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山记忆
三十四、“无寿无疆”
工宣队进校，闹了一阵子，撤了。来了军宣队，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学生每天在教室上点儿课，大量的时间是学老三篇，学语录。有一阵儿我是高二的班主任。一天，上着课，突然门外有人传军宣队的令，叫一个男生侯世平到军宣队办公室去。
一会儿，侯回来了，面如土色，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就趴在桌上大哭。一问才知是前些天八一建军节大家给部队写慰问信出了问题。侯世平写的那封信退给了学校的军宣队，要求追查。
那时写信结尾照例要写祝毛主席三个万寿无疆，可是这个倒霉孩子把那第三个写成了“无寿无疆”！这还了得！公然诅咒伟大领袖“无寿”简直是弥天大罪！
一个孩子一个不小心的笔误惹了这么大祸，压力太大了。我马上去找军宣队，说明侯世平家庭出身贫农，根正苗红，一贯忠于毛主席，表现很好，这个字纯粹是笔误。我还表示对他们的慰问信我疏于检查，应该承担责任。学生班长也在一边作证。这事就挂了起来，侯在等待处理。
凑巧的是过了两天，晚上教师开会学习，我旁边坐着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个老师。他顺手把他的一篇发言稿给我看，想听听我的意见。那年月所有的这类文章、书信、讲话都必有“万寿无疆”而且要三呼，这是常规。
我忽然发现他的第三个万寿无疆居然也写成了“无寿无疆”。太棒了！我悄悄指给他。他一下子紧张了。急忙把那个可怕的字重重地涂去，然后，抬起头来有点儿不放心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说：“看来，这种笔误难免。”
他连连点头。也许刚说的这个“偶然”多少还起了些作用？这之后侯同学的事没有再提。
三十五、会扎针的主任
“文革”当中革委会主任换了一个又一个。其中一个姓冯的主任给学校带来的是灾难中的灾难。
此人是京剧戏迷，完全不懂教学也不许别人抓教学，他唯一关心的是唱戏。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抓一些老师和学生排练样板戏，让大家陪他过戏瘾。校园里整日锣鼓喧天丝竹不断，严重影响着已经复课的教学秩序。老师们当然不满，有人提意见，就被他扣上“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帽子。样板戏谁也反不起，只好听之任之。
更恶劣的是他是不折不扣的色狼。此人四十多岁，还长着一脸青春痘，闪着油光，见着年轻女性，不论教师学生，就兴奋，就嬉皮笑脸。这还不打紧，更下流的是他不知在哪里学了些扎针的手艺，在他那间单身宿舍里关起门来专给女学生扎针，而且专治尿床。
一位革委会副主任悄悄告诉我，他有一次不小心推开冯的房门，只见一个女生下身完全脱光躺在他床上，冯正在给她“治病”，吓得赶紧轻轻关上门，幸亏没被冯发现。偏偏有几个女生那么相信“领导”，到他那里求医。大家发现，有的被他治过病的学生，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发育也明显异常。你怎么办？他是革委会主任。
好一个“文革”，给了这种流氓胡作非为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樵和我都极其气愤。我恨自己的怯懦，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听任恶人横行摧残学生？真想一脚踹开他的房门，把他揪出来，为民除害。可是冷静地想想，这事还不能鲁莽，首先，我手中没有人证物证。那位可以作为人证的副主任，我曾经问他如果揭发冯能不能作证，他表示不敢。再说，即便我有人证物证，就能告倒冯吗？
这种人是生活流氓又是政治流氓，会玩儿下流也会玩政治，他上上下下都有自己的人。就是在学校，他重用的一些人，培植的亲信，也会站出来保他。在上边，军分区司令员、州革委会主任邵云就是人人皆知的大流氓，奸污了多少女人，却谁也奈何他不得。祁连山中学的一个女生被他强奸后怀孕，不敢声张，自己打胎，几乎丢了性命。你把冯告到上边去有什么用？更何况我是摘帽右派，冯要报复你是轻而易举的，可以随便来个栽赃诬陷，谁都不能为你作主。
除了静观、等待，没有别的选择。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主持正义只能白白牺牲自己，先前的教训时时提醒着我的冷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牺牲了自己，虽然成就了人格的完美，但往往于事无补。这可能是为自己懦弱的辩解。
终于，有一天冯被调离学校，高升为州委宣传部长，据说后来又调到北京。这对祁连山中学是好事，但他的恶行一直没有清算，而且很可能终其一生可以照样春风得意平安无事地混下去，只要政治上能紧跟，不出事，就行。那位军分区司令员邵云后来倒是撤职了，原因是政治错误，站错了队，否则他尽可以把流氓进行到底。
为了让自己得到平静，我从图书馆找来一本天文学知识的书。晚上，在寂静的办公室，在阅读中去想象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无限，从而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去意识眼前一切过程的短暂和渺小。
仰望着深邃莫测而又灿烂迷离的星空，我希望能在心里营造一种虚无的情绪，像托尔斯泰的列文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限时空中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泡沫有机体，而对现实中一切都达到彻悟，看得透透的，于是超然世外起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不过是在麻痹自己，酒醒之后仍会发现面前还是那个摆脱不掉的现实。
漫长的岁月，生命消耗在无尽无休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中，世界被红海洋、最高指示，欺骗和谎言塞得满满的。当时的风气是用打扑克和喝酒打发剩余的时光，我和樵从不打扑克，从不喝酒，有点脱离群众。
我们尽量多读一些书，好在常常能找到机会，譬如在批林批孔中我“肆无忌惮”地读《论语》，趁机把杨伯峻注译的《论语》读得烂熟。借着“评法”和领袖的偏爱我理直气壮地读刘禹锡、李贺等人的诗和法家的文章，并进而补学古典文学古汉语的知识。
我们尽量把有限的教学机会运用得更有效，让学生懂得一些什么是真、善、美。哪怕我们微弱的声音远不如时代风雷那样强大，但相信“润物细无声”那潜移默化的力量。小小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芽长大的。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吧？
三十六、山中右派的命运种种
在我的祁连山记忆里，总有一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晃动，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的受难者，他的命运不是个人的，它在诠释一个时代。每当忆起这位难友的时候，常常让我久久地不能摆脱涌上心头的遗憾和感慨。
门源在那时是州首府所在地，反右的时候我还没去，据说也都按分配的指标完成了任务。戴了帽子的右派大都发到祁连县的八宝农场去劳教。我这位难友名叫邹树民，不是本地右派，和我相似，是从北京发去的，时间比我早，是一九五八年。他原单位是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编辑部。《学习》是《红旗》杂志的前身，为权威的理论刊物。邹树民青年时从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抗战时期来到重庆，投身革命，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四九年后任《学习》杂志编辑组长。他在北京有家，妻子是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侄女。不知什么原因五七年打成右派，从他的性格估计主要大概缘于他的书生气。
发到门源以后，鉴于他的业务专长，安排在州政府（当地叫州人委）参加撰写地方志。我由于帽子关系活得比较谨慎，尽管六一年底摘了帽子也仍然保持自知之明，与外单位不了解底细的人不敢深交，对邹树民这样有相同前科的就更敬而远之了。
而他可能是缺少知音耐不住寂寞主动上门来找我们。我们当时二十多岁，邹树民已经四十多了，大概因为长期作文字工作，背已微驼，有些臃肿，行动略显笨拙。然而知识丰富文学修养远在我们之上。他对能与我们交往，谈谈文学，很兴奋。有感于此，他写了一首七律相赠。我次日也和了一首，但在手里掂了掂没有给他。
我是个动不动就被冠以“反党集团”首犯的人，和同在门源的右派过从太密，一旦有事都是麻烦。尤其是写个人抒怀的诗是我辈的大忌。诗，简练，就可以有多义性。被不怀好意的人搜出来是可以任意曲解上纲的。我不但不与他唱和，还劝他戒诗。就这样，我也和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人们可以知道我们相识，但不会被当作朋友。
大约是一九六四年，邹树民到牧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给我带回当地阿力克草原一个民间歌手桑麻来的故事和他记下来的曲谱。他说桑麻来牺牲前的绝唱已经在阿拉克牧民中广为流传。
我被这位人民歌手的不怕强权宁死不屈所感动，连夜写成一部表演合唱。演出的成功让我们都感到欣慰，因为这里隐含着我们崇尚的一种精神。
“文革”来了，“文革”初期全国的一大战役就是批判“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海北机关的人都知道邹树民是邓拓的侄女婿，邓拓既然罪大恶极，侄女婿又是前右派，自然不能放过。在州政府最大的会议室开了批斗会，各机关和州属事业单位的干部都去参加。会上逼他交代罪行，逼不出什么罪行，就勒令交代反动思想。实在说不出更多的反动思想就打态度。
这一手果然奏效，逼得这位老兄居然挤出一句：“我早晨锻炼身体时闪过一个想法：我总会比你毛主席活得长吧？”
我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天上，你真迂到家了，比我还迂呀！我简直想跳上去把他的嘴捂住，可是，已经晚了。
这时，早已群情激愤。“邹树民胆敢诅咒毛主席，我们一万个不答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邹树民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砸烂大右派邹树民的狗头！”……邹树民从此又戴上了右派帽子。我为他难过的同时又自私地暗自庆幸我和樵没有和他走得太近，否则打成一个小三家村是很可能的。
邹树民被赶出办公室，让他到州维修队去当小工。他干不了技术活就让他看工地。
冬天，一个阴冷的下午，我路过一个工地。工地旁有个小小的三角帐房，在那里我又见到了邹树民。他招呼我到帐房里坐坐。从地铺上他拿起一个厚厚的册子给我看。册子里贴着一篇篇剪报，那是他四五十年代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学习》上的文章。
我默默地翻看着这些已经发黄的文章，他默默地坐在旁边。此时，冷风正从帐房的门帘、边边角角顽强地钻进来。严重的肺气肿把他弄得脸色惨白，不停地咳嗽。我知道他珍藏这集剪报，带在身边，显然是在惋惜被残酷浪费的生命和才华。但我又能安慰他什么呢？
我想了想说：“好好保存吧，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说完这含含糊糊的话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可是此时他和我都不能对未来作任何预测，而眼前它的价值则只能像一个老人在端详自己年轻时的相片一样，仅仅能起到勾起回忆和自我安慰的作用吧？
右派“改正”的时候，我和樵已经调到了西宁。听说邹树民调回了北京，在中国自然科学院作编辑工作。他总算能找回自己，发挥他的才能了。我为他高兴。但过了不到一年就得到了他的噩耗，说是他为了编书不分昼夜地苦干，肺心病发作，终于要了命。这肺心病多半就是在海北工地上恶劣的条件给他留下的纪念。
邹树民在当时州政府机关里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一是因为他特殊的政治身份，更主要是他的可笑的书生气。据说，曾经有一天食堂宣布改善生活，中午每人半只童子鸡。打完菜以后，只见他气呼呼地来找食堂管理员理论，说：“我是右派，政治上你们可以歧视我，可是生活上应该平等。为什么我的半只鸡才有一条腿？”
这一问让管理员一下子蒙了，缓过劲来笑得直不起腰。说：“你上外边看看去，鸡有几条腿？”
对这则传说的真伪我没有考证，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它的意义在于说明邹树民之迂给人留下的印象，这就够了。
有两个农村的右派，也是我常常记起的，他们都曾经是农村的小学教师。
一个叫马世孝，青海乐都县人。
一九六五年我被派参加四清工作队，去乐都县共和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我一个人包干儿湾子生产队。共和公社在浅山区，走进这条山沟，老远就能看见一个树木葱郁的高台上有一座像模像样的小学，那是远近闻名的鹦哥嘴小学，它的前身是一座庙，马世孝原来就是这所小学的老师。反右之后马世孝这位学历最高水平最高的教师被戴上右派帽子，打发回他家所在的湾子生产队劳动。因为他为人正直又有文化大家最信得过，生产队就让他当了记工员。
记工员不算干部，所以上边也不认为是违规。几年下来他的口碑极好。在我和他接触中感到他谈吐文明，态度平和，工作十分认真，还写得一笔好字，虽已五十多岁又当过多年教师，但劳动十分地道，从来不落人后。但运动发展到清理干部队伍时出了问题。上边说记工员虽不算干部，可它是个关键工作，必须由政治上可靠的贫下中农担任。马世孝成分中农，这也许能通融，但右派是阶级敌人，就必须拿下，可是队里有文化的太少，社员又只信服马世孝，对别人都不放心。
实在无法，我忽然想到去县上看档案，碰碰运气。我不是党员，没有查档案的资格，然而由于我几个月来的工作得到工作队长的赏识和信任，就给我开了介绍信。到县委档案室一查我就乐了，原来马世孝政治档案中右派的结论虽然写在那里却没有领导机关盖的章。严格地说这右派帽子就可以不算数。我完全占得住理。于是急忙赶回生产队，自作主张当众宣布说马世孝的右派结论上级没有批准，右派帽子无效，记工员可以照当。
解决了这一难题，群众放了心，个个高兴。马世孝一家感激涕零，几乎要下跪。我说：“用不着谢我，你本来就是冤枉的。”我其实应该要求县教育局恢复他小学教师的资格，可是我的权限也就到此为止，而且此后不便太张扬，万一教育局护短，补上一个章子，就把马世孝害了。还是知足吧。
一九五七年反右，指标到了农村，农村里能算作知识分子的极少，所以最遭殃的是小学教师，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水平和威信最高的，因此农村教育遭遇了一次大劫难。而像马世孝这样的并不在编而多年尽享右派待遇的又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个右派，名字我不知道，是一次偶遇，没说过话。
“文革”期间我曾下放劳动到西滩公社，住在老乡家。那时正赶上清理阶级队伍，有一天我协助外调到邻队一个姓张的老乡家。走到张家门外，忽见不远处的一间破屋子里出来一个残疾人。
那是位老者，一身破烂衣服，整个身子竟是个对头弯，脸几乎贴着膝盖。他一点点蹭着往前挪，估计是要上厕所。隔着他院子低矮的墙，我凝视了很久。我自己就多年患脊柱的类风湿，见到眼前这一幕，我猜他可能就是到了类风湿的晚期。可是为什么他这么严重，为什么孤身一人，没见有人照顾他，这就不知道了。同病相怜，我的心沉甸甸地。
见了老张，外调的事问完之后，我向他打听他这位残疾邻居是怎么回事。从老张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个老汉曾经是他们大队最好的老师，书教得好，字写得好，老张早年也是他的学生，还跟他学过毛笔字。五七年反右，这位老师成了右派，开除回生产队劳动。这时偏偏在大队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追查了几天没有结果，公安局说只有这个右派最有可能是罪犯。不顾他坚决否认，还是抓了去劳改。
他原来就得的关节炎，劳改当中越来越严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只好放了回来。他被抓后媳妇也改了嫁，只剩他孤身一人。
临走前我让老张在笔录上签个字。他说：“我不会写字。”
我奇怪：“你不是上过小学吗？”
老张说：“自打反右，老师被抓，我就再也不上学了。会写字太危险，怕了。我把家里全部纸和笔一点儿没留，统统烧掉。从那时起再不认字，再不写字。”
老张在笔录上只按了个手印，把我送出门来。
也有的右派，他的路是另一种走法。
海北州门源县的城南有一所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的医院。大家叫它州医院。医院都是平房，有个宽阔的庭院。在院子偏僻的一角有间对医护人员开放的图书室，我因类风湿住院的时候也常常进去看看书报。
有一天我发现老的管理员调走了，来了个新人接替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人，中等身材，眉目清秀，白白净净，人也和气，一看就知道是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中长大的。他告诉我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四年级的学生，因为打成右派发到这里来的，他爸爸是外交部的一个司长。这时离反右已有三年多，为什么现在把他发到此，他没有说，我也不好再问。
这个图书室不大，有个小套间，放着张床，他就住在里边。图书室书不多，那时报刊也很少，他的工作十分清闲，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高干子弟身份特意照顾的吧？
这所医院年轻的医护人员比较多，后来听说这个图书室成了一些年轻的女大夫和护士最爱光顾的地方。
没过几个月，这个小伙子被逮捕了，原因是他和多个女医生、女护士发生两性关系，被判为坏分子，发到八宝农场劳动教养。听说他被押上吉普车拉走的时候，还有个护士哭喊着向他表白：“我等着你！”
后来的结果就不知道了，也没有人再谈起他。但这个匆匆过客还是留给人们一些值得思索和警惕的东西。
还有一个右派，我不认识，但是记得他的名字，叫史铁桥。这名字是在公审大会上听到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曾听说在北山公社抓了一个反革命。这个人原本是个在外地工作的干部，五七年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返回原籍。据说他后来写了一篇很长的反动文章，匿名寄给一家刊物。这个案子的被侦破跟祁连山中学有关系。因为他用来包裹稿件的纸是祁连山中学的一张考卷，也许是他家有孩子曾经是这里的学生。不知是怎么顺藤摸瓜的，居然抓出了这个作者，我们的公安人员在这方面还真有本事。当时是怎么判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劳改了。
直到“文革”开始以后，一天，大概是六十年代后期“一打三反”的高潮当中，忽然各单位接到通知，要在州革委会门前广场上召开公审大会，让干部群众一律参加。学校那天停课，教师带学生列队进场。广场上一下子聚了几千人，满场的红旗招展，人们都按划定区域坐在地上。说是公审其实并不确切，只是宣判。这时我才知道，今天的主角原来就是北山公社那个匿名的作者，他叫史铁桥，罪行是要“和马列主义商榷”。判决是“反革命罪，死刑”。
听到这个判决，群众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激愤或兴奋。只是机械地跟着自己的领队喊着“坚决镇压反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等等口号，神态和每天喊“万寿无疆”时没有两样。
但是，没过一会儿群众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人们纷纷站了起来，一个个拍打屁股后边的土，广场上腾起黄色的尘雾。仔细听主席台上的宣布是马上要把犯人押到古城台去执行枪决。就是这个消息让革命群众一下子兴奋起来。人们纷纷挤到通道两边，要看看这位死刑犯的真容。
我的位置本来就在通道边上，只见两个彪悍的战士把史铁桥押解过去。犯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脸色苍白，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脖子上绕着一条尼龙绳，绳索的两端在身后被一个战士攥在手里。人们都知道这是防备犯人喊冤或喊反动口号，或按咱们中国的老传统喊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
看样子，史铁桥根本不可能喊些什么，脖子上的绳索已经被拉得很紧，深深陷在肉里。他眼睛闭着，脸痛苦地扭曲着，大概只剩了一口气。实际上半死的他是被这两个壮士拖出去的。
刑场设在古城台，在会场东面二里左右，是这座县城古老的见证。这块空地面积不下百亩，四面厚厚的土城墙围着，近年来是驻军操练和打靶的处所，今天被当作刑场倒也合适。大批革命群众争先恐后地跟着那辆充当囚车的解放牌大卡车朝古城台跑去。
他们在重演着鲁迅痛心疾首地描绘的看客的角色，大概是想从枪声和血里找到难得的刺激。我没有这个兴趣，也有点儿害怕看血和那杀人的惨象。
绝对不能“和马列主义商榷”，我记住了，这是史铁桥用生命告诉我的，虽然我们不认识，没说过话。
这个场景很多年来或远或近地跟着我，压在心上。尽管我此时的身份已经是“革命群众”了，但如果被别有用心地追究起来，我不是也曾经似乎是“和马列主义商榷”过吗？
小心做人吧，什么时候也不能放肆，我时刻提醒自己，为了我和樵和孩子的平安。
三十七、告别大山
祸国殃民长达十年的“文革”总算结束了。
“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我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在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听到的。有一些较早知道消息的忍不住要说又不敢说，只是悄悄地在口耳相传。因为万一消息不确，真会有杀头之罪。此前由于“传谣”“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为“恶攻罪”的已经“进去”了不少。但小道消息还是从地下转到地上，火车没到北京全车厢几乎都知道了，而下了火车这一切都得到了证实。
我是请了假回天津给父母盖地震棚去的。唐山大地震天津受灾不轻，我父母和女儿虽然幸免，可是房顶塌了。暂时借住在我的老同学张冀恩家，老的老，小的小，临建谁也没有能力搭。然而，迎接我的头一件事还轮不上盖房，而是吃螃蟹——每人四个，三个尖脐，一个团脐，三公一母。那一年不知怎的，北京、天津，巧了，螃蟹的供应特别的足，家家可以吃螃蟹，庆祝抓了“四人帮”。我们在朋友家，一边吃着，窗外响着一阵阵锣鼓声。那是一批批自发的游行队伍，多年没见的秧歌也扭起来了。
在我的一生中，从天而降的喜讯让全国老百姓真正的狂喜只有两次，一次是日子鬼子投降，一次就是“四人帮”被抓。都是憋在心里多少年的气，一下子迸发出来，这个当口除了汉奸，除了在文革当中捞到好处的败类，谁不高兴呢？郭沫若那首《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不胫而走，人人传抄，飞向全国。虽然很多人也知道，不久前这位诗人才写的一首《水调歌头》是“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这会儿转得实在快，可是在极度高兴的日子谁也顾不上计较这个了。
跟着，我和父亲工厂的工友一起把临建盖了起来。临建就在附近体委的大院子里，面积虽小但亮亮堂堂，像模像样，我舒了一口气。可是想起父母衰老无助的处境，一种难解的焦虑压在心上，越来越沉重。我想，只能调回天津或近一点的地方，不然再往后怎么办？这件事随着父母高龄的到来一年比一年紧迫了。
还有一重考虑，是我多次因类风湿发作住院时，医生也一再建议我调离高寒的海北，否则难以控制。毕竟我刚四十出头，不甘心过早丧失工作能力，尽管我对这里的土地和人有着很深的感情而依依难舍。思虑很久，但反复权衡还是提出了调动的申请。
虽然学校和文教局极力挽留，但谁也不能否认我的实际困难，而且我已然在这里贡献了十八年，所以只能勉强同意。可是在州委那里压了几个月。有的同事好心地建议我送礼，说“不然谁给你办”！
我直接去找州委组织部长，开门见山说：“有的同志批评我没有送礼，所以长时间不批。我不同意，我相信组织，我不能用送礼败坏风气。”
部长连忙说：“对，对，对，怎么能搞送礼这一套！应该相信组织。”没过几天竟然就批下来了。不过，根据省上的精神，已经算作“人才”的我们夫妇只能在省内流动，最多调到西宁。西宁就西宁吧，总算海拔低了一千公尺，离家近了一天的路程。
几所学校在竞争，我们也在选择。我在西宁市体校过渡了一年之后，我们二人都落脚到了青海师范学院（后改成青海师范大学）。
当在汽车上望着巍峨壮美的祁连山渐渐远去的时候，我心情的复杂，难以理清。回顾大山中的十八年尤其是“文革”十年，我曾经多次问过自己，“文革”是全国人的灾难，更是知识分子的灾难，怎么会让我们俩平安度过呢？朋友们也常对我说：“你是个罪行严重的极右，又是教的最危险的语文，而且又那么冒尖儿，‘文革’愣没事儿，不可思议！”
也许是命？命运把我发配到祁连山，这里反倒成了我的一个避风港，躲过了“文革”这场大劫。这十年，天时虽然恶劣，但我可能占了地利、人和。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政治运动的过程一样不少，但门源毕竟有四千多公尺高的大山作屏障，离运动的漩涡稍远一些，动作总要慢上一拍，威力也减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大山里的民风总的来说比较厚道，“文革”还没让大多数人迷失了本性。
从六零年我刚到这里开始，我就感到了人心的善良。尽管经过多次运动多年教育，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接受“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观念，而是出于传统或本性中的善恶观，对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不论阶级只看善恶。
和我乘一辆卡车一起分到祁连山中学的吴斌卿是青海师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他城市贫民家庭出身，一向是组织器重的对象。但他对我从一开始就情同手足，全无隔膜，毫不避“敌我不分”立场问题之嫌。我在山上放牛，每次下山取粮取书就在他那间小屋过夜，两人一张单人床，头对脚，脚对头。十八年中，生活上工作上总是互相帮助，坦诚相见，无话不谈，从无分歧。我们在一起闯过一个个运动。每次我挨整他都被列为“反党集团”骨干，但每次他都主持正义，据理力争，敢于担当。
我常常感慨，在风雨莫测运动频仍的十八年中，和我过从最密的他竟然对我没有一句揭发批判，在那个年代是多么难得！
在其它许多同事那里我也时时感到着善良。就连医院的医生、护士、商店的售货员、部队的干部、学生的家长、认识的老乡……很多人都主动地向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送来了他们的友善，更不用说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很少是理论上要求的阶级斗争的脸。
我们自然也用善良和尊重回馈周围的朋友和学生。倒不是自觉践行自幼被灌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主要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伤害和误解，便不愿伤害和误解一切善良的人，即使有人由于私心或误导做出不利于我们的事，我们也努力地宽容和理解。这样也让自己常有明朗的心境。
有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学校的工农干部老苏，在会上曾经上纲上线，甚至有些捕风捉影地揭发批判过我，让我很长时间不愿搭理他。一次，他去参加四清，小儿子病危住院急需输血，当地没有血库，而且病情十分紧急，我当即伸出胳膊给孩子输了血。老苏后来得了胃癌在西宁住院，我专门去探望这即将离世的老同志，给他一些安慰。
有个附近农村孔家庄的老乡，我住院时曾同在一个病房。他胳膊受伤作了手术，在他不能自理的日子，我给他喂饭端尿。从此他把我当作好朋友，出院后隔些日子就赶着毛驴，驮上他的小儿子来看我。一次，他说家里翻修房子要用三十块钱，向我借。我当时的工资每月也就四十多元，但考虑他急用，就筹了三十元让他带回去。
却不料从此再也不见面了。一年两年过去，我曾想去他的孔家庄看个究竟，但樵阻止了我，说他宁可失信不还钱一定有他特别的难处，你去了如果见到他让他多为难。
樵一向宁可自己吃亏，却要照顾别人。她工资并不高，可是后来遇上有指标限额的提工资时，她都让给别人。直到现在她的退休金还会因此受影响，但她从不后悔。在这方面我听她的。
祁连山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最大的有两个，一是“卫东彪”，一是“八一八”。按通常的说法，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他们并不是不批斗老师，那两位对我们一直不怀好意的刘组长和王书记就被学生当“小爬虫”、“变色龙”揪了出来，整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是两派学生对我们俩不但尊重而且相当地亲。整整十年没有一个学生给我们贴过一张大字报，同时自始至终在保护我们，谁想整我们也发动不起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对学生真诚和爱的回报。
谁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运动而先期进行感情投资。只是因为想起自己被侮辱和损害时心就流泪，因此我们一辈子没有骂过学生，一辈子爱护每个学生。有了“文革”的经历，长期以来尽管有过不少令人心冷的教训，却一直对人性的本质怀有乐观的信心。
在一九七八年我即将调离祁连山中学的那些天，老师们惜别的方式是自发地轮流来听我最后的几节课，听课的不仅是文科老师，而且有理科的和音乐的老师。而学生则是挤在我的家里，满屋子的哭声。
这使我当时心里骤然涌起不想调走的冲动。在祁连山这十八年，我的确付出了不少，但我从这里得到的却是终生受益不尽的，这一出一进是用简单的加减法无法算清的。
然而，（我必须说说这个“然而”）为了安全，这些年我把自己掩盖在可鄙的顺从里，而相当大程度地失去了自我。由于愚昧，盲从，自私，我也做过许多不堪的事，尽管很多时候是违心的。我无法回避心灵的拷问、自责和屈辱。
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校长时我被安排和老吴一起带领大家喊口号。我知道其中的一个意图是给我表态的机会，帮我过关。我虽勉强为之，但还是愿意接受的。评法批儒时革委会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作批孔的演讲，我不能推辞，找了个政治性较弱的题目，批儒家的孝道。上边要求各州学习样板戏创作剧本“放卫星”，我被抽调到写作组按“三突出”的原则编了个歌剧剧本《金羊滩》。我还在很长时期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的公社巡回演唱，还编写了不少应时应景的节目。
有一位物理老师老陈被揭发“偷听敌台”。我仅仅是不敢也没有条件“偷听”，但为了避嫌也参加了对他的批判。陈随后被送往煤矿挖煤。文革后有一次在北京街上与他巧遇，他告诉我他调到了北方交大，刚刚参与了电子对撞机的国家重点工程。老陈是个优秀的技术人才，我却在关键时刻参与了对他的迫害，幸而他从煤矿危险的巷道里活着走了出来，不然有多可惜！……
在很长时期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在做着愚昧的顺民。虽然在不少事情上我并不是没有是非之心，可是自私、胆怯，特别是那个“拿在人民手里”的无形的帽子让我扭曲了人格，丧失了正直和正义感。
我是在苟且地活着，我屈从于荒唐和权势，我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自己。
一个荒唐的运动，来自荒唐的指挥和得力的打手，也不可缺少千千万万愚昧的由于各种原因而驯顺的群众。我成了这群众中可悲可鄙的一员。
我，愧对曾经被自己奉为精神象征的祁连山。
我，要把丢失的自己找回来。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