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九 最羡昔人仗剑游
我的小学一直读得很轻松。
当时小学生的负担并不沉重，没那些根本无用的课程要大家死记硬背，家庭作业也极少。晚饭后，我就经常跑到书院街的茶馆去听说评书，《薛刚反唐》《三侠五义》《火烧红莲寺》等等，艺人能慢悠悠地将一本书说上几十天。大妈走后生母很少给我零花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发展，长辈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紧，我的财源就枯竭了。我付不起每次5分钱一份的茶钱和听书费，就只能站在茶馆外听“抹合”的人群中，瞪大眼睛张开耳朵津津有味地站得两腿发麻。直到惊堂木一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才在漆黑的街上往家里跑。
我学习上一直不刻苦，但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的一个，也算最好的一批中的一个。特别是语文，一直很受老师欣赏。每要教新课文，老师常会叫我站起来先读一遍。即使事先没有准备，我也能流畅地读下去。可以肯定，我是同学之中读书最多的一个，遗憾的是，学校不考我读的那些书。
父亲从不看闲书，却很爱给我买书。从我记事时，家里就没少过连环画和儿童画报之类。当我识得几百个字以后，便给我订了《少年报》《红领 巾》《少年文艺》等几乎当时所有的少儿读物。我读书不求甚解，只关注故事情节，看过一遍后就无心看第二遍，阅读速度便很快。家里的供给根本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就到处找东西看。在上学路上，我几乎每天都要光顾街边的阅报栏。背着书包踮足伸颈地看报纸。所以在念初小时，我便知道了胡风。在《人民日报》的漫画上，他是个穿长袍的胖子，这老反革命满脸大麻子，左手在前边举着万言书，藏在背后的右手却握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给无知小儿很深刻的印象。
大约在四年级时，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含量丰富的书矿。
我大妈的姐夫我叫大姨爹，他是个药号老板，解放前就中了风，下肢瘫痪长期卧床，多年来就靠看武侠小说打发时光，家里存有几大箱武侠书。那些一般的就不提了，如《蜀山剑侠传》一套72本，一本不缺。最令我着迷的是老派武侠作家王度卢，他那一套《鹤惊昆仑》《宝剑金钗》《 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每卷3本，书名均暗含主人公的名字或主要情节。从江小鹤与鲍阿鸾，李慕白与俞秀莲，玉蛟龙与罗小虎，直至她的女儿春雪瓶，整整写了四代人的情仇恩怨，文笔优美情节曲折，公认为旧武侠书中第一把交椅。对武侠书我也是看过一遍后绝不看二遍，但这套书是唯一的例外，我起码看过3遍以上，故事情节烂熟于胸。
文革期间，我在看守所里还给难友们讲过王度卢这套书，半年才讲完。1年多以后，连同仓的老地下党员陈校长在病得睡在地铺上起不了身时，还要求我重讲一遍精彩的片断给他听。可是在新时期武侠开禁时，有位先生出了部武侠书，名为《玉蛟龙》，杂志连载又出单行本，拍电视还拍电影，名利双收闹得轰轰烈烈。玉娇龙不就是《卧虎藏龙》中的女主人公么？我找到书一看，作者大名后不是著而是改写二字，但前前后后无只字提到原作者王度卢。我心有疑惑，就将这本《玉娇龙》再读了一遍，发现除了书名《卧虎藏龙》被“改写”为原著中女主人公的名字玉娇龙外，这位以前从未写过武侠的作家连里面男女主角的名字都没费力“改写”一下，至于主要情节武功招式，更没看出有多少“改写”之处。我孤陋寡闻，还没听说过将别人的作品如此“改写”出版的事，心里就升起不平之气。我奇怪读过《卧虎藏龙》的人都死了或是都老得不再读武侠了，泱泱中华竟没一个人为王度卢先生站出来说个不字，我也曾跃跃欲试想写篇文章议一议此事，但经过数十年运动两次抄过家，再也找不到《卧虎藏龙》的原著，恐别人说我言之无据，只好替我崇拜过的王老先生叹息一番了事。巧的是数年后，我又在书店里看到那整套五卷本，还是用原书名署王度卢的名字正式出版了。后来又出了一部得了多项奥斯卡奖的电影《卧虎藏龙》，还是那个故事，但片头上的原著也只署着王度卢而丝毫未涉那位先生半个字。就想，那位“改写”的先生此时该怎样向人解释！后来却听说他早已因病去世。一死万事休，就不用解释了。
我少时读过的那些武侠书均是用浅黄的草二原纸印成，竖排的繁体字又小又挤，印刷质量也差，油墨浓淡不均，有些字模糊得只能猜测。但那些书却又薄又轻，卷在手中躺在床上看都很方便。还有书中散发出的纸墨香我也很爱闻，更喜欢的当然还是书里热闹曲折的故事。每当我借了书，在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看，便出过撞了电线杆的笑话。好在那时候马路上极少汽车。父亲从不管我看的是什么书，可能他认为开卷有益。母亲认不得多少字，不知道书的内容，虽然家里已经用电灯了，她却一贯早睡早起按时关灯，我若看书便会影响家人休息，就不让我在晚上看这类旧书。但那些仗剑横行的武侠太有吸引力了，我就放在书包里带到学校去看。学校里又不准看课外书籍，老师见了便缴。我只好用墨水瓶做了个煤油灯，藏在晒楼上的空屋里，晚上一个人溜上去坐在地上看。一本接一本，我读了不知多少武侠小说。
大姨妈家在三马路那座现在已不存在的石拱廊桥西头，当年苎溪河还水源丰盛，清沏的河水日夜不息地从桥下流过。有时我晚上到她家去还书，独行在三马路幽暗的碎石路面上，真是别有一番感受。由于相连着通往开县、梁平的“西路”，这条街上旅馆就特别多，当时人们叫栈房。沿街尽是些木板瓦顶的平房，大门上悬一盏方形红纸灯笼，正面写有诸如“福星”“鸿发”等店名，两侧写着“鸡呜早看天，未晚先投宿”之类的黑字。灯笼里燃一支蜡烛，微弱的光线下，许多头缠白头帕，身穿家织粗蓝布长衫的汉子坐在门前木板凳上，或握一根油亮的叶子烟杆，一边闲谈一边吧叽吧叽吐口水，或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将长长的绑腿解下，把脚伸进冒着热气的大木盆里烫脚。他们都是有名的“梁山挑二”，用尖头上包铁的翘扁担从梁山县将一篓篓桐油或生漆挑到万县，然后又将日用品一砣砣地挑回去。我孤身在空旷幽暗的街道上行走，眼里是陈旧的客栈和穿着古扑的汉子，满街飘散着浓烈的叶子烟味，我就常常想到武侠书上的场景，期望着从栈房里突然跃出几名手执刀剑的江湖豪杰。
那时候，我头脑里已分不清武侠与现实的界线，被迷得只差没有外出寻师和腾簸箕云了。
那些旧书还与不还大姨爹都不太计较，我从此便有了本钱与别人换书看，换不到武侠书时就换一些中外新小说来读。
我爱读武侠书的习惯直保持至今。阶级斗争特别激烈那些年无处可寻自是无奈，改革开放后，港台的新武侠进来了，金庸古龙萧逸梁羽生等等。虽然许多学者都称这算不上文学作品，读这些书的人裆次太低。我却还是偏爱这成年人的童话。虽然不再似幼时见一本读一本，对那几位名家的，也还是爱读，全不顾这会降低自己的欣赏水平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儿子在我的影响下也是个小武侠迷，这虽然给他的学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却很早便令他懂得了善恶美丑，在做人的方面也还不无裨益。
十 春节去上坟
父亲出生于大清光绪30年（1905年）。父亲是个有名的孝子。他母亲我的奶奶晚年久病在床，父亲听乡下一位老中医说，用亲人的鲜肉作药引子能治好老太太的沉疴。他就在神主牌位前烧香上供，磕了几个头后，便拿起一把雪亮的刀子，毫不犹豫地自己动手将左臂上的肱二头肌全割了下来。在家人们瞠目结舌之际，父亲将血淋淋的肌肉交给医生去配药，自己抓了把香炉中的灰压在伤口上，以致左臂上终身留下碗大一块疤。当时虽然还没有我，但那晚上的场景我恍若亲历。我看见水竹坪那间青砖房里灯光昏暗香烟缭绕，雪亮的刀子鲜红的血，父亲胸膛内那一颗虔诚的心。几乎每个在场的长辈都向我详细讲述过，目的当然是要我以后也作个孝子。我小时候摸着父亲手臂上那块亮晶晶的大疤，问父亲，割自己身上的肉怎么下得了手？他说当时一点都不痛，那么大的伤口也没上药，只按了些香灰用布包上便好了也没发炎。我问奶奶吃了你的肉后病好没有？他说当然就好了。我又问她怎么又死了呢？父亲就沉下脸说，人老了都会死。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每年春节都要带我去给奶奶上坟。
我家祖籍梁山，就是现在的梁平县。祖父在西门外开过一家染房，父亲回忆说，我家后园有一片柚子树，每年结的柚子又甜又香。我父亲才8岁时，祖父便去世了。父亲10岁时，到万县投靠他的姑母。几天后，便被他姑父介绍进商号去学徒弟，每天扫地抹屋给顾客端茶敬烟，老板只管饭不给一文钱薪水。3年后，父亲出师作了伙计，最初的工资一月只有3块钱。父亲每月只用收入的三分之一维持日常开支，而将其余的钱全积蓄起来，瞅机会与朋友合伙作点百十元的小倒腾，艰辛地进行着他的原始积累。父亲20多岁时，在商界已站稳了脚，便将我的奶奶和两个叔叔接来万县供养。
奶奶没有留下名字，我只从墓碑上刻的“谢母陈老孺人之墓”知道她的姓氏。抗战初期，奶奶死后就葬在我家在乡下的临时住地，也是我的出身地顺溪乡水竹坪。
水竹坪在山上。小时候跟父亲去上坟常坐轿子或滑杆，消灭轿子滑杆后就跟着父亲走，走不动了他便背我一程。父亲虽然是资产阶级，但由于坚持体育锻练，身体一直很强壮，背上瘦猴一样的我爬山跟本不算回事。1966年父亲退休后，他一个人干的岗位竟派了3个人去顶。3个年青工人去干一个退休老资本家的工作，可见父亲体魄之强壮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年年去给奶奶磕头，直到我脖子系了红领巾后，学校教育反对封建迷信。虽然我并未说过不去了，父亲却不再带我去。他一个人依然每年春节去上坟，直坚持到文革开始大破“四旧”，才没敢再去。
我奶奶的墓有石砌的坟院子，高大的墓碑前是石刻的供桌还有圆鼓样的石凳。奶奶在我生母进谢家前便已去世，那时非但没有我，连生母也没见过她老人家。但墓碑上孙辈名下除了有我那同父异母的姐姐外，还有孝孙我的名字。父亲解释说，奶奶没抱到孙子真是死不瞑目，父亲在她灵前作了承诺，并在安葬时预先取好长孙的名字刻在碑上聊以告慰。我生下来便顶了这个名字，所以每次要带我来，让奶奶看看我这长房长孙，也告诉奶奶，没给她开空头支票。
烧香上供磕头如仪后，父子俩就转到李家祠堂的的老住户冯家吃中饭。在冯家吃饭前，我爱到附近的山坡和堰塘边转一转，想到儿时的玩伴李元熙就向冯家人打听。李家是地主，当然就在四方碑经历“土地改革运动”，斗罢地主分完田地被扫地出门搬进了一间草棚。她父母很快就死了，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姊妹在地里刨食相依为命。我听到的总是这个地主女儿的惨状，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乡下地主子女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李家祖辈都是万县的大商人大地主。元熙的爷爷李寰，在北大读书时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从政后长期任杨森的幕僚长，杨森作贵州省长后来作四川省长和重庆市长时，李寰均是省府和市府的秘书长，还作过贵阳市长。最新的《万县市志》上说，他清廉自持，是本市现代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他在各任所都大办学校、建图书馆，做过不少好事。1989年在台湾去世，享年93岁。元熙的父亲是李寰的长子，她的叔叔都在外作官经商，只她父亲在家守着田地老屋。元熙没有兄弟，只有个姐姐比我大两岁。她家的宅院在下面山湾里，很大一片院落，我家住的地方就是她家的祠堂。我俩还很小时，两家的父母便替我俩定了娃娃亲。定亲的理由听父亲说过，李家的姑娘个个长大了都很漂亮。所以元熙名义上就是我的媳妇，也是我当时唯一的玩伴。虽然那几年我俩经常在一起玩，由于年龄太小，我只记得她白白净净的，穿得象个洋娃娃。儿时的记忆都模糊了，印象最深的却是李家的猪圈，我和元熙常跑去看猪，那猪圈干净得象住人的房子一样，里面养着许多当时还鲜见的大大小小的白毛猪。
刚一解放，我家便迁回城里，从此我俩就再没见过面。长辈们后来常取笑我，说搬进城后，我一连几天大哭大闹要找元熙。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有这事儿。
文革时，我被在看守所关了3年，同仓有一位姓余的难友来自那片土地，我问他知不知道李元熙，他说怎么会不认识！他说李家的两姐妹都生得漂亮能干，虽然父母早已去世，但她俩头上还有地主子女的帽子，成份太坏尚未寻到婆家。当时自己身陷囹圄麻烦太大，除了感叹几声外也无话可说。阶级斗争结束后又忙于生计，许多年便过去了，也很少想到那儿时的玩伴。即使偶尔念及，便会想到，李家当年有那么多人在外做事，现在去掉了原罪的桎梏，久经磨砺的元熙姐妹也该苦尽甜来了吧。写作本文时我到四方碑走了一趟，50年了，山水依旧，人事全非。在那大堰塘边李家祠堂的地基上，立着两幢砖混结构的楼房，冯家老太太听我自报家门后，端详了我一会儿便说：“象你爸当年的样子。”老人告诉我，李家早已无人在四方碑了，那元熙，听说在成都生活。
父亲现已作古多年。我奶奶的坟墓也早已没了。还在文革时期，人民公社学大寨改土造田，水竹坪派人来我家通知去迁坟。当时运动正激烈，以孝子著称的父亲竟不敢去看奶奶，便由农民们帮忙迁了。奶奶随葬的物品都被迁坟的人分掉，现在已不知白骨埋在何处。
时光无情，人人都是匆匆的过客。唯有青山依旧。
十一 我的卫老师
解放初的少年儿童队（后来更名为少年先锋队）必需年满9岁才能参加，并且还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要看学习成绩与平时的表现。每周一次的队日活动，白衬衣篮长裤脖子上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红旗一角，打鼓吹号列方队，唱郭沫若写的“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行举手礼时，操场上是森林一样的手臂，庄严神圣得令每个少年都向往不已。我9岁那年戴上了红领巾，记得第一次戴着红领巾回家给母亲敬了个举手礼，母亲一高兴，竟破例赏了“共产主义接班人”1块钱。当时那一块钱可真让我富裕了几天，盐茶蛋才5分钱一个，看场电影5分钱。
记得四年级开学不久，卫老师从另一个学校调来作我们的班主任。她当时大约不到20岁，白皙清秀的脸上神情优雅，玲珑的身材和轻盈的步伐处处流露出青春的气息。虽然马上有人告诉我们：“她是大地主的女儿。”但同学们还是只上了一节课便喜欢她了。
有一天卫老师上课时，我依然积习不改地在桌上摊开语文课本，埋下头去偷偷看小说。当我正沉浸在欧洲战场的炮火硝烟中时，卫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坐位旁，她用手敲了敲课桌，板着脸说拿出来。当我磨磨蹭蹭地将那本砖头般厚的精装《日日夜夜》交出去时，额头上竟冒出了冷汗。好几位老师都在课堂上缴过我的书，有的一拿过手便宣布没收，有的更是当场撕毁，整得我为了赔人家的书卖过自己的钢笔，甚至还偷过家里的东西作为抵偿。这本精装书的价格在当时真令我望而生畏，交出去后我都不敢想以后怎样去赔了。不料卫老师接过书后，原本板着的脸上立即升起一丝惊讶：“你在看翻译小说？看得懂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有些字认不得。她嘴角泛起笑意好象还想说什么，却发现40多双亮晶晶的眼睛都在望着她。她想起了师道尊严，便又板起脸说了声：“坐下。”将我的书带回讲台上去了。
好不容易捱到中午放学，由于卫老师的好脾气，我心存侥幸徘徊在办公室外，想待那些令我敬畏的老师走后再去缠她。不料卫老师一见到我便叫我进去。当我规规矩矩地站在办公桌前时，她却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反而和颜悦色地问我都看过些什么，对哪些书最感兴趣？在听我回答时，她就挺随便地将那本小说递给了我。当她得知我借书不易时，竟出乎意料地允诺帮我借，还嘱我要养成查字典的习惯，她边说边伸出沾有红墨水的手指替我扣好了敞开的衣领。我当时真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当她同我一起步出校园时，又柔声地劝我今后上课时不要再看小说，否则你连字都认不得，怎能欣赏文学作品。
“文革”中，我在东方红广场召开的10万人宽严大会上被反铐着双手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还站在汽车上游了街然后被送进看守所。多年不见的卫老师自然也在人群中看见了当年的学生，但她却坚信我不是个坏人，固执地对许多人说：“这娃儿绝不会干坏事”。
40多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许多老师同窗的影象都模糊不清，但卫老师的身影却永留在记忆之中。现在我也有许多在大中学校当教师的朋友，他们的知识肯定比卫老师们多，生活也较卫老师们优裕。但作为教师，我总觉得他们较卫老师们差了点东西，就是真正师道。当年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能做到的，现在的优秀模范们也未必能做到。
十二 私有制改造
1956年全国进行了私有制改造。大街上天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资产阶级们在人前都争先恐后地送申请书欢迎改造。父亲他们也敲锣打鼓地迎来了公方代表，建新榨油厂一夜之间变成了公私合营。资本家们将工厂“自愿”交给了政府，政府也宽大地执行了“赎买政策”，每年从资本家兴建的工厂产生的利润中提出一部分现金，返还投资额的5%给资本家们，称为股息。这政策执行了10年便告终止，投资人收回了当年投入的50%，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变成了国营。
由于企业是国家的了，政府便成立了许多部门来进行管理，还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收获却不理想。全民所有制从理论上规定了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当然资本家们除外，他们不是主人。但主人们都与企业的盈亏没有关系， 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在分配时都一样，只要在年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便有可能入党提拨进入领导班子。因此上上下下的主人们只考虑上面的映象，谁都不考虑经济效益。当狂热的政治激情冷却下来后，政府才发觉，自从将私营企业收归国营以后，许多年非但没从企业拿到多少利润，连依法征税也成了问题。到了上个世纪未，这些企业大多数均被上面任命的厂长经理们搞得资不抵债，纷纷走到了濒临破产倒闭的悬崖边，而被大锅饭养懒了的两代主人却成了政府很难承受的包袱，数十年来几经更名的建新榨油厂自然也不例外。有明智的政治家就想到了市场化，产权明晰，企业改制，鼓励民营，最后将企业卖掉，卖不掉的就干脆破产走人……中国的经济体制走了一个大圈。这是几十年后的事，那时没人会料到。当时全社会都为私有制被胜利改造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只有少数被剥夺了的资本家向隅而泣。
解放初的“清匪反霸”“取缔反动会道门”“肃清反革命分子”等政治运动虽未波及到我家，但那大批被关管杀的家伙中却有不少父亲熟悉的人。虽然只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一点小冲击，却使生性谨慎实际上很胆小的父亲深知政治运动的厉害了。父亲较他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朋友要明智，他在参加政治学习时记住了《共产党宣言》上那句斩钉截铁的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认清了大势，父亲没为身外之物而伤感，更未流露出半点抵触情绪。父亲潇洒地交出了数十年在商海拚搏所积累下来的财富，落得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公私合营时父亲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却出人意料地主动向公方代表申请下车间作滤油工，理由冠冕堂皇：要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作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时，经营管理不被视为劳动。从此他就永远地扔掉了算盘和笔，在车间里天天汗流浃背却平平安安地一直干到退休，后来那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再没冲击到他老人家。
那些我从小便叫叔叔伯伯的资本家们，由于放不下面子由于怕体力劳动由于心有不甘，公私合营后还在管理岗位上恋栈的，却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整得焦头烂额，最终还是统统滚下车间参加劳动无一幸免。因为是从运动中被赶下去的，头上或大或小就有一顶政治帽子，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便成了老运动员，麻烦不断。
为了怕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员”，父亲从此缩进了一 层自我保护的硬壳里，他一年到头只穿工作服，在厂里和家里都很少说话，任何时候都沉默着不发表意见，和老朋友们也断了往来。连我这个他从小便寄予厚望的长子的学习，如不主动汇报他也不再过问。作为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小小年纪就赤手空拳离乡背井到万州来闯世界，在而立之年便在商界小有成就的父亲，识大势知退舍，善于汲取教训，放得下架子不怕苦和累，自是他过人之处。因此，在那崇尚斗争的时代，父亲能平安走完后几十年的生命之旅，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我不知父亲内心的悲哀还很高兴，没人管了，能更放肆地看闲书下河去玩。也就从那时开始，我便养成了凡事自作主张，干啥都不征求家长意见的个性。年青时自然就吃过不少亏。
公私合营后，少不更事的我根本没感觉到家里的生活受到太大影响，我依然能穿新衣吃零食订书报。大船烂了有三百钉。何况当时的物价很低，由于父亲是主动下的车间，就保住了原有的高薪，再加还有厂里和民生公司等处的股息，收入还是较一般市民要高。
五年级放暑假时，说是学习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市里组织了航空模型夏令营，市属小学各选拔两名学生参加。这是本市解放后第一次在小学生中开展的大型活动，老师和学生都觉得很新鲜很稀罕。 一马路小学选了我和另一位姓熊的同学，放假后到电报路小学集中学做滑翔机，又还到西山公园参加比赛。虽然我做的飞机没在市里取得名次，但亲手制作的小飞机毕竟上了天空，引得众人瞩目同学喝彩，这份光荣很让我风光了一阵子。
十三 山野星空
1957年暑假期间，因为舅舅和外公外婆分家的事，在航模夏令营结束后，母亲带我和弟妹们回了趟娘家。鹿山离市区约20多公里，当时不通公路，虽然有乡下的亲戚来接，我们还是走了大半天才到。
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母亲的老家。
1957年风调雨顺处处丰收，又还没成立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我见到的农民们个个都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家家都是粮食满仓牛羊肥壮。我不关心大人们的事，和乡下的表兄弟们整天下塘摸蚌上树摘梨，斗山羊骑水牛玩得昏天黑地。晚上就在大石坝上搁起晒粮食用的竹编大斗筐，3、4个老表伙睡在斗筐里面还绰绰有余。我们躺下去便开始讲故事，但常常是一个故事没讲完，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昏昏入睡。
有一天晚上，身边的表兄弟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大睁双眼望着天空久久难以成眠。山村的夜空就象用水洗过一样洁净，淡淡的月牙儿悬挂在高高的金鸡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好似数不清的宝石，在黑色的天幕上闪闪烁烁。间或有一颗流星从天际划过，闪亮的轨迹瞬间便踪影全无。带有青草味的微风一阵阵从我身上拂过，山乡入睡了，塘里的蛙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使世界显得更加宁静。
白天我在后山坡上见到的一堆堆老坟在我头脑中久久地挥之不去。母亲的祖辈都静静地躺在荒坡上那些黄土堆下，我想到那些没见过面却有血缘的长辈，他们当初也曾象表兄弟们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奔跑嘻闹，也曾在夏夜里遥望过这无涯的星空。眼前正值盛年的舅舅和姨妈们，几十年后无一例外地也要躺到那荒坡上去，而身边酣睡的表兄弟们又会象他们的父母一样在田间劳作，然后老去。我又想到那些青史留名的名臣猛将，他们轰轰烈烈了一番，最后却无一例外地归于黄土。后来我就想到了自己，11岁的我也会长大也会老最终也逃不了一死。我死后星空还会照样闪烁，凉爽的夜风还照样吹，蛙还会鸣狗还会吠，一代代的人还会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老去。而我却再也看不到这多姿多彩的一切了，我会在坟墓中腐烂然后连坟墓也会消失。世界长存，但无论过多少万年，我却再也不会回来，这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有我了。我不能想象这世界上没有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觉得生命太短暂，人人都要面对死亡真是太残酷了。想到这些，我恐惧得浑身发抖，脑袋好似要爆炸一样。 我翻来复去直到最后想到了长生不老药想到了修道成仙，才松弛下来昏沉入睡。时已月牙西斜。
第二天，金色的阳光驱散了黑夜的恐惧，我依然满山遍野玩得欢天喜地。求仙访道自不可得，长生不老更是妄想，那一丝关于生命的忧郁偶尔就会淡淡地袭来。这忧郁一直在我幼稚的心头缠绵了许多年。后来知道了有生便有死，有成便有坏，万事万物均逃不掉这是铁的自然规律，也就不作非分之想无奈地认了命。直至多年之后，读过“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之类典籍，明白了生命之本质，方卸下缠绕多年的精神负荷，澄澄净净地安下心来，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十四 结束了的一个时代
六年级刚开学时，正当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了。 小学生们就天天被指挥着高唱：“右派分子，罪恶滔天……”那天上午正上课时，我们的班主任彭老师被捕了，他被推出教室时还回过头来喊：“同学们，我一定会回来的！”但从此他就没回来，我也再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接着又有一位姓雷的老师老师被抓走了，还有几位老师被下放到农村。
有一位在五年级教过我们语文跟我同姓的老教师，两鬓斑白仪表堂堂，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刚开学时，我还在墙上看见过他在暑假集中学习时写的大字报，是一首诗，至今我还想得起开头几句：
记得十八岁那年
初次拿起教鞭
日夜操劳不闲
都只为了饭碗
……
他也被戴上帽子赶回郊区的老家。翌年春节前，我在街上看见他和一群农民挑着菜往店里送，就走上前去叫了声老师，还规规矩矩给他鞠了个躬。已经老农模样的老师激动得连连点头，嘴里喃喃地只会说好好好。
不久，我所在班级便被调配到新成立的法院街小学。这新建立的学校利用了解放前旧法院的一部分房屋，《红岩》里那位著名的烈士江姐（江竹筠）被捕前就在这楼里作职员。旧法院一部分作了我们的学校，另外半边是地区监狱，下课后站在楼上的窗前，能看到光头囚衣的犯人们在劳动。
“反右”还在深入。在大桥头我看到了陈叔叔的巨幅漫画。
陈叔叔是父亲的“掉把”兄弟，共同经营过永裕昌油号。陈叔叔烟瘾很大，还尽抽当时最好的香烟。我与当年所有小男孩一样，都爱玩烟盒。解放初期吸丝烟叶子烟的人很多，吸香烟的人较少，父亲更是从不抽烟，我的烟盒就缺少来源。而陈叔叔膝下只有两个女儿，女孩不玩烟盒，他便将空烟盒替我积存起来。在智和巷住时我常去他家，每次去都能拿到一大堆，且都是好烟与洋烟的盒子，因此在与伙伴们赌搏时便财大气粗。陈叔叔是读过大学的资产阶级，头脑灵活能说会写，解放后成了出名的红色资本家。永裕昌之后他便进了政界，当时正作为工商业的代表人物担任副市长。漫画上瘦瘦的陈副市长戴一架硕大的眼镜，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个破木盆里，左边是大陆右边是台湾，漫画下边写一行大字：陈裕民，你往那边划？我回家告诉了早已在车间劳动的父亲，父亲叹了口气说：“他还没看透。”从那以后，父亲竟主动搬进厂里，住进车间旁一间只有几个平米的小屋，下班之后义务打扫厂区的清洁卫生。除了每月发工资那天他送钱回家外，平时连厂门都不出了。
重庆兵工厂里的姐夫也被划成了右派，前志愿军军官被送到云南一个农场去改造思想。厂领导就找在工会作干事的姐姐谈话，说保密厂的神圣及职工队伍的革命化。他面色如铁地给姐姐指出了两条路，一是同右派划清界线与姐夫离婚，否则就只有离开这纯洁的兵工厂。姐姐不愿割舍在战火中建立的爱情，就被迫写了个辞职报告，几天后便回到了童家桥当右派家属。这时她已有3个儿子嗷嗷待哺，姐夫又还有一个年老体衰的母亲。为了生存，她便和我那从未劳动过的大妈进了街道上办的砂石场，咬着牙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由于“反右”运动，我小学的最后一年换过4个班主任。
1958年夏天，我作为法院街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结束了漫长丰富的小学生活。屈指算来，我的小学一共念过8年，从5岁开始，仅一册就断断续续念过两年，换过5所学校，以及数不清的老师。
作小学生时，我是个开朗而守纪律的少年，我从来不和同学吵架更没在学校打过架。虽然我学正课不用心，却读了不少同龄人没读过的书，每次考试成绩也还可以。加入少先队后，我担任过小队长和中队学习委员。每学期老师给我的评语均是优点多缺点少，最严重的缺点也不过是上课不注意听讲，爱在课堂内看课外书籍。因此在老师眼里，我基本还属于好学生之列。
在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那个炎热的夏天，满校园超英赶美的大红标语在阳光下耀人眼目，我拿着小学毕业证高高兴兴地跨出了校门。
从那时起，我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也就结束了。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如我家一般经济条件的家庭都没购置电扇，但夏天却不觉得热。冬季亦无现在这么品种繁多的取暧设施，也没感到冷。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