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
在我们家的影册里，保存着你幸福童年的无数照片。爸爸最喜欢的是你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你香甜地睡着，好像还在留恋妈妈肚子里温暖的感觉。从你的出生，到一岁岁长大，你始终是父母关注的中心。你聪明懂事，十个月就会叫“爸爸”、“妈妈”。一岁后就开始识字，尤其喜欢听爸爸讲故事，一边听，一边要求老爸根据你的意思改变故事的内容情节和结局。
你喜欢画画，爸爸妈妈保存着你从“涂鸦”时画出的每一张画。再大些，你喜欢写作，一年级会写的汉字有限，你就用拼音字母表达自己的思想，从你的第一篇“作品”到高三结束的作文，都输入了电脑。
平时，你生活在美丽的师大校园里。星期天，爸爸妈妈带你到长风公园、西郊动物园、植物园、人民广场、外滩、城隍庙游玩，培养你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认识感知大千世界的能力。你长大一些后，爸爸妈妈还带你去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利用假期，携你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普陀山、泰山、西双版纳留下了你的足迹，三岁时，你到老家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后来你到过杭州、苏州、无锡、南京、青岛、北京、昆明，你还去过香港、澳门、泰国，哎呀，你小小的年龄到过的地方比老爸还多。爸爸相信，童年，在你的记忆里，是一个充盈着阳光、芬芳，七彩斑斓的世界。对吗，孩子？爸爸为此而欣慰。
带你长大的日子是辛苦的，但更多的还是快乐。如果说爸爸还有一点“私心”的话，那就是通过你体味了什么是“幸福的童年”。孩子，你出生于上海，成长于上海，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日益以国际大都市的面貌呈现其亮丽华美的风韵。孩子，你还记得吗？国庆的夜晚，我们一家漫步黄浦江畔，看对岸浦东璀璨的灯火，听浦江上观光渡轮长鸣的汽笛，也眺望星空下剔透晶莹的东方明珠……
孩子，在你的心目中，上海是你的故乡，你的骄傲，爸爸也是。只是，在爸爸难以释怀的心底里，还藏有另一个上海，另一条黄浦江，它折射着50多年前的风霜雨雪、世态炎凉，那是爸爸的童年、爸爸的昨天……
寄人篱下
1951年1月，父亲把我送到扬州的大姐家。
父亲对我说：“你十岁了，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你弟才八岁，妹妹们更小，日子过不下去了，你去大姐处读书，减轻家里负担，把饭留给弟妹们吃，不然在一起都会饿死的。”父亲这么一说，我感到自己离家的意义很大，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于是高高兴兴跟着父亲去了扬州。临分手前，父亲还带我去了瘦西湖。
扬州的大姐在扬州人民医院工作，“三反、五反”开始了，她参加了“打虎队”。“打虎队”打的不是虎，而是人，是那时的私营企业工厂商店的老板，查他们的账，叫他们交代偷税漏税、卖假货次品的罪行，大姐“打虎”很积极。积极到后来还检举了我们的父亲。
姐夫是一位小学校长。他从来不和我讲话，早出晚归，我很少见到他。
父亲叫大姐供我读书，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却让我跟着大妈（父亲的前妻）干杂活。一大早我就起身去灶间烧火、扫地，成了她家的小佣人。大妈五十多岁，小脚，每天在灶间做饭炒菜，我帮她将柴草朝炉膛里塞。灶里的火灭了，我用嘴对着空心竹管吹，烟熏火燎得满脸都是炉灰、眼泪。
大姐、大姐夫、外甥从来不让我和大妈上桌吃饭。
我坐在灶间的小木板凳上问大妈：“我们吃什么呢？”她指指挂在灶间烟熏得乌黑的屋顶木梁上的竹淘箩，对我说：“等他们吃好后，我们就吃昨天剩下的冷饭。用开水泡一泡，别浪费粮食！”
冬天，冷饭结了冰，我的心里也结着一层厚厚的冰。
晚上我和大妈在一个又黑又冷的屋子里睡觉，我睡的小木床垫的是稻草，盖着一条旧被子；姐姐、姐夫、外甥睡在客厅的东屋，那里有电灯，有书桌，有梳妆台。
大姐家的房子很古老，高墙深院。走出住房，就是很大的天井，出了圆形的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假山、水池，有许多树木、楼台亭阁，景色很美。闲时，我在院子里独自玩耍，在冷僻的假山脚下，蹲在水池边，拣拾着色彩花纹奇异的雨花石，琢磨着雨花石上的花纹，千奇百怪地想着雨花石是怎么形成的。
这里的人谁也不理我，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孤独的滋味，我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孩子。我独自一个人在院子里，听着树上的鸟鸣，对着假山大叫，有时，忍不住躲在假山背后偷偷地哭……但我记起父亲的话：“回家，没饭吃，一家人挤在一起，都会饿死的，你在大姐家呆着，家里可以负担轻一些，你也尽了孝心，对弟妹也尽了爱心。”想到这里，我揩干脸上的泪水，又在院子里玩起石子，打起鸟，或者伏在水池边，观察水中的游鱼。
但我心中也一直惦记着母亲的话：“祥骅，你去那儿呆个时期吧！妈舍不得你的，妈会来扬州接你的！”我时时望着高墙深院的天空，指望着母亲来接我回上海。
1951年夏末的一天，母亲突然来了。
那天，大姐第一次让我和母亲与他们同桌吃饭，我夹菜时，大姐的儿子用他的筷子打我的筷子，我连忙把伸出的筷子缩了回去，埋着头吃起白饭来。母亲观察到我在这儿的处境，再一打听连学校也没让我进，心疼得哭了。她说：“我们回家吧，就是饿死也要在一起啊！”
就这样，我在扬州住了几个月，又随母亲回到上海，和父母弟妹在一起了。
父母马上给我联系读书的事。
这时我已经十岁了，我原在永乐小学读过一年级，由于家里生活艰难，经常辍学。全日制小学招生已满，只能到三牌楼路小学读夜校，插入三年级。
父亲成天忙着维持生活，我们从工人茶园的盆汤间，搬上老虎灶后的小阁楼住，楼梯下堆满了烧老虎灶的木屑和龙糠。老虎灶后屁股的“尾巴”（烟囱）紧贴着我们睡觉的阁楼，这里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弥漫着烟雾和水汽，屋顶不停地往下滴水，我家床上的棉被总是湿的。
1952年12月，一个下大雪的日子，小妹出生了，取名雪凝。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口，对贫困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父亲入狱
1953年上半年，民主改革开始。
父亲每天晚上在灯下写交代，他的头发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瘦，心情也越来越沉闷了。
我刚进夜校时，父亲对我学习抓得很紧，白天不准出去，要背课文、背诗、写日记、学打算盘、背“九九”歌、学拼音、和弟弟一起写毛笔字。如今，他已顾不得我们学习，也不问我们吃饭，几乎不跟我们说话。
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他们说我交代问题是挤牙膏，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母亲说：“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通通讲出来算了。你连台湾都不去，相信共产党，连那把昌平县县长送你的左轮手枪，都交给人民政府了，还有什么不能交代的呢？你不要隐瞒。”父亲说：“我没有隐瞒，实在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我肯定要去改造了。”父亲心里明白，这回的政治运动，政策越来越严，很难过关了。
11月的一天清早，母亲还没起床，父亲突然上阁楼对母亲说：“我把钥匙交给你，公安局叫我走了。”
这天，天正下着雨，母亲趴在阁楼的窗台往下看，只见父亲披着一只麻袋一个人朝外走。可是我们还是想等他回来。三天过去了，父亲还没回家，邻居们提醒母亲说：“恐怕是进去洗脑筋了吧？”母亲才明白，父亲被关进公安局了。
来上海已经有五年了，我家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大人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七口人的生计。父亲总是不断地说：“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要不就自我解嘲道：“夜晚千条路，天明磨豆腐！……”父亲被关进去了，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五雷轰顶！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再苦也要活下去
父亲被关进去后，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她为家里无米断炊号啕大哭，绝望时就想自杀。我是家里的老大，晚上总不敢完全睡着，等妹妹们睡着以后，我和弟弟轮流看守着她。
一天半夜，母亲哭过以后，突然离开家门，披着蓬乱的头发跑在马路上，我紧紧地跟在后面，她一直跑到靠十六铺码头的黄浦江边。
初冬的夜晚，乌黑的江水拍打着低矮的堤岸，我的心也像那江水，一阵一阵地起伏不平。
我一边哭一边跟在后面叫喊：“妈，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五个人就活不成了，也长不大了。”母亲猛回头用双手抱着我的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她哽咽着对我说：“祥骅，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我擦干自己脸上的眼泪坚定地对母亲说：“妈，你再苦两年，我们很快就长大了，我和弟弟就可以工作了，到那时我们一家有三个人干活，日子就好过了。”
长大，对一个苦难的家庭，对于失望的母亲，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希望和力量之所在。
母亲听我这么一说，深深地吐了口气说：“我真是走投无路，想死又不能死，我死了，你们就成了孤儿了。”
我陪着母亲在呼呼寒风中沿着黄浦江破旧的水泥堤往回走，从小东门的马路穿过人民路回家。
夜已深了，路上没有了行人，昏暗的路灯下，只见马路两旁一些拖儿带女的乡下人蜷缩在屋檐下露宿。
解放初，每逢安徽、浙江、江苏一带闹灾荒时，一些难民就坐船涌向上海，他们在十六铺码头下船，肩上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前后筐里睡着或坐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孩，这些人到了上海，白天四处流浪，在码头附近靠捡垃圾、干苦力糊口，晚上一家大小露宿街头。
看到他们，我想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呢，我们虽苦，还有个睡觉的地方，还是上海常住户口，这些难民更可怜了，他们不也照样要活下去吗！
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是小姐，吃穿不愁，溧水洪蓝埠的家里，有保姆佣人。离开自己家庭后，在黄浦军校过的是集体生活，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后，也从不为生计烦恼，家务由几个勤务兵包揽。如今的日子，像过鬼门关，她实在无法承受，只能靠痛哭来排解心中的焦虑。但是作为母亲，面对着嗷嗷待哺的几张嘴，她不得不继续撑起来，带着我们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老城厢十六铺小东门一带，是穷人高度集中的地方之一，东街、西姚家弄、学院路、三牌楼路、四牌楼路一带的棚户区，房子低矮，街道狭小，尽是由石子铺成的路，每家的门口横七竖八挂着洗晒的破烂衣服……这里，几乎家家居民的衣食住行都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下，都是自顾自地养家糊口。与此同时，政治运动每年都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它是那时国家的另一道风景。
街头到处贴着政治漫画和标语，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革命的歌曲，警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
母亲家的亲戚大都是地主出身，在解放前多少与国民党、三青团或黄埔军校有点关系。大家只求自保，还有谁没事找事，愿与我们这样的家庭保持联系呢？母亲曾登门求助，但都是碰壁，我们一家就像瘟神，人们都远远的躲开。zaop1.jpg
母亲对我们说：“还是找政府吧！”
冬天来了，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大的，抱着一岁的小妹去区民政科请求救济。一位女干部接待了我们，她见我们骨瘦如柴，衣衫破烂，一把拖着母亲，进了一间存放救济衣物的仓库，那里面堆满灰色的旧军棉衣。女干部说：“路瑞凤，你拣几件可以穿的，给孩子们。”临走时，她又给了母亲几元补助费，并说：“这钱可买点肥皂、草纸，给小孩子零用。至于小孩的书费，你先回去，我们再想办法，开学前，会通知你的。”
哭泣的黄浦江
黄浦江的水不停地流，可它也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黄浦江，是20世纪50年代的黄浦江，那时的江水很浑浊，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江边有许多码头。如十六铺码头、大达码头、杨家渡码头、王家码头、董家渡码头、南码头……
十六铺码头，有个摆渡口，从浦东到浦西，五分钱就可以来回一次。
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老百姓靠黄浦江吃饭。
摆渡不远处是轮船停泊的大达码头，白天夜间都有轮船在这里启航与到达，每天有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这里上上下下，也有无数货物在这里进进出出。这里总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
靠近码头的地段，也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附近几条马路上有许多鱼行、水果行、肉铺。又有很大的冰库，大量冰冻的海鱼海鲜、各地的土特产、火腿、咸肉、风干鸡鸭的批发商店都集中在这里，每天全市各地的许多小业主都来这里批发货物，然后叫三轮车板车拉回自己的店铺。
除了旅客和小业主外，码头上还有许多出苦力的人，有当脚夫的、替码头扛包的、拉黄包车的，还有打铁的、补锅碗瓢壶的，菜场里挤满了卖鱼、卖虾、卖水果的小摊贩。
许多三轮车、黄包车都停在这里等生意。沿着黄浦江从十六铺到外滩又有许多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电车的终点站紧靠十六浦码头，每逢轮船靠岸，人们上上下下，熙熙攘攘，车水马龙。
轮船上的货物装卸离不开码头搬运工，他们大都集中在附近的小茶馆和老虎灶里，等着雇主的通知。
尤其是夏天，他们总是大汗淋漓地干活，大口大口地喝水，许多叫卖茶水的孩子提着茶壶在人堆里串来串去。
从1953年到1958年前，上海滩上有许多失业工人，他们集中在十六铺、黄浦江边打工，做的工作主要是搬运工。晚间他们住进棚户里；白天就呆在老虎灶，一边喝茶一边等着干活。
凌晨三点，我们还在梦中，母亲就在老虎灶生火烧水了，四点钟不到，天还没亮，那些打工的就来喝茶了。这些茶客大都在四五十岁上下，也有六十开外的。八分钱泡一壶红茶或绿茶，从一大早一直喝到傍晚，喝了再冲，冲了再喝。
江边轮船汽笛一鸣，工头就去码头联系生意，有货的时候，就来老虎灶叫人，谁抢在前、开价便宜，谁就接到生意。
听到有活，他们放下茶壶就往外跑，每人都有一块黑得发亮的垫肩麻袋布，有的往头上一顶，有的朝肩上一披，就直奔码头，登上架在货船上的踏脚板，装卸货物。他们去米店、糖店扛包，或去工厂扛机器。每掮一包，工头发给他们一块牌子，他们拼命地干活，受了伤、得了病，也不去医院。这些搬运工，有的是失业的工人，有的是无业的游民，其中大多是农村逃荒到上海的，也有个别是逃亡地主、前国民党军人。
这些老茶客，文化程度不高，每个人肚子里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辛酸的故事，他们大多是光棍，饱一天，饿一天，过一天是一天，只能自己养活自己，因为无精神寄托，心情不好，爱讲下流话，脾气暴躁，常常打架骂人。
尽管如此，他们对人还是爽朗的、诚实的。
没活干时，他们就在老虎灶里，三五成群围成一桌打牌、下棋，或是捧着茶壶，大谈山海经。遇到天阴下雨时，他们趴在桌子上打盹。有钱时，他们大块大块地吃肉，大杯大杯地喝酒，打牌下棋时，掏出老蓝布上衣月亮口袋里的钱痛快地赌个输赢；没钱时，他们就啃几只大饼过日子；下棋打牌，互相刮鼻子，谁输了，谁的鼻子就被刮得通红。
黄浦江边的叫卖
小时候，我总和一群穷人家的小孩玩在一处。
那时，马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小孩，国家提倡“光荣妈妈”，提倡多生多育，其实是生而不育，养而不教，父母为谋生而奔走，小孩子没人管，成群结队活动在黄浦江边的大街小巷里……生命对老城厢人来说，只有数量，没有质量。
母亲在老虎灶泡茶，但没有正常工资。干一天活，给一元钱。每天靠一元钱养活一家六口，这在1953、1954年是很苦的。一天买三斤米要四角钱（那时米是一角三分钱一斤），剩下六角钱要买油、盐，要买柴禾、煤球，还要买菜……此外我们的穿衣、读书、练习本、钢笔、铅笔与生活用品也要从这里支出。生活实在难熬。
那年头，黄浦江边有许多叫卖声，白天黑夜响彻在大街小巷：
“新鲜的面包，夹心的面包，奶油面包！果子酱面包！”
“桂花绿豆汤！白糖莲心粥！”
“香炒糯米新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一粒开花两粒大！”
“檀香橄榄卖橄榄！”
“甜浆、咸浆、豆腐花、大饼、油条、脆麻花！”
上海老街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听得到叫卖声，都有好吃的东西在叫卖……
虽然，我没有正式加入叫卖的行列，但我卖过茶。
东街上的“工人茶园”靠近小东门，这里离十六铺码头很近。平日有一些小孩在那里卖茶。暑假，我光着皮包骨头的上身，穿着一条短裤，脖子上围着一块湿毛巾，不停地擦汗，脚上拖着老虎灶来客洗澡时穿的大木板拖鞋。
十六铺一带到处铺的是石子路，木拖鞋走在上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木拖鞋的鞋底是木板，上面有一条用车胎做的带子（上海人称之为“木拖板”），拖鞋坏了，我就赤脚走石子路，烈日下，马路晒得发烫，每走一步脚都被灼痛。
我一手提铜壶，一手拿茶缸，在十六铺周围人群中到处钻，壶里的茶水是用纱布包的茶叶粉末冲成的。壶提在手里很重，我走一段路，就把水壶放在地上歇一会，再走一段路，再把水壶往地上放一放。
我一边走，一边叫：“茶要吗？茶要吗？一分钱一杯，一分钱一杯！”
看到摆小摊子的，问人家：“叔叔你要喝吗？”
有的人不耐烦地说：“走开，走开！小瘪三！”
卖茶的小孩多，要喝水的人不多，偶尔有人要喝，我就给他倒一杯茶，这样可以得到一分钱。有时实在卖不掉，我就喊：“一分两杯！一分两杯！”
有一次，一个人要喝茶，我倒了一杯给他，喝完后他不肯给钱就走，他走得快，我拎着水壶跟不上他，只好把水壶放在地上追他，等我跑了几步把钱要到了，回头一看，茶壶没有了，我急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只得垂头丧气回家了。
卖茶没赚到钱，反倒把一把铜茶壶给弄丢了。
我还卖过冰。
十六铺有一个冷库，每天上午在大批冷藏的鱼、肉售出后，仓库里就把大块大块的冰卖给排队的人。我拎着一个破篮子，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冷库的大铁门外，只见许多衣衫褴褛的孩子都在那里排队买冰。只要花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块冰。然后用榔头和小铁凿子把冰块敲碎，卖给附近居民，他们买去后在冰里放些糖和醋，代替冷饮解渴防暑。这样，卖得好时，一天能挣二三角钱。
我们给老板打过工。
母亲回乡时，我和弟弟暂时代替母亲干活。
那年，我十五岁，我弟十三岁，他比茶桌高一点，就提着一把大铜壶给茶客冲茶。我们先把茶壶从桌上放到凳子上，揭开壶盖，用双手提起铜壶柄，将铜壶嘴对准茶壶口，将开水冲进茶壶。因为我们年龄小，只好两人交替换班，轮着干。
一天，弟弟冲茶时碰碎了一把茶壶嘴。老板说要扣掉八角钱，赔赏损坏的茶壶。弟弟一听急了，我们一天的工资只有一元，扣掉八角，只剩二角，怎么吃饭？我与老板交涉：“茶壶打碎了，我们赔，但要等母亲回来赔，一元工资不能扣，我们三人要吃饭！”茶馆外，很多人围观，老板不得已还是发了工资。
过了几天，母亲回来了，老板把打碎茶壶的事告诉了母亲，逼母亲赔钱，这时弟弟从角落里掏出一只用破报纸包着的包，他当着许多茶客把包打开，里面正是那把破损的茶壶，他不慌不忙地把茶壶嘴断裂面指给大家看：“这断裂的地方是老疤痕？还是新疤痕？”我也把头凑上去，果然这三百六十度的圆壶嘴的断裂处，有二百七十度是发黑的老裂痕，在事实面前，老板只得让步。弟弟的聪明叫我很是高兴，这就是所谓“苦难出智慧”。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