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山记忆
二十九、有了一个家
樵来了，我给她的只是一间用土坯墙围成的小小宿舍。
多年的改造使我已经容忍和适应了土烘烘的环境，土烘烘的日子。樵的到来，我那小窝猶如白雪公主降临，立刻变得光鲜、整洁，加上她带来的小花瓶、小相框、小雕塑点缀着家的情趣。
离学校不远处有一座旧庙，民主改革后成了一个制作木桶的作坊。我们在那里订做了一个洗衣的木盆，取货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只极其粗糙的傢伙，盆底竟是不规则的椭园。用这只木盆，樵洗净了我里里外外的衣服和被褥。
她打开我的箱子，几年的劳动我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破的糟的。樵说，这些东西尿布都当不成了。我回答她的只有苦笑。以后十几年樵不但把全家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学着自己做衣服，做大人的和后来的孩子的。
门源是多风沙的地方，有时沙尘暴（当地叫烟炮）刮起来天昏地暗，白天可以变成黑夜，上课时竟至看不见第一排的学生。门窗是漏风的，但樵永远可以让家保持得一尘不染。她为自己的酷爱整洁找理由：让文明的习惯回到原始，这个“改造”是倒退，是荒谬。
她的这个理论提出的实际上是应当由谁改造谁，由什么改造什么。当时这是不敢深入和展开的论题，樵也到此为止，只是独自坚持着她的习惯，并改造着已经被“改造”了的我。
我们十来平米的小屋里奇迹似地摆放着一台星海牌钢琴。那是全州唯一的一台，因为我教语文、历史的同时兼着初一初二的音乐课，谁让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呢。樵和我都没学过弹钢琴，但樵出自天性，很快地自己摸索着开始弹出简单而优美的曲子。
樵坐在钢琴前，美丽、端庄、典雅，悦耳的琴声从她手下流出。我常常痴痴地看着她，心里被幸福的温暖充满着。但是没过几个月，州上把这台钢琴调拨到州文工队去了，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分配给樵的课是高中一个班的语文和初中的世界地理。樵讲课的声音从来不大不高，但课堂十分安静。她从不训斥学生，可是即使最调皮的孩子不敢也不愿跟她捣乱，我想那大概是因为她的庄重、美和对学生的尊重。
樵十分认真地准备每一节课，从没觉得当过大学老师又深受大学生欢迎的老师改教中学是小菜一碟。她能把学生的求知欲调动起来，让学生在上课中感到充实的快乐。世界地理完全不是她的专业，可是经她一教，学生们忽然对世界地图和外国的事儿热心起来。
晚上，在宿舍里，我们各自在办公桌前备课，批改作文，即使不是讨论问题，也时不时地抬起头来互相看看心爱的那一半儿。九年前大学图书馆的情景在这山中的小屋重演了，梦想成了真真的。开始那些日子，我常常会恍惚地疑惑是在梦中。
可是物质生活当时极为低下，门源县这座古城只有一条半有零星商铺的街道。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那全城唯一的副食店里空荡荡的，一年到头只卖着人们挑剩下的萝卜和干海带。樵怀着孩子，我们却只能吃食堂那一人一份儿的青稞馍和土豆片。在樵到来之前我在校园里分到半分地。课余背上背斗到校外城墙根拾了一堆粪干儿，每棵土豆都施了底肥，秋后大丰收。这半麻袋洋芋就是樵唯一的营养加餐。
我们的小天使降临了，那是在六二年十月底，祁连山里已是冬天。夜里，突然临产，我急忙借了辆架子车，从城北急速拉到城南的医院，一路坑坑洼洼，幸而没颠出事儿。
生产很顺利，也因樵的不娇气，直到分娩的那天她还在上课、干活儿。几天后，阳光灿烂的中午，还是那辆架子车，最哥儿们的同事老吴、老谢帮我把樵和孩子拉了回来。
天气已经很冷，生一个小花盆炉子在屋里还会冻手，一夜过后桶里的水会结厚厚的一层冰。没有任何育儿经验的我们恪守书上的规定，每天还要给孩子洗澡。办法是我跪在床上弯着腰披着棉被，撑起一个“帐篷”，樵在“帐篷”里操作。
樵给孩子起的小名叫“小真”，纪念着因为真而遭到的一切，和因为真而得到的一切。小真非常可爱也非常乖，同事们纷纷来帮忙，你抱一会儿，他抱一会儿，这成了他们的乐事。
产妇和孩子的营养是难题，按当地的标准，生孩子只批给二斤红糖，五斤羊肉，别无特殊照顾。五十六天产假结束就上课，奶水很快就没有了。幸亏大家帮助换了些细粮，远在广州的老同学谢孟禄还寄来国外亲戚送给她的奶粉，勉强应付一阵。
后来市场上开始卖一种极粗的大饼干，有点儿甜味儿。我们就把饼干泡在奶瓶里，奶嘴剪个方方的口子，给小真当奶喝。小真从不挑食，大口大口吃着这种代乳品，居然也长得还算健康。
远在天津的奶奶极其喜欢女孩子，多次来信要我们把小真送到天津抚养，这使我们很纠结了多日。眼下的生活条件，让我们不能不担心长此下去孩子自幼缺乏营养会影响一生的健康。送到天津吃得会好得多，而且能受更好的教育。可是我们实在舍不得小真。她是我们爱的结晶。
我常想她也许是在樵的身体里苦苦等了好几年，所以刚一结婚就急不可待地受孕降生了，而且是那么可爱，怎能忍心送走呢？我们更知道亲自抚养长大，这种亲情是极为珍贵的。
最后，为了孩子的健康，也为了慰藉因两个儿子都远在边疆而甚感孤寂的父母，决定暂时把小真送回去，待到长大些再说。于是在次年暑假，孩子八个月就把她送到了天津，于是，此后每两年哪怕借债也要回内地一趟，是去看望双方父母，也是因为太想念这个孩子，想和她尽量多相处些时日。
此后几年我们一直不想再生个孩子，到了“文革”，母亲遭到批斗，我们在青海还比较安全，很想把小真接来。可是奶奶在信中说每次被批斗之后常想自杀，而回到家看到可怜的孩子在眼巴巴等着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孩子让她有了忍辱活下去的力量。看到此情景，我们怎能把小真从她身边接走呢？
小真在天津渐渐长大，因为家庭的关系，越来越感到精神的压力。爸爸是摘帽右派，奶奶右派帽子迟迟没人给她摘。一九六六年，四岁时的小真亲见家里被野蛮查抄的过程，知道白发苍苍的奶奶在单位被批斗，每天干的是苦力活。在恐惧和歧视中长大的孩子早就懂得必须谨慎地活着。上了小学，别的同学都是红小兵，小真没资格，成了异类。后来我们从革委会开了证明，证明她父母在“文革”中无问题，这才让小真戴上红领巾。
第二个孩子——一个儿子，是与姐姐相隔八年后降生的。那是在“文革”中期绝望的阴影有所减弱之后，才决定再要一个的，否则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总觉得不像个完整的家。樵给他取了个小名叫毛毛。因为他那么轻，那么小。
我赞成这个名字，我调侃地对人说，谁也不敢在这两个字上打×或者倒过来写。“文革”毕竟是太长了，他整个幼年几乎都是在“文革”的喧闹混乱中度过的。那时节最隆重的集体行动就是隔几天就到来的欢呼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发布，指示偏偏常在晚上甚至深夜降临。每到这神圣的时刻，每个革命群众都要自愿地被紧急集合，上街去欢呼，然后各路人马浩浩荡荡到州革委会去报喜。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领导机关去报喜，难道他们从不听中央台的广播？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不论是什么指示都要“欢呼”。譬如，最高指示“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之类都要把锣鼓敲起来，红旗打起来，花炮放起来，上街走一圈。我们最怕夜晚的欢呼行动，孩子太小，刚上幼儿园，而我们俩都必须参加。只好嘱咐毛毛在家里不要出来，可是往往行进到半路，毛毛会在游行人群的腿底下钻出来，睁着兴奋的眼睛串来串去，真让人担心。
幸亏那时候还没有拐卖孩子的，否则怎么得了！
三十、杜甫给我招了祸
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渐渐悟出来，这个穷乡僻壤确实需要我们这些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来开发，这贫瘠干旱的土地确实需要文化来灌溉和滋养。
不管那些发配者的主观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但我们在这里无疑是有价值的。祁连山中学的骨干教师几乎都是内地重点大学毕业的，有南开大学的，四川大学的，北京师院的，上海师院的……从北京师范大学来的包括我们俩就有三个。从青海师范学院毕业分来的也有相当出色的老师。我们在一起辛勤地耕作，使这所学校成了一块文化绿洲。这里的状况在当年大概还不能算是特例。
樵和我在这里很安心。我们在生活和待遇上没有奢求，简直没有动心思去计较。我们只想躲开那永远不明白的政治，躲开那些阴谋阳谋，躲得远远的。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教学生，让他们有修养，有知识，有独立的头脑，有比他们的前辈好得多的前途。樵和我的努力得到了师生和家长，以至社会的认可。
但是，依据最初级的社会经验，我们也懂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忌妒，这个人性中的毒虫，只要有人群就有它的存活和为害的土壤。可是我们也为难，总不能为了避免忌妒的危险，就不好好工作或故意埋汰自己吧。
和所有善良友好的同事相比较，我们不难感到那位自诩贫农出身的语文组长刘某和他背后那位党支部副书记王某对我们异样的态度。他们那两双眼睛在皮笑肉不笑的脸上透出难以捉摸的东西。世界是复杂的，什么都会有，我们明白，我们不喜欢他们在一起时一天到晚说的就是哪个乡党（陕西话“同乡”的意思）当什么官儿了，哪个乡党是几级干部了那套官场经，于是敬而远之。我们不可能去附和他们巴结他们，但绝不想惹他们。
还是怪我太书生气，怪我不接受教训。
那是一次刘某的观摩教学之后的评议会，他给初三班讲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以愈是十足自信愈要显得谦逊的态度征求我的意见。我本想什么意见都不提，但他似乎十分诚恳，我明明有意见不说岂不是对他的诚恳的怀疑。我真是太没记性，忘了虚心听取意见中藏着的险。
另一个原因是我以为他把错的东西讲给学生而不知纠正，对学生也是不好的。我还是拗不过我说真话的本性。
我在把他肯定了一个够之后说：“有一句诗的解释还可以再斟酌。你把‘雨脚如麻未断绝’解释作：因为床上被雨淋湿了不能睡，所以在床下转来转去，雨地上踩出了密密麻麻的脚印。这好像不大准确。我以为雨脚是雨的末端。整个意思是漏到屋里的雨丝像连绵不断的麻一样，形容漏得厉害。从构词讲‘雨脚’和‘日脚’‘山脚’类似，是‘雨的脚’，而不是雨地上的脚印。”我一再小心地声明，自己的理解也许不对，只是提供又一个解释，仅供参考。
我说得很客气，但刘组长的脸已经黑了下来。他无法捍卫他的解释，但表示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会议不欢而散，从此那皮笑肉不笑也不见了。
期末，全体教师的总结会上，刘组长突然站起来，厉声地抛出了他对我和樵揭发的二十一条，语惊四座。
这二十一条包括各方面，如：戴右派帽子时的老实和朴素是装的，摘了帽子骄傲了，结了婚皮鞋都蹬上了；下雨天一男一女竟合着打一把雨伞；学生们羡慕这两口子，把他们当成理想，当做学习的榜样；范当食堂管理员时刮学生吃过的拌汤盆子，丑化社会主义……
此后，每到年终总结会就要给我一个厉害，而且步步升级。我三次被加封为反党集团头子。成员都是教师，最大的一次反党集团多达十二个人，当然每次都有樵在内。此时铁校长已经调到河南去当县长，接替他的是原《祁连山报》的总编辑很有才气的仇校长。他曾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蒙冤，弄到祁连县的八宝农场劳教，平反后调到祁连山中学。
仇校长当然明白这些攻击的来由和荒唐，但是对极左你是拦不住的，否则你就是右。于是听任他去放砲，校长始终不表态。而在平时，仇继续一直使劲地用我，让我写剧本，写材料，编节目，办墙报，组织和指挥合唱队，主持纪念屈原和其他活动，观摩我的课堂教学等等，这些对刘某和王某无异火上浇油。
在又一次总结会上，刘又开列了我的多项罪状。他还把我推荐到墙报上发表的学生习作《小草》当作我反党的罪证。这篇作文歌颂了小草不怕狂风暴雨的顽强的生命力。作者是一个家庭出身为富农的学生。富农——右派——不怕狂风暴雨——即不怕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都联系了起来。
对恶行一味忍让等于纵恶。这次在逼迫我检查时我决定反击。我说：“我常常想不通的是，如果说我是反革命，我还算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革命，而刘××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反革命，他两次参加三青团，一次被共青团开除，他有什么优越的呢？”
说到这儿，只见刘脸憋得紫红，大吼一声，跳了起来，要跟我拼命，被大家拉住。“你造谣！你诬蔑！”他喊道。我冷静地说：“这个，校长应该清楚。”大家都转过头去看仇校长，他却不说话，很明显，没有为他辟谣就证实我的话是真的，刘泄了气，大家也出了气。从此他没再张狂，直到文革开始。
我早就从铁校长那里知道刘的历史，但揭人家历史上的短处本是我不愿做的，然而一次再次没完没了地欺人太甚，混淆了视听，让老实人不能正常地做人做事，以牙还牙是必要的选择，这应该是道德的。“勿以恶抗恶”，鲁迅说得对，它“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
但是，让我痛心的是樵又因我而吃苦了，会散了，转年开学时，聪明的校长宣布刘××和王世樵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半年。很清楚，这是在搞平衡。
附带说一下，那位《小草》的作者是他们班最优秀的学生，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门门拔尖，在六四年高考中这个班升学率高达74%，可是他没有被录取，因为他的班主任是那位党支部副书记王××，学生的政治鉴定都是王××填写的。
这个学生回乡后当了木匠，大概到四十岁就去世了。教过他的老师无不惋惜，因为在这些“小草”身上有大家的心血和期望，然而对他们的命运我们都无能为力。
三十一、你承担了太多
下放锻炼的指标是从上边下来的，这次的两个都给了语文组，这就有点儿不正常。很显然，让刘下乡去是因为校长嫌他添乱。如果为了搞平衡，显得校长不偏向，另一个应该是我。
可是我的类风湿让高寒天气闹得常常发作，抬去住院已不止一次，平时上课疼得站不住只好坐在课桌上讲，于是就拉樵替我去顶账了。我们第一个孩子小真已经送到天津父母家抚养，这就成了樵可以下乡的条件。
旱台公社花崖大队是个穷队，樵住的这个老乡家男人是公社干部，常年在外，家里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妇女和六个孩子。不知为什么生活那么清苦。农村一般白天吃的是奶茶、青稞馍，奶茶放盐可以顶替菜的功能。这家没养牛，所以没有奶茶，甚至连茶叶也没有，每天就是馍馍加白水。
因为已经到了三月份，不再烧炕取暖，就只能睡冰炕，虽然天还很冷。是春耕的季节，烧灰、打灰活儿都不轻，幸亏背灰是男人的事。樵又极守规矩，既然规定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不给自己另加点儿营养或要求烧炕。这么的吃、住，加上劳动，樵本来的好身体也经受不住，种下了多种病根。
每月回家一次，要走十几里路。总想在家多呆一会儿，吃了晚饭回去的时候已经快黑了。最让人担心的是那条乡间僻静的小路，如果有狗出来，喊谁也听不见，那里的狗是可以吃人的。如果遇到坏人也很危险。
樵不让我送，理由是太远，我的腿也不好，她仗着自己胆子大，硬要这么坚持，还好没出事。
“文革”前半年，樵又被指定参加社教工作队，在浩门农场。“文革”中再次下放，到青海湖畔的刚察县农村。没有别的女老师曾经下放劳动过，那也许是因为她们身边都有小孩。没有一个男老师下放的次数更多（他们顶多一次），那是因为我。
我们两人是下放的冠军，我两次，樵三次，还不包括短期的劳动锻炼。我下放是因为我有右派的前科，樵比我还多，则是因为我有病，由她代我受罚。
就是不下乡，在校内教课的同时，樵也承担了比我更多的修路、秋收、打土坯等等集体劳动。特别是“文革”当中“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下来，学校师生挖防空洞，常常是夜以继日，星期日也不让休息。那时文艺宣传队需要我，我可以逃避挖防空洞的重活儿，樵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也得参加。
那个整天跟沙石干仗的活儿，劳动量是很大的，弄得樵患了先兆子癇，血压高得吓人，全身浮肿，十分危险。只好听医生的建议回北京生产。我不能请假，只能送樵到西宁的火车站，让她自己回去。
那时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樵生了儿子刚到五十天就往回赶。那是七月酷暑逼人的日子，一个人带着刚出月的孩子毛毛，乘坐硬席，到西宁要两天两夜。为什么不买卧铺？卧铺我们连想都没想过，买也是买不到的，而且我们没有那份钱。
火车开了，樵立刻感到茫然无助，多少次，把毛毛放在座位上，急步挤到餐车的厨房，求炊事员卖给她一碗面一碗汤。幸而炊事员心地善良，相当照顾，不然孩子就没了奶吃。
天气太热，车窗必得开着，每次会车，一声巨响和气浪冲进车窗，毛毛就是一惊。樵整夜不睡地守着，一有会车急忙捂住毛毛的耳朵。她知道，婴儿惊风是会要了命的。
艰难的日子这样过着，我又不断地给添麻烦。有一段时间腰腿疼急剧加重，大腿肌肉萎缩。手里拿的笔、筷子常常不知为什么脱手掉在地上，头也疼得厉害，脖子活动受限。
原来的类风湿又有了发展，X光片里的脊椎已经像竹节一样，椎体都粘连在了一起，骨膜也看不清了，类风湿从腰椎一直发展到颈椎。强直，残疾人的后果在等着我。原因是明摆着的，冷加上湿。海拔三千公尺，室外阳光有时很有威力，屋里却无时不是潮湿的，夏天也一样。
我们的屋子很小，床只能靠着北墙，而北墙常常结着厚厚的冰，夜晚，一不小心被子就冻在上边，床板有时湿得滴下水来。于是隔几天樵就把床板和厚厚的褥子被子一大堆东西搬到外边晒。她怕我的病加重，这个活儿就更勤。她可以安于清贫简陋，但绝不容忍脏乱不洁。每到星期日樵就要洗大量的衣服，水要到水房（起先是水沟）去担，也尽量不让我去，在家务上我退到了搭把手的地位。
可恨我当时的粗心，总以为她身体健康，就坦然地接受着她的照顾，而不知道劳累在不知不觉中正摧残着她的肌体。她的手指也渐渐地变形，我竟然没有在意。
三年的大饥荒过后，可以不需要忍受饥饿，但生活水平很低。工资低，我比樵又低两级，是专科待遇，因为没有毕业证，而且直到文革结束始终不变。我们又得每月给两家老人和女儿寄钱，二十多年从不间断。两家兄弟“文革”有难时又要支援。平时还要为两年一次回家探亲借的路费还债，刚还完又该欠了。所以很难自己改善生活。即使想改善，市场也很少供应。于是只能死心塌地地吃食堂。
多少年我们没有饭桌，只好用一只旧的木椅代替。儿子稍长，能自己用餐时，三人坐小板凳，围在椅子前，靠背占一边，三人各据一边，我们一家人吃食堂打来的那一碗炒洋芋（土豆），“饭桌”虽小，却毫不拥挤。这是我能给她的生活标准。
我的病，二十几年无一日不疼，除了上医院平时靠自己给自己扎针，樵也学会用梅花针，按时给我治疗。她还托亲戚从山西寄来矿工用的土制膏药，从广西买来山林里奇怪的秘方，还用白花蛇泡酒给我喝……她，想尽了办法。
“文革”后我们调到西宁，渐渐地我的类风湿症状基本消失。三十年的顽症竟然好了！这让所有给我看过病的医生都叹为奇迹。类风湿这种病无法治愈，这是医学界公认的，所以也被称作“不死的癌症”。时至今日，我七十七岁了，不但没有强直，没有畸形，而且行动自如。医生都为我庆幸，然而用常理又无法解释。
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我的保护神，经历十八年祁连山风雪，我还能基本完整地走出大山是绝不可能的。
但是，樵忘了佑护自己。老天太不公道，又一个严重的伤害在等着她。
一九七八年夏，在西宁，樵和我带着八岁的毛毛要去看一位老同学，我们在西门外等公交车。我推着辆自行车，准备他们俩上了公交，我跟在后面。等车的人很多，又没有秩序，好半天，来了辆车，停在十几步之外。
大家一拥而上，樵和毛毛是最后跑上去的，勉强站在门边，车里边已经挤满，门没关上就起动了。樵一手拉着毛毛，一手把住门框。
车渐开渐快，毛毛站不住被挤下车来，在车旁踉踉跄跄地没有站住。樵想护住儿子跟着跳了下来，怕他摔倒让车轧着。谁知强大的惯性让她没法站稳，脸朝车后的方向倒了下来，仰面摔在坚硬的柏油路上。
儿子是平安的，她却倒在那里，一动不动。事情发生太快，我在远处看见这一切，干着急，无能为力，等到我扔下自行车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大轿车司机知道出了事，停下车，樵昏迷了一会儿，清醒过来，坐了起来。她自以为摔得不重，以一贯宽容的态度放那辆车走了，连司机的名字，车牌号都没想着记下来。
刚扶她回到住处，突然发现樵脸色惨白，脑后肿起个大包，有鸡蛋大小，头发都顶了起来。赶快送到医院，进了急诊室，樵已经有些昏迷。
拍片子后医生说是脑震荡，颅骨骨折，伤到后脑，很危险。他让我守着，说“希望一小时内没有喷发式的呕吐，否则就严重了，甚至有生命危险。我先告诉你，好有思想准备。”
医生给她输着液，用了药。
上天保佑啊！我盯着表，一分钟一分钟守着，时间偏偏走得极慢。什么可怕的场景都在脑子里演过了。
我不能没有樵，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命运不会对咱们这么残酷吧？
50分、51分、52分……突然，吐了，而且是喷发出来的！我急了，慌了：“大夫救人！”
大夫、护士都紧张了，会诊、急救、打针……用了一切办法。上天还是仁慈的，终于稳定下来。几天后转危为安。
但是，这时忽然发现，失去了嗅觉。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北京，跑协和，跑名医，打针、扎针、吃西药，吃大量中药，一个月、两个月。那些名医都说有把握治好，但，终于一点儿效果没有。
从此，永远，几乎完全失去了嗅觉，味觉也剩下不多，樵都默默地忍着。从此，永远。
这次，樵是为的儿子，当然，也因为我。
三十二、桑麻来
大字报是“文革”降临的一个标志，那位刘组长和王副书记以惯常的政治敏感站在造反的前列，他们贴出了这所学校也是全州第一份大字报。然后，一两天的工夫，全校就让大字报糊满了。
多次见识了响应领袖号召的盛况，我们明白，同是积极响应号召的人，各自心里的想法和想达到的目的却多种多样。
这份领跑的大字报题目是《谁在为牧主唱赞歌》，模仿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一部文艺作品开刀，揪出“黑后台”作政治斗争的大文章。大字报长达二十多张，揭发批判的“大毒草”是我创作的《桑麻来》。
他们俩跳出来我毫不奇怪，这种人需要文革，文革也需要这种人。那位王副书记是多年的肺结核，平时咳嗽不止，身体瘦弱，脸上常有肺病的红晕，可是正如樵说的，一到整人就像抽了大烟，精力倍儿足，才气倍儿长。
但是他们选定《桑麻来》开刀还是有些难度的。这是我根据当地牧区流传的一个真人真事编写的表演合唱。桑是一位牧民爱戴的民间歌手，他歌唱反抗，诅咒压迫，后来被千户抓去，拷打多日，就是不屈服。千户让打手把大石头绑在他身上，沉到河中。最后的时刻，他站在河岸上还高唱着反抗的歌。至今他这首绝唱仍在牧民当中流传着。
《桑麻来》写成了之后很多老师和同学热情地参加演出，有的朗诵，有的当指挥，有的拉乐器，有的扮演角色，还组织了一支像样的合唱队，我扮演了桑麻来，在校内演出后，推向社会公演。
演出十分成功，很多藏族牧民感动得流泪。有的学生还把它带回他们家所在的矿区组织排演。三十年后聚会时同学们还谈起《桑麻来》给他们的深刻印象，甚至还记得它的曲调。
要把这样一部作品打成毒草，就得学姚文元的样版来抓“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桑麻来》的要害是千户的一句话：“天是我的天，地是我的地，你们穷鬼还要造反吗？”大字报说这就是为牧主唱赞歌。可是他们的批判没有一个人响应，因为大家真的喜欢它，而且对强加给它的罪名莫名其妙。他们说，难道千户还能说“天是人民的天”吗？
打倒我这个作者其实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重要的是要揪出支持我的“黑后台”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如果《桑麻来》是毒草，校长就是重用坏人，至少是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校长的权，这才是他们最期望的。
批《桑麻来》虽然没人响应，校长还是被揪出来了。这倒不是刘、王二人的功劳，所有中学校长谁都有这一劫。
起先，由红卫兵主持的对校长的批斗还比较文明，是文斗。忽然有一天西宁青海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来串联，“传经送宝”。全校学生都到城门外夹道欢迎。浩浩荡荡的队伍迎回来一个西宁的红卫兵，只传来一个宝，就是批斗校长时让他站在凳子上，弯腰。
后来才知道这叫“喷气式”。我真佩服这位仇校长，一条窄窄的凳子，几乎是对头弯站在上边，回答问题有条不紊滔滔不绝。但时间一长，头脑充血，一头栽下来，又弄上去继续批斗。
幸而这里的孩子们恶性未开，没有学来北京西纠红卫兵那一套法西斯的刑罚。就是这种站凳子的把戏也没有继续下去。
三十三、造反团
眼看好好的学生头脑发热，我很悲哀，深怕什么时候形势一转，脸一变，五七年的那场戏重演，他们会遭殃。我私下找一些学生谈话，还写了张大字报，希望同学们好好学学毛主席关于区分延安还是西安，成绩和错误是七三开还是三七开的论述，冷静思考，不要盲从，避免犯错误。
但是革命洪流无可阻挡，学生们虽然不否认我的善意，也不能反驳我的观点，但没有人听我的劝。这是“文革”当中我以自己的名义写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我拿定主意面对这场空前的大折腾，一自卫，二静观，好事支持，坏事不干。
这时，樵正在浩门农场搞“四清”，她在机关工作队当秘书。“四清”运动到了后期，复查犯人的档案，特别是各地农村送来的犯人，有些罪名千奇百怪，许多是冤假错案。她出于正义感，做着善事，尽量促成错案的改判、平反。可是好事才干了一半，“文革”来了，工作队面临被揪斗。原来是教师的队员也一个个被揪回学校，他们一下汽车就被戴上高帽子挨斗去了。祁连山中学的许多老师为了自保参加了州级机关的干部职工造反团。
樵当然不能坐等挨整，看这个造反团都是正派人，又没有学生，没回校前就参加了造反团，领了一个红袖标，你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啊。
樵的秘书工作使她有机会看到“四清”的简报。一天突见一份简报上赫然开列着她的“问题”，诸如反动家庭出身，丈夫是极右分子，自己是“中右”，还有资产阶级观点等等，并提出让“该人”立即回原单位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但机关工作队保护了樵，没有下发这期简报，也没让她回原单位，直到工作队全部撤出。
樵回到学校，平安无事，学生不想整她是主要原因。她参加的那个干部造反团也就是刷些标语，翻印些外地的油印材料。还去过宦觉才郎州长家“抄家”，其实也就是作个姿态以表明“造反”的立场。
但是，这个革命组织特别地短命，它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姓王的团长就被捕入狱了。王是党员正州长王春发的秘书，有才气有能力也有魄力。他起来“造反”按说也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为什么会抓他呢？这时已经接近瘫痪的州委、州人委和公检法怎么敢随意抓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呢？情况明白以后却让义愤填膺的造反团成员一句话说不出来。
原来在半年前这位王秘书给王州长写过一份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结尾的口号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美”字写成了“毛”。谁都知道这当然是笔误，只能是粗心所致。可是王州长发现后并不指出来，继续让他当自己的亲信，暗中却让公安处拍照存档。估计如果王秘书一辈子乖乖地听话，这罪证一辈子也不会用。如果什么时候不老实，它可以随时要他的命。
听说王秘书被捕时质问公安人员为什么，对方出示了那张照片。王愣了一下，想了想，只说了一句“那就枪毙吧！”从此我再没听到他的下落，最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印象中这位王州长是个宽厚和善的老同志，怎知城府竟有如此之深，使用干部这等有远见。想到此中的深意，真让人后背发冷。
干部职工造反团的活动完全停止了。逮捕团长果然奏效。又过了没多少天，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部队包围了西宁的青海日报社，用机枪屠杀了群众组织“八一八”队员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随后宣布“八一八”为反动组织。手无寸铁的群众挥舞着小红本，一排排地倒在血泊里。开枪的是“人民子弟兵”，让人震惊，让人无法理解。我的一个女学生参加了“八一八”，就在流血的现场，目睹着惨象，自己又被逮捕，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未婚，四十多岁就离开人世。
政治的误导是很可怕的，它可以让人理直气壮地或不大情愿又不得不服从地伤害甚至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分辨政治误导，拒绝它，无论来自何人，这道理简单，可是在现实中能坚持并不容易。
“二.二三”事件之后，恐怖的气氛笼罩整个青海，逮捕了一万多人，此时西宁全市人口也不过十几万人。海北干部职工造反团被划为“八一八”派，也成了反动组织，几个骨干成员都很紧张，随时准备厄运降临。海北的“八一八”头头一个个陆续被抓进去，并且在大会上被野蛮批斗。
下一步该抓造反团的了，因为据说造反团是“八一八”的幕后军师，而据知情人透露我已被列为这个幕后军师的幕后军师。一个极右分子是它的幕后军师不是更能证明这个组织的反动性质吗？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窗外警车的每一次马达声，都会让屋里这几位曾经是造反团骨干的老师突然脸色灰白。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但每到这时心就剧烈地跳起来，忍也忍不住。我自认为没有过什么犯法的行动，但那是不讲理的年代，说你犯法容不得辩解。
我必须尽量不让他们找到任何可以作为辫子的材料。前人的教训告诉我，书信和日记可能是最危险的东西，当没有真的罪证时，他们就会从这里下手，用类似反胡风的办法分析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墨黑的夜里，我俩蹲在炉子前，咬着牙，忍着心痛，在绝望的心情中，把珍藏多年的日记和我俩的全部通信付给了火。
为了不让它们成为抄家的战利品，为了维护我们的纯洁和尊严，为了不被肆意歪曲和侮辱，我们宁愿让这几十万字过去的珍贵记忆化为灰烬。那些有着我们的心血、眼泪和体温的一页页纸，在烈火中扭曲着，哭泣着，挣扎着，化成无数黑色的蝴蝶，从烟囱飞向夜空，被风卷走，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心揪着，疼得一句话说不出，那些是樵和我青春生命的凝聚，是爱，是寻求，是梦，是悔，是迷茫，是惊惧，是砥砺，是傻气十足，是痴情无限……都不见了，都没了，永远不可能重写出来。
这是我们无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却又是由自己的手在恐惧中完成的。
真恨我的胆怯，可是我怎敢忘记为曾经的不胆怯付出的代价呢？只要我还活在现实里，我必将多少次地重复这可恨可鄙可耻的胆怯。
我们一天天地准备着，等待灾难来敲门。谁知一个月之后，忽然天翻地覆，中央给“八一八”平了反，军区副司令员、省长成了镇压群众的罪魁祸首。这个造反团没事了，索性都成了“八一八”。朋友们劝我干脆加入“八一八”。
我拒绝了，我说我是摘帽右派，参加了对你们没好处，派性斗争当中对方会以这个为理由攻击你们。我还是那个原则，什么组织都不参加，好事我都支持，坏事我都不赞成。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在这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我没有政治判断的能力，只能凭着基本的道德来分辨。例如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的时候，我替海北州各群众组织起草了联合宣言，我自己刻印后供他们散发，还在广播站替他们向全城广播。
但是干完了我就撤，继续着边缘人物的角色。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