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气学和动力气象学
十九世纪初欧洲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气象观测站，这时好奇的人自然想看一看某个时间在一个广大地区（比如欧洲的一大部分）笼罩我们的大气总的状况是什么样子。1826年根据许多气象站同时观测的结果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天气图”（当然是只能观测到近地面大气的情况，对高空只能描绘出肉眼看到的云、电和光现象），后来逐渐发现了大小以千公里计的，随时间发生、发展、移动或消亡着的高气压区、低气压区、“气旋”（逆时针涡旋）、“反气旋”（顺时针涡旋）、冷空气团、暖空气团以及它们之间气温陡变的界面－－“锋面”等“天气系统”。从此好奇的气象学家对“看得见”的大气端详了将近一百年，积累了经验，发现了规律，可以用这些知识来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到这个一百年的末期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关于天气分析和预报的一种学说，在依靠海洋渔业生存的挪威出现了一个“卑尔根学派”，它的创始人是V?皮叶克尼斯。他们根据揭发和积累的事实和规律开始探求天气系统产生和演变的物理原因，建立了在现在看起来过于粗糙但却具有经典意义的“锋面气旋”模型。后来用橡胶皮的氢气球带着无线电探空仪器升天去测量高空的温度、气压、湿度和空气运动速度，对地球大气获得了立体的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面气象观测站和探空观测站已经分布到世界广大地区而且有了一定的密度。至少北半球大气的结构和运动的各种重要现象粗粗地展现出来了，这时作为基础性科学的流体力学、热力学和热辐射学已臻成熟，气象学家已按捺不住理论探究的冲动，要根据物理学原理和数学物理方法对已获知的大气演变现象作出理论解释。瑞典人罗斯贝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大气长波理论和他自己的学派，成了“动力气象学”的开山鼻祖。
我们那时候物理系负责气象专业的副主任谢义炳教授和我们这一年级入学前在系里讲授动力气象学的叶笃正（我们入学时他刚调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都是罗斯贝带的研究生。谢先生和仇永炎讲师先后讲授我们班的天气学课程。当时北大气象专业的方向主要是培养研究人才，因此天气学课程深入到理论方面，包含了一些动力气象学的内容，但同时还专门开设动力气象课程，叶笃正离开后由杨大升讲师讲授。
谢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讲课没有讲稿，也不写讲义，有时只把派到我们专业来的苏联专家阿基莫维奇老太太写的讲义由两个刚毕业的助教翻译出来油印了发给我们参考。他很健谈，课堂上滔滔不绝，不拘泥于条理，倒是在其中常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十足的美国人作派。但有时候漫无边际扯得离题太远。他喜欢踢足球，有好几次讲着、讲着就眉飞色舞扯起了足球经。他还喜欢射击运动，四年级他附带教了我们半年的数理统计学课，讲概率问题的时候打靶的偶然性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他一扯起来就扯得太远了些，对他自己的射击技巧十分得意。他对自己的老师罗斯贝分外推崇，把这个名字经常挂在口头上，同学们背地里干脆叫他“谢斯贝”。那个时代的地面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毕竟还很稀疏，根据这些观测纪录描述天气系统结构还远不完善，所以要靠预报员和气象学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推敲分析，难免包含着主观成分。需要活跃的，富有想象力的思维，这可能正是他的特长，在这方面他还有所创造，例如用包含湿度因子的“假相当位势温度”代替位势温度，很漂亮地解决了夏季副热带系统不好分析的问题，成功描绘出“梅雨锋”的物理图像。
但也许有时他的想象力发挥得过头了一些，再加上他在联合天气预报中心进行天气预报会商的时候常常喜欢和他那一辈的同事们争论抬杠。所以有人就揶揄他说：“谢义炳有本事凭两个站的观测纪录画出一张天气图，还可以把这样画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听说在1954年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发表的学术观点受到大多数人的反驳和“围攻”，他仍抖擞精神舌战群儒。那时我们还没有学天气学，对此事具体内容未知其详。
他的美国作派也常常不经意地表现在举止动作上的不拘小节，例如和人说话时可以随便往桌子上一坐。但是另一方面至少从我们见到他的第一天起，他的穿着是彻底的解放区革命化的，蓝布“人民装”单衣或蓝布列宁装棉衣，盖脚背的“解放式”黑布鞋。他们这一代回国的留学生大多有这样一个特点，有意识地尽量抹去身上的“洋气”，但西方文化以至生活习惯上的影响这条“尾巴”常在不经意中露了出来。
教我们动力气象课的讲师杨大升那时才三十岁左右，小个子四川人。他比较适合于讲授这门建筑在数理基础上的理论性课程，话语严谨，条理清晰，但感觉有些拘谨刻板，这也许和他内向而低调的性格有关。五十年代的动力气象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内容支离而单薄，还称不上有一个像样的体系。把流体力学用在大气上面有一个关键的特点，那就是地球本身是在不停转动的，在地球上观察到的大气运动是一种相对运动，而且是对于加速运动着的参考系的相对运动，因为转动着的地球上每一点都在作曲线运动，曲线运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加速运动。动力气象学（或者更广一些说“地球流体力学”）在普遍性的流体力学基础上别开生面的起点就在这里，气象学家当然一开始就会想到这一点，但我想那时怎么也意想不到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它会产生出一整套意义重大而引人入胜的学问来。
动力气象学和天气学（当然还有气候学）是分不开的，因为它除了要解释天气学发现的种种事实，还一开始就意识到本身负有把天气预报放到严格的科学基础上来的任务。要跨出初期的艰难的一步，需要有在繁复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际现象中抽出简单的最重要的东西的能力。谢先生常说自己最推崇罗斯贝的理由就在于他有这个天赋。根据观察和判断找出现象中最重要的方面，把次要的现象权且一概撇开，对大气假设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就可以用严谨的数理方法推导出某种结果。罗斯贝的著名的长波理论就是这样导出的一个极简单的公式，它相当符合实际观测到的规律，可以用它对大范围天气系统演变的重要方面做出大体的定性推测。英国气象学家设特克里夫的天气系统发展理论也具有类似的特色，在天气动力学历史上也颇有经典意义。
苏联在许多领域常常有自己的一套，特别是在一个处在粗糙不成熟阶段的学科领域，可以各有千秋。早年在中、长期天气预报方面美国用罗斯贝的长波理论；英国有瓦克的大型浪动理论；德国有鲍尔的统计学方法；苏联则有帕加瓦着眼欧洲“变形场”建立一种周期趋势变换的中期预报方法。各走各的路，可以说基本上各不相干。在动力气象方面虽然同样以流体力学（以及热力学）为基础，但是就因为还不得不作一些带有主观创意的简化处理，也可以走出不同的路子来。德国人弗里德曼加盟俄罗斯科学院给俄-苏的流体力学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二次大战前后他们以季别尔、布里诺娃为代表建立了自己的动力气象学派，提出了“平流动力理论”。那时提倡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动力气象也必须重点讲授这个学说，我现在都忘记了，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它比较繁琐。
一位苏联专家，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阿基莫维奇教授被派到了北大气象专业。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俄文楼前的小路上，老太太体态壮实，鹤发童颜，从她的面色到帽子、上衣、裙子，从上到下一律鲜红，就像一根特大的胡罗卜。在这之前系里已经派了两个高年级同学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就专门跟她学习，而且主要是当她的翻译。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刚进校的时候作为“迎新”工作来第二体育馆找我们谈心的王绍武，那时他还是他们那一斑的团支部书记；还有一位是和王同班的女生张玉玲，在校时我们没有接触过，直到1990年秋才一度有机会和她一同访问美国大气科学研究中心（NCAR）。我见过阿基莫维奇写的讲义，觉得她有比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她没有和我们直接打过交道，但有幸听过她一次演讲，那次从她身上我充分感觉到了俄罗斯人的热情爽朗。一年级有一位身材娇小长着很好玩的孩子脸的女生，这时坐在教室第一排。老太太刚走上讲台眼睛就盯上这个女孩了，还没有开始讲话就忍不住面带慈祥的笑容一次次不断地把视线投过去，这种毫不掩饰的率真情绪被大家注意到了，终于下面发出了笑声。这时老太太干脆走下讲台拥抱那女孩，吻她的脸。全场热烈鼓掌。不知道老太太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不过亲眼见此情景决不会认为这仅是一种“中苏友好”的政治表演。
后来我得知大概由于学术观点的歧异，谢先生对老太太一直抱着恭敬而疏远的态度。到短暂的“百家争鸣”时期，谢先生终于忍不住对“平流动力理论”和苏联受政治体制影响的屈从“权威”的学风直抒不满。
自从有了初步的探空站网以后，会动脑筋的科学家很自然地就想到：根据严格的热力学公式和流体动力学方程式，我们为什么不能从现在（观测时刻）的整个大气状况出发，计算出它下一分钟是什么样子，有了下一分钟的结果又可以计算再下一分钟，如此计算到一天、两天……，我们不是可以做出完全科学的天气预报了吗？这个想法原则上一点也不错，但稍为清醒一点的人马上就可以想到这件事该有多复杂。大气不是像机器或建筑物那样是由我们人设计制造出来的那样规则、整齐，用很有限的数据就可以描绘出来了。你要精确表述某一个时间整个大气的状况，严格说来需要无穷多个数据。而实际上隔那么大的距离才有一个观测站，能得到多少数据？我们掌握的“状况”本来就是粗糙的，计算也只好粗糙了。于是我们把大气划分成许许多多立方格子，用所有测站得到的数据来“差不离”地确定这些格子点上的数据，在每一个格子上都用那几个方程来作几次计算。数学上这叫做用粗糙近似的“差分”计算来代替严格的微分方程的解。那么就算只有一万个格子吧，做一分钟的预报要作多少计算？一天（24小时）有3600分钟，做一天的预报就要把上述大量的计算做3600次。哪怕再粗糙一些，每次计算的间隔时间再长一些，在那个时候（20世纪20年代）其工作量也是难以承受的繁浩。
科学上总有人情愿“第一个下地狱”，那时一位叫理查逊的下定决心动员组织了大批人员，用当时的手动计算器，马不停蹄算了许多个月，终于做出了一天的预报。上帝并没有对他的勇敢行为表示嘉奖和怜悯，他的“预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错得荒唐至极。用一个简单通俗的道理来说，计算既然是粗糙的，那么每算一步都要错那么一点，在错的基础上继续算下去，每次错上加错，闭着眼睛往前走远了，结果终于发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后来气象学家逐渐发现在理查逊的失败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科学问题。首先，在不久以后就发现，在旋转地球的大气中的运动变化有一种自身不断适应调整而使得变化大体上保持相对平稳的机制，就是所谓“地转适应调整”。既然我们获得的观测资料和计算步骤都只能是粗糙的，还不如把我们用的方程式也精简一下，使得这组方程只反映那些决定“变化主流”的因素，于是就把那些无关大体的短时间扰动“滤除”了。大气中本来存在着滤除这些“噪音”的物理机制，而如果在我们的计算中却保留了噪音，由于计算又是粗糙的，这些本来是很快产生又很快消灭的“噪音”就会在计算中被夸大了，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正当我们在北大学气象那个时候，美国气象科学家中有两颗新星升起，他们是恰尼和伊利阿森。他们比较透彻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针对性地制定了对大气运动方程组删繁就简的方案，显示了出色的智慧。对严密、精确的流体力学方程组进行一种人为的修改（简化）就等于为大气运动变化的行为机制塑造了一个“模型”。模型总是可以基本上表现实体，但又不完全与实体一模一样。就像作一幅画，杰出的画家没有必要把对象的所有细节描绘得丝毫不漏，他们往往是用简略的笔触把对象的主要特征和神采描绘得栩栩如生。加上了人为干预的这种大气动力学方程组就叫做“大气动力学模式”。如果再加上人为制定的一种近似的计算方法，把它用来做未来状况的预报，就叫做“数值预报模式”。正因为加入了人为设计的因素，所以可以有不只一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是有个性的。
以恰尼等为代表建立的那一类第一次使数值预报变得可行和有效的模式就叫做“准地转模式”。幸运的是那时候电子计算机开始发明和发展起来了，数值预报的“可行”和“有效”既是因为使用了简化的“聪明”的模式，同时也恰逢计算手段的革命性进步。当人们看到把一堆数据就这样放到机器里去计算，终于可以把大气里演变的故事一幕一幕地算出来了；和实际情况一对照居然“很有点儿像”，谁能够说这不是了不起的振奋人心的成就？
尽管这件事很了不起，但是离开实际需要的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还是太远了。那时我就认为，数值天气预报要真正派上实际用途，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然而由于气象理论的发展、观测技术的发展速度都比原先的预料的快，特别是计算机的发展更是使人类身历神话，发现自己可以做得出过去不敢企望的事情。“准地转模式”毕竟因为过于简单化而太不精确，逐渐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现在已经有条件做到采用尽可能完全和严格的动力学方程组；并把各种实际存在而过去不得不忽略的物理因素考虑进去；使用高精度的数据处理和计算方法。在观测资料和计算精确度提高的情况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小由于摒弃“准地转模式”而带来的“噪音”失控的问题，但更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采取一套科学的处理方法。所有这些革命性的改进都依靠经历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已然蔚为大观的一整套物理的、动力学的和数学的精深理论。现在全世界的天气预报已经胜利走进了数值预报的时代，并由此取得巨大的进步，这是后话。
2、课程学习中对“平衡”的一个顿悟
从热力学、统计的分子动力学以及天气动力学（特别是其中关于地转适应平衡部分）这些课程的学习中的启示并联想到其它自然现象，我反复注意到一个看来平常，思想起来却很耐玩味的现实：原来我们所感知的世间各种事物往往都处在一种相对平衡，因而相对稳定的状况中。假如单纯按照人类已揭示的那些最基本和普适的物理法则（例如力学方面的牛顿三定律、关于电磁场的基本定律等）去设想和推断，那么世界的一切运动和变化应该会比实际上看到的剧速千百倍。于是我们可能根本无法从容观察、感觉、认知和定义某种特定事物、某种状态。因为场景的更替将目不暇接；发生的一切都将稍瞬即逝，不耐存留。小者不会存在稳定的原子和分子；大者不会存在稳定的银河系、太阳系，也没有地球；地球大气中没有前面说的可以让我们从容观察的天气系统。更不堪接受的结果是，也不可能存在稳定的生物及其各品种（这些东西一旦出现也会马上崩解），当然也不存在渐变地发展了几百万年的我们人类自己。
那么为什么我们最经常见到的却是和谐稳定的事物呢？上述课程给了一个共同的启发（也可以说“回答”）：“是平衡”。现实情况往往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影响运动变化的若干（甚至于众多的）因素基本相抗衡。于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总是悠缓而平稳，只在少数情况下发生急剧的“突变”。
开始时我感到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从“无条件概率”的观点看，在无数种可以设想的情况中，那种恰好让众多因素相互协调平衡的情况毕竟因为“难得凑巧”，应该只是机会（几率）很小很小的特例。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中平衡反而是普遍的，时时处处可见的呢？思之良久顿然有悟：所有一切不平衡的情况都必定稍瞬即逝，像快镜那样一幕一幕在剧速变换着。而当偶尔出现一个平衡状态时，它就相对稳定而持续地“生存”下来。既然这些本属难能而应该稀少的情况恰恰却能存在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能遇见它们的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法则比较适合用于预测在局部的孤立条件下运动的事物，面对很复杂的大系统，在科学上广义地称为“动力学”的那种“决定论”的逻辑方法不够用。
我记得这个想法突然进入我脑子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校医室来回的路上。这个“顿悟”使我兴奋了一些时，我觉得其中颇有点哲学意味。它和我在当时《辩证唯物主义》课程中听到的一些概念和范畴似乎有关，例如运动和静止、变和不变、渐变和突变等。但在那里，教员所讲的都使人感到模糊、空洞、武断，听了不知其所以然。令人不舒服的是很容易看出所有结论都有太强的主观意向，也就是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即所谓哲学的“党性”。无非是要说明暴力革命和粉碎旧世界是正理。
许多年以后，在我逐渐深入到气象学问题中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早年的这些想法使我很容易在研究问题时进入系统论、协同学、吸引子（或“目的点”）、耗散结构等思维方法（我在学校的那个时候这些理论还没有出现）。但仅仅是一个思维方法，数学上还只能处理极其简单的模型，离应用理论太远。我的工作单位和岗位不是做纯理论的象牙塔，所以我不可能把它专门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只是常常在思维中贯穿着这种概念。
但是我长时期都没有想到把它用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政治问题的思考上，面对各种问题我还是习惯于“动力学”的思想方法，所以前前后后不是陷入这种理想主义就是陷入那种理想主义。到了“知天命”之年以后才又逐渐扩展了对“平衡”思维重要性无所不及的认识。懂得如果不顾及大系统的平衡，纯粹以主观愿望去大幅度“改造大自然”；纯粹以主观的理念和道义标准去大幅度“改造人类社会”，过去行不通，今后也行不通。
3、新学年新宿舍新室友
大约在肃反运动之后不久我们又搬到一座新盖好的宿舍楼－－25斋。它也在南校门附近，在将要出门的大路左侧，正面朝西，对着我们原先住过的22斋侧面。它也是灰砖大屋顶，但比先前盖的那些楼更大一些，左右两端都拐角朝前伸出一截，略呈U字形，比先前盖的几座宿舍楼显得多些气派。分配房间的时候仍是自愿结合，记不清是怎么样一来，我会和三个“特逗”的角色住到一起了。提起这几位老兄，我无法不透露一些无伤大雅的“洋相”，怕我这些老哥们的后代不乐意看到对他们的长辈不恭，恕我隐去其大名，一概以×兄相称。四川人郑兄，他本来应该比我们高一年级，由于早一年被分在专科，是他自愿“留级”来读本科的。此君头脑决不算不聪明，但可能是对现实境遇不大如意（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个班上共同的“专业思想问题”），自己也不善处理，抑郁在心，以至变得有些性情怪诞和玩世不恭。他有时会冷不丁的爆发出一阵神经质的哈哈大笑，或者引吭高歌，旁若无人。有时故意看似疯疯傻傻，说些颠三倒四的胡话。记得有一次他流鼻血流得厉害，就在那里自言自语抱怨：“好可怜啊，人家都不流鼻血，只有我和米辛卡两个流鼻血！”。这句话的出典是我们才看过的一部苏联反间碟影片里面一个坐在屋外晒太阳的老太婆的话。她在回答陌生过路人问信时说了：“他们不在家，都学习去了”以后，接下来笑着逗她怀抱里的小孙孙米辛卡时说：“人家都学习（由此我得知苏联人日常也搞政治“学习”），只有我和米辛卡两个不学习！”。
有时看到别人做出某种严肃、正经的样子，他就会夸张地故作惊讶态。这种嘲讽的神态叫你啼笑皆非。
酆兄那时和郑兄比较好，记得就是他把我们几个邀集在一起住的。我说过酆兄这个人喜欢娱乐，也很会开心。所以有时兴之所至也喜欢做些怪相丑态逗人开心，岂料往往引得郑兄兴起，就和他两个开起过分的玩笑，一发不可收拾，总要闹到把酆兄惹恼了为止。
还有一位王兄，那更是个难得的人物。那时我不识东北话，所以在校时一直没有想到过他是哪里人，后来回忆起他的口音才知道他是东北人，而且毕业后工作也分配在东北搞林业气象，而且后来到了大兴安岭。大家特别喜欢拿他逗趣就是因为这个人懒散得出奇。只要有机会让他睡懒觉，而且没有人把他拽起来的话，他可以没完没了的睡。他睡在上铺，被褥是从来不叠不抖的。极少见他洗过衣服，就是洗脸也不过简单应付一下了事，所以我至今还没有弄清他脸上颜色老是斑斑驳驳，灰、褐相间是因为本色如此还是因为压根儿没有洗干净过。
他不管是站着、坐着、走着的姿势都处于一种最节省能量的状态，眼皮也总是耷拉着。气功里面说的“完全放松”，一般还不太容易体会，但我想做到他这样也就“完全到位”了。甚至有时他高兴起来哼两句歌谱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例如广东乐曲《步步高》里面一句“do rui mi rui mi，do rui mi rui mi……”（12323，12323……），他哼起来就成了“de le me le me，de le me le me（我在这里都是用汉语拼音表示）……”，因为这样唱法嘴皮和舌头的动作幅度都达到最小极限，最省力气。我绝对没有造他的谣，确有此事。
所以我们在寝室里就叫他“王老爷”，或者学他那样省力，干脆简称“王老”，后来这个尊称扩散到全班。
就是他的读书猎涉知识也掌握了一套最节省能量的方法。听起来他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只要多说几句就说不下去了。后来不知道是某些人真有发现还是故意编派他，说：“王老看书有天才，从来懒得看内容，专门看序言”，只看序言不用看内容就什么都可以谈论几下了。
大家逗他的方式除了斗嘴揶揄、起哄之外还有乘他睡懒觉的时候做些手脚（画脸、拿纸捻子通鼻孔、被窝里塞东西等等）。不过这个人脾气好，怎么拿他逗，他也不会（或者懒得）真格的动气。还是用他那最节省能量的方式来应对，最多懒洋洋的一句：“扯淡，你他妈的拿我开心呢！”。
4、唯一的一次回家过年
1956年初的寒假到了，我想起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回家。这期间我也记不清平时多少时间和家里通一次信。我记得刚进北大时第一封来信是爸爸“亲自”动笔写的。亲人之间心里有些重大的“正式”的感受，当着面说好像反而不那么习惯和自然，不当面而借诸笔头倒可表达尽致。我考进北大离家之前爸爸没有说多少要紧话，写信来的时候他才发表了许多感慨。他说（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伯威你一向聪明和有志气，这次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我和你妈妈都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家里没有力量为你准备像样的行装，我们觉得很歉疚。相信你会继续不断努力，前程无量等等勉励的话。
后来大部分的信都是由妈妈执笔，信封是由爸爸来写。我想这是因为爸爸的字虽然说不上什么书法，但是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工工整整，拿出去更体面。妈妈信里通常报导家里一般情况，看来是顺顺当当的，就是没有提到在肃反运动中被追究审查“历史问题”，挨批判，挑灯熬夜写检查交代等事。这些是直到他们去世后，看了他们写的“检查交代”底稿后才知道的。
1955年暑假他们盼着我可以回家，结果失望了，后来信里就常叨念我回家的事。恰好这个寒假我们没有实习，也没有“工作”把我留住（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了，也想家了），于是第一次回家度假过春节。
临行时我到小叔叔家去了一趟，他交我带去一些北京果脯等土特产。有一点也许我记得不准是不是这次的事，好像小叔叔曾嘱托我，回去和爸爸、大叔叔说一说，能不能帮他想个办法联系调回上海。反正他来北京以后做梦也想着再回上海，后来他两个哥哥听我转达了以后无非叹息一声：“这个人一生一世都不会懂事！”。我是到后来才越来越明白了这个话的分量。
我当然是乘的慢车硬座车厢，而且临近春节，连个座位都没有。好在年轻，一切都无所谓。晚上实在困了的时候就胡乱横倒在两节车厢之间连接的地方睡了。那是北方的寒夜，而那时那种车厢里甭想有暖气，我睡的地方又正是车厢的门之所在，那门是漏缝的。我还记得那首歌：“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那车轮“歌唱”的节奏正好伴我入睡（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再也体会不到这种滋味了，早年的火车车轮、连杆和铁轨之间扯动拍击可以发出震耳的4/4拍节奏“卡擦卡擦，卡擦卡擦……”，而且正好每一小节的第一个“卡”是强音，第二个“卡”是次强音。解放前上海说“滑稽”的有一个段子叫“坐火车”，我曾经去过一个设在小吃茶座里的“无线电台”播音室，透过玻璃墙看里面的“滑稽”演员播这个段子。他们就是用一把算盘在玻璃板上拍击出“卡擦卡擦，卡擦卡擦”的音响效果，惟妙惟肖。现在的火车好像大有改进了，至少在车厢里听不到这么大的声响了），可是随着“飞奔”而灌进来的寒风是十分凛冽的。不料车到徐州通知要换车了，于是要提着行李下来跟着大家争先恐后的爬越一座“天桥”去换车。车到南京过江之后好像又换了一次车，走上了沪宁路，这时忽然觉得闻到一股熟悉而亲切的气味，和北方就不一样。虽然已是腊月天，车窗外还可看到片片绿色，感觉到欣欣生意。新上车的乘客传来阵阵江、浙、上海话音，显得格外轻快活泼。年轻时觉得时间过得长，那时我觉得这一切都久违了，更叫我回家心切。但偏偏事与愿违，春节临近，铁路上调度不开。我乘的慢车可能是一列加班车，每逢岔道必须等待正班车先过。所以从南京到上海走了十二个小时以上，天擦黑才到上海站。在出站口我一眼看见身材矮瘦的爸爸挤在人群里伸长头颈望着，他已先看见我，叫着：“伯威，伯威”。他虽矮瘦，我离开上海时他正当中年，还是颇具风采。这次一见，突然发现他头发有些稀疏灰白，显得苍老了，我不由得从心里涌起些许辛酸。两年半的变化如此明显，到底算来他已经四十八、九，年近半百了。其实此后几十年我都没有真正明白，这两年看到他的一大堆“检查交代”底稿，现在想起来才知道他在那两三年大小政治运动，特别是刚过去不久的“肃反运动”日子里，为了现在的人们看来都不值一提的“历史问题”，不断的担惊受怕，白天开会被追逼，下班回家连续熬夜，搜肠刮肚，用他那工工整整的楷书，不知写了多少篇、多少遍“交代”。他这个人认真，此时对“运动”认真，在这同时工作仍旧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这些日子熬下来焉能不衰老？我特别要清楚地说明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意思就是要澄清，当时那点本来谈不上严重的家庭遭遇，与我自己随后那一年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毫无关系。
回到东长治路余庆里85号进后门、穿天井、上楼梯、过“天桥”……，看见一切依旧，而且我又要说，我嗅到一种气味，那就是久别的家里的气味。一个你呆久了的地方就是有那么一股原先未曾留意，久别再来的时候马上能唤起记忆的特殊气味。当时此情此景，感触良多。这都因为是第一次，后来多次长年离开又多次回到这个老屋，直到现在，其中最长的一别五、六年，但那别后重见老屋的兴奋感再不会像第一次那么浓郁了。现在大叔叔已经去世几年，恰好整整一百岁的老婶婶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第三代还住在这里，但目前整个东长治路和东大名路之间的房子都正在自南向北拆迁，开始兴建上海“北外滩”了，胡家和这老房子将近六十年的历史瓜葛即将结束。
那天刚进去的时候，家里只有大人们在。弟妹们一个也没有看见，但和父母叔婶（还有杨妈）见面时那情景也够热闹的了。原来弟妹们早已总动员，到电车站去迎候我，记不清为什么错过了。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才听见他们闹哄哄地上搂来，跟在最后的是季威，据说出去等我的时候他特别起劲，但是见了面他却缩在后面，腼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他九岁了，已在离家不远的丹徒路小学念书。长了个头，但以他这个年龄，看上去像是更小一些。棉衣式样我记不得，但记得他围着小围巾，戴一顶“耳朵”系在头顶的学生帽。田田已是初中生，是在小有名气的澄衷中学，离家也不远。她和苹苹都不是小姑娘了，我注意到她们这时唧唧喳喳说起话来声如银铃，大概姑娘们到这个年龄是这样的。
这时候祖母刚去世半年，祖父孤单一人还住在过了“天桥”的后楼两老原来那个房间里。我去见他的时候他从床上起来。算来他这时已是十足七七高龄（后来又活了十一年），体质还很好，但可能是因为老伴新丧，有点散了神儿。已没有过去作为健康老人那种从容沉稳，看来他反映迟钝，不很灵清，说话声音也变得有点尖而嘶哑。倒是对我像来客一样，十分客气，忘了辈分，以前没有的。
我虽然这个时候政治情绪有所低落，但始终保持着积极勤奋的生活态度。而且保持着多年来当青年团干部养成的“人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发挥积极作用”的习惯。这时是寒假里，弟妹们都不上学，我记得第二天一早就动员他们起早床到楼下石库门外“大天井”（我家所在这一排三座石库门房子比较特殊，除了有前楼、后楼和连接两者的“过街楼”以外，三座石库门前的弄堂被两扇大铁门封闭起来成了一个“大天井”）去做早操（楼下早已是里弄幼儿园的地方，但早晨阿姨们还没有上班）。我教了他们一套新操，苹苹自告奋勇喊口令。记得喊到“三”的时候，我叫她暂停，纠正这个字的发音。因为在北京住了这些时，我知道正宗的北京口音，这个“三”不像我们以前说普通话那样读成第一声（平声）而应该读第二声（上声）。于是她就改口了。其实我这也许是多余的，北京话里这两种发音都有，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怎么回事，不过近两年在上海听到各种老年健身活动中放磁带录音喊口令那个“三”字倒果真都是发第二声。
我早想着要回上海来理一次发，因为北大的理发店只会剪“马桶盖”。东长治路上一向只有两家比较像样一点的理发店，一家就在我们弄堂口右手，不知为什么取了个怪招牌叫“东来也”。还有一家在国光大戏院（电影院）附近，叫“伦敦理发店”。“东来也”店面不宽，但楼上楼下都有好几把椅子。我从小踏进过的正规理发店就这一家（以前为了省钱，有时还到附近一条破旧小弄堂的小剃头店去），这次照旧。
虽然解放初的一部国产影片里王丹凤演过一位打破旧传统的“女理发师”，但是直到我回家这年一般理发师都还是男的。穿着白大褂，对顾客说地道的上海话，伙计之间聊天则一口“江北”话，上海理发店里大都是“扬州帮”的。几个师傅我都还面熟，那时他们都有四十岁左右了。那个来给我理发的分明还认得我，一上来就说：“侬像啥长远没来啦？”。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两年多去了哪里，他马上又说：“侬迭个头勿是上海剪咯勿啊？”。我奇怪说：“侬哪能晓得？”。他给我解释说，上海不会剪出这样的头来的，上海理的发轮廓线条要圆（无非就是说不能剪成“马桶盖”）。他还说其中一个重要的诀窍是：虽然一般男人梳头是向右倒，但在剪的时候除了右侧剪圆顺，还要把顶上头发梳到左边来，在左侧也剪圆顺，再梳回来。从此以后我在外地几乎每次理发都不忘记提醒理发谨遵这道程序。
不比不知道，回到家里这段时间我才体会到上海人做什么事都比外面精致、周到，肯动脑筋、想办法。不仅产品货色好，各种服务也周全，要想修点什么、补点什么，你都找得到去处。打起交道来什么事情都和你讲得清楚，说得出道理。不过那时的北京虽然在这些地方不如上海，但是服务态度也都很好，礼貌方面甚至有过之。这些大城市的老传统在解放后都还延续了一些年。直到“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深入”之后的那个二十年，天天叫着“为人民服务”，年复一年的提“学雷锋”可惜却把老上海、老北京的这些东西丢得老远了。
这些年爸爸妈妈虽然在运动和“政治学习”中多了些紧张、惊吓、困扰、麻烦，由于最后都“没有事”，保持着九十多百把元的留用人员工资。所以虽然除了过些时给我寄点钱（因为那时学校学习吃住都不要钱，我的零用又极其节俭，总写信给他们说寄来没有用。妈妈常在信里说该用的还是用，不要克俭过分，但见我实在用不掉，也就没有寄多少来了）还负担着上学的妹妹、弟弟，而经济上还是比前几年宽裕了。所以我看到那次过年也过得比较当那么回事。爸爸做事总是喜欢有章程，一家都随着他。我后来历次回家探亲发现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以来，50年代后期、60年代以至70年代，随着商店、菜场供应的变迁，家里过年要吃什么也将就着条件形成一些新规矩。但因为过些年又有变化，那次是兴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必上的节目是一个“大松糕”，有一个时期是“气锅全鸡”。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小家庭”（五个人）保留着更多的抗战期间的川、滇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还上了一次四川馆子。那时上海的川菜馆很稀少，我所去过的就那一家，在南京路西藏路附近一条我没有注意路名的热闹的窄街上，离天蟾舞台等几个戏院很近。店面窄，但有两层。生意兴隆，堂倌是真正的四川人，川菜的味也正宗地道。后来我已经出问题了，再回家探亲的时候，他们又发现了一家更好的川菜馆，在复兴公园附近的“洁而精”。爸爸总是私家传统和“保留节目”的创建者和坚持者。从三十年代初他和妈妈在南京恋爱时开始，每年妈妈的生日她都要送一块巧克力作为生日礼物，在战乱流离的年代里也没有空缺过。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商品供应紧缺的年头他自己年老，就每次要提前动员季威（弟弟）、田田（妹妹）和妹夫陈志明全面出击，四处寻找，务必及时把巧克力买到。我小时候不经心，青年时代以来又长期离家在外，这个情形还是爸爸去世后季威告诉我的。
大概主要是因为我回上海了，那时在上海的几位上中同学到杨映文家里聚会了一次。她家在北四川路附近一条什么路的景云里，鲁迅故居就在那里（大家饭后顺便走几步去参观了才离开）。杨映文家很好的石库门房子，算得上“资产阶级”的了。杨映文老实、单纯、似有几分傻气，体态丰满而相貌平平，热情而有点好激动。前面说到班上同学曾经开陈鸿钊的玩笑，说他晚上在××窗下唱情歌，攀扯到的就是她。无巧不成书的是后来他们都落脚到天津去了，当然和并无其事的“那个”毫不搭界。
来的还有滕永杰（他带有苏北口音，身体特别壮实，肌肉丰厚，大腿很粗，某个夏天得了个外号“滕大腿”）、宋寿祥（记得他是中间插班进来的，不大吭气，有时穿一件条格长袍，像个店伙计。所以在秦得儒先生的国文课上读到了茅盾的《林家铺子》以后，大家就叫他“寿生”，寿生就是林家铺子那个店伙计）、谢培初（他是和朱思强、丁照生等一同从岭南中学转到上中来的，小孩脸，有点顽皮），还有本书上篇《火红的青春》里说过的“华侨总统”洪贵仁和“红楼梦迷”裘妍儿也来了。倒不是我记性好，因为我到现在还留有在杨映文家阳台上拍的一张照片，所以记得一个不漏。除了在北京上学的同学有过几次人数不等的聚会外，直到九十年末代以前，我参加的上中同学在上海的聚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张照片上的男女十人此后半个世纪里酸甜苦辣，都有长长的故事。其中东道主杨映文和前排一脸调皮相的谢培初都已在新世纪初相继辞世。
我已记不清这次回家和父母亲谈过些什么要紧话，但总之他们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前面提到的他们在肃反运动中的情况都是在二三十年以后他们去世后我才知道的。我家的人就有这种互相间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不愿意让家人为自己伤感。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