖南人,黑瘦,尖嘴猴腮“南蛮”相。他和团员班干部有些说不到一处,敬而远之,说起话来也有些不太中听,所以在人们印象中就是个“落后分子”。谈智宏常州人,家乡口音比较重。也年轻,皮肤白净,他倒真有些小孩脾气,看起来更单纯些。实际上这四个人智力都比较强,我想这也是他们特别不甘心囿于气象专业的原因之一。

我现在企图努力回忆起当时准备工作、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斗争的具体过程,但是徒劳。因为这种事在后来长长的一整个时代成了“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五十年前的这段事虽然是开眼界的第一回,但对其细节的记忆早就被历次经验的概括性记忆所“覆盖”了,只还记得几点特别的东西。看来我们班的肃反是被列为全校的重点之一了。据诗人马嘶写的《负笈燕园》中所记(这位中文系同学在北大比我低一年级,我惊异他的记忆比我好得多,但我猜想他也许保留得有日记,或者写书的时候手头收集了一些历史材料)当时校党委、校团委的重要领导成员分工指导各个系的运动,指导他们中文系的就是新来不久的副教务长张仲纯。我不知道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是不是来抓整个物理系,只知道他具体指导了我这个班的运动,他和班上那党员、和我、还有谁,几个人开小会研究追查批斗那几个人的事,但我记得他没有出面来参加批判斗争会。在研究问题时他的说话有什么倾向我也没有特地注意,如果我预先卜知他后来会一度被定为党国领袖的“接班人”,然后又因1989年立场不稳而一落千丈,有此传奇经历,那时我就该注意他一些,对这个人的思想历程记下一点有意义的片断。但是我还是有这么一点印象:我未曾感到他在那事情上很激烈、很高调。表现出强烈“斗争性”的倒是班上那位党员,年龄比我们大一点,曾经工作过,即后来所谓“调干生。这种人多少有点社会经验,先在比我们高一年的专科班,没有读好,留到我们这班来。白净长脸,翘嘴唇,眯缝眼,戴眼镜。平时见人很和气,满面笑容,以前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芥蒂,这一次我们才常常发生意见分歧,说不到一处。我有疑问坦白说出来的时候,此人没有更多地用讲道理来说服我,而总是提醒我:“要注意立场”、“这是一个考验”等。由于我自己内心不舒畅以及态度消极,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实际上渐渐离开了班上的核心圈子,成了推一推动一动的摆设。就在此时我们班上“涌现出”几位新的积极分子和核心成员,其中有一位外表腼腆,个性沉稳。第一个学期,因为他是四川人,我觉得格外亲切。后来我逐渐觉得他不像周全瑞那样,可以和你敞开胸怀谈话,就逐渐疏远一些了。我社会经验太少,总是分不清稳重和世故;盲从和韬晦;原则性和自我保护等等之间的区别。后来在反右运动批判处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他也是班上核心成员,他应该知道一切内情。但是直到我以“摘帽右派”身份回武汉中心气象台工作,他那时在中央气象局搞业务管理,有一次(大概是1963年)他来武汉检查工作,我把他当老同学也是知情人,问起他为什么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明确没有给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戴帽子”,第二年又“缺席判决”,一下子给我戴了“极右”帽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闪烁其辞,用“绝对正确”的官场辞令给了我一个不得要领的回答。他在肃反以后不久就成了候补党员。还有一位湖南人,瘦小个子,略微有点弓背含胸,温文持重。我好像有那么点印象他在部队待过,也许记错了。他在肃反中也是“坚决不动摇”,还批评过我。后来他也“进步”很快,当了至少是系一级的团或学生会干部。我不记得在校期间他入了党没有,离校以后没有再见过他。

只能说我对那次运动内心产生莫名的反感情绪,陷入迷惘之中,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后来的事有些心不在焉了,那场批判斗争是怎么了结的我早已记不清了。也记不清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后来被批斗的那四个人都不在班上了。邓耀华退学了,后来到陕西哪个大学读物理,基本上遂了愿,再以后就没有消息。秦克诚终于转到北大物理系,但没有继续本科学业,而是当了实验员。他这个特殊经历在物理学道路上不像其他走“阳关大道”的“正规科班”那么顺畅,但是他依然造诣深厚,硕果累累,而且能在文、理的交界线上独辟蹊径,打造了自己的特色。最近他赠送我一本他自己刚刚出版的皇皇巨著《邮票上的物理学史》,封面上有一个大大的圆印章,上书:“世界物理年纪念,World year of PHYSICS, 中国物理学会推荐”。杨振宁见了这本书非常欣赏,特地邀秦克诚谈了一上午,还给书题了词。经他推荐,这本书最近(我初稿写到这里的时候是2006年)已获得到海峡对岸吴大猷基金会去参评科普图书奖。中国物理学会也将此书报今年科技进步奖中的科普图书奖。我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洋洋八十万字,除了陶醉于他所网罗的数量繁浩的精美邮票,也欣赏了他借票叙史、评史的文字。这不是物理学某个领域的专著,也不是关于物理学的面面俱到的正史(毕竟它受到邮票这个载体的限制),但是以我陋见,他提纲挈领到物理学的每一个领域,见解都是精到的。他的文字功力结实;其中表现出的对历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底蕴决不是写书期间“临时抱佛脚”查阅文献资料凑得出来的。惠赠此书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气象局托月楼宾馆我下榻的房间里叙旧,方知刚进学校分专业的时候他也是在志愿书上填写了:“志愿物理专业,但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九个人之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初追求物理学都不是出于任何实用目的,而是探究世界终极奥秘的自然哲学情结。同时我们后来都领悟到:热衷物理学的人具有的刨根究底的习性使他们接触到一点政治的时候最容易充当“不同政见者”的角色。但是他这个在“肃反”中挨了整的人,到了“反右”的时候却安然无事,相反的他逐渐达到了“转学物理”的目的。在他这本书里我可能找到了一个答案,他在对比哥白尼、伽利略与布鲁诺的不同命运时引用了一些伟人的评论,而他自己也发表评论说:“对一个荒谬的时代,并不需要与之一直顶撞到死才算英雄。在宗教法庭那些具有生杀大权和真理定义权的法官面前,找死是容易的,活下来说一些新东西却是困难的。要哥白尼和伽利略像布鲁诺那样也选择火刑架,固然使科学家整体显得很勇敢,但其实对科学并无裨益。如果每个推动进步的人都以被消灭作为结局,进步就生不了根,偏见只会更有力量。”

肖左江和谈智宏两个人之中好像有一个转了系,后来都再无来往所以记不清了,反正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但是运动也不算搞错,因为“批判了反动思想”、“教育了群众”,这就可以宣布已胜利达到目的了。正确的人永远正确。全校都是这样的;全国都是这样的。

别人到底受到些什么教育我不知道,我受到的“教育”是把解放以来的政治激情浇凉了一半。此前我也并没有把自己已信奉多年的革命事业想象得像《幸福的生活》(或译《库班的哥萨克》)等电影描写的那样一片鲜艳的玫瑰色;我相信说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贯穿着残酷的阶级斗争;我明白革命要经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乐意经受这种艰苦。我习惯了十分简朴的生活,自己虽然未曾经历过特殊的考验,但在“双肩挑”着繁重的社会工作和课业学习时并不畏惧困难,时常用英雄典范们那种超凡的毅力来激励自己。而且应该说我还特别认真地崇尚原则性、坚持革命的是非观,在我认为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对人对事采取严肃态度。我说过中学时期我在这上面还表现得过分了些。但是一旦感觉出有些在“革命”名义下的事情离开了实事求是而代之以强横武断;忽略了公正理智而陷入狂热偏见和盲从;在“斗争”旗号下一些人的行事泯没了善意良知,夹杂进可疑动机,不惜对人肆意冤枉和欺凌,见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像压着块大石头那样沉重,感到胸里闷、胃里翻。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会作假,心里的想法马上就会从语言和态度上表现出来。班上批判运动期间我就曾在干部小会上以及找班上那位党员个别谈话的时候谈了我的不同看法和我对运动想不通的一些问题。运动结束后我不止一次向他们表示过,如果从初中算起的话,我已经当了六年的支部书记了(初中当团总支委员也相当于初中的分支部书记)。现在感觉有些疲倦(我没有说“厌倦”),而且我发现自己思想有点不大跟得上形势,我提议改选的时候换别人当了。

实在说,我那时开始觉得社会政治工作像这样搞很没有意思,回想起来我很感到有些后悔。我自信有比较高的智力,而且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在其它方面的兴趣也比较广。我想我本来应该可以在主业学习上更出色得多,同时发展多方面的才智和素养,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把热情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工作”上去。课业学习上我没有时间更深入去钻研,猎涉更多的参考书;更没有时间在音乐、文学、跳舞、溜冰、划船等等方面更多地充实丰满自己的素养和技艺。我开始觉得做一个“政治人”很苍白,当然那时候根本想不到从“政治”可以获得无比丰厚滋润的利益。后来就算慢慢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的秉性已养成,永远和这样的“政治性”无法相容了。

我想“辞职”未成,团总支和班上党员都做我的“工作”。我那时还是感到自己理亏,因为我哪怕是在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许多年也没有因为这样那样的“想不通”就完全在心里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总体上的正义性,当时更谈不上我已经离开了原有的信仰,所以我还是服从了。但我已经无法再恢复过去那样的“工作热情”,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其它方面,于是到了第三学年我的考试成绩就得到全“优”(门门五分)。也许可以把这一点看作肃反运动的“可喜成绩”。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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