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初生牛犊不怕虎
放风了。一声吆喝把我拉回到现实。
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在电影《红岩》中看过的情景：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群囚徒迈着沉重的步伐，有的还戴着脚镣，他们排着队，默默地缓慢地转着圈，还不时朝天望一望，相互交换一下眼色。
真是不可思议，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这怎么会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听见外面开门关门的声响越来越近，一个计划突然涌上心头，在短暂的考虑后决定实施。
这间牢房的锁有响动了，看守在外面开门，门闩刚一拉开，我就用力一推，接着人就冲了出去。开门的看守没一点思想准备，见突然有个人冲出来，吓得他往后一退，很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牢房里面的人也吃了一惊，等着看我怎么样被收拾。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你们搞错了，我要和警司联系。
他急忙拦住我说你先进去，等放完风再说。
我有点咄咄逼人地说我不进去，你们怎么能把我关在这里？你们知道我的情况么？
他说我不管你么情况，你跟我进去。说着他动手拉我，但我犟着不动。
那个看守拉了几下也没有拉动，这大概是他当看守多年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看看我，又看看正在放风的囚犯，没有再拉，把门关上后，接着去放其它牢房的风，丢下我一个人站在走道里。
走道中央是一排地窗，透过地窗可以看到楼下的情况。
楼上楼下的牢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里面的囚徒不断地进进出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还戴着脚镣，每走一步都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动作迅速，急急忙忙地在看守的呵斥声中干着倒马桶、洗衣服、打冷水等必须要在外面厕所里才能干的事。
我像在观看一条怪异的流水作业线。
在监号里面只是面对十来个人时，一时没什么太强烈的感受，现在一下面对几百个迥然与以前所见过的完全不同的人，在近乎恐怖的气氛里，为最简单的生存而慌忙的动作时，眼前的这一幅幅画面让我感到震撼，几乎每一个沉重的关门撞击声都在敲打着我的心房，脑海里不断闪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就是专政？在专政下的人就是这样一副模样？在这样一间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他们关了多久？他们在这里面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怎么样渡过的？不清楚他们是心狠手辣的歹徒还是飞檐走壁的大盗，但可以肯定他们原来都是桀骜不驯之徒。但此时他们在看守面前一个个低眉垂首，唯唯诺诺，看守的每一个呵叱都能像鞭子一样在他们身上发生反应，这能看出他们过去的模样来么？谁能想象在这无声无息不起眼的二层楼房里关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与世隔绝，不喊不叫，像物品被放在仓库里一样，被拨弄来拨弄去，又像绵羊一样显得那样驯服，甚至看起来有点可怜。
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在里面完全变了形的世界，这就是专政，这就是专政的威力，我不禁有点感慨。同时我也搞清楚了这里的放风就是倒马桶，顺便可以洗衣服和弄点冷水回来，和《红岩》里的放风不是一回事。
所有监号的风都放完了，那个看守过来把我带到了一个预审室。
他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和颜悦色地说有么事你说吧。但骨子里的那种审问犯人的味道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说我是红旗中学的造反派负责人，红旗中学就是原来的省实验。
他说这个我晓得。
我想这里离我们学校很近，就问他那我们学校的事你听说没有呢？
他说听说过。
我想听说过就好，就向他做宣传工作。告诉他我们打死的两个是流氓，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为民除害，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把我关在这里是错误的，警司肯定不知道，毛主席都说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你们怎么能这样关我？我要和警司联系。
心想和你多说也没用，两个月前周总理陪同谢胡来武汉时的欢迎宴会上，警备区的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就坐一个桌子上，一口一个革命小将，他们怎么会把我关在这里呢？他们肯定不知道。
他说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看守所，不能和警司联系。
我说怎么不能联系？一个电话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有制度，要一级一级上报请示，只有分局领导才能和警司打电话。
我说那我和你们分局的公安联司头头通电话。
他说这个我作不了主，我要请示这里的公安联司负责人。
我说你不要推，今天不和警司联系上我是不会进去的。
他说你不进去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说这话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看守的耐心总是非常有限的，今天他能这样已经是破天荒了。
我毫不示弱地说随你的便。心想已经在里面呆了一个晚上，我不能再在里面呆下去了。
见我不吃硬的，他又给我讲起了道理，说你不要跟我们过不去，把你关在这里又不是我们决定的，这里面关了几百犯人，你这样搞，万一有人趁机暴乱怎么办？
我说你们搞错了，肯定是当中哪里出了问题，我要和警司联系，怎么是跟你们过不去呢？
他说这样，我们帮你联系，你先进去耐心等一下，一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外面，你说是不是？
我说那好，我相信你，但是要快。
他的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没有理由不作让步。我随他走到监号门口，他打开门我走进去，门在背后关上，一屋的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
那个组长很关切地问没吃亏吧？
我不解地说吃什么亏？
一个老犯人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敢像你这样往外冲的，以为一顿暴打肯定跑不了，而且脚镣手铐还要砸上身。
那个组长说当时门一开你往外冲时，我们就猜那大皮靴肯定要重重地踢上来，没想到你一点事都没有。只听说造反派利害，以为是瞎传的，看来是真的。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也不屑于跟他们说，此时心理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跟他们说得清楚文化大革命？说得清楚革命造反派？没再理他们。心里只是在盘算如果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没有结果，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回到监号不久，就开饭了。听组长说这是早上九点钟的一餐，下午四点钟还有一餐。
靠门右下角的一个小洞被打开，一个特制的漏斗伸进来，几瓢开水顺着漏斗流到了里面的木桶里，那个组长用手中的杯子给凑过去的每个人舀了一杯，看来这里的开水不是想喝就喝的，最后他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他说喝一点身上暖和些，我想想也是，走过去要了一杯。怎么喝到口里味道怪怪的，就像一个什么都装的木桶在放置多年后，简单的涮涮又拿来装的开水一样，一股说不出的气味让人喝了想呕，后来听说这开水是蒸过饭的。
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只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方法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一口菜汤在嘴里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反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谁是政府？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政府就是这里的看守。我一边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一边想一个看守也能代表政府？不过这句话放在心里没有说。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是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局面的改变肯定会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一下踢了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地跑上来。
我大声说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映，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
六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时，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刻苦地锻炼身体，我们认真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我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太阳的升起。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二十几个同学到武汉大学游泳池游泳，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声赢得沿途不断的掌声和喝彩。
为革命而学习，我们认真刻苦主动。在一次数学课上，陆老师布置我们做书上的一道题，然后要我们上台演示，看谁的解法最简单。在她认为最简解法已经出来准备结束时，我突然悟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举手要上去演示，她有点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还是让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写出来，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简单。课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兴地对我说：自这道题上这册教材十多年来，你的解法是最简单的，之前还没见过。搞教改时，化学课的张老师问谁愿意上来讲一堂课？我第一个举手。在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天跑书店，找资料，认真备课，那堂课同学们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易钟英校长，这位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地在会上说到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汉市要举行万米长跑，学校先搞了一场选拔赛，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参加，结果高中部参赛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来后，性格决定了我很关注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的讨论。文化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时，我把班上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总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优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间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组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组还派人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调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为反革命的内在原因，从一个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说我个人主义膨胀，跟党对着干，已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离反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这还是因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反革命。还要开什么会来帮助，说是把我从反革命泥坑往外拉，实际上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承认，我不甘心，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凭什么说我是半个反革命？难道就因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专注而没有看脸色行事？难道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比谁差？“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外就再没有别的念头。
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生活中饥饿像影子一样无时不在。一天放学前，一个低一年级的学生领着老师到班上来朝我一指，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在反复盘问无结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来从母亲口中知道是学校出了“打倒□□□”的反动标语，那个学生指认看见是我写的。尽管班主任认为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习优秀品行端正，但为了排除那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学校和家长想了一个绝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时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时候问：有人要打倒□□□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抓起来枪毙。学校不再在我身上费力气了，转身盘问那个指认的学生，还没过几招，那学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来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共产党的热爱真可以说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可怎么现在硬要把我往反革命圈子里推呢？记得那段时间多难，成天心里像压着一块铅，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长江里去游上两个小时，只有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时，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点。
《十六条》我是在守桥部队的巡逻艇上听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几个同学每人背个篮球从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从大桥的第四和第五个桥墩中间穿过后，在已经离岸不远时被守桥部队发现，一个个从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实我们身份的时候广播响了，我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保护少数的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紧接着首都南下串联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的消息虽然我闻所未闻，但却是我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来的东风吹去了我心里的阴云，原来在北京，毛主席早就为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平了反，不是我们在反革命，而是工作组在压制革命、在镇压革命。湖北大学，特别是首都南下学生联络站所在的湖大31号楼成了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听他们的演说、听他们的辩论就像听革命的福音，我向他们讲述我的遭遇，诉说我的不平和苦闷。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轮新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反修防修，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保证中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接触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头头赵桂林、傅军胜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赵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他像兄长一样关照我。
一想到赵桂林，“九.二-四绝食”前后的经历又出现在眼前。
“九.二-四绝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看大字报，听旁边有人说南下的学生正在省委十三号楼前闹事，就跟当年的右派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9月1日湖北省委在工业建设厅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省长张体学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是坏人，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要送去劳改，说他不当省长要去当劳改队的队长。南下学生得知后非常气愤，集聚在省委宣传部所在的那栋楼前要求张体学出来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学生几个问题。但张体学拒不出来，南下同学被迫采取绝食的措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来武汉支持我们，人家图的什么？虽然现在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不多，但决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我已经是反革命了，还怕什么？声援他们去，以后说我是什么都认了。
赶到十三号楼时人还不是很多，约两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了下来。会场前面有一张桌子，上有麦克风，不时有人上去宣读给中央文革的告急电和对湖北省委的抗议书，高呼表达我们要张体学出来的心愿和对湖北省委不满情绪的口号。赵桂林、傅军胜等绝食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领袖慷慨陈词，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更多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这里的人有的已经饿了一整天，喉咙早开始沙哑，到了晚上，天上飘落下一阵细细的雨点，初秋的寒气不断地袭来，对只穿着单衣的我们来说真可谓饥寒交迫，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缓解后他们又坚持坐进来，曾有省委工作人员拿来面包和水，但没人理，也有人跑来大声指责我们别有用心，有一个女中学生声泪俱下地说这么好的省长、这么好的省委你们都要反，你们安的什么心？没有谁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反革命试试看？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只不过是希望毛主席的光辉也能照到我们身上，只不过是希望张体学能出来见我们一下，承认我们不是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就行了。毛主席都多次出来接见红卫兵，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赞扬我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你张体学有什么理由不出来呢？绝食持续到四号下午，虚脱的人越来越多，张体学不仅不出来，还传出消息说湖北省委认定我们的绝食行动是反革命行为。火线指挥部认为绝食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决定停止绝食，上北京告张体学去！这时参加绝食的学生已经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时间滴水未进，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感到天旋地转，差点倒下，走路都没有一点感觉。在身体都那样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路高呼口号，队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厅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湖北省委勉强给了一节装行李的闷罐车皮让他们去北京，我准备和赵桂林他们一起去。9月6号上午我们从湖北大学列队出发，一路上我们高喊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显然没想到有人敢明目张胆地炮轰省委，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拦住，说不是南下的学生不让上车，赵桂林据理力争说上北京是毛主席赋予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但没用，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无奈。我握着赵桂林的手泪水直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说他是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叫贾培培，问我还想不想去北京？贾培培当时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贴出大字报，一个人要和湖大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辩论。我成天泡在湖大，当然知道这人，只是未曾接触过，一听说是贾培培马上就有一种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连忙说当然想去。他说你照我说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问怎么做？他说你先假装朝车站外面走，趁那伙纠察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返回来藏在车站的花坛里，然后再听他的安排。照他说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坛足有半个多小时，贾培培就像没事人似的在附近踱来踱去，突然他走过来说快出来上车。这时汽笛已响，那伙纠察队以为已胜利完成任务，撤一边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火车，当我再次握着赵桂林的手时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泪。
终于到了北京，那种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为了满足我们要看看天安门的愿望，接我们的大客车特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没想到天安门远没有我们在电影的画面里感觉到的那样大，不少人脱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号晚上，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接见了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数千人，大会组织者特地把来自武汉的我们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就在我们面前。周总理最先讲话，当我听到“你们昨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手中，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白等了八个小时，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马上决定开这个大会”时，对比在“9.2-4绝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态度，我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周总理儒雅的风度使我着迷，他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韵和丰采只能用完美来形容，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走了几个学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了在武汉所感到的那种压抑。
9月8号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学生的代表，他批评了湖北省委对待南下学生的态度，作出了明显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数派”的三点指示。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回到了武汉。我们人还没到，陶铸的三点指示已经传遍武汉三镇，少数派有点要翻身的味道。但没过一天，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说我们是造谣，湖北省委拿出了内容完全不同的陶铸四点指示。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无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谣。这样我们同湖北省委的对立情绪更大。
在湖大期间，结识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学生，人数也不算少，只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形成战斗力，几次酝酿成立武汉市的中学生“少数派”组织，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我感觉到这是由于没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数派”的组织要从自己的学校开始。这想法和我校的许多“少数派”不谋而合。《红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动腹中的婴儿，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18号下午，在原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我们十几个“少数派”的学生坐在一起，从初三到高三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正式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辫子抓，尽管我们对“血统论”是不赞成的，但还是注意了对这十几个人出身的了解。
我们是在行使毛主席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
“成立组织总得有个名字，先把名字定下来。”
“当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的组织要以巴黎公社为蓝本，不要叫什么战斗队，就叫公社。”
“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这个公社叫造反公社。”
“现在是十月，这个公社是十月诞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红色的，共和国就是在十月诞生的，前面要加个红字，叫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我们这个组织是红卫兵组织，这点也应该表示出来。”
“我们要和”三字兵“区别开来，红卫兵前面要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全称就是《红旗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称大家一致通过，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再不是一盘散沙了。有人接着说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呢？
各种意见又出来了：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我不同意。十六条都说了要保护少数。多数人错了怎么办？”
“这话是不错，但总不能一个集体按少数人的意见办吧？”
“如果少数只能服从多数，那我们这个公社连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少数人的意见要在公社的决议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一个组织总不能没有一个集体的态度和意志，把两种或几种意见都拿出去那还有什么战斗力？”
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何儒非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有人提出疑问：“协商的结果能够一致当然没话说，如果不能一致怎么办？”
“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好。坚持这个原则至少可以避免以势压人，可以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这个组织一定要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都是尝过以势压人的苦头的，不能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重演。”何儒非接着说。
“那还是没有回答无法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也在认真思考。
“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社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不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战斗的整体，随时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话。
“我的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要以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没有人再提出新的疑问。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多数压制少数，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给他的意见留有了余地。
“我看可以，同意。”不少人说。
“那下级服从上级呢？”有人问。
“提议不设负责人，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大家轮流在办公室值班，处理公社的日常工作。”这是高一的一个同学的建议。
“这样行不行？”
“你做都没有做怎么知道不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分成头头和普通成员后，时间一长头头会染上官僚习气，会脱离群众，普通成员会产生依赖性，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会消褪乃至消失。实行轮流值班，不设固定的头头，一不会产生特殊化，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道理，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原则，我赞成。”
“那是不是我们表决一下，同意的举手。”
几乎全部都举起了手。
出乎预料的是轮流值班制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还是用直接表决的方式选出了公社的勤务组。在实行轮流值班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权威、稳定、高水平的领导核心。不过轮流值班制仍不失为一种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使说服决不搞压制成了红十月的一个传统。可以争论但决不争吵，任何人自觉不自觉的想以势压人都没有市场。
《红十月造反公社》诞生后不久，就干了两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成立不久后的十一月中旬，我带队的《红十月》北上小分队在北京策划了一张震动京城的大字报《江城质疑——王□□你究竟要干什么？》。大字报首次披露了王□□1959年跟随毛主席回韶山后写的那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当时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对王□□的仕途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这张大字报，谁能肯定十年后被抓的不是“五人帮”而只是“四人帮”呢？
第二件事是在“工人总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3.17大逮捕”后的一天，我们突然看见何儒非挥动着《红十月造反公社》的旗帜，一个人在大操场里游行。
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尽管四月初的江城这时还是北风瑟瑟，《红十月》的大旗让大家快冷下去的心一下子热起来，被压抑得太久的激情一下子被何儒非的举动点燃了，没人号召，一个、两个、三个……大家纷纷跑出来加入进去，很快变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我们走出校门，游到22中，游到33中，游到华师一附中，游到水院，游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唤起的都是久违的激情和歌声，口号由“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致敬”的喊声渐渐演变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沿途不断有新的队伍、新的旗帜加入进来，甚至本来站在路边观看的群众都情不自禁地走了进来，彼此握握手，就高呼口号共同前行。最后竟成了一支近万人的大军。数不清的红旗迎风招展，望不到边的洪流滚滚向前，长龙见首不见尾。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红十月发出了江城第一声激情的呐喊，并得到了三镇震天的响应。
在春寒料峭的江城，这支队伍告诉人们：石在，火种就不会灭。
在事隔三十八年后来看，在这支大军中的人们未必十分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这点至少是不清晰和不明确的。其实他们仅仅只是想有一个稍许宽松一点的环境，只是希望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不动就被人戴上大帽子打成“反革命”而已。这种潜意识里的需要和毛泽东的号召一拍即合。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数不清的按照自己意愿成立的群众组织才破土而出，人们才会有第二次解放的强烈感受，才能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大中城市出现过的老百姓冒着风险，自发地捐钱捐物支持造反派的感人场面，也才会有人切实地感到用了十几年的金科玉律不灵了。而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当权者将文革变成了一个让老红卫兵无法无天、横冲直撞的平台，普通的老百姓都担心或者已经成了游街或抄家的革命对象。
红十月的人好像都有一种英雄情结。
何儒非在动不动就要你死我活的年代能够提出“协商一致”的原则、在万马齐喑时高举大旗迎风一挥发出压抑已久的呐喊是英雄情结；宣传队的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少男少女拿起长矛慷慨赴死是英雄情结；燕妮丹面对癌症泰然处之是英雄情结。他们这样做时根本没有想过“英雄”二字，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不论前面是什么在等待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与英雄情结相伴的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承受之重。
有英雄情结的人都是在危难之中显身手，印证了一个诗人说的话：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往往低调，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义无反顾，往往付出的代价极大，最后的结局能够称为悲壮就属于善终了。“12.5事件”应该说是红十月这个集体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的一个集中表现。为了这个英雄情结，红十月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富有朝气和追求的红十月，高墙能把我的人和你隔开，但不能把我的心和你分开。这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这一次我也同样能走过。
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很早我就这样想过了，但认识到只有英雄情结却缺少理性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并且可能更危险，却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一段太漫长太艰难的跋涉。
七 “紧握你们的手”
第三天的牢狱生活在焦急地等待中开始。
昨天那样闹了一下后，看守对我所在的监号的警惕性明显提高，放风时要先把风门打开看看确认无异常后才开门。
期盼中的时间真难熬，每一次看守走近的脚步声都会让我怀着极大的兴奋认为是跟自己有关，但每次都是以失望告终。老囚犯说不可能这么快的，但我不相信。他们告诉我这看守所的一楼是关押拘留的囚犯，短则几天长则两三个月，如果转成了逮捕就转到楼上来。一般新犯人都是关在楼下，但也有直接关上来的，那就是看守认为事情严重肯定会判刑的人。不过也有例外，有特殊关系的人虽然关的时间明知不会长也会送上来，一是因为楼上比较干净又不潮湿，二是因为楼上的人关的时间比较长，出现牢头狱霸的情况很少，不像楼下折磨欺负新犯人的事时有发生。我把自己放在后一种，尽管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说是不许交谈案情，但关在里面的十几个人没有谁不清楚其它人的情况。我很快知道了这间牢房里有七个是“花”案子，两个经济案子，两个反革命案子，两个普通刑事案子。一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小个子是奸幼，我当时不懂男女之间的事，但也能感到这家伙在里面被人瞧不起，最没有地位。
这一天在我焦急地等待中结束。
18号（第四天）的放风时间到了，和昨天不一样的是钥匙的响声直接到了本监号的门口停下，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风门被打开，有人盯着里面看了一下。老囚犯的眼尖，低声说是所长。他把门打开朝我一指说你出来。
我心里一阵暗喜：好，有眉目了。
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里，让我坐下后说把你们打死两个人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哪些人参加，怎么样决定的，哪些人开的枪，都要写清楚。说完后他给我一本材料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关上门走了。
我有点失望。
几天后才悟出这次写材料只是看守所为稳住我，让我不能闹事的措施，并非警司的安排。拿着笔和纸，几天前发生的那一幕很清楚地出现在眼前，我却迟迟下不了笔。
好像出于一种本能，知道这第一份材料的份量。在第一份材料写出来后，以后再写必须要和这一次写的一致，否则就会被认为不真实不客观，而不真实客观的叙述对一个革命造反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如果在我身上发生，就是给革命造反派脸上抹黑，就是给红十月抹黑，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写材料必须要有一个原则，很快这原则在我心中明确了：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和强调这件事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响应党中央号召打击流氓恶势力的革命行动。二、对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诿和隐瞒。只要有可能，能一人担的责任就一人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在明确了这两点后，写材料就变得简单了。自己的事尽可能写详细点，别人的能不写的就不写，避不开的就一笔带过。
在长达九年的预审过程中，公安联司，工宣队，军管会以及后来的法院审判人员多次训斥我把责任大包大揽，说我的交待材料把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你又不是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开导我说你这样为别人承担责任，别人在背后怎么整你你知道吗？不论他们怎么说，我始终无怨无悔，不为所动，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材料是真实、客观、负责任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校周××老师随工宣队提审我一次后，回校对不少老师说李乾一个人把责任都扛了。其实我只不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推委自己的责任而已。
写完后我在里面等待他们来收。时间已是下午二点多钟，门开了，一个看守进来，我把材料递给他，他没接材料，说等下所长来拿，同时递给我一份报纸。我想这看守还不错，怕我时间不好过还拿报纸给我看。有两天没看报了，我需要了解外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没再多想，一心看我的报纸。
过了不多会，这看守又拿来一摞报纸和资料，还有毛主席的照片和著作的单行本。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接过来一边还在纳闷，等我翻开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时，我一下看见用钢笔写的几个字，定神一看：“让思想冲破牢笼，舒国良。”我心里一阵发热，控制不住眼睛开始潮润了。两天两夜的囚禁后第一次有了战友的信息，看到了战友那熟悉的字迹，那亲切的脸庞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禁不住喊出：舒国良，我想念你们哪！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了更多：
“送给李乾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耿卫 67.12”
“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女生寝室全体赠 一九六七.十二.十八”
“赠李乾友：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前进！！前进！！！
战友岳中杰”
“我们正在呐喊。赠战友李乾。
战友朱海涛。1967.12.18”
……
我赶紧找出送来的第一份报纸，从中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我们正在战斗。虎山行。”《虎山行》是初二的一个战斗小组。看来我被抓后，学校在四处找我。刚才初二的战友在这里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后马上告诉了学校，不少同学都闻讯赶到这里来了。肯定还会送东西来的，我要传话出去。赶紧在一本书上写了“战友们，我想念你们，紧握你们的手。”果然不一会门又被打开了，看守又送来几本书，收下后我对他说：这本书我这里已经有了，麻烦你顺便带出去。他没说什么，接下后转身就走了。
所长来了，他接过材料翻了翻，放在了桌子上。我期待他能说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分局管，你们在这儿闹没一点用。”所长用这话开了头。
你们？什么意思？我只一个人怎么称“们”？肯定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学在外面为我“闹”。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学校已成立了《营救李乾指挥部》，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营救李乾成了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甚至劫狱都进入了话题。我尽量掩饰心里的兴奋，对所长说的话没作任何反应。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对看守所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接着问。
“我不和那些人在一起，我要单独一间房。”我回答说。此时我认为自己是革命小将，不屑与那些罪犯为伍。同学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用不着再要求和警司通电话了。
“你要单独一间？”所长显得有点诧异。他见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就说，“好吧。”
后来我才明白所长诧异的原因：把一个人单独关押通常用于对囚徒的惩罚。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摧残和折磨是正常人难以忍受的，不仅会造成人的失语、迟钝等诸多问题，甚至会使人精神彻底崩溃。著名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 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描述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犹太人被纳粹关进一个大饭店的单间里，长时间的单独囚禁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弄到了一本象棋谱，这象棋谱成了他与完完全全的虚无状态搏斗的唯一武器，最后他幸免于难并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象棋怪才的故事。书中对人在极度的孤独状态下内心痛苦挣扎的描述震撼人心。他称单独囚禁为“最恶毒的酷刑”。现在我对自己上了这“酷刑”。
我搬到了隔壁的空号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战友写给我的那些鼓舞人心的简短话语，想象着外面的情况，很晚才入睡。
这天的狱中日记：“18号上午提讯，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行动经过、由来和我的要求、看法。中午，同学知道了我的着落，给我送来了语录，毛选，我高兴极了。下午经过我的要求和坚持，给了我纸和笔，给了我单独一间号子—6号。”
19号（第五天），更多的同学送来了东西，我这间号子的门几乎就一直开个不停。
这天的狱中日记：“19号上午下午同学又继续送东西来。我班三司革联①、燕妮丹设法给我送来两封信，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鄙视×××这样的小人，我怀念战友，我渴望自由。我也设法弄出去一封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何儒非在送给我的报上写：‘全校同学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我们正在和警司交涉。代全校同学。’这一天都很兴奋，司子林，熊长青，周玉娟写信来，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
三司革联写给我的信很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李乾同志：
你蹲监狱也有三天了，我们今天才找到你的下落。你被抓走后，同学们，全校的同学都非常作（着）急，那天早上（上星期六）全校都停止了正常的作息制度，没有一个班继续复课闹革命，同学们不约而同集合在后操场，大家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而又措手无策，怎么办？怎么办？同学们多想革委会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然而革委会的做法失（使）人太失望了！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同学们已忍不住了，走！到警司去，到公安联司去，寻找同志，寻找战友！俞国新和冯栋（他们是和你同时被抓的）他们在警司，而且生活得很好，他们有了着落，同学们放心了，而你，在哪儿呢？全校同学为你作（着）急，全校同学为你奔波。我们班同学几乎全出动了，终于，找到了你，但同学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大家一定要和你见面，一定要达到目的。
现在你精神上可能是不太愉快的，这点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不用作（着）急，你被抓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想判刑是达不到的，因为群众不答应，群众不允许，相信群众的力量是大无边的，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且马上就会回到学校来的。
现在，武汉市红代会（筹）搞起来了，我们学校在红代筹有一名名额，许多同学推荐你去，可惜你现在却在蹲牢房，不过有点（原件如此——作者注），你马上会回来的，事情马上会弄清楚。
还有一点，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他们打你了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
初四（3）班三司革联战友 1967.12.19 ”
看来我被抓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的冲击要远远大于“12.5事件”本身。
在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中学，至少对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坐牢与他们身边的同学是绝对联系不起来的一件事，何况还是在他们心中有威信的负责人。怎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他们要寻找和营救同学和战友肯定成了当时他们心中的第一大事。这封信字体娟秀，我很熟悉这笔迹，只不过没有平日那样工整，大概是在极度的失望和激愤中一挥而就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在写这封信时的表情。
燕妮丹的信更具体地讲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对×××近乎于叛徒的行为义愤填膺，对我的关心溢于言表。她告诉我15号晚上公安联司来人想进学校抓冯栋和俞国新，情急之中有人拉响了警报器，校内象炸了锅，警卫连操起了武器，大家把那几个公安堵在门口，坚决不让抓人，公安联司无功而返。警报一响，她马上想到我，连夜和汪文博一起骑车赶到屈慧君家想通知我转移，那知我已被抓走多时。她说对革命我比她重要，如果可能，她会毫不犹豫地来替我坐牢。这封信让我感动不已。
晚上六点多钟，门又一次打开，脸上堆满笑容的看守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预审室里已站着一个人，一身警服，见我进来很客气地和我握了握手。看守连忙介绍说这是武昌分局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那个看守的表情，这好像不仅是给了我很大面子，更是他们看守所难得的光荣。不是说我这案子与他们无关吗？他来有何公干呢？
他说你已经来了几天了，照说我应该来看一下。你的事是警司直接下的拘留证，我们想帮忙都帮不上。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
这些话原先怎么没人给我说?
他接着说你还好沙？
我说还好。
他问这里没人打你吧？
我说没有。
他说我今天来一是来看你一下，亲自给看守所打个招呼，要他们对你关照点。另外想让你写封信。
我有点诧异地说写信？给谁？
他说你们那些战友说你的脾气犟，肯定在里面被打得不成人形，两三百人到我们武昌分局闹，我们都没法办公了。特别是有个小家伙，是不是叫小宝还是别的什么名字，简直要和我拼命，他们一定要和你见面。你的案子又不是我们办的，我们没有权力安排你们见面。你写封信说明一下我们对你怎么样，打你没有，最好能劝劝他们不要到我们分局去闹了，你看怎么样？
他说的这个小宝我心里想肯定是小屈伟，除了他不会有人那样激烈。他的话让我想起三司革联信中的几句话：他们打了你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也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就在你给我们的条子中划一个O。我们班的三司革联只是几个平时很文静、性格还有点内向的女生组成的，她们竟也如此的激愤，可以想象两三百因自己的同学和战友被抓而愤怒不已的学生集中在武昌公安分局会是个什么场面。
我说可以就提笔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战友：我想念你们。
和你们分开已五天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回到你们中间去，和你们一起战斗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场。我迫切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我在里面还好，公安联司的同志对我还不错，在他们的权限内对我的要求基本上都答应了，没有打过我，不要为难他们。
紧握你们的手！
李乾 1967.12.19
这位公安联司的头头看着我把信写完。接过信后他很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并送我到牢房门口。
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心情好多了，这一夜睡得比前一夜安稳。
20号下午，门开了，看守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军人走进来。他在牢房里转了一圈后说叫我怎么说你，手里有把枪就能去枪毙人？我当兵几十年了也不敢随便去把人打死。把东西清一下，准备转到警司去。
前面半截话听着心里面不舒服，心想你以为我们是随随便便做的决定？听到后半截话，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在警司的冯栋和俞国新，是要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一下子兴奋起来，肯定是在学校的交涉下事情有了转机。心想见了他们一定要好好说说这几天失去自由后的感受。
停了会，那老军人又说打流氓就打流氓，怎么把别人母亲和姐姐也伤了？
在意外中我张口就说不可能。
老军人盯着我说我会跟你说瞎话？要不要跟我去医院看看？
我不做声了，老军人的话一下子让我情绪下来很多。
吉普车一路驶过武汉三镇，原本再熟悉不过的市容街道包括路上的行人突然变得很陌生，车外的世界怎么一下离我这样遥远？一心想重新获得自由的心怎么突然感到阵阵凉意？是担心这是不可能的而不敢奢望还是一时的不适应？说不清楚。只是感到眼睛不够用，我贪婪地看着眼前出现的一切。在过了汉水桥后车没有往警司所在地方向走，而是在中山大道往右转了弯，我感到有点不对劲，这是到哪里去呢？
车在老法院院子里停下来，这军人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现在军管了，这里也属于警司。我随他走上台阶，几个拐弯后来到一间放着床铺的大屋，看样子他们刚接管这里，还没有安置就绪。他在一个戴着《军管会》臂章的军人面前停下，耳语了几句后，老军人走了。
这戴臂章的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说我在哪里见过你。
我心里想：见过我？对眼前这个人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你到8199去过没有？他说的8199是一个部队的番号。
我说去过，去年春节。
他说这就对了，我在篮球场上见过你，你们几个小家伙在8199还真是无对手。
他好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但我对他还是没有印象，并且此时我也没有这个兴致。
他接着说听说周总理来时你还参加了宴会，先挺不错的怎么会干这个傻事？你要相信军管会会正确处理你这事，不要像在武昌那样闹，把你转过来就是不让你们这些小将继续犯错误。
尽管我的心本来就不是很热，但听了这话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心想元旦前怕是没有希望了，哪里知道有十八个元旦在牢里等着我。
注释：
①三司革联：“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简称，是从偏保守的学生组织“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分化出来的。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