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跟陶诗言先生做论文
我们除了继续上课以外，开始做“课程论文”，这是毕业论文之前的预备工作，是根据导师指定的论文主题阅读有关资料文献的一个综合报告。北大气象专业在物理系里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由一位副系主任负责，就是谢义炳教授。相应的也就有一个专业的秘书。他们给每一个同学联系指定了一位论文导师。有本校的教授、讲师，还有中央气象台和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科学院当时名气大的研究员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杨鉴初等，各带一到三个人不等。
陶诗言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听说他这个人的特点是研究比较实际的天气学问题，有比较丰富的实际预报经验，在我国当时各地的预报业务人员中间特别有威信。叶笃正是研究动力气象理论的；顾震潮当时在研究应用数理方程做预报的数值预报；杨鉴初则研究很不成熟的，纯经验性质的长期天气预报。看起来叶和顾的研究领域属于气象学里比较严谨和高深的，但这个领域当时的水平都还很不成熟。所以我倒觉得开始阶段多接触一些实际天气学经验现象也好，乐意跟陶先生做。
从我们那里走到中关村的科学院不远，一直听说在那里要建设成一个“科学城”，可以想象出一个雄伟壮观的前景。实际上那个时候（以至后来几十年），那里都是些很简朴的两到三层楼的灰色裸砖房、泥巴路。办公楼和宿舍楼杂处，陶先生的家和所谓的“筒子楼”差不了多少，记得大概是一个稍大点的房间带一个很小的房间。他说话有很重的江浙口音，口吃（但比叶企孙先生轻度一些），方脸，头发有点花白了，但那时他不过就是三十几岁。他们几个地球物理所的台柱子，除了所长赵九章以外也都大致就是这个年纪。可是在我们这些学生的眼里都是老前辈了。陶师母也是江浙人，见过两面，很客气。
陶先生叫我做关于东亚寒潮的论文，指定我阅读的几篇中外文献中有李宪之先生的两篇。那时候中国的天气学研究文献实在还非常贫乏，李先生这两篇可以说是寒潮研究的经典了，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是他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寒潮，他这篇文章是三十年代的。那时中国的气象观测纪录少得太可怜，他研究了四次寒潮个例（台湾那边叫“个案”，英文叫case），要从极少数地面站（那时没有探空气象站）的观测纪录找到寒潮冷空气的源头、爆发侵入的路径、天气形势背景、活动方式和特点等。还要从这仅有的四次个例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我把他的方法称为“考古学”的，也可以说是福尔摩斯侦探式的。特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获得的气象纪录（也就是抓到的星星点点事实痕迹）里面包含的信息榨干用尽，高度调动起知识、想象力和逻辑思维，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来。这一种科学方法决不像数学那样有精致、对称、完善的美。相反的，它的魅力就在于不完善。需要利用残缺的碎片拚接出完整的图像，在这过程中为窥见了重要的结论而惊喜，为留下空缺和悬念而继续牵挂。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后来毕业离校经过十一年的颠沛和学业荒废之后才有幸遇到第一个机会参加一项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那就是调查1935年7月发生的长江流域历史上有气象记录以来雨量最大的一次暴雨及其产生的洪水的真实情况，并且研究这次暴雨的成因机理，以及分析判断发生在清江下游的这样一场暴雨有没有可能“移置”到请江上游。它关系到长江流域水利建设的重大决策：作为未来三峡水利枢纽的试验工程，在“先上长江葛洲坝工程”和“先上清江隔河岩工程”之间作出取舍。我承担的任务是分析这次暴雨的成因机理。这一项工作的特点恰好用得上李先生的那套“考古”方法，我可以说是把它用到了极致。我当年跟陶先生做的毕业论文被紧接而来的“运动”打断而草草了事，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结果，也就没有发表。而十一年后的这项工作则经过了几次全国性专家会议论证答辩，被肯定，作为中央水电部刊行的该项调查研究报告书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可以算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后来正是陶诗言先生主持编写的专著《中国之暴雨》把我写的这一章节的内容作为肯定的结果写进去了。所以不妨说我真正的毕业论文是在十一年以后完成的，只不过题目由寒潮换成了暴雨。
2、小插曲——想转学自然辩证法未遂
自从1956年回上海过完寒假回北京，进入三年级第二学期。基础课的大部分（也就是基础的基础部分）差不多快上完了。重点进入专业课－－天气学和动力气象学。我们号称物理系学生，此时的物理课进入到我最向往的最精妙的现代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部分—基本粒子、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光的本质（波粒二相性）等。在物理楼阶梯教室上课，讲课的是汪永铨讲师。但课堂上都只有一点皮毛的介绍；提出了问题和基本结论；听到了一些人的名字－－玻尔、德布罗意、史包尔斯基、普朗克等等。整个感觉是在走马观花，一掠而过。原因大概是大学只有四年的时间，而这些东西与气象学没有太大的关系。数学课到后面的内容虽然更有直接用途，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等部分对气象理论研究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但老师也在潦潦草草的开快车。也许是因为到了高年级更需要依靠自学，所以课堂上从简，而实际上那时没有更多的自学时间，我还当着团支部书记，虽然自己已不像过去那样主动积极，布置下来的工作还是那样多，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花很多时间埋头在图书馆里啃书。几门课都是囫囵吞枣来不及消化，心里感到惶然，体验到一种特别的失望。
动力气象学和天气学有相当深度，但以当时达到的水平，离解决实际问题还很远。因此那时初步接触以动力气象学为基础的数值预报课程，对它的前途，头脑里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逐渐地，我对于当初“响应号召服从组织”进了这个专业将来终生投身气象实在有些不甘心了。但是我想不出到底如何去改变已经走着的路，三年级了，转物理专业为时已晚，何况半年前肃反运动中班上刚刚把几个闹转专业的人当作“反动小集团”来批判过。这些心病加上政治上感到的困惑，我那时已经找不回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泰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大概就在做课程论文的前后这段时间，由于毕业的迫近，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生就搞气象了。总而言之我不大情愿了，我的“探究自然终极奥秘”的情结还是没有解开。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转到理论物理领域已经完全不现实，能考虑的只有哲学。我想的是统领自然科学思维而且作为自然科学深入的终极那个哲学，而不是从孔孟到王阳明到冯友兰那种哲学。那时据我所知著名的党内理论家于光远带着一些人在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虽然对于他们的工作能够有多高水平心存疑问，但这个研究方向我是很向往的。
我开始行动，首先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哲学系主任冯定，我说过我早几年读过他写的那本通俗的哲学书《平凡的真理》，也读过他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纠正当时党内理论界偏激论点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大区”党政机构撤销时他由华东宣传部副部长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到北大以后我去办公楼小礼堂听过他的一次报告。我的信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希望他能够支持和帮助我实现这个目的。不久以后我接到他亲自写了让物理系转交我的一张字条，说这件事要通过组织手续，要我向自己系里提出来，否则他不便插手。
我知道要让我们系里同意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给于光远写了一封类似的信。隔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一封邮寄来的回信，是由于光远的秘书代写的。其中大意是说我有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不必要脱离具体的自然科学工作来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相反的，在深入探究某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自然辩证法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总而言之那个时候鼓励提倡的是老老实实安安心心服从组织上现有的安排，都只会劝你不要再三心二意自己去折腾了。
3、谢绝了去团中央报刊当编辑的邀聘
正当我还在捣鼓这件事的期间，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一男一女，男的大约三十岁不到点，个子比我略高，戴深色框架眼镜，穿黑呢子长大衣；女的有三十以上，略显瘦小，素雅文静。那位男的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李禹兴，这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女的立即插进来自报：“麦梅”。这个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倒是在这之前是不是有人事先通知了我，记不清了。所以我说的“不速之客”不一定准确。李禹兴把来意详细说明了一下：他们这两个单位以及《中国青年报》报社都是属于团中央宣传系统的。他说不久之前我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那封信已被登在《内部参考》上，宣传部门内部对这封信很重视，他们都看到了。按他的说法，他们都认为我这封信里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非常好，他们近来也正是在认真考虑这些问题，要对宣传工作面貌作大的改变。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要开辟新的栏目，大力倡导独立思考、自由讨论。具体的我当时没有听清楚，我想大概就是指的后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的《自由论坛》等新栏目。他说，为了这个目的，宣传部门现在很需要我这样思想敏锐、看问题深刻、能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年轻人。团中央领导上派他们来找我征求意见，问我是不是愿意参加他们书（中国青年出版社）、报（《中国青年报》）、刊（《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大概为了说动我，他举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青年作家刘绍棠。李禹兴说：“他和你一样，也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年轻人”。我当时只知道王蒙，没有看过刘绍棠的作品。到了“反右”的时候他才成了有名的“反面教员”，的确也像李禹兴说的：“和你（即我）一样”，成了“右派分子”。最近我才知道还有一点“和你一样”，刘绍棠原来也是北大学生（中文系的），入学之前就发表过几篇小说，有“神童”之誉，也就是早一两年被团中央中途“挖”去，中断了北大学业，进入宣传部门的。起先校方不同意，是胡耀邦亲自干预才办成。
我当时明确地谢绝了这个邀请。虽然我对于改变党和我国的政治思想宣传教育、新闻、文艺有很强烈的激情和期盼，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投身到这里面去，更不用提把这当作自己的职业。
后来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学物理的人有追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什么事都喜欢往深里想，对国家大事也是如此，所以意见多。好些“不同政见者”都是物理学家，但是真要叫他专门搞政治，他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倒是顺便对李禹兴提到了已在设法转学哲学的事。他们大概是听我说得很干脆，就没有勉强。李禹兴动员我给《中国青年》写稿。在闲聊到校园生活时，他得知我喜欢跳交谊舞，于是他告诉我团中央小礼堂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舞会，欢迎我去，趁此也可以和他们那里的人物接触交谈。
4、我发表在《中国青年》和《文艺学习》上的两篇文章
过了没有几天的一个下午休息时我就在宿舍里写了一篇稿子，是抓了几张废纸在反面打草稿的。誊写的时候也没有正式的文稿纸，好像是撕下几张笔记本的纸来写的。李禹兴要我反映一些大学生里面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专门谈了这两年来在这方面所见所想。谈了学校里的政治理论课的死读硬灌；接触知识的狭窄单一；文艺阅读受到的限制；学生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党团教育专门塑造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想的人；排斥自由讨论和争论等几个方面。用了个《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做题目。
礼拜六吃过晚饭我就进城找到团中央机关去参加舞会，顺便把稿子带去。记得好像是在城里的北边儿，那是一个院子，但不是四合院，而是所谓“大院”。里面有一群平房或两层楼的房子，比起上海团市委来，房子是多些，但没有那么“洋气”。《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设在里面，好像是和别的宣传出版单位合用一个楼。我找到了李禹兴，他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同事，现在都忘记了。
交了稿子谈了些话就到小礼堂去跳舞，舞会还没有结束我就得出城回校了。后来李禹兴一个人又到我宿舍来了一次，说我这篇文章已决定要发表，并送来了“大样”要我仔细校对。我觉得有些字句他们给我改了，但是看着大体意思差不多，根本没有在意，脑子里也没有什么“文责自负”的概念。反正是自由讨论问题，没有把写篇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所以我基本上只注意纠正一些排印的错误。也记不清是当时让他带回去还是过后寄出去的。后来才发现我的这点粗心大意叫我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
在我写到关于大学生脱离现实生活的时候提到其中有一种客观原因就是有些非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和家庭亲戚朋友的关系疏远了，这样一来隔断了与社会生活的自然联系，只剩下了很单纯封闭的校园生活，（我自己就多少有点这样）。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紧接着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甚至形成了‘六亲不认’的局面”。我的原稿中本来没有这句话，是编辑给我加上去的。当时报刊上是曾反映过社会上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看得出采用这样字眼的人在感情上和党是有对立情绪的。如果说我当时有什么“不同政见”的话，就如前面已经说了许许多多的，集中在一点就是认为党不应该在思想领域内用强制手段限制自由，限制人的独立思考，忧虑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害。所以我文章里那句话要表明的观点就是；“脱离生活实际造成思想简单化”，并不含有“共产党冷酷无情”的意思，而显然他们给我加的“六亲不认”就含有后面这个意思了。看到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和自己本意不符的话心里难免有点别扭，但既然在校对的时候自己疏忽过去不能怪别人，只好算了。
可是后来叫我哭笑不得的是，“反右”开始以后，就是那位来邀请我参加编辑部，动员我写稿和操办我这篇文章发表（责任编辑）的李禹兴马上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专门批判“六亲不认”这句“右派言论”的文章。说这是右派分子（我看他还有点羞耻心，没敢点我的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看到这篇文章当时真是把我搞懵了，直到后来我稍微有了点在这个社会里面的社会经验，才明白在“宣传战线”上吃饭的这位老李总是得这样做的。很可能这句话本来就是他改稿时给我加上去的，也许他是赶紧表白自己特别反对这种言论，把它全赖到我头上。但这好像太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是，原稿和修改笔迹都有案可查，他已经赖不掉了，因此赶快写这篇批判文章表示悔改态度，“将功赎罪”。
在投了这篇稿子以后不久，又有《文艺学习》杂志的一位编辑来找我约稿。这个过程在我印象中没有前面一件事那么深，来的是何等样人以及谈些什么都记不清了。为什么他会知道我、找到我？是不是也是看了《内参》，如果不是，那就只有是看了我给《中国青年》那篇文章，因为那里面也谈到了文艺作品阅读问题。总之我又应约写了一篇东西去，篇幅和前一篇差不多。内容主要是“抱怨”（这是《参考消息》中翻译的外电和国外评论中的常用词）解放后文艺界受到太大的思想和创作的束缚，包括小说、电影片等各类作品普遍离开了真实的丰富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变得简单、一律、干巴巴、枯燥无味。这样的东西要想教育人，却实在难以打动人，因此也就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原文我现在没有找到，只记得其中我举了中外的古典和现代作品，甚至包括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的我国的革命和进步作家的作品与我们现在的作品对比，都没有这个样子的。我疾呼要解除党政方面对我国文艺过多的干涉、强制和束缚，让我们的文艺重新自由地繁荣起来。这篇文章用了“陶蒂”这个笔名，因为我那时很赞赏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观点。
后来这篇文章也发表了。先前还没有想到我为此第一次有了收入：《中国青年》稿费54元、《文艺学习》60元。这加起来和当时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以后两个月的工资只差四块钱。（至于“反右”以后，大学生的起步工资马上普遍降了一级，所以我那次的稿费比他们两个月的工资还多九块钱）当然就为了这些事，结果我走出学校后多年拿不到正常人的工资了，由于我的工资减半，四个月算下来就把那笔额外收入亏光了。这是后来人家开玩笑替我算的一笔帐。不过那时我为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很得意，因为这样一来毕业前在学校里剩下的最后几个月就再不需要家里给我寄生活费了，还绰绰有余。我在海淀买了一件针织短袖翻领衫，穿着它拍了毕业集体照和个人证件上需要的两吋半身照，我心里还计算过我发的这笔财可以买多少件这类衣服。
快到年底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又一个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迫不及待地读了，却心里更加茫然。我虽然不懂实际的政治，对文字言论到底还有一定的敏感性。一看就感觉得到这篇文章虽然有意在表面上尽量和几个月前的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保持“连续性”，但味道显然不同了。前一篇文章基调是表态赞同苏共二十大的精神，显示和苏共现领导保持一致。当然十分谨慎和留有余地，暗含规劝不要走得太远的意思，而且还特别着重维护了中共自己的威信。《再论》却在同样的“公允全面”的文风下，把重点转了过来。着重为斯大林作辩护，说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是主要的，晚期错误是次要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批驳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的产物的说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明确提出这个观点），强调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别的许多背景情况我当时全然不知，只是感觉到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第一篇评论）的时候，“我们党”显示了自己比别人更有先知先觉，早就避免了斯大林的错误。因此可能成为国际共运中纠正斯大林错误的带头人。那个时候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是从什么内部报告中听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对斯大林的一些错误“指导”常有抵制，因而曾被斯大林看成是“中国的铁托”。而《再论》发表之后，中共则以“三七开”的提法成为斯大林遗产最坚定的捍卫者。当时我虽然对此有点茫然失望的心情，但这个转向似乎又可以解释为“我们党”成熟而顾全大局，甚至可以说：“表现了毛主席的高风亮节”，所以我的态度也只有“留待以后慢慢领会”了。过了这么多年，知道了更多的事，才知道包含在这里面的政治权术学问之精妙。
每一次实习我都要在这里记述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离开校园接触社会的短暂时间，多少留下一点五十年代社会现实的鳞爪，只不过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气象这个行业。
最后一个寒假我们又出去进行第三次实习，实习内容是天气预报。我又被分派到东北，不过这次是到沈阳中心气象台，当时东北唯一的天气预报台。我已经向陶诗言先生交了“课程论文”，要最后一学期才正式开始做毕业论文。出发去沈阳之前陶先生交给我一本他刚刚拿到手的美国最新出版的《Weather analysis and prediction》（天气分析和预报）教程，作者是Peterssen。这本书已开始把一些动力气象知识吸收到天气学中来，引入了最新的成果，包括当时年轻的Charney和Eliassen关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新理论，后来被认为是经典的贡献。这本印刷装订精美的原版书，当时国内还只收到寥寥几本，在几个“权威”手上。陶先生自己还没有怎么看就先交给我，他对我的毕业论文是寄予厚望的。他已对我透露过，学校在联系指定学生论文导师时就让几位权威的导师在他带的几名学生中考察选择他所中意的人才，经与校方协商，毕业后分配到他那里去，而他这时已经和系里谈好确定我分配到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以我去沈阳的行李中多了一本厚书还加上一本英文字典。
在沈阳的那些天是一片冰天雪地，除了有一个晚上和气象台的人一起乘他们的卡车集体去看了一场电影，基本上在那里没有上过街，成天呆在台里做实习。预报科的预报人员有三个比较老的，一个叫周琳，戴深褐色框架的眼镜，经常穿着深蓝呢子大衣，看上去年纪不比谢义炳、陶诗言他们小，是工程师，那时的工程师都是留用的解放前的气象科技人员。还有两个稍微年轻些，一个身体比较魁梧，穿黑皮夹克，像飞行员穿的那种；另外一个其貌不扬，头型长腿脚短，穿著也土气。听口音他们两个都是东北人，姓名我都忘了，只记得其中至少有一个姓赵。
后者被指定带领我们的实习，为什么我倒记得别的一些人的名字反而忘了他的名字呢？因为他有个外号叫“奶牛”，台里的人都叫他：“奶牛”。我们和他打交道中也很少唤人，所以他的名字忘得很快。这个外号也许和他的形象有关系，但是从他负责我们的实习工作中看，这个人认真、勤恳、而且特别朴实，倒真有“牛”的脾性。
其他的预报员年纪都是二十几岁，基本上都是军事干部学校短训班出来的，其中好像只有一个周鸣盛是北大气象专业专科（比我们早一年进校，早三年毕业那个专科斑）毕业的。他是上海人，后来八十年代我和他在学术活动中有几次接触，那时他已在天津市气象局当总工程师。他们分成三个组，每个组大概是四个人，轮流值班，好像每个组连值三天。组长就是领班，都是男的，比较有经验和能力的。其中还有一个上海人，叫曹汝吉，长得比较“精神”，看来也比较精干。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怎么听到这个人，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见到他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全国性的实用气象刊物《气象》上。虽然这样，但由此知道他仍旧在沈阳气象中心，而且应该是那里实际预报工作的重要骨干。
做天气预报的第一件事是分析天气图，做辅助工作的填图员把通信组收到的各地气象观测信息用专门的符号填绘在印有地图背景的“底图”上。“分析”就是从分布在图上的数字和符号，得到描述大气状况的整体图像，把“系统”、“形势”、天气情况的分布等描画出来。那时人员的训练水平不能说高，资料也稀少，但是他们分析一张天气图却比我自己后来当预报员那个时候仔细得多。我记不清除周鸣盛以外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叫什么，我看见他边“画图”边抽烟思索，一张图要磨个把小时。我们六十年代当早班的清早起来，一进值班室半个多小时内要把填图员当夜班时填好放在桌子上的五、六张大图、小图基本勾好，匆匆一看就要拿起电话给电台和报社发送第一次预报了，那是“大跃进”的后遗症。
上午上班就开始准备“预报会商”，值班预报员紧张地看挂在墙上的各种图表，边看边酝酿，然后由领班主持讨论。那位穿皮夹克的有时也参加，还有“奶牛”因为我们几个实习生每次都参加听会商，所以他也来。但是他们两个都不是普通值班预报员，好像也算是工程师。从那时直到“改革开放”前没有“高级工程师”的称呼，但工程师里面有不同的技术级别。有重要天气情况的时候工程师周琳也来会商，后来听说他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在全国的气象工程师中被打成右派的极少，他是特例。那时我们和他接触很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东北听天气会商比较容易懂一些，因为那里地处较高纬度地带，和欧洲、美国近似。我们在学校学的那时所谓“现代天气学”基本上是以Bjerknes为首的挪威卑尔根学派和美国Rossby学派的，所以我国东北的天气系统特点和课堂上学的对照起来都比较典型，后来在长江流域当预报员，看到的情况就有很大差别了。
回到北京不久就开始做毕业论文，多次跑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关村的“科学城”（即中国科学院的房屋群）真有点像诸葛亮摆的“八阵图”。一走进去左拐右转的想找到地物所的房子很不容易，我每次都记不住，每次到那里都得费时间摸。那时我们前面的北大气象专业同学分到那里工作的还极少，我在那里遇见的只有1956届刚分去不到一年的李麦村。和李同一届的曾庆存、周晓平、纪立人等则都是毕业后留学苏联回国再去科学院的。所以我如果像原先陶先生说的分配到那里的话，就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后来其主要部分单立，改称大气物理研究所）第一拨“元老派”之一了。
那时候中央气象台刚从美国弄来一批北半球高空天气图，是不容易得到的资料。陶先生自己分析后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东亚寒潮爆发的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极地（北极）低压边缘从北美射向东亚的一支急流引发的。陶先生的优点就是很善于抓住有意思的现象。他带我去看了一次图，以后让我自己常去。但是没有过多少天之后就完全被接二连三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分了心，我的毕业论文就那么糊里糊涂混过去，最后到底做成了个什么样子，自己脑子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严格说是不了了之。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