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生记忆
四十七、我和老舍的缘
现在，说说我一直到现在也割舍不断的对老舍的关注吧。
我跟老舍，有缘，又没缘。
我的原籍并不是北京，可是我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我在心里总是把自己当作北京人。我爸爸是个普通职员，并不富，也不穷，可是我家从小住的就是小胡同，周围有破破烂烂的大杂院，那里有做小买卖的，拣破烂的，也有拉车的，干什么的都有。
我爸爸喜欢书，虽然书不多，但从我开始认字就知道书架上有好几本是老舍的，《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猫城记》《微神集》都有。爸爸是穷学生出身，从小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气，所以天生的喜欢老舍吧？我爱看书，才上小学，识字不多，也似懂非懂地翻着看老舍的书。更深的意思我不懂，可那里边写的话，我熟，那里边写的事和人，我常见。
就说祥子吧，我在北平上小学和初中是四十年代，祥子这样的拉车的随处可见。有体面的，在东交民巷拉外国人，或是拉包月，更多的是衣衫破旧瘦骨伶仃的，象后来的祥子，象老马、小马那样的。拉洋车的挨打，挨日本人打，后来是挨国民党伤兵打，是常事儿。
拉车的惹了交通警那也了不得。警察把车上的座垫儿拿走，你就没法儿再拉了，也没法拉回车厂子交车了，真是一点儿辙没有，只好央告警察，什么时候他消了气，心软了，才能还给你。一回我上学路过王府井南口，一个警察把一辆洋车的垫子扔到交通伞上边，让拉车的干看着。等我中午放学回家，垫子还在上边呢。拉车的这一天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哥哥比我大两岁，刚上初中，他看了《骆驼祥子》，对结局大概是不满意，自己改写了一段。说是祥子最后走投无路了，正在发愁，抽着拣来的烟屁股，忽然听见军号响，精神一振：对呀，参军去！后来就上前线了，成了个战士，打日本去了。我不懂什么深刻性，什么真实性，祥子是好人，他不该象癞皮狗那样没出息地活着。哥哥写的，我还是真佩服。
四九年以后，老舍的名字在报上就常见了。他写的比哪个老作家都多，我有点为他得意，似乎觉得老舍是属于咱们的。《龙须沟》我是流着泪看的。三反五反还没完，《春华秋实》就上演了，我赶着去看，去受教育，去恨那些不法资本家。提起老舍，我就觉得特别的亲近。他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替他高兴的同时似乎也“与有荣焉”。我那时连演个小节目，说段相声，也爱找老舍写的段子，我把他整理的相声《绕口令》背得烂熟。尤其因为这时是住在天津，而说着老舍写的地道的北京话，觉得是乡音，特别舒服。
及至老舍写《西望长安》的时候（一九五六年）我早已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了。老舍是响应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号召，仿照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写的。我看过《钦差大臣》，拿《西望长安》和《钦差大臣》比，说实在的，远远不如。可是我不大愿意这么承认，我学的那点儿文学理论支撑着对老舍的偏爱。
我是学中文的，而且也喜欢戏剧，又是在北京念书，老舍住在灯市口西街（原先叫“迺兹府”），这儿我太熟了（我曾经是灯市口大街育英学校的学生），怎么近在身边的大作家老舍都没见过一面呢？我并非不想见见老舍，听听他谈谈文学，谈谈生活，哪怕是随便聊聊北京的事儿呢。我尤其想听听他说话的声调，接触接触那亲切的眼神。我期待着有一天去拜访我这位老师又是“老朋友”－－我这么以为。
可是我一向看不上那种追星族，缠着名人，照张合影，要个签名，当作跟人显摆的本钱，我不能这样。掂量一下自己，凭我的水平，就是见了老舍，我能跟他聊些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呢？不着急吧。往后机会多着呐。等我多少有点水平，有点成绩，再见他不是更好吗？
谁知没过多久，这机会就连想也不用想了。一九五七年，我在二十岁那年打成了右派。很长时间，我像掉在一个恶梦里，怎么也挣不出来，怎么也弄不明白，我爱国，我爱社会主义，可我是“右派”，是反革命，我不明白。我想起了祥子碰到的“罗圈胡同”，我想起“月牙儿”。
我，一个右派，怎么敢见老舍呢？老舍是同情祥子的，不管他后来怎么学了坏。老舍是同情“月牙儿”的，哪怕她后来不太干净。可是只要你成了右派，老舍是不客气的。没见老舍批判吴祖光的文章吗，那还是他的好朋友。这时，我觉得那个亲切的善于理解人的老舍离我远了，或者说我远离了他。
然而，过了不久我却有一个机缘更多地了解老舍。那是两年以后我从被监督劳动的西郊农场减轻处分回到学校等待分配的时候。离分配还有几个月，我暂时被安排在一个教学班让我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
大跃进了，大学不能再按老步子走了，不能听资产阶级教授的课了，革命青年要自己搞科研，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巴金已经让上海抢先批判了，北京师大不能落后，咱们批判老舍，这大概也是上边的意思。他们说，老舍解放后一直很红，所以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更有欺骗性，而且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
我一个右派，当然没有资格搞科研，他们让我搞资料，就是借书，收集老舍的作品和有关的材料，说这就是弹药。我每天跑北京各大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这就让我得到一个方便条件翻阅老舍更多的作品。而这么一来我倒更确信老舍的真诚、正直和他非凡的艺术才能。然而看得越多我更为他揪心。
他在《赵子曰》当中对荒唐的学潮的描写，会不会给分析成“诬蔑革命？”祥子最佩服的曹先生难道不会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证据？最要命的是《猫城记》，它讽刺的“大家夫司基”和“哄”被分析成反苏反共是轻而易举的事。我简直不想把这些“子弹”交出去，却又不可能。我只盼望他们认真通读老舍的全部作品，那就可以全面认识老舍，不会误解他。可是这种批判一向是不需要通读作品的，断章取义在有些人是最便当的武器，可以不费力气地一下子就抓住“本质”。我自己就深深领教过它的厉害。有了这个理解我才悟出来，在反右当中老舍只能做那种选择，大概就因为他有他的“短处”和难处。
后来老舍批判组的大作据说已经发排，临时被不知什么高层领导压了下来，让这些立功心切的反修战士们感到十分扫兴。老舍免遭一难，我偷偷地为他庆幸。但现在想起来，倒不如当时就公开批一批老舍，让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像巴金那样，在文化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不至于感到突然，说不定他还能活下来。（他们的大批判文章并没有白费劲，“文革”当中加了加工，作为鞭尸之作终于在《北京日报》上面世。）
没过几个月我就被发配到青海的祁连山，戴着帽子，工作考查。在高寒的山里整整呆了十八年。放牛，烧灰，拉煤，敲钟，后来是教书。在挨饿，苦熬，被整，受辱的日子里特别容易想起老舍写的那些苦人，觉得自己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那些祥子们月牙儿们挨得很近。找到两本老舍的书，想学学老舍的苦笑，学不来，苦有了，笑不出来。
但平静一些的时候读它，那里有北京的景，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儿，北京的味儿，那是我打小就在那儿活着的地方啊。北京的一切像伸手就能摸着一样，让远在塞外背井离乡的我觉着那么亲切。特别是那好听的北京话，那乡音，读起来在我是一种享受。
文革开始不久，我得到一个坏消息。在青海我有个朋友老苗，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老舍夫人胡絜青。他去北京探亲回来告诉我，在王府井的街头他遇见了胡絜青，红卫兵命令她在那儿给他们卖小报。胡絜青流着泪对老苗说：“老舍，他走了！……”
啊，我再也不可能见着老舍了！
望着窗外无边的暗夜，很久，很久，我说不出话。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二十二年的冤案“改正”了，被调到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老舍成了我教学和科研的一个重点，是我最偏爱的一个重点。
然而我进入老舍研究的队伍还多少得感谢那偶然的机缘。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天的一天，我的一个山东的同行告诉我四月下旬在青岛将要举行第二届老舍学术研讨会，问我想不想参加。这正是我盼了很久的机会，就立刻回复：“你想办法给我发个邀请来吧。”参会必须提交论文，在这之前我只发表过几篇关于鲁迅、诗歌流派、戏剧的文章，老舍的我还一篇还没来得及写呢。时间很紧，但我心里倒有底，因为我的现代文学讲稿很详细，而且都是自己的东西。
我从讲稿里选出关于《月牙儿》的部分，在这基础上写了篇《论〈月牙儿〉及其在老舍创作史中的地位》。就这样，拿上这张入场券，匆匆赴会。本来我只是想听听如今大家是怎么研究的，都有什么新鲜的见解，长点见识，而且青岛的海景、樱花也是很吸引人的。更何况顺路还可以爬一次泰山呢。去风景胜地开会几乎是那年头老九们能享受一下旅游的唯一的机会。
谁知在开全体会的头天晚上，组委会通知我明天由我首先宣讲论文，而且让我放开讲，不受每人不超过十五分钟的限制。我这个“蹭会”的，被抓到前台亮相，完全没有料到。我使劲地推辞，结果是告诉我，从近八十篇论文里选定我第一个讲，而且全文宣读，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日本代表团参会，要跟他们比水平。（和外国人一起开会在当时还是新鲜事，所以中国人还很有些戒备和争个高下的心理，后来习以为常，再没了这种情绪。）把我抬举得这么高，让我更惶恐了，好像是把我这样一个从没参加过比赛的运动员推到大赛上去担纲，这个责任大了。我并不怕当众讲话，但我确实害怕砸在我这个新手的手里，说什么也不愿上。然而终于拗不过，只得服从组织。
在青岛黄海饭店二十层楼的大会场，二百多人悄然凝神听我讲了四十多分钟，讲毕，全场振奋，好像是我在国际比赛上为咱们挣了分儿。相识不相识的纷纷伸过祝贺的手，一片赞扬之声。
我敬佩的戏剧家于是之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讲得好。没想到一篇《月牙儿》能琢磨出这么多东西。”知道我经历的人说：“没有你的遭遇写不出来。”一位辽宁大学来的老师曾经与樵同事，她说：“听了你的报告，我更理解了王世樵为什么能对你始终不渝。”这大概是最使我感动的话了。
后来成了我的哥们儿的老兄王行之则不无誇张地管我叫“天外来客”。因为我是从青藏高原出人意料冒出来的。《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王信过来要稿子，我说已经给了青海师大学报，他让我要回来，说“实在要不回来我也发”。
《论〈月牙儿〉》在《文学评论》发表后，有十多家报刊转载或评介。人们对它评价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是文章里有一个活着的我，它溶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是用自己的心来感受和表达的，文章有了感情，有了个性。写法上则完全不管正统的模式，有点儿不像论文（后来就越写越不像论文了）。凭心而论，不是我的文章写的有多好，而是人们对多年来僵化的思维和连篇的套话太厌烦了。
接着，在成立中国老舍研究会时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后来又“提拔”我当了多年的副会长和学术顾问。我觉得这个学会会风比较正，是真的在搞学术，它不以关系和资历取人，我愿引为同道。会长是吴祖光，是我敬重的正直的前辈，更让我有一种亲近之感。
其实在写文章上我一向是个懒人，这在圈儿里几乎是公认的。我的研究成果远不如很多同行丰富。但是学会总有年会、国际研讨会和其他活动，既然去参加就不好意思空着手。虽然显得被动，可我写东西从来不敢敷衍草率，总要守住一个固执的主意：无自己的见解不写，无真情不写，无现实意义不写。特别是最后一点，我总想把我的研究跟现实有些联系，从那或多或少的社会意义当中找一点儿安慰。
就这么，被动里掺加着热心，我琢磨出一点儿写一点儿，涉及到哲理、抒情、道德、象征、语言、音乐性等多个方面，我尤其想破解老舍内心世界的矛盾、变化和痛苦。有讲的机会，我就讲讲，在《百家讲坛》，在中央台电影频道，在上海台的《大家》，在东京的老舍读书会，在大阪的日本老舍研究会年会，在香港，在澳门，在罗马，在课堂内外。这期间，我还给以日本读者为对象出版的《正红旗下》无偿地作了比原文还长的详细注释。
不久前，花了一年的空余时间把八十多万字的《四世同堂》压缩成一个二十五万字的精华本，为的是方便更多的读者。直到今天，我从南开大学退休已经十六年，还没有和老舍分手，有些新的想法冒出来，还免不了写一写。
为什么我如此痴情地关注老舍？最初的动因很简单，是他人好，书好，死得冤。在近三十年的途程中目的愈加自觉，那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加深对老舍价值的理解，认识一个真实的老舍，了解后来那个跟风、附和、听话和积极的老舍内心的状态，进而去明白这样一个罕见的天才作家在一个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中是怎样被扭曲和扼杀的，从而产生由点及面的感悟。
但就在今天也不可能像老舍梦想的那样“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迟到的老舍》，阐述自由主义作家的老舍四九年后的惶惑的坚守。我认为他至死内心仍然是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个国际老舍研讨会上，我的宣讲反响强烈，议论纷纷。我问在场的一家权威刊物的编辑他敢不敢发表。他苦笑了一下表示不敢。
后来在我心仪的一家刊物上发表，还入选了该刊的《年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的散文选。然而其中被认为比较敏感的一节和若干字句被删去了，大概是出于保护我的好意。另一篇《礼义廉耻与老北京人》发表时关于“普世价值”的内容也被删掉了，我知道这是上边的规定。而《〈猫城〉断想》发表时删去的“敏感”部分多达九百多字，有点儿可惜。
看来，当年悬在老舍和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阴魂还在。樵是个极为明白的人，她多年来一直在敲打我，让我认清大局，学会自我保护。的确，我应该时时记得自己是立足于中国这个现实，不能忘乎所以。德高望重的吴祖光先生在担任了老舍研究会会长十五年之后被上级的“年审”审了下来。没有通过的原因并不是他有任何的为非作歹和一丝一毫的腐败。这又一次印证了樵的清醒。
我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我不是“专家”，只是半瓶子醋。这不是作秀，也不是自谦，是藏着深深遗憾的真心话。我心里明白，由于政治对我命运的捉弄造成自己基础的浅薄和知识结构的缺陷，底气不足是必然的。有时我自暴自弃地为自己开脱：一场马拉松，已经过了半程，我才起跑，能赶得上吗？我常常用被耽误的事实原谅着自己的懒情。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为了纪念老舍辞世四十五周年，在老舍故居的院子里举办了一次老舍作品诵读会。先生当年种下的柿子树如今已是参天大树，它伸展着茂密的枝叶为聚在丹柿小院的晚辈们遮挡着炎炎烈日，播撒着难得的清凉。而种树人早已远去，去得又那么凄惨。在这个日子，这个所在，听着一位位朋友朗读那些熟悉而亲切的篇章，一阵阵的悲愤把胸口撞得发疼。
我朗读的是《四世同堂》里祁天佑被日本鬼子和汉奸诬为奸商，被殴打、游街后愤而投水那一页。读到后来，在我的心里祁天佑已经不是祁天佑，他化成了伤痕累累绝望的老舍，正一步步走入太平湖。这一刻，多种心情一下子涌到心头，我再也克制不住，忽地泣不成声，抽噎着竟不能读下去。
大家静静地等着我，身旁的朋友安慰着我，帮我平静下来，缓了片刻，我才把它读完。没有一个人惊诧，更没有一个人讥笑。抬眼看大家，是一样的眼神，一样的心情。我事后想，也许我不该这样失控，但我不偶尔失控一回，那还是我吗？
四十八、幸运之最
和很多人比起来，我生命的旅程还说不上多么悲惨，虽然不太平坦。然而上天佑人，一个个灾难都逢凶化吉，尽管有的过程拖得很长，活到现在，年近八十，全须全尾，大体硬朗，我是真幸运。樵常说我是幸运儿，一点儿不错。
而给了我最多的幸运用一生佑护我的人正是樵，樵给我的爱该是我的幸运之最。六十年来我们这两条在几近干涸的水沟里相拥的鱼，以沫相濡，她不停地吐在我身的救命的“沫”要远远多过我的回报。没有她的爱不能想象我能活到今天，即使万一能活下来，会不会颓唐，会不会学坏，能不能始终正直作人都很难说。很多与我们相知的朋友和学生看到今天的我身板是直的，精神也没有弯，都会不约而同地首先归功于我这位纯洁忠贞的爱妻。
面对大家的赞叹樵的反应却很平静，她说：“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矛盾和选择。既然爱了，就不会变，永远。”她认为几十年的一切都不过发自本性出之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就是我的樵。
常听人说：夫妻二人到了老年将只有亲情和恩情，不再有爱情和激情。然而，我们不是的。我们的情永远新鲜。
这两年，因为樵夜晚入睡迟，她怕影响我，移到对面的卧室去睡。我比他起得早，每天早晨都会一次又一次轻轻推开那间房门，只开开一道缝儿，从门缝儿里悄悄地、傻傻地看着她动人的睡态，静静地等待着她从朦胧中醒来的那一刻。每天，我都在感到她不可言传的可爱，心里一次次涌起激情的温热，和年轻时没有两样。你该相信灵魂的美、深刻的美与年龄是无关的。
几年前，那是樵七十二岁的本命年，我说：“送你一个玩具吧！”叫琴行送来一台钢琴。重新听着她的琴声，我的心常常回到了祁连山上那间土坯房，重又抚摸着那艰难岁月中樵给我带来的幸福。樵从来没正式学过钢琴，她只是随意地弹些简单的熟悉的曲子。
我说：“我最爱听两个人的钢琴，一个是郎朗，一个是樵。而樵的琴声给我的感动和遐想那可是郎朗没有的。”每当我从外面回来，在楼梯上听到从屋里飘出的琴声，感觉着樵心情的宁静，这是我无比快慰的时刻。
一九九五年南开大学派遣我到日本教学，两年后我俩回到天津。在日本，樵的日语比我学得好，出去旅游或买东西和日本人打交道都由她应付。
回国后她还在继续学习，有一首小诗我写了回国后生活中的一个镜头。
雨声·书声
雨，凉爽宜人。
下午与樵移座阳台，读各自的外语。忆起上大学时二人一起复习功课的情景。
细雨清风冲洗多尘天地，
阳台绿丛两把座椅。
点点滴滴伴奏着读书声声，
蹒蹒跚跚的初级外语。
一个Nihongo刚刚学步，（日语）
一个久违的English从头拾起。
偶一抬头对视着两付花镜，
朦胧里活了昨天的美丽。
天近黄昏人过了花甲年纪，
似乎是徒劳的狗熊玉米。
却堪称人间最美的重唱，
小莫老贝的名曲也难比拟。
我轻声祈愿：时间啊请你留步，
让我永在这际会中醉迷。
静静地书声融在了雨声里，
静静地心儿化在了回忆里。
我曾经看过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重新开始》。电影中最让我震撼的是结尾——丘比特问那一对穷苦的老态龙钟的夫妇：“我要报答你们的好心，我要满足你们任何要求，说吧！”两个老人说：“我们只求白头偕老，生死与共。”
于是他们变作一株橡树和一株菩提树，联在一起，永远常绿。看到这里，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们啊！
终篇絮语
退休后的日子，时钟却跑得飞快。白云苍狗往往撩动着我的忧愤，信息的沟通增长着我的明白。生活是平稳的，内心却不平静。我虽自拟一联“笑悟悲欢生死，静观风雨沧桑”置之座右，告诫自己，却有时难能真的超脱。
眼前的腐败泛滥，权钱交易，假话成风，道德滑坡，生态危机，改革艰难……哪一件都不让你乐观，虽然明知是杞人忧天。一不注意操心过了分，也就偶尔享受到被喝茶的礼遇。樵则比我清醒因而冷静，她常晓我以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的道理，想让我真的明白起来。
“这是历史规律。”樵批评我，“看来你还是做不到笑悟和静观，你还没真的看透。”我得承认她是对的。
无数别人和自己的教训都在告诉自己，对所有的时弊我都无能为力。我，一个过来人，那就在“以史为鉴”这个大题目下做点儿功课吧。于是就给自己留了这一篇作业。
我这一串串回忆从我的一九五三年写到了我的二零一三年。也是巧合，它跨过了整整六十年，凑够了一个甲子。马克思说过：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个人是历史的个人。透过我个人这小小的窗口，可以或多或少地观照时代的大历史，从而引发一些更深更广的思考，这是我最为期望的。
近年来，“往事并不如烟”已经成为公众熟知的一句话。而我却常常很不情愿地想到事情的别一端，那就是往事未必不如烟，历史不难被忘记。
历史会不会被忘记，大概有正反两种意见。一是坚信不会被忘，一是很可能被忘。我更倾向后者。
导致遗忘的原因一是自然的，一是人为的。时间的流驶会冲淡记忆，这很自然。一池记忆的水如果最初是鲜红的，注入了很多很多的水，自然会逐渐变浅变淡。但更应注意的是人为的有意识地让人们去忘记，为了某种不能明说的目的，一些人利用权力歪曲历史，屏蔽历史，让当事的一代不能传述，让新生的一代又一代不知道真相。记忆失传，历史断裂，这不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
我刚刚出生就赶上了七七事变，在沦陷的北平度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童年，那种屈辱和恐惧的痛苦，即使单从个人讲也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在日本讲学的两年中，我常常有意识地注意日本的年轻人是否知道日本侵华的真相。但我见到的年轻人，他们平时关注的除了专业、就业、挣钱就是娱乐和体育。说起什么相扑横纲（冠军）、棒球明星、影星、歌星如数家珍，可是对历史上日本侵华战争的事，绝大部分人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教科书上也讳莫如深。只有一个叫驹泽的学生告诉我她是知道的，她的一个老师认真地讲过。她说这样的老师是极少的。
不仅仅年轻人，连中年人也让人不乐观。我曾在东京的一所教育会馆开过老舍讲座。讲到《四世同堂》里所写的日军在北平的暴行，一个中年听众提问说：“老舍写的这些是真的吗？”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我觉得写得还不够。”她这一问让我久久难忘。
日本当权者多年来的愚民政策看来是很有效的，它证明让自己的民族忘记历史不是不可能的事。有了这个准备，他们的倒行逆施肆意妄为阻力就小了许多，很多人还会跟上走。尽管日本也有一些正义的人在奋争，毕竟处于弱势，他们的声音往往难被更多的国民听到和得到认同。
我们中国应该不会重演这种蠢事，我想。
就让我这条记忆的小溪，带着它的笨拙和永远难改的傻气，流入那民族记忆的波涛滚滚的大河里去吧。去吧！去吧！
2013年5月4日写毕
（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