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波兹南事件”引起的反响
初夏的时候传来了波兰工人罢工闹事的消息，就是所谓“波兹南事件”。消息令人震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针对着国家企业，针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罢工，用我们的观念是解释不通的。说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挑动”也难以令人置信。按照过去的宣传报导，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是被伟大的苏联红军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一致，并肩前进，建设着美好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报道一般比较笼统，对于“人民民主国家”（当时这样称呼除苏联以外的其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具体的报道不多，但总的描述使人相信这些国家原来的基础比中国好，工业化程度高，也比中国早几年解放，建设了十来年的社会主义，情况应该很不错。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些国家有些领导人有所变动，就拿波兰来说，记不清原来的贝鲁特是去世了还是被换掉了，有一段时间部长会议主席叫西伦凯维兹。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去世后继任的是萨波托斯基，好像不久后萨也去世了，有一段时间总理是西罗基。保加利亚则似乎换了几次，但其中原委都不得而知。这些情况在同学之间也偶有议论和猜测。这次波兹南事件反映出波兰国内有这样尖锐的矛盾，群众中有这样激烈的情绪，原来做梦也想不到。
波兰的群众闹事继续下去，终于导致从监狱中放出来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的“修正主义反党分子”哥穆尔卡。这个人被彻底平反，而且接着就被拥戴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个变动是被苏联领导首肯的。此前苏联领导人还去访问了南斯拉夫，给“叛徒”铁托平了反。很显然这些事和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都是有关联的。
“我们党”当时没有做什么公开明确的表态，但党的报刊对“兄弟国家”的一部分公开报导还是不加褒贬地转载了。所以我们得知那时候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复出欢欣鼓舞，情绪高昂。群众集会游行中人们自发地为哥穆尔卡高唱一首波兰民族传统的颂歌：“百岁，百岁，长命百岁！……”（看来波兰人比中国人实事求是一些，说“百岁”而不说“万岁”），记不清是怎么传到了我们这里，在北大校园里也流行起来。
在升起“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开过全国代表大会了。1955年秋冬人们被告知将要召开“八大”，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在1956年初的苏共二十大以后，大概不只我一个人翘首期待着中共八大的揭幕。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在那年的几月间心血来潮，想要趁“八大”开会之前上书党中央“一抒己见”的，也记不清楚结果是几月份写了寄去的。所以我现在只好不管时间顺序对不对，先说说这个夏天又一段比较轻松的插曲。
7、再一个轻松的插曲——东北实习
暑假里我们第二次出去实习，实习内容是探空观测。我的实习地点被分派在东北长春。自己从小就对遥远的“东三省”怀着好奇心，那是天寒地冻的地方，但是歌里唱：“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还没有道尽东北的天然富饶，据说那里广袤的油黑土壤，是“中国的乌克兰”。俄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经营了铁路、矿山和钢铁工业，有了点工业化的苗头。解放后它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新中国工业化的火车头，听说苏联帮助建设的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已经建成，正好马上就要生产汽车了，地点就在长春。
这次同一个实习组的正好有我的两位上中老同学邱如陵和樊启祥，严景容又在我这个组里，还有崔启武，他那时好像已经是团总支委员。另外还记得的一个就是金山，他是朝鲜族人，原籍大概就是吉林省，这次实习被派到那里也是照顾他回家乡看看。其余还有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夏天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植被茂密，庄稼地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不像在南方那样被分割成“豆腐干”小块。从车窗望出去常可看见高高耸起的高压电线杆，那个时代这景象在南方和华北都还见得比较少。另一方面火车上的扩音器里报告要经过的站，除了以前已熟知的一些著名城市以外，有些站名听着有点古怪而且粗犷，例如大虎山、三棵树等，这又使人感到像是来到了蛮荒世界。
有气象业务单位的地方都在郊外。长春气象探空站设在一座孤立的（记不清是两层还是三层的）楼房里。这座楼是属于长春气象仪表厂的，探空站大概只在里面占了一个大房间。楼外附近还有一间制氢（充灌探空气球用的）的小平房，因为那些危险的制氢设备不能放在楼内。长春是吉林的省会，但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天气预报台。当时除了中央气象台以外刚开始在各大区的中心城市（上海、汉口、广州、兰州、沈阳等）建了气象台。一般省都还没有省气象台，但是从1954年国家的气象业务由军队转归地方以后，每个省有一个省气象局，负责管理设在该省的几个地面和高空气象站。
被指定带领我们实习的是他们的探空组长，只记得他姓蔡，瘦高个子，福建人。后来我知道从五十年代起全国各地气象观测员中有不少福建人，是从福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除蔡组长以外，如今我只记得一个年纪大些（可能不小于二十五岁了）的女探空员，因为只有她是一口当时我们听着还颇为新鲜的东北话，而且好像她还负责我们实习期间生活上的一些事。她叫王凤岐，这个名字也好记。粗长辫子，有点北方乡土气，臀部宽宽的，给人一个“大嫂子”的感觉。照理说他们应该有一个站长，但不知为什么如今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探空就是用一个直径一人多高的氢气球挂上一个能够测量温度、湿度和气压的仪器，把它放升到高空去。它可以把先后所经过的各个高度上的温度、湿度、气压数值用无线电信号相继传送到地面接收站来。当时国内同时使用着两种探空仪，一种是芬（兰）式的；一种是苏（联）式的。形状不同；感应元件的构造和原理不尽相同；发报和接收的方式也不同。到底哪一种“先进”些，也说不清。看上去只觉得芬式的轻巧得多，形状竖立(高度大于底边)，外壳是瞠亮的薄铝片，可以挡住太阳辐射热。苏式的形如当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外面是硬纸壳，而里面的东西就重了。例如传送温度信号是靠感应元件带动金属指针在双层钢片的梳齿上滑移，所以又叫“梳齿式”的，光是这组梳齿就占了不少重量。当时我们见识很少，但已经知道苏联这个重工业大国有不少出色的大家伙，例如大型拖拉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大高炉、大型水电站、长炮筒坦克、喀秋莎火箭炮等等。但是苏联人做不出精致细巧的东西，做出来都很粗笨。苏联的手表就像是把早先的怀表（或称挂表）套在手腕上，好在他们的胳膊一般都比较粗壮，戴着也还合适。我们曾开玩笑说也许那里天气太冷，手指头冻僵了干不出细活。但是芬兰这个国家还在苏联主要领土的北边，探空仪的差别就不好这样解释了。此外芬式探空信号接收机能够在滚筒带动的纪录纸上自动打绘曲线，苏式探空仪的信号则要靠耳朵听，用手工点绘在一张大的坐标纸上，干起这个活来十分紧张。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离那座楼房一二百米的一所平房里，那时我这个未出校门的学生脑子里还没有“招待所”的概念，不知道那里算不算气象仪表厂的招待所，也许不过是临时腾出来给我们住的地方，很简陋，男生都在一个大间里。唯一记得的是就在那里发生了一场争论。他们又要叫我担任实习组的组长，我不愿意。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向团总支和班上的那位党员表示过辞去团支部书记的想法。我觉得许多年来占据了我大量宝贵时间的社会、政治工作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把这些时间用在学习上我相信我的学业将非常出色，我在其它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也将得到很好的培育和发挥。回过头来我已感到十分惋惜，所以这时候又要叫我当什么我就心烦。我记得很清楚，这次崔启武批评我的话是：“你不要太过分了！”，因为我从“肃反运动”以后这一年来对社会政治工作的消极情绪他们是知道的，现在连个临时组长也不愿当，所以说我是“太过份了”。
最后拗不过他们，我还是当了，为了这个有一次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市区的省气象局办什么事。似乎记得那个气象局没有自己独立的楼房，是和别的单位挤在一个楼里。找了谁，办了什么我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办完事骑车往回走的时候，因为长春市里地势不平，马路常有上下坡，有一段下坡路很陡，我平时很少骑车（那时自己有车的人极少，我当然没有），没有骑过这样的坡路，下陡坡时竟想不到用刹车，一个劲加速往下冲去。到了十字路口迎面来了一辆汽车，我一时没有想起该怎么办，只好来一个急转弯，恰好撞到一个不记得是公共汽车还是电车的站台上。那站台不是尚未砌好就是已经坏了，堆着一些散乱的砖和石头。我从车上栽下来幸亏是膝盖而不是头挫在砖石上。我可能是因为平时喜欢玩玩器械操，神经反应还算比较快，动作比较协调，平时拌了滑了都不容易摔跤。这次实在是因为缺乏骑车经验，摔了，但这一瞬间还是下意识地采取了应急姿势，只破了皮，没有大伤。
在那里将近一个月，很少去市区，对长春印象很模糊。金山倒是陪我上过一次街，我们走过的街道很破旧，但是金山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一路上津津有味的给我介绍他的家乡。别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特别向我夸奖那里做的猪皮鞋子。我把这点细节记得那么清楚的原因是他不知为什么把猪皮叫做“酒皮”，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是猪皮，但我仍没有搞清猪皮的鞋子好在哪里。金山毕业后就分配在吉林省气象部门，记不清什么时候听谁说起他曾经在我国与朝鲜气象界交往中发挥他的特长当过翻译，但是好像又因为说话不谨慎犯了什么错误。他是个直捅捅的人，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一直到1994年夏天才有缘和他见到一面。那次我去长春参加全国动力气象学术会暨动力气象专业委员会，开会时间“抓得很紧”，留出大部分时间到著名的长白山天池旅游胜地去“考察生态”（这对研究动力气象理论的人来说明明是“狗拿耗子”的事情）。所以从长白山转回来我才有机会问起老同学金山现在哪里，省气象局的人说他退休了，住在省局宿舍里。我赶紧设法联系，快要离开去火车站的时候他来招待所了，戴了一顶毡帽，样子显得很老，但是看上去体格健壮。不巧得很，当时我正遇上了一点意外的麻烦事，有点心不在焉，加上时间匆匆，我现在都记不清楚那次金山和我谈了些什么，所以对他离校后的经历还是不清楚。
幸运的是恰好在这次实习期间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批汽车出厂的庆典。我记得像是预先得到消息，就在探空站那里的公路边等待车队过来。车队敲锣打鼓、标语彩球、浩浩荡荡。车当然也是苏联设计的，十轮大卡车，车型基本上类似二战以来美军的“大吉普”，以前我们叫做“十轮卡”的那种，而且也是漆成军绿色。它就是自此以后几十年跑遍全国的“解放牌”，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鄂西北“大三线”山沟里建了“二汽”（第二汽车制造厂）才又出了个驾驶室宽大，没有车鼻子的“东风牌”。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又动起了旅游的脑筋，目的当然是慕名已久的美丽海滨城市大连。这次纠集到的旅伴是邱如陵和樊启祥，都是上中老同学。促使我们下定决心的是盘算下来我们这次旅游基本上用不着自己花一个钱。因为我们从长春坐火车到沈阳，看看沈阳以后从那里转车到大连。玩够了以后乘海轮到塘沽，再可以从那里转火车直接回北京。虽然整个里程比从长春乘火车直接回北京远一些，但是因为同样里程的轮船票价比火车票价便宜得多，算起来花钱的数目几乎一样，所以我们回到学校可以全部报销。至于吃、住，自有办法可想。我们从来只要求“最低生活标准”，他们两个也一样。我相信和上次去泰山一样，沾“北大学生”这块牌子的光，可以解决基本吃住问题（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有人给我们出了主意的，否则光凭我们三个书呆子心里也不会这么踏实）。
记得是中午到的沈阳，一个月来我们已经体会到东北的夏天并不比别的地方凉快一点，到沈阳那天更是炎热难挡。我们也无心去别的地方逛，仅仅专门到气象台去了一下。也记不清为什么要去那里，但记得特地到单身宿舍去找了两年前专科毕业分配到沈阳工作的吴达三。于是我现在推想大概是严景容的主意，她是专科留级下来的，曾和吴是同班同学。也许托他给我们买了转去大连的车票，也许她自己还有什么事要我们去找吴。在学校里我只知道吴达三其人，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这个名字特别好记。他们的宿舍是一长条的矮平房，每一间住好几个人，里面乱糟糟的，吴达三一口苏北话，就记得这些。倒是有一个情况印象很深：在我们寻找吴达三的房间时，从另外一个房间里传出来手风琴的声音，炎热的下午，加上琴手很不熟练，听着叫人越发感到寂寞而烦躁。后来我才知道他拉的那首曲子是《山楂树》。我熟悉大量的苏俄歌曲，但偏偏这一首还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也许说明苏俄文化影响之深、广，在东北地区更甚于我国其它地方。《山楂树》歌词里虽然有“工厂”、“镟工”、“列车”……，但还是一首很老的俄罗斯民歌，至迟也是革命前后那个时期的歌。我后来非常喜欢它朴质、深沉、浓郁的抒情，典型的俄罗斯韵味。中速的华尔兹节奏，令我这个特别爱好华尔兹舞的人深深陶醉。可惜在沈阳第一次听到一个手风琴生手在烦心的炎夏演奏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感觉出来。
在火车上天还没有黑，那时辽东半岛丘陵地林木繁茂，一路车窗外可以看到许多苹果树。
到大连第一个印象是火车站很漂亮、很洋气。拿到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国内其它地方很少有这样欧化的车站建筑。到了街上正如以前早已听说的那样，整洁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有时真的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个人也没有，据说这是因为大连基本上没有闲人，上班时间人们都在工厂、机关、学校里。另外大连的街道也是多有上坡下坡的，所以我说的“目所能及”的距离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于是更难得看到人了。道路两旁多半是“洋房”，虽然新旧不一，一般却也整洁。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没有几座高楼大厦，最大的大概是离车站不远的丘林公司，是一家典雅气派的大百货公司，据说原先是俄国人开的，顾客也主要是俄侨。在大连住了几天给我印象深的马路就只有从火车站经过丘林公司、青泥洼桥、“一二九”街到我们那几天住的大连工学院市内校舍那一条高低起伏的柏油路。它可能是一条环形线路的一段，大连市的街道布局是以斯大林广场为中心，由几条环形线和几条辐射线组成。虽然为了将就复杂的丘陵地形，不可能如理想的那么整齐规则，但大体构成这样轮辐式的格局。听说哈尔滨就更加典型了，这都是旧俄在此经营的结果。
我们是乘电车（记不清是有轨还是无轨的，但既然路是那么高低起伏，现在想来应该是无轨电车）去目的地的 ，车厢只有一节。我发现有两点很特别；一是买一张票可以随便你乘到哪里，假如你闲着没有事在车上坐一整天也不要紧，但是我已说过在大连大概没有几个这样闲的人；二是每到一站的时候坐在前面的司机和坐在后面的售票员便一呼一应起来：“下一站－－下一站，青泥洼桥－－青泥洼桥，下车的准备啦－－下车的准备啦，没票的买票啦－－没票的买票啦…… ”。我还发现大连话和东北大部分地方的话很不一样，后者和北京话基本相似，大连话则别具一格。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就注意到北京话和它附近的河北话（包括天津话）差别较大，倒是和老远的东北话那么接近，莫非“京话”就是满人入关带进来的？以后接触到山东胶东沿海的人，才知道大连话原来和这一带的话差不多，那么不用说就是历来无数山东人“闯关东”的结果。我又联想到上海、苏南、浙北这一片话音都属“吴语”，唯独“杭州官话”不伦不类的夹着许多北方话的词和音，那就该是宋都南迁临安的时候带过来的了。
大连工学院那里地势比较高，看不到什么店铺。校舍跨马路两边，但整个不大，主要校舍搬到海边郊区去了。我说过我已记不得是谁出了主意叫我们到这里来找住处的，不过事情的确非常顺利。我们径直到办公室找到管事的人，那时也没有带学生证，就凭着三枚北大校徽，说我们是出来实习完了特意绕道来大连玩的，想借贵校住几天。那人二话没有就答应了，他说这些天天气太热，留校的学生都住到对面地下室去了，你们要怕热的话也到那里去住吧，还有空床。住宿费不用说是一分钱也不收，只要买饭票到食堂进餐，和他们的学生一样待遇，要知道那时学生食堂都是很便宜的。果然办公室马路对面当街的一座大房子下面就有一间宽大的地下室，像轮船统舱那样放满了双层铁床。我们随便选了三个床位，把东西一放就这样住下来了。
无巧不成书，这次我们在北大同班的三个上中老同学结伴来到大连，刚一落脚大连工学院恰恰遇上了第四个上中老同学，就是郑骅云。刚进上中时我记得他有时穿一件蓝布长袍，白面阔颐，寸把长的乌黑短发板刷似的竖起，说话声音大。这个人直爽而有点倔强，肯热心办事，在班委会里当过较长时间的总务委员，记得还当过一任班主席。不过他在某些方面也有点大大咧咧，例如读“白字”。不知道是谁抓住了他竟把“幽默”读成“默曲”，于是他就得了个绰号：“默曲先生”。又有一次，星期天秦家骥打电话到他家里去，他家里别人接的电话，从电话里秦家骥只听见郑骅云在那里“啊吼，啊吼，啊吼……”地大笑，大概是笑得喘不过气来了。经过秦家骥的夸张传播后他又得到一个外号：“阿吼”。后来不知道是谁发挥创造性把两个外号综合起来成为：“默吼先生”。他考进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专科，所以1955年夏天就毕业参加工作了。他这次正好到大连来出差，也恰好住在大连工学院招待所，相遇分外惊喜。欢叙阔别之后他就要请我们上馆子吃饭，因为我们还是穷学生而他已经是拿工资的了。就在那条马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拐角的一家小馆子叫了几个菜，这家馆子虽小却也清爽和洋气，大概还喝了点啤酒。北方馆子兴啤酒比南方早，用带把的大玻璃杯。吃完之后郑骅云摆出派头来问我们：“哪能啊？（上海话‘怎么样？’）吃得得意勿啊？”。实际上是他在那里感觉很得意，他已经是技术干部，见识过一点场面了。那时候的学生在生活上都是乡巴佬，和现在的学生当然无法比，也远比不上解放前的“九爷”。我到那时为止，在北大呆了三年，只上过两回馆子。一回是“五一”游行饿瘪了肚子，找到西单一家小馆要了碗“炒饼”；还有一回就是早一年和朱慧斌路过天津在回民馆子受窘。两回都是小吃果腹而已，出去叫菜叫酒的事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所以这次应该是很“得意”了。不过我在这上面很迟钝，还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那种感受。以后他就去忙他的差事，没有时间再陪我们玩了。
在大连我们逛了丘林公司、斯大林广场、星海公园，然后主要节目是游海滨。记不清是通过什么关系我们又到大连工学院的海滨校园暑期空出来的学生宿舍去住了一个晚上，那里靠山临海，它前面的海滩叫老虎滩。到这里我知道了沙岸和岩岸的区别。在上中的时候我们曾到高桥海边去野营，游泳时发现海水是黄的，因为那里的海岸是长江冲击出来的沙滩。辽东半岛则是插进大海的山脉，大部分海岸线是山丘的边缘，岩石裸露，所以叫岩岸。但是也有一些范围不大的沙滩，成为海滨游泳胜地，老虎滩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远离江河带来的泥沙，所以海水是清亮的，深处还有蓝色。下水时有阵阵浪潮袭来，我虽然从初中就开始学游泳，但不是经常的，那时候“技术”还不高。而且一直都是在游泳池或昆明湖里游，我学游泳许多年最大缺点是没有学换气。要么屏住气埋在水里游；要么一直把头抬在水面上。这样不能持久而且经不住呛鼻的风浪，好在我发现在海水里不容易下沉，因为海水含盐，比重大，浮力强。不过从这次以后我再游泳就开始注意学换气了。
后来我们又到另一个著名海滩黑石礁去玩，那个时候这些地方都完全是自然的，没有人管，没有任何人为的设施，当然也不用花钱买票。黑石礁更是僻静，见不到什么人，但那里山海的景色更好。海滩上沙、石兼有，栖息着不少黑色的活海参。在那里捡海参就像捡贝壳一样，没有人管你。可惜那时我们捡了也没有用。
离开大连的时候客轮码头和港湾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记得那码头离开火车站不远，也是一处欧式宫殿般的漂亮建筑。跨上宽阔的阶梯，登临高高架设在海水上的大厅，大窗外港湾一览无遗。一条直长而气派的防波堤挡住渤海的潮涌，大小数百艘船只停泊或游弋在广阔平静的港内。轮船驶过堤端（如果我没有把位置记错的话）的灯塔，回首大连，几天来所见街道、公园、广场已不知被掩隐在哪里，但绿山映衬着一带红瓦洋楼的整体画面依然透出那一股欧凤吹来的别样文化气质。
那是有记忆以来我第一次乘坐海船，我以为海船一定是很大的，但那艘船看来还不如以前见过的招商局的江轮那么大。我们当然买的是统舱票，在甲板以下的船体内，那双层铁床比大连工学院地下室里的小一些，也排列得更挤一些。舷窗的圆洞只透进些许光亮，我们都不在乎这些。不幸的是船出港驶入渤海之后不久，浪越来越大，这是出乎意料的。我原以为渤海不过是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一对螃蟹钳子圈住的湾套，应该是比较平静的。但是据说此时我们正好遇上了台风，从舷窗望出去，浪头一个接一个涌来，忽而是峰，忽而是谷，落差凭感觉有两三丈。人跟着船一同起落摇晃，再也无法站住，没有一会儿我就开始呕吐了。这时记起小时候在西南大山区上空飞机颠簸呕吐的情形，邱如陵和樊启祥也在诉说吃不消了。从此我们只好老老实实睡在床上，算是太平了。睡了一觉，船上其他事情全都记不起来，只记得是清早到的塘沽。此后因为种种的不凑巧，我再也没有去过大连。也就没有见识到二十世纪末期以后大连的全新面貌。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