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主席讲话暖沁心肺

按照中国古老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对四季的划分与天气的寒暖变化并不完全同步,却与天文规律吻合得很精确。一般情况,实际天气季节比天文季节大约落后一个多月,所以阳历二月初“立春”的时候实际上还看不到任何春天的影子,在北京更是地地道道的“春寒料峭”,真正的春天足足要晚来两个月。但是1957年倒真的是从立春之后不久,人气的春风、政治的春风,一阵紧一阵的从上面刮下来。从去年春天起翘首期待的东西应该说是跚跚来迟,可是一旦来了,那情形却叫人大喜过望。也就是说原来期盼它的时候还不敢奢望到如此地步。

先已听说毛主席作了两个重要报告,一个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还有一个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我记得有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党委书记江隆基副校长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毛主席的报告。记不清做这样的传达是一次还是两次,也就是记不清两个报告是分开传达的还是一起传达的。我倒还记得我的凳子放得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是在大饭厅的正中间,会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听那么长的报告,中途要想“方便”一下也没有办法出去。会场上规定听这个传达不能记笔记,但是传达人却传达得非常详细,听起来好像是一句不漏的传达了毛主席的原话。

讲话的中心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是论述和回答了近年,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人(恐怕主要是知识分子)装在心里的许许多多问题。我想如今世界上总还在哪里保存着他这两个讲话的录音或者详尽的原始笔录,如果能看得到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听着、听着我像大家一样痴了、醉了,好像躺在暖洋洋的卧榻上接受着高手的按摩,浑身没有一处不舒服惬意。

毛主席讲话无拘无束,环绕着主题谈到了方方面面。还涉及许多大家知道的热门的人和事,话语机智幽默,妙趣横生。那样的通情达理,那样的睿智和胸怀宽广。多年来感觉到的精神环境的森严、僵硬、困囿以及诸多的不舒服被他一席话轻轻消释,心里暗暗欢呼:“太好了,太好了!”。后来歌词里常出现的:“毛主席是咱贴心人”,如果那个时候这些歌已经创作出来,头一个忍不住要引吭高歌的一定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在国内宣传趁毛泽东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之机掀起的一股怀旧热潮中,又听到了久违的“毛主席的伟大人格魅力”这样的话。请出来不少毛主席的身边人,用“朴实的语言”作证。这甭说了,当时我听着字字句句是毛主席原话的这个传达报告,也亲身感觉到毛主席的“魅力”(但现在回转头来想想,据后来知道的许多事,我不敢贸然加“人格”两个字)真是光芒四射。

毛主席替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说尽心里话,顺带还把不轻不重的板子打在他下面有些“不开通、帮倒忙”的干部党员屁股上。听起来叫人“讨厌”的是他们,现在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了,谁还能怎么样?。毛主席在那报告里明白无误地提倡和许诺了非常充分的民主、自由、舒畅和独立创造精神。到底还是咱们的毛主席!

他的报告最多“辩证法”,处处涉及“正反两个方面”。民主和集中,那时候听着他的话你绝对会觉得他忧虑的是我国当前民主不够;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那时候听着他的话你肯定会感到他强调民主不能只说是“手段”,他认为应该说民主也是“目的”(我已记不清先前究竟是谁在民主问题上弄出“目的”与“手段”的纠缠,反正也是从“上面”下来的);“放”和“收”、“香花”和“毒草”,报告中显然是大力鼓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那话的意思应该说非常明白,只有“双百”方针才是国家兴旺之道,只有“放”出来允许争鸣才能出真理,出创造。他肯定特别强调过不能轻率判定什么是“毒草”,哪怕真的是毒草,锄了也可以肥田。听着这些话,听着他那谈笑风生娓娓道来的语气,谁都会感受到一种博大宽容。在这个前提下,“毒草锄了可以肥田”这句话并不那么难理解。“毒草”可以理解为错误的、照它做了有害的文艺作品或言论。为什么锄了可以肥田呢?事物常常是复杂多面的,错误意见往往也有某些方面的道理,让它“放”出来,经过讨论、争论可以使正确的结论更全面、丰富、深刻。我们学科学的最能体会这个道理。谁想得到几个月之后报告的“修改稿”正式发表,却出现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接着就成了划“右派份子”的标准,那才叫做“六雷轰顶”。

2、欲暖乍寒的一个小波折

1956年秋天王蒙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引起轰动之后不多久,在报纸上看到四个人联名写的一篇文章,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叫马寒冰,一个叫陈其通。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又看得懂,又看不懂。看得懂,因为文章里的话说得很明白;看不懂,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哪里话来?”。王蒙的小说总算给文坛带来了一点点生气,使人感到好不容易有个把人鼓起勇气冲破了千篇一律的“政策图解”的“文艺创作”模式。这篇小说敢面对真实生活的复杂,敢揭露一点党的机构和党的干部的缺点和问题,批评了一下即使像我们这样成天关在校园里的人也看到过一点的官僚主义现实。如此而已。那时既然大报都把王蒙的东西整篇登出来了,于是一些人跟着壮起一点胆子,也不过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文坛上冲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稍许活跃了一阵子。真话多了些;文风活泼了些、“俏皮”了些,甚至出现了一些仿鲁迅笔调的“杂文”;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题材”以外,看来无关宏旨的侧面的、消闲的东西也出来了一些。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可是这四个人的文章却出来大声疾呼、大撞警钟,特别令人恶心作呕的是这种往常一贯气势汹汹打压教训人的倒反而出来大喊冤屈。

文章我现在大体只记得这么点意思:就是说现在文艺工作方面情况严重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泛滥了。他们现在感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反映重大政治斗争题材的东西“没有人敢写了”,“正面”的话“没有人敢说了”。看着这篇文章我那感觉就像看见一个恶霸流氓或者泼妇恶婆,在看见往日遭他们欺压的人稍稍有点不顺从的时候,马上滚倒在地上大哭大叫:“救命啊!不得了啦!快来看他们欺负我,要把我打死啦!”。这种泼皮的表演在后来我国的政治斗争中是屡见不鲜,许多打棍子的文痞常常采用这反而把自己扮成“受压制者”的手法。如果我那时就知道这一套是谁发明的,我会吓得目瞪口呆。这个人在感觉到某个机构对他不够百依百顺的时候,就说那是“阎王殿”;开会听到有人不完全顺从他的意见,就把宪法捧出来问:“我还有没有发言权?”,实际上他要整死人的时候,宪法在他看来是狗屁。

这篇文章使人感到一股“寒冰”(当头的作者就叫马寒冰)的川流涌袭而来,完了,好景不再了。那“大哭大叫”的声音像是在动员着一种可怕的力量,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幸而暂时还没有事。附和他们的舆论出来了一阵子以后,又有一两篇看得出是有权威背景的文章(记不清是谁)批评和喝止了他们。春风复又吹起,继续鼓励“放”,看来很明显又是毛主席在排除干扰,给“大鸣大放”重新发了通行证。那时根本不懂这种临时通行证可以是个大圈套,那时还没听说过“引蛇出洞”这个词。

“整风”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印象不是很深,只注意到报刊上逐渐活跃起来了,新鲜的话多了;不少问题提出来了。我这个涉世太浅的读理科的书生,社会上的事知道得实在少,许多事和问题我是看了报刊才知道的。我自己最敏感和早有看法的问题主要就是对精神、思想领域的专制束缚。我的两篇“上书”和两篇文章写了之后,自己想说的话基本都说了,再没有要“放”点什么的冲动了。此时我只是陶醉在形形色色的东西都可以展示,各式各样观点和意见都可以说、可以讨论的自由活跃气氛中。

从报刊上了解到一些事情以后,我对“官僚主义”这个概念有了深一层的解释。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的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那时我对官僚主义没有什么实际体验,有一些年从报纸上、会议上所听到的“官僚主义”基本上都是指有些干部坐在办公室里不深入下面去调查,不了解情况,有点糊涂。所以人们在因为不了解某件事情而自潮的时候往往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官僚主义”。后来又提出来一个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说的是有些人只知道辛辛苦苦埋头苦干,不能敏锐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抓不住要领。

所以在我国所谓的官僚主义都被视为一种无伤大雅的,“好人”犯的可爱的毛病。于是我那时不大可能懂得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会大声疾呼:“我要像狼一样吃掉官僚主义”。
但在“整风运动”文件中提出了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联想到当时报刊揭露出的一些问题,联想到苏联发生的事,我觉得“官僚主义”的份量并非那么轻巧。以往对“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庸俗化恰恰掩盖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革命干部演化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权势集团。官僚主义和反民主是相联的,我记得我曾想就此再给《中国青年》写篇稿发表点看法,但可能因为觉得自己太缺少实际社会经验,谈不深,没有写。

我还注意到整风没有提“反教条主义”而是代之以“反主观主义”,感觉得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忌讳提“教条主义”,这从《再论》中已经看出来了。所以我对这个整风是不是与国际共运中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合拍,是不是决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心里仍有疑问。

3、马校长大肆畅抒《新人口论》

大约到了四、五月之交,阳光明媚的一天,马寅初校长在校园里贴出海报邀请全体师生来听他在大饭厅做演讲,题目是《新人口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我们这里本来是十足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从中学到大学一再听到对它的批判。但是这位“马”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政治课老师总是语焉不详,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读过马氏的论著没有,八成儿是没有。唯一听到的一点点是这个反动学者说:“社会生产力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而社会人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世界的趋势是生活资料越来越不够,人类生存面临着威胁,必须遏制人口增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那个“马”氏的“危言耸听”一方面是在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做辩护,更其甚者是在给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人口制造舆论。因此“马尔萨斯主义”是反动透顶的谬论。现在我们这位马校长要来发表他的《新人口论》,一方面倒也符合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一方面也是当时鼓动“百家争鸣”的气候使然。

以前在全校大会上,作为无党派人士的马老来参加时或者只听,不说话,或者简单说几句开场白就很“自觉”不再罗嗦,让党委书记江副校长或其他人唱主角了。有时因为他的耳朵有点“背”,即便来演讲的是中央大首长,他也倚老卖老,大大咧咧地把他自己的椅子从后面的贵宾席搬到前面来,凑紧讲桌坐着听。这还是第一次听他的长篇演讲。他一开始就还是用他那宁波官话并自称“兄弟”,他说他这个“新人口论”前些时就给一些人讲过,已经受到激烈攻击,有人挖苦他马寅初姓马,和反动的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家。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声音更大了:“我是姓马,告诉你们,我这个“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是马克思的马!你们到底懂多少马尔萨斯,又懂多少马克思?”。他讲到了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重情况;讲到由此带来的现实麻烦和以后将会带来的大危害;讲了导致人口剧增的原因;大声疾呼党和国家要赶快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更没有想到过我国人口增长竟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作为学术报告,马老的论据凿凿,听来很有说服力。头一个出来发表这个闻所未闻的宏论,看起来很是有点标新立异。毫无避讳的说话风格也使人耳目一新。说到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时,他说其原因之一是许多人就因为太穷了,生活中没有别的享受和娱乐,只有和老婆睡觉取乐,于是就一个接一个不断的生孩子。这些话难免在听惯了道貌岸然的政治报告的听众中引起哄堂大笑。

这位光顶圆头满面红光的宁波老头过去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是很倔犟的,他在解放前名气就很大,地位也比较高,所以被认为是一位应该特别受尊重的统战对象。那时北大校长这个位子不是寻常人能企及的,在北大他虽然是一个基本不管事的摆设,但肚子已经有点发福的江隆基副校长在和他一同出场的时候,还总是恭敬地微微弯着腰,伸手示意请他走在前面。率真、脱俗而大智若愚的马老,在(记不清是哪年)北大学报创刊,编辑部约请他在创刊号上发表首篇论文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发表,要么我就写一篇洗冷水澡的经验和体会吧”。早就听说过马老健康长寿有两招,一是每天爬山,各个时期住在不同地方都要找一处胜景去爬山,在北大的时候就爬万寿山;另一招就是经常洗冷水澡。

无独有偶,清华也有一位著名的“马老”,体育界泰斗马约翰。有一次我到清华去找中学老同学玩,是冷天。清华园里没有像样的湖,但记得有一条窄长的环形水塘,冬天就成为清华的冰场。那天我顺便看了清华人滑冰,同学指给我看一个老头,样子很有点怪异。一顶像美国cowboy带的那种阔边毡帽压着他银白色的长发,上衣我记不清了,印象中是古旧的西式短coat,反正很单薄,下面竟是短裤和遮不到膝盖的长袜。他背着双手,挺着胸,略叉着腿雄赳赳的站在一棵树下,看年轻人滑冰。同学告诉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约翰,他的年纪和我们的马老差不多,据说他冬天最多只穿单长裤,来了大寒潮的时候也就不过换一条深色的。他的健康之道也包括洗冷水澡,北大曾专门请他到办公楼礼堂就此作了演讲。我去听了,洗冷水澡还有一套讲究,,先用温水、再用热水、最后是冷水。我听过之后就照他的办法实行了许多年,哪怕最冷的天我也坚持,学校浴室很暖,热水已经冲得全身发红以后再冲一阵冷水就不会打寒颤和鼻塞感冒了。

这次我们的马老要在堂堂《北京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他关于“洗冷水澡”的宏论。我琢磨着也许他是想,当时在社会科学方面带着那些清规戒律写论文实在倒胃口,还不如把他自己颇以为得意的洗冷水澡的心得介绍给年轻人,庶几有所裨益。直到这一阵“气候来了”才“赤膊上阵,抛出他的反动《新人口论》”。不过听起来他这些言论虽说是和“反动人口论”同流合污了,而且当时明明知道这和毛主席刚刚说过的话唱了对台戏,但毕竟学术气味较多,从中应该说还嗅不出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药味。在当时“放”的形势下讲讲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后来运动以后还是算了他的账的,他丢掉了北大校长的位子不要紧,中国因为不听他的话而听了毛泽东那“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革命高调,至今每个中国人都深感其祸害无穷。

就在这时候报纸上逐渐热闹起来了,接二连三登出知名“民主人士”和专家教授的“鸣放”言论。有的是他们写的文章,更多的是他们在中央召开的各类座谈会上的发言。过去几个月出现了一阵“小热”之后曾有所沉默,还有个别知名人士说了“早春天气,欲暖乍寒”,甚至说“怕上了圈套”等话。这大概与陈其通、马寒冰等的文章引起的波折有关。后来在大力宣传的“双百方针”感召下,经过一再诚恳的动员鼓励,不少人又壮胆敢说了。虽然从这些意见中我看到了不少自己以前未曾看到、未曾想到的问题,新中国存在的不那么“光辉”的一面,但是同时也感觉到了政治开明时代的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望。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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