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生记忆
四十三、我想起了《过客》
在清点我生命的这一段经历时，我时时想起和我同样遭难的一位长者。他那总是匆忙赶路的背影常在我的前方出现。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达到他那样的境界，尤其不可能达到他的学术成就的高度，但他为我树立了人格的高标。他是一面镜子，让我在镜前常常感到惭愧，而逼迫我一次再次地追问自己，一个人该怎么活？
我和这位范泉先生是一九七九年“改正”之后调入青海师院从而共事和相识的。能在这儿和他聚在一起并不偶然。几十年来，青海是个深藏各种人才的宝库。一九五五年反胡风之后，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就发到西宁，在青海师院图书馆干活。诗人、翻译家罗洛被弄到西宁的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发到青海的就更多了。如：漫画家王复羊，音乐家金梧桐、萧扬，演员李丁，还有日后成为美术家的朱乃正，诗人昌耀，作家余易木等等，可谓星汉灿烂，但这些星都埋在土里。他们有的劳改，有的劳教，有的分到各单位各州县，主要任务是改造。
四十年代就蜚声文坛的编辑家、出版家又是作家、翻译家的范泉被发配到湟中县的山沟里，与塔尔寺的喇嘛同在一个破烂的屋檐下，管仓库，搞基建，刻钢板，用油漆在一面面乡间的大墙上画领袖像，忍饥受冻二十多年。“文革”后，是程祥徽把他这位老难友发掘出土，经王宁推荐给了青海师院。师院的老院长沧石知道先生的分量，在教授楼里分给范泉先生一套住房，一个人住四大间，窗外是一片宽阔的广场和成排的白杨树。冬天，在所有教师宿舍中，当时只有这一座供应难得的暖气。
一年多以后评职称时，听说最初由基层上报的他是副教授，这是比量着范泉先生曾当过复旦大学文学院的讲师来的。然而到了省委常委讨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由这一级来审批），否定了“副教授”，直接评为教授。当时省委还真是开明了一回。在全国一九四九年以后职称评定的历史上，这大概也是少有的例外了。
在一九七九年，尘封土埋二十余年重新出土的范泉先生，这时已是六十三岁年纪了。按今天的标准，早已到了光荣退休安享晚年的岁数。何况二十多年蒙冤，受了太多的委屈，照常理完全可以从从容容过好日子，犯不着过于劳累，苦了自己。
我们许多过去因冤案而受了苦的人，遇在一起免不了把那些恶梦拉出来诉说诉说，或作为笑谈，或出出恶气。我对范泉先生除了把他视为资深的文化人、学者而敬重之外，还有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来的亲切感。我起初是很以为先生要对我倾诉一番的。
然而先生却很少有这样的人情味儿。他急不可待的是工作、工作。他完全不理会需要为生活的改善而作些设计，不知道要享用得到的待遇，也几乎没有谈起他的冤案。他仅仅因为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批评“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就被戴上帽子发配青海，几乎两次命丧鲁沙尔的山沟里，这些还是我近年从他的回忆录里知道的。
我的年龄小于先生整整二十岁，但大概因受过挫折的缘故，对于干事业常常不免从悲观处想得多。范泉先生年纪比我长，受的挫折并不比我少，却总是不停地乐观地理想着，确定了一个目标，抬腿就往前走，立马就去实干。
先生刚到青海师大不久就主动请缨要办一个刊物《中小学语文教学》，来帮助中小学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我当时以为，在青海办这种刊物缺乏必要的沃土，青海的教育太落后，办刊物的前提就不够。可是先生毫不犹豫，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开始时就是一个人办一个刊物，全活。没想到刊物居然办得有声有色，并且还向全国发行，影响及于省内外。
刊物能有这等成绩，其原因首先是先生具有谁也比不了的组稿的本事。全国一大批著名作家、教授都是他的老朋友，范泉先生索稿，自当响应。这主要还是他们不能不为先生至诚至切之心感动。于是多位名家的第一手文章源源登场。刊物的水平当然不同寻常。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刊物发表了叶圣老的来信。叶老指出，要培养学生独立应用的能力，教师的教，最终是为了不教。我后来受命负责中文系的工作，这也成为我改革教学的一个指导思想。
同时，先生还以不疲倦的精神组织了省内外教育界的写作队伍。这就不仅解决了稿源问题，也潜移默化地促进着中小学改进教学的思索。
永不停顿是先生的性格。他又要招研究生了，虽然别人并没这么要求他。他对我说：过去靠搞运动和组织分配，可以从内地给青海送来大批人才。以后这么搞不行了，现在是“孔雀东南飞”。我们如果自己招研究生，从全省从全国选尖子，毕业后至少能留下来工作几年。这正是我十分期望而自己又没有条件做到的。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范泉先生连续招收了两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我在本科生教学的同时协助范泉先生工作，也在工作中历练自己。
先生非常珍惜和爱护他的学生，然而，在有些事上先生并不很宽容。他的一个颇有点儿才气的研究生与外县一个已订婚的女青年在旅途中萍水相逢，旋即发生了两性关系，并且由此引起斗殴。先生知道后亲自到外县调查核实，严厉批评教育了这个学生，并且建议学校坚决处理，令其退学。他说：“没有好品德，日后何以为师呢！”
在协助他培养研究生工作中，我的课是“作家研究”，而绝大部分繁重的教学是先生一个人承担下来的。不仅这样，他又不断地给自己添事儿。他决定要带领第一批这两个研究生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这是个很大的工程，难度大，工作量大，而且研究生同时还要写硕士论文，我担心难以完成。但看先生满有信心的样子，不便泼冷水，只好尽力支持。
范泉先生与他的研究生李怀亮、刘为民这仅仅三个人的科研组走访十几个省市，查阅大量资料，采集、编写，同时动员、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有关作家、研究者和知情人参加撰稿或提供帮助，居然用两年的功夫就完成了初稿。有近百名老作家、学者积极参与和支持了这项工作，这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为了培养弟子，他带领研究生们遍访名师，登门求教。被访问的老作家老学者就有臧克家、萧乾、端木蕻良、骆宾基、周而复、欧阳山、楼适夷、艾芜、柯灵、王西彦、许杰、施蛰存、贾植芳、林焕平、蹇先艾、李何林、叶圣陶、任钧、陈伯吹、蒋锡金、陈鸣树、王永生、钱谷融等，其中十多位专家给这些学生讲了专题课。我想恐怕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打破这个记录。研究生回校后，先生还敦促他们总结整理，并选择一些题目（如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等），让研究生给中文系师生作报告。
长时间“周游列国”，日程紧张，工作繁重，生活不安定，自然是很辛苦的，何况先生已近七十。为了节省经费，他完全撇开国家给他定的标准，不乘软卧，不住单间，宁愿和弟子一起乘硬卧，住大统间，有时是合睡上下铺。每次先生带学生回西宁，我都到车站去接，经过长途跋涉劳顿的先生总是谈笑风生，似乎并无倦意。然而仔细观察，本来几近全黑的头发中已渐渐爬出了白丝，而且一次比一次明显多了起来。
先生太累了。可是他自己却似乎全然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停地给自己定下未来的目标。在闲谈当中，他有时流露过，等有了时间要改写《西游记》，要写小说，要写回忆录，……他太想干事儿了，很多老九都有这种“虫”，他的“虫”尤其厉害。工作就是幸福，除此之外他似乎无暇顾及。
我是“改正”之后才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这个领域的，一切几乎从头学起。这时有幸遇到先生，他既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老师。在知识方面，对文学的理解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中文系的改革方面，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难以历数。我当了系主任以后，他不停地给我出点子，每个重要的新做法都有他的全力支持。有时是他直接上阵做起来，像纪念鲁迅和介绍新方法论的报告会都是他主动承担的。
我以为尤其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先生给我树了一个高标。他从不爱讲什么大道理，但“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他的身边，我和他的研究生一样，时时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对工作不敢过于怠惰，尽管我未能根本改变天性的疏懒。
一九八六年先生调回上海。一个已经古稀的老人，以正式调动的方式回上海，并委以上海书店（出版社）主编之职，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有眼光，有气魄。果然，刚一到任这位老先生就大干起来，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书。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以衰老之躯慨然承担了编辑三十卷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主纂。这是一项巨大工程，他敦聘了几十位著名学者为分部主编和总编委，动员各方力量，历时十载，大功告成。
这部大系补上了文学革命发生前一大段曾经被忽视的空白，展现了文化传承由旧到新的历史进程，抢救了正在被时间漫漶几近失传的宝贵文化，这是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先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超重的工作量难以想象。仅从一个数字就可以想见他工作的全景，十年间，为这项工程他亲笔写了一万两千封信！在中国，这个主纂怕也只有范泉先生能担得起了，我想。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九九七年获得国家图书荣誉奖。得到出版界的这个最高奖毫不令人意外，如果评奖是公道的话，自然会实至名归。
然而，次年底我从先生来信中得知他患癌症和手术的消息。天道竟这样地不公，让这么一位善良的老人又一次受难！我阵阵心痛。仅仅过了一个月，先生又有来信。这封因手颤而字体变形的信中，关于病，一笔带过，似乎不过是次要的小事，他告诉我他的《朱生豪追思》将要发表，开始在写《我编<星岛日报文艺副刊>始末》……
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时时牵挂的文化事业，他燃尽了经过大灾大难余生的全部，他要把自己烧得一点儿也不剩。他眼睛总是盯着前方他自己设定的那条路，远处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他全然不顾精神的伤痛和长年的劳顿，万不肯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哪怕是一小会儿。我想起了鲁迅的《过客》。
看着范泉先生那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形象，我在心里总是替他抱屈。我的那些“不驯”、“出格”，在他身上一丁点都没有。他并不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但他的锋芒不大外露。程祥徽说的对，他永远不会闹事，永远不会闯祸，永远翻不了天，只知道埋头干活。那么，非要把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到底为什么呢？
我想，如果不是挟私报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震慑。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知道，连老实到这个份儿上的人都会打成右派，你该把自己的老实提到什么程度！
范泉先生凭着他的坚韧没有命丧鲁沙尔，他是在生命最辉煌的高峰时刻辞世的，从这点上说我们也可以感到欣慰。他的贡献和人格足以昭示先生的人生价值。然而我又忍不住想：如果先生没有被摧残、禁锢、压抑那么多年，而剥夺了他太长的宝贵年华，他该发挥多大的能量，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可是，历史的这笔大账，何时能说得清呢？
四十四、放心吧，我不会走
这年头，世事的变迁、观念的转变实在是太快了。现今，出国开会、学习，出境旅游，甚至移民或弄个绿卡已经成了太寻常的事情，提起这些连个新鲜感都没有了。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香港开个会，简直成了稀罕事，而有关部门过分
的操心现在看来更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旬，我正在北京参加老舍第三次研讨会，会议中途作为东道主的中国老舍研究会收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邀请函，说是四月下旬要在香港召开中港澳日四方老舍研究者参加的老舍专题讨论会，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将应邀在港演出《茶馆》，两个活动互相配合。这是个规模不小的文化交流活动，主办方实际是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新华分社。
那时节在大陆不够社会名流又不是官员的知识分子出境参加学术会议还是个新鲜事物，而且时间紧迫，手续又十分复杂，要一层一层地审，一层一层地批。我们几个准备与会的书生在这方面都是外行，跑得四脚朝天。幸而有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主，大力支持，就在我们几个觉得几乎不可能赶上会期而考虑是否退机票的时候，签证下来了。总算没白忙活。
就在紧张跑手续的日子里，我们几个还得忙着置装。刚改革开放那几年，对即将出国出境开会或访问的人士，政府都发给“置装费”，让我们添上两件像样的服装，以免在外边让人看着太寒酸，影响国家形象。好在那时即使在北京，卖体面一点服装特别是洋装的商店很少，而且样式大体差不多。所以只需在王府井或西单转两趟也就无需再多跑了。
王行之后来写了篇小小说描述的是几个要出去开会的老九，分头去买外衣，等到出发前在机场会合时，都笑了，几位一律是米色风衣，连牌子都一样。他说的就是我们的实情。对低工资的我们来说，置装费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巨款，不赶着花出去，把自己装扮起来，那是对不起国家的。
好在我们几个大部分的论文是拿得出手的，发言的质量还比较高，整个研讨会是成功的。香港的《大公报》《晚报》等七八家媒体每天跟踪报道，评价不错。我的论文力图证明老舍不但批判国民性，而且始终着力发掘国民精神中正面的东西。港报上以大字标题“范亦豪表示老舍作品有民性美”突出着我的观点。我觉得同是炎黄子孙，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也很有基础达成共识的。报纸对会议的关心也反映了民众的关心和看法。不仅因为老舍的成就，也因为这位大作家不幸屈死引发人们的同情和愤慨。《晚报》的综合报道以“笔不放松天难夺”为题，正反映了这种心情。
三天的会紧凑、活跃，我们这些讲者轮流主持。我和日本资深的老舍研究专家伊藤敬—合作主持一个时段，并从此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伊藤是日共老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是原日中友协的理事长，因不赞成中国的“文革”，这个日中友协长时间被中国当局排斥。很巧的是十三年之后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老舍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又是我俩结对主持。
我在青海的哥们儿程祥徽，来港已是第八个年头，此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已成为文化界的活跃人物，他其实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在会上从语言风格学的角度阐释老舍，很有独到之处。
影响达到震撼程度的还是《茶馆》的演出。那天香港的街上像过节一样，到处悬着《茶馆》的海报，隔不远就挂着用“茶馆”二字做成的灯笼，来到演艺剧场的观众都穿着正装。北京人艺这是头一次来港，纯粹的京腔，原汁原味的风格，本来还有点儿担心习惯粤语的香港观众能不能懂，能不能接受。导演夏淳在剧场前厅迎接观众时，我也问过他这个，他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可是大幕一拉开，你就甭担心了，台上台下的交流简直达到完美的境界。每个细微的出彩处台下都有呼应。
第三幕常四爷喊出那句著名的台词：“我是爱咱们国的，可是谁爱我呢！”整个观众席爆发的掌声之强烈不可抑止几乎使演出中断。这其中的感情是复杂的。舒乙是有心人，他数了，全场观众一起鼓掌竟达五十多次。于是之、黄宗洛、郑榕、蓝天野等所有演员和我们住在一家酒店，一块儿吃饭。演完后听他们纷纷喊：“过瘾，过瘾！”
会开完了，戏演完了，在华润大厦顶层的大厅，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宴请《茶馆》剧组和老舍专题讨论会的大陆专家，为大家庆功，一共摆了六七桌。许家屯高兴地祝酒说：“华润是咱们的，今天在这儿关上门都是自己人。”这话里带着亲切的自豪感。在场的人都很兴奋，尤其是人艺的朋友们。
由东道主安排的全部活动完毕之后，我才发现我比同来的几位多着三天的餐券，原来是祥徽特意让会上多给我订了三天的客房，留我和他聚一聚。谁知我们五人中那位不知有什么背景以领队自居的女士站了出来，拉下一张政治脸，坚决不让我单独留下，非要我跟大家一起回去不可。在她眼里，似乎是面对着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范某人，早有前科，今有接应，蓄意外逃，背叛祖国。
祥徽说不用管这位“团长”，因为这次研讨会对所有参会的学者都是个别邀请的，从没有“组团”一说，何况我留港的时间也是通过新华分社安排的。
因为这个悬念和争论，一时间我们这几个同伴的头上突然笼罩上了不安的阴云。“团长”之外的三位与我过从甚好的朋友开始为我担心起来，他们虽都是读书人，对现实并不缺少了解。我于是决定不再较劲，放弃三天的留连，以免让朋友们不安。只可惜浪费了祥徽的一片心，没有让我们这次香港的欢聚得以尽兴。
返回的途中，车过罗湖，这位“团长”突然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感叹：“一块来，一块回，一个没少，放心了！”她已无需掩饰地透露她完成了特殊任务，回去可以交差了。我无意中帮她立了一功。
然而，若干年后得知那位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由于特殊原因忽然跑到美国不再回来，而那位把我从“悬崖”边“挽救”回来的“团长”竟长期滞留在了日本，永远不打算和大家再次见面。而我却始终留在大陆，虽然又曾多次出国出境，不是没有机会，却从没有动过“叛逃”或弄个外国绿卡的念头。别人想到外国去过活，除了贪官外逃，我并不反对，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和理由，而且这种选择应是人的权利。
我所以不想走，这并非缘自我的爱国主义信念，或坚信中国道路，或用“母亲打孩子”的高论自欺，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执拗。我总觉得既然命中注定生为中国人，就只好和中国的老百姓同甘共苦，外国如果好，那是他们干出来的，我去坐享其成，不好意思。就好比，自家这个院子又脏又乱，邻家清洁整齐，于是就硬搬到邻家去住，这么干我总觉不大理直气壮。我自知没有大扫除的能耐，但好歹搬掉一块烂砖，栽上两棵小草，心里会稍觉过得去一点儿。
过去曾看过遭到禁演的《苦恋》，很感动，但始终不知道白桦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四十五、邂逅癌症（下）
一九八六年，上次肿瘤手术的六年之后，这个老朋友又来光顾，腰部不声不响地长出了肿块，比以前大，比以前疼。前三次手术都是在青海作的，不彻底，这次我决定回天津，希望彻底解决。否则，如果再复发，离转移就不远了。
进了天津肿瘤医院，肢体科主任张大夫是我师兄张冀恩的同窗，同一代人，有共同语言。那年头，还不兴“红包”，关系单纯。
我要求大夫大面积切除，周围的好肉多切多少我也没意见。手术很利落，刀口就有腰围的三分之一，切下多大块没让我看，可能怕我紧张，其实这担心有点儿多余。
肿瘤医院，很多人会以为是地狱的入口，那些在入口大门前排队的人们哭着，紧张着，挣扎着。我却感受着另一种景象，是很多人还在笑着，坦然着。
这里是早先的马大夫医院，历史悠久。我这间大病房，玻璃窗高大，阳光灿烂，俯视窗外大马路上车流人流一刻不停，让人感觉着生活的奔流，屋里整日笑声也没断过。
田师傅，比我大一岁的天津人，保全工，一肚子的笑话，那语气，那表情，那节奏的掌握，那记忆力真了不起，尤其是天生的幽默感。他让我坚信天津是出相声演员的地方。他不爱在床上躺着，就好在病床之间转悠。他转到哪儿笑声就跟到哪儿，肺癌一点儿没改变他的性格。
杨大爷，七十三岁的小老头，织了一辈子的地毯。每天的念想就是儿子送来的一串糖葫芦（天津叫“糖堆儿”）。“吃进去就是自己的。”他笑咪咪地告诉我。虽然他心里很清楚，这糖堆儿他可能吃不了多少根儿了，可是多吃一根是一根，吃糖堆儿证明他还活着。
小赵，睡在我旁边的病床上，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四天前还有两条腿，现在剩一条右腿了，可是他还在喊左脚疼。他盯着被子底下空荡荡的左半边，似乎还有点儿不信手术后的现实。小赵是从农村来的，本来父亲决定不让他治了，骨癌，治不治都是个死，不如留个囫囵尸首。这也是他的想法，当然也是为省钱。大夫让我们这些病友也帮助劝他手术，争取活下去。
我劝他别绝望，既然大夫意见是截肢，就是现在没转移，那就有救。“一条腿怎么啦，还可以活的好好的，凭你，娶媳妇没问题。”小赵哭过，可是几天后学着用双拐，迈开第一步，他笑了。
靳，一个体育教员。仗着极好的身体，得病前每天两包烟，一顿饭一斤半酒，谁信那个什么抽烟得肺癌！可是今天，小细胞肺癌，据说是肺癌里最厉害的一种，整夜整夜咳嗽，脸苍白。说起昔日的豪抽豪饮，似乎在摆光荣历史。“我这是提前消费，不用后悔。”
吕，汽车司机，年轻，聪明，文化不高，专爱求异思维，你说东，他偏说西，抬杠。脚上生了“实心癌”，恐怕将来还是得截肢。这个结果他知道，病归病，抬杠归抬杠。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些病友估计大都不在了，可是病房里那热闹劲儿，那些天的气氛，让人忘不了。
十八天的病房生活毫不寂寞。出院时我把三百块钱买的做化疗的药留给张大夫，在当时这不算小数。我说：“替我送给缺钱的病号吧，放疗化疗我不做。我的药是——不在乎。”大夫并不怎么反对，只因为这一套是治疗的常规，他不能不安排。
出院后我在父母的家里休养。第三天的下午，突然房门被猛烈撞开，邻居的那个初中女孩儿跳着脚哭喊着：“我妈！我妈！……”我来不及问，冲进她家，眼前的一幕太吓人了。女孩儿的妈妈，满头满脸是血，倒在沙发上，一个年轻人还在举着匕首朝她头上扎去。
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一把扭住他持刀的手腕，夺下刀，顺手把刀递给跟进来的儿子，让他拿走。这个凶犯不再挣扎，他说：“我不跑。”看样子他不过十七八岁，这时似乎已不再冲动。女孩儿的妈妈四十多岁，是位大夫，头上和后背被扎了好多处，手也受了伤，人已昏迷，必须急救。
我刚作过手术，身体虚弱，背她下三楼恐怕不行。同时我又怕行凶者会趁机逃跑，就命令他把受伤的大夫背下楼，我在旁边扶着。院子里已经聚了一群邻居。找了辆车，我送伤者去医院。同时让我那读初中的儿子押送那个小子到派出所。
到了医院急诊室，起先他们还不收，说不知是不是因为打架斗殴，需要派出所证明。真荒唐！我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才收下，开始抢救。没人帮我，一个人跑前跑后。要拍胸片，确定肺是不是刺透。我已经没有力气把她拖到台子上，是跪着推上去的。
抢救到接近午夜，头上十二处刀伤，后背三处，都止住了血，作了缝合，命保住了。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乏极了，手术的伤口隐隐作痛，但想着刚才干的这件事，感到整个灵魂洗了一个澡，洁净的感觉真好，真美。满天的星斗都格外透亮灿烂。
第二天我才知道那行凶的年轻人是邻居初中女生的男朋友，她妈妈发现女儿早恋而且怀了孕，非常气愤，约那男孩谈话。她的打算是如果男孩答应将来和女儿结婚，她就容忍了，让女儿作人流，往后二人继续正常交往。如不同意，就要找男孩儿的父母理论。
没想到那男孩非但不同意，而且动了杀心，准备杀了这母女然后“自尽”。我要是没及时制止了这个惨局，三个人的生命都将不保。
这个事件对我的心灵也是个突如其来的测试，唯其突然，其测试的结果才更能反映本色的真实。我有点儿暗暗地为自己高兴，因为它证明我还没有被多年的压抑迫害而扭曲，我还没有被改造成一个猥琐、怯懦、自私的小人，我还能自信灵魂的健康和干净，我还是我，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
但我的心又并不轻松，当静下来细想一下造成凶案的原因，不能不为日益严重的道德滑坡，特别是它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感到忧虑和沉重。
对我来说事件已经过去了，我期望的是安静休养几天，早日回到樵身边，早日恢复上课。但是，过了一天，一批来访者就来干扰我的生活。派出所、区、市公安局的干部和媒体记者纷纷登门。他们说，局长讲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见义勇为，刀下救人，抓了歹徒，干得这么漂亮，以前还没见过，一定要好好报道大力宣传。
这让我很恼火，本来这种事对我来讲简单不过，赶上了，能见死不救吗？干了就干了，一宣传就会涂脂抹粉锦上添花，就会走样，就掺杂了名和利，把我这件干净的事弄得不干净了。而且，一宣传人家就会刨根问底，让大夫家不好作人。
我很反常地一次再次拒绝采访，他们还不死心。后来我干脆不客气地说：“别宣传我。这年头，把谁宣传多了，都得臭。”这招儿灵，家里安静下来。
回到西宁，那位大夫的单位给青海师大寄来了感谢信，我没拦住，上了《青海日报》。好在由于我拒绝采访，所以只能发了条消息。不久后母亲来信告诉我，天津市开了一次公判大会，电视转播。那个行凶的年轻人判了十五年。他该谢我呢，还是恨我呢？
从此以后，每年天津肿瘤医院都给我发信随访，我都报个平安。这么多年，我不但没有做过放疗化疗，所有据说是抗癌的药都没吃过。但忧心如焚的父母给我买来的几箱芦笋罐头我不能不吃，因为他们听说芦笋治癌有效。
在樵的督促下，我吃完了这几箱罐头，虽然我并不确信它有什么疗效，重要的是为了安慰二位老人的心，让他们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真的在帮助儿子活了下来。
到现在，术后已经存活了二十七年，看来还会活下去。能如此，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不把可怕的事在心里怕起来。
四十六、又一次与大难擦肩
一九八七年我调回天津，结束了二十七年青海高原的生活。父母已是古稀之年，身边无一子女，若把他们运到青海去住，除非是存心让他们早早归西。而且，只有调走也才能让我摆脱系主任的工作，尽管我干得相当投入。总算感动了青海师大的领导，同意放行。
但是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调出，必须通过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批准，而得到他的批准几乎是不可能的。恰好我在祁连山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这时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他出了个点子，说系主任算处级干部，可以绕过教育厅，通过省委组织部调天津市委组织部。就这样暗渡陈仓调到了天津，副省长即使发现为时已晚。这是我受益于学生的又一件事，也是我当了几年系主任个人得到的唯一好处。
到天津，最先是落脚在天津外贸学院，一干就是七年多。到外贸学院教书，主要是因为学院刚刚成立，能分到住房。本来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想让我去，南开大学人事处也表示欢迎，都因没住房而作罢。天津外贸学院直属经贸部，当时是热门专业，录取分数高，学生素质不错。学校是培养涉外人员的地方，思想比较开放宽松。我教公共课的现代文学和古文，负担不重，还能抽空写点儿东西。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都顺心。我教课很认真，学生也认真，虽然不是他们的主课，却都当一回事，兴趣盎然。我与学生，与同事，与领导的关系都很融洽。学校起先还想让我当中文教研室主任，我说：“老刘干得好好的，干什么让我当？我好好上课就是了。”后来又曾打算让我当教务处长，我更不干了。我说我对经贸绝对是外行，这个工作我太不合适。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系主任，再背上行政职务，不是没病找病吗！
我想着重说说在这期间一件没有想到的事。
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季，一天在教学楼的门厅出现了一张匿名的大字报，题目是《评现政府的本质》。我路过时看过一眼，是对政府和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拿段祺瑞和“三一八”来说事儿，比较尖锐。对这大字报我并没太在意，虽然暗暗地被作者的勇气感动着，同时也为他揪着心。保卫处的嗅觉比较灵，把它当作件大事报告给了公安局。市局水平就更高了，把它定为大案要案，下令全力破案。随即公安局派专案组进驻学校，公安人员在学校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内查外调，下足了功夫。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和群众正式打招呼是在进驻学校一个月终于锁定目标之后。在全体教职工的大会上由党委副书记宣布：“经过科学的侦察，写反动大字报的人就在你们中间，应该明白党的政策主动坦白。你不为自己出路着想也要为家人想想啊！”我这时才知道“疑犯”不在学生中而是教师里边。哪位老兄要倒霉了，我想。
最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的早晨，樵突然被请到院党委副书记办公室谈话，巧得很，儿子也被他刚考取的财经学院叫去“帮忙”，我则被叫到办公楼谈话，家里空无一人。
接待我的是两个穿便衣的公安局干部，一老一少。他们拿出两张相片，相当客气地说：“这是那张反动大字报的照片，请你帮我们分析分析会是谁写的。”两个人一边给我相片，一边盯着我的脸，大概是在看我的脸色有什么变化。
看了这困惑了他们多日的大字报，同时感觉着他们急切的眼神，我笑了。我说，“早就听说这大字报文字水平高，字也写得好。今天一见，原来并不太高明。”我给他们指出四个错字。我说这种低级错误稍有水平的人不会犯。而且毛笔字也写得不内行。毛笔字讲究的是中锋行笔，这大字报的字大多是偏锋，显然是写钢笔字的习惯。
而且，大字报引了裴多菲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其实没弄明白这句的意思，结果用反了。大字报的作者想要说不要放弃希望，可是这句话如果由匈牙利语直译是说绝望和希望一样，都是骗人的。它否定了绝望，也否定了希望，用在这儿不是自相矛盾吗！
至于大字报是谁写的，我说“不知道，我帮不了你们”。
我这样谈了一通，两个公安能不能完全听懂很难说，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明白这大字报不可能是我写的。
这两位对我的试探无果而终，大失所望，离开了办公室。
等到我回到家才发现叫我出来谈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们进行了另一套行动。
家门打开，樵已经回来了，头一句就问我：“你回来过吗？”“没有啊。”我说。“那窗帘谁给拉上了？”樵有点儿吃惊。她说：“有人进来了，没偷东西也是私闯民宅，报警吧！”我一看，早上起来已经拉开的窗帘真的被拉上了。
我立刻明白了究竟，告诉樵：“搜查了！”
窗帘拉上肯定是为了拍照和搜查时不让对面楼里的人发现。进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搜集我的笔迹去和大字报比对。再看桌上我写过的东西，果然。台面上有一摞稿纸，是我为《中国文学大辞典》写的辞条《老舍》，已经定稿，用曲别针别好，正准备寄出。翻开这已经整理好的稿纸，发现里边竟有两张是反着的，真够粗心的，秘密搜查拍照竟忘了复原。
秘密搜查的同时很可能安放了窃听器，这是我合理的猜测。我们把能想到的地方找了一遍，没发现，大概是放得很专业。也许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不管有没有窃听器，我们对这种非法搜查的行径高声痛斥，要是有人窃听，更好。
接着我径直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提出抗议，我告诉他证据是窗帘和稿纸都没有复原。这位书记听了忍不住自己嘟囔了一句：“这些年轻人！”这就更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我向他抗议非法搜查，我呼吁不能再制造冤假错案，我要求找专家鉴定笔迹，还我的清白。
同事们听到这件事都愤愤不平。有一个老师是市人大代表，他建议我向法院起诉。我说：“你老兄不是孩子吧，跟公安局打官司还能赢吗？”我从图书馆借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无搜查证肆意搜查和私闯民宅当然是犯法的，依法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还是没有诉诸法律的不合时宜的幼稚的冲动。
一是我懂得中国的国情，而更主要是我相信如果不是彻底胡来，经过笔迹专家的科学的鉴定，必能还我一个公道。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和这大字报毫无关系并且毫不知情，我又没有仇家，无论如何不会把我抓去交差。“文革”早已结束，总不至再无法无天了吧。
过了四天，有了结果，够快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到家里来，说“问题已经弄清，排除了你的嫌疑。搜查很不应该，我代表党委向你道歉，希望你能谅解。”说得很诚恳。他才从高级党校学习回来，应该与此事无关，但还是表示承担责任。他刚走，公安局的一个科长也来道歉，还说笔迹鉴定是一门科学，不会弄错的，让我放心。附带的他请我帮他解释一下裴多菲这句话的意思。
看他挺虚心，我拿出《裴多菲传》指出话的出处，给他讲解了一番。他还想把书借去看看，不知道干什么，借就借吧。
两天以后专案组撤出了。走之前还是那两个公安找到我，向我征求意见。我只提了两点，希望以后，一、注意依法办案；二、好好学文化。
办案无果而终，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错把重点放在我身上，拖了这么久，等到发现目标不对可能已经错过了破案的最佳时机。所以直到今天它仍是个悬案，那位大字报的作者估计一直平安无事，如果不再闯祸的话。这么想来，虽然被冤枉了一些日子，却在无意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查我的问题，公安部门真花了很大力气。为了查我的原始笔迹，他们不但查过我在学校写过的很多东西，还让校办请我“顺便”帮他们用毛笔抄个通知，还到过我女儿的单位，到过曾发表过我文章的编辑部，甚至到过青海师大。这么一来，弄得这些地方的熟人、朋友都以为我“出事儿了”。
北师大的老同学张恩和专程到天津看我，他是从《文学评论》的朋友那里知道公安人员来调查我的问题。恩和刚坐定我就拉他到外边去说话，因为我拿不准窃听器还有没有。老同学知我有难顶风前来慰问我，吾不孤也。
那个窃听器还真不是我的猜想。办公楼里的同事曾经劝我提防，但我没有找出来。又过了几天，趁我和儿子都不在家，家里来了一群自称是派出所的人，说核对户口。他们把樵堵在书房说事，又一些人在卧室那边转悠。他们走后我们问邻居们，都说他们那里没人去查户口。
几年后我认识一个搞刑侦的老公安，闲聊中我说起当年这个案子和怀疑他们后来查户口的事。他肯定地说，那是去起窃听器。我问可能安在什么地方，他说一般会放在床下边，在床上说的悄悄话往往是真话。我们真是太没经验了。可是已经得到的这个经验希望永远不再用上。
又过了好久有同事告诉我，一次几个老同事喝酒，我当年的邻居喝多了以后大哭，说：“我对不起范教授，那次搜查是从我家阳台让他们爬过去开门的。”这位邻居是善良的，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有这种负罪感。
又是几年后，一位当时的院领导跟我说：“只差两个字就可以定案了。”多险啊，我离那个监狱的大门只差两字之遥！在我气愤于那些人无视法律侵犯人权的同时又庆幸他们终于尊重了科学和事实没有让我再次蒙冤。可是为什么会把怀疑的焦点集中在了我的身上呢？也许有各种因素，而我当过右派的“前科”恐怕也是其中重要一条吧？
经过多年的历练，我已经习惯于对人的理解和宽容，何况这次在最后关头还了我一个清白，我该念佛了。事过之后大家对我受到的侵害和冤屈虽然同情和气愤，但对我“得理也让人”的大度都很赞赏。不仅群众，领导对我似乎也更加和气更加尊重，那位党委副书记格外热情。
不久，澳门来函，澳门语言发展路向研讨会，邀请我去参加。刚发生侵权事件后我的这次出境，领导审批时有没有犹豫我不知道，但在开会回校后给了我一些感觉。
回校第二天在院子里碰见外办主任，他那是真的高兴，说：“你回来啦，这下我放心了！”让我忆起八零年从香港返回时那位“团长”的话。还是对我有些不放心，我笑了笑。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